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主义者の《南腔北调》--南方汉唐农耕日本，北方凶奴游牧美国

关于中国南北文化差异	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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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北文化大致是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的属于北方文化，长江以南的，属于南方文化。研究南北文化的差异，会有很多深刻的东西提供给我们。这是一个十分大的题目，内涵极为深广。一方面，民族的性格特质和自然体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气候、土壤食物等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民族又具有在环境气候改变的情况下始终存在的而又不可磨灭的特质。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地域环境条件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　鲁迅《北人与南人》：“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赵无眠《南人北人》：北方唱戏热闹喧天，有些剧种干脆是“吼”出来的，如秦腔。南方唱戏抑扬顿挫、一唱三叹，许多剧种近似于民间小调，如黄梅戏、花鼓戏。北剧讲究真功夫，适合演帝王将相，演历史剧。南剧玩弄小情调，更适合才子佳人，民间传奇。北剧艺术的代表是京剧，特点是男人扮女人。南剧艺术的代表是越剧，特点是女人扮男人。北方的女人唱京韵大鼓，也能唱出一股英雄豪气。南方的男人唱评弹，居然咿咿呀呀嗲嗲的仿佛是小鸟依人。北人唱歌是燕赵悲歌，苍凉、悲壮、激越、凝重、悠远，南人唱歌是轻快、玲珑、婉转、亲切、凄侧。中国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绪分量唱南戏或北戏，唱南歌或北歌，哼南调或北调。《南人与北人》：南人忧愁时喝酒，高兴是唱歌；北人高兴时喝酒，忧愁时唱歌。南人爱跟暴发户比，感到兜里穷；北人爱跟做学问的比，觉得心里穷。南人是经济人，北人是文化人。北人说南人勤劳，并不为自己懒惰难堪；南人说北人豪爽，常为自己的小心眼惭愧。自省意识上，南人强于北人。南人说北人太侉不讲卫生还爱吃生葱大蒜；北人说南人太蛮哼哼唧唧尽说鸟语。经商的南人去北方，怕挨揍；经商的北人去南方，怕被骗。南人长于心力，北人长于体力。　易中天《北京人与上海人》：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噩梦，而诗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上海人就两样了。他们的生活是世俗、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　王英琦《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通过对南北方雨的描述，来暗示南北文化的差异：南方的雨，下得缠绵、温柔、纤细、持久；像南方少女的爱，羞羞答答，多情、含蓄；使人想起洞箫牧歌、春花秋月，想起酒香四溢的杏花村和青烟缭绕的山野、村舍。北方的雨，下得豪爽、酣畅、粗犷、干脆。像北方小伙的情，炽烈如焰，热情、奔放。使人想起黄钟大吕，金戈铁马，想起浑厚的高原，平坦的沃土以及犄角般的玉米和火一样燃烧的红高粱。南方的雨——像我的姐妹，北方的雨——像我的兄弟。	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显然已成为非常尖锐的问题。随着国际间交往的加剧、跨国公司无限制地繁衍以及各种电子媒体的出现，在文化上必然会产生文化认同的危机感，人们担心，原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界限是否会消失，是否会发生一种文化类型向另一种文化类型的转移，最终趋于大同。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态度，过于偏激地对待自己的传统，因而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某种文化断裂。甚至于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文化浩劫，都与五四以来偏激的文化倾向有密切关系。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身为“第三世界文化”的中国文化，应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警惕西方文化霸权对我们的“后殖民主义”的侵蚀。这样西方他者的规范在中国重建中心的变革运动中，无意识地移位为中国自己的规范，成为定义自身的依据。在这里，‘他性’无意识地渗入‘我性’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如下事实：中国的‘他者化’竟然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变革的过程往往同时又呈现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 这实际上等于是说，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是民族身份彻底丧失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之下，对“中华性”的诉求便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了。由东亚资本主义发展掀起的儒学复兴，为探讨中华性的问题创造了思想空间。”在他看来，“现在，中华性问题不再仅仅是杜维明一再重复的重新确立儒学地位的问题，而是改造儒学、以确保进入世界新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身份的诉求正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入到汉语思想界的，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导致文化特征的流失，反而加强了对文化身份的诉求与认同。同时，文化身份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认同的问题，它也包含着重新建构的问题，即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性转型，以确保进入世界新文化的问题。杜维明教授本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75周年报庆活动的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高度发达国家内部也有南北问题。他从族群、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和宗教等七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性问题，指出南北问题不仅出现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和正在发展的国家之间，即使高度发达的国家本身也有南北问题，因此，族群、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和宗教这些根源性问题和全球的普世化问题经常是纠缠在一起的。与全球化会带来文化趋同的担心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另外一种担心，这就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表述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的想法是，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历史经验、语言、民族血统、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共同形成，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他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应该注意儒家和回教汇流所带来的挑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的通讯交通工具、新的娱乐方式、国际互联网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又极有可能使人的感性体验方式发生变异，并引发认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追寻和认同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寻找一种皈依感。文化的核心价值构成文化的深层结构，主要是指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等，而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等则是它主要的客观性载体。文化深层结构的这种稳定性特征，也为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本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了可能性。处理得当的话，反而会加强对核心文化传统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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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史上的 “多元交汇”	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划分原则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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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形成并立的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农区和牧区的分立和关联，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农业史的主要线索之一。我国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大体以秦长城为分界。长城分布在今日地理区划的复种区北界附近，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表明我国古代两大经济区是以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并形成明显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长城以南、甘肃青海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耕的要求，可以实行复种。在长城以北，横亘着适合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间分布的蒙新高原，发展农耕条件比较差，但却是优良的牧场。从西周中期至春秋时代，形成“华（农耕民族）夷（游牧民族）杂处”的局面。西戎人以养羊为主体，他们和华夏各国打仗都采用歩战，说明当时他们还不会骑马。到了战国，随着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发，进入中原的游牧人基本上接受了农耕文明，融合为华夏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除了部分羌人仍在甘青地区活动外，又有以骑马为特征、被称为“胡”的游牧民族在北方崛起。后来，匈奴把北方草原这些原来互不统属的游牧部落统一起来，并与羌人联合，形成威胁中原农业民族政权的强大力量。这样，农耕民族统治区和游牧民族统治区终于在地区上明显地分隔开来。秦始皇把匈奴逐出黄河以南鄂尔多斯地区，联接和修筑万里长城，标志着这种格局被进一步固定下来。我国农牧区分立格局形成后，农牧区的界线并非固定不变，在不同时期互有进退，总趋势则是农耕区和农耕文化的扩展。而进入农区的游牧人都毫无例外或迟或早地被农耕文化所同化。战国秦汉是农区向牧区扩展的重要时期，扩展的方式主要是移民实边和戍军屯垦，扩展的主要结果之一是在农区和牧区之间造成了一个颇为广阔的半农半牧地带。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东汉末年以来匈奴、羌、氐、羯、鲜卑等族的内迁和南下，出现了与秦汉相反的牧进农退的变化。隋唐是农区和农耕文化再度扩展时期。这一时期半农半牧区界线与汉代差别不大，但该区内部农业比重却有明显增加。中唐以后，情况又有所变化。河陇各地被吐蕃占领，许多地方转化为牧场。唐收复失地后，农耕地区有所恢复，但远比不上盛唐时代。唐代以后的又一个重要变化，是对中原农区构成威胁的游牧人，主要巳不是来自西北，而是来自东北了。	古代经济区是由自然和人文环境所决定，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划。大约自春秋至西汉武帝时代我国经济区的雏形开始形成。我国古代经济区具有自然、民族、政治三大特色。研究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对了解我国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和地域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　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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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公元420年～589年	美国南北战史-南北战争爆发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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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是南朝与北朝的合称，北朝的朝代有：北魏，北魏有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然后是北齐取代了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北周又灭掉了北齐。南朝则比较简略，先后是宋、齐、梁、陈。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偏重于南方，因为中原的人口不断避乱南迁，不仅增加了江南的劳动力，而且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入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扬州便是这时南朝的经济发达地区。南北朝时期是两晋以后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时期，从公元420年开始，到589年结束，共169年。南朝的历史是门阀士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南朝的皇权比较强大，门阀士族社会地位虽然高贵，却已不能完全左右政局。随着江南开发的不断深入，土著寒人在政治上逐渐上升，步入官僚行列，为皇帝所倚重。