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 践 出 真 知, 思 想 无 止 境 | |||||
揭密综合商社 |
振兴儒家思想 |
传扬晋商文化 |
汇聚百家学者 |
组织社会实践 |
促进教学改革 |
反思日本崛起 |
阻击经济渗透 |
推动贸易强国 |
扶助民族企业 |
构筑产业联盟 |
建设社会主义 |
|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 | |
| 全面估价日本经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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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出 师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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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文魁校长和申建军书记等各级校领导的厚爱，以及学校经济系老师们的关心与支持，我将在新学期出任“首都经济易大学”的兼职教师，从事《国际贸易实务》的教学工作。如何给予教学以灵魂，是我创作和编辑这版文稿的动机。同时，它也充分阐明我本人的经济学思想，表达我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强调中国崛起成为经济强国应借鉴日本经验（追赶型现代化），呼吁对具有俭朴和进取（晋商精神和文化）的民族资本加强扶持力度，提出建设具有儒家思想与道德的商业社会和企业模式，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更加丰富的内涵。在此大量引用了企业界，经济界，社科界和思想界学者的文章，我对他们的知识和贡献表示崇高敬意。 儒家思想与商业实践的结合创造了明清山西商人500年的昌盛。晋商的贸易活动在明代就已广达日本，清代继续发展到日本的矿业和银行业。石田梅岩（1685-1744）的儒学经济思想为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百年以后的明治维新培育了生存土壤。不能不说，这与晋商在日本的商业活动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至今，日本企业，特别是日本综合商社的组织结构与经营理念都渗透着儒家思想和晋商文化的精髓。学习日本企业的思想和文化就是要追寻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拥有的商业文明和精神文明，用于指导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现实经济问题。对比晋商大盛魁商号的创始人王相卿，日本三菱商社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新希望集团的创始人刘永好，不难发现他们有着共同创业历程，有着共同品质与精神。新希望集团和刘永好是否能够再现晋商的辉煌，原有国营大型贸易公司是否能够改制成功，从而最终能够赶超日本的综合商社，我们拭目以待。也许这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关键是思想和精神需要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我认为，儒家（东亚）商业思想与企业文化，应该成为我们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 日本在二次大战后经济上的重新崛起，首先是因为其儒家商业文化在战前和战后保持了连贯性，没有因为战争受到破坏。其次，家族式的财阀被占领当局解体后，在60年代又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以企业相互持股方式重新整合成公众企业，从而构筑具有更加生命力和统治力的综合商社，为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日本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服务。日本60年代加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WTO）后，日本政府即使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措施抵御外国投资者的竞争，保护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其“贸易立国”政策带有很强的重商主义色彩，使日本在短短二十年内就完成了追赶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日本60年代的政策和发展历程对我们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人长期从事企业的实际工作，基础理论水平不足，敬请谅解。由于长期在日本综合商社工作，我更善于将各学科他人的研究成果拿来，精选加工后，进行拼装利用，从而产生具有综合性的世界观和实用性的方法论。希望我的这种学习和研究方法能够为同学们思考和探索现实经济问题提供一种参考模式。 论基础研究与发明能力，日本虽然不如美国，但是日本也有自己的强项，即实用技术开发能力和精加工能力强，将技术产品化的经验积累十分丰富。例如，液晶显示器的原理出自美国的RCA公司，但是首先将这项技术变为商品并投入大量生产的却是日本。 再比如，古老的陶瓷技术并不神秘，但日本生产的陶瓷密封接插件、陶瓷过滤器，却几乎100％地占领着世界市场。又比如，转子发动机是德国人发明的，但将这一发明变为产品的却是日本的一家公司。 "出师"的三重含意： 出师 — 完成学业，可称为出师。完成在日本商社的学习生涯，开始独立思考和研究中国的经济与贸易问题。 出师 — 离开企业，出去做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将经验和知识贡献给社会。 出师 — 梦想有一天能跨出国门，带领一支中华民族的贸易军团（师）远征海外，称雄世界。
