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主义者の《超越日本》-- 引入财团机制，推进合纵联横

日本大财阀	超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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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与日本企业所表现的强韧国际竞争力为各界承认；但因学者专家的观点有别，故各有不同的见解。关于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之探讨，其研究的先驱者首推 Abegglen C.，该氏于1955~56年期间，针对日本企业的工厂进行实态调查；在其调查成果中指出：终身雇用制、采用应届毕业生与年功序列制等为日本企业的经营特征。此后有关研究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诸理论，皆莫不深受其影响。其后关于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之研究，略可分为「制度论」与「集团论」两大流派。制度论者的研究方法，着重于日本的企业内组合与特有的经营制度（终身雇用制与年功序列制等人事雇用制度、经营决策管理组织与制度）是如何地形成与进行运作之分析。至于集团论者的研究方法，则是将视点放在日本企业之独特的集团主义志向。进入1980年代中期，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在研究上有有着突破性的展获，「日本型经营系统论」因而逐渐抬头成为主流；有别于传统的「日本型经营方式论」，其主张日本企业之竞争力的泉源是来自现场管理的重视及卓越的生产体制。另一方面，在美国西北大学「日本行销策略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中指出：日本的成功是由于社会文化环境、政府与企业环境、竞争环境及企业内部组织环境之四大环境因素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事实上，若限定问题在探讨日本经济或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则可化繁为简地将焦点投射在日本独特的「企业集团」之上；因为日本式企业集团对于日本经济或日本企业的强劲竞争力，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且发挥出钜大的力量与贡献。所以，一般日本对于企业集团的定义为：各企业在法律上、经济上维持独立性，然而透过相互持股、投资融资、业务合作、主要干部派遣等方式，追求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复数企业之结合体。事实上，日本存在两种形态的企业集团，一为以主力的都市银行、综合商社与制造厂商为核心企业，并且吸收横跨各种产业的企业而形成的集团，例如：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与第一劝银之六大企业集团；另有以强而有力的企业为中心而形成的集团，例如：丰田汽车集团、日立集团、东芝集团、松下集团、东急集团、伊藤荣集团等。惟在习惯上，后者称为巨大企业，而企业集团则系指前者；且一般都将巨大企业划分归属于某一六大企业集团之内。日本式的企业集团，通常包含三个重要的核心部门：综合商社、都市银行与有力的制造厂商；其三者经常维持相互协助与分工合作的密切关系进而发挥集团最大的整合力。此种企业集团的协调互助与运作方式在日本企业进行对外贸易的拓展之时，即成为无坚不摧的强力武器；但对于有志立足于日本市场的外国企业而言，却是造成一种无形的参入障碍。日本的六大企业集团不仅规模庞大、掌握大量的资源，且集团内企业遍布各种行业及彼此在情报、采购、制造、研发、行销、财务等功能上分工协助。譬如：当日本企业欲进行海外进出之际，银行则提供充分的征信调查与投资风险评估乃至长期融资；综合商社则提供详细的原料、产品、通路、技术等市场情报。故日本企业通常能规划周密的经营计划，以长期的观点且稳健与按步就班地展开海外进军，因而大为提高事业的成功机率与持久性。当探讨美日两国经济力量的消长浮沉之际，一般大都认为日本式独特的经营方式与产业组织的架构与运作，是为造就日本经济强盛的主要原因。但若进一步深入了解，则不难发现日本式的经营方式具有劳资和谐与企业以长期眼光展开有计划性的经营策略等优点，以及企业间能够维持相互信赖以利稳定地发展精进等特色，而其中日本式企业集团所发挥的贡献与影响力实在不容忽视。	超越，中国百余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情结，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从“超英赶美”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人不断的努力、梦想并实践着一次又一次超越：超越自己、超越先进、超越对手。 200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被世界所超越的地位，但就在这短短的200年之间，中国从一个被超越者，逐渐成为了一个超越者。甚至，我们第一步要超越的对象，就是曾经为了超越中国而提出“和魂汉才”的日本。学习日本，并不仅仅因为中国与日本有着相似的亚洲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和日本几乎走了同样的一条商业发展的道路：从简单模仿到加工生产，最终，必将创造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品牌。日本50年来的发展经验，可以使我们避免走日本走过的弯路，同时，还警醒我们绕过那些通向失败的陷阱。日本企业员工对企业的责任感，与中国员工有着显著的区别，这种责任感使得日本企业的高管层能够从日常生产管理中脱身出来，将精力更多的放在企业战略和市场经营方面。企业领导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保证企业充满活力，加强员工的企业向心力和凝聚力。否则，企业是一盘散沙，无论怎样英明的战略决策，多么优秀的技术和完美的产品，没有广大员工的共同努力，也没有办法创造出应有的价值。日本企业还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强调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引导员工将民族、国家荣誉感，转化为企业荣誉感。日本企业对员工培训可谓是不遗余力，而且，这种企业培训也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和管理技能培训，还包括企业成员人格培养和企业道德文化的培养。除了正规培训之外，员工业余时间的各种集体活动也被企业推崇。一般员工通过参与各种业余活动和小型聚会，来与同事或者上级领导进行沟通。晚饭时间更是员工参与各种讨论、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的大好时机，并且逐渐演变成一种企业文化。这种直接的沟通，事实上也是老员工对新员工的一种非正式培训，通过这种培训，不断的将企业文化、员工成长规划和职业道德标准，潜移默化的注入到员工的思想中，使之成为行为上的准则。日本人无论是谈判还是开会，都会有专职的记录员，这些记录工作不仅仅包含着会议发言，需要说明的是：在日本公司，这些已经不是一种刻意的工作，而是这个岗位上的职员一种自觉的行为。良好的情报意识，使得日本企业在世界竞争中处处获得先机。作为民营企业应当建立适合自己企业的人才成长阶梯，让员工有长远的人生目标，看到美好的未来，培训员工，使企业员工与企业一块成长。多提拔企业内部有上进心的、有能力的员工，这样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会越来越高，这就是企业凝聚力。强大的凝聚力是企业的希望，企业不是靠一两个人来指点迷津就能搞好，它需要的是一支优秀的团队，是一群有责任、有能力、有知识、有上进心的对企业忠心耿耿的优秀人才。我们向日本学习，要先照搬，用了之后才知道能不能用。用僵化、优化、固化的方法学习，严格照搬，操作一段时间，一两年，死板的照抄，用一段时间再优化，否则破坏内部逻辑结构，然后再固化。任何学习都有副作用，对于学习的副作用，坚持不忙于去改它。学习上首先教育全社会，每个人要笨一点。不要认为自己聪明，这是很误事的。每个人的力度不同，走不到一起去，要想尽一切办法教育我们的员工，每个人都是作小事的，要学会依靠团队。第二，每个企业设计自己的风纪扣。部队军装上的风纪扣做什么用？是让军队养成服从的习惯。一件小事可以做成这样，在需要胸膛去挡枪口的时候才可以冲上去。第三，管理者不能游离于管理之外，我们的管理者往往是监督指导，管理者本身也是一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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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企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	日本的文化摄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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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仅仅被视为静态的生产函数，但现实世界中则完全不同，如美国与日本都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国的企业制度却存在很大差异。日本企业中实行的“法人交叉持股”、“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被看作日本企业制度的固有特征，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被推崇倍至，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时又被贬得一文不值。　“制度”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可以理解为一系列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既包括正式的、成文的法律规章、社会组织规范，也包括非正式的、不成文的习惯、风俗、道德、戒律等。“企业制度”虽然对其定义争论很大，但新制度经济学中一般认为企业制度主要涵义是指生产组织内部的非市场合约，是与“市场制度”相对应的-种制度安排。　日本从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此时，欧、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处于垄断资本主义前夜。为了消除被西方列强侵吞的危险，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政府充分发挥干预经济的作用，建立国有工厂，扶植私人特权资本，输入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推进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日本政府确立以汽车、石油化工，合成纤维等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强化国际竞争力，采取出口导向政策，并以此为中心实现经济增长。日本式的企业制度在这一时期得以全面地确立，主要表现在，六大财团型企业集团(也称环形企业集团)的重组和建立；产业型企业集团(也称锥形企业集团或独立系企业集团)的兴起；对劳动者支配体制的确立；经营者控制局面的形成；转包中小企业体制的完善等，为了防止美国等外国资本对企业的收购和兼并，从50年代初开始广泛推行“稳定股东工作”，从而形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企业财产关系形式，即所谓的法人资本主义。　