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企业的成长模式 |
| 国外大企业的成长模式对我们的启示(二)
日本大企业的成长模式 主办银行制度为大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主办银行是指与某家企业有着长期、固定的资金交易关系,并占有该企业最大比重股权的银行。日本企业主要通过隶属于某一企业集团而形成与其主办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大企业集团的核心银行一般都是大商业银行。从二战后到高速发展时期,由于日本国民的资金积蓄有限,债券和股票市场并不发达,难以满足大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因此,这种富有日本特色的主办银行制度成为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对于战后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0年,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和第一劝业银行对本集团企业中东证一部上市企业的融资集中度分别达到64.18%、56.11%、56.48%、41.73%、43.27%、25.07%;在此基础上,主办银行还通过持股和派遣干部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控制与管理。 随着主办银行制度的深入发展,企业集团的垄断程度不断加深,20世纪70年代初,大企业手头流动资金有了剩余,这时,作为大企业的主办银行在本集团贷款基础上开始向其他企业集团及中小企业贷款。除第一劝业银行外,其他5个城市银行对所属大企业的融资度在70年代以后均有下降,但与此同时,向其他系列大企业的融资度却在提高。三菱、三井银行及住友银行对其他系列企业集团融资集中度提高了10%~15%,这样六大银行对六大财团型企业集团出现了交叉贷款,并进而出现了交叉持股及交叉派员。主办银行制度的这一变化,进一步促进了日本企业集团的发展壮大。 企业系列体制为大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形式 企业系列体制是指大企业通过供应原料、加工订货、技术援助和指导以及提供货款等方式将中小企业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中,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监督和指导下,为其提供零部件和某种服务,从而在大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了密切而稳定的分工协作关系。在企业系列中,起核心作用的大企业为最高层次的母公司,以下为子公司、关联公司、关系公司。 企业系列体制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存、协调的有效组织形式。这种体制所具有的“金字塔”组织结构把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组合起来,大企业按照产品零部件技术的难易程度,根据中小企业的现有生产能力,组织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充分发挥了各中小企业的生产能力;不仅如此,这种结构也加强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控制,使处于塔尖的大企业控制一个层次的少数中小企业就可以控制着下面更多的中小企业,而且,企业系列体制所确定的分工关系,使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大企业把中小企业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确定的生产技术范围内,加强了对中小企业集中统一管理。 产业组织政策促使大企业加速成长 1963年,通产省产业结构调整会指出,日本企业存在3个主要问题:一是生产规模过小,没有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因而成本高于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二是大量规模过小的企业之间存在着过度竞争,这种状况导致技术改进、产品改良、产量提高速度缓慢;三是国内企业的经济规模也过小,资金实力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同强大的国际垄断企业竞争。因此,必须进行产业组织结构的大规模调整。调整的重点是企业合并与改组,实现集中化和建立规模经济体制。调整的手段是政府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干预。由此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大型化、集中化为特征的企业合并形成高潮,如1964年三菱与重工合并;1966年日产与王子汽车合并;1967年丰田与日野联合;1968年日产富士重工联合等等。这些企业的大规模合并重组,对日本后来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换和产业组织结构的进一步合理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足够强大,维护竞争秩序和反垄断的要求日益强烈,政府干预企业规模的合并与改组政策在产业组织政策中逐步退居次要地位,但进入90年代,在新一轮的世界企业并购浪潮中,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之间合并与改组的趋势又在加强。 韩国的大企业成长模式 韩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自朝鲜战争结束后,其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同时,韩国的大企业也迅速崛起,即使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1999年其拥有的500强大企业数量仍达11家,在发展中国家中数量最多,在全球排第7位。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大企业的成长采取的是一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政府积极推进大企业战略,尽全力支持大企业的成长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为发展出口产业,政府对承担出口任务的大企业采取低息融资、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同时采取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保护本国企业集团免于国外竞争,使相对弱小的韩国企业集团有宽松的发展空间。