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力歪曲历史 想搞军事扩张 |
| 日本民众抗议政府派“宙斯盾”驱逐舰前往印度洋，与防暴警察对峙。（法新社图片）
●高洪 7月17日，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又放厥词，称东京发生的犯罪绝大多数是“支那”人干的，应该将他们抓起来遣送回去，至于费用，可以削减日本政府的援助贷款。石原还公然说，“‘支那’这个词绝不是坏词语，可以堂堂正正地拿来使用。” 冷战后，随着保守主义思潮上扬，日本“新右翼政治群体”粉墨登场。这些“穿西服的右翼”不同于那些舞刀弄枪的右翼团伙。他们打着维护日本民族利益、实现国家战略等蛊惑人心的旗号，不断否定和平宪法，损毁民主政治基础，毒化社会思潮，成为今天日本社会十分活跃而危险的毒素。 新右翼改头换面 在日本现行议会制度下，传统右翼分子已经很难进入各级议会成为职业政治家，就是那些公开鼓吹天皇制至高无上的极端右翼文人，也无法操控思想文化潮流的方向。相形之下，来自政界、文化界和军事战略研究领域的新右翼政治群体，却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政治事务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并在军事安全战略决策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今天的日本国会中集结了许多右翼政治势力的会派，成为新右翼政治家抵御左翼政党、贯彻大国主义战略的强大阵地。譬如，赫赫有名的“神道议员联盟”、“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等，都是拥有200多名众参两院议员的大型会派。始建于2000年底的“确立新世纪安保体制青年议员会”更是专门为争取集体自卫权、确立“有事法制”体制而组合的跨党派青年议员团体。此外，一些游离于国会之外的右翼政客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在攫取了地方政治权力后，肆意贩卖右翼言论。2000年，石原慎太郎出任东京都知事后，频频发表排外言论，他直言不讳地将日本经济的困境归咎于“美国的掠夺”和“中国的逼迫”。今年4月，石原又在“日本政治晴雨表”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击败了以和平主义作为竞选形象的著名女评论家木口惠子，高票连任。 “文化右翼”和“防卫族”队伍不断扩大 与右翼政治势力遥相呼应，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文化右翼”队伍也在不断膨胀。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十几年中，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民众对前途悲观，打着“维护民族利益”旗号的新右翼的政治理念却乘虚而入。2000年，文化右翼炮制出美化战争罪犯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竟然获得当年最高票房。藤冈信胜、西部迈、西尾干二、小林善纪等人大量出版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书籍，也在公众中大行其道。 伴同日本近来的军备扩张步伐，自民党“防卫族”和自卫队退役将军们组成的战略派已经成为军事安全政策上的压力集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号称国家战略的智囊团的“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的成立。该论坛聘请濑岛龙三担任会长，此人曾在二战期间担任过关东军少将参谋，战后又出任过中曾根内阁的高级顾问，直接促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鹰派势力实施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以否定侵略战争历史闻名的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则担任了战略论坛的理事长，网罗大批退役的自卫队将官，组建起专门研究安全战略的理事会；聘请防卫大学校长西原正、前防卫厅长官中谷元，以及亲自登上钓鱼岛树立国土标志的众议院议员西村悟等人出任评议员。 极力歪曲历史是右翼政客的惯用伎俩 为了同传统右翼相区别，新右翼政治群体极力标榜自己“全新的政治理念”。他们放弃了被众多传统右翼奉为圭臬的天皇至上制，而是从象征天皇制出发，把旧的皇国思想改造为“使天皇成为全体日本公民的精神”。 极力歪曲历史是右翼政客惯用的伎俩。1993年10月，100多名自民党右派议员、右翼文化人组成了旨在篡改历史的“历史研究会”，1996年出版了旨在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社会上与之遥相呼应的潜在右翼势力搞起“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开始着手编写、出版混淆历史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日本各地都有议员为之奔走。1994年5月，羽田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发表“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等谬论。同年8月，村山内阁环境厅长官樱井新竟然说：“与其说是侵略战争，不如说亚洲所有国家都托日本的福从欧美殖民地中获得了独立解放。” 1997年，时任防卫厅长官山静六也提出了“日本没有侵略亚洲邻国”的说法。在右翼政客的压力下，2000年10月，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提交的中学修订历史课本，新右翼政治群体掌控的扶桑社出版了歪曲侵略历史的新编历史教科书。2003年初，日本山川出版社发行了《详说日本史》，修改了包括南京大屠杀人数在内的563处内容。如此明显歪曲历史事实的新编教科书竟然顺利通过了政府的审定，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的出版，代表了当前日本政坛所谓“主流势力”的意志。 新右翼政治人物“公职参拜”靖国神社 在“日本遗族会”、“军恩联盟”等组织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新右翼政治人物以“公职参拜”回应他们的政治要求。2002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国内及亚洲国家的反对参拜了靖国神社。8月15日，由保守派组成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180多名议员和代理人又集体到靖国神社祭祀战犯亡灵。此后，小泉又在2002年4月和2003年1月接连参拜了靖国神社。石原慎太郎等右翼政客还公开支持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 在歪曲、割断历史的同时，新右翼政治群体不断要求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地位。1990年，海部内阁的外务大臣中山太郎要求联合国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旧敌国条款”，试图重新安排国际格局。这一动向立即得到右翼文人的呼应，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右派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发表题为《世界新秩序与日本》的文章，极力散布“中国对日本的威胁已经取代了苏联对日本的威胁”。“9·11”事件后，日本右翼势力利用反恐潮流，继《PKO法案》、《周边事态法案》之后，又强行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案》，突破“专守防卫”限制，把自卫队活动半径扩大到全球。最近，新右翼政治势力凭借国会中的多数地位，通过了所谓“有事三法案”，还试图在“伊拉克战后复兴支援”的名义下，把武装的自卫队派遣到中东地区。 其实，无论篡改历史，还是建立有事法制的军事扩张体制，日本新右翼政治群体的最终目的是要修改和平宪法，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以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改宪派公然说：“国会要做的就是否定现行宪法”。 新右翼政治何以在日本形成气候？其根本原因在于“新国家主义”思潮不断上升。随着日本经济、政治上困境日益严重，一个潜在的由各种右翼势力参与导演的政治“保守化、右倾化”圈子正在浮出水面。新右翼政治群体形成的合力已经使改宪派成为日本国会中的多数，并逐渐影响到社会各界，使国民政治态度朝着支持修改宪法方向转变。对此，日本社会中的革新政党和爱好和平的进步人士正在与之奋力抗争，人们有必要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 |
日本版C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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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经济大国日本的成功秘诀，不能不提到濑岛龙三。他准确预见1967年的中东战争将在6天内结束，并提前判断1973年将发生石油危机，从而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石油行市差价，他就是日本综合商社成长的见证人濑岛龙三。在二战期间，濑岛龙三曾担任过关东军的参谋，在战争中磨练的对情报的敏感是他最大的资本。虽然战败后，他被苏联军队俘虏关在监狱里长达11年，但后来却成为伊藤忠商社的会长，并获得了“战无不胜的情报人员（CIO）”的称号。
△日本没有像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和我国的国家情报院（NIS）这样的国家情报机构，只在内阁设立了情报调查室这个很小的机构。若要运营像日本这样的大国，必须进行庞大的情报收集活动，那日本是如何填补这个空白的呢？回答是“包括濑岛龙三这样的民间企业人士，以及外交官、媒体等部门自发填补。”例如，三井商社把从世界185个地区的办公室收集的各种情报积累在1957年开始运营的商社总部中央计算机系统中，其中相当一部分情报会传达给情报调查室。 △总而言之，日本国家情报系统是民间和政府有机合作的特殊的情报系统。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之下，日本从国外收集的85～90%都是经济情报，这就是战后日本成功的战略。但是，他们似乎不满现在的情报系统，据说日本要把情报调查室调整为与CIA类似的情报机关。 △“9.11”之后恐怖威胁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日本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改革国家情报系统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又远又近”的邻居韩国来说，心里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本来就有关于日本的保守右翼分子、重新武装等诸多议论，这回“濑岛龙三的后代”有可能像进自家门一样进入我们国家。1994年，日本某电视台驻汉城的一位新闻界人士收集军事情报时曾经被强制驱逐出境。 |
从日本五家杂志看反华论调的构造 |
| 本文是对日本五家杂志在近两年半间刊登的有关中国报道，所进行的数量及内容分析。这些杂志都是报道事件问题的综合性杂志，总体来看，编辑方针具有很强的保守倾向，因而并不能代表日本新闻杂志的基本论调。但因其喜欢刊登反华或批评中国的文章，所以选作分析日本反华论调的素材。