由于1953年对“禁止垄断法”的修改，放宽了持有竞争关系的公司的股份及兼职的限制，如金融机构持股限制由5％扩大至10％；缓和了对卡特尔的限制等。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大旧财阀原来的属于企业很多又重聚起来，当然其特点与原旧财阀有很大的不同。战后的一些“新财阀”也相互结合，形成芙蓉、第一劝业银行及三和三大新型财团企业集团。这就是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型企业集团，这些集团具有许多特点，最显著特点便是以金融机构为中心，集团内各企业环形持股，即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交叉持股。日本政府和企业表面上承诺资本自由化，但实际上却加快实施阻碍资本自由化对策的“稳定股东工作”，即由集团内部或有关系的银行和企业相互持股，形成长期稳定的股东。这样，市场上流通的股票很少，股价高昂，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企业都很难通过购买股票达到兼并的目的，促进了股东的法人化发展。到1965年法人持股比率已达41．8％，到1990年更是增加到72．1％。　日本现代公司制度的变迁，特别是所有权结构的变迁是有其深刻背景和原因的，日本政府比较有效地根据其实际情况引导了这一变迁，而不是完全根据GHQ的设计，照搬英、美的企业制度模式。日本这种现代企业制度及其产权基础，深刻地影响和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　企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制度创新主体对预期利益的追求，预期收益成为各创新主体和政府的最重要收益目标，因此存在着预期收益分配中的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逐步成为企业制度环境、乃至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环境的制度供给者和创新者。而使企业家逐步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主体。	日本何以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率先走上近代化道路？又何以在战败后再次迅速崛起？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为其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这在学界已多有研究。然而不能否认，日本内在的文化因素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本人的拿来主义自有路数，每逢大规模吸收某种新的外来文化时，表现得极其酣畅，即对外来文化可以不加甄别的照单全收，尔后在与这种外来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自然筛选、淘汰，而较少激烈的排异过程。就像丰盛的宴席，上等菜肴大多会被风卷残云，饱食之余，残羹剩饭弃之可也。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文明的成果几乎是全盘接纳，但却独独淘汰了孟子“易姓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符合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宦官制度、和三寸金莲的陋习。幕末开国以后更是全方位的将西洋文化摄于囊中，然后再作筛选，结果政治上采用了君主立宪制度，军事上引进了德国的模式等等，对不和日本国情的民主代议制度则拒之门外。二战后又大吃美国文化的宴席，但对个人主义、个性开放却少有青睐。这种首先来者不拒，而后从容筛选的做法，自有其妙处。比照历史上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便可一目了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西洋文化的态度划分为若干阵营，诸如：排外主义、西化思想、中体西用论等等，相互间争争不已，似乎要先有一个结论，再去实行。五四时期西化与传统的论战又复如是。然而，在重大历史变革的紧要关头，时间就是效率。就在国人正论得起劲儿，蹉跎岁月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向满清王朝“兴师问罪”，而后掠走了两万万两白银！　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抗水土流失性，能够在大口品味外来文化的同时，完好保存传统文化的独特风味。在享受政治、经济等各类现代化方式的同时，今天的日本人极其自然地保留着传统的“日本方式”。　仅就企业模式来说，二战后，尽管日本几乎照搬了“美国方式”，但却保留了与美国个人主义相反的同心圆式的集团主义传统(每一个圆都是一个利益集团，比如小到一个家庭、社区，大到企业集团以至国家)，这种以集团为单位的归属意识，既加强了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又具有对外竞争意识。尤其是日本企业这样的集团，成为所有员工的命运共同体。这种以集团内部温情主义为基础的对外竞争意识，确实是战后日本成功的一大法宝。　如前所述，日本人较少对外来文化的排异性，他们可以极其自然地同时接纳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日本人崇尚传统神道的同时，可以毫无避讳地敬仰佛教和基督教。婴儿出生后首先要去神社祈福，而婚礼一般在教堂举行，丧事则是在佛家寺院进行，这已经成为普通日本人的习惯。笔者还曾在日本人家里，看到同时供奉着神龛、观音和圣母马利亚的奇景。在今天世界上宗教冲突不断升级的形势下，日本人坦然接纳复数宗教的做法，似乎应该给人类带来某种启示。鲁迅先生在他的《拿来主义》中写到： “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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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模式本质特征	中日企业集团公司治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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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德日两国的银行处于公司治理的核心地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深深涉足其关联公司的经营事务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主银行体系。所谓主银行是指某企业接受贷款中具第一位的银行称之为该企业的主银行，而由主银行提供的贷款叫作系列贷款，包括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日本的主银行制是一个多面体，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层面：一是银企关系层面，即企业与主银行之间在融资、持股、信息交流和管理等方面结成的关系；二是银银关系层面即指银行之间基于企业的联系而形成的关系；三是政银关系，即指政府管制当局与银行业之间的关系。这三层关系相互交错、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或称为以银行为中心的、通过企业的相互持股而结成的网络。法人持股，特别是法人相互持股是德日公司股权结构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尤其在日本公司中更为突出。二战后，股权所有主体多元化和股东数量迅速增长是日本企业股权结构分散化的重要表现。但在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中，股权并没有向个人集中而是向法人集中，由此形成了日本企业股权法人化现象，构成了法人持股的一大特征。由于德日在法律上对法人相互持股没有限制，因此德日公司法人相互持股非常普遍。法人相互持股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垂直持股，如丰田、住友公司，它们通过建立母子公司的关系，达到密切生产、技术、流通和服务等方面相互协作的目的。另一种是环状持股，如三菱公司、第一劝银集团等，其目的是相互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资产和经营关系。总之，公司相互持股加强了关联企业之间的联系，使企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在一定程度上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德日公司的股东监控机制是一种“主动性”或“积极性”的模式，即公司股东主要通过一个能信赖的中介组织或股东当中有行使股东权力的人或组织，通常是一家银行来代替他们控制与监督公司经理的行为，从而达到参与公司控制与监督的目的，如果股东们对公司经理不满意，不像英美两国公司那样只是“用脚投票”，而是直接“用手发言”。日本银行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必然在固定行使监控权力中，发挥领导的作用。日本银行及其法人股东通过积极获取经营信息对公司主管实行严密的监督。一方面，银行作为公司的主要股东，在盈利情况良好的条件下，银行只是作为“平静的商业伙伴”而存在。另一方面如果公司盈利开始下降，主银行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能够很早就通过营业往来帐户、短期信贷、与公司最高管理层商业伙伴的长期个人交往等途径获取信息，及时发现问题。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主银行就可以通过召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来更换公司的最高领导层。日本公司还通过定期举行的“经理俱乐部”会议对公司主管施加影响。尽管“经理俱乐部”会议是非正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但它实际上是银行和其他主要法人股东真正行使权力的场所。在“经理俱乐部”会议上，包括银行和法人股东在内的负责人与公司经理一道讨论公司的投资项目、经理的人选以及重大的公司政策等。	日本企业集团曾取得很大成功的经验，但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我们企业集团的发展虽然与日本企业集团的起点不同、成熟程度不同，但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日本企业集团的形成基本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特殊形式的大企业的横向联合，以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业银行六大企业集团的实力最为雄厚；其二是在战后兴起的一般企业系列的纵向结合。战后日本企业集团有三大类型：一是旧财阀系统的企业集团，如三菱、三井和住友集团；二是新型企业集团，它们基本上是在战后更新集结或兴起的企业集团，如芙蓉、第一劝业银行、三和企业集团；三是独立系企业集团，其中包括大型制造企业集团、银行业集团、证券业集团、综合商社集团等。　