在韩国50家最大的企业集团中,有40家左右是在60年代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70年代的“三五”、“四五”时期,韩国将重化工业作为本国的重点产业,并通过行政指令将重化工业的发展任务落实到大企业身上,对重化工业实行政策倾斜,而重化工业本身又是出口导向产业,因此,承担重化工业发展任务的大企业享受着政府对于出口产业和重化工业的双重政策优惠。这种双重优惠使韩国的重化工业迅速发展,大企业也开始向大型化、国际化发展。1975年,政府指令三星等13家公司为韩国的综合商社,并相应提供贸易行政、财政金融、情报支援等支持,韩国的大企业逐渐成为集商、工、贸于一体的综合企业集团。 在对大企业进行倾斜性资源配置的同时,政府有计划地指导企业合并、重组,以减少国内恶性竞争,形成规模经济。如为解决汽车工业发展初期存在的散、弱、小的问题,韩国政府强制国内十几家汽车制造企业合并成一家,后又只允许现代、大宇和起亚三家生产汽车,使其不断壮大,成为汽车工业的骨干。 对大企业实施倾斜的政策性信贷支持政策 为满足大企业成长对资金的需要,韩国政府没有实行让大企业以发行股票的办法来筹措资金,而是对大企业给予倾斜的政策性信贷支持政策。例如,以1956年7月为准,韩国产业银行的支付保证融资总额中,有50%以上贷给了纺织部门的大企业。在通货膨胀的年代,政策性贷款往往等于是无息或倒贴息贷款。政策性贷款的依据就是企业的规模,这必然导致企业不断地扩大规模以获取更多的贷款,当企业资金困难时,有关当局便提供低利息的紧急贷款援助,或者给予财政上的支援。 对大企业的巨额信贷支持,导致其规模急剧扩张,一些大企业很快就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出其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展开竞争,有的进入了世界500强的行列。 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 韩国的大企业没有形成以专业化经营为基本特征的汽车财团、机械财团、电子财团、纤维财团等垄断性大企业,而普遍实行多元化经营,形成了一种“百货店式”的经营模式。以三星为例,它在纤维、食品、电子、建筑、贸易、金融、保险、机械、飞机制造、造纸、流通等行业均有身影;此外,三星还拥有规模庞大的百货商店、游乐园、高尔夫球场、医院、果园农场、海水浴场、旅馆等服务设施。其他企业集团的经营领域均与三星类似,成为韩国大企业集团的一大特色。 多元化经营可以分散风险、集中资源,减少交易费用,从而对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多元化经营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即领域过于广泛,优势项目不能充分发挥;规模过于庞大,滋生企业官僚主义;内部往来缺乏透明度和外来监督,孕育金融风险;滋生安乐主义和低效率经营。据国外统计,就盈利而言,集中经营核心产品的企业最高,其次是相关多元化的企业,最低则是那些采取不相关多元化战略的企业。因此,企业在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时,应该突出主业,不要盲目扩大经营范围,增大经营风险。 |
财务公司、产融结合与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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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融结合以及财务公司在产融结合和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是财务公司存在的基点。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当我们审视财务公司的发展历程,规划未来的发展前景时,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 一、产融结合的理论分析 政治经济学的借贷资本理论和金融资本理论对产融结合的动因、过程、性质、结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其基本内容为: 1.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产业资本中游离出来的闲置货币形成了借贷资本。借贷资本在产业资本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从产业资本中分类出来,并且为产业资本服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产业资本。 2.经济的集中和生产领域竞争的加剧导致了生产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在垄断的基础上出现了大型企业集团和垄断型大银行。大型企业集团和大型银行的出现使银行与企业的交易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银行与企业的信贷联系由原来的分散化、小额化、短期化、非固定化向长期化、固定化、稳定化发展。 3.银企交易关系的长期化、固定化发展最终导致银行和企业从外在的信贷联系走向产权融合,银行和企业相互持股,相互进行资本参与。并在资本参与的基础上进行人事结合。在激烈的竞争中银企双方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混合生长、共同发展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垄断资本——金融资本和在金融资本主导下的财团经济。 列宁在谈到金融资本的形成时指出:“生产集中:由集中而产生垄断组织;银行和工业融合或混合生长——这便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金融资本这一概念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产融结合理论揭示了借贷资本与产业资本从分离到结合到融合的产融结合的三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进程;描述了借贷资本与产业资本由单一的信贷联系到双向的资本结合到人事结合,由契约关系到产权关系的逐步深化过程。 我们可以由此得知:以产权结合为基础,以双向持股为手段,以金融企业为核心,以混合生长为特征,极大地促进企业集团和经济的发展是产融结合的基本内核和本质特征。 二、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形式的重要性与阶段性、多样性 1.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产融结合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普遍存在。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形式作为金融资本的金融载体在促进经济发展,深化产融结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菱、三井、三和、住友、富士和第一劝业等六大企业集团在日本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六大企业集团中,每个集团都有一家大银行作为核心企业。