白 益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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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最大的跨国贸易公司“三井物产”工作十年，精通国际贸易的每一个环节，熟知最先进的大型综合贸易运营机制，洞察中国贸易现行体制的顽疾。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贡献给社会，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是我的心愿。 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排名前3位的经济体分别是美国，欧盟和日本。自从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与此相反，欧美企业凭借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占据了优势地位。同时，欧美企业推崇的MBA教育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一下子，似乎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已经全盘欧美化。 虽然欧美在信息产业和金融业取得优势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在其它传统产业，特别是国际贸易和制造业上的强势地位让欧美企业生畏。 中国目前正在重新走过日本、韩国和台湾过去几十年经济起飞的历程。研究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以及其背后的经济规律和要素，重视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对提升我国传统产业质量有着积极的意义。 所谓日本的企业文化实质是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有机结合的产物。 我切身感受到民营企业的生机与活力，但也清楚认识到它们自身存在的内部问题和外部环境对它们的制约。明显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来自于海外的跨国公司的挤压。无论在大型的制造业，还是先进的服务业，民营企业都处在竞争的劣势地位。 |
这场战役是由凯恩斯、凡勃伦等人打响的，他们向以自由放任为主要倾向的古典经济学发起了挑战。他们认为，消费者的行为可能是非理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差异（也即有外部性），竞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自由竞争下可能出现需求不足。总之，自由竞争的市场会出现“失灵”，为此，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由此形成了一股“新经济学”潮流，他们尤其发展出了帮助国家控制、管理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回头来看，经济学并不完全是一场围绕经济学专业知识的讨论，相反，它具有更为广泛的思想内涵，它是一场思想论战。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们却越来越变得专业化，也即琐碎化，他们对于广泛的政治社会问题失去了兴趣。 最近的30多年，之所以没有涌现出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变换了。经济学家们“越来越依赖于数学作为向读者表达其思想的语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任何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能读得懂的，但是，今天的经济学家，哪怕是第一流的经济学，却已经不会在不用高等数学的前提下进行写作了。 数学与经济计量模型的大量运用，使得经济学系的学生们，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训练解题技巧和建模技术，他们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经济学知识和思想，及研究现实问题的能力的训练。这种现象在大学生中间引起了幻灭感与愤世嫉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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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中国人从落后中彻底敲醒的应该是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崛起，真是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因为从古至今，中国人都是说“大中华”和“小日本”。大的怎么能让小的打败呢? 日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崛起，是对中国的又一次警醒。从日本访问回国后的邓小平，终于下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并且不无针对性地提出“落后就要挨打”和中国“球籍” 问题的警世危言。 中国人继续恨日本人，但开始爱日本的产品。日本人继续爱中国这块大肥肉，这回不是戴着钢盔骑着东洋大马， “悄悄地进村”来，而是系着领带开着本田和皇冠，拣最发达的地方去。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人已经看到，经济的渗透明显比军事入侵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什么国防教育、环境保护、水灾旱灾、计划生育、地震沙尘暴之类的麻烦事，都留给中国人自己交税去解决，仅仅是过来做做生意，不但落得轻松自在，而且常常有“超国民待遇”等着。 日本在甲午战争和二次大战中的表现，以及在战后的重新堀起，对中国的发展都产生了近距离的强烈刺激作用，这无疑将使中国这只雄狮永远不敢再睡过去，因为有日本这个“闹钟”在身边，中国人将永远不敢懈怠。 |
二次大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注目，于是出现了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美国人放下架子，"拜徒为师"，躬请日本企业家赴美"传经布道"，并极力探索日本人成功的秘密。 经过一番探讨研究，美欧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儒家思想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 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思想的长期熏陶。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论语》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典思想，重视人的因素，是"论述如何生存，如何增加智慧"的学说，是"实学"，完全可以用来开发人的智力资源。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可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性追求的优势。 |
