图一、交叉持股关系图
　

　　在日本学者宫本光晴「日本型システムの深层：迷走する改革论」这本书中曾经比较日本与美国企业统治的型态，他将其区分为所有者支配与经营者支配，而控制部份则分为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而美国与日本企业同是经营者支配，但是日本是受到内部控制，而美国则是外部控制，【注11】所谓内部控制便是企业股份的排他性及政商影响力。而神原英资则是比较同是以银行体系为企业主要资金来源国家的日本与德国的股份构造，其发现在德国方面个人股权占17﹪，金融机构股权占22﹪，事业法人股权占42﹪，公共部门占5﹪，外国人股权占14﹪；而日本则是个人股权占23﹪，金融机构股权占41﹪，事业法人股权占25﹪，公共部门占1﹪，外国人股权占4﹪，【注12】由此可见日本企业与银行关系之密切了。　

　举例来说，在一九六○年代日本四大商社之一的住友商社其内部企业住友金属工业、住友化学、住友机械、住友电工、住友金属矿山及住友轻金属之间的相互持股情形，在一九六○年其相互持股比例高达35.1﹪，一九六一年是33﹪，一九六四年则降为27.9﹪（表一）；【注13】在企业与银行关系方面，以一九九六年三菱商事为例，三菱商事对旗下银行三菱银行及三菱信托分别持有四百五十五万六千张及六百八十万六千四百张股份，但是在另一方面，三菱商事对于其它大企业的三和银行与劝业银行也分别拥有两百五十万张及两百万张股份（表二）。【注14】

表一、一九六○年代住友商事与旗下企业之间的股份关系

＊资料来源：铃木健，日本の企业集团：战后日本の企业と银行， 东京：大月书局，1993年12月，页113


表二、一九六六年三菱商事从银行融资及股份关系的结合

＊资料来源：铃木健，日本の企业集团：战后日本の企业と银行， 东京：大月书局，1993年12月，页122。

　　在财阀与财阀之间相互持股方面，以住友集团旗下的住友金属工业为例，其对于富士银行持股股数高达五百八十一万五千余张，而富士银行也持有住友金属工业的股份达一百二十四万张，而住友金属同时也与三菱造船及伊藤忠商事之间相互拥有一百一十三万张及两百万张股份。在这种层层相扣的相互持股关系中，形成日本企业之间生命共同体相互协力支持的体系（表三）。

表三、住友金属工业与其它集团股份关系

＊资料来源：铃木健，日本の企业集团：战后日本の企业と银行， 东京：大月书局，1993年12月，页148。

三、银行交叉持股的政治经济分析 　　

   接下来便是要分析这种企业、银行之间相互持股的关系具有何种政治及经济层次的意涵？日本经济学者铃木淑夫在日本の金融政策这本书中认为日本政府在过去为了要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在银行体系中拓展出横向相互持股式的护送船舰体制，在纵向上为了便于监督管理，便设计出专业分工及限制竞争的银行体系；【注15】美国学者Michael Gerlach则认为日本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不但让企业进一步依赖银行体系为其主要资金的来源，更让财阀与财阀旗下的银行透过相互持股，使得银行体系之间取得相互监督及保障的体制。【注16】　　　

  因此由以上两位学者的看法，我们兹可将日本银行之间的交叉持股区分成政商关系与银行性质两个面向，在政商关系上可以划分成政商关系强与政商关系弱，银行性质则可以划分成都市银行与地方银行，由此两种不同的面向交互形成四种不同形式的银行体系：第一种是属于都市银行而且与政府关系密切的银行体系，例如由战前财阀创建的十二间都市银行，目前整并成三井住友银行、东京三菱银行、UFJ银行以及みずほ银行，这四大银行也是目前日本最大的银行体系；第二种同样也是属于都市银行但是却与政府关系并不密切的银行体系，例如由外资占多数股份的大和银行、あさひ银行与新生银行，这种都市银行体系的形成与战前财阀所经营的都市银行并不相同，其主要是日本政府在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压力下开放外资进驻所设立的银行；第三种是属于地方性银行但是却与政府关系密切的银行体系，例如静冈银行、八十二银行及ソニン银行，它们在过去是属于地区性的银行，但透过其与自民党派阀密切的政商关系，在最近这几家银行已经逐渐能够跨区设立分行了；最后一种则同样是地方性银行但同时与政府关系不密切的银行体系，这种银行的数量最多，例如地方信用组合银行、地方信用金库及第二地方银行等（请参见图二）。而本文主要分析的银行体系便是属于第一类型的四大银行体系，因为其不但规模最大，与日本财阀及政界的关系最深厚，同时对日本经济发展影响的程度也比较深远。

图二、银行交叉持股的政治经济面向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参、日本银行体系的演变及四大银行体系的背景分析

　　在了解日本银行体系交叉持股的历史渊源及特性之后，接下来便是要以战后十二间都市银行为主体，分析其从二次战后至九○年代期间的转变，同时也要对目前所形成日本四大银行体系做背景的分析。