如:三和银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这六大银行通过资金的借贷和派遣领导成员的方式对集团内其他企业施加影响,控制着同一集团内几乎所有企业的股份。现在,美国有十大财团。每个财团也都有自己的大银行作为核心企业。如:洛克菲勒财团有大通曼哈顿银行,加利福尼亚财团有美洲银行。各个财团都通过这些大银行控制财团的所有企业。 2.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形式的阶段性和多样性 商品经济是产融结合赖以生存发展的客观基础。商品经济发展形式的多元化和发展过程的阶段化是多样性的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出现的客观基础。由于具体经济条件并不完全相同,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形式也不尽相同,表现出多样性、阶段性的特点。日本和韩国通过大力推行主银行制,使得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相互持股,若干企业形成一个密切的关系网,构成企业集团;德国通过全能制的商业银行实现了企业与银行的双向持股,混合发展;在美国,囿于法律的限制,银行通过其下属的信托部进行传统的资本和人事结合。之后,又出现了银行持股公司的金融组织形式和由企业集团直接控制金融业务的“共生体”。全球500强均通过不同的金融组织形式进行和拓展了产融结合。尽管这些金融组织形式表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但是,它们都符合马克思主义产融结合的基本理论,是产融结合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统一共性的丰富个性。 3.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样性的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在通过独具特色的金融服务促进集团发展的同时,壮大了自身实力,成为金融组织体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丰富了金融市场,成为金融市场体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因而最终成为现代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力量。 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是现阶段我国产融结合的最佳金融组织形式 财务公司是企业集团内部成员单位投资创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企业集团内部从事存、货、结算等金融业务。成立财务公司是国家为顺应经济市场化的要求,实施“双大”战略而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 1.财务公司极大地促进了企业集团的发展 (1)财务公司通过其内部结算功能,利用企业集团内部单位资金运动的时间差、空间差和生产环节差,有效聚集资金,运用信贷杠杆功能,灵活凋度资金,合理投放资金,实现了企业集团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了“内源融资”的功效,推动了集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财务公司与企业集团有着天然的资本纽带,实现了信贷结合与产权融合的双重联系,弱化了企业集团外在的信贷契约的不稳定性。企业集团间接拥有了财务公司的信用工具,利用财务公司的金融功能,通过国内外金融市场管道,将集团外部资金导入内部生产建设项目上来,使资金流向物流转化,财务公司发挥了“外源融资”的功效,缓解了由于资金总量束缚和外在的信用制度的牵制对集团造成的压力。 (3)财务公司与企业集团各成员单位都保持着频繁和紧密的结算往来,资金往来。利用其现有的各项金融服务手段,服务于企业集团,成为企业集团成员之间重要的资金纽带,逐渐发挥着企业集团经济核心的作用。 财务公司是具有帕累托最优性质的金融制度创新。通过其独特的功能,这种金融组织形式实现了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经济与信用,物流与货币流,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的有机结合,促进了企业集团的发展。 2.财务公司加快了我国金融深化的进程 (1)财务公司将银行的结算功能嫁接到企业集团内部,充当支付中介,节约了货币资金流通成本;充当信用中介,将部分经营型闲散的货币集中起来,把非资本的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创造派生存款,形成了一定的信用创造功能。财务公司通过支付中介、信用中介、信用创造的职能加速了整个社会的经济信用化和资产金融化的程度。 (2)财务公司作为一类新型的金融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一道,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银行的垄断局面,强化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促进了多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功能互补的金融体系的形成。 (3)财务公司面向集团搞服务,围绕集团作文章,综合运用自营贷款、票据贴现、买方信贷、融资租赁、保险代理、担保鉴证等各种金融服务手段,为企业集团提供了优质的金融服务,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金融业的金融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3.财务公司与我国现有其他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形式的比较分析 现阶段公认的我国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形式还有主办银行制度和由部分企业集团参股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1)为贯彻“抓大放小”方针,重塑银企关系,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7月在全国7大城市的300家重点国有企业试行主办银行制度。主办银行制度密切了银企关系,优化了信贷投向,支持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但是,由于银行与企业没有长期稳定的产权纽带,只是一种松散的信贷协议,不具备产融结合的基本特征,因此主办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形式。 (2)近几年来,我国部分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相继参股了某些股份制商业银行。