从梁陈之际开始，南方内地的土豪，也成为割据的一方势力。十六国后期，一个极为落后的少数民族拓跋鲜卑逐渐强盛起来，打败后燕入主中原，在建立北魏政权(386－534年)之后，又消灭各割据政权，从而结束了这一地区长期混战的局面。按照史家的习惯，北魏统一北方的太延五年(439年)往往被视为北朝的起始之年。北周是宇文鲜卑人统治的王朝，历3代5帝，计24年。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夺取了帝位，改国号为隋。历史上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北方五朝称之为北朝。南北政权对立的时期，历史上叫做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中，东晋至南北朝时由辽东徒河流域迁来西部的鲜卑族一支吐谷浑部落在青海立国３５０年，其间对西部的交通贸易发展和中西、中外文化交流亦有很大贡献。这支北方民族较早接受了中原汉族文化，使北方先进文化与西部文化进一步融合。吐谷浑王阿豺执政时，遣使从浇河（今青海贵德县城）沿此道至南朝刘宋王朝，此道是丝绸之路河南辅道，即青海路河南道东段的主要干线，也是西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中原南朝互通使臣、贡物的唯一通道。在南北朝时期，吐谷浑等古代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是沟通中西方文化、商贸交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由于吐谷浑人在长期频繁的贸易交往中学会了汉语以及西方各国的语言，并熟悉了这些国家的商情。再加上西方各国对中国丝绸需求量不断增大，西域各国商人也不满足于间接的贸易，纷纷遣使要求与南北朝直接通商。于是交通沿线的吐谷浑人便充当了西域各国商队的向导和翻译，如引导唳哒、高昌、波斯等国的使臣和商队直抵建康等地。　吐谷浑还对国内民间商业实行鼓励和“国无常税”的保护政策。商人可以自由地免税经商。因东西贸易的利润极大，商人极易致富，在政府需要时，由富室商人承担全部开支。吐谷浑政府对过往外国商队、使团、僧侣等都加以保护，资助和替换运力。	南北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南北战争是美国封建农奴制经济向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转变过程中发生的革命战争，它快速而彻底地消灭了南方用奴隶劳动经营商品生产的封建性的大地产制，建立起了自由农民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经济，为美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南方和北方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在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发展迅速，北方的工商业水平在世界上位居前列。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棉纺织业，棉纺织业在当时的工业中占很大比重，所以世界对于棉花的需求量大增，南方各种植园为生产更多的棉花大肆扩张，南方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当时欧洲棉纺织业几乎全靠美国供应棉花。美国南方种植园出产的低附加值的棉花、烟叶、甘蔗大都出口欧洲，换回的却是欧洲生产的高附加值的生产、生活用品，同时种植园里还禁崮着大量的黑奴。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发展最急需的三个因素——可靠而充足的原材料供应、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大量的自由劳动者——都因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存在而受到限制，北方的工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改变这一切。这是当时南北双方冲突的本质原因。在历史上美国的“西部”分为“新西部”与“旧西部”两个概念，“新西部”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旧西部”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土地，又被分为“旧西南部”和“旧西北部”两个地区。在对“旧西部”的开发中，“旧西南部”主要被种植园奴隶主占有，实行的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成为棉花的主要产地。随着开发“旧西部”的完成，美国进入了开发“新西部”的阶段，两种经济制度对于“新西部”土地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政党是民主党与辉格党，林肯对辉格党更加坚定地拥护宪法，保证自由平等的主张十分认同，所以最后他选择了辉格党。反奴隶制的美国人纷纷对民主党的表里不一、辉格党的软弱无能不满，他们认为这两个党均不能代表民意了。两个老党里的“自由工人”和反蓄奴制的人们就在一批政治家的倡导、鼓动下联合了起来于1854年组成了共和党，他们选择曾召开制宪会议的费城作为党派成立地点，显示本党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约翰·弗莱芒特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他们声称要继承托马斯·杰斐逊的共和派思想。道格拉斯由此成为美国政党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著名的反奴隶制代表人物，林肯很快加入这个党，成为它的组织者，并被当时的人认为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林肯与共和党反对奴隶制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北方工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南方奴隶主害怕失去现有地位使林肯当选总统成为南北战争爆发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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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史》和《民主党史》	美国两党政治，社会重新组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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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史学者刘易斯·古尔德的《老大党：共和党史》一书详细描述了共和党从林肯时代到小布什入主白宫为止长达150余年的的历史，并解释了共和党是如何从一个富有先锋思想的废奴主义者联盟演变成拥护现在的政治和社会保守思想的。尤其可贵的是，古尔德在书里还为我们揭示了共和党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面貌的历史因素：反对奴隶制度、大企业的崛起、冷战以及反对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等等，这些历史背景对我们理解共和党的成长史非常有帮助。资深记者朱尔斯·威特考弗的《人民党：民主党史》一书则对民主党这个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政党200余年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描写。在其创建之初的杰斐逊和麦迪逊时代，民主党是个南方乡村主义和个人主义气息浓厚的政党，这一特点决定了它拥护奴隶制，并由此导致其对手共和党的产生以及内战的爆发；一战时期威尔逊的民主党充斥着孤立主义思想，但到了二战，它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引导下却成为了富有理想色彩的自由主义斗士；在民权运动时期，民主党的所作所为洗刷了其过去的种族主义污点，但其后的保守主义思潮回归使得民主党及其自由主义思想（美国意义上的）被妖魔化和边缘化；最后是克林顿的中间道路（或曰第三条道路）复兴尝试，以及2000年戈尔的失败，民主党陷入分裂。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未来走向也是很有意思和值得关注的话题。正如这两本书所显示的那样，自小罗斯福上台以来，民主党及其自由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美国的主流思想，其颠峰便是林登·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的提出；然而，伴随着这一计划，连同其它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具有新左派风格的激进做法，出现的却是民主党的衰退——甚至有相当一批优秀的民主党精英在此过程中转变为共和党人。而与此相应的是，从葛德华特开始，共和党及其保守主义重新焕发生机，至里根入主白宫时，共和党得到了全面复兴：美国开始整体右转，自由派成为贬义词，民主党被等同于激进左派……。9·11后，更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被共和党全面掌控的局面。民主党和共和党是美国两个主要政党。民主党于1791年建党，当时由部分种植园主、农民和某些与南方奴隶主有联系的资本家组成。曾名共和党和民主共和党，1828年改称现名。1933年至1953年，民主党人罗斯福和杜鲁门先后任总统，民主党连续执政20年，是该党最兴旺发达时期。从1981年到1989年连任两届总统并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有“里根经济学”之说)的罗纳德·里根是共和党人。1992年上台担任美国总统并于1996年竞选连任获得成功的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是民主党人。共和党成立于1854年，当时主要是由反对扩大奴隶制的北方工商业资本家组成。1861年林肯就任总统，共和党首次执政，至1933年的70多年中，除16年外，均为共和党执政。	任何主流政治力量，最终会脱离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非主流派提供机会。美国两党政治这种“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历史，正好为社会提供了一个不断打破主流的垄断、解构既得利益的统治的模式，维持着社会不断重新组合的动力毫无疑问，布什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今天布什的大胜，恐怕要归结于1964年共和党在大选中的惨败。当时亚利桑纳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意外地击败洛克菲勒，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强硬的军事路线、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和道德的激愤挑战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逊，结果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惨败。约翰逊赢得了486张选举团票，戈德华特只得52张。《纽约时报》宣称，戈德华特给共和党带来了长期的、难以挽回的破坏。　四年之后，尼克松入主白宫，开始了共和党对总统政治的主宰。如果把布什的未来四年算入的话，共和党在1968年到2008年这40年间，主宰白宫将长达28年，其间只有12年被卡特和克林顿占据。所以，戈德华特虽然惨败，但他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超出了许多当选总统。他开启了共和党的历史性转型：党内的权力中心从新英格兰地区转到南部和西部，最后集中到了南部。一个由董事会控制的金融精英政党，变成了为许多小民百姓所拥护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草根政党。布什就是这一转型的最大受益者。　从美国的历史上来看，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Al Smith赢得1928年的大选，那么就将是他而不是胡佛要为大萧条负责。罗斯福就不可能上台，新政就无从开始，民主党就不可能从1933年到1969年主宰总统政治36年之久。如果民主党不在80年代连续失利，克林顿改造的新民主党就不会存在，90年代的繁荣就不会属于民主党。　从1861到1933年的72年间，美国只有20年被民主党的总统统治，其余时间都由共和党的总统治理。这里的根本动力，在于美国内战后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大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先声夺人，主宰了政治过程。但是，大企业的绝对主宰，引起了普遍的社会不公和经济危机。于是有了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知识精英开始表达社会的声音，使共和党分裂，为新政创造了基础。结果，从1933到1969年这36年，美国进入了新政后民主党总统的主宰阶段，其间只有艾森豪威尔作为温和的共和党人当了8年总统。　在这一阶段中，联邦政府迅速扩大，一个统治社会的精英官僚集团迅速崛起，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抑制大企业和金融势力的贪婪。但是，当这一集团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后，渐渐培养出了我们中国人最熟知的启蒙心态，要把自己的“进步”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触犯了老百姓的基本价值观念。结果，共和党领导了一场右翼的草根反叛运动，向自由派精英要回权力。于是，从1968年尼克松当选以来，共和党主宰了白宫。尼克松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即共和党的基层选民，借基督教保守主义终于发出自己强烈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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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南北两极分化成因浅探	走符合世情国情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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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明显占优势，因此他们的获益也将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这样就使得南北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相差悬殊。联合国开发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占全球1/5的人口生活在收入最高的国家，他们拥有全球GDP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对外直接投资的68%；而占全球人口总数1/5的贫困人口上述几项指标占有率仅为1%。经济全球化强化了世界经济的二元结构，使南北经济鸿沟更趋扩大。世界财富向发达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居民越来越富，而发展中国家相对越来越穷。