|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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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天然资源贫乏的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促进经济发展，日本必须从国外进口各种原材料，加工后出口，并尽可能扩大它们之间的差额。因此，需要积极生产和出口高附加价值商品。政、劳、资三方战后始终如一，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大藏省、建设省、厚生省等政府机构则通过各种措施（包括关税和非关税的措施），将内部依赖型部门的国外竞争者拒之于国门之外，使该部门免于遭受国外同行业的竞争压力，也就是所谓的“防止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殖民化”。 对于建筑业、金融业、食品饮料制造业、通讯业、医药卫生、法律服务、维修保养服务等领域，日本则通过各种形式的非关税壁垒和贸易配额限制等手段，限制国内市场对外开放。 政府干预经济是日本模式的主要特征。仅中央各省厅拥有的许可认可权就多达1万多项，此外还有无法可据的“行政指导”和“窗口指导”。直至90年代，GDP的40％仍处在政府控制之下，而美国只有6％。 正由于日本政府具有远见的指导以及日本企业与政府的密切合作，日本在战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就摆脱了以纺织品和玩具等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为主的困境。在日本式的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日本将其最初处于劣势的产业转变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成功地培育了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并且提高了自己在工业化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是达到了赶超的目的。 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的日本，在冷战格局和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在后发效益基础上，以首先实现重化工业化为目标，加强政府干预经济职能，以引进技术和金融统制为主要手段，以出口为导向，实现经济增长，从而成为“追赶型现代化”的极其成功的经济模式。 |
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德川时代“町人的哲学”或“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心学与儒学有关，从而具有中日思想比较研究的价值；心学阐释职业伦理与商人赢利的合理性等，与中国经济思想史有联系，成为两国经济思想比较以及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心学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被称为类似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
具有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意义，从而又有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价值。 德川时代是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过渡的重要转折时期，思想领域尤其是经济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创始的“心学”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其“町人的哲学”中蕴积的商人精神分不开，心学的兴起即是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由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也是从町人之中、由町人之手、为了町人以倡言町人之道而创立的思想体系。石田梅岩最初开讲席的享保时期，是日本逐渐建立起商业社会、并确立了全国性规模的商品需给原则的时期。 儒教给他的思想最大的影响。心与自然（性）的概念是其体系的基础。这是从孟子那里直接取来的，而有关这些的说明，则大部分得之于宋代朱子学。他经过在黑柳家时的学习时期，修得了古典和宋代的注释书；最后在其老师小栗了云的影响下，接触了老子、庄子和禅宗佛学的教理。见悟与冥想给予他思维以影响，而受佛教与道教影响的宋代儒家，也赋予这些相关问题以概念，或许都将他向相同方向推进了。 的确，在石田梅岩的思想中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也有着他无法超越的界域，无论时代的、无论思想的。其经济思想中的若干传统性，就是证明，却不能据此就否认其思想的发展与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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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商社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场所中起中介作用的类市场合作体系。即，综合商社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综合体，始终能凭借集中与灵活权变的行为方式所发挥的多功能综合有序的运作，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供求关系紧紧联系起来。 商社作为特殊形态的企业组织，具备情报收集处理、正式生产和市场开发功能，并能连锁运作，同时利用中介力在整体上保证联合全体的优势发挥，提高承受和吸纳风险的能力，并克服体系自身不足的缺陷，形成规模效益，达成良性循环。 综合商社的6大经营职能：贸易代理职能、生产参与职能、金融服务职能、仓储运输职能、信息咨询职能和科技开发职能，以及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经营体系和多元化的经营方向（从生产、生活资料到高科技产品无所不包），都是从"中介作用"这一本质特征派生出来的，都是立足于"中介作用"这一基本点来完成的。 商社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融资服务，主要是出于贸易流通业务的需要，而非为了取代银行成为金融机构。就是说，综合商社所以是商社、而不是生产企业和金融、科研机构，归根结底在于综合商社的本质特征和市场定位是贸易中介服务。日本综合商社能在市场流通中起主导作用，很重要的一点，是将内外贸结合起来，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日益增强在内贸市场中的地位。虽然综合商社也参与生产、兴办企业，但商社正确处理对工业的关系，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它们主要通过提供良好周到的综合服务和少量投资参股，维持与生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目的是取得产品的贸易代理权。