财阀系集团虽然从名称上看沿袭了旧财阀的商号，但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它废除了财阀家族那种持股公司对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直到子公司进行垂直统治的体制，采取了企业集团内成员企业相互持股、集团内银行系列融资、建立“社长会”等组织形态，形成了日本式的公司治理结构。　面对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竞争过度的情况，日本的产业政策从主要关注产业结构政策转向既关注产业结构政策又关注产业组织政策，对产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其重点是企业合并和改组，实现资本集中和建立规模经济体制。日本确立其产业组织政策的核心是集中优先，并且通过立法的形式使产业组织政策落到实处，如《石油工业法》、《电子工业法》等。在有力的政策推动下，以战后创立并迅速发展的一些优秀企业为中心形成的企业集团迅速发展壮大，这些集团大多是根据生产销售等经营方面的需要、以母子公司制的形式所结成的纵向联合，成为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新兴力量。新兴企业集团同样在一定程度拥有如前所述的日本企业集团的特点。　战后日本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特征，这是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传统和西方市场制度的精神和理念两种作用的结果。其微观方面表现为：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三大神器”为代表的日本雇佣制度和劳资关系；以法人相互持股、从业人员利益优先的“内部人控制”和来自主银行的监控为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以重视信息共享、协同行动和人力资本深度开发为特征的企业生产管理方式；以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和系列化为市场特色的企业之间关系等，统称为日本式经营。宏观方面的特征表现为：以审议会和行业团体等中介组织为纽带的紧密的政官财三角关系；以间接金融、财政投融资和行政指导等为主要支付手段的产业政策；政企的依存型关系和官僚制多元主义等。日本型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适应工业化赶超阶段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和战略。企业集团公司治理的特征与集团的体制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一定的体制环境诞生就有一定的治理结构，并且受文化、法律等因素的影响，只有建立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治理机制的效力才会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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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文化和宗教信仰	儒学与东亚模式：以东西文化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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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宗教发展史上，儒教、佛教和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对日本影响最大。在5世纪前后和6世纪中叶，随着我国和日本的相互往来，我国各种文化和哲学思想传到日本，儒教和佛教也在此时传入日本。这两种宗教对日本真正形成影响是在7世纪初，圣德太子为巩固对日本的统治，大力推广佛教，并以儒教、佛教教义为思想基础，颁布了"17条宪法"，从此在日本推行以两大宗教为主的"和"式统治。我国的儒教对日本的影响巨大，"仁、义，礼、智、忠、孝、和、爱"等伦理思想和日本"忠于大皇，拼死不憾"的神道精神从古沿袭到现代便形成了"忠""和"为代表的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又利用宗教的形式得以实施。日本企业家认为：人生两大需求是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为使人们的生活美满幸福，就要不断满足这两大需求。物质需求通过大量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得以满足，精神需求则要依靠信仰。　日本企业的现代化从明治维新开始，为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工商界的宗教现象并不少见，只是到了此时因政府各种政策的作用，宗教影响才真正在企业间扩散开来，所以宗教和企业文化的真正结合是从此时开始的，这就是他们自称的"伦语加算盘" 或 "士魂商才"的企业文化。　日本的企业家把宗教思想融入到自己的经营哲学中，"产业报国、以社会责任为己任、和睦相处，上下一致"等思想正是和神道'忠'的思想和儒教的'和"有着莫大的相似性。在大多数日本企业的经营哲学中，绝对不会将"赚取利润"这个任何企业都必须达到的目标放在首位，相反，他们更多地是强调企业的责任一强调企业对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所负的责任。利用宗教活动，企业家很好地协调了企业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把下属的思想引到他们所希望的境界，从而在管理层内部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避免了企业的内耗。朝会、晚训、社歌等可谓日本管理方法上的一大特色，在公司每天上下班前的20分钟里，所有员工都必须集中一起高唱社歌，背诵社训或检查自己的过失。　为使员工能更好地接受企业的经营哲学，成为企业集团的一份子，日本大多数企业从员工一进入公司就开始进行精神上和技能上的培训，但最重要的是使员工在思想上和企业融为一体，这就是所谓的"咨询制"，日本的雇佣制度采用终身雇佣制，他们从大学刚毕业或刚踏上社会的青年人中间挑选，然后通过各种考验，选择合适人才，被录用的人将在这个企业里工作到退休为止．只要他们喜欢，可以一直工作到死。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探索自己的适合国际新环境又适合国情的新路子的过程中，创造了成长和发展的奇迹，“东亚模式”便作为东西方现代化比较的课题提了出来。而这一问题所包含的不仅是社会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东西方关系与东西文化关系的问题。 1981年由霍夫亨兹（Hofheinz）和柯德尔（Calder）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合著的《东亚之锋》在开篇的第一章便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来自东亚的挑战。他们不仅看到东亚国家的高速现代化已经在商战中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构成了威胁，而且把这一事件提高到改变近代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的高度。曾以著作《大趋势》系列丛书在全球不断引起轰动的美国作家约翰·奈斯比特就曾在《亚洲大趋势》中指出，“这个世界正朝东方化的方向发展”，“亚洲正以其特有的‘亚洲模式’运行，使经济步入一个鼎盛时期”。“当代亚洲将重塑现代人类灵魂，在唤醒个性意识、树立坚定信念和倡导苦干与献身精神方面，他们将以先驱者的姿态出现”。约翰·奈斯比特就此主张，在现代化的观点上西方应承认并正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的观点启示我们，东亚作为非西方式现代化的典型，其所提供的经验直接关乎文化与社会价值观，即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因问题。从价值观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看，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韩国教授金日坤在他的《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著作中曾举一部反映二战时期题材的电影《第十七号俘虏收容所》，讲的是一个被德军俘虏的美军，在俘虏收容所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赚钱的故事。作者通过这个故事说明，“即便在俘虏收容所里，西欧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三大经济原理———私有、营利、自由，也依然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为人们所承认”。而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欧资本主义秩序与东方自古以来就保持的集团主义社会秩序是截然不同的。 1982年，在美国人弗兰克·吉布尼出版的名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一书中，第一章《21世纪的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小标题是以《儒家的资本主义》命名的。文中把儒家学说概括为“一种感化人心的哲学”，“对孔子的信仰是与对社会的信仰分不开的”,“衡量事物的尺度是相互关系，而不是个人”。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在日本的企业中，因而提出：“应该从总体上来考察我们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公社制资本主义或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的日本企业社会，……它调整了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还调整了随之出现的民主主义），使之适应各种压力、需求和当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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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式产业组织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战后日本外部董事制度的发展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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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系列和6大企业集团为代表的日本式产业组织，因其具有的对内竞争，对外封闭的典型特征，一度被奉为是日本产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日本企业在市场上形成了独特的企业间关系，即日本式产业组织是日本产业竞争力的源泉。产业组织,简而言之就是企业间关系的表现形式。所谓日本式产业组织是除去上述一般性理论研究之外的特殊内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企业系列"和"6大企业集团"两个带有明显日本烙印的词语所表达的内涵。