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汉唐农耕日本，北方凶奴游牧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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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分为南北 | 南宋历史为鉴 | 日商起源江浙 | 文化身份认同 | 历史比较制度 | 南朝北朝并立 |
| 北方统南方盛 | 汉唐盛世再显 | 大国兴衰机理 | 中美文化差异 | 地理决定性格 | 民主党共和党 |
| 南方 | 农耕 | 粮田 | 工具 | 定居 | 长城 | 盾牌 | 防御 | 内向 | 湿润 | 水土 | 阴柔 | 心力 | 文化 | 汉唐 | 日本 |
| 北方 | 游牧 | 草场 | 马匹 | 移居 | 骑射 | 长矛 | 进攻 | 外向 | 干燥 | 柴火 | 阳刚 | 体力 | 军事 | 秦隋 | 美国 |
| 来自北方统一中国的历代帝王 | |
| 《重新崛起的日本》洞察不可忽视的日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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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腔 北 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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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南方人和北方人结合的家庭。母亲是靠近上海的南通人（南方人），父亲临近北京的天津人（北方人）。从小的时候起，在我的意识中，世界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部分的。成人后，听到和看到政治家们大谈东西方冷战的结束，经济学家们引用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探讨世界和中国问题，艺术家们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在奔忙，似乎这个世界有理由被划分为东方和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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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北文化大致是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的属于北方文化，长江以南的，属于南方文化。研究南北文化的差异，会有很多深刻的东西提供给我们。这是一个十分大的题目，内涵极为深广。 一方面，民族的性格特质和自然体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气候、土壤食物等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民族又具有在环境气候改变的情况下始终存在的而又不可磨灭的特质。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地域环境条件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 鲁迅《北人与南人》：“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赵无眠《南人 北人》：北方唱戏热闹喧天，有些剧种干脆是“吼”出来的，如秦腔。南方唱戏抑扬顿挫、一唱三叹，许多剧种近似于民间小调，如黄梅戏、花鼓戏。北剧讲究真功夫，适合演帝王将相，演历史剧。南剧玩弄小情调，更适合才子佳人，民间传奇。北剧艺术的代表是京剧，特点是男人扮女人。南剧艺术的代表是越剧，特点是女人扮男人。北方的女人唱京韵大鼓，也能唱出一股英雄豪气。南方的男人唱评弹，居然咿咿呀呀嗲嗲的仿佛是小鸟依人。北人唱歌是燕赵悲歌，苍凉、悲壮、激越、凝重、悠远，南人唱歌是轻快、玲珑、婉转、亲切、凄侧。中国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绪分量唱南戏或北戏，唱南歌或北歌，哼南调或北调。 《南人与北人》：南人忧愁时喝酒，高兴是唱歌；北人高兴时喝酒，忧愁时唱歌。南人爱跟暴发户比，感到兜里穷；北人爱跟做学问的比，觉得心里穷。南人是经济人，北人是文化人。北人说南人勤劳，并不为自己懒惰难堪；南人说北人豪爽，常为自己的小心眼惭愧。自省意识上，南人强于北人。南人说北人太侉不讲卫生还爱吃生葱大蒜；北人说南人太蛮哼哼唧唧尽说鸟语。经商的南人去北方，怕挨揍；经商的北人去南方，怕被骗。南人长于心力，北人长于体力。 易中天《北京人与上海人》：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噩梦，而诗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上海人就两样了。他们的生活是世俗、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 王英琦《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通过对南北方雨的描述，来暗示南北文化的差异：南方的雨，下得缠绵、温柔、纤细、持久；像南方少女的爱，羞羞答答，多情、含蓄；使人想起洞箫牧歌、春花秋月，想起酒香四溢的杏花村和青烟缭绕的山野、村舍。北方的雨，下得豪爽、酣畅、粗犷、干脆。像北方小伙的情，炽烈如焰，热情、奔放。使人想起黄钟大吕，金戈铁马，想起浑厚的高原，平坦的沃土以及犄角般的玉米和火一样燃烧的红高粱。南方的雨——像我的姐妹，北方的雨——像我的兄弟。 |
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显然已成为非常尖锐的问题。随着国际间交往的加剧、跨国公司无限制地繁衍以及各种电子媒体的出现，在文化上必然会产生文化认同的危机感，人们担心，原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界限是否会消失，是否会发生一种文化类型向另一种文化类型的转移，最终趋于大同。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态度，过于偏激地对待自己的传统，因而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某种文化断裂。甚至于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文化浩劫，都与五四以来偏激的文化倾向有密切关系。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身为“第三世界文化”的中国文化，应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警惕西方文化霸权对我们的“后殖民主义”的侵蚀。 这样西方他者的规范在中国重建中心的变革运动中，无意识地移位为中国自己的规范，成为定义自身的依据。