一、《文艺春秋》、《诸君》、《正论》、《VOICE》、《SAPIO》有关中国报道的数量及内容比率（2001年1月-2003年7月） 文艺春秋 诸君 正论 VOICE SAPIO 总计 报道总量 66 73 68 41 206 454 内 容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1 I国内 14 21 9 12 9 13 6 15 40 19 78 17 2 E经济 22 33 3 4 1 1.5 7 17 37 18 70 15 3 H历史 2 3 29 40 11 16 2 5 18 9 62 14 3 J日本 7 11 9 12 13 19 5 12 28 14 62 14 5 T台湾 0 0 9 12 16 23 5 12 23 11 53 12 6 C犯罪 5 7.5 2 2.7 0 0 0 0 19 9 26 6 7 D外交 2 3 2 2.7 4 6 4 10 13 6 25 6 8 Y靖国 5 7.5 1 2.7 4 6 8 20 2 1 21 5 9 M军事 1 1.5 0 0 2 3 0 0 14 7 17 4 10 S肺炎 2 3 2 2.7 3 4.5 3 7 6 3 16 4 11 O其他 6 9 6 8 5 7 1 2 6 3 24 5 注1：报道内容分类号含义 I 以中国国内状况为主题的报道 E 以中国经济及日中经济关系等其他经济问题为主题的报道 H 以历史问题为主题的报道 J 日本政府的态度以及面向日本国内舆论的报道 T 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 C 关于犯罪问题的报道 D 以外交为主题的报道 Y 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报道 M 关于军事问题的报道 S 关于SARS问题的报道 O 其他 注2： 左端的数字按照报道数量多少排序。报道篇数与比率参看右端的总计。但比率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保留，总计不是100%。仅为浏览方便而已。“11 O 其他”不在排序之内。 注3：SAPIO杂志的报道篇数明显偏多，其原因，除该杂志每月发行2次以外，与其编辑特色也有密切关系。即按照同一主题，将很多2页左右长度的文章罗列到一起组成特辑。 注4：各杂志的发行量（除ABC正式审核以外的自报发行量都有一定的水分，这是公任的常识） 《文艺春秋》 454772份 ABC正式审核 《诸君》 85000份 自报发行量 《正论》 150000份 自报发行量 《VOICE》 150000份 自报发行量 《SAPIO》 122254份 ABC正式审核 （《正论》发行单位《产经新闻》的发行量约为200万份） 二、五家杂志有关中国报道的数量和形式分析 1.各杂志的报道篇数：《文艺春秋》66篇、《诸君》73篇、《正论》68篇、《VOICE》41篇、《SAPIO》206篇。在为期2年7个月的调查期间，对一个外国的报道如此之多，确实引人注目。 2.与此同时，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报道的标题具有相当的煽动性。其中表现最激烈的是《SAPIO》与《诸君》，其他3家杂志虽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同样是标题不客观反映报道的内容，而是在阅读之前就让读者抱有成见。 其中，竟有标题与内容相违背的报道，我认为这是编辑约稿与执笔者实际完成的内容不符造成的，因此可以断定，诸如此类的报道是按照编辑方面的意图约稿的。 3.问题在于这些杂志的编辑认为，如果这样报道中国的话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一般来说，杂志的编辑人员为了与日常刊登大量信息的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抗衡，往往有夸张与一般人不同的见解和少数意见，甚至迎合民众不能表明的嫉妒心、破坏愿望、憎恶等深层心理，以增加读者量的倾向。可以说，中国（与北朝鲜）被选择成为这种对象。 4.作为调查对象的五家杂志，虽然同样采取对中国批判的态度，但其不同的侧重点值得玩味。 下面从各杂志报道篇数的多少，来看其侧重点 《文艺春秋》：66篇报道中，经济类报道为22篇，占3分之1。可以看作是注重经营者、公司职员等读者层的杂志。报道中国国内的状况的有14篇，历史、外交、军事方面的较少，在此期间，有关台湾的报道1篇也没有。 《诸君》：虽属于同一家出版社，但该杂志有29篇报道与历史有关，占总体的40%。其特点是对一般历史定论（多数情况下称只为“东京审判史观”）的反驳。可以看出，总体是想迎合那些想肯定战前、战中历史的人们（不是像《文艺春秋》那样的经营者、职员层，而是引退的老人和一部分年轻人）。2002年沈阳事件之后，该杂志 将“暴支膺惩”、“大和魂”等过去战争中的标语刊登在杂志封面一事，有必要特别加以强调。 《正论》：特点是关于台湾的报道有16篇，占总报道篇数的23%。大部分通过与大陆的比较道，强调台湾优势的报道，足见出版商《产经新闻》与台湾有长期的关系。同时，关于日本的文章也有13篇（19%），大多是在李登辉访日期间，批判日本对大陆与台湾外交姿态的报道。除此之外，历史方面的有11篇，中国国内状况的有9篇，其中经济方面的仅有1篇，很耐人寻味。 《VOICE》：特点是关于靖国神社的报道有8篇，比重最大，占总报道篇数的20%。在调查期间结束后的一个月，即2003年8月出版的该杂志上有题为“变得理所当然的靖国参拜”的特辑，其中有12篇相关报道。其他报道为：经济类7篇、中国国内6篇、日本和台湾各5篇、外交4篇、新型肺炎（SARS）3篇，各个方面均有涉及。 《SAPIO》：与其他4种杂志不一样,其他4种都是A5版面、铅字印刷。该杂志是A4版面，几乎各页都配有照片和插图，以美术效果吸引年轻读者作为编辑方向。内容上各期的卷首上以“Simulation Report”为题组成特辑，刊登数篇报道，其中涉及中国的较多。报道篇幅为2-3页，与其他杂志相比要短，但篇数多。调查期间有关中国的报道有206篇，其中中国国内状况40篇、经济37篇、日本28篇、台湾23篇、历史18篇、军事14篇、外交13篇、新型肺炎（SARS）6篇。无论如何，该杂志的特点是都用强硬的言辞作为题目、标题，仅看标题而不用读就能知道大致内容的面向现代年轻人的风格。 5.从五家杂志报道不同主题的比率看，中国国内状况以78篇排在首位，接下来经济方面70篇、历史问题、对日本政府方针和日本国内舆论进行批评的各62篇、台湾53篇，主要有以上五个类别。另外还涉及犯罪方面26篇、外交25篇、军事16篇、新型肺炎（SARS）16篇。 总而言之，关于中国,现在日本国内存在非常广泛的、通俗的说法即“想发怨言”的问题。这与其他国家，例如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比，日美之间不存在诸如历史、台湾、犯罪、靖国、新型肺炎（SARS）等问题。因此可以看出，日中关系是复杂多样的。加上各种各样的问题相互影响，很容易使关系急剧恶化。现在，最重要的是以冷静的态度处理这些问题。 三、日本反华论调的构成 下面，从报道内容入手，具体考察日本反华论调的主要构造（构成要素与其逻辑）。 1.经济及中国国内状况 各个杂志有关经济方面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A 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认为“实际上没有那样好” （美国劳斯基教授的观点、差距扩大、自然环境恶化等） B 与中国交往很危险，不小心会有损失 （表现在法律的朝令夕改、合同观念的淡薄以及与官员交往的问题） C 在中国投资过多，使日本空洞化 D 小心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农药残留物多 总之，反映了对中国经济发展说风凉话，给经济交流泼冷水的态度。这种议论的源头来自对日本经济不振的焦躁情绪。总之，中国经济、还是日中经济交流，不论发展也好，停滞也好，还是挫折也好，都是能用事实回答的，所以报道的可信性将是一目了然的。 本次调查之后，也就是2003年初夏以来，日本经济复苏初现曙光的一个原因是扩大向中国输出钢铁，IT等产品，这种观点已渗透到一般舆论。所以说，上述观点并没有被日本国内广泛接受。现在,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追随美国转移到人民币升值问题上。 在分类I（中国国内状况）的报道中（也包括SARS），关于共产党上层的权力斗争，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环境的污染状况，信息管理等，包括到国外的中国人内外评论家们，纷纷发表着各自的立场和见解。这些也都能由事实来回答，所以这里就不进行分析了。 2.有关沈阳事件的“主权侵犯”论 2002年5月8日，发生了从北朝鲜来的所谓“脱北者”家族跑进沈阳的日本总领事馆内，中国警察进入总领事馆内进行阻止，将挣脱后逃到馆内的两名男子带出馆外的事件。 事件发生几分钟内的情况通过偷拍录像公诸于众，该录像反映的年幼少女及其母亲的姿态获得人们的同情，再加上现场领事馆官员的暧昧态度，日本国内舆论顿时哗然。这一事件成为五家杂志批判中国非人道，对日本“主权侵犯”的绝好素材。另外，J（日本）报道较多的批评外务省“对中软弱外交”的报道，进而不断有批判外务省内“中国派”和外务省体制的报道。 现将其中一部分具体介绍。在把“暴支膺惩”作为封面的《诸君》上，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与西村真悟众院议员的对话中，嚣张地说,日本“至少从中国那里受到了把家里的门牌偷走而在门上撒尿一样的侮辱”“首相提及这起事件时应该怒上心头地说‘不允许主权这样被侵犯’”。 京大教授中西辉政在题为“国家主权丧失”的文章中写到：“日本确实被‘强奸’，在全世界的眼里，作为国家最重要的‘节操’=主权被公开践踏，在外交方面被强制全面屈服”。 “撒尿”、“强奸”,两人都极尽修辞之能势，强调中国警察进入领事馆大门，以及进入领事馆内的严重性。但这种论断是错误的。《维也纳外交关系相关条约》第22条“公馆不可侵犯”的内容如下：“第1条规定，使节团的公馆不可侵犯。驻在国的官员只有在使节团团长同意的情况下方可进入公馆。第2条规定，驻在国负责公馆的保护、安宁、威严的维护。第3条规定，对公馆及其内部的物品免于搜查、征用、查封、强制执行。但是，此处的公馆指的是大使馆。如果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发生同样的事件，可以说是‘不可侵权’的侵犯，是毫无疑义的主权侵犯。 但是，事件发生在沈阳领事馆。在这里适用的不是《维也纳外交关系相关条约》，而是《维也纳领事机关相关条约》。该条约规定的内容繁多，在这里只引用部分内容。 第31条规定，领事机关的公馆不可侵犯 。1.领事机关的公馆的不可侵犯，指本条规定限度的不可侵犯。 2.驻在国当局，领事机关的负责人，或其指定的人以及派遣国的外交使节团团长同意的情况除外，不得进入领事机关共专门用于领事机关活动的部分。但是，火灾等其他有必要实施迅速保护措施的灾害情况下，必须取得领事馆机关负责人的同意。 3.为遵守第2条规定的条件，在领事机关的公馆被侵入或被损坏而进行保护以及妨害领事机关的安宁或为防止领事机关的威严被侵害的情况下，驻在国有实施适当措施的特别责任。 与大使馆不同，领事机关（当然也包括总领事馆）“不可侵犯”，只是适用于“为领事机关专门的活动使用部分”的情况。 那么“为专门领事机关的活动使用部分”应当是什么地方是个问题，条约中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规定。但是，条文中明确指出不可侵犯适用的至少不是公馆全体。作为常识，很难想象门的内侧部分符合这一规定。这次事件中,中国警察将进入总领事馆内的两个男子从访问者的接待室带走，接待室是否符合这一规定有可能成为议论的题目。 总之，事件中中国警察的行为，即使是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同意”就进入了（这成为日中之间争论的焦点），也不能断定是“不可侵犯”规定中的侵犯行为。 另外，根据第31条第3款，中国（驻在国）有在日本总领事馆被“侵入”时提供保护，防止“安宁”受到妨害的“特别责任”义务。在追赶要侵入总领事馆的那一家人的时候，警察不知道他们是所谓的脱北者。警察有责任阻止这样人的“侵入”。他们在总领事馆外的派出所被拘留后，给日本总领事馆官员看用英语写的纸片的时候（此时总领事馆官员没有想要保护他们）,才知晓他们是脱离北朝鲜的。因此，以石原、中西两个人为代表的5个杂志的论者们纷纷议论，“中国政府的非人道,反人权的性格,使警察侵犯日本的主权，拘留脱离北朝鲜的人”的说法是错误的. 如果是国际关系的专家学者，应该知道大使馆与总领事馆的区别。中西在他的文章中写到“中国方面援用维也纳条约‘驻在国保护的责任’，使进入总领事馆这样非常特殊的事件正当化”。这里中西说的“驻在国保护的责任”，正是前面第3条规定的“保护领事机关是驻在国的责任”这姑且不论，中国方面所说的并不是“特殊正当化”,真正是适用该条款的情况。 中西是“反华宣传”的主力。这篇文章就体现了他何以成为主力的原因。作为专家，不得不提及大使馆与领事馆的区别，不得不提“驻在国保护的责任”，但却以“特殊的正当化”加以混淆，来迎合舆论（或者编辑的意图），并以专家的外衣使其正当化。中西在2002年10月《VOICE》的投稿中，称过去的战争是“被动的战争”，扬起重新认识历史观的旗帜，采用的是同样的手法。 这样，此次沈阳事件在日本国内掀起“中国岂有此理”论是极为遗憾的。社会上几乎没听到专家们冷静的声音，再加上日本外务省为避开国内“不保护脱北者“的批判,采取迎合“主权侵害论”的对中姿态。使得真相至今还含糊不清,是很不应该的。 