一、日本银行体系的演变

　　日本在二次战后所建立的银行体系称之为「主要银行体系」（main bank system），【注17】其是具有以下两种意涵：首先是企业以银行体系为主要资金来源，同时政府与银行关系密切，因此银行体系实是具有信用分配（credit allocation）的作用；其次是为了担负起「护送船舰」（Envoy Fleeting）的任务，因此银行体系是采取专业分工的银行体系，其主要分为全国性的都市银行、专门负责长期贷款的长期信用银行、外汇专业银行、中小企业融资的相互银行、区域性的信用金库及政府经营的邮政储金体系。【注18】在这些金融机构当中，都市银行是扮演最主要的角色，因为其担负起供应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以下将以都市银行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

　　日本战后建立的都市银行有十二家，依照其成立年代分别依次是三井银行（1876）、住友银行（1895）、第一银行（1896）、日本劝业银行（1897）、日本兴业银行（1902）、三菱银行（1919）、富士银行（1923）、三和银行（1933）、神户银行（1936）、东海银行（1941）、东京银行（1946）及太阳银行（1968），其中二次大战后才设立的银行只有太阳银行及东京银行两家，其余十家全是在二次大战之前便存在着。【注19】在这十二家都市银行当中，隶属于战前四大财阀的有：三井集团的三井银行、住友集团的住友银行、三菱集团的三菱银行及安田集团的富士银行，另外两次大战之间崛起的财阀有：第一集团的第一银行及三和集团的三和银行，地方性的财阀则有东海银行、东京银行、神户银行及太阳银行，另外尚包括日本政府在战前为了因应海外殖民地扩张所设立的日本兴业银行及日本劝业银行。

　　日本这十二家都市银行体系在一九六八年间就已经形成了，从此之后日本政府从未核准设立任何一家都市银行，但在三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七一年，日本却出现第一波的银行合并，在当年隶属第一集团的第一银行与官方色彩浓厚的日本劝业银行首先合并成第一劝业银行，两年之后在一九七三年，刚成立的太阳银行与另外一家同属于地方性财阀的神户银行合并成太阳神户银行，使得日本都市银行从原本的十二家变成十家，这是早期银行合并的过程，这次银行合并主要是官股银行与财阀银行的结合及地方性财阀银行的结合，纯粹是日本追求银行体系规模强大下的产物，与银行经营的情况好坏并无直接的关系，之后日本银行体系随着日本政经体制的稳定发展一直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动，一直到一九九○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才有第二波银行合并的出现。【注20】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年期间，日本在日圆急遽升值的情况下出现史无前例的泡沫经济，在泡沫经济期间，日本房地产及股票价格急遽攀升，于是企业便利用价值节节升高的房地产及股票向银行借贷到钜额的金钱，再投入获利率高的房地产及股票市场。但是在一九九一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企业之前向银行质押的标的物价格却大幅下滑，于是许多企业在付不出钜额利息的情况下，便直接让质押品被银行拍卖，但是由于质押品的价格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不到，这让日本银行体系承受大量的不良债权。【注21】于是在银行不良债权急遽升高的情况下，一九九○年之后日本便出现第二波银行合并，在当年太阳神户银行与三井集团属下的三井银行合并为太阳神户三井银行，一九九二年之后因为名称太长的缘故又改为さくら银行。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间，日本政府开始对泡沫经济所遗留下来的经济难题进行政策的处方，但在这个时期，日本政府只是仍然传承过去带领日本渡过七○年代经济危机的扩大政府支出的处方，而并未大规模对银行不良债权进行处理，也没有进行政经结构上的改造，【注22】因此在这五年期间，日本政府虽然前后实施十三次的刺激景气对策，同时也让银行基本利率调降至接近于零，但是日本经济仍然没有起色。于是在一九九六年之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便改弦易辙开始进行金融改革（big bang），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进行银行体系的合并，于是日本都市银行进入第三波的合并期。【注23】

　　在一九九六年，由地方财阀设立的东京银行与旧四大财阀三菱集团所属的三菱银行合并成东京三菱银行，成为当时日本规模最大的银行，二○○一年さくら银行与旧财阀住友集团的住友银行合并成三井住友银行，三井住友银行规模超越东京三菱银行，成为日本最大银行，之后在二○○二年三和集团所属的三和银行与名古屋地方财阀所设立的东海银行合并成UFJ银行，其规模又超越三井住友银行成为日本最大的银行，但紧接着就在同年四月，第一劝业银行与富士银行及日本兴业银行合并成みずほ银行，其规模又超越UFJ银行，使得みずほ银行成为现今日本最大的银行。【注24】　　　

        此外日本金融改革措施也包括废除禁止新设立都市银行的条款，因此许多新的都市银行也纷纷出现，例如新生银行、大和银行及あさひ银行，但是其规模并无法与过去四大银行体系相比。因此，目前日本都市银行体系实是由みずほ银行、UFJ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及东京三菱银行四家鼎立的情况（图三）。