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建立了产权纽带,成为又一种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但是,与财务公司相比,这种金融组织形式有以下不足: 首先,对企业集团的认识和服务力度不足。现阶段,我国企业集团参股银行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银行的企业股东过于分散,银行对企业的情况缺乏深刻的了解。而财务公司对企业集团的经营状况有着深刻而充分的认识,开展业务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主动性。金融机构中突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财务公司中表现不明显。 其次,业务开展的稳定性不足。财务公司经营的借贷资本直接服务于企业集团的产业资本。财务公司拥有相对稳定的业务来源。在此基础上,财务公司可以灵活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及时引进新的业务品种,一步一步扩大交易量和业务领域,保持相对稳定的利润水平。 四、大力发展财务公司,积极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金融体系 1.坚持的原则 (1)借鉴国际经验。作为一种经济和金融现象,产融结合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的时间。经过长期实践,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运用、管理和发展产融结合的规则与方法。这些规则和方法是对商品经济条件下产融结合固有的运作原理规律的客观反映,对我国当前和将来产融结合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吸收这些先进经验,引导财务公司按照商品经济的固有规律发展。 (2)立足国内实际。一是任何国外的先进经验必须符合国内的客观实际。由于我们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不能照搬国外现有模式。二是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状况不均衡,经济状况和经营特点不尽相同,主要服务于集团的财务公司的发展模式也不应相同。总之,应根据我国的总体经济状况和企业集团的不同经济状况,参照产融结合金融组织形式多样性和阶段性的性质确定财务公司的合理市场功能定位。 2.采取的措施 (1)放宽政策限制。是放宽对财务公司在成员单位和金融机构间的投资限制,使财务公司符合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 (2)分类定位。我国企业集团发展情况相差很大,应对不同类型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制定不同的发展模式。电力、钢铁、石油和石化等大型企业集团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企业,并且已经具备了跨国公司和大财团的雏形,应允许此类集团的财务公司在目前业务的基础上开展投行业务。按照国家开发银行的现有功能塑造此类财务公司的发展取向,使之成为融传统银行业务与部分投行业务与一体的全能制商业银行。汽车及电器类财务公司应大力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引进新融资工具,积极支持集团技术改造和新产品的开发;大力开展消费信贷和融资租赁业务,促进集团产品销售。其他类型的财务公司也应根据各自企业集团的状况确定自己的主导业务和发展模式。 (3)科学监管。严格市场准人,贯彻分类监管。认真审查企业集团的经营状况,测评其经济实力。明确企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的条件。对于暂不具备条件的企业集团不允许设立财务公司。针对不同类型的财务公司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积极引导,规范发展。健全监管手段。财务公司的经营状况很大程度上受企业集团经营状况的影响。要防患于未然。跟踪企业集团的经营活动,适时对财务公司展开窗口指导,积极引导财务公司健康发展;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向财务公司放开再贷款和再贴现业务。财务公司能够创造派生存款,具备一定的信用创造功能。向财务公司发放再贷款和再贴现不仅是为其提供融资渠道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传导货币政策的需要。建立救助和合理退出机制。认真分析财务公司的经营状况恶化的原因,如果起因是企业集团经营形势暂时陷入低谷,有好转的可能,则果断救助;如果起因是企业集团已陷入绝境,则果断采取兼并、破产等市场退出措施。 3.财务公司的发展与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 财务公司在上述政策的作用下将会获得更快的发展。财务公司的发展将会大大加快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进程。 首先,不同发展模式的财务公司服务于不同行业的企业集团,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丰富了以服务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金融组织体系的内涵。其次,财务公司积极参与我国资本市场和资金市场,通过财务公司对新的融资渠道和信用工具的运用和操作,我国金融市场的主体将会大大丰富,金融市场的信用程度将会大大深化。再次,在对财务公司实施监管的过程中,中央银行针对次财务公司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方式将会较现在更为科学、合理。这从整体上有益我国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 总之,分类定位,规范发展的财务公司,将会健全我国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体系,对于构筑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金融体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济经纬 |
中国金融企业,你们准备好了吗? |
| 一位从中国大陆来旅游的中国官员曾对我说:“美国什么事情都和中国相反,你看中国的报警电话是119,美国是911。中国的电话查号台是114,美国是411。中国人写名字是先姓后名,美国是先名后姓。中国写地址是国家,地区,街道门牌,美国就相反,是门牌,街道,地区,国家……”