综合商社内部均有明确的业务分工，规定各组织单位应以完成自己的业务、圆满地达到目标为首要任务。 日本综合商社的成功，说到底还是因为商社都云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近几年来，综合商社一直是日本大学生择业的首选目标。每个商社都认为自己最主要的资产和最宝贵的财富是人才。综合商社将一般企业的年功序列制度与选拨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施行严格的考评和升级制度，培养出知识全面、经验丰富的综合型人才。从综合商社的经验来看，商社最需要的是经济、金融、法律、财会、电脑、专业外语等综合性复合型人才。 |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 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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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综合商社普遍采用董事会、总经理(社长)和职能部门的纵向三层次组织结构。由于其组织健全，较能充分地发挥“信息畅通、功能全面、协调运转”作用。此外，比较有特点的是，实行事业部制与独立核算制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事业部制是指公司本部对其海内外分支机构实行统一管理，海内外事业部长对所辖事业部的经营好坏负全部责任。 对成员企业的管理: ——相互持股。即每家成员企业的股权被其它成员企业所持有。与此相应的是每家成员企业都持有其它成员的股权。 ——互派干部(董事)。在一个综合商社内部，约有70％的企业接受成员企业派遣的干部，在每个成员企业董事中，属于其它企业派遣进来的平均占7％。 ——商社内交易。据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调查，1987年六大综合商社的内部交易比例，产品销售额为108％，进货额为117％。 ——成员企业间保持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关系，特别是注重互换情报，协调行动。 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日本综合商社塑造自身企业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主要内容包括：“集团主义”的经营思想。“集团主义”经营是从日本传统的“经营家族主义”发展起来的。它把企业视作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主张企业内部每个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并且依靠这种集团的力量完成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集团主义”经营思想还包括“店员储蓄制度”、“有红利的储蓄制度”、“投资储蓄制度”等形式，把全体职工的利益、希望与资本结合为一个“综合体”。“集团主义”经营思想也即“全员经营”思想。 |
在当今日本6大企业集团中，三菱集团以雄厚的实力位居三井、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银行之前，独占魁首。 1834年12月11日，岩崎弥太郎出生于安艺郡井口村。父亲弥次郎是个地下浪人，因家境中落而丧失了乡居武士的地位，过着贫困的下层生活。弥太郎从乡村来到江户，对城中壮丽的街景，看得目瞪口呆，而市中商家的繁盛，更令他兴奋不已。他从师于“昌平堂”儒官安积良斋，从此才学大进，被人称为秀才。 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明治天皇成立了新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扩大民族经济、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措施。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奖励贸易”、“富国强兵”的背景下，三菱公司应运而生。 1882年10月，共同运输公司正式成立，创业资本将近一半由政府出资，其余则由三井筹集民间游资而成。公司向英国订购最新式的船舶，其航线与三菱公司航线完全一样。于是，一场空前激烈的龙争虎斗开始了。面对有政府撑腰的强大对手，岩崎弥太郎充分地展现出他超人的领导能力。他始终斗志昂扬，采取彻底抗战的姿态，与共同公司力拼。 银行业是弥之助的又一个梦想。他购买了两家国立银行，成立了三菱银行。他的经营方针十分慎重，以至日本在发生经济危机时，三菱银行不仅都能安然度过，且能有所发展。后来，他又朝三菱房地产迈进。他在1889年以150万元买下东京丸内这块面积13.5万坪的土地，命名为“三菱之原”。他铺设了现代化的办公大道，建造起一幢幢的三菱企业大厦。此外，他还在冈山儿岛等地买下了多块土地，这些都成为日后三菱地产业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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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商社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地介入农业，特别是养鸡部门。日本一些大规模的综合企业，在养鸡产业采用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战略。
伊藤忠商社在农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饲料和蛋鸡生产方面。他们发展蛋鸡事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伊藤忠商社企业集团内生产的饲料有比较稳定的需求量：发展同简单相关联的一系列产业，包括种鸡生产，商品鸡孵化，青年鸡饲养，鸡蛋生产，和食品加工等。整个伊藤忠商社所涉接的农产品部门是一个庞大的产供销体系，而伊藤忠商社本身进行控制的手段是部分投资和参股意外，主要把握原材料和销售部门。 三井物产是日本第一家采用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模式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的配合饲料生产主要由食品部下属的日本配合饲料株式会社负责 三井物产肉鸡产业主要由一冷株式会社掌管。一冷公司的业务包括肉鸡的屠宰、分割、加工、包装和冷冻。三井物产系统内肉鸡的饲养基本上是通过三种形式(1)采取合同的方式委托给农产饲养，公司提供生产资料和技术，按照合同规定收购肉鸡，(2)委托农协饲养，(3)有直属农场饲养。三井物产的鸡蛋产业也比其他的大综合商社开发的早。采用的经营方式是通过合同方式委托农产饲养，公司在全日本建立三家大的鸡蛋处理中心。公司向农产提供饲料青年鸡，收回的鸡蛋经过鸡蛋处理中心的清洗、包装之后进入伊藤堂下属的二十多家超级市场。三井物产的肉鸡和蛋鸡产业化是利用它的经济实力，在全日本范围内建立起包括进口饲料在内的产供销的组织体系。 在三菱商社同养鸡产业有关的企业中间，三菱商社直接投资的有日本农场、日本肉鸡和房总肉鸡。三菱商社的肉鸡产业主要采用内部组织的一体化，也就是从饲料生产、雏鸡培养、孵化、养殖、屠宰加工和流通都由三菱商社内部完成，不借助企业集团外部、特别是农产的劳动力。因为三菱集团认为参加饲养肉鸡的各方有可能会为分割利润而产生矛盾。肉鸡产业采用内部组织的一体化在日本是非常少见的。日本农场的肉鸡饲养一体化是从种鸡和饲料进场直到2公斤塑料袋包装的鸡肉出厂的生产过程。然而这些鸡肉通过日本火腿公司在日本关东和关西的流通体系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 |