企业系列是有关日本产业组织研究中利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简单地讲，它是指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基于订货所形成的分工关系及分工结构，有时也称之为金字塔型体系。企业系列适用于具有规模经济性的加工组装型产业。这些产业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性及加工组装特点，可以充分利用专业化分工生产的效益，从而强化日本产品由相对低价格及高品质所形成的质量价格比优势。企业系列是一种渐变的适应性制度安排。企业系列是就企业间关系达成的一种制度安排，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是决定制度生命力的一个主要因素，日本企业系列组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体现出了对环境的适应性，使得表现形式近乎未变的企业系列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类似上述的种种适应环境变化的策略,使得企业系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一种柔性的制度安排。企业集团在经济学研究中不是一个鲜见的名词，但提及日本的企业集团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作为日本式产业组织的另一表现形式，与日本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企业集团是企业之间基于横向联系而产生的组织体，日本企业集团内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是以银行资本和商社资本为核心，成员企业的行业分布范围广泛，且大多是本行业内的寡头大企业。成员企业之间通过相互持有股票形成环状资本所有关系，维系企业集团的稳定。银行和商社资本在企业集团中的主导作用根源于企业集团形成初期，其成员企业由于自身资源禀赋的限制对资本和流通渠道产生依赖，后来成员企业经过发展虽然大多成长为本行业的寡头企业，但路径依赖所表现出来的制度刚性仍然使银行和商社成为企业集团的象征。因为企业集团成员企业的行业分布范围广泛,所以彼此之间并不一定产生交易关系，但却通过相互持股形成稳定股东的经营体制。虽说相互持股占所有股本的份额并不大，如1992年企业集团成员企业发行的股票总数中，由同一企业集团成员企业持有的比例，六大企业集团平均是22.21%，但在股权日益分散的发展趋势下，这一比例数足以对试图通过掌握多数股权达到M&A目的的企业活动造成巨大威胁，这也是六大企业集团具有提高市场进入壁垒作用的一种表现。为了维持六大企业集团内部的"圈内竞争"，相互持股关系已经超越了同一企业集团的范畴，成为分属不同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间的相互持股，企业的持股目的，不是获取对手企业的支配权，而是维护对手企业现有所有权结构的稳定。这种成员企业的相互持股方式导致内外差别待遇，使得外国资本通过资本运作方式参与日本企业经营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换言之，剥夺了外国资本及国内非企业集团成员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	日本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同西方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相比有着极大的不同。首先，日本大企业董事会的组成中大部分是外部董事，且主要控股股东的代表基本上是外部董事。其次，日本企业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既不以谋求股息或红利为目标，在通常情况下也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在日本，股东大会往往流于形式，发挥不了决策作用。在企业经营稳定的情况下，甚至代表控股股东的外部董事也不参与到任何经营活动。而在日本大企业中，董事会具有特殊的形成方式。即主要是由企业的最高经营者--社长提名董事候选人，并在股东大会上几乎原封不动地获得通过。因此，日本企业董事会的形成体现着经营者控制及内部操作的特点。正是由于日本企业的法人交叉持股的股权结构使外部董事的介入成为可能。同时由于外部的大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法人持有该企业的股票，甚至成为大股东，才迫使其向该企业派遣相关人员，担任董事会成员，以保证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受到保护。日本企业的融资方式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主力银行制"，它推动了外部董事制度的发展。首先，日本企业的"超贷"现象极其明显。其次，在日本企业所筹措到的外部资金中，以间接金融方式为主。最后，在以间接金融形式获得的贷款中，"主力银行制"的贷款特征极其明显。日本这种独特的融资方式，造成日本银行机构在企业的经营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主力银行既是企业的大股东，又是企业的主要债权人，从而拥有对企业的隐含控制权，为了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及所控股企业经营的稳定性，主力金融机构向控股企业派出大量的外部人员担任董事，从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外部董事机制。着重强调自我修养和大力提倡忠孝的文化思想迅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奠定了日本经济中集体协调的基础。究其根源，它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儒家学说为日本企业的这种特殊团队精神提供了伦理基础。"和"是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截然相反的。它强调所有人际关系都要受到以下三方面的限制，即需要与他人相处，需要在共同的活动中合作，需要建立和保持和谐关系。正是这种团队精神将日本企业捆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网状的互助循环关系，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加强企业间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而外部董事制度则是这种团队精神在公司组织结构中的具体体现，通过大量互派人员加强彼此的交往和联系，充分发挥各公司的团结精神。可以说正是日本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造就了日本的外部董事制度。事实证明日本的大企业却是从这些内部交易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东洋经济新报社199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大企业通过系列内部的交易和利润转移可节省10％一15％的应付税额。另外，在对外贸易上，1982年美国通商代表部在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民间壁垒"这一概念，意指本国企业的行为成为外国企业的参入障碍这一现象。报告列出了民间壁垒包括产业组织问题中的系列化(企业集团的生产和流通支配)，复杂低效的流通体系，国内产品购买偏好等。其中产业组织问题中的系列化壁垒是作为主要形式出现的。在日本向外界开放市场的初期，日本企业采用纵向一体化，解决了自身与世界大公司相比实力不足的问题，并保护了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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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环状持股的利弊探析与借鉴	论我国公司相互持股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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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状持股是日本企业的重要特点之一。环状持股是指数家企业之间相互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最简单的环状持股是A、B两家公司相互持有对方的股票，又称为相互持股。环状持股现象源于日本旧财阀系列的企业重组或企业系列化。日本股份公司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法人股东在大企业占主导地位。特别是金融、保险业及企业法人的持股率高达70％以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达到了实际出资额并不大，便可以成为头号股东的程度。而个人股东则仅占不到30％，难以影响公司决策。法人之间的相互持股或环状持股，形成银行、企业保险业、商业服务业等一系列法人之间的互相渗透、依托、辅助与监督网络。　从企业的角度看，环状持股是为了稳定股东队伍，进行企业间的业务、技术合作，加强企业联系。法人股东倾向于维系法人之间长久的借贷与产销关系，而不是眼前的利润分红。法人之间已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例如，日本的六大财团企业集团即是如此。一旦企业不景气，各法人股东不仅不会散伙，反而会彼此协调互通信息，争取共渡难关，从而彼此成为所谓“稳定股”。无形中，在财团企业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与社会上大的证券交易市场相互联系的“小资本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大会实质是各主要法人代表之间彼此协调与相互监督的场所。　正因为如此，日本股份公司，特别是大企业的“行动原理”，主要是“与从业人员共同谋求长期稳定的发展”。企业的经营者并不太追求股东资本利润率和分红率，而是优先考虑如何扩大事业规模和市场份额。借鉴日本企业法人间相互持股的经验，把部分国有股转为法人股，使由大中型国有企业改组后的股份公司的持股结构由以国家股为主，逐步转向以法人持股为主。这样既可保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能克服单一国有制的许多弊端。　目前，国有的大部分债务是银行贷款。随着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应该允许和鼓励其进行企业股票投资的资金运用。在这一过程中，伴随主银行制度的发展和形成，各银行可以根据国家规定的比例，把其向企业贷款的一部分逐步地转变为对企业的持股。允许和鼓励银行对企业的持股，不仅能够以资本为纽带，加强企业银行的关系，而且能够降低国家持股的比例，促进国家和企业的分离。另外，银行把其对企业的贷款的一部分转为对企业的持股，这既可以避免对企业贷款的不良债权化，确保银行的资产收益，又可以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可谓一举多得。　企业相互交易中所形成的三角债是国有企业经常陷入资金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彻底解决三角债问题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其中有效措施之一，就是把有密切交易关系和分工协作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债务的一部分，转变为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债权和股权是两种不同的权益。