在这里，‘他性’无意识地渗入‘我性’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如下事实：中国的‘他者化’竟然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变革的过程往往同时又呈现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 这实际上等于是说，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是民族身份彻底丧失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之下，对“中华性”的诉求便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了。 由东亚资本主义发展掀起的儒学复兴，为探讨中华性的问题创造了思想空间。”在他看来，“现在，中华性问题不再仅仅是杜维明一再重复的重新确立儒学地位的问题，而是改造儒学、以确保进入世界新文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文化身份的诉求正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入到汉语思想界的，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导致文化特征的流失，反而加强了对文化身份的诉求与认同。同时，文化身份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认同的问题，它也包含着重新建构的问题，即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性转型，以确保进入世界新文化的问题。 杜维明教授本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75周年报庆活动的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高度发达国家内部也有南北问题。他从族群、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和宗教等七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性问题，指出南北问题不仅出现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和正在发展的国家之间，即使高度发达的国家本身也有南北问题，因此，族群、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和宗教这些根源性问题和全球的普世化问题经常是纠缠在一起的。 与全球化会带来文化趋同的担心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另外一种担心，这就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表述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的想法是，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历史经验、语言、民族血统、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共同形成，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他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应该注意儒家和回教汇流所带来的挑战。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的通讯交通工具、新的娱乐方式、国际互联网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又极有可能使人的感性体验方式发生变异，并引发认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追寻和认同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寻找一种皈依感。 文化的核心价值构成文化的深层结构，主要是指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等，而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等则是它主要的客观性载体。文化深层结构的这种稳定性特征，也为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本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了可能性。处理得当的话，反而会加强对核心文化传统的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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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形成并立的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农区和牧区的分立和关联，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农业史的主要线索之一。 我国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大体以秦长城为分界。长城分布在今日地理区划的复种区北界附近，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表明我国古代两大经济区是以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并形成明显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 长城以南、甘肃青海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耕的要求，可以实行复种。 在长城以北，横亘着适合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间分布的蒙新高原，发展农耕条件比较差，但却是优良的牧场。 从西周中期至春秋时代，形成“华（农耕民族）夷（游牧民族）杂处”的局面。西戎人以养羊为主体，他们和华夏各国打仗都采用歩战，说明当时他们还不会骑马。到了战国，随着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发，进入中原的游牧人基本上接受了农耕文明，融合为华夏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除了部分羌人仍在甘青地区活动外，又有以骑马为特征、被称为“胡”的游牧民族在北方崛起。后来，匈奴把北方草原这些原来互不统属的游牧部落统一起来，并与羌人联合，形成威胁中原农业民族政权的强大力量。这样，农耕民族统治区和游牧民族统治区终于在地区上明显地分隔开来。秦始皇把匈奴逐出黄河以南鄂尔多斯地区，联接和修筑万里长城，标志着这种格局被进一步固定下来。 我国农牧区分立格局形成后，农牧区的界线并非固定不变，在不同时期互有进退，总趋势则是农耕区和农耕文化的扩展。而进入农区的游牧人都毫无例外或迟或早地被农耕文化所同化。 战国秦汉是农区向牧区扩展的重要时期，扩展的方式主要是移民实边和戍军屯垦，扩展的主要结果之一是在农区和牧区之间造成了一个颇为广阔的半农半牧地带。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东汉末年以来匈奴、羌、氐、羯、鲜卑等族的内迁和南下，出现了与秦汉相反的牧进农退的变化。隋唐是农区和农耕文化再度扩展时期。这一时期半农半牧区界线与汉代差别不大，但该区内部农业比重却有明显增加。中唐以后，情况又有所变化。河陇各地被吐蕃占领，许多地方转化为牧场。唐收复失地后，农耕地区有所恢复，但远比不上盛唐时代。唐代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变化，是对中原农区构成威胁的游牧人，主要巳不是来自西北，而是来自东北了。 |