 　　从以上九○年代日本银行合并的过程我们发现以下三点特性：　　首先在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下，日本银行的合并政策是在追求规模的最大化，而并非在降低不良债权。根据金融ビジネス的分析，在全球主要银行体系当中，合并之后的みずほ银行及三井住友银行的总资产分别高达一百六十兆及一百一十九兆日圆，远高于美国花旗银行的九十八兆日圆及德国的德意志银行一百零一兆日圆，但是在当期业务纯益方面，花旗银行有一兆六千亿日圆，德意志银行也有四千九百亿日圆，但是みずほ银行及三井住友银行却分别只有两千两百亿日圆及一千三百亿日圆，而东京三菱银行更是亏损一千两百亿日圆。【注25】

 　　其次在九○年代金融改革政策下，日本银行体系变成旧财阀与地方财阀政经势力的结合。在过去日本几乎所有的都市银行皆是掌握在战前大财阀的手中，而日本政府也不允许新的都市银行的设立，但是在金融自由化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开放银行跨区经营（等于是变相的都市银行），这让许多原本是地方财阀所设立的银行变成全国性的银行，例如在一九九一年由琦玉银行及协和银行合并而成的あさひ银行，以及由大阪野村银行所扩增的大和银行，而目前四大银行体系更是由大财阀及地方财阀结合的最佳例证。【注26】

 　　最后在日本政府以提高银行竞争力的前提下，不断扩大银行体系的规模，结果造成新近合并的都市银行规模与旧银行相差越来越悬殊。举例来说，みずほ银行及三井住友银行所有职员人数分别高达四万两千人及三万四千人，但是大和银行却只有八千七百人，【注27】这使得政府的所有资源皆集中在这四大银行体系中，而大企业的资金来源自然也以这四大银行体系为主体。

　　另外，在日本政府的金融监督体系方面，在过去所有监督体制皆由大藏省专权负责，但一九九八年桥本龙太郎进行金融改革（Big Bang）的时候，便在内阁总理府下设立金融监督厅来监督银行业务，并由证券引取委员会来监督证券市场的业务，二○○一年之后将金融监督厅及证券引取委员会的业务相互合并，设立金融再生委员会，当年年底日本进行大幅的行政体制改革，再将金融再生委员会改制为金融厅，所以现在是由金融厅来监督日本银行及证券业务，而金融厅的位皆是属于部会阶级，与财务省等.十二个部会同属于日本中央省厅的阶级，因此在金融改革之后日本的监督体制逐渐由跨部会监督转变为专责机构监督，而且位阶也从过去的大藏省之下提高为部会阶级。【注28】

　　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经过日本政府十年来的金融改革，形成一个规模庞大但却是低获利率，以及与财阀企业之间关系密切的四大银行体系，而下一节便就以みずほ银行、UFJ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及东京三菱银行这四大银行体系的政经背景来加以分析。

图三、二次战后日本都市银行合并过程

二、四大银行体系的背景分析及现况

      正如前一节所述在目前日本九家都市银行当中，【注29】规模最大的有四家银行体系，期分别为みずほ银行、三井住友银行、东京三菱银行及UFJ银行，以下将分别就这四大银行体系的政经背景及目前现状来加以分析。

1、みずほ银行集团     

      みずほ银行集团成立于二○○二年四月，是由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及日本兴业银行等三家银行所组成的，其国内外分店有六百零四家，从业人数高达三万两千零六十八人，存款总额高达八十五兆六千零六十二亿日圆，是目前日本规模最大的银行体系。【注30】因此要分析みずほ银行集团便要从第一劝业银行体系、富士银行体系及日本兴业银行体系等三大系统来进行。

　　みずほ银行集团目前在银行方面有みずほ银行及みずほコンボレント银行，在证券业方面则包括みずほ证券及みずほインベスタンズ证券，在信托银行方面则有みずほ信托银行，在保险方面则其主要提携的公司有安田生命、富国生命、第一生命及朝日生命。在富士银行系统方面，其在营建方面有丸红会社及大成建设，在铁道方面则有东武铁道及京滨急行铁道，在电机方面则有日本钢管、日产自动车、昭和电工及日立制作所；在兴业银行系统方面，其在营建方面有青木建设，在航空方面有日本航空，在电机方面则有京成电铁、新日本制铁及新日铁化学；在第一劝业系统方面，在营建方面则包括伊藤忠商事、富士通、日商岩井及清水建设，在电机方面则有いすず自动车、川崎汽船、古河电气工业、神户制钢所及川崎制铁，再百货业方面则有资生堂及西武百货等。【注31】

2、三井住友银行集团

　　三井住友银行集团是在二○○一年四月成立，其是由三井银行及太阳神户银行等两家银行所组成的，其国内外分店有五百九十八家，从业人数高达两万六千八百零二人，存款总额高达七十一兆六千四百八十亿日圆，是目前日本规模第二大的银行体系。【注32】因此要分析三井住友银行集团便必须要从三井银行体系及太阳神户银行体系等两大系统来进行。

