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不可忽视的日本 |
|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经典之作《菊与刀》中认为，日本人的文化特征，是不同于西方“罪文化”的“耻文化”，他们“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F.Vogel）1979年发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此书伴随日本的崛起而使作者声名大震。就在日本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泡沫经济破灭，股市、房地产暴跌，日本进入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面对多方面的责难，2000年傅高义写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陈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的依据，但他解释当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他从不相信日本面临的危机意味着幻灭。 李培林的新著《重新崛起的日本》是继《菊与刀》和《日本第一》之后，又一本从异国文化视角解读日本社会的力作，体现了一位中国社会学家对日本社会的深刻理解和观察。 书名：《重新崛起的日本》 作者：李培林 版本：中信出版社2004年11月 定价：25.00元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经典之作《菊与刀》。 □书评人古陌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文化兼具菊花与刀的双重特质：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呆板而善变、保守而喜新，这一发表于1946年的研究成果除了成为美国政府制订战后对日政策的重要理论参考外，甚至还被日本人视为真正了解自身的途径。 时隔58年，中国的一位社会学家在解读这个神秘国度的又一次努力中，选取了神社和樱花作为代表日本人行为选择的文化符号，他眼中的日本文化是神社式的多元选择并行不悖的实用主义理性和樱花般的对生命辉煌荣耀追求的特殊结合。在对日本文化的实地考察中，李培林试图以一种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遥远的洞见”，透过来自异国文化的视角来捕捉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亮点。 从对中日不解之怨的文化社会解读到厕所革命所折射的日本社会变迁，从福泽谕吉倡导的脱亚入欧战略到涩谷女孩所象征的观念代沟，随笔式的笔触下流露出一位社会学家对日本社会的深遂理解和百科全书式的洞察。对于一位所属的族群文化的社会深层构成原则和文化底蕴最接近这一国度的学者来说，这种洞察最深刻的意义是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寻找“我是谁”的参照答案，其中最吸引眼球的部分就是他对中日“文明的碰撞”的阐述。 李培林不愿意简单地解读日本经济大起大落的传奇历史或者近期的经济复苏信号，他指出日本不容忽视，“中国人不能因为日本近十几年经济的长期低迷，就以为日本已经从文化上崩溃，从此会一蹶不振”。在他的实感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最接近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他通过对日本社会生活的深层分析所做出的判断是：日本经济正在调整和进行新的转型，它可能正在经历转型的艰难和寻求新路的迷茫，但绝不是“衰落”和“沉没”，这是他所强调的“重新崛起的日本”的题中之意。然而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沉没”论调的反差促成了中日国民心态中的浮躁泡沫，在历史心理积淀与现实利益格局交织演绎的一场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的“社会心态运动”中，他为中国和日本分别提出了建立理性的互动规则的十大建言。 “中日之间总体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但经常有些贸易和历史问题摩擦，实际上，（中日间）是一种相互依赖又难以深交的‘正常的关系’，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利益均衡”，作为一位高度关注中日间情感芥蒂的社会学者，他开出的一剂药方是：中日两国应当把具有深层心理情感因素的、已经过去60多年的历史问题与国家战略选择中显而易见的现实利益问题具体区分。 当然，对政治关系的关注并没有占据这位社会学家视野的全部，对日本社会和文化初来乍到的好奇心使他始终以一种强烈的比较对照眼光去探求一些“社会潜规则”。在从不同侧面描述日本社会文化特征的过程中，后现代的东方社会、经济和教育立国中的裂变、西制和魂、融入现代的传统、工业国的田野乡情等词争先恐后地映入眼帘，这位社会学家在书中确实是如同串糖葫芦般，力图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非正式制度”的细微描述来揭示深层的文化积淀，以勾勒出日本社会运行的全貌。 “许多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是一种带有民族情绪的漫画式理解”，李培林希望自己的这些观察能够跳出既定的分析框架，从全新的视角来解读人们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的事物，因为对于无法忽视日本的中国来说，“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良药”。 ■著者访谈 李培林：从“日常生活”观察日本社会 采访者：古陌 受访者：李培林（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社会学博士） 古陌：你写作《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的缘起是什么？ 