古代经济区是由自然和人文环境所决定，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划。大约自春秋至西汉武帝时代我国经济区的雏形开始形成。我国古代经济区具有自然、民族、政治三大特色。研究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对了解我国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和地域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 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 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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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是南朝与北朝的合称，北朝的朝代有：北魏，北魏有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然后是北齐取代了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北周又灭掉了北齐。南朝则比较简略，先后是宋、齐、梁、陈。 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偏重于南方，因为中原的人口不断避乱南迁，不仅增加了江南的劳动力，而且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入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扬州便是这时南朝的经济发达地区。南北朝时期是两晋以后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时期，从公元420年开始，到589年结束，共169年。 南朝的历史是门阀士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南朝的皇权比较强大，门阀士族社会地位虽然高贵，却已不能完全左右政局。随着江南开发的不断深入，土著寒人在政治上逐渐上升，步入官僚行列，为皇帝所倚重。从梁陈之际开始，南方内地的土豪，也成为割据的一方势力。 十六国后期，一个极为落后的少数民族拓跋鲜卑逐渐强盛起来，打败后燕入主中原，在建立北魏政权(386－534年)之后，又消灭各割据政权，从而结束了这一地区长期混战的局面。按照史家的习惯，北魏统一北方的太延五年(439年)往往被视为北朝的起始之年。北周是宇文鲜卑人统治的王朝，历3代5帝，计24年。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夺取了帝位，改国号为隋。历史上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北方五朝称之为北朝。南北政权对立的时期，历史上叫做南北朝。 在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中，东晋至南北朝时由辽东徒河流域迁来西部的鲜卑族一支吐谷浑部落在青海立国３５０年，其间对西部的交通贸易发展和中西、中外文化交流亦有很大贡献。这支北方民族较早接受了中原汉族文化，使北方先进文化与西部文化进一步融合。吐谷浑王阿豺执政时，遣使从浇河（今青海贵德县城）沿此道至南朝刘宋王朝，此道是丝绸之路河南辅道，即青海路河南道东段的主要干线，也是西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中原南朝互通使臣、贡物的唯一通道。 在南北朝时期，吐谷浑等古代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是沟通中西方文化、商贸交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由于吐谷浑人在长期频繁的贸易交往中学会了汉语以及西方各国的语言，并熟悉了这些国家的商情。再加上西方各国对中国丝绸需求量不断增大，西域各国商人也不满足于间接的贸易，纷纷遣使要求与南北朝直接通商。于是交通沿线的吐谷浑人便充当了西域各国商队的向导和翻译，如引导唳哒、高昌、波斯等国的使臣和商队直抵建康等地。 吐谷浑还对国内民间商业实行鼓励和“国无常税”的保护政策。商人可以自由地免税经商。因东西贸易的利润极大，商人极易致富，在政府需要时，由富室商人承担全部开支。吐谷浑政府对过往外国商队、使团、僧侣等都加以保护，资助和替换运力。 |
南北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南北战争是美国封建农奴制经济向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转变过程中发生的革命战争，它快速而彻底地消灭了南方用奴隶劳动经营商品生产的封建性的大地产制，建立起了自由农民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经济，为美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南方和北方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在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发展迅速，北方的工商业水平在世界上位居前列。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棉纺织业，棉纺织业在当时的工业中占很大比重，所以世界对于棉花的需求量大增，南方各种植园为生产更多的棉花大肆扩张，南方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当时欧洲棉纺织业几乎全靠美国供应棉花。 美国南方种植园出产的低附加值的棉花、烟叶、甘蔗大都出口欧洲，换回的却是欧洲生产的高附加值的生产、生活用品，同时种植园里还禁崮着大量的黑奴。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发展最急需的三个因素——可靠而充足的原材料供应、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大量的自由劳动者——都因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存在而受到限制，北方的工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改变这一切。这是当时南北双方冲突的本质原因。 在历史上美国的“西部”分为“新西部”与“旧西部”两个概念，“新西部”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旧西部”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土地，又被分为“旧西南部”和“旧西北部”两个地区。