四川省新津县的一个中专教师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养起了鹌鹑，当时在他的邻居和学生看来，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后来这个人又与他的几个哥哥在新津县的一个小农场里鼓捣出了一种饲料，他们给它起名叫“希望1号”，那一年他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万。 1987年，刘永好终于辞去公职，在他之前，二哥、大哥已经分别辞职。1990年元月，希望饲料的销量就一下子达到了4,000吨，超过了正大成都公司的销量，而那一年的销量是6万吨。在1993年5月间刘永好与刘永行横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仅用7天时间就兼并收购了4家国营饲料生产厂，当年总计吃下国营饲料厂10家，时至1994年冬天，除去四兄弟共有的新津县饲料厂之外，刘永好与刘永行手中已经握有了26家饲料厂和1家面粉厂。 1997年刘永好在四川南方希望公司的基础上，抽出10家公司组建了新希望集团。1998年3月11日，4,000万新希望农业(000876)股票在深圳挂牌发行，新希望共获得26,752万元的融资。刘永好选择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时机非常好， 1999年。在2001年，刘永好斥资10亿元杀入乳业，他的起点是阳平乳业，也正是这家公司使他认识到了乳业巨大的利润空间，于是开始了一连串的收购，到2002年新希望旗下已有11家乳品企业。 刘永好做金融是从民生银行开始，虽然在银行的发起阶段，希望集团还没有进入股东的前10位，但是1999年开始,刘永好迅速行动，整个收购活动耗用资金1.86亿元，新希望在民生银行持股量达到1.38亿股，成为占股9.99%的大股东，而且没有超过10%的上限。随后，2002年民生保险组建，总股本8亿，其中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投资6,000万元。打通银行与保险之间的链条，这是刘永好谋求已久的。2002年2月新希望顺利进入福建联华信托投资公司，并以1.3亿的出资成为第二大股东.同年8月，新希望的子公司四川南方希望还以20,002万的出资获得了金鹰基金管理公司20%的股权，另外，2003年初，新希望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5.6亿元在上海组建新希望投资公司，由刘畅领导，并将民生银行的股份置入其中。 另外，新希望虽然只持有双鹤药业(600062)3.4%的股权，但还是成为了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到2000年他又相继收购了有IFC(国际金融公司)参股的华融化工65%的股权和四川科讯多媒体有限公司24%的股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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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心外资零售巨头会掌握中国流通命脉，而更具势力的日本五大商社却暗地里掀起了一场对中国流通业的“卡位运动”。由于存在商业资本反向控制产业资本的隐忧，就算“中国制造”战胜“日本制造”，这场“卡位运动”会导致中国产品的流通命脉被日本商社把持吗？ 日本的综合商社是一种比较独特的企业形式，它不单单是贸易公司，更是一个投资公司，同时综合商社客户交易遍及世界，业务范围广阔，涵盖了几乎我们可以想到所有行业。这样的体系使得商社保持了灵敏的嗅觉，可以迅速实现世界各地的情报搜集汇总并分析，再把分析成果提供给商社下属的有关公司，并指导他们去投资一些新的项目。 从整体上看，中日商业资本实力悬殊。根据中浦的分析，中国本土的物流企业比较不发达，大多是地方上的小型物流公司。相比较而言，商社在财力、技术上都有很大优势，尤其是在国际上商社的销售渠道更有竞争力。 国有的贸易公司在改革开放前期还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外贸领域开放了，更强调‘现代流通’，它所包括的含义更广，不仅仅是进出口，而且包括售后服务等各方面，这样的要求我们的企业不能实现。 “我们自己在制造不平等：对外资开放过度，对内资控制却比较严格。不过话说回来，即使给予相同的国民待遇，中国的企业在流通领域的能力还是很弱，我们过去的贸易公司经过这么多年的改制还是不行。我的想法是中国尽可能地建立一些类似的综合商社，不要像日本搞那么多投资，而是通过出口代理制把这一领域做起来。” “假如不注意后果是很可怕的———那时候我们就变成世界制造业的‘车间’，都不能说是‘工厂’了。” |
进入重化工时代，国民的需求开始集中在“住、行”方面，而此时，中国大多数重化工企业仍然控制在政府的手里，民企被禁止或被有条件地限制进入这些行业，不充分的竞争与民众强大需求的猛烈撞击，造成了供给不足和一部分垄断企业的利润高企。
自信催促刘永行介入重化工。在刘永行头脑中，自己的事业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最下游的饲料，上溯到电热联产、赖氨酸、铝电复合，最终进入产业链的上游氧化铝。据刘永行介绍，虽然号称“中国饲料大王”，东方希望饲料业每年的销售额也不过30多个亿。进入铝电复合环节后，按计划，仅两家铝厂到2008年就有115万吨的产量，如果按现在1万6千元的价格，就是接近200亿的产值。 重化工业的计划经济思维，最终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表。这些行业包括电信业、铁路、航空、航天工业及其他行业。在这些行业之外，私人企业被限制从事某些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设备等。 另外一个问题是重化工业的上游已经触及了国家资源，这些资源应该怎样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被这些民企掌握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两个原因，可能是导致发改委多次出台政策，限制民企进入重化工行业的根源所在。 如今，民企对传统重化工的全面介入，已对国企带来严峻挑战，而这种竞争局面必将推动我国重化工真正做大做强。