债权属于债权人的权益，股权属于出资人的权益。它们都是企业的资金来源，但性质不同：债权无权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不承担任何责任；股权体现了企业所有权的关系，出资人可以根据所有权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并要对企业的经营现状承担有限责任。将三角债转为法人股，不仅可以加强相关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或分工协作关系，而且可以以资本为纽带，促进企业之间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经济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大的企业集团。	法人持股制度给公司相互持股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日本在此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日本股份经济的格局是：法人持股占股份总额的70%，其中大约80%是法人交叉持股。法人持股，或企业间互相持股，是日本战后改革产生的一种所有制上的新变化，它既表现为金融机构和企事业法人持有企业的股份，也表现为有关联的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在日本，比较大的法人产业企业的大股东一般都是金融机构，特别是城市银行与生命保险公司。与此相并行的是，这些金融机构的大股东又是其所持股对象的大法人企业。除此之外，一般的非金融法人企业之间也有相当比例的相互持股。这样，在企业集团的范围内，金融机构、综合商社和大型产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就构成了日本企业股权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资本相对集中的日本，企业法人通过环型的或混合型的交叉持股来构建由社长会控制的企业集团，“企业集团下互相的各个组成企业之经营者，虽然服从了公司法的法律形式，但实质上已成为从公司法规制的框架结构中解放出来的人物了。”企业的经营者以战略联合为目的进行交叉持股，并借助法人股连续稀释真实股权的投票权直至达到以社长会联合控制各成员公司的目的，成员公司互相持股的水平型的企业集团实际上已经摧毁了在单个公司中真实股东控制经营者的公司治理结构，他们依靠成员之间的契约型的互相监督和控制，形成了有主银行存在、互相持股和外部竞争三条件支撑下的契约与组织。根据相互持股公司间是否直接互为出资人和被投资公司，可将公司相互持股分为直接相互持股与间接相互持股两种形式。直接相互持股是指两个公司直接同时持有对方的股份，双方互为股东。间接相互持股是一公司不直接持有另一公司的股份，而是其中的一方或双方通过对一他公司或子公司的持股，进而以该他公司或子公司对另一公司持股的方式。关联公司以相互持股的方式进行联合，其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各关联公司业务的稳定性，相互持股使各关联公司的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公司的重大事项的决策变得更加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关联公司集合体的某一个公司的股东会可以为各个关联公司提供决策。公司相互持股作为一种公司转投资的现象，其存在有其积极意义。第一、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持股使大多数公司形成以法人股东占主导地位的持股结构；第二、企业法人之间持股，有利于优化组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使资源得以合理配置；第三、企业法人相互持股，可以形成一系列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渗透、依赖、辅助与监督的网络和利益共同体。企业法人就会在资金、业务、产销等关系方面彼此协调、相互合作，形成规模效应和集团力量，从而合使公司在市场经济中增强竞争力。法人相互参股，还可以防止被外国企业或敌对企业操纵控制，当企业经营遇到困难，为了保持企业的安定，持股企业可以互相支持，抱这种目的实行的相互参股，当某个企业遇到困难时，这种命运共同体对企业安定确实能起很大作用。此外，企业结合的动机还有节约经费、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互相在技术上、管理上取长补短，劳务对策，如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或技术力量不足，为了制约竞争，为了在事业领域的互相补充，为了确保销售渠道，为了避免重复建设，为了加强金融能力、税务对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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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文化和战略与组织结构的辩证关系	迈克尔·波特：什么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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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是企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内部创造为主，外部输入为辅而形成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形式的总和，它是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观念、经营哲学、企业精神、企业行为规范、企业形象的体现。　企业战略是企业根据对内外环境的各种制约因素、有利条件等方面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较长时期内企业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的总体部署，它是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一种整体谋划，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涉及企业经营业务和使命的确定，企业与环境的关系、企业目标的建立、基本发展方针和竞争战略的制定等。　企业组织结构是指在协同工作、实现企业目标的过程中联结企业成员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构成的形态，是企业内部各个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组合。　企业文化和战略在起源阶段对组织结构具有先导性影响。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兴起并发展的，往往与企业创始人的品格、创业意识、经营思想、工作作风有直接关系。企业战略是在企业文化逐渐形成并发展后兴起的，它以企业文化为依托，全方位的营造一种企业环境，使之能适应业务运营，并且比竞争对手更能满足用户的要求。企业文化通过企业经营哲学决定着企业战略的制定和经营模式的选择，通过企业文化的导向、激励和凝聚作用把员工统一到企业的战略目标上，它是战略实施的保证，企业文化适应并服务于新制定的战略，优秀的企业文化往往会形成有效的企业战略，并且是实现企业战略的驱动力与重要支柱。企业战略反映着企业宗旨和价值观念、有着企业文化的烙印，企业战略的实施过程又会促进和影响企业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二者之间是相互约束、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有效的战略和优秀的文化将成为未来企业成功模式和基础。　由企业文化和战略的缘起不难看出，企业文化和战略是全局性的，它们一经形成，必将对企业的各个层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企业为了能对内外部环境做出快速反应及决策，以一定的战略思维的形式对企业业务运营、企业结构、人事、领导体制进行重新组合，使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企业文化也从精神上、物质上对企业各部门进行渗透，形成核心的准则和价值观。因此，组织结构作为企业文化的传播载体和企业战略实施的客体，在起源期势必受到文化和战略的先导性影响。一个企业要想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是首要前提，一个理顺了文化和战略与组织结构的关系的企业势必会有一个具备凝聚力、激发力和运转良好的企业文化，使企业的整体战略适应市场，在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中真正贯彻实施。当文化、战略、组织结构能够融洽、适宜地为企业发展服务时，企业就会成为一个市场前景广阔、竞争力强、内部管理科学的现代化企业。	取得卓越业绩是所有企业的首要目标，运营效益(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和战略(strategy)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两个关键因素，但人们往往混淆了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运营效益意味着相似的运营活动能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战略定位(strategic positioning)则意味着运营活动有别于竞争对手，或者虽然类似，但是其实施方式有别于竞争对手。几乎没有企业能一直凭借运营效益方面的优势立于不败之地。运营效益代替战略的最终结果必然是零和竞争(zero-sum competition)、一成不变或不断下跌的价格，以及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　所谓的竞争战略就是创造差异性，即有目的地选择一整套不同的运营活动以创造一种独特的价值组合。在对定位进行明确定义后，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什么是战略”的问题了。战略就是创造一种独特、有利的定位，涉及各种不同的运营活动。然而，选择一个独特的定位并不能保证获得持久优势。一个有价值的定位会引起他人的争相仿效。除非公司做出一定的取舍(trade-offs)，否则，任何一种战略定位都不可能持久。战略就是在竞争中做出取舍，其实质就是选择不做哪些事情。　定位选择不仅决定公司应该开展哪些运营活动、如何设计各项活动，而且还决定各项活动之间如何关联。战略配称是创造竞争优势最核心的因素，它可以建立一个环环相扣、紧密联接的链，将模仿者拒之门外。在三种类型的配称中，整体作战比任何一项单独活动都来得重要与有效。竞争优势来自各项活动形成的整体系统(entire system)。将有竞争力的企业的成功归因于个别的优势、核心竞争力或者关键资源都是极其错误的。试图模仿整个运营活动系统的竞争对手，如果仅仅复制某些活动而非整个系统，最后收效必然甚微。所谓战略，就是在企业的各项运营活动之间建立一种配称。　制定或重建一个清晰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的领导者。最高管理层不仅仅是每个职能部门的总指挥，其核心任务应该是制定战略：界定并宣传公司独特的定位，进行战略取舍，在各项运营活动之间建立配称关系。