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尚武传统可以追溯到南宋永嘉学派学者的军旅生涯和爱国风气。南宋150年间，温州出了武进士305人，武状元14名，占全国总数28%。温州人叶适（1150～1223年）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应该“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才能富国强民，实现抗金、恢复故土的爱国壮志和宏图大略。
明亡后，宁波人朱舜水（1600－1682）与抗清名将郑成功、张煌言等一起亲历战阵，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兵败后，他怀抱孤愤流亡日本开始24年的讲学生涯。他强调知识应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求得，并重视史学研究。朱舜水给予了明治维新精神的启发与鼓舞。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朱舜水造其端。
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年）创始的“心学”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为明治维新作好了民众的心理准备。“心学”接受武士为政治的指导者，使商人在经济领域中与武士的角色同化，它强调统治是武士阶级的义务和责任，尊崇武士，以之为其他行业效法之“镜”，将武士的伦理作为商人伦理的楷模。
至16世纪末期，小型封建领主“三井家”只因抵抗织田信长的统一运动，兵败之后流落在伊势酿酒为业。日本三井财系的原始组织1680年间开始经营银行业，早于英伦银行之成立（1694）约10年，维新时参加倒幕运动。维新志士中的佼佼者，如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同出于长州藩，日后被指责代表三井利益。
在前工业化社会中，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农业社会要落后的多。由于领主众多，内战不止，日本拥有庞大的武士阶层，这个体制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期。直到中英鸦片战争（1840年）和美国舰队攻击日本（1853年）中日两国才感受到西方的威胁，产生一些改革思想。
中世纪的中国统治中国的是“文士”，而日本统治社会的是“武士”。中国最早的工业化运动洋务运动(1860年)与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在精神和气质上非常近似，但是中日两国的近代命运却大相径庭。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事实上就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较量。
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从各自的文化传统，去理解和学习西方。百年前，各自引导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弱小穷困的日本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落后的半殖民地转变为发达国家，任何历史解释方式都不能把这个事件排除在外。
日本财团企业的快速发展的历程与日本的对外战争和大规模军需有着密切关系。日本的复员军人也有相当数量被安排进大企业工作。日本将“军国主义”隐藏为“军团主义”，表现为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商业军团（财团）重新集结和占据日本社会的主导地位。
决定企业赢利能力的最根本的要素就是效率，而人类最有效率的组织就是军队。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华润集团的宁高宁、万科的王石、华远的任志强……曾经穿过军装的企业家们借鉴解放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创建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最有效率的企业。
商业改变社会，而军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更是改变了商业思维。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大批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地发展起来，其中军人出身的企业家占了很大比例，这和他们身上军人的素质、军人的气质、胆略、胸怀、抱负等密切相关。他们雷厉风行，他们艰苦卓绝，他们铁血纪律，他们五湖四海。
“向解放军学习”在中国曾是句非常流行的口号。在中国经济步入快速发展时代的今天，这句口号不应被淡忘。现在叫响这句口号，就是要告诉那些凡是在企业、组织管理上遇到难题的领导者们，不要忘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所蕴藏的宝藏。也许，解放军的治军理念、管理之道就是解决管理难题的金钥匙。
白益民 搏士
2005年7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