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在未来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将会出现不少中国民企参股或控股的大企业。要强大中国的重化工，股份制改造是必经之途。我们不难想像，股份制主导的重化工时代，国企和民企可以运用资本的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积聚巨额的资金，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同时，通过股份制改造，国企和民企将不再“一股独大”，作为公众企业，它们拥有更大的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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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的文章说，“只要仔细分析中国的实态，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读起来可能有点苦涩，但我们应该冷静地想一想：他写的是否基本上属实？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是否受制于、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日本和美国？如果确实在不小的程度上受制于它们，应采取什么对策逐步减轻这种受制程度？“预则立，不预则废”。 文章写道，“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日本，主要因为两点：一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中国产业不可缺少的高质量的产品；二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 这篇文章充满了日本人的傲气，但我认为，我们应感谢这位学者，因为他所说的是事实，而且说得那么坦率。难得听到这样的话，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愿说这类话。这些话听来刺耳，细想有益，值得我们警觉、深思和反省。 中国到处是建筑工地，但是建筑机械多是日本制的；中国生产大量汽车，但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是日本制的；中国年产2亿多吨粗钢，但特殊钢材、建筑用的H钢甚至部分制造汽车及手机的钢材多靠进口。 中国是个大国，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过多的对外依赖，现代化的基础是不牢靠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也是不牢靠的。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今天中国之获得全球(产品)制造业王国的称誉，是建筑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产权、及本文因篇幅所限不及分析的“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这样的制造业结构、工业结构、产业结构，除了创造产值指标、出口指标、外汇指标外，从很多角度看都是不太健康的。 三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这种局面。 第一，改革开放的26年，市场经济允许人们及企业追逐利益，但由于发展观的偏差及政府职能的不清楚，人们多数追逐的是短期利益与私人利益，而非长期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第二，缺乏科学的发展观。一味追求生产、投资、出口、创汇、GDP。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什么？如何操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第三，政府职能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之间仍在摸索，该干预的不干预，不该干预的却干预。 政府必须对任何个人、企业或政府本身对环境生态所造成的破坏，以政策、法律加以有效干预；所有资源与能源的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以减少浪费或误用。某些情况下，政府可以考虑仿效如德、法等国政策性地提高汽油价格。合理的产业政策，加上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国或将有可能逐步矫正当前产业结构的畸形。 |
日本政府认为，小企业体制是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迅速改变这种现状，扩大企业规模，扶植主导产业，就成了日本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政策在50年代体现为：选择一部分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促进其资本积累和扩大生产；在60年代体现为：按照“需求的收入弹性标准”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标准”确立主导产业，把机械、石油化学、钢铁及有色金属、合成纤维、汽车和电子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或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部门。 通过放宽对企业相互持股、系列贷款、人事互派等方面的限制，直接促进了日本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一劝等“六大企业集团”和日立、丰田、新日铁等若干“独立系企业集团”。这些大集团横跨各产业，构成日本经济的基础，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 在日本50、60年代，制造业领域中竞争激烈的机械、金属、化学以及纺织的行业为生存而展开的并购广泛出现，制造行业成为兼并的主要领域。60年代海运业集约化过程中通过投资优惠使海运业形成六大集团；对石化业，规定企业装置规模起点，通过设置进入壁垒提高行业规模经济水平；鼓励、赞许汽车和钢铁业中的合并， 日本进一步放宽对卡特尔行为的限制，甚至鼓励一般中小企业结成各种类型的卡特尔。受此影响，在日本很快形成了卡特尔高潮。在1960年，受有关法律许可的卡特尔仅595个，而到 1966年增为1079个。正因如此，这个时期被认为 是日本的卡特尔行为“最猖獗时期”。同时，在政府支持与鼓励下，许多中小企业根据国家的产业发展政策，适时调整自己的经营范围和发展战略，与大企业形成专业化协作关系。这样一来就将大量的中小企业纳入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轨道，在互补、互利的基础上，增强抵御外国资本和产品的能力。它与富有日本特色的法人交叉持股体制一起，形成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的复杂自我保护网。 战后日本实行了超常规发展的赶超战略，为克服产业组织中的“马歇尔”困境，实现小规模、低层次的过度竞争向有效竞争的转变，同时提高全国产业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从5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举措，积极指导、干预企业兼并活动。6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鼓励企业之间的兼并，通过制定—些特别适用法，如在实行产业合理化、鼓励出口等产业政策时，均以这些特别适用法为基础来鼓励支持和促进企业之间的兼并。60年代中期日本企业超大规模的合并活动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持续多年的企业合并浪潮。日本经过这次合并浪潮中，终于完成了向大企业体制的转变。 |