3.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这个问题中国方面与包括5家杂志在内的日本国内的一般舆论的逻辑极为相左。 中国方面的批判集中在小泉首相参拜A级战犯一事，小泉却极力回避多谈A级战犯而只说对战亡灵魂的一般拜祭。日本方面信奉靖国神社的人们，以及想与中国唱反调的人们，提及中国问题的时候故意解释为中国对靖国神社加以全盘否定，攻击中国在干涉日本人的信仰、习俗。 更是将这个问题, 即如何处理中国的批判，如何对待过去的战争责任的手段，做为评估首相的绝好题材。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相左呢？很明显问题的本质在于日本的战争责任不明确。参拜合祀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产生诸如这种行为是否肯定A级战犯生前的行为、即使不是肯定至少也是免除其罪责的疑虑是理所当然的，政府既然站在对过去战争加以否定的立场上，如果作为政府的最高负责人参拜靖国神社的话，有明确回答该疑虑的义务。但是，小泉首相（不仅限小泉，日本的保守政治家几乎任何人都如此）对这些疑虑不敢回答，也不能回答。原因是什么? 日本战败后，联合国在东京开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谓东京裁判），作为战争的主犯起诉战争中的指挥者（政治家、军人、学者）供28人，其中判定有罪的有25人（7人死刑）,他们就是A级战犯。1951年，根据桑港和平条约恢复独立的时候，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个审判结果。 这对战后的日本当政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第一，日本国民不需要自己追究战争责任（国内的要追究战争责任的呼声被这个审判吸收了）。第二，即使是A级战犯，由于战后被联合国审判，有了可能被看作是战争的牺牲者，被害者。所以1978年, 靖国神社将A级战犯14人，B、C级战犯近千人作为‘昭和殉难者’共同合祀。 中国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批判的目的在于，让A级战犯脱掉‘牺牲者’的伪装，迫使日本首相重新评价他们作为‘责任者’的本质，然而，这不是日本当政者所能做到的。 为什么呢，这不得不表现为日本人的国民性或者日本的国民感情。第一,日本人当面向外部时，不想干脆责难自己人，第二，忌讳对死者进行鞭打的行为。而且，现在明确战争责任，作为侵略战争，殖民地支配的“恶业”公开固定下来，会触怒战争死亡者们多数家属的神经。如果是“恶业”的话，战争死亡者的死就不再是“为国捐躯”，而是参加“恶业”的徒劳无功的死。因此，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方面所抱有的理所当然的疑虑，却是与日本人的深层感情相关的极难解决的问题。 因此，我想就今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向中国方面提一个私人建议。不论是小泉首相还是今后执政的首相，都有可能继续参拜靖国神社。那时，也会出现像现在这样的状况，让中国很快容忍首相参拜一事恐怕是很困难的，但问题的本质在于对过去的战争责任在日本表现得暧昧。所以我认为中国方面把其具体疑虑直指日本，焦点应由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逐渐转移到战争责任本身上比较合适。 如果像迄今为止这样，继续争论参拜的是是非非的话，势必会使讨厌中国的日本人有所增加，但如果要明确战争责任的话，作为学术上的问题，中日间相互议论会有可能成立. 4.历史问题 所谓历史问题的主要论点，有以下两点。第一点是昭和时代日本战争的性质，特别是满洲事变开始到日中全面战争的过程，是否是经过策划的侵略战争。另一点是南京事件引发的议论的继续。 首先，关于战争的性质，前面提到的中西的“被迫的战争”这样主张：“昭和初期由满洲事变、卢沟桥事件引发的日中战争，到与美国的太平洋战争，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是日本积极发起的，而是日本在走投无路,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参与的战争。日本人关于‘那场战争’，虽然抱有‘悲惨的战争’、‘愚蠢的战争’、以及以侵略别国为目的的‘邪恶战争’这三种战争观，只是第三的‘侵略战争观’，时至今日，必须通过正确的历史检验予以明确的否认。 为什么能说“正确的历史检验”，很难理解，但中西是这样断定并阐述的：“例如日华事变的‘卢沟桥事变’。根据最近的研究，最初进行炮轰的是中国方面。日本采取不扩大方针。尽管这样，为将日本军队赶出中国大陆，中国方面在上海、北京周边以压倒的兵力对日本军队进行包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日本军队不得派出大部队”。 不仅中西这样，原外交官冈崎久彦也这样说明即将爆发满洲事变之前的状况：“在国民党指导下，作为实施国策的手段，在不给日军行使武力的借口范围内，做一切‘令人不快的事情’。对在华日本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吐痰、投掷石头、殴打、拒绝卖给日本人东西等，使日本人在满洲待不下去。忍受这种排日，侮辱运动的在满洲日本人拜托关东军想办法，这是满洲事变的起因，如果中国没有激发民族主义, 就没有满洲事变的发生”（《诸君》2003年2月“近现代历史百年 明确历史认识”座谈会）。好象在冈崎的眼里，根本就不存在石原的占领满洲论。 关于太平洋战争也是同样的。原大本营参谋，战后任大商社的干部，政府的各种委员，现亚细亚大学理事长濑岛龙三在《诸君》200１年１０月杂志采访的“大东亚战争的历史认识”是这样说：“世上有一种看法，所谓大东亚战争是‘侵略战争’，等于‘计划战争’的观点。这就是“东京裁判”所规定了战争的性质，可我不那样认为。侵略战争都有事先计划，作为实际体验了大东亚战争的人，我认为日本绝不是开始就有侵略计划而发动战争的。日本被美国经济封锁，作为一个国家不能存活的情况下，没有办法，为了自身的生存而站起来。这不是书上读来的，而是以当时的体验为基础的我的大东亚战争的观点”。 怎样看待这样的议论呢？昭和时代的日本战争不是侵略战争的主张，是以日本原来没有侵略的具体计划为根据的．不是依据实际上的日本军队如何行动，而依据是否有侵略意图，判断是否侵略，这就是其主要特征。 这可以说是典型的日本人的伦理观。日本人与其重视结果不如重视意图．客观地看，即使可能没有计划，可能没有自觉的侵略意图，但没有正当的理由，军队长期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的行为除了侵略以外没有任何说法可以解释。但是，他们不想承认“侵略”。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观点在国际社会里根本不通的．那为什么他们固执呢，这不过是为偏向自己内部的辩护。 他们想说，日本原来没有计划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可是事态的进展迫使日本深深陷入不能放下已经举起的拳头的境地，这就是真正的情况，把它称作计划的侵略是不讲理的．他们将这种不能信服的情绪在自己人之间传播，互相认为自己不是那么坏的人。 我没有为这些论者做辩护的意思，但是，这种否定侵略的论调，并不一定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相结合。当然，有的日本人对军国主义感到乡愁，有的不仅是单纯的乡愁，主张积极地增加军事力量，根据情况可以行使军事力量．不能否定在日本存在这些力量。 虽不能断言，“重新看历史”不会被这样的人利用，但大多数在“重新看历史”里寻求安慰感觉的人，并不就是军国主义者。 中国国内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有时在日本人看来过分夸大，原因在于从外部很难理解这种区别。 历史问题论点的第二点是南京事件。这种论争长期存在。最近在日本国内，立命馆大学的北村稔教授出版了新书《‘南京事件’的探求》（《中公新书》2001年11月），指出，当时最早向世界报道此事件的是题为“WHAT WAR MEANS: The Japan Terror in China”的一本书。它的作者H.J.Timperley（当时英国报纸曼彻斯特报驻中国记者，澳大利亚人）是国民党宣传处的顾问，该书是按照向外国宣传日本军队残虐行为的国民党战术而产生的一本书。这个论证为事件否定派提供了新的材料。 《正论》2003年4月上，东中野修（亚细亚大学教授）发表一篇题为《发掘颠覆‘南京大屠杀’的决定性证据》的文章，称从台湾的国民党中央党史资料编撰委员会得到证实北村说法的资料。 众所周知，南京事件已经成为日中之间历史认识争议的象征性存在。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存在所谓“大屠杀派”对“幻想派”的争论，双方不断相互指责。已经经过近七十年的岁月，完全掌握事件的全貌是不可能的．但如现在这样，日中双方在存在巨大隔阂的情况下继续相互批判是毫无意义的。这样只能继续增大两国间相互不信任。 因此，我想给中国方面提一个建议。计算牺牲人数（中国方面主张３０万人，东京裁判所起诉状是２０万人）的证据之一，是当年中国的两个慈善团体，红十会与崇善堂的埋葬纪录。姑且不论从南京被占领的１０个月间掩埋了大约４万３０００具尸体的红十字会。不断有人对人数比红十字会少的崇善堂，在只有４个月间大约掩埋了１１万２０００具尸体，而且是在城外广大的范围内掩埋表示怀疑。所以我建议，中国方面不应该无视这种怀疑，至少对于崇善堂，中国的历史学者应进行客观的调查。 结果如何不得而知，抛开政治宣传，如果能积累客观事实，即使是一小部分的事实，不就可以缓和对立和不信任了吗？ 5.其他（ODA、“支那”、遗弃化学武器） 在分类J（日本）的文章中，不能忽视的是有关ODA的报道。其代表论者是产经新闻的古森义久记者（例如《VOICE》２００２年７月《全面废除对中ODA，总额３兆日元以上“血税”投入的结局是浪费》），此人的批判ODA的特征是只用资金的“投入”与“供给”的语言，故意无视ODA “有偿资金援助”、“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的区别，让读者产生自1979年以来近３兆日元金额都是无偿提供的错觉。在此之上，展开（中国国民）“不知道”、“不感谢”、“反日感情没有好转”和“所以是没有用”的议论。 事实上，确实是总额３兆日元以上，但大部分是（以２００２年末为止２兆９５００亿日元）有偿援助，都是偿还利息的。“无偿资金援助”、“技术援助”等真正属于援助的，累计不过一千几百亿日元。 当然，有偿资金援助的利息也比商业贷款便宜得多，对中国来说有好处。“无偿资金援助”、“技术援助”如同字面意义上是给与的。所以认为中国应该感谢的人也可以这样想。其实最近中国方面表明感谢的次数增加了，如果认为感谢还不够的人也可以想这样。但是，我认为批判也好，不满也好，都应该明确客观的事实为基础上，加以批判或表达不满。让读者产生错觉态度实在不应算是新闻记者。 可是，大张旗鼓地进行这样的议论，日本政府也有怠慢的责任。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少宣传日本的ODA表示不满之前，应该在日本国内进行说明对中国ＯＤＡ的现状，贷款总额多少，利息多少，已经返还多少，今后每年返还多少等等。有了这些具体说明，古森的议论就没有存在空间了。 最近，故意称呼“支那”的趋势显而易见。数年前开始使用这种称呼的是东京都的石原知事。尽管摆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其实给中国说气话。但是，在日本国内这种称呼已经近乎死语，由于没有特别的反应，就连石原也几乎不用了。 在沈阳事件发生后，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登载“暴支庸惩”文字的《诸君》，在同年１０月的杂志上刊登题为《真纪子、野中、“支那馒”那么好吃吗？》的文章，攻击一向被认为是亲中派的政治家。而且在下个月的杂志上，刊载了高岛俊男的《‘支那’不是差别语》文章，好像是辩解，又好像是严肃的。高岛虽是中国文学硕儒，但这篇文章并不好。文章以“支那”的说法原来是没有任何轻蔑意思的称呼为主要论点的，不论原来是什么，本国人不喜欢的称呼，第三者故意使用它除了表明对对方有敌意外不能有任何其他解释。 还有《VOICE》２００２年８月上，谷泽永一使用了《想成为CHINA喜欢的国家》的奇妙题目．众议院议员西村真悟在《正论》２００３年１月上说，“与支那称呼相比中共更愿意被称为中国，执拗地强烈要求被称为中国。因为中国不喜欢“支那”，日本人不知不觉地称呼中国”等，随意编造理由连续使用“支那”的称呼。顺便说一下，拒绝“支那”的并非始自“中共”。１９３０年５月，中华民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发出正式通告，要求日本政府称呼“中华民国”的国号，拒绝接受使用“支那”文字的公文。