在对“旧西部”的开发中，“旧西南部”主要被种植园奴隶主占有，实行的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成为棉花的主要产地。随着开发“旧西部”的完成，美国进入了开发“新西部”的阶段，两种经济制度对于“新西部”土地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政党是民主党与辉格党，林肯对辉格党更加坚定地拥护宪法，保证自由平等的主张十分认同，所以最后他选择了辉格党。反奴隶制的美国人纷纷对民主党的表里不一、辉格党的软弱无能不满，他们认为这两个党均不能代表民意了。两个老党里的“自由工人”和反蓄奴制的人们就在一批政治家的倡导、鼓动下联合了起来于1854年组成了共和党，他们选择曾召开制宪会议的费城作为党派成立地点，显示本党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约翰·弗莱芒特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他们声称要继承托马斯·杰斐逊的共和派思想。道格拉斯由此成为美国政党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著名的反奴隶制代表人物，林肯很快加入这个党，成为它的组织者，并被当时的人认为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林肯与共和党反对奴隶制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北方工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南方奴隶主害怕失去现有地位使林肯当选总统成为南北战争爆发的导火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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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史学者刘易斯·古尔德的《老大党：共和党史》一书详细描述了共和党从林肯时代到小布什入主白宫为止长达150余年的的历史，并解释了共和党是如何从一个富有先锋思想的废奴主义者联盟演变成拥护现在的政治和社会保守思想的。尤其可贵的是，古尔德在书里还为我们揭示了共和党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面貌的历史因素：反对奴隶制度、大企业的崛起、冷战以及反对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等等，这些历史背景对我们理解共和党的成长史非常有帮助。 资深记者朱尔斯·威特考弗的《人民党：民主党史》一书则对民主党这个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政党200余年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描写。在其创建之初的杰斐逊和麦迪逊时代，民主党是个南方乡村主义和个人主义气息浓厚的政党，这一特点决定了它拥护奴隶制，并由此导致其对手共和党的产生以及内战的爆发；一战时期威尔逊的民主党充斥着孤立主义思想，但到了二战，它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引导下却成为了富有理想色彩的自由主义斗士；在民权运动时期，民主党的所作所为洗刷了其过去的种族主义污点，但其后的保守主义思潮回归使得民主党及其自由主义思想（美国意义上的）被妖魔化和边缘化；最后是克林顿的中间道路（或曰第三条道路）复兴尝试，以及2000年戈尔的失败，民主党陷入分裂。 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未来走向也是很有意思和值得关注的话题。正如这两本书所显示的那样，自小罗斯福上台以来，民主党及其自由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美国的主流思想，其颠峰便是林登·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的提出；然而，伴随着这一计划，连同其它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具有新左派风格的激进做法，出现的却是民主党的衰退——甚至有相当一批优秀的民主党精英在此过程中转变为共和党人。而与此相应的是，从葛德华特开始，共和党及其保守主义重新焕发生机，至里根入主白宫时，共和党得到了全面复兴：美国开始整体右转，自由派成为贬义词，民主党被等同于激进左派……。9·11后，更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被共和党全面掌控的局面。 民主党和共和党是美国两个主要政党。民主党于1791年建党，当时由部分种植园主、农民和某些与南方奴隶主有联系的资本家组成。曾名共和党和民主共和党，1828年改称现名。1933年至1953年，民主党人罗斯福和杜鲁门先后任总统，民主党连续执政20年，是该党最兴旺发达时期。从1981年到1989年连任两届总统并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有“里根经济学”之说)的罗纳德·里根是共和党人。1992年上台担任美国总统并于1996年竞选连任获得成功的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是民主党人。共和党成立于1854年，当时主要是由反对扩大奴隶制的北方工商业资本家组成。1861年林肯就任总统，共和党首次执政，至1933年的70多年中，除16年外，均为共和党执政。 |
任何主流政治力量，最终会脱离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非主流派提供机会。美国两党政治这种“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历史，正好为社会提供了一个不断打破主流的垄断、解构既得利益的统治的模式，维持着社会不断重新组合的动力毫无疑问，布什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今天布什的大胜，恐怕要归结于1964年共和党在大选中的惨败。当时亚利桑纳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意外地击败洛克菲勒，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强硬的军事路线、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和道德的激愤挑战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逊，结果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惨败。约翰逊赢得了486张选举团票，戈德华特只得52张。《纽约时报》宣称，戈德华特给共和党带来了长期的、难以挽回的破坏。 四年之后，尼克松入主白宫，开始了共和党对总统政治的主宰。如果把布什的未来四年算入的话，共和党在1968年到2008年这40年间，主宰白宫将长达28年，其间只有12年被卡特和克林顿占据。所以，戈德华特虽然惨败，但他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超出了许多当选总统。