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主义者の《深刻启示》 —

不要如此狭隘！ 　进入全文

    不错，日本右翼以及日本政府不承认战争罪行，日本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占领我们的神圣领土钓鱼岛。所有这些，令人愤慨。但是，愤慨顶什么用？仇恨顶什么用？中国近代与日本两次开战，一次是甲午战争，一次是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两次被一个小国欺凌，这说明什么？
    毛主席说过：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翻译过来，我们落后，就算日本人不打我们，也会有别的人打我们。1840年以来，多少个国家打我们？要想不挨打，唯一的出路是自己强大。如果下一次中日再战，依然是抗日战争而不是日本人的抗中战争，我们说什么？面对日本，我们同样应该把反省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煽动民族仇恨放在第一位。
    二战结束，日本和中国一样一穷二白，而且他们没有资源。但是，很快他们崛起了，而我们呢？日本的电子工业与中国同期起步，现在看看是什么差距？韩国怎样？韩国的起步比我们晚，市场比我们小，可是现在，我们所有的电子企业加起来可以抗衡三星吗？
　东亚四强赛上，看看日本足球的打法，再看看中国足球，我们心中只有悲哀。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自省，我们还要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对日本的仇恨，那只能令我们离理智的道路更远。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日本比我们强大？我们需要从什么地方去学习他们，超越他们。
    说起中国女排，就必须说起魔鬼教练大松博文，正是大松博文使中国女排迈开了走向世界冠军的第一步，而不要忘了，当时的世界冠军正是日本队。可以说，中日体育之间长年来处于一种友好交流的状态，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但是，绝对不是敌人。


周恩来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中日交锋史之乒乓球激情燃烧的岁月
进入全文	进入全文
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女排在大松博文教练带领下迅速崛起，在世界排坛表现出很强的实力，引起周恩来的关注。1964年1月24日，周恩来观看了日本队在北京的比赛之后，第二天又到现场观摩日本女排的训练课。从下午５点一直看到８点钟。周恩来说：“日本队训练时比打比赛还累。练习时难度这样大，比赛时就容易了。人家训练的每一手段都有实际意义。训练刻苦，从难从严，比赛就能过硬。”周恩来要求中国教练员学习大松那种严格的精神。他说：“我们不学大松打骂运动员，但他那种严格的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是一致的。‘三从’的实质就是练为战。所以要从实战需要出发来从难、从严，这也是运用毛主席《实践论》的精神”。从此，从难、从严和从实战出发，就成为运动训练原则，至今为体育界所遵循。周恩来还说，“日本女排身体条件不如我们，但训练出了高水平的队。我们这样好的条件，应该比他们好才行”。周恩来很内行地指出，“日本滚动救球的技术很熟练也很科学。这种办法不大容易受伤”。他问中国运动员会不会？问日本勾手飘球的性能与中国上手飘球有何不同？还说日本女排个子不高，又那么瘦，但弹跳力很好，说明她们训练有办法。周恩来认为日本很注意战术意识的训练，特别注意小配合。大概没有哪个国家的总理在办公室里放着一本体育训练手册作参考。可是周恩来却有一本，即日本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写的训练手册《跟我学》。大松博文应周恩来总理邀请于一九六五年来华，帮助训练中国女子排球队。他对中国姑娘按照他的要求严格训练感到满意，并预言总有一天她们会成为世界冠军。她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但大松不幸于一九七八年因患心脏病去世。当中国女子排球队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世界杯）后，她们深深怀念当年在排球场上向她们传授球艺的大松教练，特意去他的墓地，向他致敬。这位已故的教练曾带领日本女子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周总理在批阅文件的间隙偶尔翻翻这本手册。日本女排的胜利和大松博文的严格训练方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思考着中国男女运动员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当大松博文率队来华与我国女子排球队对垒时，周恩来抽时间去看日本姑娘们和他们的教练打球——不是看比赛，而是看训练，看她们的训练过程，分析研究她们取得成功的秘诀。他从头至尾看完一场训练。大松博文和队员们个个累得筋疲力尽。他和大松交谈时没说别的，只是称赞他训练有方。周恩来很欣赏大松和他的训练方法——从难、从严、一心想着下一场比赛而进行训练。总理指示国家体委要督促中国运动员向日本人学习。他还当即邀请大松博文次年来华训练中国女子排球队。大松，这个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华北的日本陆军中当过二等兵的排球教练，对中国总理给予他的荣誉感到受之有愧，他感激地接受了邀请。	1953年3月，组建不到半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出征罗马尼亚20届世乒赛。战果虽谈不上辉煌，但这是中国乒乓球选手第一次登上世乒赛的舞台。 1958年，第24届世乒赛，中国男队已获团体第三名，跨入了世界一流强队的行列。