说起中美之间的不同,真是有很多。这位中国官员只是说出了表面现象,更深刻的则是人性上的认识的区别。美国是以人为根本的国家,但中国是以国家为根本的人。美国的政府的机能是建立人的基础之上,政府服务于经济。中国是国家管理人,经济服务于政府。 说起中国加入WTO,牵涉的内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只有两点。其一,法律。其二,金融。关于法律,我将在下一文中讨论。在这里我们先讨论金融。 金融与我的工作紧密相关,也是中国政府在WTO谈判中的主轴。也许各位会提到中国加入WTO最主要的不是农业问题吗?其实各位如果认真仔细地了解WTO谈判的主要过程就会发现,其实金融开放才是西方社会最需要的,才是谈判的主轴。 中国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走的是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农业改革,即土地承包。第二步是工业改革,企业承包,采用自由经济,放手私人企业发展。第三步是零售业开放,尽管目前的中国零售业开放的还不完全,但基本是敞开了大门。尚未进行的则是第四步,金融业。 按照国际惯例,银行,投资,股票证券市场,基金,保险等都属于金融业范围。而国际上对中国期盼最大的则是金融界的开放。大家都讲美国是犹太人在控制,为什么?正是美国的金融界被犹太人掌握。在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业对一个国家的重要并不逊于政府。可以说金融业领导着也左右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美国各个政党和总统竞选,第一个要拉拢的就是金融界。尽管金融业的投票人员很少,但它却控制左右着企业。在美国每一届政府中,大家都可以看到华尔街人士出任各种不同的重要职务,而美国各位卸任官员的最佳去路也是华尔街的各家金融公司,美国财政部长几乎都是由华尔街人员出任。这就是金融与政治的关系,也反映了金融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新中国稳定建政后并没有重视金融,在中国,金融的代表几乎就是银行,而且是商业银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面临困境,邓公希望中国经济转型。结果,在中国就建立了股票市场,而这个股票市场的建立几乎全部是照搬香港模式,而且是有条件的加入了很多政治限制的挪用。不可否定的是这个创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为光明的前途,对中国早期经济发展功不可没。由于是当时的政治局面决定。所以,这个证券法就难免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和计划经济的色彩。虽然中国经济已经发展了二十年,但这个证券法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这和中国政府忽视金融,强调稳定有着极大的关系。而一部分利益获得者又出于自身利益反对大幅度修改也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法律制度根本就没有办法和这个证券法配套。甚至从严格的法理上讲,这个证券法与中国的宪法是违背的。是一个违反宪法的二级行业法律。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不争论是邓公的原则。结果,人性的负面在中国的金融界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了利益,舞弊造假,假公济私无奇不有。最后的结果是中国金融界里唯一的果实──证券业一片黑暗,丝毫没有正义,没有公平,没有信用。成为中国野心家和枉法者的圈钱乐园。而政府面对这样的结果,面对众多血本无归的百姓,也只能一而再地救市,稳定形势。从另一方面讲,由于股票市场的既得利益者大多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实力又纵容着他们肆无忌惮地无视百姓的利益,用各种手段去影响政府的政策。 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除去证券市场以外,其他几乎是空白。中国的保险业开办了二十多年,但从根本意义上讲,它根本就没有成为金融界的一员,更严格地说,它根本就不符合保险业的基本要求。看一看中国的保险公司没有一个合格的精算师,就可以知道中国保险业的水平是什么?中国保险业更没有什么基金,也没有将基金放到投资行业。 谈到中国的基金,略具其形的只能算是各地的投资信托公司,与其说是投资信托公司,不如说是变相的商业银行更贴切。中国的信托投资既没有合适的法律,也没有成型的惯例,几乎是乱成一片。最近几年来,中国各信托投资公司的倒闭,极大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在此方面的失控。数百亿美元的损失就是中国金融政策滞后所交的学费,在香港的某中资公司的问题,甚至引起中国政府在国际信用上的危机,以至于中国总理都要出面澄清,并下保证书。相反的是,在中国股票市场蓬勃发展的几年中,私下的私人基金则以另一种面貌出现了。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股票大户—私募基金。这种基金完全是在中国走钢丝,根本没有法律保护,民众也完全是凭着私人关系和信任进行投资。而合法的开放式基金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出现。其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竟然没有这样的相关法律。 再看大家熟悉的商业银行,中国的商业银行几乎都是国有银行,执行的业务更体现了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尽管中国经济改革了二十年,但商业银行的政策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支持的企业几乎还是国有企业。这种事情也毫不奇怪,中国在经济改革中根本就没有触动政治底线,私人经济一直是在不稳定的政策下摇摇晃晃地成长,即使是中国加入WTO谈判,已经明了WTO的本质时,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政策改变来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更没有扶持私人经济发展的意向。中国一方面要在经济上与国际社会接轨,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坚守共产主义底线,结果就造成了中国二十年来私人经济成长缓慢的后果。尽管很多人说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实我们反过来看看日本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经济成长,韩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经济成长,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并不能说完全的成功。至少,它并没有培养出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在世界上称雄,也没有培养出任何一个可以真正对中国经济有利的具有品牌的企业。中国商业银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十年里几乎不是促进,而是拖后腿。中国商业银行的大量坏帐更体现了这一现状。大量的民间储蓄并没有合理地用到经济发展中,相当一部分被中国商业银行的低效率浪费掉了。