这一点在高岛文章中有介绍。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使用“支那”令人不愉快，很明显是在挑衅。使对方表示拒绝的反应，就是使用“支那”的人的要求。这样故意使用对方讨厌的语言，不过是展示自己恶劣的品行而已，对方只好无视。至今，中国方面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此表示欣慰。 2003年8月，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施工现场，发生了旧日本军队遗弃的毒气武器使1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事件。虽然经过整整五十多年了，但完全是由于日本的责任而使新的被害事件发生。之后五家杂志上也减少了“反华报道”。 9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民事三十五部，对由旧日本军队遗弃毒气武器，造成1974年到1995年间在黑龙江省发生的13起 事故的损害赔偿请求诉讼，判决原告（日本政府）支付总额1亿9000万日元。 对于这一判决，《正论》在2003年12月号刊登了两篇批判性文章。稻田朋美“媚中外交的毒害引起毒气诉讼判决的不公正”与潮匡人的“脱离‘条理’的司法判决”。两人都认为判决不当，前者认为掩埋遗弃武器的当时，不在日本军队的管辖下，日本没有责任，后者认为判决没有采用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二十年自动失效的“拆除期间”这一规定是不合道理的。 稻田虽然是律师，却这样说：“考虑战争结束时的状况和波茨坦宣言的内容的话，可能推测包括化学武器在内所有日军武器、日军被解除武装时被引渡到中国军队或苏联军队，所以日军不会暗地里遗弃武器。就此次诉讼而言，中国人原告方面有举证证明日军确实进行不法遗弃的责任”。日本军队在解除武装时，应该将保有的全部化学武器老老实实地向中国军队或苏联军队引渡了，这不过是稻田本人的推断，没有任何根据。武装解除的时候，如果进行引渡的话应该存在有关文件，但是没有文件。相反，日本军队隐藏化学武器，试图消灭证据的看法，与之后的化学武器被发现的情况看是合理的。稻田所说的话完全不象法律专家的论点。 稻田继续认为“认为由于没有证明的文件、不能说毒气武器已经引渡的外务省，究竟是哪个国家的外务省？”，将矛头指向外务省。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所以可以逃避责任，这难道是国家利益吗? 化学武器禁止条约规定：“1925年以后制造的化学武器、制造国负有责任处理”，日本于1993年签了字，1995年批准，且该条约1998年4月生效。中国国内还大量存在日本制造的化学武器，日本负有责任处理，应该进行补偿。 另外，潮匡人（稻田也是）认为中国原告的赔偿请求权二十年应该失效，“拆除”期间的适用限制（认可请求权）是不合理的。判决认为，原告们在1986年中国的出入国管理法实施前是不可能因私出国的，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但使被告（日本）享受“免除损害赔偿义务的利益，这与正义、公平的理念相反。这是看法的问题。 如今，应该墨守成规、给原告吃闭门羹的判决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不能以手续论逃避化学武器问题的责任看法，已经被多数国民的认可。 否定对自己国家利益不利的事情，将冷静的议论骂为软弱、卖国的风潮，导致了侵略战争的扩大。这就是昭和时期的日本历史留下的一个教训。可以预想，解决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日本政府必将支付大笔的费用，所以要警惕大肆宣传“国家利益”，标榜“爱国”的强硬论的出现。 |
支持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名单 从306人降至3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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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天上午 支持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名单从306人降至303人
记者通过剖析名单发现—— 东京市长用作家身份支持篡改 东京大学5名名誉教授在支持之列 一批知名企业在名单中 但支持者中條高德已不用朝日啤酒名誉顾问身份 截至今天上午，支持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人从306人降至303人，除此之外，中條高德虽然还在支持者行列，但已不再使用朝日啤酒名誉顾问的身份。 本报通过剖析支持者名单发现，支持者中不仅有知名企业的前会长或前顾问，还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甚至还有东京市长(不过他在支持者名单中所用的身份为作家)。 使用“原”头衔的人较多 翻开这份名单，重复次数最多的是原来的“原”字。 在这份名单中有不少是原大学教授、原董事长或者原会长。尽管他们的名头很大——是某某著名公司的领导或者是某某著名大学的教授，但那已是过去的事了。 宗教人士支持人也不少 名单上第二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宗教人士较多，303人的名单中有20余人具有宗教背景。 以宗教为背景的人主要分为：以佛教为主的寺庙住持或者佛教演化的念法真派，还有以日本神道神宫为主的宫司。 这里谈到的宗教，特别是日本的神道他们都表示尊重人死成佛的理念，认为人死一了百了，不应该再追究他生前的罪恶。而这种说法正被日本政要当作参拜靖国神社的借口。 著名高校名誉教授支持 这份名单中的68人带有所谓的教授头衔。不过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这些教授不是带个“原”字，就是带个“名誉”，并非现任。出自名校的人更少，除了庆应大学经济学部的岛田晴雄，和明智大学的福田逸之外，大都来自无名小校。 不过一些大学的名誉教授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日本最难考进也是最著名的东京大学，竟然有5名名誉教授都在支持者名单之列，不能不引人深思。 东京市长也在名单中 石原慎太郎(日本极右翼政客，经常口出狂言攻击中国，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在支持者的名单中出现的身份是作家，实际上他还是日本东京都知事，也就是东京市长。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是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名誉会长石川六郎。鹿岛建设的前身就是在“花冈事件”中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公司。电视连续剧《记忆的证明》就是根据这段史实写成的。 当然在这些人里还有一个特殊的绪方一夫，从他的名字和头衔——大阪台湾同乡会副会长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具有日本国籍的中国台湾人。 三菱重工业会长也在其中 支持者名单中有些公司的名字和中国的交往较为密切，如三菱重工。尽管该公司发表声明称没有给篡改历史教科书提供资金，但该公司会长的名字还是出现在支持者名单上。三菱重工在上海有大量的投资。如三菱重工汽车空调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投资70%)、上海宝菱冶金设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投资35%)、三菱重工海尔(青岛)空调器有限公司(出资55%)等。 此外，日本烟草产业株式会社会长土方武也是一个坚定的历史篡改者。几乎所有中国市场上出售的日本产香烟都是该公司的产品，而每年该公司在中国都能得到不菲的进项。 另外，味之素、丸红商事、五十铃汽车等许多公司在中国都有生意。文/本报记者 周超 最新消息 篡改历史教科书 支持者少了三人 本报讯(实习生 邓平洋)今晨记者登录日本历史教科书编撰委员会网站，发现支持者名单少了3人，而中條高德朝日啤酒名誉顾问的身份也悄然隐去。 昨天本报公布了支持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名单为306人，但昨晚记者登录时，发现有一人从名单中神秘“蒸发”，支持人从306人降至305。 而今晨当记者再次登录时，又有二人消失，支持者再次从305降至303。而中條高德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朝日啤酒名誉顾问变成了日本国际青年文化协会会长。同时，朝日啤酒(中国)特别致电本报，声明中條高德“已与朝日啤酒无任何关系”。 支持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全名单(共303人) ■企业前会长、顾问、社长 粕谷哲夫 商业咨询顾问 小野泽知之 光企画顾问 河野正三 高龄者住宅财团理事长 小林乔 富国生命保险相互会社社长 屿崎钦也 文教堂株式会社董事长 铃木仙吉郎 北日本写字楼管理株式会社专务董事长 高城申一郎 住友不动产株式会社董事长、会长 相川贤太郎 三菱重工业会长 秋山广昌 船和大洋财团会长 朝仓龙夫 JRR株式会社代表 浅野胜昭 东京映像制作株式会社董事长 池田彰效 SMK株式会社会长 石川六郎 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名誉会长 石坂泰彦 松屋株式会社原会长 伊地知重威 原朝日银行株式会社顾问 淡河义正 大成建设株式会社顾问 太田芳雄 银座阿斯塔食品株式会社社长 冈本和也 东京三菱银行专务董事 尾崎护 国民金融公库原总裁 小野田宽郎 财团小野田自然塾理事长 川村茂邦 大日本墨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顾问 舆宽次郎 日本comsys株式会社顾问 后藤达太 西日本银行株式会社董事、顾问 坂野常隆 清水建设株式会社董事长、顾问 樱井修 株式会社住友信托银行特别顾问 里见泰男 大成建设株式会社原顾问 杉原明 日商岩井株式会社顾问 关根广文 神户制钢株式会社特别顾问 濑岛龙三 亚洲大学理事长、NTT日本电话电报公司顾问 高崎一郎 三越株式会社顾问 田中利道 和平智囊团中心株式会社顾问 德增须磨夫 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顾问 友国八郎 大阪商船三井船舶株式会社顾问 飞山一男 五十铃汽车株式会社顾问 田中敬 横滨银行特别顾问 牧冬彦 神户制钢所顾问 原田滋 机械产业纪念事业财团顾问 深野和夫 山银合同银行顾问 村田良平 日本财团特别顾问 宫田义二 铁钢劳动联盟顾问 矢野次郎 殖产住宅相互株式会社顾问 吉国一郎 内阁法制局原长官、NTT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特别顾问 渡边晴朗 丸红株式会社原常务顾问 桥口收 广岛银行董事长顾问 铃木三郎柱 味之素株式会社顾问、名誉会长 后藤千秋 大林组株式会社专务董事长(建筑公司) 酒井正晴 昭和飞机工业株式会社社长 坂口美代子 坂口电热株式会社董事长 须藤研一郎 朝日工业株式会社原董事长 高桥铁郎 川崎重工株式会社原副社长 种子岛经 BMW东京株式会社原会长 富泽繁信 住友信托银行原常务董事长 山本卓真 富士通株式会社名誉会长 丸山利男 日本开发银行原理事 迁熏 德山株式会社会长 中村功 东日本房屋株式会社会长 名须川浩 日本海石油株式会社董事长副社长 西田昌男 帝人株式会社董事长副会长 野口义和 大新东株式会社副社长 长谷川忍 池袋机场管理株式会社社长 土方武 日本烟草产业株式会社会长 松多昭三 株式会社损保会馆原董事、社长 广濑元夫 广濑建筑株式会社社长 古馆康生 爪哇石油投资株式会社原社长 梁濑次耶 株式会社YANASI董事长 平野富国 藤泽小田急株式会社原董事长、社长 林慧儿 日桥文化发行人 山崎诚三 山种综合研究所株式会社董事长 大和嘉章 商业首脑太田昭和株式会社董事会副会长 村井信夫 小松建设工业株式会社原董事副会长 石井公一郎 原普利斯通株式会社社长 铃木久章 横滨橡胶株式会社代表 角谷泰 加商株式会社董事长、社长 高桥季义 kinden株式会社原社长 杉山昭二 株式会社托普拉董事会会长 ■大学教授 爱知和男 关西大学客座教授 阿曾村邦昭 丽泽大学客座教授 荒木和博 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副教授 石垣贵千代 原东洋大学教授 石川迪夫 原北海道大学教授 市村真一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伊藤宪一 