　　三井住友银行集团在信托银行方面尚有三井アヤト信托银行、中央三井信托银行及住友信托银行，在产险方面则有三井住友海上火灾，在主要提携的保险公司方面有三井生命及住友生命；在三井系统方面，在营建方面有三井不动产、三井物产及三井建设，在重工方面包括商船三井、三井造船及东芝，在电机方面则有三井金属、三机工业及日本制钢所；在住友系统方面，在营建方面则有住友不动产、住友商事及住友建设，在电机方面则有松下电器产业、NEC及住友电气工业，在重工方面则有住友金属工业、住友重机械工业及住友化学工业等。【注33】

3、东京三菱银行集团

　　东京三菱银行是在二○○一年四月成立，其是由三菱银行与东京银行等两家银行所组成的，其国内外分店有三百二十三家，从业人数达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人，存款总额高达五十一兆二千八百五十三亿日圆，是日本目前第四大的银行体系。【注34】因此要分析东京三菱银行集团便必须要从三菱银行体系与东京银行体系等两大系统来进行。

　　东京三菱银行集团在信托银行方面有三菱信托银行，在证券方面则有三菱证券，而保险方面最有名的是东京海上火灾及共荣火灾，其主要提携的保险公司则有明治生命及安田生命。在集团体系方面东京银行体系几乎全部被三菱集团所合并，因此其主要子公司皆为三菱集团所有，在重工方面则有三菱重工业、东洋制作所及三菱自动车工业，在商事方面则包含三菱商事、三菱液化及宇宙通信，在营建方面则有三菱建设及三菱地所，在电机方面则包括三菱电机、三菱化学、三菱制钢及新日本石油。【注35】

4、UFJ银行集团

　　UFJ银行是在二○○二年一月成立的，其是由东海银行与三和银行所组成的，其国内外分店有五百三十九家，从业人数达两万两千人，存款总额高达五十七兆一千五百九十八亿日圆，是目前日本第三大的银行体系。【注36】因此要分析UFJ银行就必须要从东海银行体系与三和银行体系等两大系统来进行。

　　UFJ银行集团在信托银行方面有UFJ信托银行及日本マスタトラスト信托银行，在证券业方面则包括UFJつばさ证券及カブドドコム证券，在区域银行则有中京银行、泉州银行、歧阜银行及大正银行，在保险业方面其主要提携的公司有日本生命、大同生命及太阳生命；在三和银行系统方面，其在营建业方面有大林组、钱高组及宇部兴产，在铁道方面有阪急铁道，在百货业方面有高岛屋，在制药方面有田边制药及藤泽药品工业，在电机业方面有日立金属、日立造船、中山制钢所及积水化学工业；在东海银行系统方面，在铁道方面则有JR东海铁道及名古屋铁道，在汽车方面则有トヨタ自动车。【注37】

　　在分析这四大银行体系的主要子公司及体系脉络之后，接下来便是要了解这四大银行体系现今的营运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在去年（2001）日本银行与世界其它工业国家主要的评比上，世界银行在这项调查中将银行等级区分成十一个等级，结果日本银行当中只有地方银行--静冈银行被列入第四等级A＋，另外被列入第五等级A尚有同属地方银行的七十七银行及八十二银行，而都市银行表现最好的是东京三菱银行，其被列入在第六级A－，其它依次为三和银行、第一劝业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富士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第七级BBB＋），あさひ银行（第八级BBB），新生银行（第九级BBB－），大和银行（第十级BB＋），あおぞら银行（第十一级BB）（请参见表四）。【注38】而在营运状况方面，根据东洋经济周刊在去年（2001）七月底的统计，みずほ银行业务纯益有五千四百三十八亿日圆，不良债权的处理额八千六百一十六亿日圆，目前不良债权额仍高达五兆五千七百七十九亿日圆，占不良债权比例的5.7﹪；三菱住友银行业务纯益有五千一百五十八亿日圆，不良债权的处理额三千零五十四亿日圆，目前不良债权额仍高达三兆三千两百六十八亿日圆，占不良债权比例的4.9﹪；三菱东京银行业务纯益有三千零九十九亿日圆，不良债权的处理额二千六百九十亿日圆，目前不良债权额仍高达四兆五千零五十五亿日圆，占不良债权比例的9﹪；UFJ银行业务纯益有四千九百一十七亿日圆，不良债权的处理额二千五百一十四亿日圆，目前不良债权额仍高达二兆八千九百九十一亿日圆，占不良债权比例的5.1﹪（请参见表五）。【注39】