这种两极分化的原因除了资本掠夺的历史原因外主要还在于：　1.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秩序。殖民统治使亚非拉广大地区沦为资本主义的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成为欧美经济附庸，长期不能走上合理、平衡发展的道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可避免地迫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而它们出口产品的80%是原料和初级产品。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操纵和控制国际市场的情况下，由国际分工产生的好处不成比例地流入发达国家。　 2.发达国家占有先发优势。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其工业化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来获取巨额利润。而现在则更多地综合利用其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优势来达到这一目的。甚至，利用其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不仅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使南北矛盾更趋激化。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不仅拥有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而且还控制着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金融组织，主导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　 3.国际市场上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在国际上，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国际价值而非个别价值。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产品的个别价值往往低于国际价值，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情况正好相反，其产品的个别价值往往高于国际价值，这样在按照国际价值交换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能以个别价值较少的产品换取落后国家个别价值较多的产品，从而获得超额利润，使其进一步较大程度地扩大资本积累成为可能。而发展中国家在交换中要么只获微利，要么干脆亏损，这就大大限制了它进行资本积累的能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显然大不一样。　 4.报酬递增规律作用的影响。报酬递增的机制与报酬递减的机制并存于所有的产业中。但可以大致地说，报酬递减在传统的经济部门——加工行业起着支配作用。报酬递增则统治着新兴经济部门——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现代经济因此分成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商业世界，对应着两种类型的报酬。这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它们在行为、风格和文化上各不相同，需要不同的管理技术、不同的战略和不同的政府调节规则。目前，发达国家正步入知识经济社会，新兴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日益处于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经济社会。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实质上是报酬递增的世界与报酬递减的世界分化的表征之一。　5.在国际范围内缺乏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机制。如果说由资本积累所引起的两极分化在一国内部可以通过政府再分配机制的调节而有所减缓的话，那么在国际范围内，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或机制来担当收入国际再分配的超国家干预。相反，现有的国际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合理实际上加剧了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　要切实改变两极分化的国际经济格局，当务之急是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有效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利益，使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更好的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滚滚浪涛，势不可挡。发展中国家正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最明显的挑战便是贫富差距扩大。更为严重的是，北方借助于信息革命升入了知识经济的新阶段，而大多数南方国家连工业化的赶超尚未完成，又在新的竞争中被甩得更远。国际社会仍将长期面对北富南穷的非对称世界。在南方国家，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罪恶渊薮，南方只有脱离它才能得救。但事实证明，在条件类似的情况下，南方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慢。它说明不能将一切归咎于外因。当前南方面临的最大危险恰恰是脱离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化。在南北关系中，北方当然对南方的贫困负有责任，这既指历史上殖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也包括今天国际体系中的不公正和不合理成份。但是，只有北方国家转变政策还不能解决南方的问题。南方需要国际援助，但如果本身不能造血，输血再多也无济于事，甚至可能造成副作用。可见经济全球化是外因条件，南方国家的战略和政策是内因根据，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对南方国家来说，关键在于认识本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机遇和地位，制订正确的战略和政策，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0世纪60年代初期，加纳和韩国的经济水平相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构成、出口状况和接受的外援也差不多。30年后，资源贫乏的韩国成功地建成了新兴工业经济，也取得了社会发展的进步。而资源丰富的加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及韩国的1/14。原因何在?韩国把握了世界市场的需求，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开始，不断进行现代化的升级。加纳却没有这样做。反全球化理论认为，即使南方国家取得了经济发展，也仍然依附于北方。永远也不可能实现赶超。这也是错误的。随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升级，它们减少了对发达国家的单方面依附，增加了相互依存的程度。虽然从总体上说，发展必须经过某些阶段。但有时后来者也可在时间上缩短，在新兴领域可能实行跳跃式发展。如目前2/3的韩国家庭拥有宽带接入，而美国只有15%的家庭接入宽带，而且韩国的宽带网速度是美国的两倍。融入世界体系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的成功，必须警惕经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还应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融入世界体系确实包含着很大的风险。世界市场是一支盲目的力量，如果发展中国家开放过快，也会受到破坏性力量的攻击。国际金融资本的巨额流动和金融投机活动的庞大规模，远远超出许多国家的抵御能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好比在同一球场上比赛的队员，在同样的规则下，一个体弱多病，一个体壮如牛，前者的承受力较低。发达国家一直强调经济和贸易的自由化，即使有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陷于金融危机之中，它们开出的药方仍然如此，给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对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灵活应对。首先要强健自身,不断提高竞争能力。其次要掌握开放的节奏、领域和政策。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应对并无万应灵丹，必须根据本国的独特条件，发挥本国起主导作用的制度优势，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才能由弱到强，不断前进。南方要关注南北关系的新变化，探索南北合作的新方法，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方国家曾经联合起来，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特别以77国集团、不结盟组织的活动最引人注目。尽管这些组织仍存，但其效力不再，因为时移势易。它们对于国际秩序和南北关系的观点和要求显然大相径庭。当发展中国家一致行动的可能性降低时，它们开始更多地寻求地区合作组织模式。现在，建立新的地区组织正方兴未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南方共同市场、东盟、欧佩克、非洲联盟等等。当然，地区组织虽能增强弱小国家的合力，但并不能保证它们获得成功。目前在南北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趋向，即美、日、欧经济三极正与南方地区组织联合，组成自由贸易区，构成南北合作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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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关于江南开发原因的论述	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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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孙吴建国时，又有些进展。西晋末大乱，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其中士族只是少数，极大多数还是劳动民。他们带着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产基础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东晋末和梁末两次祸乱以外，南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这也是生产力得以逐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江南地区在东晋以后又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南朝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农业生产继续有所发展。三国两晋时大量百姓南迁的情形已如上述。事实上不仅三国两晋，在整个南朝时期，南渡的移民仍然络绎不绝。宋、齐、梁、陈各代都有百姓继续南徙，甚至直到陈朝中后期，流民仍然不断南来。南来的百姓既进一步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也有助于继续提高江南的农业生产技术。江南的司马氏王朝灭亡以后，南朝的手工业在东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陶弘景所说的灌钢法，在南朝冶铸中自然还是采用的。他还谈到南朝有横法钢、百炼钢等多种钢的种类，并指出谢平冶炼技术最高，黄文庆擅长凿镂装冶，并称“中国绝手”。南朝出产钢铁的地方很多，产量也大。南朝的纺织业也有进展。江南一带的蚕丝业很发达。以前说过，盖州的织锦业早有盛名，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到南朝后期，南方的织锦业也发达起来。东晋时发明的藤纸在南朝继续大量生产。此外，使用的还有麻纸。这两种纸在南朝都很流行。这时的纸张已制造得相当精美，不但能制造洁白匀称的纸张，同时也能制造彩色纸笺。南朝时，纸张已经完全代替了简牍，用竹片木牍写字的时代已成过去了。　此外，南朝的煮盐和造船业也都相当发达。南朝的手工业，大都为官府经营。诸如矿冶、兵器、金银镂刻、纺织等行业，大都掌握在官府手中。自然，农民家庭副业和个体手工业者也仍然是存在的。南朝贵族、官僚大都经商，连皇帝也在宫中学做生意。宋、齐、梁、陈各代，贵族、官僚经商的事都很普遍，南齐豫章王萧嶷为荆州刺使时，曾禁“二千石官长不与人为市”，既然发出这样的禁令，可见高官经商的不少。除了官僚经营商业以外，民间商业也有一定发展。《宋书》的作者沈约曾说：“事有讹变，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浸而流广”。《北史》魏诸宗室列传里也曾说：“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可见民间商贩也很多。宋时来往益州的大商人很多，有资财至数百万的。但官府限制大商人只能作一定数量的交易。能有资本至数百万，自然是大商人了。国内交易可以由民间经营，但南北互市和对外通商则全部掌握在官府手中，一般商人不能插手。当时，南朝和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等国都有贸易往来。南朝的商业城市最大的是京师建康。建康以外最大的商业城市是长江上游的江陵。此外，长江和钱塘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京口（今江苏丹徒）、广陵、吴郡、会稽、余杭，北境的寿春（今安徽寿县）、襄阳也都是重要的商业城市。	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唐朝上承隋、北周、西魏等北朝王朝系统，唐初的统治核心亦属西魏当权者宇文泰主导下所形成的所谓“关陇集团”，而唐代的变化却具有“南朝化”倾向，这的确是一个引人思索的论点。　据唐长孺教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所述，汉末三国之际，南北双方同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经过西晋的短暂统一，永嘉乱后南北重告分裂，封建社会的发展在南方和北方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历程。