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部教授 伊藤隆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伊原吉之助 帝山大学名誉教授 入江通雅 青山大学名誉教授 印南一路 庆应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内村刚介 原上智大学教授 宇野精一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梅泽升平 尚美学园大学教授 大原康男 国学院大学教授 冈田英弘 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 桶谷秀昭 文艺评论家、东洋大学教授 小田晋 国际医疗福址大学教授 小山和伸 神奈川大学教授 加地伸行 同志社大学特别研究员、大阪大学名誉教授 胜田吉太郎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加藤淳平 常盘大学国际学部教授 神谷不二 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教授 唐津一 东海大学教授 川胜平太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日下公人 多摩大学名誉教授 川口洋 学习院大学教授 九里几久雄 浦和大学名誉教授 泽田昭夫 东京纯心女子大学教授 筱泽秀夫 学习院大学名誉教授 岛田晴雄 庆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岛田洋一 福井县立大学教授 清水磬八郎 千叶大学名誉教授 尚树启太郎 东海大学名誉教授 白井浩司 庆应大学名誉教授 高木桂藏 静冈县立大学教授 高桥正 千叶商科大学教授 高森明敕 拓殖大学客座教授 田久保忠卫 杏林大学客座教授 中川八洋 筑波大学教授 中岛千寻 京都大学教授 小林道宪 福井大学教授 小崛桂一郎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小山常实 大月短期大学教授 佐藤和男 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 田中英道 美术史家、东北大学大学院教授 迁村明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西冈力 东京基督教大学教授 中西辉政 京都大学教授 中村桀 独协大学教授 名越二荒之助 高千穗商科大学原教授 西锐夫 丽泽大学教授 东中野修道 亚细亚大学教授 平川佑弘 福冈女学院大学教授 吹浦忠正 琦玉县立大学教授 福田逸 明智大学教授 藤冈信胜 拓殖大学教授 松本道介 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 三重野康 杏林大学客座教授 新田均 皇学馆大学教授 丹羽春喜 大阪学院大学教授 芳贺彻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长谷川三千子 琦玉大学教授 西部迈 评论家、秀明大学教授 百地章 日本大学法学部教授 八木秀次 高崎经济大学助教授 安本美典 产能大学元教授 横沟雅夫 明星大学经济学部原教授 吉田和男 京都大学教授 ■协会、组织负责人 山川京子 “桃会”主宰 藏原千秋 短期资金协会会长 上村和男 社会团体 国民文化研究会理事长 川濑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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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行政改革的推动者与抵抗者─族议员 |
| 族议员（注１）在日本政治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其影响力之大已经无庸置疑，但在日本的行政改革中，族议员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族议员身为政、官、业铁三角共犯结构的一角，在面对行政改革－－这个对他们既得利益有冲突的议题时，他们扮演的角色一定是反对改革吗？本文试图解答族议员在日本政界中的角色，并试图从行政改革的过程中，以访谈数据与文献分析的方式，打开这个行政改革中与族议员有关的「黑盒子」。 根据依田熏（注２）、嶌信彦（注３）等介绍中央省厅重组的著作中，一再提到族议员对省厅重组过程的阻碍，并提到很多原本在行政改革会议中的原始构想，都因为族议员基于维护本身的利益，而造成了改革结果的挫折。这种说法确实可以下个简单的结论，即「族议员反对行政改革」，这其实也是光是从日本媒体就能得到的答案。问题是，依田熏与嶌信彦都没有解释清楚族议员是如何影响行政改革的，而这个族议员现象的本身，其实不光仅仅是反对行政改革而已。因为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在日本就不会出现行政改革的了，或者是改也改不出任何进展才是。但事实上，桥本行革中的「中央省厅重组」，却把日本的行政制度进行了战后以来的最大转变。很明显的，光是一句「族议员反对行政改革」，这样的说法并不足以解答桥本行革为何能做出这样大幅度的改革。 学者中野实（注４）指出，九○年代日本国政改革（包括选举制度改革、桥本行革）的基本特色中，明言其推动主体是「以自民党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为中心的新保守政治菁英，联合财界、企业界与保守、中道政治人物，实现转换日本的权力菁英结构而且加以确立的双重目标」，他并表示：「这次的国政改革是一种用黑箱作业的方式，将既存的保守政党与政治家的既得利益，以激进的（radical）政治结构变动方式，使他们自然的失去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在不过分损及旧有的利益政治结构的考量下，在改革规划中，采取了有可能让这些政治上的利益从保守势力的人们手中夺得『抑制社会经济改革的机制』…………」。依照中野实的说法，九○年代以后的政治改革，其实是让一些保守势力以为并没有真正的大幅度的革新，而使反对声浪减少，不过实际上却一样是要把他们的既得利益剥夺掉。但是，仔细检视桥本行革中，与族议员利益结构息息相关的中央省厅改革为例，就可以发现中野实的说法不尽正确，或者可以说原本桥本行革的盘算就是这样，但还是不可避免的遭致阻碍，让改革被妥协成了：将既得利益从保守势力的手中夺取了一小部分，而非大幅度的修正利益政治的结构。因此，表面上桥本行革做了很多的改革，但实际上并没有把原本的利益政治结构做大幅度的改变，这对战后最大改革的桥本行革来说，是个极大的讽刺，如此耗费周张的大幅度变革，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桥本行革确实是失败的。这与桥本行革前，1994年的选举制度改革一样，都是成功的改变了制度，但预期结果都未达成的改革。这也是九○年代国政改革的特征，既得利益并没有因为改革而受到显著的抑制。 任何一国的政治或行政改革，都需要政治人物由上而下（top-down）领导与推动。官僚体系本身并不会主动进行行政改革，同样的，市民社会也只能透过舆论、陈情、抗议等方式要求政治人物来完成政治改革，所以要了解行政改革的成败原因，当然要从政治人物的行动与策略分析着手，因为政治人物扮演着最主要的关键角色。日本政治中，掌握大权的政治人物，就是族议员。而主导改革的新保守菁英们，主要是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加藤纮一、森喜朗、山崎拓、河野洋平等人，这些人除了是自民党内新一代的派阀领导人（小泽后来虽然退出自民党，但不减其改革色彩），还兼具党人派（除加藤外，其余都是非官僚背景）「族议员」的身分。在此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即族议员并非只扮演着改革反对者的角色，实际上他们也是改革的推动者，而且这个现象不光只是存在于九○年代后的改革，早在八○年代的土光临调时就已经出现了。 ?官僚主导抑或族议员主导？ 要了解族议员现象对行政改革的影响，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否为官僚主导的国家？」，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大多数关于政策制定、立法过程、制度变迁等研究，都和参与其中的主要行动者脱不了关系，而各行动者中，确定谁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对于理论的建构，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在国内，绝大多数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多半会对「日本是否为官僚主导的国家？」这个问题给一个肯定的答案。同样的问题在日本，这样的看法也不在少数。但事实上，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日本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族议员现象来看，才能理解日本政治的真实面貌。如果带着「官僚主导」的有色眼镜去看日本政治，虽然可以解决一部分研究上的问题，但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误解，对于理解日本政治，等于是拿一个误解的认识去解决问题，这势必会造就更多的问题。 对族议员这个日本政治特有的专有名词，在台湾学界常有误解，例如周代尉（注５）的研究表示「族议员是高级官僚转任的，并利用他们过去对行政业务的熟悉及同事情谊、部属关系等人脉因素，去影响各省厅的预算编制。」谢明吉（注６）则表示「官僚出身的专家议员（族议员）多数是由各省厅所支持当选，故为选举地盘考量，通常维护的是各省厅的利益，所以可说这些族议员是官僚主导性的一种延伸。」这里的问题在于错误的认定族议员一定是具备官僚背景，并且以维护官僚的利益为己任。虽然官僚背景的国会议员大多是族议员，但并不表示族议员都具备官僚背景，而且族议员追求的也并非只是维护官僚的利益，身为国会议员的他们，所追求的最高利益是选票与金钱的利益。 族议员的研究多半与自民党长期政权的研究有关，两者是一体两面。可以说自民党长期政权造就了族议员，也可以说族议员稳固了，但也在过度发展下摧毁了自民党长期政权。依照美国学者Gerald Curtis的研究，自民党议员以党人派居多，且官僚出生者多半是下层官僚背景为主，官僚主导的现象仅出现在自民党执政前期（五五年体制建立到60年代末的这段期间）。而且自民党的群众基础是由党人派议员维持的，并非官僚背景的议员。他表示：『自民党支配的初期，官僚背景的政治人物势力比较强，辞去高级官僚后大部分的人皆能获得很高的政治地位，并成为党内官界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并非在政策过程中跳脱官僚的影响，而是补强了官僚的影响。』也因为自民党政权初期的这个现象，让学者误会所谓的官僚政治人物就是族议员。 他还表示：「1957年3月到1972年7月间，担任首相的人都是官僚背景的。官僚背景的自民党议员占了30％，阁僚则有50％以上。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初期，官僚影响力的强大可见一斑。但是官僚政治人物的比例并没有增加，从1958年的26％到1983年的24％（这时民社党有三人、社会党有两人是官僚出生的议员），随着多次的选举，长期以来能够维持如此稳定的倾向令人惊讶。不过，自民党这种四分之一的国会议员由高级官僚供给的现象非日本所独有。瑞典、西德、法国的议员也有四分之一是官僚背景的（注７）。而且这样的数字，隐藏了担任政治人物的官僚种类，自民党政权初期官僚背景的议员，都是从所属官厅最高的地位转任，也就是担任过局长以上乃至于官僚最高地位的事务次官。但是70年代初以来，则是起用中下级的官僚竞选国会议员，1958年到1969年的五次选举，初次当选众议员的官僚共有39人，其中25人担任过局长以上的职位，课长以下的只有14人。1972年到1983年的五次众议员选举，初次当选的39人（同样是39人也是巧合），担任过局长以上职务的只有12人，课长以下的则有27人。自民党起用的这些官僚背景者，对官僚机构的威信、影响力、经验不如初期的那些高级职位者那样大。」从这里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官僚背景这个特色本身，其实也有极大的转变，对族议员的一部分错误认知也是由此而来。 他又表示；「党内对官僚背景者的特殊待遇也不复存在。据从72年到86年的统计，国会议员初次入阁的平均当选次数是6.28次，高级官僚背景的议员要5.47次，课长以下的下级官僚背景的议员要6次。也就是说70年代后，即使是官僚背景的议员并没有比一般国会议员有利多少。