　　为何在历经九零年代长达十年的金融改革，日本四大银行体系的营运状况与不良债权却仍然高筑呢？本文认为这就必须要从这四大银行体系背后的政治与经济网络来加以分析。

表四、二○○一年世界银行对日本银行与他国银行的评比

＊阴影部份为日本四大银行体系　资料来源：周刊东洋经济，2001年11月17日，页58。

表五、二○○一年七月底日本主要银行的营运状况（亿丹）

＊资料来源：周刊东洋经济，2001年12月22日，页53。


肆、四大银行体系的政治分析

　　在第二节的图二「银行交叉持股的政治经济面向」我们可以知道四大银行体系在政治层次是属于政商关系较强的银行，而在过去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是极度依赖银行体系资金的供给，因此银行体系所扮演的便是政府护送船舰的角色，另一方面在日本经济结构下，一家银行通常会与一家或多家大企业形成交叉持股的互保政策，这提供银行体系成为最不易受外界影响的保护层，而提供银行体系过度保护政策的便是自民党派阀以及大藏省官僚，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九○年代的政经改革才出现急遽的变化。根据日本学者宫本光晴提到九○年代日本政经体制最大的转变便是企业与银行拥护阶层的消失，而其主要拥护阶层来自政界、官界及财界，也就是指自民党、官僚与银行体系的护航体系。【注40】但是我们发现拥护阶层的消失只是代表银行来自政府的保护层消失了，政府可以对银行体系进行合并与改革，但是银行体系与企业之间的紧密互动与结合的关系仍然是存在的，例如中谷严在「日本经济の历史的转换」这本书当中强调业者团体由丰田章一郎所率领的经团连等既得利益及其所影响的族议员对政府所实施的管制缓和进行一连串的抵抗，其所要求规制撤废及市场开放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他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紧密官民关系的经济学」，【注41】因为其在过去对政府的行政指导及国会议员的动员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以下将以四大银行体系与自民党派阀、官僚及经团连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加以分析。

　　自民党派阀与官僚：在过去自民党派阀与日本官僚体系两个行为者当中，与利益团体接触较为频繁的是自民党派阀，而官僚体系与利益团体接触的机会则较低，根据日本学者村松歧夫在「战后日本の官僚制」中将日本省厅别与外界利益团体接触量加以分析，其发现与利益团体接触最频繁的是农林水产省、建设省与劳动省，而与外界接触量最低的便是经济企划厅、大藏省与通产省，【注42】而这三个省厅便是掌管日本银行业务的最主要单位。因此日本官僚体系在决策的制定上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以四大银行体系为主体的利益团体便是以自民党派阀为管道，而在过去自民党政调会是政府决策的中心，任何政策必须先由政调会中的派阀领袖协议之后才送到国会审议，而日本官僚与自民党之间人才的流通与空降，让利益团体获得影响政府决策的最佳管道。【注43】而一九九三年之后，自民党下台（虽然自民党于一九九六年重拾政权，但已经无法单独执政而必须与他党组成联合政府，让自民党的政治影响力下降）使得日本政治体制产生巨大的转变，在过去由派阀主导转变为政治世袭及官僚出身议员掌控国会，以表六为例，在二○○○年众议院选举当中，政治世袭候选人一百五十二人中当选人达一百一十人，当选率为72﹪，而官僚出身候选人中一百零九人当选八十六人，当选率也有72﹪相对于新候选人当选率只有12﹪，【注44】在这种政治环境的改变下，日本政府便积极进行金融自由化，开放新都市银行的设立及引进外国银行到日本设立银行，并一方面要求旧银行体系进行合并，以全面解除对银行体系的保护伞，因此这四大银行团体一方面在内部进行结构的重并与调整（这一部份将在下一节分析），另一方面则是直接透过政党及个人的政治献金来维护其本身的经济利益，举例来说，在二○○○年国会选举中，自民党各派阀的政治献金总额高达26亿3230万圆，相对民主党及自由党分别只有3亿5220万圆及3亿3740万日圆，而自民党来自企业的政治献金比例高达40﹪，而民主党则只有3﹪（请参见表七），【注45】可见四大银行体系支持自民党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而其透过主要中介的团体便是经团连。

表六、2000年众议院候选人出身背景分析表

＊资料来源：枡添要一，政治ニユスがわかる本，东京：池田书局，2002年，页155。

表七、日本政界有力者主要政治献金来源（2000年）单位：圆

＊资料来源：桥本五郎，日本政治の小百科，东京：一艺社，2002年，页134。

　　经济团体连合会：日本战后主要利益团体有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连）、经济同友会、日本经济联合及日本商工会议所，其中经团连代表大企业的利益与自民党高层的互动也最为密切，经济同友会代表个人企业的利益，日本经济联合代表中小企业，日本商工会议所则是人事对策。【注46】其中经团连有「政界财库」之称，也是日本四大经济团体中最重要的经济组织，而经团连的前任会长土光敏夫利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将经团连与政界关系密切的结合，目前日本经团连加盟的大企业高达一千家，【注47】经团连传统上在政治立场一向是比较支持自由民主党，而自民党在过去执政时期也在政府机构当中设立许多审议会来广纳民间企业的意见，因此在大藏省及通产省甚至是日本银行的审议会当中都可以看见四大经济团体的成员被纳入，举例来说，现今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便是经济同友会干事出身，而在在本届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六位审议委员当中便有武富将（日本兴业银行常务）、三木利夫（日铁商事会长）、中原伸之（东燃石油名誉会长）及田谷桢三（大和总研常务理事）等四位理事是经团连出身。【注48】而经团连旗下的企业也在选举中大力出钱支持自民党议员，举例来说，在二○○○年众议院选举中，四大银行旗下的企业对自民党的政治献金高达3亿4836万日圆，而对民主党、自由党及保守党分别只有290万日圆、300万日圆以及253万日圆（请参见表八），【注49】这种绵密的政商关系也是为何日本四大银行体系为何在不良债权高筑的同时仍然能够持续屹立不摇的最主要原因。