改善运营效益是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战略。运营效益讨论的是持续变革、组织弹性以及如何实现最佳实践，而战略讨论的是如何界定独特的定位、如何做出明确的取舍、如何加强各项活动之间的配称性。战略问题是因为企业的永续经营的假设而存在，因为有永续经营的要求，所以企业的每一个市场行为都包含着两个基本目的：获得利益和获得竞争优势。这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虽然长期来看是统一的，但在某一时期，可能是相互矛盾。战略更多的是从竞争优势角度来考虑。这样回过头来看波特对“战略是什么”的论述，可以说波特提出了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战略模式――定位战略，波特的战略也因此被成为“定位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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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的社会功能	胡耀琼《走进YAMAHA》：社会即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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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国民的层次上，日本国民首先是将企业视为自己终生寄托的归属集团。他们认为，自己在归属日本社会之前，首先是归属于一个具体的集团——企业。在近代初期，日本的社会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体系。一是广大的农村。农民作为国民的一员，在从事农业经济活动时，主要受到农村基层政权的管理和监督，地方政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日本国家的代表。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一个体系则是城市地区的企业。它们一方面受到政府的管理，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非政府的经济主体，管理着在本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政府代理人的作用。然而就是在这种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中，诸如“农协”等类组织的作用也已经超过了警察局和税务局，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诸如“农协”一类的机构都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实质上和企业完全一样。农民都被编入各类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之中。这类经济组织实质上是企业的一种形式，而这类企业则成为当代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中枢，起到管理和组织农民的社会作用。由于城市化的发展造成了“小家庭化”的社会趋势，大家庭逐渐减少，由一对夫妇和一至两个孩子组成的小家庭成为家庭的主要形态。这样，原来在日本社会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家”的社会功能大大减退，家庭虽然依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但是在经济活动方面已经不再发挥作用，经济活动和制约人们生活的中心主要是这些薪金阶层供职的企业。从国民的心理上来说，他们将自己对于企业的关系看作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直接归属于各个不同的企业，而通过企业这个中介物，才和国家与社会连接在一起。在这样的心理结构中，企业构成国民个体与国家和社会的中介物。这可以说是企业在日本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日本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企业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意向，并且按照政府的意图开展经济活动，实施职工管理。在日本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除了犯罪和税务等特殊领域对于国民实行直接干预以外，在影响国民日常生活和经济地位等更多的领域，国家对于个体国民的管理和干预，大都很少采取直接控制的形式，往往是通过企业这一经济实体间接地实施干预，企业起着替代国家和缓冲国家控制的作用，担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构成国家和个体国民之间的中介体。大企业在日本经济运行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更可以说明这一点。单就经济发展本身来看，这些企业的经济活动在日本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的产品在日本市场上拥有很高的占有率，举足轻重，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大企业还支撑和制约着数早众多的中小企业，构成大量中小企业系列集团的核心。即使是中小企业，虽然他们在规模上与大企业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也同样发挥着这种社会功能。尤其是在各个地方区域，中小企业发挥的这种社会功能就更其重要和明显。公文俊平在1979年与其他学者共同开展的研究课题《日本家庭社会——一种文明》中提出，日本社会在历史传统上存在着“家族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是位于文明边缘上的农耕文明形成的一种社会类型和社会运行机制。在这种社会结构当中，“家族型”组织原则指导下的日本社会孕育着一种灵活的适应能力，现代的企业构成了社会中的一种“中间类型集团”，可以在近代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谈起日本经济和企业形态时，许多人都说日本社会就是一个大企业，社会各行业之间好比是企业内的各个子公司，它们能够互相补充、互相配合，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由日本大中小企业的独特关系形成的日本式经营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从日本企业的形态来看，日本企业集团也称为“系列”，是很有特色的，与其它商业资本家企业集团不同的是，日本企业集团中商业资本家式的向往利润的观念较浅薄，他们只限于在自己的关联事业上扩大经营内容，多种经营程度低，制造业所占比例比较高。日本的企业集团由两种水平构成，一种是我们通常认识的企业集团，在日本是财阀型或金融型集团，在日本有著名的三井、三菱、住友、芙蓉、第一劝业银行、三和六大企业集团，在这些集团内部，成员企业除了有股票上的相互持股及交易关系外，各成员之间是对等的平级关系，而没有所谓母公司的成员的存在。它们的核心企业或是银行、商社，或是大规模制造企业。另一种类型的企业集团是由母公司和子公司、关联公司或下包公司组成的具有等级区别的垂直关系的企业集团。这类企业集团是以母公司为顶点的股票持有关系和人员派遣以及交易关系。一般来说，这类集团的母公司是制造业时，集团成员则大部分是生产零件或有关产品的企业，这些企业群通过母公司的零件购买部及公司有关部门进行统一管理。雅马哈发动机公司与其众多的关联会社就是这样的集团关系。从企业集团类型可分为这两类，但又不是泾渭分明，雅马哈发动机是股份公司，雅马哈乐器公司占有它31％股份，丰田公司占有5％股份，住友银行占有1-2％股份，其余股份在员工和中小型企业手里。企业的需求与企业外的供应保障如同一个机器中的两个不同部分，通过一定的运行机制，就能互相配合好。同企业内部一样可以一样保证时间，保证质量。这是个相互衔接的产业链需要周密的计划和诚信来维系的。大中小企业都在各自领域追求自己的专业化和精益化。大企业以中小企业为基础，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依靠大企业为市场，都可以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上做得更好。日本大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1%，其它99％都是中小企业，各企业之间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大企业都是依靠中小企业支撑起来的。铃木宪治-这位学经济出身的工区长说：“日本整个社会就是个大企业，各行业之间就是事业部，各企业都是工场，社会生产分工细致，互相配合，互相依靠，经济发展全靠企业之间的计划性体现，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社会是个大企业，各行业的分工愈细，缝隙产业就越多，而且这种产业的发展越是专业化，产品才能够更好地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只要不断促进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社会化生产和服务也才会日益完善。在日本这样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能够短时间走上高度发达的道路，靠的是加工业的发达和围绕加工业不断完善的各个补充产业和缝隙产业的发展，“术业有专攻”是日本企业的突出特色。日本产业组织纵横交错复杂的网络体系，使各企业之间产生了共同体性质，能够内中生产、购买的，优先考虑集团内部交易，或者委托给纵向系列的分公司和关联企业，因此，分工化的发展也是保持日本企业活力的因素。这种不同企业之间的依赖关系和发展结果使专业化企业越来越多，精细化生产程度越来越高，当然，为了竞争和生存，社会化服务也会越来越好。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建立生产经营中各环节的有机组织，各个环节在其发展计划内是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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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誉、企业行为与市场机制	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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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企业理论告诉我们，现代股份公司之所以能够得以生存发展，原因是它为解决经营者控制、风险分担、资本需求问题提供了一种最佳选择。日本经济在近代世界经济史上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在跨度为128年期间，占支配地位的仍是欧洲和北美的国家。因此，由经济落后国家转变为先进国家是极为困难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只有日本是一个例外。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无疑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这种交易效率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的社会组织结构，即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制度，道德规范，以及社会构建、信息传递和协调机制。