在书的末尾你提到了你对日本两个月的访问，但从书的内容来看，你对日本社会的观察绝不仅仅是两个月的积累，是什么激发了你对日本问题的这种关注呢？ 李培林：日本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民族，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东方孤悬岛国，却能在19世纪通过体制转型跻身列强行列，二战惨败之后，又能在不长的时期内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去日本之前，我阅读和积累了日本方方面面的资料，想通过亲身体验来验证自己已有的一些看法。激发我写这本书的冲动，是目前中日民间相互之间的高度关注以及看法上的巨大差异。民族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是很重要的，中国人应当了解真实的日本社会，日本人也应当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看法。至于说对日本的最初印象，我觉得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混合体，是把很多矛盾的东西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来运转的机器。 古陌：在书中，你强调来自异国文化视角的这种观察，在众多研究日本问题的著作中，是否你作为社会学家的这种视角会更为独特？ 李培林：来自异国的文化视角，有克服“当局者迷”的优势。以前的那几部有巨大影响力的写日本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如《菊与刀》和《日本第一》，是写二战后的日本和上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而且是西方人眼里的日本，我是写当前的日本，或者说是经历了90年代“失落的十年”之后的日本，是东方学者眼里的日本。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更注重从“日常生活”的那些“非正式制度”来观察日本社会，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是从人们容易忽略的细枝末节来揭示深层的文化积淀，就像串糖葫芦，一节一节地串出日本社会的运行逻辑。 古陌：你在书中勾勒出了日本社会的全貌，能否简练地概括日本社会和文化的主要特征？ 李培林：很难用几句话勾勒日本社会的特点，那种勾勒很容易漫画化，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文化的博采众长和实用主义，这也是它不容易概括为一种类型的原因，我希望读者在读完我写的书后，自己体会出日本社会的特点。 古陌：你所理解的日本的重新崛起主要包括哪些方面？中国应当如何看待和应对这种崛起呢？ 李培林：日本的重新崛起绝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经济上日本“失落的十年”也并不是“幻灭的十年”，日本的经济还有潜力，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日本都在追求与经济地位相应的影响力，包括在军事上想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和在政治上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我的书名最初是有问号的，是《重新崛起的日本？》，出版时编辑把问号去掉了。我的意思是，这是一种可能性，一种需要认真研究的可能性，一种会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可能性。 古陌：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你怎么看待中日政治关系及其影响？ 李培林：我们看到目前中日关系里有一些矛盾的东西，在经济层面，互利互补是很明显的，大家对此都是有利益认同的，但在文化、社会的价值认同方面，却发生激烈的冲突，看看中国网民的议论和日本媒体的舆论就很清楚。我在书中想揭示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利益认同和价值认同很不一致的现象。从现实的角度看，现代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建立在利益认同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利益的均衡，而价值认识的差异不是短期能弥合的。国际关系中所谓“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是有道理的。 古陌：你提到中国人对日本历史缺乏了解，通过这本书你最希望读者获取的信息是什么？ 李培林：现在中日民众的心理，实际上都把对方视为对手，即便不是敌对的对手，也是竞争的主要对手，而对对手的看法，往往容易把理性和情感、现实和想像混在一起，我想学者有责任把这二者分开，找出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则，或者说要给出一个解释的理由。当然，我并不是日本的研究专家，我无意对中日关系进行外交解读和评论，我的书首先是文化和社会解读的著作。 古陌：你希望对这本书的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是什么？ 李培林：我想对同一本书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很不同的看法，但我希望人们看到，这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努力冷静客观地观察和分析日本社会，揭示那些影响日本社会的深层因素。 ■著者简介 李培林，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领域为企业组织、社会结构变迁、发展评估和社会分层等，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转型中的中国企业》、《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现代西方社会的观念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