| 全面估价日本经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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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的萧条并未动摇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日本经济的基本素质并没有坏掉，对其增长潜力不可低估。
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追赶时代在日本已经结束。以追赶为目标建立的经济体制、生产关系以及经营思想等，面临着深刻的调整。在后发展效应消失后，日本不会再有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但是从日本自身的基本素质看，其经济也不会逊色于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 |
“入世”后，鉴于中国逐步开放流通业的国际承诺，在中国的流通产业领域，积极培育和发展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综合商社——跨国企业集团公司，促进它们走出国门，参与跨国经营和国际竞争，已成为当务之急。 综合商社起源于150年前的日本明治时代初期（1867年）。当时，日本正处于向近代国家转变的阶段，综合商社发挥了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资源、技术以及向国外出口产品的桥梁纽带作用。以三井、三菱这两家超巨大财阀为龙头组成的产业集团成了当时日本经济的两大支柱。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它们为原形组成的综合商社，又逐渐向开发国外资源、开拓出口工业品市场和跨国经营等领域延伸，为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 综合商社通常是以厂家的代理商身份出现，除具有贸易功能外，还作为参加企业组成的产业链的组织者，活跃在世界经济贸易舞台上，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贸易和跨国经营的急先锋。它在发展国内贸易、扩大进出口交易、推进三国间贸易和合作、拓展企业的跨国经营和技术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综合商社的整合性物流功能特别受到关注。 综合商社的业务主要是贸易和投资，两者相辅相成，在金融、物流、调研·咨询、市场营销等功能的支持下，通过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网络有条不紊地进行。因此，被冠于“产业组织者”之号。在组建初期和起步阶段，政府给予综合商社必要的政策支持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特别是金融方面的支持是必不可缺的。 鼓励商业性银行以交叉持股方式参与综合商社的经营管理。由于综合商社需要有雄厚的资金，作为信用的承诺。没有筹融资能力，综合商社难以生存乃至壮大。从日、韩的经验来看，虽然两国的金融制度不尽相同，但都采取有利措施对综合商社予以支持。例如，以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为例，他是三井集团的核心企业，与另外二个主要企业——樱花银行、三井信托银行形成了交叉持股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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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集团是一个大的企业集团，在这个集团当中，有很多企业没有加三井的名字。比如说汽车生产企业丰田汽车，再比如说生产电器产品的品牌东芝，以及生产纤维制品的TOREI，造纸企业的王子制纸等，可以说我们集团当中有很多世界性的大企业。
日本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资源的国家，我觉得这就是日本综合商社得以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正如大家所知，大约百年前日本以现代工业化国家为目标进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日本没有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要炼铁、炼钢，也没有铁矿石或者煤，可以说几乎完全没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本必须依赖外国的资源，必须把外国的资源运到日本。而且还必须把外国的技术拿到日本来，并以此来发展日本的产业。出于日本没有资源这样一种情况，为从中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创立了三井集团，这便是当时的初衷。 现今日本还是没有石油资源，也没有铁矿石资源。从100年前开始，三井可以说在这种需求下诞生，现在也是在这种需要的前提下得以生存发展的。这就是我们综合商社只在日本存在的基本的原因。我想大家可以这样理解，不管是购买石油，还是进口其他东西，其他国家恐怕也一样，需要外汇。这样就必须把日本生产的产品卖到海外去，所以我们以贸易为中心进行发展。现在除了贸易之外还要进行开发、投资，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可以说我们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进行工作，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一角度去理解这个概念。 三井业务的历史是一个成功的历史，它也是一个失败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历程，那么如何能够吸取失败的教训，在公司当中加以活用？