大体说来，东晋南朝田园别墅形式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急遽发展，国家编户大量以佃客等各种名义沦为私属，士族高门无论侨姓、吴姓，都是魏、吴旧门，他们具有最高政治、社会地位，甚至江南本不流行的清谈玄学，也被移植到江南，从而继承了魏晋学风。显然，东晋南朝社会的发展遵循着汉末三国以来旧轨，或者说符合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北方则由于屡经战祸，社会生产和固有的封建统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先后出现许多来自北部边境的少数族所建立的政权。这些北族政权，特别是最后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的统治，除了遵用汉魏传统以外，总是杂用自己所熟悉的模式与风习。正是由于各内迁少数族原有的社会结构特点，以及他们对于汉族社会制度、文化的独特认识，从而使北朝的历史发展较之南朝体现出明显的差异。　时至唐代，随着南北政治上重归一统，文化上融汇交流，南北分裂时期出现的种种差异日渐缩小，社会各方面发生了相对北朝传统来说十分巨大的变化。唐代前期继承北朝实行均田制，大抵自武后时代，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均田法渐成具文，到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两税法正式颁行，均田制彻底废弃。唐代均田制的破坏，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表明土地制度上历史重又与魏晋南朝相衔接。东晋南朝兵制的发展倾向是募兵制的推广，唐代军事制度的变化，也可以看作是对南朝倾向的继承。唐朝自前期的地税以至后期的两税，体现了南朝化倾向，而这又是以土地制度的南朝化倾向为基础的。此外，唐代租税交纳中的折纳，商税的创立与增重，草市的兴起，钱重物轻、私铸、恶钱等问题的出现，和雇的推广，都不妨说带有南朝的因素，表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承南朝，南北朝后期门阀制度走向衰亡，无论南方北方都是如此。唐代政治、文化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进士出身者，过去士族在经济、政治上的特权逐步为进士科所取代。进士科最重文学，而重视文学正是南朝的风气。唐代学术风尚的变化也呈现出南朝化倾向。隋唐间，经学尊南抑北乃至舍北从南蔚为时尚。开辟唐代中叶思想学术变化的韩愈、李翱，在某种意义上也包含着对南朝经学注重义理的继承和发展。初唐文学盛行“江左余风”，活跃在文坛上的所谓“初唐四杰”，师法的是南朝后期的徐、庾体。直至唐末，南朝以来的文学形式仍旧是文学的主流，中唐的古文运动，乃是对文学南朝化末流的反响。唐代书法艺术的南朝化倾向更其显著，隋唐间书法名家，几乎都是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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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点　北宋变革及儒学复兴	徽商儒家思想根源及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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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千年初，东西方出现了许多可资比较的现象：除了人口增长、城市和手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外，在这个时期都发生了一些变革：中国出现了王安石变法及儒学复兴；西方发生了修道院改革及经院哲学兴起。不过，前者以变革失败而告终，使社会复兴成为泡影；后者则带来了教会权力的强盛，并导致了以十字军运动为标志的西方社会的崛起。　宋与其前后的几大王朝不尽相同，纵观其三百余年的历史，主要是对外反击战争，而这一时期国祚不振，并不全是宋的软弱，也在于北方少数民族吸收了汉文化，从而形成边缘地区对核心区的挑战势头。双方力量交汇的地区成为北方民族长驱直入的跳扳，既可以训练士兵，又被当成政治文化的实验场──铁骑可直抵黄河。这一战略要地到了辽、金的手中，竟压迫北宋、南宋三百余年不得抬头。　在整个东亚，以中原地区为枢纽，形成了东亚文明的核心区。这一核心区在南宋以前一直是以黄河中下游为轴线，呈东西走向，围绕这个核心区形成以朝鲜、越南、日本等国为主的半边缘区及以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突厥等）为主的边缘区。这一文明的政治结构，形成独特的国际体系──东亚封贡体制。核心国家与半边缘和边缘国家通过文化和经济交往构成一个同心圆状的东亚社会。随着文化的扩散，周边国家开始学习汉人的礼仪、儒家的文化，在政治军事制度上更是竭力效法。唐朝的衰落以及游牧民族南进，正是汉文化扩散的结果。　边缘区力量较之宋有极大的优势。一方面他们吸收了汉人的经验和技术，开始推广农业，使军队得以经受持久战——这一点已不同于完全游牧的匈奴和突厥。另一方面，它们却还保存着游牧民族作战的迅猛和机动性。北方民族还学会了宋朝的一些军事技术，比如连弩、火炮等等，并大量掠夺汉人，让他们担任军队的教官和技工。　复杂而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产生了变法的要求。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所谓必然性也是无数个偶然汇成的。这种偶然就为一个重要人物登场提供了舞台。1067年，也就是诺曼底大公入主英格兰的次年，新上台的宋神宗决定起用王安石实施变法。变法初期，王安石就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方针，这实际上就是用国家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虽然税率不提高，但经济规模扩大，国家收入仍可增加。如此发展必将使产生封建社会的那些基本要素发生变化。　王安石变法是迫于地缘政治竞争的一种反应。改革的目标是建成一个能够集中使用财政、物资资源的政府。变法失败，关键在于缺乏一个强权政府来推行。宋朝虽是一个集权政府，但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对皇帝的制约主要来自儒生阶层，无论变法还是战与和的问题都受到了儒生的强大影响。此外，这个官僚政治体系很易形成稳定、安全，但效率低，各个机构相互制约，最终结果是力量非但没形成合力反而相互抵消。变法失败使建立强大政府的目标落空，宋皇更加受到儒生的制约。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就是这一政治特征的写照。　从明清受宋朝理学影响达500余年的历史，可以断定宋朝的确是一个关键时期。程、朱倡导的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家文化在宋朝出现了复兴。这一学说是揉道、佛、儒于一体，基本精神是内向、保守的。由于它重在对现存的一切做合理化解释，很快得到统治者的赏识，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　儒学复兴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和对传统的执著，使蒙古人的长期统治成为不可能，并且为明清两朝带来了社会稳定。儒学复兴很像西方的修道院改革和经院哲学兴盛而非“文艺复兴”──西方在这种宗教的复兴中，树立了自信，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开始了十字军运动。如果说理学兴起与经院哲学的兴起相似，那么更令人遗憾的是，其后一个可与“文艺复兴”相比的文化运动还未发生，蒙古人的铁骑就由北踏来了。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徽商应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至清代乾隆达到鼎峰，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儒商”，实际始于徽商。因徽商好儒，亦儒亦商，或先儒后商，或后儒先商，总之是商儒结合，才有了儒商之称。徽商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深厚的时代背景，而儒商则孕育其中。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处在东南经济活跃带苏浙的中心，南来北往的要塞，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化。《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和与日俱增的人口因数，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而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外部条件是使徽商孕育发展又一成因。徽商能迅速崛起东南，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浓郁的文化底蕴。徽州向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 “新安为文公阙里，后先相望，斯文盛昌”，是理学大家朱熹的故里，儒风独茂，代代相传。朱熹虽生于闽，宦于闽，而其文多自称“茶院九世孙”，又称“新安朱熹”，即不忘其旧。朱熹两次回故里讲学授徒，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学转相授受，历朝不绝，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学。徽州人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数百年来，徽州文风炽盛，人文蔚起，名家辈出，风俗淳厚。在这样的地方文化氛围中，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为奇了。明代徽商黄崇德，是一位通经史的商人，起初他有志于举业，后挟带资金于齐东经商，一年之中盈利数倍，成为大贾。歙人闵世章少孤贫，九岁辍学。长大后发愤自学，精通文史。一日读《史记?蔡泽传》，对蔡泽赤手而取富贵的事迹赞叹不绝，遂立志法其所为，只身奔赴扬州，为一家盐商管理帐目。数年之间，他摸清了盐业的行情，于是自筹资金，独立经营，后来终于成为“家资百万”的大盐商。从中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过人之处：善于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将文化知识作为取胜的法宝。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先儒后商，先商后儒，或儒或商，行商中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徽商崛起的标志之一是称雄盐业数百年，究其原因就是官商合一的政治因素，这也是徽商鼎盛的又一成因。这种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情感的投资，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徽商崛起的第三个因素是利用宗族势力与地域关系形成一个群体，使其在激烈的商战竞争中发挥很强的凝聚力与集团优势。由此看来，文化性，地域性，宗族性是徽商的本质特征。这与地域特点明显的区域经济极为相似。概括起来：徽商精神就是认祖归宗而起源的能纳百川，凝心聚力的团结精神；崇尚知识，科学预测，把握规律，与时俱进的创业智慧；循规蹈矩，依律从商契约意识；乐善好施，注重公益，诚信为本，重义轻利的行商品德；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艰苦创业的“徽骆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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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方统一中国的历代帝王	中国战争史上历来北强南弱奇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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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出生在东周末年。当时东周已经开始衰败，有7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他们之间发生了历时几百年的“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征战，历史上称之为“战国七雄”。在当时的分裂割据局面中，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后，秦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战国末年（秦始皇诞生）时，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已具备了统一六国的基本条件。公元前238年，秦始皇亲政后，选拔了许多得力武将，对其它六个国施展远交近攻，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策略，于公元前221年灭掉了最后一个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即秦王朝，自号秦始皇。经过八年发掘和研究论证，中国考古专家在甘肃礼县发现了秦始皇祖先的坟墓。这意味着秦朝虽然定都陕西咸阳，但甘肃礼县才是秦文化的真正发祥地。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统一中国、建立封建王朝的第一人。中国秦文化研究专家石兴邦称，秦始皇第一祖陵的发现，不仅为研究秦早期的社会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秦人由西垂到雍城再而咸阳的发祥直至统一全国的渊源流变也得到了系统可靠的解释。开皇元年，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的政权，建立了隋朝。八年之后，隋灭掉了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为中国的封建文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陵寝制度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隋文帝扬坚是华阴（今天的陕西）人。北周的时候承袭父爵，当上了隋国公。后来他废静帝自立，建立了隋朝，年号是开皇。他用了九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文帝在位一共二十多年，开基立业，在政治上比较有所作为，在历史上称为"开皇之治"。他推行均田制，创立了科举制度，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为以后唐代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吉思汗，蒙古开国君主，著名军事统帅。名铁木真，姓孛儿只斤，乞颜氏，蒙古人。元代追上庙号太祖。成吉思汗生于蒙古贵族世家。1204年，铁木真消灭了乃蛮太阳汗的斡鲁朵，成为蒙古高原最大的统治者。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1215年，蒙古军占领中都，在辽西消灭金守军，攻占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西）。1218年，灭西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攻金灭夏，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军事才能卓越，战略上重视联远攻近，力避树敌过多。