而这二十年的浪费,也造成了中国百姓对中国商业银行的信用下降。 中国有很多证券公司,严格地说这就是投资银行。但中国的证券法在建立之初并没有照搬英国或美国的方式,而是在英国和香港的模式中又加入了中国特色,更加入了很多日本模式。特别是在投资银行方面的法律更倾向于日本模式。但问题是日本有其本国极为特殊的情况,表面上看似乎和中国情况类似,但实际上根本就不适合中国,加上中国股票市场和金融业的畸形发展,证券公司根本就没有从事正常的投资银行业务,更多的证券公司基本上只局限于证券的买卖。 很多人在喊中国民间储蓄太多,对中国经济市场形成威胁,要警惕,要发展消费。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缺乏真正的金融市场,民众缺乏投资渠道。如此一来,在中国就出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民众储蓄大增,银行不敢轻易放贷;另一方面,企业扩大生产却缺少资本。政府强调扩大内需,增加消费,而民众却不知道将钱放到哪里? 在西方国家,几百年的金融运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西方国家生活过的人都有一个体验,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国民很少自己从事投资,而是依靠专业人士来进行,在美国就有数十万个各种不同类型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由专业投资人员管理,民众只要购买基金就参与了投资,然后按照投资效益获利。同时完整的保险制度也将保险基金投资到各行各业。这样一来,民众就可以避免自己知识上的缺陷,减少了投资上的失误和损失。而创业者也很容易在各个基金会和商业银行取得投资。各个投资银行的投资经理人在每天可以从数百个投资方案中选出最可靠、最有前途的投资方案,将民众的资本投资进去。民众中少量的资本汇集成了大资本,不仅降低了投资风险,还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在中国,由于缺少这样的金融环境,投资人找不到可靠的投资项目,普通民众又没有足够的资本去投资,创业者又很难找到资本,社会经济怎么能发展?这种不健全的金融体制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使中国经济更偏向政府投资,导致私人经济没有办法快速成长。政府投资的国有企业越多,就越难摆脱政府的干扰。国有企业政府不管谁去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独立行使职权?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越来越难摆脱企业,法律和政策更倾向国有企业。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商业银行的坏帐达到了25%。而经受亚洲金融风暴的韩国和泰国商业银行的坏帐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20%,为什么他们不能抵挡金融风暴,相反中国没有被波及,其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封闭的货币制度和银行金融体系。中国没有损失吗?表面没有,但真正的损失早已转嫁在国内的百姓头上。 在多年前,我曾对一位来美国访问的中国四大银行的一位高级主管说:“中国的大学应该专门从事培养一些专业的金融人才,中国一旦与国际接轨,金融将是最大的问题。一旦金融市场失守,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将全部化为乌有。”当时这位年轻的高级主管对我说:“目前中国大学根本就没有国际金融的专业,有的是挂羊头卖狗肉,教授们都不懂国际金融,更没有在实践中锻炼过,怎么培养?” 说起软件建设,中国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人才就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与华人从事金融界的工作现状有关。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美国华人有近三百万人。但从事金融行业的只有二千多人,其中从事商业银行的有六百余人,担任经理一级的不超过四十人。在其他的金融从业人员中,百分之九十是保险经济人和股票经济人,真正从事专业投资的不过百人,其中又有近八十人分布在美国各大投资银行中担任初中级的技术分析人员,真正有全面实际经验,担任基金投资经理人的不超过十人。而这十余人基本上都是美国及世界级的金融精英,年薪超过百万美元,甚至千万。以目前中国的金融状况和经济水平,怎么能吸引他们到中国去发展?在很多大型投资项目中,投资经理人很关键,如何在众多投资案中选优,又如何进行,这与投资经理人的学识、经验有着很深的关系。在投资界,直觉和经验远胜于书本知识。 分析完了中国的金融现状,我们反过来再研究WTO。 我曾讲过,WTO谈判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谈判。对中国而言,解决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在谈判中,中国政府遇到的有两个根本的问题,一个是金融,另一个是农业。金融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利益的根本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中国最薄弱的环节。一是没有自己的经验,二是没有专业的人才。如何评估未来的利益根本就没有可靠的数据,谈判人员和专家只能凭自己的良心来进行。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金融是命脉,打开了金融业的大门,其它行业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攻自破。掌握了一个国家金融,也就等于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命脉,甚至是政府。所以,在谈判中,美国等最关注的就是金融谈判,关注的是中国对金融能开放到什么程度。但在这一问题的谈判上恰好又体现了一个古老的定律──罗伯特定律。这个定律的原则是越是复杂、大家都不明白的事情,谈判的时间就越短,越是简单;大家都明白的事情,谈判的时间就越长。结果,中国加入WTO谈判中,最复杂,最重要的金融问题反而是最快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又和农业问题相关联,这个关联的问题又与政治有关。金融是大家都不明白的事情,尽管比农业问题更重要,但问题和弊病不会马上显现出来,即使是出现问题,也是影响范围小,百姓搞不清楚,与百姓生存和吃饭没有直接关系,政府有理由解释,推脱。最大的问题也是长远经济利益上的丧失。但农业问题则不同,关系到中国数亿农民吃饭和稳定的问题,问题会马上显现,谁都可以看得到,大量的失业农民涌进城市,城市没有企业接纳,也没有办法安置,就要引起更大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这样一来,动乱就会产生,就会出现问题。