72年佐藤荣作首相卸任后的六位继任首相，担任过高级官僚的只有福田与大平两人（注８）。」很明显的，从七○年代开始，官僚与政治人物的关系开始转变。再参照猪口孝、岩井奉信的研究（注９），发现族议员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发生后，政府财政逐渐恶化，各省厅的预算遭到削减，进而造成各官僚之间的利害冲突与对立逐渐增加。在制度上，官僚的领导者，即内阁的自民党议员们，成为各省厅之间利益协调的主要角色。从上述的见解中，可以了解70年代石油危机后族议员现象的盛行，让所谓的官僚经历变得不再重要，就算是党人派议员，也能拥有对特定政策领域有掌控的能力。从这点来看，官僚独揽大权其实并非日本民主政治的常态，只是战后自民党政权初期的过渡现象罢了。因为日本的政治发展是「先『罗马』后『希腊』」式的，与台湾政治发展的模式类似，官僚制度先于民主制度出现，因此民主政治实行的初期，官僚主导的现象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官僚与议会的权力拉锯演变到后来，以代理人理论来看，掌握较多信息、对特定领域精通的委托人（族议员）终将由代理人（官僚）的手中夺回主导权。 所以，日本政治是由族议员主导的，虽然官僚主导的说法在日本学界已经行之有年，但那是因为官僚权力的概念模糊所导致的误解。村松歧夫（注１０）提出了官僚「自律性」与「活动量」的问题来厘清这个误解。他指出，官僚的权力可分为自律性与活动量两个要素，从这个观点，官僚在政治领域中只是政党的从属者。自律性是指，官僚集团为了组织的存续、成长，从社会诸要素（特别是政治势力）独立出来的能力。决定官僚自律性的要素有法的裁量权、人事权、专门知识、情报等资源。活动量是指官僚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以经由法案与政令来实现政策。战后，特别是经济成长后，各种政策的形成造成官僚活动量持续扩大，不用从个别官僚的活动来观察，从GNP与财政支出的增加就能了解。因应财政支出所需要的大部分法案是内阁提出的，而实际上也是官僚做成的法案。不可否认的，这代表官僚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并不代表官僚的权力扩大了，还是要从自律性来检讨。 在自民党政权时代，与自律性有关系的人事权、预算过程两方面是由政党支配的。事务次官、局长等人事，很大程度是政治性的任命。虽然这并不表示官僚独自的升迁系统之基本线崩溃，但在这个系统中阶级越高的，越需要与政治妥协。如果再把公社、公团、事业团等空降的人事问题考虑进去，这个现象就更加明白。很明显的，官僚人事方面的自律性并非完全的自律性。除了在预算过程政党与行政官僚有牵涉以外，新兴事业与复活折冲等政治性高的决策，政党的发言权很大。新兴事业采用的细节，官僚机构也会在事前与政党沟通，这就是自民党政调会与族议员发挥的领域。这种与政党接触过程的不公开，也拘束了行政官僚的自律性。 活动量大、自律性弱与活动量小、自律性强的集团，都不是拥有权力的集团。「官僚在统治」意味着「日本的政治是官僚政治」是个误解。自律性的减退是因为自民党长期掌握国会多数，而结果就是造成官僚的政治化。自民党长期政权培养的政策通，除了经由政调会与国会常任委员会背景的议员增大了自民党的政策能力（不用多说，这当然是指族议员），还有官僚背景的政治人物也发挥了类似的功能。一般来说，官僚背景的政治人物是官僚优位政治的一个特征。但是在自民党内，官僚背景的政治人物并没有比非官僚背景的政治人物在党内享有特别多的特殊待遇，这点也能解释出政党主导、政党优位的现象。而且政策形成的前提――信息，并非行政官僚的独占物，压力团体有时也能提供政党重要情报。 以村松的说法来看，只要议会有强大安定的执政势力存在，官僚制就会开始政治化，政治化后的官僚制会因此丧失自律性，更导致官僚影响力降低。所以很明显的，官僚主导早已被族议员主导取代了。根据1980年代中期，针对官僚进行的高级官僚调查资料显示（见表一），族议员主导的现象越来越强，十年间有23.5%到30.3%的官僚认为族议员是省厅外最有影响力的人。 表一 省厅外拥有影响力的人 虽然猪口孝与岩井奉信研究族议员现象后，认为日本是「党高政低」、「党高官低」的国家，破除了日本是「官高政低」的误解，因而有了党主导、政治主导的说法。但所谓的党主导、政治主导的由来，是因为自民党族议员透过自民党政务调查会（注１１）（政调会）的党内机制，协调出政策、税制、立法的方向，然后党内再以政调会内的决议为党的政策，在国会通过法案。与其说是党主导，不如说是自民党族议员借着自民党的党内机制来主导日本政治，所以称为族议员主导比较合乎现实，政治主导的说法则太笼统了。又，猪口与岩井的族议员研究是在1987年完成的，当时自民党并未失去政权，他们两人并未料到，1993年开始的政界重组、五五年体制瓦解后，非自民党族议员执政下的细川联合内阁，也同样存在族议员现象（注１２），所以党主导这样的讲法更加不成立。因此这里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日本政治是族议员主导的政治。 ?土光临调中族议员的行动 族议员主导的日本，经由行政改革的过程，可以得到更明确的证据。七○年代族议员现象发生后的第一个行政改革就是土光临调。1981年代铃木善幸内阁召开的土光临调（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以及延续着土光临调「行财政改革」理念的中曾根康弘内阁召开的行革审（第一次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以及桥本龙太郎内阁时设立的行政改革会议，分别规划并推行了不同的行政改革结果，这三个时期的改革是日本行政改革历史中最重要的改革，在这之中族议员发挥影响力的模式却是一致的，不管是在推动改革与反对改革的角色上，都具备这样的一致性，不因时代背景转变而有多少差异。 土光临调的成立，是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因应石油危机后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铃木内阁为了解决日益恶化的财政问题，于同年11月21日，国会通过设立临时行政调查会的法案，并在1981年正式成立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任命经团连会长土光敏夫担任调查会会长，所以二次临调才被称为土光临调。以重建财政为目的，并因应当时的民意要求，而喊出「不增税重建财政」的口号。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民营化也成了这次行政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当时大多数国家的民营化是出售优良国营企业的股票，日本不同于其它国家的民营化，将重点放在赤字企业的重整，而这些国营企业与政治的既得利益势力（即族议员势力）有深刻的牵连，像临调决定要将国铁民营化就侵犯到了运输族的利益，电电公社的民营化则侵犯到邮政族的利益。 从这种观点来看，日本的民营化拥有将政、官、业铁三角解体与促进消费者利益的意义。不过，土光临调最主要的部分还是在于如何重建财政，其具体的方法是实行ceiling制度（注１３），在审查明年度预算时，要求跟今年度预算比较，并维持其增加率在零或是负多少的百分比，以达成削减预算的目的（国防支出与ODA不在此列）。这样的削减预算方式使得各省厅必须尽力决定出政策的优先级，预算减少，各省厅与族议员都将或多或少的失去部分利益，族议员与官僚开始抵抗，为了避免这些势力反扑，预算政策改为各省厅一律削减同样比例的「公平」、「平衡」方式，因为各省厅都不希望预算被削减，看到别省厅也有同样的遭遇时，心理上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不满，可将反对降到最低（注１４）。因此削减预算的政策，就在这种考量下成立，而完全不考虑各省厅业务执掌与所需预算数目的差异。 虽然在预算政策上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再加上自民党最大派阀田中派在后面的协调与支持，但事实上成果还是相当有限。这个预算制度在中曾根内阁时期的财政再建也持续使用，所以把时间拉长来看，在1980年到1987年间，一般公共事业费个所管单位的构成比例完全没有变化（一般公共事业费各所管单位有建设省、农水省、运输省、国土厅、冲绳开发厅），因为考虑到官厅间的平衡与族议员间的平衡，预算出现了固定化的现象（注１５），而没有达到削减预算的目的。以「五族共和」之名所考虑到的族议员间的平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道路、治山、治水、农业基础、港湾、下水道等族的预算跟前年度比也是几乎没有变化。这样的预算固定化现象使得土光临调的另一个目标，建立「有活力的福祉社会」相关的公园、下水道、整治环境设施等项目的预算并没有重点增加（注１６）。这就是以族议员主导的利益分配政治对行政改革的阻碍。 另外，在土光临调中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田中派的角色，田中派是自民党内拥有最多族议员的大派阀，依常识判断，田中派理应是反对行财政改革最强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才是，但田中派的角色却完全相反。当时参与改革的民间人士，时事通信社的屋山太郎，在当时就与田中派成员会面商谈改革事宜，他表示：「………只要田中角荣同意，族议员就不敢说话，所以说田中的存在非常重要……田中与土光、濑岛（注１７）在料理店会面，我坐在下座，对面有金丸、竹下、桥本龙太郎、小泽一郎等人，……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田中角荣，但是那个人对时局的认识非常高明，因为是这样的时代，不能像过去一样只想着要延长政治生命，对于什么地方需要改革，那个人有一流的见解（注１８）。」参与临调的企业界人士濑岛龙三，在临调过程中也有参与跟田中派的那场聚会，也说：「………田中角荣对土光敏夫说『包括我的内阁，历代自民党内阁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为了这个才需要改革，对高龄的土光先生来说实在是非常不好意思。这次的紧急答询我已经拜读过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居然能完成这样了不起的东西。田中派会尽全力协助实行临调答询的内容。』……（注１９）」土光临调这个组织是隶属于内阁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临调本身并没有任何权限能实行什么，所以临调要能有所成就，还是需要内阁做出法案交付国会通过，这个过程不可能在自民党族议员的反对下还能成功，所以若不是田中派居中相助，土光临调的改革将会一事无成。 注１７：濑岛是指濑岛龙三，原本担任伊藤忠商事的会长，被临调会长土光敏夫找去帮忙处理行政改革的工作。(按此回原文) 有趣的是，行政改革对族议员来说明，明是不利的，那么田中派这样的作法不正是在自掘坟墓吗？其实，田中派在这次行政改革也大有斩获，因为田中派势力庞大以及对行政改革的鼎力相助，导致所有协调改革的工作都交由田中派重要成员来执行，因此在铃木、中曾根内阁时期，田中派的主要成员掌握了自民党内所有的重要职位（总务会长、干事长、代理干事长、行财政调查会长、副会长），除了田中派的后藤田正晴担任中曾根内阁的官房长官与行政管理厅长官外，竹下登甚至担任了中曾根内阁的大藏大臣，经由控制预算的手段在背后控制着中曾根内阁的种种活动。在削减与抑制预算下，能争取多少预算剩下来就已经是各省厅势力激烈的斗争了，比起增加预算的争夺来说更加激烈，在这种对立下，若是政治人物能在削减预算的可能性前，为业界回避掉这个举动，等于是给业界一个大恩。换句话说，利益分配政治其实不光只是给予正的利益而已，回避负的利益也是分配过程的一环，对田中派族议员来说，照样有利可图。田中派正是靠着土光临调开始的一系列行财政改革中削减预算的手段，维持并扩大了派阀族议员们的势力规模，之后的竹下登、金丸信、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在政坛崛起，反倒是借着这次原本会伤害他们利益结构的行政改革而成长茁壮的，持续到九○年代竹下派都继续支配着日本政治，直到1993年金丸信被逮捕、竹下派分裂、小泽出走、五五年体制瓦解、桥本龙太郎掌握桥本派（竹下派）并担任首相、小渊惠三职掌小渊派（桥本派）并担任首相，都可以说是在八○年代行政改革一开始就种下的伏笔，行财政改革造就的不是更清明的政治，而是助长了既得利益的持续壮大，这也是当初期盼改革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行政改革会议中族议员的影响 九○年代前期族议员所带来的政治丑闻终于成了自民党失去政权的主要原因，虽然很讽刺的，取代自民党政权的细川内阁中，照样有小泽一郎、羽田孜等族议员中的要角继续发挥影响力，族议员政治也没有因为自民党的下台而结束，只是细川联合内阁中，族议员数量稀少（因为大部分的族议员都在自民党，失去了执政优势后，所属族议员影响力也为之消退），影响力减退了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族议员主导的政治又被官僚主导所取代。