中国男队核心人物王传耀使用直拍左右开弓打法，是击败当时世界头号选手荻村伊智朗的中国第一人。中国乒协决心启用新人，用凶狠的打法与日本队决一死战。岂料，在团体赛上，中国男队在半决赛以3∶5负于匈牙利，无缘会会日本队。随后，在男单项目上靠容国团一举问鼎圣?勃莱德杯，新中国第一个体育世界冠军被中国人征服。 26届世乒赛于1961年在中国北京举办，新中国第一次承办国际大型体育比赛。当男、女团体决赛开赛，两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决赛首先开始，日本女队以3∶2获胜，实现了她们在世乒赛女团比赛中三次蝉联的梦想。男团大战，万众瞩目，中国队的决赛阵容是庄则栋、徐寅生、容国团。日本队应以星野展弥、木村兴治、荻村伊智朗。徐寅生在决胜局中连扣星野十二大板赢下比赛，这精彩的十二大板成为世界乒乓史上的经典一幕。中国队员越打越勇，终于以5∶3击败了世界乒坛的天皇———日本队，第一次捧得斯韦思林杯。 1963年4月，第27届世乒赛于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在这届比赛中，中国男队派出了秘密武器———直拍削球手张燮林。张燮林发明的新打法———长胶削中反攻一亮相，就削倒了日本队的星野和三木。从此，他被中国队雪藏起来，直到27届世乒赛。在团体决赛中，他又展示神削绝技，击败了日本队的三木和木村，为中国队蝉联斯韦思林杯立下大功。 1965年4月，第28届世乒赛。中国女队顺利杀入团体决赛，对手正是宿敌日本队。时任女队教练的容国团排出奇阵，用林慧卿、郑敏之两员削球手出战，打了日本队一个措手不及。最终她们以3∶0战胜了蝉联四届冠军的日本女队，首次捧得考比伦杯。在女队打响翻身仗的同时，男队也连奏凯歌，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组成的团体阵容在决赛中击败了由木村、小中健和高桥浩组成的日本队，再度蝉联斯韦思林杯。 1971年3月，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开战，阔别世界乒坛六年之久的中国乒乓球队重又站在世乒赛赛场上。由林慧卿、郑敏之、李莉组成的中国女队在女团决赛中负于日本队，仅获团体亚军。 1977年，国际乒联成立50周年，乒乓球运动的发源地英国承办了第34届世乒赛。中国男队一路轻松过关，决赛战胜日本队，顺利卫冕斯韦思林杯。这次比赛是中日两国在世锦赛团体决赛的最后一次交手，此后，日本队渐渐掉队，远非中国乒乓球队的对手。其后近三十年，乒乓球运动形成“世界打中国”的格局，日本人只能躲在远处隔岸观火，无法对我们构成直接威胁。


女排 “拼搏”精神的内涵	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实
进入全文	进入全文
想必熟悉中国女排五连冠的排球爱好者，对“拼搏”一词有特别的亲切感，曾经被国人视为处险不乱、扭转乾坤的“拼搏”，几乎成了战胜一些困难的法宝。有一段时期宣传媒体使用“拼搏”频率次数大大超出对体育竞赛本身的评论，女排辉煌的日子里“拼搏”成了女排姑娘的象征和专利。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女排走出了低谷重新夺回世界冠军，排球运动又给国人带回了谈论多年的“拼搏”精神。搞排球的专业人士除了谈论女排的“拼搏”精神之外，把更多的议论重点放在技战术上，因为排球运动的一些外在因素（先天条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内在因素（如性格、意志品质等）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才起到决定性作用。今天，从排球运动本身的角度分析“拼搏”精神，有必要诠释“拼搏”精神的内涵，以一种客观科学的态度去看待在重大比赛的中国女排，如何进行“拼搏”？在什么情况下以何种形式进行“拼搏”？“拼搏”的效果如何看待？这样才有助于正确地理解中国女排的“拼搏”，理解在激烈的比赛中教练员的指挥技巧，理解女排姑娘良好的精神面貌是建立在平时刻苦的训练、严格管理基础上的。如果从专业的角度看待拼与搏，即要涉及技战术，又要涉及心理学（特别是运动心理学）。拼就是对某一技战术环节需要特别加强，投入全部或绝大部分的精力去完成；搏比拼更具有风险性，更难以预料结果，所以对特定的技战术实施运用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说的具体些，就是机遇与风险共存，成功和失败同在。由于拼与搏在用词的分量上比其它词汇语气要强，故此，在平时的训练中教练员的指挥语气声调上要有区别，有意识设置一些与比赛真实状况相仿的场景，让运动员通过教练员的语气和神态，及时领悟并把握“拼搏”的时机，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位。假如，教练员脱离实战搞训练，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贯彻不坚决，正式比赛中就会出现，该稳的时候不稳，该狠的地方不狠，该拼的机会把握不住，该大胆一搏的关头又错失良机。有些问题在一般的训练中是表现不出来得，必须在一些重要的比赛中加以暴露，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员要经过大赛的磨练，运动员心理承受能力的提高，是成熟的表现。拼搏贵在努力坚持，技战术不垮、精神不倒。拼搏要有时间和场次的划分等级，拼搏讲究战略战术，犹如冲锋的号角什么时间吹起，吹早了不行吹迟了也不行，要恰到好处。拼搏对整体作战重点放在技术上还是战术上，是指导思想还是心理准备方面，拼要拼的具体，搏要搏的值得。拼无目标，搏无时机，结果只会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60年代，大松博文实践了一整套别具一格的训练方法，创造和运用了勾手飘球、侧倒滚翻及双手前臂垫击技术，以所谓的“意志排球”在国际排坛独树一帜。他以“魔鬼式”训练法带领日本女排创下了世界女子排坛史上连胜175场的奇迹，更使日本女排赢得了“东洋魔女”的美誉。当年的大松博文认为中国女子排球队员的身材都很高大、弹跳力强、柔韧性好，具有很好的基础，个人技术都很优秀，但六个人聚集在一起合作和默契功夫还不到家。于是，大松来到了中国，也把他对排球的理解带到了中国。