元朝是忽必烈创立的。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子。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汗定都中都。至元八年（1271年），正式建国号为“元”，传系取《易经》“乾元”之义。次年，以中都为大都，蒙语称为“汗八里”（意即汗城）。这样，忽必烈终于在中国北方创立了一个新王朝──元朝。1276年蒙军攻陷临安，1279年攻下山，灭亡南宋，全中国遂统一在元朝之下。	我们读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历来的战争中，北方往往占着主动，而且往往最终胜利。南方在军事上，则总是处于劣势，差不多老是被动挨打。在历史上，常见的是北方对南方的攻掠，鲜见的是南方对北方的征伐，很少的那么几次南打北，也大多是蚀本生意，得不偿失。不仅是中国如此，世界史亦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乃至国民性格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处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而这不同的性格特征，又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这种理论，自古以来中西皆有，西圣亚里士多德就有过这样的言论。中国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传》中，罗列事实指出了不同地区人们性情的差别。法国的让.博丹曾断言，整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思鸠则进一步提出了完整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英国佬汤因比治史时就大肆运用这个理论。后来的托克维尔，也曾用这种理论来分析美国南北战争，说美国南方温润的的气候使南方人懦弱，而北方的寒冽天气则使人悍戾。如果把它拿到世界范围，去看古往今来的那无穷战例，却发现真的能使那些南北双方宿命似的战争结局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答：因为地理气候的因素，高纬度的人粗鲁骠悍，明显具有攻击性；低纬度的人则相对细腻懦弱，不愿惹事生非。罗马灭了南方的迦太基，却被东北来的哥特人弄得焦头烂额，因为哥特人比他们更狠。可是哥特人为什么跑到罗马去了？被尤其狠的匈奴人从更北方的地方追杀赶来的。地处南方的大月氏被北方的匈奴赶杀，向更南跑路，却沿路打垮巴克特里亚（即中国古书中的“大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贵霜帝国。北方的奴才到了南方，就成了主子。中国西汉时，平服南越不费吹灰之力，对付北方匈奴却几至倾国，也没能斩草除根。这些无不证明着北人比南人的骠悍好战。（好战自然多战，多战自然也就煅练得善战了。）　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鲜卑是五胡之一，以前与匈奴，羯，羝，羌共同祸乱中原。后来在诸胡争斗中占了上风，扫灭其余诸胡，对南朝政权是根本不放在眼里，一再进攻寇钞，虽然没能灭了南朝，却也实在让南朝伤筋动骨。而他们一旦举族内迁，坐稳中原主后，脾气就渐渐和顺，不再那么具有攻击性了。而这时候他们的北方故土，却又出现了一个柔然，凶悍骠戾，年年来寇，成了他们的心腹大患，让他们招架不暇。金国打北宋横扫千里，一旦据有中原，国人南迁，渐渐就不再如当年的凌烈，而开始大苦于他们北方好斗的蒙古了。北，中，南三地区，国民攻击力恰成了一个梯形，由强到较强，再到弱。而从“强”的北方迁到中部后，虽是同一个民族，攻击力却降了一个档次。这不能不说是地理环境（纬度）对国民性格起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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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对日本的东征及其失败	“大历史观”下的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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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东邻。它三面环海,西隔高丽与中国相望。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保护了它在13世纪上半叶免受元军的战火。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蒙古帝国逐渐分裂,为了转移内部矛盾焦点及扩张自己的统治区域,忽必烈在东方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扩张战争,日本成为其首要目标之一,日本和元朝因此揭开了两族政权和两族关系的序幕。自从唐代武宗灭佛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状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首先向日本政府派遣使者,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压制了朝廷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尽管日本人得知蒙古军队已经出发,但他们的准备仍不完备……他们的武器也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尽管他们在前几夜的战斗中失利,但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可见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便以失败而告终。这在蒙古兴起以后的战争史中是不多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被彻底粉碎。　由于消灭南宋的战争正进入关键时期,因此他再次派遣，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为他们最近的成功而骄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们,并加宽了日本与元朝之间的海防线,处死了忽必烈派遣的使节。这极大地伤害了蒙古朝廷。因为蒙古人认为斩除使者是对他们最大的污辱。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两个月之后,即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音译,指平户)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理财大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遭到臣僚们的不断攻击,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朝廷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蒙古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蒙古的彻底失败而结束。　总之,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元朝二次东征失败而再次隔绝,作为战胜一方的日本,因赶走了蒙古人而避免了更大的劫难；作为战败一方的元朝不仅使国内实力受损,而且也使蒙古军队的神威扫地。这极大地伤害了蒙古人的军事信念。可以说,元朝对日本的两次东征给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远远大于对日本的消极影响。	所谓“大历史观”，是著名史家黄仁宇先生在综合、归纳的研究方法上，跳出具体大事的道德评判标准，“采取以长时间、远距离，而尤以超过人身经验的着眼研读历史”，以看出“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纵览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崛起，“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1603年，德川家康在荡平丰臣氏的残余势力后，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了幕府。他根据日本社会多元化的具体国情，逐步在日本推行建立在封建领主土地制度基础上的“由将军的幕府和大名的藩国构成的封建统治制度”，史称“幕藩体制”。这就使江户时期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长期稳定局面，从而促使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阶级实力的增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年贡的货币化和生活用品的商品化，使得商人逐渐积累了社会上的大量财富。但各藩的财政却是日陷窘态之中，因此只得拖欠、挪借，缩减给武士的米俸。不得已的情况下武士们只得改投其他行业，如经商、从教、参与家庭手工业等，从封建等级中逸离出来，成为讨幕战争中的中坚力量和维新的思想领袖、政治领导人。 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一个世纪里，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商品经济在锁国体制下顽强发展，促进了交换经济的发展。于是，在国内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下，有了信用业务的要求，并最终促使钱庄的出现，从事与今天银行相类似的业务。这就完成了全国性信贷制度的确立。它的出现，使“资金流通，产业聘用经理及技术公用的原则”的继续展开有了保证和依靠，从而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条件在日本社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德川时代的商人集团中，已经孕育出堪与封建统治阶级相抗衡的经济力量。这样，就致使商人所控制的商业资本不断地渗透于农村，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动摇了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封建领主土地制，促使农村出现阶级分化。这些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为倒幕运动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充当了明治维新建设近代化经济体制的跳板。到明治维新之前，西学已在日本成为一股无法压抑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思潮，为了解和认识国际形态、资产阶级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以及近代殖民兴业路线的形成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是促使明治政府“求知识于世界”口号提出的根本原因。同时，江户时期，西学的传入，使日本封建阵营形成了一个相当数量的新知识分子集团，一个倾向资产阶级改革的革新势力逐渐形成。朱熹“攘夷狄以尊周室”的学说早在德川幕府前期已传入日本并逐渐发展为日本的尊王攘夷思想。同时，西学的传播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在被迫‘开国’后，先进思想与革新势力迅速结合从‘尊王攘夷’迅速发展为‘倒幕’‘维新’”。面对此情此景、朱子学内部发生严重分化，在儒家哲学轨道上发生了世界观的偏移，出现了以荻生徂徕为代表的重视实践和科学的“实学”。阳明学却以“自我的心理合一说”、“自尊无畏”的良知识论以及“诚意”、“笃行”等学说顽强地在民间得以发展。“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主张，打破朱子学者固守儒学的孤陋习气，开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开港倒幕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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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耕文化与金属器的传入	日本儒学文明东渐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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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史上，通常将采集、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看作从野蛮走向开化的依次革命性飞跃。农耕技术的普及和金属器具的生产与使用，在各民族文明进程中，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绳纹时代末期，食物结构由动物、鱼类、贝类转向农作物，激发起日本远古居民发展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渴求。不久，大陆文明的光芒照射到隔海相望的日本，水稻这种原产亚热带地区的粮食作物便在大约距今3000年前，连同栽培技术从原产地之一的中国经由江南和朝鲜半岛两路陆续传入日本九州地区。水稻栽培技术的传入促使日本农耕文化发生了新的飞跃，充足的粮食生产使定居生活成为可能。稻米富含植物性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加之较高的热卡含量使其足以取代杂食多种野生食物的效用。所以，一经传入就结束了日本人采集经济生活方式，在日本文明史上掀起了农业生产的革命性变革。到了公元3世纪前期，出使日本列岛的曹魏政权的使节已经不再把当地生产水稻视为新奇，在《魏志.倭人传》里，记载了邪马台国“种禾稻、苎麻、蚕桑、缉绩，出细苎，缣棉”，可见稻谷生产已经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到了8世纪，以水稻为核心的农耕文化终于成为日本文明的基础之一。水稻传入日本以后，中国的金属器具以及与之关联的冶炼锻造技术也传入了日本。金属文化的到来，给长期使用石器的日本社会以划时代的影响。在早期的交通往来中，中国朝廷常常将其作为中央政权对周边地区的赏赐物品。据史料记载，曹魏政权曾对邪马台国赐铜镜百面，而更多的汉镜流入日本则未见诸史料。迄今发掘的大量铜镜，许多是在中国生产后输入日本的“舶载镜”。水稻和金属技术相继传入，揭开了日本文明史上新的一页。这一变化标志着原生的绳纹文化的终结和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的弥生文化时期的开始。在公元前3世纪弥生文化形成，到公元后6世纪末的近千年中，日本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村落迅速形成，以血缘家族为中心的氏族社会组织取代了原始群居的落后状态，生产力极大发展，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技术进步使剩余产品成为可能，阶级分化开始了，整个列岛上布满了“分为百余国”的奴隶制政权，并逐步走向大和朝廷主宰下的统一国家。从文明发展角度来看，水稻生产与金属器制造技术如同古代日本民族坚实的双脚，使其踏上了建设封建文明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大陆文明的影响以及日本民族努力吸取先进文化的求知热望具有决定性意义。