之后社会、自民两党合组的村山内阁上台，族议员的影响力又见恢复。1996年1月村山内阁垮台，桥本内阁成立。桥本龙太郎是有名的政策通，也是大家公认行政改革的专家。过去桥本长年担任自民党行财政调查会长的职务，并在第二次临调时表现杰出，临调会长土光敏夫称他为「行革族第一号」。 桥本内阁认为经济社会系统已经造成制度疲劳，现在必须实行彻底的行政改革，以「变革与创造」为模式开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住专问题、血液制剂问题、高级官僚的丑闻，各党的竞选承诺皆以改革行政机关为主，并主张削减省厅。选举胜利的自民党组成第二次桥本内阁，揭示「六大改革」，着手经济社会系统整体的改革。1997年11月，桥本龙太郎自己担任会长，设立了行政改革会议。修正总理府令而设置的行政改革会议，由会长（总理）、代理会长（总务厅长官）与十三位委员，以及独立的事务局组成（见表二）（注２０）。与过去因应行政改革所设立的审议会，在组织与运作上都完全不一样。 表二 虽然行政改革会议的成员排除了官僚背景，并延揽以民间企业界、学界为主的成员来研拟改革的细节与方向，但根本上桥本行革与八○年代的行政改革并没有什么结构上的差异，因为行政改革会议在制度上只是总理设立的审议会，仅具咨询功能，无论行政改革会议有什么样了不起的结论，没有国会多数通过法案也是枉然，因此不可避免的，改革的规划必须要冲撞官僚与族议员的既得利益，为了将改革的阻力减至最小，因此做出妥协也并非不可思议。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改革同样是由自民党内最大派阀桥本派来主导推动的，桥本派的前身就是田中派、竹下派，日本政坛派阀对于特定政策领域的主导是有持续性的（注２１），也因这个有迹可循的脉络，让行政改革的真正目的令人感到怀疑，这是否又是桥本龙太郎借着行政改革在玩以前田中派的老戏码呢？ 实际上，在不要过分损及既得利益的考量下进行改革，就是桥本行革的基本特色。参与行政改革会议的委员们，其实能够发挥的影响力实在有限。从下面参与行政改革会议的委员访谈可以了解他们的难处。事务局长兼会议委员的水野清提出了对省厅重组的几点遗憾，兹归纳如下（注２２）：「一、内阁府是在官僚的强烈反抗下设置的，同时也在其中设置了日本国家经营的司令塔『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这件事是行政改革会议的大成果，但我的设计不够好，之后官僚们的抵抗让这个单位困难重重。二、巨大省总务省的出现，是在邮政族的抵抗下所出现的奇怪组织，当初大家都没想过会成立这个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单位。三、巨大省国土交通省的出现，为未来留下了许多问题，而且会议的过程，官僚提出了很多难解的〝霞关〞（注２３）用语，让人觉得很茫然、无所适从。四、行革的目的有一项是预算与人员的削减。但是在日本要是突然这样做，内阁大概也没办法维持了。」水野清提出了几个桥本行革广为诟病的问题点，也显示了自己的无力感，但问题在于，如果主导规划行政改革的委员是这样的心态，那究竟行政改革会议讨论出来的最终报告是怎么样毫无修改的在国会通过的呢？与政治没有什么牵连的委员们也会受制于官僚与族议员的影响吗？其实在行政改革会议的过程中，每当遇到需要政治判断的争议性议题，就交由会长桥本龙太郎做最后裁决（注２４），桥本身为族议员与派阀领袖，对行政改革又有无人能出其右的丰富协调经验，虽然能够让行政改革会议的结论不受到修改，但事实上桥本根本自己已经作了「在不要过分损及既得利益的考量下进行改革」的判断。 行政改革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极端缺乏政治判断的事件，更加使得改革的正当性受到质疑。1997年九月桥本内阁进行改组，撤换总务厅长官为佐藤孝行。在行政改革会议中，内阁的总务厅长官平时兼任代理会长，在会长桥本公务繁忙时代为处理会议的进行与决策。第二任代理会长佐藤孝行（1997年9月11日～1997年9月22日）上任后，任期仅仅十二天就被各方舆论攻击而下台（注２５）。事件的始末是，当年田中角荣的洛克希德丑闻案，佐藤孝行不但涉嫌而且被判刑确定，这样一个极富争议形象的人，居然是经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极力推荐，而担任此要职。对于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桥本及自民党开始时只是强调“要给犯错误的人一个能将功赎过的机会”。然而，当社民党提出“如果佐藤不下台，就退出联合阵线”，直接危急到现政府的安定和翌年议员选举的结果时，自民党内部终于不得不提出要求更换佐藤孝行的决议。关于佐藤孝行的正式入阁问题，担任行政改革委员会委员的读卖新闻社社长渡邉恒雄更提出了可笑的断言：「对于舆论界和民衆的反对言论，只要采取以静制动的方法，不出一个星期，就可以风平浪静了。」这种把日本人民当成傻瓜，而不从事件本身的是非来看问题的见解实在可笑。读卖新闻虽为日本最大报，但其言论立场在日本社会向来被认为是比较支持执政当权者的，有上面这种见解的人居然也担任行政改革会议的委员，显示委员的挑选绝对有很大的瑕疵，而委员的挑选又是由桥本首相决定的。这其中的考量耐人寻味，很明显的，桥本所主导的行政改革会议，其成员不是表面上那样的排除了官僚或是既得利益。 ?结论 主导着日本政治的族议员，是在日本特殊的政治制度结构下发展出来的，维持这个制度的存续，就等于维持族议员的主导与政、官、业铁三角的既得利益。因此，在日本任何的制度变迁，都会招致族议员在其中上下其手，制造有利于他们的形势，或是制造不过分危及他们利益的变革。日本的行政改革基本思维就是：「要维持执政权、国家的永续发展就要改革。但如果确实的进行改革，会危及继续执政的支持基础与既得利益，那改革就要妥协。」也因为如此，从1962年以来的行政改革到小泉纯一郎首相的构造改革，不是过程中阻碍丛生，就是改革结束后，原本的问题照样持续发生。行政改革到底生出了什么问题？其实，只培养了一群精通行政改革，并炒作此议题获利的族议员，他们以行政改革为名夺取政权、主导改革，继续维持其既得利益。毕竟没有人会「革自己的命」，任何组织、集团也是一样，官僚组织不会自己裁减人事、削减预算，业界、利益团体也不会支持减少他们获利的改革，族议员们在这之中协调利益分配、控制改革幅度，才得以勉强做出一个各方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改革结果。当然，改革结果也因此变得短视近利，改革当然持续不断。 从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日本族议员与行政改革间的关系，就是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可避免遇到的路径依赖现象。这种「不过分损及既得利益的考量下进行改革」的思维，也是进行制度变迁时不可避免的行动纲领，所以这样的思维不能说是错的。但是，日本行政改革真正的问题是改革者与被改革者都是同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历次行政改革会议或审议会的成员，向来都是以企业界、政界为主，而且就算有其它领域的成员，成员的选择也是由企业界与政界经由黑箱作业的方式决定，不但行政改革会议中离不开政界族议员、业界利益团体的影响，而且会议决议交付国会的立法过程中，又不可能跳脱出官僚与族议员的影响，这样的一种稳定结构，要求改革的市民社会也仅仅只是沉默的大多数罢了。从土光临调、桥本行革，以及小泉的结构改革，都是这样的模式不断重演。这样稳固的结构问题，也许只能等待日本国民的自觉了。长期以来，选民的政治冷漠，对政治缺乏持续且强烈的参与，政治的腐败只加深了他们的失望与疏离，因此目前这样的日本政治结构，恐怕还会持续一段不短的时间。 《注释》 注１：族议员（Diet cliques），族议员是指精通特定政策领域，并拥有对该领域的影响力，是扮演各省厅后援团与利益辩护者角色的议员。他们不仅仅是政策通或通晓特定行政领域而已，而是为追求特定利益团体与省厅个别利益而发挥政治力的政治人物。族议员是因为自民党长期政权而产生的党内政策专家与通晓个别利益的议员，他们常常影响立法、控制预算、制定政策。(按此回原文) 注２：依田熏，『〈全图解〉「省厅再编」?す??』，日本实业出版社，2000年。(按此回原文) 注３：嶌信彦，『图解 新省厅?????仕事?面白????????本』，中经出版，2000年。(按此回原文) 注４：中野実，『日本政治经济?危机?再生』，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02年，p.168-169。(按此回原文) 注５：周代尉，『由新制度论探讨日本预算政策之变迁1971-2000』，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p.72-73。(按此回原文) 注６：谢明吉，『日本行政革新对于政经制度影响之分析（1994-2001）』成功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p.30-31。(按此回原文) 注７：Robert Putman,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New York:Prentice Hall,1976,p50)。(按此回原文) 注８：Gerald Curtis，『日本型政治?本质自民党支配?民族主义』，TBSブ，P.105-108。(按此回原文) 注９：猪口孝、岩井奉信，『族议员の研究』，日本经济新闻社，1987年，p.21-22。(按此回原文) 注１０：村松歧夫，『日本?行政 活动型官僚制?変貌』，中公新书，1994年，p.202-208。(按此回原文) 注１１：政务调查会（Policy Research Council），政策提案、调查、研究的专门机关，主要是在议院内阁制国家的议会政党设立。自民党是在会长以下设立各专门部会，以部会长为中心进行各领域的作业。(按此回原文) 注１２：日本经济新闻社，『官僚轧?巨大权力』，1994年，p.141-144。(按此回原文) 注１３：日文称为?ー???制（ceiling），预算概算要求时，针对前年度预算增加率的上限设定基准，由每年度的阁议决定。初次引进此制度在1962年度（昭和37年）预算的概算要求，当时设定预算的增加率在50％。慢慢的，阁议对预算的增加率设定越来越严格，特别是在1980年代临调行革时，设定预算增加率是「零上限」，之后甚至设为「负上限」。1998年度预算的编成时开始，引进比较详细的行政领域别的?ー???制（?ゃッ?制），但是军事费与对外经济援助（ODA）除外。 (按此回原文) 注１４：大岳秀夫，『行革?发想』，TBS?????，1997年，p.362。(按此回原文) 注１５：大岳秀夫，『行革?发想』，TBS?????，1997年，p.366-367。(按此回原文) 注１６：大岳秀夫，『行革?发想』，TBS?????，1997年，p.368。(按此回原文) 注１７：濑岛是指濑岛龙三，原本担任伊藤忠商事的会长，被临调会长土光敏夫找去帮忙处理行政改革的工作。(按此回原文) 注１８：大岳秀夫，『行革?发想』，TBS?????，1997年，p.205-206。(按此回原文) 注１９：大岳秀夫，『行革?发想』，TBS?????，1997年，p.220。(按此回原文) 注２０：田中一昭、冈田彰，『中央省厅改革』，日本评论社，2000年，p.22。(按此回原文) 注２１：派阀是否构成党内的主要政策决定单位？自民党派阀的出现，起初就是用来决定党内领导人的工具，并非用来决定政策而存在的。政务调查会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是事实，族议员也确实变得更重要了，但是并非因此而让派阀的功能变小。相反的，派阀反而因此与政策的牵扯更深了。虽然派阀并没有对政策问题持有特定立场，在意识形态上也没有表现出一贯性，但是在特定的政策领域，有些派阀就是能够表现出突出的影响力。例如：田中派在七○年代占有大多数的党与内阁建设省关系的职位；福田派支配着政调会中的文教部会；中曾根派的成员则对邮政省的电器通信领域特别关心。重要的是，派阀不仅仅是在筹措国会议员的政治资金上发挥功能的互惠团体，在政策相关事项上也能互相扶持与支持。因此派阀全面介入党的政策过程的倾向开始变强，在党的政策决定功能也扩大了。(Gerald Curtis，『日本型政治?本质自民党支配?民族主义』，TBSブ????，p.102)(按此回原文) 注２２：田中一昭、冈田彰，『中央省厅改革』，日本评论社，2000年，v-vi。(按此回原文) 注２３：中央省厅所在地，多半用来作为官僚的统称。(按此回原文) 注２４：田中一昭、冈田彰，『中央省厅改革』，日本评论社，2000年，p.57-61、154-155。(按此回原文) 注２５：日本国民的愤怒在共同通信社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是否同意起用佐藤孝行统率总务厅”一提问中，75％的日本人回答“不同意”。通过调查结果，桥本内阁的支持率由1996年12月的50％直降至28％，仅仅达到1997年7月进行的面谈调查结果数值的一半。在“不支持桥本内阁的主要原因”一提问中，绝大多数的人回答“政府本身的政治伦理性让人失望”。（资料来源： http://www.come.or.jp/dbf/1997/gb/09b.html）(按此回原文) |