我们一直对此加以努力，这也就是所谓的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所在，正是这样一种观点，公司才得以发展壮大起来。今后的商业比过去风险更大，而且是跨越国界的，因此我认为一个公司在风险管理上有多大能力，这在当今的世界上，是决定该公司优劣成败的关键。 所谓秘诀是没有的，正像刚才所说，对过去失败的历史如何加以利用、活用，在未来当中是我们中心的任务。在很多的风险管理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选择合作伙伴的问题，投资是这样的，或者说在中国开展商业也是如此。在办合资工厂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合资伙伴，这些对于商社来说是最重要的。 近百年来我们的优势是市场经营，之外是金融，所以这两方面非常重要，那么我最擅长就是这两方面。与此同时，三井物产现在在93个国家有218个下属单位，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形呢？因为在不同的国家，我们有很多的客户或者说有很多的朋友，在不断的信息交流当中我们会作出判断，就是什么样的工作重要，或者说对那个国家来说，什么更为需要。我们在进行信息判断的时候，比别的公司来说，我们占据很大的优势，把它和生意联系起来，就能够取得成功。那么再进一步来说，与谁合作就是重要的，所以作为协调人的三井公司的物业，在全球一体化的运作过程当中我们的任务将会越来越艰巨。 刚才也提到，三井物产它不是制造厂家，所以它最大的财产是什么呢？就是人。三井物产是十分重视人才并使其得到发展的，这点非常重要。换句话说不对此加以重视，三井将无法发展，所以人事制度极为重要，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对其加以改善至今。因为人数众多，所以有些部长在各自的本部当中和职工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也编写了手册。除了评价手册之外，还和大家一起合作来进行评价。我们的公司内的基础设施可以说已经非常完善，所以现在勤务表制度在公司贯彻得非常好，当然我相信还有很多改善的余地，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
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粮”、“中粮集团”，英文简称COFCO）于1952年在北京成立，是中国政府直接管理的44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是一家集贸易、实业、金融、信息、服务和科研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横跨农产品、食品、酒店、地产等众多领域。 1992年以来，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粮集团加快战略调整，大力实施实业化、国际化、集团化、多元化经营战略，有力地促进了公司由传统外贸代理企业向综合化经营的跨国企业的转型，逐步发展成为一家集贸易、实业、金融、信息、服务和科研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1999年上半年以来，中粮集团实施重组、改制、上市的发展战略。集团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从全球大市场的角度来通盘筹划公司的经营活动，在公司内部建立全球视野的资源配置体系、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简称“中化公司”）是中国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前身为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 公司在石油、化肥、化工领域实施全球化运作，是中国四大国家石油公司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化肥进口商和磷复肥生产商。“中化”（SINOCHEM）品牌在全球业界享有良好的声誉。 近年来，中化公司加快实施战略转型，站在市场高端和科技发展前沿，致力于在石油、化肥、化工三大核心领域打造集资源获取、研发、生产、进出口贸易和终端销售于一体，全球协同运作的较为完整的产业价值链，并围绕核心业务的发展，在金融、物流和高新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经营连续几年实现了快速增长。 未来的中化公司将以能源、农业投入品和化工产业为核心，发挥国际化运作优势，围绕核心业务进行上下游和国内外市场延伸，形成资源控制、技术研发、市场营销和金融服务相互支撑的经营格局，强化在核心业务领域对资源和市场的组织能力，建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国际企业集团，不断为股东、客户和员工创造新的价值，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成立于1950年，是以金属、矿产品和机电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为主，兼具金融、 房地产、货运、招标、承包工程和投资业务，实行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具有50余年的经营历史，曾长期发挥国家金属矿产品进出口主渠道作用，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顺应国家外经贸体制的变革，坚定地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并在国内外进行广泛的实业投资，有效控制关键资源，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都大为提高，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拥有全球化的营销网络，在国内20个省区建有168家全资或合资企业，控股和参股14家国内上市公司，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设有50家海外企业。 2003年，集团公司在香港成功收购了“东方鑫源”和“东方有色”两家红筹股上市公司。 为了提高核心竞争力，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积极实施新的企业发展战略，按照钢铁、原材料、有色金属、综合贸易、金融和房地产及服务业六大板块以及运输和招标二大单元进行专业化经营，促进了各项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了国有资产不断增值的目标。在新的世纪里，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以贸易为基础，集约多元，充分发展营销网络；以客户为中心，技术创新，积极提供增值服务；努力发展成为提供全球化优质服务的企业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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