首先，由具有专门技能的“渡来人”——来自大陆的农业生产者和工匠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活动，成为结束日本原始经济生活，促进技术文明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从另一方面来看，渴求先进技术的日本工匠在接受大陆文明传播中，发挥了异乎寻常的能力，并由此养成了善于学习、模仿外来先进文明的日本民族性格。	在5世纪前后，曾出现中国移民迁居日本的高潮。这些移民有的是经朝鲜半岛到日本的，有的则可能从中国南方直接到达日本。在5世纪的中国移民高潮中，儒家典籍与思想肯定随之东渡了。日本人系统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及其思想，则是6世纪的事。据《日本书纪》记载，513年（继体天皇七年）百济国王派遣名叫段杨尔的五经博士来到日本。在进入7世纪后，儒学的影响却日渐扩大。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发生了全面而重大的社会变革。变革前在日本已传播有年的儒学，构成了这一社会变革的理论背景，导引了变革的方向。而社会变革的理论需要，又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加速了儒学的传播。儒学对古代日本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其最主要的影响是为了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政治理念。 618年，唐灭隋建立繁荣的封建帝国，日本又面临一个比新罗更为强大的邻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若要避免在内部争斗和积贫积弱中灭亡的命运，就不得不向社会变革寻求生路，不得不学习先进邻国的文明。日本首先要废除天皇通过氏姓贵族间接统治国土与人民的旧体制，而实行隋唐帝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制度。业已传入日本的中国儒学的“天命”观，以及“王土王民”、“德治”、“仁政”思想恰好符合了当时社会变革的理论需要。最早试图进行改革的是圣德太子。604年4月，圣德太子又公布了亲自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虽只是对官吏的道德训诫，但它表明了圣德太子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其中既表现了中国儒家“德治”、“仁政”思想，又表现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圣德太子的理想，在提出《十七条宪法》后400余年的“大化改新”中才变为社会现实。大化改新是日本古代最重大的变革。大化改新的主要推动者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拜留学唐朝的南渊请安为师，学习“周孔之教”。祭祀孔子的“释奠”仪式进入宫廷，则最形象地表现了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政治与儒学的不可分割关系。自701年（大宝元年）起，日本开始举行“释奠”仪式。720年（养老四年），装备了所需祭器。唐朝奉孔子为“文宣王”，768年日本亦“敕号”孔子为“文宣王”。直至12世纪，宫廷中都按期举行“释奠”仪式。儒学对古代日本的影响还表现在道德方面。在8世纪以后，日本统治者开始倡导“孝”道，“孝”这一道德观念逐渐被日本人接受并奉行。此外，“忠”、“信”等儒家的道德观念也逐渐成为日本人公论的道德观念。当时的日本人还讨论“忠”、“孝”关系等伦理学问题。可以说，儒家的道德观念传入日本并被日本人接受，提升了日本人道德文明的水准。中国儒家重视文学的道德化功能，并以文学为政治工具的实用主义文学观，以及文学“劝善罚恶”的主张，也对日本古代文学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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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经济”现象	建立“东亚”概念重新认识东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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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经济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他们有能量巨大的商团，可以“小商品大市场”地运作。显然，“浙江人经济”与“浙江经济”是不同的。前者是GDP概念，后者是GNP概念。更重要的，后者是一个地区经济的概念，前者更多是文化概念。就文化特征来说，犹太人是最厉害的，他们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难同化的民族。犹太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在于犹太人所信奉的犹太教义，任何犹太人，只要牢记并谨守“摩西十诫”，他就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其实并没有犹太人这么强。譬如，在美国的中国人，大概第二代、第三代后就变成了“香蕉人”。不过，尽管如此，中国人的文化圈仍然很大，“华人经济圈”仍备受世人瞩目。　浙江人之所以敢打出“浙江人经济”的旗帜，大概有以下原因。第一，浙江人在浙江省以外的人数众多，已达至某个“数量级规模”。据浙江商会的估计，浙江省以外的浙江人总数大约在400万～500万之间(其中160万是温州人)；第二，这个巨大的在外投资兵团拥有强大的财力和市场运作能力；第三，浙江人的文化基因十分明显。浙江文化的一面是“恋家不守土，敢冒知进退，爱财不惜财”，其核心则是强烈进取、吃苦耐劳的商业品质。 “浙江人经济”正在对全国产生影响，因而不仅是浙江人的经济现象，也是全国性的经济现象。目前，全国许多地方都欢迎浙江人的到来，浙江财团亦借机大肆扩张，前段时期传得沸沸扬扬的“温州炒房团”就是其中一例。同时，浙江人非常懂得群体合作的力量，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织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商业网络。　中国经济发达省份正进入急剧的“外扩”过程，这对于全国区域经济由过去的差距不断扩大转向缩小差距具有历史意义。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发展到“整合”全国乃至国际资源的地步，即他们可以将四川廉价的劳力、东北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纽约的资金、巴黎的营销网络等各地优势组合起来，推动企业更加快速地扩张，这与过去企业固守一域，只能利用一地优势相比大为不同。不同地域的文化纽带或者说“社会资本”的力量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凭借力量。一个北京人和一个温州人假如一切都相同，情商、智商、德商无不一样，但这两个人的发展机会其实是很不相同的。北京人发明一样东西，他只能靠推销，做起市场来可能非常困难。但一个温州人就不同了，他如果发明一样东西，完全可以凭借其背后160万温州人强大的营销网络将产品迅速推向市场，让自己很快就成为大老板。温州人很少搞高科技，但许多人都能发大财，秘诀之一就在于他们有能量巨大的商业“放大器”——商团的力量，可以“小商品大市场”地运作。　温州人能如此行为，关键还是背后重信守诺的商业文化，这也是“浙江人经济”成功的关键。这使我又想到了“韩国人经济”和“日本人经济”。日本人亦如此，海外日本经济甚至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而中国人人数众多，但却易被韩国人、日本人乃至越南人各个击破，形不成“中国人经济”。既能单打独斗，又善于相互合作，这是浙江人最优秀的品质，更值得其他中国人深思和学习。	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反省，必然伴随着对东方文明与传统文化的重新探讨和认识。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的崛起，导致人们重新审视东方价值观及其在社会经济等领域里的作用。东亚(包括东南亚)各国，特别是中、日、韩、朝、越等国之间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以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为纽带而形成的关系是很难被割断的。特别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今天，以文化、经济为基础的区域合作也同时在加速发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没有自己文化与文明的特色，就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边缘化”，从而失去自己民族的“主体性”。　所谓“东亚”，从地理上看，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东亚指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广义的东亚除上述地区外还指马来群岛诸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与地区，有时也包括处于东北亚一角的部分俄罗斯领土。从历史上看，所谓“东亚”是指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夏文明所覆盖的中心地带以及这一文明所能够辐射到的周边地带。这个体系在2000余年的时间里，决定了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格局。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问题，它是人们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最基本的动力，是文化规范性的集中体现。一般人们所说的“亚洲价值观”，更多是指东亚价值观。东亚价值观的主要特征是：重家庭、重社会、重人伦。东亚价值观不仅是个文化概念，同时也是个政治概念。它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以人为本”的道德取向。东方文化与价值体系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与价值系统，它注重个人道德的修养，并把人的价值实现寄托于道德的完善上。二战后的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西方价值观成为日本人对事务进行判断时的主要依据与价值取向。对此，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找回自己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只能到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　二是对“集体价值”的认同。“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国家之本在于家庭”。这是东亚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表明了东亚社会注重集体的价值取向。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与欧美资本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其表现就是“集体主义”原则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东京大学教授佐藤康邦用“从外面看是资本主义，从里面看是社会主义”来形容日本社会的特性。重视集体价值、强调个人必须以群体或集体为重，是东方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和合”精神的倡导。“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和谐”是儒家学者追求的最高价值原则。自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就倡导“和合”精神。和合就能达到和谐，和谐就能达到团结。它不仅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普遍性原理，也是朝鲜与日本文化思想的普遍性原理之一。韩国国旗的图案就体现了一种“和合”思想。日本圣德太子颁布宪法“十七条”也有“和为贵”的规定。日本自称“大和民族”，并视其民族精神为“和魂”。　东亚文明圈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道德与价值观，这是东亚作为一极而成立的文化基础。儒家文化倡导集体主义、“社会理性”，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这种价值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普世特征，它能在未来的世界里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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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造英雄：谁来担纲国资重组	国有资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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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负责监管的186家中央企业资产和经营状况参差不齐，规模大的资产总量超过1万亿元，小的资产不到1亿元。目前186家中央企业中，可以依赖和适宜充当‘载体’的，是强势产业集团和投资控股公司。相对于强势产业集团，投资控股公司――特别是强势投资控股公司，其优势不在于产业经营，而在于股权（或产权）经营，其核心竞争力集中于资本经营。与国有产业控股公司不同在于，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中，可以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整体产业，而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产业，而且具有阶段性持股的资产流动性特征。正由于投资控股公司具有这种有别于产业集团，涉足领域更宽，更具有灵活性和对产业发展的敏感嗅觉，以及资本经营的娴熟技艺，同产业集团相比，更适合于作为新体制的‘载体’，担纲国有资产布局和结构调整的具体运作。　据有关资料统计，到2002年底，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4.19万户，国有中小企业共有14.9万户。尽管企业数量分别比1955年下降了46%和39.2%，但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仍然分布散乱，在一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竞争比较激烈、国有经济又不具备优势的行业和领域，比如加工工业和一般竞争性服务行业，国有经济还没有实现完全退出。　　