对于这样的结果,中国无论如何是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在金融方面让步,而在农业方面坚守底线,这就是中国WTO谈判中一定要坚守的另一个底线,也是中国总理日夜担心的问题,更是中国WTO谈判最后僵持在农业问题上的主要原因。“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原则就这样体现在WTO谈判和协议书上了。但问题是,这样的稳定是用多少经济利益换回来的?又能保持多久?是否爷爷不需要管孙子的事情?孙子就一定要承受爷爷为自己利益而种下的苦果呢?各位不要以为我是在污蔑栽赃政府,有心人研究一下美国政府公布的谈判备忘录,就会发现我讲的全部是事实,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在中国加入WTO的协议书上有这样几条,摘抄如下: 1.保险 中国现在只准外国保险公司在上海和广州营业,根据此协议: 地域限制——外国财产和人寿保险公司可立即在中国全国进行高风险项目的保险业务,并在五年内在未来的营业牌照上取消所有的地域限制,在二至三年内允许进入中国对美国有重要利益的主要城市。 范围——中国将在五年内逐步扩大外国保险商的业务范围,使之包括占保险费总额百分之八十五的集体、健康和退休金方面的保险业务。 咨询原则——中国同意只在谘询原则的基础上发放保险营业牌照,在发牌数量上没有经济审查必要或资格限制。 投资——中国同意允许外商拥有百分之五十的所有权,取消对外国人寿保险公司合资企业的繁琐要求,并逐步取消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外国人寿保险商可选择他们自己的合伙人。在非人寿保险方面,中国将在两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商扩大业务或合资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所有权和建立独资附属机构。再保险业务经同意即可完全开放(百分之百,没有限制)。 2.银行 现时外国银行不得与中国客户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只有少数可以用人民币与外国客户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中国对外国银行的开设,实施严厉的地理限制。中国已承诺在五年内使美国银行获得充分的市场准入。在准入后两年,外国银行将可以与中国企业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在准入后五年,外国银行将可以与中国居民进行人民币业务往来。在五年内,地理限制和顾客限制都将撤销。在准入后非金融业金融公司可提供汽车融资。中国将允许占少数的、外国人拥有的合资公司参与基金管理,条件与中国公司相同。随着中国公司的业务规模扩充,外国合资债券公司将可享受同等的业务扩充。占少数的合资公司将获准包销国内证券和包销及交易以外币计算的证券(债券和普通股)。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在未来的五年内,中国基本上已经全面开放金融行业,外资将获得与中国同业相同的地位和资格,更可以控股。 不了解金融的读者也许会奇怪,这里不是在说保险吗?这与未来的金融有什么关系?我请大家注意两点,一是外国保险业可以控股;二是外国银行可以进行人民币业务。实际上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中国很有可能在二年内提前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自由流通。而一旦形成这样的局面,中国金融企业不会崩溃,而是会加速落入西方金融资本的垄断之中。而这样的局面正是西方资本财团所盼望已久的。 为什么会这样?各位读者请让我给您描述一下未来的中国金融远景和西方财团进军中国的基本模式。 保险业是金融界的基础行业,但中国的保险业恰好是薄弱之一。缺乏经验、人才和手段也严重阻碍着中国保险业发展。西方国家一直强调保险业的谈判有着很明显的利益企图。进入了中国的保险业,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圈钱。在中国可以预计的保险市场大约每年有500亿美元,尽管这个市场和西方国家相比很小,但中国也有个很特殊的现实,这就是中国整个社会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在西方国家大多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制,保险很重要,但仍不能取代社会保障体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几乎是零。保险就成为人们唯一的选择。特别是医疗保险,退休保险和人寿保险更将成为国人的必要选择。这样广大的市场怎么能不诱人呢?一旦海外保险集团进入这个领域,依照目前国人的心态及中国保险公司死板的经营手段,海外保险公司横扫千军的事态一定会出现。海外保险集团更善于利用国内保险公司的现有资源,大举吞并收购中国保险公司是必由之路。随着时间的进展,海外保险集团控股中国保险业是早晚的事情,而中国保险业为了免于破产,争取与海外保险业的合作也将是不得不选择的途径。以笔者的分析,中国保险业将在十年内完成全部合资的过程,在十五年内将全面失去控股权。这样的预测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由中国的保险业现状决定的。中国的保险公司均是国有企业,每年的利润由政府掌握,当合资一旦形成,保险业绩必然大幅增长,利润增加。随着时间发展,企业也会不断发展,资本要求会增多。但问题是:海外保险业可以随时增加资本,可中国企业增加资本的手续极为复杂。中国政府也很难从自己的口袋中再拿出钱来对等增加资本。看看每一个投资中国的海外集团走过的路就可以清楚发现,当中国原有企业的资源完全使用光之后,外资就会大举增加新的投资资本,变相逼迫中国企业出让股权,以达到控股的目的。而西方国家金融业者期盼的也是这样一条便捷之路,既消灭了一个对手,又发展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保险业一旦被外资垄断,就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业面临着被海外财团全面垄断的威胁。保险公司在中国收集的保险费一定要形成投资基金。聪明的金融界为了牟利,保证自己的效益,就一定会实行规模经营,将保险基金投资到中国有效的收益项目中。股票市场和各种高产出企业及相关的基础行业就是最好的选择。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基金资本将对中国的各个行业形成一个巨大的资本冲击。任何一个寻求发展资金的企业都难以抵挡这样利益诱惑。结果,这些来自中国百姓的闲散资金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资本,被海外财团控股的保险公司用来再控制其他中国企业,形成新一轮的企业控制。而海外的投资基金也同样会看中日益增长的中国市场,稳定的政局,透明的政策,高额的利润,怎么能让西方投资基金不眼红?但在短期内,中国法律还没有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时候,谁又愿意选择收回期长的固定资产投资,股票市场和某些可以流动,随时撤离的短期投资项目就成了西方投资基金和财团的首选目标。 什么是金融市场?