未雨绸缪的特殊"容器" |
| 今东光和柴田链三郎的"以退为进" 坪内经营的重要战略之一即是"退让".这也是自古以来许多军人,经营者所不敢忽视的.现在谈谈此战略: "将之伟大,见其败战之时.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可乘胜迫击,只要为首者略加小心,不落人陷井,便可以指挥得轻松愉快.但败仗时,为首者深恐军心动摇,又恐军队支离破碎,且又要防止敌军之偷袭.诸如此类,败方将领则须先整军,退让,而后才能东山再起;名将之为名将,其功在此. "同样的,在企业界也不例外,景气的好坏正如军队的成败.一个成功的经营者,必须是能在景气恶劣时好好整建,从容应付.这种观念来自我的老师涉决荣一先生." "经营乃人为之事,没有一定成功的道理.一个人走的路太平顺,必然也不会有大的成就.有了某种失败挫折,才会学得如何避难救急,才有洞察事物决定进退的能力.企业营运中,最困难的莫过于洞察进退,因为这比决定攻击更需要90借的勇气(濑岛龙三,伊藤忠商事决策部)."涉决荣一在说明指挥者的态度与心理,濑岛则讲究时机,勇气.但二人的退让论,都是立意深远,教人心服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二人都以大企业或军队为例,一个军队战败,还有后援部队,自然不会一下子就全军覆没.但对一般的中小企业组织,都无法适用,因为它们极可能一败不起.来岛集团虽可谓为"强劲组织",但仍～适合称为"庞大组织",它顶多只能算是中小企业的集合体.身为核心的来岛船坞,绝对～能有大失败. 事实上,光有从容的态度和先见力,仍无法担负全责,因此具体的,实际的,应急的"准备"都是不可缺少的,在这种种要求下,坪内独特的"容器"理论诞生了。 |
日本军工企业名单录 |
| 按照日本的和平宪法，日本是不许拥有军队的，自然也就不应有军工企业的存在，但是由于日本人的自身努力（在这点上倒是不得不表扬一下日本人的爱国心）与美国的纵容，再加上周边国家如中国、韩国、俄罗斯（原苏联）及东南亚联盟等都对日本拼命发展军事力量现象采取装聋作哑的方式不闻不问（只有朝鲜是例外），以致如今日本的自卫队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军事力量。在这其中日本的军工企业自然也功不可没。由于日本一向低调处理军工企业，再加上其军工企业也都有生产民用品，所以有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平时所用的某件日本产电器、机械等可能就是由日本的军工企业生产出来的。 日本军工产业团体：日本兵器工业会、经团联军工（防卫）生产委员会、日本防卫装备协会、日本航空航天工业协会、日本防卫生产管理协会、日本造船工业协会、日本防卫技术协会 战机制造商：三菱重工、富士重工、川崎航空工业、东芝公司、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第三研究所 引擎制造商：石川岛播磨重工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第三研究所 军舰制造商：三菱重工、住友重工、住友机械、日立造船、三井造船、石川岛播磨重工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第二研究所 导弹制造商：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东芝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第三研究所 坦克制造商：三菱重工（日本唯一的坦克制造商）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第四研究所 战车制造商：三菱重工、丰田汽车、日野汽车、五十铃、小松制作所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第四研究所 雷达制造商：三菱电机东京计器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第二研究所 火炮制造商：三菱重工、神户制钢所、住友机械、日本制钢所、丰和工业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第一研究所 火箭制造商：三菱重工、日本制钢所、大金工业、日产汽车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第一研究所 军用弹道计算机制造商：三菱电机 军用通讯产品制造商：三菱电机 装甲防弹钢板制造商：三菱制钢 火控制造商：三菱电机、日本电气 火药制造商：日本油脂、日本工机、旭化成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第一研究所 炮弹制造商：大金工业、小松制作所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第一研究所 机枪制造商：住友重工、丰和工业、日本工机、日特金属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第一研究所 引信火工品制造商：理光、细谷火工、日本电子机器 步枪弹制造商：旭精机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第一研究所 激光测距仪制造商：日本电气 军用战机隐身涂料制造商：TDK |
情报与商机 |
| 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情报于作战而言固然重要，于商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难怪今日日本一些大公司的决策层都把《孙子兵法》当作必读之书。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的主流虽然已是和平与发展，但从事情报工作的人们一天也没有闲着。他们的触角无处不在，无奇不有，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有趣的轶事和传闻。 商船情报：巴拿马打仗，日本人赚钱 1989年12月中旬的一天，巴拿马运河的蓝色波涛比平日明显起伏动荡得多，运河中的浪花还像以往一样装点着巴拿马城，从高空望去宛如淡蓝色的飘带，但深深的碧波下是否隐藏着什么天机不可泄露的东西呢？由于今天过往的船只比往日多了许多，螺旋桨在河面上留下长长的波痕，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运河岸旁有一座高大华丽的写字楼，日本一家商社驻地就在其中。这天，某日本职员凭窗眺望巴拿马运河，像往日一样观看东来西去在运河中穿行的各色轮船——他在习惯性地休息一下被各种商业文件弄得头昏脑胀的大脑。突然，他发现今天这运河里的船只明显多于往日，经过仔细统计，证明自己判断无误后，他马上打电话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远在东京的商社总部。半小时后总部传来指示，让他坐到河边去，数一数一小时过往船只的数量。至于意图何在东京方面没有说，他也没有多问。一小时后他将统计数字汇报了上去。又过一小时，东京方面指示：让他马上把巴拿马所有码头、港口、机场、公路交通的集装箱和货柜车一个不剩地全租下来。他认真仔细地全部照办了。 第二天一上班，他办公桌上的电话就没有一刻停歇，全部是巴拿马各军队系统要从他所在的商社租用集装箱、货柜车的请求——因为这些东西全被这家日本商社垄断了。巴拿马军队平日没有自己的运输力量，有了行动就靠临时租用平民的运输工具，这点早被日本的情报机构了解。经东京总部同意，他们把集装箱、货柜车等以尽可能的高价转租了出去，巴拿马方面虽然明知道挨“宰”也无计可施，他们只是奇怪日本人怎么知道他们要有军事行动，提前把根本用不着的运输工具给租走。仅这么一倒手，两天之内，这家日本商社就轻而易举地赚了数百万美元。这个日本人也不明白，东京总部怎么会知道巴拿马军方要租用集装箱。 过了两天，美国军队入侵巴拿马的战争打响了，这时日本职员才恍然大悟。日本的情报机关早就知道美国有入侵巴拿马的计划，但具体什么时间发动他们也不清楚。是这位日本商社职员关于船只增多的情报，以及发动他们早就了解到的巴拿马军方情况，使他们有了综合分析的依据，精心策划了一个赚钱的方案，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这个成功的商业情报战，被作为经典事例汇编进了有关资料。 肥皂水情报：C国人无偿获得“绝密”技术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C国从联邦德国进口了一批精密机床。货物抵达国内后，组装时出现了麻烦，一根主轴由于过于精密怎么也装不进轴座里面去。C国的技术人员想尽了办法，但是轴和轴座之间的缝隙只有不到半根头发丝，轴上抹了润滑油，轴的直径就变大了，根本不行；不抹润滑油摩擦力又太大；想要加大外力，又担心把轴弄变了形。不得已，C国有关方面只好向德方请求帮助，同时委婉提出，是否有什么专用工具忘记提供了。德方听了后，莫测高深地笑了笑，说：我们绝不会忘了什么，但是，尽管你们提出的问题并不复杂，按我们的规矩你们须交一笔咨询费才行。最后，这个德国人还讥讽地说了句：你们C国人不是总说自己聪明吗，如果连一根轴都安不上去，怎么使用这么先进的机床呢？ 德国人的答复激怒了C国的工程师们，他们利用外交途径来到德国的那家工厂，和厂里的工人们交起了朋友，闲谈时仿佛无意之间说起了主轴抹润滑油的事情，德国工人笑了，说：抹润滑油是不行，它形成的油状薄膜层太厚，我们是用肥皂水，既可以起到润滑作用，又不会加大轴的直径。 这个办法既不可能见诸有关文献资料，也不见于理论经典，它是德国工人们实践而来的真知。如果没有人透露出来，C国的人本来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寻求和探索，现在几句交谈就解决了问题，这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情报工作。 笑料情报：美国人花钱为他人做广告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战在世界当属第一流。他们的上百颗间谍卫星在太空中穿梭，随时将照片发送下来经汇总，报给美国的高层决策者。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超级军事强国，却在情报战方面闹出了不小的笑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期的一天，美国情报部门接到了一份卫星传送的有关中国的情报，情报声称：在中国大陆东南一带，600平方公里范围内有1500座圆形和方形的不明建筑物，该建筑群大多呈锥形蘑菇状，间或也有正方形的锥形体，与俄罗斯的地下核武器发射井有诸多相似之处。美国情报部门初步判定，这是中国近几年修建的成片的核打击设施，而在这么大的范围内修建这么密集的核设施，当然也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如果真是核设施，美国就有必要弄清真相，采取相应措施。 但是，这些建筑物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仅靠间谍卫星是搞不清楚的。 不久，美方派出了一对夫妇以游客身份来到中国福建，他们一来中国大陆，我国有关部门便查清了他们的真实身份：男的名叫贝克，是学物理出身，任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是情报收集与评估室的工作人员；女方为美籍华人，是搞摄影的。他们到了福州之后即提出要看圆锥形的建筑物。我方虽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但十分清楚：他俩此行决不是为旅游而来。好在这些古建筑毫无秘密可言，让他们彻底看个明白并无坏处，说不定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福州对外友好协会的有关人员陪同下，他们来到福建泉州一带考察。 原来，被美国情报部门怀疑为核设施的建筑物是客家人聚居的房屋，分布在福建省永定县、南靖县一带。最早的这种古堡式圆锥形的土楼为西晋时建造，以生土、沙石、竹、木为原料，泥墙瓦顶，可以防地震、防火，冬暖夏凉。每座土楼占地1000平方米左右，一般是三到五层，高13至20米，最大的直径为74米，墙厚1.5至2米。从卫星照片上看，的确呈现出一种“深井”状均匀分布，也难怪美国的间谍卫星产生了怀疑。 日本人通过情报挣了钱；C国人通过情报得到了技术；美国人通过情报闹了一场笑话，让他人得到了意外的旅游资源开发：从此，福建土楼的介绍文章和图片没花一分钱的广告费出现在了国外报刊上，客家土楼成了福建的一个新的旅游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