　　下一节将从四大银行体系企业支持及交叉持股等内部结构来探讨其坚实的经济基础。

表八、2000年众议院选举各党派来自四大银行体系的政治献金　单位：万圆

＊资料来源：桥本五郎，日本政治の小百科，东京：一艺社，2002年，页135。

伍、四大银行体系的经济分析

　　在了解日本四大银行体系的政治基础及其影响政府决策的管道之后，接下来便是要分析四大银行体系内部的经济基础，从上一节我们知道在自由化及金融改革的压力下，日本政府积极要求旧都市银行进行合并，以财务状况较佳的银行来合并不良债权较高的银行，举例来说，从一九九六年以来日本发生三次的银行危机，一九九七年十月北海道拓殖银行危机由北洋银行及中央信托两家公司让渡承受，一九九八年十月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危机由政府引进外资--美国Ripplewood金融控股集团并改名为新生银行，同年十二月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危机则由东京海上及美国Cerberus金融控股集團共同承接，現在改名為あおぞら銀行。【注50】但是这些银行合并之后仍然承袭过去企业内部财务相互支持及交叉持股的习性，让合并之后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居高不下，以下将就企业内部资源及交叉持股两个面向来分析日本四大银行体系的经济基础。

　　在第二节的图二「银行交叉持股的政治经济面向」我们可以知道四大银行体系在政治层次是属于政商关系较强的银行，而在过去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是极度依赖银行体系资金的供给，因此银行体系所扮演的便是政府护送船舰的角色，另一方面在日本经济结构下，一家银行通常会与一家或多家大企业形成交叉持股的互保政策，这提供银行体系成为最不易受外界影响的保护层，而提供银行体系过度保护政策的便是自民党派阀以及大藏省官僚，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九○年代的政经改革才出现急遽的变化。根据日本学者宫本光晴提到九○年代日本政经体制最大的转变便是企业与银行拥护阶层的消失，而其主要拥护阶层来自政界、官界及财界，也就是指自民党、官僚与银行体系的护航体系。【注40】但是我们发现拥护阶层的消失只是代表银行来自政府的保护层消失了，政府可以对银行体系进行合并与改革，但是银行体系与企业之间的紧密互动与结合的关系仍然是存在的，例如中谷严在「日本经济の历史的转换」这本书当中强调业者团体由丰田章一郎所率领的经团连等既得利益及其所影响的族议员对政府所实施的管制缓和进行一连串的抵抗，其所要求规制撤废及市场开放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他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紧密官民关系的经济学」，【注41】因为其在过去对政府的行政指导及国会议员的动员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以下将以四大银行体系与自民党派阀、官僚及经团连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加以分析。

　　自民党派阀与官僚：在过去自民党派阀与日本官僚体系两个行为者当中，与利益团体接触较为频繁的是自民党派阀，而官僚体系与利益团体接触的机会则较低，根据日本学者村松歧夫在「战后日本の官僚制」中将日本省厅别与外界利益团体接触量加以分析，其发现与利益团体接触最频繁的是农林水产省、建设省与劳动省，而与外界接触量最低的便是经济企划厅、大藏省与通产省，【注42】而这三个省厅便是掌管日本银行业务的最主要单位。因此日本官僚体系在决策的制定上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以四大银行体系为主体的利益团体便是以自民党派阀为管道，而在过去自民党政调会是政府决策的中心，任何政策必须先由政调会中的派阀领袖协议之后才送到国会审议，而日本官僚与自民党之间人才的流通与空降，让利益团体获得影响政府决策的最佳管道。【注43】而一九九三年之后，自民党下台（虽然自民党于一九九六年重拾政权，但已经无法单独执政而必须与他党组成联合政府，让自民党的政治影响力下降）使得日本政治体制产生巨大的转变，在过去由派阀主导转变为政治世袭及官僚出身议员掌控国会，以表六为例，在二○○○年众议院选举当中，政治世袭候选人一百五十二人中当选人达一百一十人，当选率为72﹪，而官僚出身候选人中一百零九人当选八十六人，当选率也有72﹪相对于新候选人当选率只有12﹪，【注44】在这种政治环境的改变下，日本政府便积极进行金融自由化，开放新都市银行的设立及引进外国银行到日本设立银行，并一方面要求旧银行体系进行合并，以全面解除对银行体系的保护伞，因此这四大银行团体一方面在内部进行结构的重并与调整（这一部份将在下一节分析），另一方面则是直接透过政党及个人的政治献金来维护其本身的经济利益，举例来说，在二○○○年国会选举中，自民党各派阀的政治献金总额高达26亿3230万圆，相对民主党及自由党分别只有3亿5220万圆及3亿3740万日圆，而自民党来自企业的政治献金比例高达40﹪，而民主党则只有3﹪（请参见表七），【注45】可见四大银行体系支持自民党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而其透过主要中介的团体便是经团连。