他开启了共和党的历史性转型：党内的权力中心从新英格兰地区转到南部和西部，最后集中到了南部。一个由董事会控制的金融精英政党，变成了为许多小民百姓所拥护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草根政党。布什就是这一转型的最大受益者。 从美国的历史上来看，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Al Smith赢得1928年的大选，那么就将是他而不是胡佛要为大萧条负责。罗斯福就不可能上台，新政就无从开始，民主党就不可能从1933年到1969年主宰总统政治36年之久。如果民主党不在80年代连续失利，克林顿改造的新民主党就不会存在，90年代的繁荣就不会属于民主党。 从1861到1933年的72年间，美国只有20年被民主党的总统统治，其余时间都由共和党的总统治理。这里的根本动力，在于美国内战后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大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先声夺人，主宰了政治过程。但是，大企业的绝对主宰，引起了普遍的社会不公和经济危机。于是有了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知识精英开始表达社会的声音，使共和党分裂，为新政创造了基础。结果，从1933到1969年这36年，美国进入了新政后民主党总统的主宰阶段，其间只有艾森豪威尔作为温和的共和党人当了8年总统。 在这一阶段中，联邦政府迅速扩大，一个统治社会的精英官僚集团迅速崛起，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抑制大企业和金融势力的贪婪。但是，当这一集团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后，渐渐培养出了我们中国人最熟知的启蒙心态，要把自己的“进步”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触犯了老百姓的基本价值观念。结果，共和党领导了一场右翼的草根反叛运动，向自由派精英要回权力。于是，从1968年尼克松当选以来，共和党主宰了白宫。尼克松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即共和党的基层选民，借基督教保守主义终于发出自己强烈的呼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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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明显占优势，因此他们的获益也将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这样就使得南北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相差悬殊。联合国开发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占全球1/5的人口生活在收入最高的国家，他们拥有全球GDP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对外直接投资的68%；而占全球人口总数1/5的贫困人口上述几项指标占有率仅为1%。经济全球化强化了世界经济的二元结构，使南北经济鸿沟更趋扩大。世界财富向发达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居民越来越富，而发展中国家相对越来越穷。
这种两极分化的原因除了资本掠夺的历史原因外主要还在于： 1.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秩序。 殖民统治使亚非拉广大地区沦为资本主义的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成为欧美经济附庸，长期不能走上合理、平衡发展的道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可避免地迫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而它们出口产品的80%是原料和初级产品。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操纵和控制国际市场的情况下，由国际分工产生的好处不成比例地流入发达国家。 2.发达国家占有先发优势。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其工业化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来获取巨额利润。而现在则更多地综合利用其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优势来达到这一目的。甚至，利用其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不仅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使南北矛盾更趋激化。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不仅拥有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而且还控制着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金融组织，主导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 3.国际市场上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在国际上，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国际价值而非个别价值。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产品的个别价值往往低于国际价值，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情况正好相反，其产品的个别价值往往高于国际价值，这样在按照国际价值交换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能以个别价值较少的产品换取落后国家个别价值较多的产品，从而获得超额利润，使其进一步较大程度地扩大资本积累成为可能。而发展中国家在交换中要么只获微利，要么干脆亏损，这就大大限制了它进行资本积累的能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显然大不一样。 4.报酬递增规律作用的影响。报酬递增的机制与报酬递减的机制并存于所有的产业中。但可以大致地说，报酬递减在传统的经济部门——加工行业起着支配作用。报酬递增则统治着新兴经济部门——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现代经济因此分成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商业世界，对应着两种类型的报酬。这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它们在行为、风格和文化上各不相同，需要不同的管理技术、不同的战略和不同的政府调节规则。