英文是MoneyMarket。直译成中文就是金钱的市场。在国际金融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以小搏大。海外财团看中的中国市场是什么?不仅是卖给你商品,更重要的是你口袋中的钱。当少量的资本控股了中国的保险公司,就可以合理地在中国百姓中圈钱,然后再用这些钱去控制中国更多的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海外财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由于中国政府多年来无视经济规律,不懂金融操作,在中国大陆就形成了一个金融空白。不仅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因为政治因素没有开发利用这个资本主义多年形成的金融市场,反而是压制国人自己的资本市场的形成。致使中国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金融集团可以和海外金融财团相抗衡。这也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危机之一。 随着保险业的沦陷,中国的投资行业也同样要接受这样的现实。没有资金就没有投资行业。没有信用也同样没有投资行业。这样,中国就只有以股票市场和商业银行来抗争海外财团的入侵。中国股票市场的状况大家都很清楚,几乎是不堪一击,而且以目前的情形看,海外资本进入之后远比国人有利,比国人的包袱更少,国人承担着十年来股票市场造假所引发的泡沫灾难。海外财团则更容易轻装上阵。 商业银行是中国加入WTO后保持自己控股权的最后希望,但多年的包袱和不断下降的商业信用则严重影响着中国百姓的支持。如果中国目前的商业银行不能进行大幅度改革,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和海外银行的不断进攻,大面积出让自己的市场就会变成现实。而伴随着海外资本的涌入,企业国际化,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必将异常艰巨。 也许有人会说,当年的日本,韩国,台湾不是也走过与中国类似的道路吗?日本的金融界在国际上并没有被吃掉,相反发展得很好。 表面看着类似,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日本,韩国,台湾的企业多是私人家族性企业。特别是日本,由于日本的民族性,日本企业更是相互参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谁也摆脱不开的死结。这样的情况不太适合现代的管理要求,但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却非常有效,更能够抵御外来的侵袭。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综合商社,因为它不符合节约和效率的准则。但由于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就有三井商社这样世界最大的综合商社,你看到美国有这样的综合商社吗?日本就有,而且不止一家。再看日本的银行,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是其股东,这样的银行怎么能不发展?怎么能被海外财团吞并?反过来看中国的金融界,情况一样吗?韩国的情况更特殊,尽管韩国的经济出现了危机,但韩国在经济起飞的时候是采取的一种国家特殊扶持政策,举全国之力扶持几家大的企业和银行。目前的中国已经加入WTO,对所有的企业和个人,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都要一视同仁,不能歧视,也不能采取特区的政策。中国已经丧失了扶持自己金融业的大好时机。而十年经济改革,就是因为政治上的保守,不能放弃固有的共产主义纲领,才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才为中国加入WTO留下了严重的后患。 对于民众而言,金融界的变化不会马上看到弊端,但随着时间的进展,弊病就会明显增大。也许在几年之后,中国的百姓会发现,自己的保险公司是外国的,银行也是外国的,购买的商品生产厂也是外国财团控制的,自己工作的单位也是外国的,自己已经沦为彻底的打工者。政府的政策也处处体现着着海外财团的经济利益。 中国金融界真的这样危险吗?以笔者的看法,今后的危险要远比我现在描述的更可怕,只不过它的出现更隐蔽,时间更久,不会象农业问题马上发作而已。尽管对百姓的民居生活影响不大,但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则是影响深远,甚至是灾难性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理论上的研究不能取代实际的验证。中国加入WTO后的十五年内,如果我能看到中国的前二十名金融企业中能有一半企业是中国人自己在控股,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加入WTO全面成功了,我们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如果在这前二十名企业中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掌握在国人手中,那么我可以说,中国加入WTO并没有失败。但中国加入WTO后十五年会出现我们期望的现象吗?我个人是持悲观的看法,毕竟经济实力在左右着社会发展,主观和政策只能影响一时。 中国加入WTO后,金融界的人士怎么办?我们是否意识到中国金融将面临着海外财团的金融垄断?传统的思想能否转变?金融界的人士如何利用短暂的缓冲期调整应变?这样巨大的变化又要和政府的法律和政策有了关联,社会稳定又要成为考验中国金融转型的一大难题。稳定压倒一切,这样是否又会让中国金融业再次丧失最后的机会?我们应该怎么办? 面对WTO的压力,中国金融企业,你们准备好了吗? |
商社金融的动向
企业间信用与金融贷款之间的关系 |
| 作者
植杉威一郎 研究员 发表日期 /编号 2004/08 04-J-041 下载/链接 [pdf:396KB] (日文) 概要 正如“商社金融”这一名词所表述的那样,本文以综合商社所具有的多种信用手段为着眼点,对企业间信用与金融贷款之间的关系发表了新的见解。关于(商社金融)从业公司所给与的企业间信用与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着不同的着眼点,主要表现在从业公司与金融机构这类贷款主体的差异和企业间信用与银行贷款这类具体手段的差异上。但是,在Petersen and Rajan(1997)的实证分析中,对基于授信主体与授信手段各不相同的课题研究,都没有给出明确结果。所以,本文重新利用相关数据,对由于主体与手段的不同,其各自对企业间信用与银行贷款间关系的影响程度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在同一授信主体的情况下,企业间信用与银行贷款的动向正相反;而不同授信主体所发放的银行贷款却与企业间信用的动向相同。授信手段性质上的差别,较授信主体的差别更容易对企业间信用与银行贷款的关系带来显著的影响,这一点在以往研究中没有得到明确,对于今后企业金融的负责人员以及业务方法的探讨也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