因为他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也正是如此，吸收了先进技术的中国女排从此如虎添翼。大松博文的训练包含了三从一大的精神，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和大运动量训练。他曾说过：“我认为在练习中如果怜悯运动员，那练习就无法进行。这并非把运动员当牛马。狮子教养小狮子不也是要使它落到山谷下，然后再叫它爬上来么！老麻雀在小麻雀长得差不多的时候，为了要它离开巢窝，也都是一连数日不给吃的。我对运动员就是抱着这种父母之心的。”	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69年历史中，有两次锦标赛由一个协会包揽全部共七项冠军，这两次都是由中国乒乓球队夺得的。第一次是1981年的第36届世乒赛，第二次是三个月前在天津结束的第43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队三十多年长盛不衰，先后夺得88.5个世界冠军，荣获世界冠军称号的运动员多达70人。奇迹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关键的一条是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解决人的思想、观点和立场问题，动员群众为完成当前的任务和长远的目标而奋斗；就是要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几十年来，中国乒乓球队终依靠思想政治工作这强大的精神支柱，保持着团结拼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中国乒乓球几十年来形成了一个传统，年轻队员入队的第一课，就是听教练员、领队讲中国乒乓球队的光荣历史，看容国团1959年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的影片，以及历届夺冠激动人心的场面。平时队里的一言一行无不紧紧围绕着中心任务，使运动员牢固树立誓夺世界冠军的观念。　乒乓球运动员从小就有一种崇高的合作感和责任感，要为争取荣誉。胜不骄、败不馁，永远进取，永不满足――胜了要卫冕，输了打翻身仗，已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群体性格。他们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教育队员正确看待胜负。从领奖台上下来，就一切从“零”开始，既看到成绩，更要正视缺点和问题，时时有危机感；失利面前不泄气，鼓起勇气把丢掉的奖杯夺回来。　远大的目标是靠崇高的思想支撑着的，这就是“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乒儿为祖国荣誉顾全大局，服从大局，宁愿牺牲个人利益。在男队面临危难之际，蔡振华放弃在意大利执教的优厚生活待遇，毅然归队，后来担任男队主教练，挑起打翻身仗的重胆。他的行动本身就是无言的榜样。　现代运动队伍的管理是对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双向要求。因此，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让运动员奉献，首先自己以身作则，想让运动员信服，就得拿出令人信服的才能。教练员工作态度的好坏、能力的强弱和素质的高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关系到队伍能不能具有较强的凝聚力，教练员的以身作则，它比单纯地讲大道理和单向的严格要求更有说服力。　乒乓球队一直倡导贺龙元帅当年提出的“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思想，并且始终不渝地执行。他们常向年轻队员讲乒乓球队的传统。早在60年代，就有胡炳权、薛伟初等选手顾全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放弃自己原有的打法，去学习日本人新发明的弧圈球。他们手臂都拉肿了，还坚持帮助主力队员去适应各种新技术，甘当铺路石，被称为“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　经常的优良传统教育，加上和严格管理相结合，使乒乓球队这个集体中的成员都能明白，中国乒乓球队称雄世界不是靠哪一个人，而是靠一个强大的集体。集体主义教育使队伍产生了凝聚力，心往一处想，拧成一股绳，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因此，有的外国选手说：“我们与中国运动员对阵，总感到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强劲的一群人，即使出得了这条线，也过不了那道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队内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主力与非主力队员，正式与陪练队员之间的奖金待遇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一些队员的心理不平衡。大量退役运动员通过各种途径到国外打球，形成了所谓的“海外兵团”。他们的经济收益要比国内高得多，引起现役运动员的思想波动。面对新的形势，如果思想教育只讲爱国、奉献，不考虑和解决实际问题，便显得苍白无力。乒乓球把思想政治工作与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结合起来，在奖金分配和出国打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收到很好的效果。乒乓球队强调把祖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也充分考虑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使三者很好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