目前，发达国家正步入知识经济社会，新兴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日益处于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经济社会。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实质上是报酬递增的世界与报酬递减的世界分化的表征之一。 5.在国际范围内缺乏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机制。如果说由资本积累所引起的两极分化在一国内部可以通过政府再分配机制的调节而有所减缓的话，那么在国际范围内，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或机制来担当收入国际再分配的超国家干预。相反，现有的国际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合理实际上加剧了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 要切实改变两极分化的国际经济格局，当务之急是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有效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利益，使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更好的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 |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滚滚浪涛，势不可挡。发展中国家正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最明显的挑战便是贫富差距扩大。更为严重的是，北方借助于信息革命升入了知识经济的新阶段，而大多数南方国家连工业化的赶超尚未完成，又在新的竞争中被甩得更远。国际社会仍将长期面对北富南穷的非对称世界。 在南方国家，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罪恶渊薮，南方只有脱离它才能得救。但事实证明，在条件类似的情况下，南方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慢。它说明不能将一切归咎于外因。当前南方面临的最大危险恰恰是脱离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化。在南北关系中，北方当然对南方的贫困负有责任，这既指历史上殖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也包括今天国际体系中的不公正和不合理成份。但是，只有北方国家转变政策还不能解决南方的问题。南方需要国际援助，但如果本身不能造血，输血再多也无济于事，甚至可能造成副作用。可见经济全球化是外因条件，南方国家的战略和政策是内因根据，内因才是决定性的。 对南方国家来说，关键在于认识本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机遇和地位，制订正确的战略和政策，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0世纪60年代初期，加纳和韩国的经济水平相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构成、出口状况和接受的外援也差不多。30年后，资源贫乏的韩国成功地建成了新兴工业经济，也取得了社会发展的进步。而资源丰富的加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及韩国的1/14。原因何在?韩国把握了世界市场的需求，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开始，不断进行现代化的升级。加纳却没有这样做。 反全球化理论认为，即使南方国家取得了经济发展，也仍然依附于北方。永远也不可能实现赶超。这也是错误的。随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升级，它们减少了对发达国家的单方面依附，增加了相互依存的程度。虽然从总体上说，发展必须经过某些阶段。但有时后来者也可在时间上缩短，在新兴领域可能实行跳跃式发展。如目前2/3的韩国家庭拥有宽带接入，而美国只有15%的家庭接入宽带，而且韩国的宽带网速度是美国的两倍。 融入世界体系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的成功，必须警惕经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还应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融入世界体系确实包含着很大的风险。世界市场是一支盲目的力量，如果发展中国家开放过快，也会受到破坏性力量的攻击。国际金融资本的巨额流动和金融投机活动的庞大规模，远远超出许多国家的抵御能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好比在同一球场上比赛的队员，在同样的规则下，一个体弱多病，一个体壮如牛，前者的承受力较低。发达国家一直强调经济和贸易的自由化，即使有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陷于金融危机之中，它们开出的药方仍然如此，给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对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灵活应对。首先要强健自身,不断提高竞争能力。其次要掌握开放的节奏、领域和政策。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应对并无万应灵丹，必须根据本国的独特条件，发挥本国起主导作用的制度优势，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才能由弱到强，不断前进。 南方要关注南北关系的新变化，探索南北合作的新方法，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方国家曾经联合起来，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特别以77国集团、不结盟组织的活动最引人注目。尽管这些组织仍存，但其效力不再，因为时移势易。它们对于国际秩序和南北关系的观点和要求显然大相径庭。当发展中国家一致行动的可能性降低时，它们开始更多地寻求地区合作组织模式。现在，建立新的地区组织正方兴未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南方共同市场、东盟、欧佩克、非洲联盟等等。当然，地区组织虽能增强弱小国家的合力，但并不能保证它们获得成功。目前在南北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趋向，即美、日、欧经济三极正与南方地区组织联合，组成自由贸易区，构成南北合作的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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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孙吴建国时，又有些进展。