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国有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影响到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作用的发挥，也影响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经济营运的重点是国有资产产权的流动性，通过产权流动实现国有资产优化配置，提高国有经济整体实力。国有经济营运的方向是向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点行业和关键性领域集中，有所为有所不为，改变行业分布过多、过散的现状，积极地从一些国有经济失去优势的领域退出，真正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　国有经济营运的最终效果如何，体现在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带动力和影响力，以及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国有经济调整绝不是消极退缩，而是要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应有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国有经济营运改变了过去改革中强调搞好具体的一个国有企业的思路，而是站在搞好整体国有经济的层面，从粗放式的国有资产管理走向集约式的管理模式，从战略的高度思考和实施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　中央政府掌管的国有资产实际上至少包括以下三大类：第一类包括属于一般竞争领域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比如大型汽车企业、大型石化企业、大型通讯企业等；第二类是具有特殊功能和特殊产业性质的企业，比如涉及国家安全的造币、军工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铁路、电网等；第三类全国性金融机构，主要是全国性银行。　以“民进”为主的国企产权改革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改革毕竟在中国制度中引入了全新的约束，毕竟动摇了中国社会中传统一元化的权力结构，有利于在中国社会造就民众能够监督和约束国家权力的利益格局和经济基础。”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于处理好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调整我国国有资产布局结构，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政府投资兴办的产业应该主要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公共产业、外溢性产业和自然垄断产业。至于非公共性、非外溢性和非自然垄断性的一般竞争领域的产业，应该由民间经济主体自主投资和经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与市场功能，提高整个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资产规模仍然过大，只有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之逐步退出一般竞争领域，才能真正处理好我国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合理调整我国国有资产布局，形成合理的国有资产布局结构，是"十六大"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在调整我国国有资产布局方面，一是在国有资产的行业布局上，必须将国有资产重点分布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具有重要外溢性的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关系国计民生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和行业；二是在国有资产的区域布局上，必须按照有利于带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原则，调整我国国有资产的布局结构。我国国有资产布局结构的调整，不仅需要对今后的国有资产投资增量进行统筹安排和合理分布，而且也必须对现有的国有资产存量进行适当调整。只有深化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民间资本置换方式，使国有资产逐步退出一般竞争领域，才能达到收缩国有资产分布范围，增强国有资产对社会经济控制力和引导力的国有资产布局结构调整的目的。具有一般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应该让位给民间经济主体投资经营。一般竞争性国有企业，是指分布在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由于这些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具有完全的市场可交易性，民间经济主体完全可以自主投资经营，并借助于市场交易达到其追求盈利的目的，而政府投资经营不仅会对民间经济投资产生"排挤效应"，同时由于政府付出的"代理成本"较高，又会降低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具有一般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应该通过产权改造和资产置换，尽快退出一般竞争领域。从总体上概括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实现途径，就是必须按照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要求，在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实行"有进有退"和"适时进退"的双向驱动。（1）在国有资产的增量投资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具有重要外溢性的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关系国计民生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和行业的投资力度，增加对西部省份和广大农村的公共设施投资，增加对我国环保产业的投资。（2）在国有资产存量从一般竞争领域的退出机制和退出时机的选择方面，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经济对一般竞争性国有企业产权改造和资产置换的承受能力，制定和实施有步骤、分阶段的稳步退出战略。一方面必须对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和国有股的适当转让，改善其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其资产运营效率，另一方面，必须使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小型企业通过所有权转让等形式，使其尽快退出一般竞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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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企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	儒商与西方商人管理思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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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仅仅被视为静态的生产函数，但现实世界中则完全不同，如美国与日本都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国的企业制度却存在很大差异。近年来出现了“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这既是经济学的新领域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 “制度”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可以理解为一系列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既包括正式的、成文的法律规章、社会组织规范，也包括非正式的、不成文的习惯、风俗、道德、戒律等。“企业制度”虽然对其定义争论很大，但新制度经济学中一般认为企业制度主要涵义是指生产组织内部的非市场合约，是与“市场制度”相对应的-种制度安排。　所谓人的历史性，是指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是承继一定以前的历史和当时历史条件制约的人，其思维水平、意识要受不同国家历史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他本人的认识和行为也会折射出这些历史性。所谓社会人，是指人在诸如家庭、民族、阶层(或阶级)、国家等许多社会制度约束下的人。所谓历史分析主要试图探索历史在制度起源、发展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分析则可以运用这一方法将不同时间、空间中的制度纳入同一视野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方法可以从新的视角分析制度的多样性、进化与变迁轨迹等，也可以更便利地研究采用何种制度可以更加节约交易成本，而社会制度变迁为何往往采用失败的制度结构；如何考察社会制度中隐性的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等。 1814年英美战争后，美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制铁、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等主要工业部门普遍建立起使用机器的工厂，始于英国的工厂制度得到确认。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的经济虽然迅速增长，但从事经济活动的公司，规模和内容却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传统的单一单位公司，以单一业主制和家族合伙制为主，且以高度个人的方式进行管理。那时企业的特点是，老板就是经理，经理就是老板，美国企业界很少出现组织上的创新。但从1840年开始，由于铁路的迅速延伸，出于管理的需要，第一次出现了专业的经理人员，而铁路公司则成为最早的现代工商企业。特别是在南北战争后，这种现代企业制度在美国得到迅猛的发展和完善，至20世纪20年代末即已形成并基本成熟，这种企业制度的本质内容得到确立。其后至今，这种企业制度也迅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企业制度。　日本从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此时，欧、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处于垄断资本主义前夜。为了消除被西方列强侵吞的危险，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政府充分发挥干预经济的作用，建立国有工厂，扶植私人特权资本，输入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推进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垄断经济发展到了顶点，各方面的危机和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终于在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本经济全面崩溃。日本现代企业制度确立阶段(1956～1965年)，日本政府确立以汽车、石油化工，合成纤维等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强化国际竞争力，采取出口导向政策，并以此为中心实现经济增长。日本式的企业制度在这一时期得以全面地确立，主要表现在，六大财团型企业集团(也称环形企业集团)的重组和建立；产业型企业集团(也称锥形企业集团或独立系企业集团)的兴起；对劳动者支配体制的确立；经营者控制局面的形成；转包中小企业体制的完善等，为了防止美国等外国资本对企业的收购和兼并，从50年代初开始广泛推行“稳定股东工作”，从而形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企业财产关系形式，即所谓的法人资本主义。	和其他文化形态一样, 人类的管理思想也有两种主要类型: 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 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 从20 世纪初泰勒开始已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 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是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 它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和东方文化特色, 并曾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 80 年代以来, 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 使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 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商人的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认为: “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 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 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 功应居首, 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 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商人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儒家管理遵循的是“以人为本”, 把人当作经营中最根本的、能动的因素, 并通过对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和激励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 创造出优化的经营业绩。在管理上, 儒商崇尚的是“贤主劳于求贤, 逸于治事”的用人思想, “圣人治吏不治民”的指挥思想, “人君崇明不贵察”的控制思想等等,此皆以人为本, 以人为中心。　与儒商不同的是西方的管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有重物不重人的倾向。