图四、二○○○年日本银行对建设公司的支持（单位：亿日圆）

＊资料来源：周刊东洋经济，2000年5月13日，页25。

表九、二○○一年底日本主要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交叉持股金额　单位：亿丹

＊资料来源：周刊东洋经济，2002年3月16日，页35。

结论 　　从一九九六年日本进行金融改革以来，我们发现日本的银行体系越来越大，但是坏帐及不良债权的比例并未随之减少，新合并的银行仍然是过去就财阀与地方政经势力的结合，与自民党及官僚体系的关系并未随着政治改革而有所改变，这是今年六月日本最大银行みずほ银行爆发弊案的最主要原因。而这种因为政经结构的弊端所产生的不良债权由全民来概括承受实在是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日本学者汤本雅士曾经分析银行的不良债权是否应该由全民来负担，他认为如果只是一味的填补银行的坏帐而不从结构上及增强监督体系来根本解决银行的问题，将对经济复苏毫无任何帮助。【注54】举例来说，光日本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来解决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不良债权问题，日本政府就注入三兆五千亿日圆，但是改制后的长期信用银行（新生银行），其在世界银行的评价中仍在不及格的第九级。【注55】主要问题便在于新生银行仍然与国内金融体系及企业相互贷款及提携，以致又承受许多不良债权。　

　那幺经济问题回归到原点仍然是属于政治议题的范畴，必须要由政治力量来解决这种政经的盲点，学者也提出许多不同的看法，例如Henry Lawrence在Money Rules这本书中比较日本与英国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其发现日本在九○年之后自民党政权权力的衰落使得自民党与大藏省官僚之间关系的松绑是日本金融体系迟迟无法解决的最主要原因。【注56】William Grimes则进一步认为在行政改革之后大藏省许多职权都被其它部会瓜分，如果能够趁此加强日本银行的独立性将可以避免日本的金融政策受到政治力的操纵，这将会是日本经济复苏的最佳契机。【注57】但是小泉上台之后轰轰烈烈推行构造改革，在构造改革上罗列了财政、经济、社会、金融、行政及教育等六大改革，但是由于党内保守势力的抵制，目前所有法案仍在国会中「审议」，没有一项真正在推行，日本学者村松歧夫及奥野正宽联合编着的「平成バブルの研究」（平成泡沫经济之研究），他将日本经济目前迟迟无法复苏的原因归类于三种可能：国际的因素、政策的失败及结构的问题，【注58】从小泉目前所遭遇到的困境，本文认为应该是在国内结构的问题，因此要让日本经济复苏首先必须要解决金融体系的不良债权，而要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则要让阻绝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支持及交叉持股，而要阻绝银行与企业的交叉持股则必须要将派阀及保守政治的力量从金融问题中拉开，因此，目前小泉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要进行政治结构改革。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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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朝日新闻

３．周刊东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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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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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Lawrence, 2001. Money Rules: The New Politics of Finance in Britain and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注1】矢部洋三、古贺义弘、渡边广明及饭岛正义编，现代日本经济史年表，

　　　 东京：东洋经济评论社，2002年4月，页450-452。

【注2】朝日新闻，2002年6月18日，版1-2。

【注3】The Economist, 2002, July 6-12, pp.73-74。

【注4】 周刊东洋经济，2001年11月17日，页58

【注5】所谓交叉持股在法学上的定义为：两个以上的的公司基于特定目的的考量，互相持有对方所发行的股份，因而形成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持股的现象。而企业之间交叉持股通常是具有以下四种经济目的：借着交叉持股的策略联盟来确保经济活动的供给与需求，维持公司经营权的安定作用，协助公司之间资金的相互筹措，以及强化公司业务之间相互提携的关系。但是交叉持股却会造成股权过度集中少数法人，削弱国民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而同时交叉持股也会造成表面上企业之间相互投资但实质上却形成公司资金空洞化的现象。请参阅廖大颖，证券市场与股份制度论，台北：元照出版社，1999年，页100-102。

【注6】 新保博，「财阀私考」，日本经营史讲座月报，第3卷第2期，1976年10月，页1-2。

【注7】三岛康雄，「总合商社战后における研究史」，安冈重明编，日本の财阀，东京：日本经济新闻报，1976年，页268-269。

【注8】森川正英，「地方财阀」，同前注，页156-157。

【注9】日本四大财阀的创始人分别是三菱的岩崎弥太郎、安田的安田善次郎、三井的中上川彦次郎以及住友的吉左卫门。而这四大财阀与战争期间以重工业发迹的本田企业、川崎企业及丰田企业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四大财阀所涉及的产业更为广泛，因此战后十二家都市银行其实便是战前四大财阀、新兴重工业及地方财阀等三股势力所形成的。宇田川胜，日本の企业家活动，东京：有斐阁，1999年，页3-14。

【注10】 铃木健，日本の企业集团：战后日本の企业と银行，东京：大月书局，1993年12月，页12-14。

【注11】宫本光晴，日本型????の深层：迷走する改革论，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97年10月，页83。

【注12】神原英资编，日米欧の经济、社会????，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95年，页。

【注13】 铃木健，日本の企业集团：战后日本の企业と银行，前揭书，页113。

【注14】同前注，页122。

【注15】 铃木淑夫，日本の金融政策，东京：岩波书局，1999年，页150 -152。

【注16】Michael L. Gerlach,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70-71。　　　

【注17】有关日本主要银行体系的论述请参阅Masahiko Aoki, and Hugh Patrick eds., The Japanese Main Bank System: Its Relevance for Developing and Transforming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注18】Raymond W. Goldsmith,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Japan, 1968-197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60-164.