西晋末大乱，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其中士族只是少数，极大多数还是劳动民。他们带着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产基础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东晋末和梁末两次祸乱以外，南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这也是生产力得以逐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江南地区在东晋以后又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南朝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农业生产继续有所发展。三国两晋时大量百姓南迁的情形已如上述。事实上不仅三国两晋，在整个南朝时期，南渡的移民仍然络绎不绝。宋、齐、梁、陈各代都有百姓继续南徙，甚至直到陈朝中后期，流民仍然不断南来。南来的百姓既进一步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也有助于继续提高江南的农业生产技术。 江南的司马氏王朝灭亡以后，南朝的手工业在东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陶弘景所说的灌钢法，在南朝冶铸中自然还是采用的。他还谈到南朝有横法钢、百炼钢等多种钢的种类，并指出谢平冶炼技术最高，黄文庆擅长凿镂装冶，并称“中国绝手”。南朝出产钢铁的地方很多，产量也大。南朝的纺织业也有进展。江南一带的蚕丝业很发达。以前说过，盖州的织锦业早有盛名，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到南朝后期，南方的织锦业也发达起来。东晋时发明的藤纸在南朝继续大量生产。此外，使用的还有麻纸。这两种纸在南朝都很流行。这时的纸张已制造得相当精美，不但能制造洁白匀称的纸张，同时也能制造彩色纸笺。南朝时，纸张已经完全代替了简牍，用竹片木牍写字的时代已成过去了。 此外，南朝的煮盐和造船业也都相当发达。南朝的手工业，大都为官府经营。诸如矿冶、兵器、金银镂刻、纺织等行业，大都掌握在官府手中。自然，农民家庭副业和个体手工业者也仍然是存在的。南朝贵族、官僚大都经商，连皇帝也在宫中学做生意。宋、齐、梁、陈各代，贵族、官僚经商的事都很普遍，南齐豫章王萧嶷为荆州刺使时，曾禁“二千石官长不与人为市”，既然发出这样的禁令，可见高官经商的不少。除了官僚经营商业以外，民间商业也有一定发展。《宋书》的作者沈约曾说：“事有讹变，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浸而流广”。《北史》魏诸宗室列传里也曾说：“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可见民间商贩也很多。 宋时来往益州的大商人很多，有资财至数百万的。但官府限制大商人只能作一定数量的交易。能有资本至数百万，自然是大商人了。国内交易可以由民间经营，但南北互市和对外通商则全部掌握在官府手中，一般商人不能插手。当时，南朝和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等国都有贸易往来。 南朝的商业城市最大的是京师建康。建康以外最大的商业城市是长江上游的江陵。此外，长江和钱塘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京口（今江苏丹徒）、广陵、吴郡、会稽、余杭，北境的寿春（今安徽寿县）、襄阳也都是重要的商业城市。 |
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
唐朝上承隋、北周、西魏等北朝王朝系统，唐初的统治核心亦属西魏当权者宇文泰主导下所形成的所谓“关陇集团”， 而唐代的变化却具有“南朝化”倾向，这的确是一个引人思索的论点。 据唐长孺教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所述，汉末三国之际，南北双方同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经过西晋的短暂统一，永嘉乱后南北重告分裂，封建社会的发展在南方和北方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历程。大体说来，东晋南朝田园别墅形式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急遽发展，国家编户大量以佃客等各种名义沦为私属，士族高门无论侨姓、吴姓，都是魏、吴旧门，他们具有最高政治、社会地位，甚至江南本不流行的清谈玄学，也被移植到江南，从而继承了魏晋学风。显然，东晋南朝社会的发展遵循着汉末三国以来旧轨，或者说符合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 北方则由于屡经战祸，社会生产和固有的封建统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先后出现许多来自北部边境的少数族所建立的政权。这些北族政权，特别是最后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的统治，除了遵用汉魏传统以外，总是杂用自己所熟悉的模式与风习。正是由于各内迁少数族原有的社会结构特点，以及他们对于汉族社会制度、文化的独特认识，从而使北朝的历史发展较之南朝体现出明显的差异。 时至唐代，随着南北政治上重归一统，文化上融汇交流，南北分裂时期出现的种种差异日渐缩小，社会各方面发生了相对北朝传统来说十分巨大的变化。唐代前期继承北朝实行均田制，大抵自武后时代，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均田法渐成具文，到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两税法正式颁行，均田制彻底废弃。唐代均田制的破坏，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表明土地制度上历史重又与魏晋南朝相衔接。东晋南朝兵制的发展倾向是募兵制的推广，唐代军事制度的变化，也可以看作是对南朝倾向的继承。唐朝自前期的地税以至后期的两税，体现了南朝化倾向，而这又是以土地制度的南朝化倾向为基础的。此外，唐代租税交纳中的折纳，商税的创立与增重，草市的兴起，钱重物轻、私铸、恶钱等问题的出现，和雇的推广，都不妨说带有南朝的因素，表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承南朝，南北朝后期门阀制度走向衰亡，无论南方北方都是如此。 唐代政治、文化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进士出身者，过去士族在经济、政治上的特权逐步为进士科所取代。进士科最重文学，而重视文学正是南朝的风气。唐代学术风尚的变化也呈现出南朝化倾向。隋唐间，经学尊南抑北乃至舍北从南蔚为时尚。开辟唐代中叶思想学术变化的韩愈、李翱，在某种意义上也包含着对南朝经学注重义理的继承和发展。初唐文学盛行“江左余风”，活跃在文坛上的所谓“初唐四杰”，师法的是南朝后期的徐、庾体。直至唐末，南朝以来的文学形式仍旧是文学的主流，中唐的古文运动，乃是对文学南朝化末流的反响。唐代书法艺术的南朝化倾向更其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