而社会组织结构的差异又源于它们的文化信念（cultural belief）。前者是一种集体主义型社会，每个个人的社会与经济交往主要限于特定宗教、种族、家族；契约的实施主要依靠“非正式的”经济和社会机构；集体主义社会中的成员会感觉卷入到所属集团的其他成员生活之中。　商人的业务量越大，交易频率越高，其信誉也就越高。信誉是保证契约实施的最重要机制之一。令人遗憾的是，自亚当·斯密以来，信誉在主流经济学中并未获得应有的地位，这也许是信誉概念的人文色彩难以和经济学的机械论（或决定论）融合的缘故。伴随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信誉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就总体而言，迄今为止信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还极为有限。　高信誉社会与低信誉社会相比，企业的行为和市场机制的运行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异。在一个高信誉社会里，许多在低信誉社会中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难题会被自然的克服或缓解。在这种意义上，信誉一旦建立起来，对一个社会来说就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社会）资本。“信誉是社会系统赖以运行的主要润滑剂；它非常有效，它省去了许多麻烦，使人们可以对他人的话给予一定的信赖。信誉及类似的价值观，忠诚、讲真话等等都是商品，它们具有真正的经济价值，它们提高制度的运行效率，从而使人们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任何人都重视的东西” 　在日本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多地受制于隐含契约的约束，信誉和信任是界定人们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而在类似美国这样的社会中，明确契约被置于社会经济关系的主导地位，法制和规则制约着人们的绝大多数社会经济活动。在这两种信誉水平不同的社会中，自然会有不同的企业组织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运行机制。起源于不完全信息、外部性、搭便车效应、败德行为的市场缺陷现象在美国被认为是难以克服的，而在日本经济中则被大大地缓解。近年来日本出现的泡沫经济、巨额银行呆账、经济衰退无疑是和其微观经济模式密切相关的；并且, 面对年轻一代价值观念的变化、金融自由化和持续的经济衰退，日本传统的微观经济模式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日本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本身并不能否认其微观经济模式存在的合理性；更不能否认它在199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如果我们承认制度的选择存在多重均衡的话，那么以信誉为基础的制度选择只是多重均衡的一种形式。无论是日本式的终身雇佣制、主体银行制，还是相互持股、企业集团组织都可以纳入到多重均衡分析框架之中。由于多重均衡的存在，战后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日本经济体制作为一种信誉均衡的确发挥了它独有的作用；但是信誉是一种动态现象，信誉均衡需要一系列内外部条件的支持，一旦某些条件发生了变化，信誉均衡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甚至丧失。	地域社会论由明清史学者提出，其影响则遍及整个中国史研究，日本学者已将地域社会的概念运用于中国历史的诸多领域。把握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研究现状，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和明清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就清代而言，滨下武志提出的以“国民经济”、“世界经济”为媒介的“域圈经济”和山田贤通过四川移民社会提出的社会集团再编制形成地方社会秩序的研究引人注目。应当剖析这些作为具有共同倾向的地域社会，由人们有意识的行动形成的社会结合，从新的角度把握中国社会。上田信在评述1982年日本明清史研究时指出：当时在批判基于阶级斗争、发展阶段方法的同时，提出了进行结构把握的方法。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的一些研究者，也正是用把握结构的方法进行探讨的。滨岛敦俊对江南三角洲地区进行了研究，他在《关于明代中期的〈江南商人〉》指出：明代中期，江南三角洲低湿地带的开发完成（分圩的过程），于是投资土地、农业经营不一定带来利益的经营地主层，便利用农闲期从事商业活动，作为商品生产的手工业开始发展。上田信，他探讨的地区是浙江省，在《中国的地域社会和宗族》，对诸暨县宗族(Lineage)的形成、发展过程作了历时性的考察。田仲一成也就浙江宗族发表论文，他在《清代浙东宗族组织宗祠演剧的功能》指出，明末清初江南地区一度四分五裂的宗族，已向“同族合同”——辈份行字同一的方向变动。铃木博之对徽州宗族进行了研究，他在《明代徽州府的族产和户名》，以墓田为主要对象，探讨了明末清初以降总户的形成过程及其机能。臼井佐知子对清后期徽州宗族与商人、商业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徽州商人及其网络》、《徽州汪氏的移动和商业活动》两文。后文指出，基于共通祖先和祖地认识的汪氏网络组织，由宗祠的建立、族谱的编纂而构筑和维持；前文则探讨了基于同族关系的商人在近代向客商地定居及与清政府对立的变化。　　明清时代中国南方市镇兴盛，构成特有的地域社会。川胜守对长江三角洲镇市进行研究，川胜守《明末长江三角洲社会和荒政》，以商品作物的增加等农业特征、都市化的社会改观、长江中下游流域米谷流通为中心，研讨了明末长江三角洲的荒政。林和生探讨了太湖平原乌青镇，他在《中国近世地方城市的发达——太湖平原与乌青镇的场合》中，通过宋、明、清乌青镇的事例，考察了作为商业流通接合点的镇市的兴起。森正夫等对江南三角洲市镇进行了实地调查，编有《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一书，把江南三角洲的市镇作为适合地域社会论素材的调查对象，探索历史学和地理学共同研究的方法。　区域信仰方面。铃木智夫《关于明清时代农民的杭州进香》认为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之所以连续不断地前去参拜观音菩萨，是因为与乡里进香集团的组织、交易及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的。中谷刚《明清时代福州社会的民间信仰》一文，通过具有对传染病拨除意义的原生信仰形态，揭示了民众存在的“无视现实国家权威”的意识，及其与“知识分子·官僚”意识的对立。　　综上所述，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在基本理论，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特别像山田贤和上田信分别对四川及浙江山区新开地的研究、岸本美绪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研究引人注目。前者探讨了随着开拓的进展，在新土地上，秩序是怎样形成的，而后者则着眼于危机的时代、王朝交替的时代，秩序是怎样崩溃、又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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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资本的自发整合悄然兴起	温州模式与功利并举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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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小企业大协作阶段后的温州人发现，必须“抱团”才有可能发展壮大，行业内的整合以及民间资本的自发整合悄然兴起。就资本运作而言，阵容强大的多家企业共同投资组建财团，可以突破单个企业资本薄弱的局限，从而有助于温州民营经济进入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无论是从温州企业的整体形象，还是温州经济的前瞻实力看，这种尝试都是一种较好的提升。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适时组建以实业投资为基础、以金融资本为纽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综合性民营财团，通过广泛集聚和调动中国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使之既能够积极参与和支持国家的重点建设，又能够大力参与企业改组中的并购和转股改制，并能够以区域或泛区域旗帜性的极核效应，带领一大批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财团是一种以金融资本为纽带，集金融、实业、贸易“三位”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必然产物和基本标志。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财团是市场经济第二只“看得见的手”，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　在温州一地几乎囊括了“整合”潮流的所有表现形态，所以说，新的“温州模式”正在改头换面。温州人敢于创新的性格在这样一种潮流中再次展现出了其非凡的特性。中瑞的出现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而在此之前，业内人士在思考产业发展的时候，思路仍然局限在如何做强做大主业，在行业中如何确保领跑的地位，却忽视了产业本身的局限。国外对财团的定义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被少数金融寡头控制的经济形态。现在来看，中瑞是九个股东，中驰是七大股东，这些股东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金融寡头，而且都局限于产业。因此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团，至少现在还不是，因为它们不从事银行业，也没有证券公司，更重要的是它们只从事产业实体的经营。企业的融资渠道现在就三个：银行、股市，还有民间的地下金融市场，即民间私募。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要实现多元化，必须实现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有机融合。成立财团可以搭建一个平台，以这个平台为依托来实现双向飞跃，一个是产业资本的多元化扩张，另外一个就是渗透到金融业。另外，一个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也需要一个内部融资平台，企业股东的资金闲置的时候，就可以合起来使用，实际上就是成立了一个资本的合作社。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资金实力比较强的大企业之间的联合。