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 西方的管理者都把人看成是“机械人”、“经济人”, 这表现在管理中首先是根据既有的物质条件, 形成一整套规范制度, 把人和物都纳入这大套规范化的制度中进行组合, 人在实际上是被当作了一种与物同样的因素, 是物及其制度的配套物。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是把人当作一种资本、一种生产要素, 还是逃不了人是经营活动中的一部机器。　　西方商人在管理中运用的基本手段与方式就是理性化的利益机制, 即“以理性的契约来确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通过利益上的奖与惩来激励和约束员工的行为, 使其驱向管理目标。”与此不同, 儒商在运用理性的利益机制的同时, 也特别注重情感激励、思想发动和精神动员的作用, 把伦理与人情作为激励和约束员工行为的重要因素, 甚至把利益机制也打上伦理的色彩。　儒商的企业管理组织方式是家族式的。把“齐家”的原理扩展到各种管理组织的行为中, 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作为经纬, 从纵横两个方面把血缘关系与管理等级制度联系起来, 所谓“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以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以移于君”,说明这种伦理关系在各种管理行为之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机制的功能。日本工运评论家森田实这样描述日本企业的内部关系: “企业主好比父亲, 工会好比母亲, 企业中层负责人类似小舅子, 劳动者则似挣钱的儿子。” 　西方商人的管理组织方式则基本上是采取契约制和科层制。企业的最高管理者都是聘用来的。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是在利益相互依存相互认可的基础上,用契约关系来加以维持的。因此,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只是以利益关系为转移的不稳定关系。企业不景气时, 靠大肆裁减员工来减轻工资支出。员工找到很好的工作单位或薪水更好的职位就会跳槽。而且管理技术的复杂化造成了片面追求管理的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 以致成为被美国人称为对“象牙之塔中的分析和理财手段的迷信”。这种管理组织方式的特点就是组织制度和结构是理性化的、容易操作的，但人员的构成是不稳定的, 员工与企业本质是相互外在和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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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文化差异	阴柔文化和阳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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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概念> 一般而言，中国和其他亚洲文化反映了社会科学家称为“集体主义”的取向。这些文化比较注重群体合作和个人谦虚。相反，美国人通常表现出一种个人主义取向。自我实现即使不是一种期望，但至少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美国人更重视不受外部制约的“自由”。 <社会关系>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更正式，等级更分明。中国人似乎非常习惯于等级分明的结构，他们往往根据自己位置和惯例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美国人则更侧重于非正式和平等关系。美国人通常和社会地位相同的人在一起最自在；他们不太重视社会等级。 <友谊>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可能拥有少数终生至交，他们彼此之间交情深厚，愿意相互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美国人可能有许多朋友和熟人，这些朋友和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换，彼此之间承诺的义务有限。 <义务> 在中国人之间，与他人的关系通常意味着彼此之间的义务。与此相反，美国人倾向于回避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长期义务的局面。 <取向> 中国人侧重于关系取向。保持和谐的关系比完成任务更重要。相比之下，美国人侧重于任务取向，完成工作通常比关系更重要。 <和谐与面子> 中国人所受的教育通常是避免直接冲突、公开批评和具有争议的话题。他们希望在周围的人中保持和谐，给别人留“面子”。相反，美国人通常愿意直接面对问题、提出批评、讨论具有争议的问题，并坚持自己认为是“事实”的意见。他们对“面子”并不在意。 <关系与规则> 在交往方面，中国人通常更信任人际关系，而不太信任书面规则和程序。而美国人一般认为书面规则适用于每一个人，并且能够产生公正、合理的程序和决定。 <时间观念> 中国人比较怀旧，也比较注重未来。美国人通常对过去不太感兴趣，他们注重的是眼前的情况。 <身份地位> 在中国的传统中，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很大程度取决于继承特征，例如年龄、性别和家庭，但这种情形正在发生变化。对于大多数美国人，个人地位主要基于自己的成就，包括受教育程度和事业上的成功。	中国人移民到了美国，我们或多或少地美国化了，但同时骨子里的中国文化的血液仍旧滚动着。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似乎跟华人姑娘结合的美国男子大都比较内向，或不是那种很阳刚外向的小伙子。是不是中国文化较内向和阴性，美国文化较外向和阳性，而比较内向的美国男子相对难以找到美国女子作配偶而容易爱上东方女子。一个内向的美国人可能会在这个外向的美国社会格格不入；而一个内向的华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会被看成是老实、不闹事、不夸夸其谈。虽然现在中国社会不一定这样看，但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这样的，所以至少内向的人不会觉得自己太离谱。　阳刚不仅仅指肌肉发达、身材健壮和精力旺盛，还包括举止言行豪爽、果断、勇敢、富有责任心等等。阴柔指温柔，妩媚，灵巧，细腻，顺服。每个人都有阴柔和阳刚。但我们谁都不否认这里有男女之别，把这种区别引申到文化上，也是如此。中国男人包括到美国的中国移民或留学生，我们不得不承认，以群体而论，不如美国人阳刚。我把美国的文化称之为阳刚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们崇尚健美，敢于冒险。我们说阳刚，通常是跟健壮、勇猛、粗犷、豪爽、大方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北方文化相对其南方文化而言，比较接近美国文化。　以长江为界划分南北，中国文化大抵分为南北文化。北方文化厚实、粗犷、豪爽、大方，南方文化细腻、灵巧、妩媚、精明。在唐人街的中国人大都是南方人，以沿海地区移民来美的为多，比如广东、福建和港台。中国南方人普遍个头要比北方人小，饮食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中国北方人的文化饮食生活习惯相对接近欧美一些，吃面食比较多，也喜欢吃奶酪黄油这些东西。除了个人的修养之外，可能和南北环境的差异也有关系。　　美国女人相对其他国家的女人来说，阳气要足，举止有男人味，敢说敢干，精力旺盛。别说跟中国女人比较，就跟法国女人比吧，我就觉得法国女人比美国女人要妩媚得多，言语举止很有女人味，这显然与文化语言有关系。如果用男女来做比喻，美国文化是男人文化，中国文化是女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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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反思：中日相互认识的轨迹	中日企业文化及成长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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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是个谜。它紧随西方之后，却又对其耿耿于怀，不惜一战；它竭尽贬低东方之能事，不惜用铁蹄去践踏，却又割不断那千年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脐带。近代日本的中国观是其亚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人亚洲认识与中国认识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日本对亚洲文明以及中国文化认同与否的态度上的变化。 “华夷秩序观”是日本认识亚洲与世界的出发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一直闭锁于东亚一隅的日本顿生唇亡齿寒之感。佐藤信渊在1849年发表了《存华挫狄论》，倡导“日中提携”。福泽谕吉最初也主张“连带论”，但他很快发现大清朝并不想和日本一样“除旧迎新”。于是，他开始主张“改造论”。他把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比喻为“石造”的房屋，为了避免不是“石造”房屋的邻家起火殃及到自己，他主张应对中国和朝鲜实行“改造”。可是，19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其强国余威犹在，接受小国日本的“改造”简直是天方夜谭。结果，福泽谕吉在1885年写了《脱亚论》一文。经反复演绎之后其主张被定位在“脱亚入欧”一词上。然而，在70多年的近代发展史中，日本既未能“脱亚”，也没能“入欧”。日本的“入欧”是二战后在美军的占领下被强迫实现的。在一些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存在着误区：一是中华文明“宋代截止论”。即承认并认同一直到宋代中华文化与文明都是世界先进文化与文明的代表，但对后来元代与清代的统治不以为然。二是精心构筑“东洋”概念与“东洋史学”理论。近代日本界定的“东洋”概念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地理概念，指整个亚洲。一个是历史和文化概念，以图为日本寻求新的自我定位。当“东洋”外指时，日本将自己包括其内；而当“东洋”内指时，日本却将自己排除在外。日本视自己为落后、“野蛮”的大“东洋”中“文明”的小“西洋”，并刻意与落后的亚洲保持着距离。在部分中国人的日本观中也存在着误区：一是历史上的“东夷”论。历史上中国一直视日本为“东夷”小国，对日本要求与自己平起平坐甚为不满。近代以来日本又多次侵略中国，所以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蔑视与仇恨不断加深。二是对日本“整体记忆”的恶化。这种“整体记忆”恶化的原因主要源于日本对华侵略的历史。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导致一些中国人将特殊阶段的历史事实定格为日本民族性格的普遍性特征，结果他们在对日认识上往往容易出现情绪化倾向。与历史对话就需要对历史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历史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它是由无数个横断面构成的时间与空间的多维、立体的客观世界。任何视所观察的对象为静止目标，任何以点代面的非科学、非辩证的认识历史的方法都不是正确的方法，也不会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历史不是“包袱”而是一面镜子，我们只有“以史为鉴”，方能面向未来。	日本的终身制，日本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使得日本企业家和干部不是要去创造怎么去做好事，而是主要是别做错事，造成了日本企业今天的保守、缓慢，没有创新精神，更没有激情。而西方的文化正在进入，更多是享受主义、追求自我。这次到了日本去，跟很多的日本企业家交流，实实在在讲，我们跟50岁以上的企业家交流，感觉很兴奋，他们也很兴奋。50岁以下，年轻几乎没有几个，但都很规矩。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多是闯出来的，特别是私营企业，实际上是抱着孩子找老爷出来的。有很多民营企业都是抓住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企业文化或者文化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更多民营企业为了找到理论根据，找到生存点，所以打出文化的牌，借老祖宗的文化，办好我们现在的企业，所以说走出了一套东西。　中日文化是大的体系下小的分支，大体系是什么？儒家文化。终身雇佣就是体现我们传统的观念，从一而忠。实际上是东方文化的表现，这一点中国和日本完全一样。现在反思一个问题，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乃至艺术的根本之本。埃及、古罗马、巴比伦、巴格达都创造过历史辉煌，包括中国、印度，是什么使他当时那么辉煌呢？因为它有先进的文化，有正确的文化、财富、文明、经济、政治。文化不是落在嘴皮上，他渗透在人的细胞里面去。企业文化我认为我还不敢说什么竞争力，我说企业生存的基本竞争力。没有这个底蕴、功夫和基础，也可能昙花一现。　我觉得企业文化是不可忽视的根本。拿日本来说，二战以后，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的强国呢？在保持自己的文化同时，学习其他的文化。在大唐时代就来中国取经，后来到欧洲，取其之长，补其之短。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占主流的2600、2700百年，最后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了。历史上熏陶出来我们中华帝国，建造过辉煌，大唐和宋代的时候，我们GDP是世界的综合，难道我们祖先错了吗？我们不能这样亵渎祖宗啊。　企业文化来源老板文化，老板文化通过实践转为企业文化，被大家认可。企业文化跟中华的文化跟国际的文化是相同的，也就是大文化里面的小文化。一个国家若干个企业，若干个部门，我们自己做企业，我们的企业文化首先符合管理者，因为文化得在管理者认可下才能铺开，如果管理者不认可，很难在企业里面执行下去。所以也就是说，管理者的文化，对文化看的重还是轻，文化的高低，决定企业发展的大小、长远。　企业文化按现在权威说法，大家认同的说法分三个层次，一个是最外围物质文化，中间是制度文化，最中心的点我们称为理念文化、精神文化。企业要抓住核心就是如何树立自己的理念文化、核心文化。像一个新疆企业写的一个口号非常好叫“不求超越别人，但求别人无法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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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统南方盛	汉唐盛世再显	大国兴衰机理	中美文化差异	地理决定性格	民主党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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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主义者的导论 2005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