【注19】矢部洋三，古贺义弘，渡边广明，饭岛正义编着，现代日本经济史年表，东京：日本经济评论社，2002年，页153-154。

【注20】泽本一穗，日本金融年表：明治元年治平成四年，东京：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1993年，页432-436。??

【注21】胜又寿良，战后五十年の日本经济：金融、财政、产业、独禁政策と财界、官僚の功罪，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95年，页210-214。

笺笺笺?

【注22】William Grimes, Unmaking the Japanese Miracle: Marcoeconomic Politics, 1985-200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注23】Henry Lawrence, Money Rules: The New Politics of Finance in Britain and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80-183。

【注24】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4月8日，版1。

【注25】「最大の问题は资产效率の低さだ」，金融ビジネス，2001年9月，页33。

【注26】「腐つた巨木」，政界，2002年5月，第6号，页28-30；千田纯一、冈正生、藤原英郎，日本の金融システム：新たな课题と求められる姿，东京：中央经济社，页12-14。

【注27】金融ビジネス，2002年7月，页17；鹿野嘉昭，日本银行と金融组织，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94年，页15-19。

【注28】高木仁，高月昭年，日本の金融机关，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2000年，页259-263。

【注29】这九家都市银行除了みずほ银行、三井住友银行、东京三菱银行及UFJ银行等四大银行体系之外，尚包括大和银行、あさひ银行、みずほコンボレント银行、新生银行及あおぞら银行，其中大和银行是一九一 八年大阪野村银行之后，在一九九一年再与琦玉银行及协和银行合并 ，目前是日本第五大银行体系。新生银行是一九九八年十月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发生金融危机，当时其不良债权高达四百三十亿日圆，因此日本政府引进外资所设立的，其主要的股东包括美国GEC银行、德国德意志银行及英国ABN银行。清水正秋，日本业界系列地图，东京：かんき出版社，2002年，页28。

【注30】[1][1] 田村秀男，リアルな动きがわかる金融业界（2002年版），东京：日经事业出版社，2002年，页167。

【注31】业界地图が一目でわかる本，东京：三笠书局，2002年，页8。

【注32】田村秀男，リアルな动きがわかる金融业界（2002年版），同前　注，页170。

【注33】业界地图が一目でわかる本，东京：三笠书局，同前注，页7。

【注34】田村秀男，リアルな动きがわかる金融业界（2002年版），同前　　注，页167。

【注35】业界地图が一目でわかる本，东京：三笠书局，同前注，页6。

【注36】田村秀男，リアルな动きがわかる金融业界（2002年版），同前注，页166-167。

【注37】业界地图が一目でわかる本，东京：三笠书局，同前注，页9。

【注38】周刊东洋经济，2001年11月17日，页58。

【注39】周刊东洋经济，2001年12月22日，页53。

【注40】 宫本光晴，日本型????の深层：迷走する改革论，同前注， 页121- 135。

【注41】中谷严，日本经济の历史转换，东京：东洋经济新闻社，1996年4月，页43。

【注42】村松歧夫，战后日本の官僚制，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88年，页218。

【注43】根据村松歧夫的调查在日本官僚当中，其亲戚当中是官僚的有两百五十一位，是政治家的有一百零一位，在政治家当中视属于自民党籍的 则占70﹪。村松歧夫，战后日本の官僚制，同前注，页51。

【注44】枡添要一，政治ニユスがわかる本，东京：池田书局，2002年，页155。??

【注45】桥本五郎，日本政治の小百科，东京：一艺社，2002年，页134。

【注46】辻中丰，利益团体，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74-75。

【注47】泷泽中，政治のニユスが面白いほどわかる本，东京：中经出版社，2002年，页37。

【注48】金融ビジネス，2001年6月，页15。

【注49】桥本五郎，日本政治の小百科，东京：一艺社，2002年，页135。

【注50】业界地图が一目でわかる本，东京：三笠书局，同前注，页4。

【注51】衣川惠，日本のバブル，东京：日本经济评论社，2002年，页73-74。　 　　

【注52】周刊东洋经济，2000年5月13日，页25。

【注53】周刊东洋经济，2002年3月16日，页35。

【注54】 汤本雅士，「金融机关の不良债权问题再考：公的资金の注入めぐて」杏林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3月，17卷4期，页23-26。

【注55】The Economist, 2002, July 6-12, pp.73-74。

【注56】Henry Lawrence, Money Rules: The New Politics of Finance in Britain and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73-177。

【注57】William W. Grimes, Unmaking the Japanese Miracle: Marcoeconomic Politics, 1985-200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07-209。

【注58】村松歧夫，奥野正宽编着，平成バブルの研究（上），东京：东洋经济新闻社，2002年，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