国外一个经济学家做过统计，世界上前500家的大企业，没有一家不是通过资本联合或是企业购并发展的，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历程。　中瑞财团实际上还是一个产业资本的联合，虽然产业联合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走入金融业，但走向金融业也会面临一定的风险。事实上，任何行业都有风险，主要是能不能规避风险。风险有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通过投资组合可以分散掉，系统风险可以通过对冲分散掉。而风险的产生来自两方面：一是没有考虑到风险；二是监管不力。所以中瑞、中驰如果有风险的话，可能是多元化带来的风险，或者是监管的漏洞太多。	温州模式以及浙江经济成就有目共睹，其发展从多个角度给了我们启示：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和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经济越发达，文化越重要，越有用。文化是历史，文化是基础，文化是根本。与北方儒家文化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相比，“中庸”不鼓励竞争情况所不同的是，温州人受1600多年前永嘉学派影响更深、更大。永嘉学派提倡“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务农和经商一样重要；强调实际的经济利益，农资流通的客观存在，因而，温州人更早地有了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温州人吃苦耐劳，勇于创新，勇于创业，这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温州人模仿力强、渗透力强，敢闯世界，活动范围大，这也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温州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独立性强、竞争意识强，人人争当老板，这也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正是这种思想、精神使温州人脑子里充斥着“无利不起早”、“平安二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等朴素的市场观和价值观，正是这种思想、精神支撑了温州乃至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换句话说，“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文化传统支撑了温州乃至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地人对温州人的描述，最典型一句话，就是“温州人头发空心”，意思是务实、精明、工于算计。一般人都以为，这种描述对温州人是一种世俗化的蔑视，且含有明显的贬义。如果对其中的道德评判略而不计，这是对温州人的最恰当也最精确的评语。永嘉学派整个思想体系中，最具实践意义、最富人本意识也最富拚搏精神的，便是薛季宣、陈傅良等所倡导的“事功学说”：反对空谈义理，主张格物致知（存在决定意识），提倡义利一致。其后叶适更进一步提出“以义和利，不以义抑利”，换成通俗说法，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小农经济时代，温州人首先找到了农商之间等值交换的一种行为准则。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头发就应该是空心的。　永嘉学派的务实理念，温州人在实践中的身体力行，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温州人群体的性格特征，除了最大限度压缩成本（头发空心）之外，还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由乡音所形成的凝聚力——团队精神。在异国他乡，乡音便是最强大的凝聚力。温州人不惯于独自打天下，却善于发挥团队精神。国内其他省区以及国外许多地方都有温州村和温州商会，包括一些以“同乡会”为名义的民间组织，往往便是温州人的协作区域。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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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跨国公司经验发展我国企业集团	组建国有资产财团推进国企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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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团是市场经济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过程中，顺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产生的。企业集团作为一种厂商组织和市场合约的结合体，以其企业群体的专业化协同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科技和管理优势，以及集团文化优势，成为与现代市场经济最为适应的产业组织形态。纵观国际经济发展史，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主要依托企业集团的发展。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韩、日经济的跨越式高速增长，同样是依托大企业集团的发展支撑国家的重化工业化的进程，以大企业集团的特色经营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实现的。通过考察，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韩、日经济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企业集团这种产业组织形态本身的问题，而是一批企业集团的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转型的需要造成的。事实说明，企业要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不断进行结构调整，使其与变化的环境相适应。事实表明，过去韩、日实现重化工业化过程中，企业集团特别是跨国集团是主要牵动力量，近期韩、日经济的复苏，以及实施向新经济时代转型，企业集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认为，工业化时代需要企业集团，新经济时代更需要企业集团。过去的50年，日本经济能够实现赶超战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韩国也在20多年间创造了经济奇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富有竞争活力的企业为基础与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良性互动。由于政府积极介入经济，人们将日本经济称为“政府引导型”，将韩国经济称为“政府主导型”。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基础在于具有活力的企业。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如果缺乏活力，缺乏独立的市场行为能力，政府政策将失去应有效用，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将失去基础。二是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要尊重市场规律。政府的作用只能限于宏观政策的调控，重在创造环境，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的事务。 20多年来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政府的改革，就国企改国企是没有前途的；改革的路径选择是改“政府的企业”为“企业的政府”。我国与韩、日的根本差别就在这里。企业是纳税人，是政府的衣食父母,我国基本上还不是这样。政府依然是父母官,也依然爱直接管企业。这种官商倒置的状况不改变，真正的官商良性互动机制就难以建立。此前，多数以国有独资为母公司的大企业集团，采用分立重组的办法，组建了一批上市公司。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上市公司的控股国有母公司将如何演进。按韩、日企业集团的历史经验，独资企业（业主企业）发展成为股份公司的过程，业主也是逐步地由唯一股东——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的转换过程。我国国有独资母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也必然要经历从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有的属于国有经济需要退出的行业，甚至可以成为参股股东，直至完全退出。一些企业集团已经在思考这一问题，并提出两种可能的途径。一是母公司融入上市公司，成为一体化经营的公众公司，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则由另一家国家控股公司持有；二是上市公司“子承父业”，成为集团的母公司，国有独资公司逐步淡出，从混合控股转向纯控股；从纯控股公司向第一大股东方向转化。当然可以探索的途径不只是这两条，但产权多元化的方向，则是我国企业集团做强做大的历史选择。	再造国企，不是简单的建立以股份制为主导的现代企业制度问题，而是要解决根本上的、代表国有资产的董事（长）没有利益驱动机制和有效制约机制的问题，也就是“所有者缺位”问题。“所有者缺位”并不是简单地指：没有明确的自然人来代表国有资产（这当然是现存的一个严重问题，但还不是本质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被指定的代表人与其所辖资产没有直接的“血汗联系”，也就是被指定的代表人事实上不能成为相应资产的人格化的代表的问题。　国企再造，首先就是要再造国有资产的代表人与其所辖资产的法权关系。只有这一问题解决或基本解决了，现代企业制度才有意义，政府才会不直接干预国企。要让政府不直接干预国企，要让国企真正脱困，根本出路在于，组建一群责权利一致的、并且责权利落实到具体人的、全权代表政府负责国有资产增值的团体，而且还必须建立起对这类团体的有效监督。这样的团体，不是公司，应称为“国有资产财团”。国有资产财团不是政府机构，没有行政级别。国有资产财团全权负责所辖资产的增值。　　国有资产财团是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隔离墙。政府不再越过国有资产财团对国有企业实施任何直接管理。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仅仅表现在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上。在国有资产财团内部，对每一个国有资产的代表人实行“责权利一致”前提下的责任制。国有资产财团直接管理国企，会比政府直接管理国企更为有效。（1）从“动力”角度看，前者强、后者弱。因为国资财团中的每个人员与其所辖资产之间，有着直接的利益，而政府官员没有。（2）从“责任”角度看，国资财团责任到人（每个人对划给他管辖的那块国有资产全权负责），而政府官员则无此明确的责任。（3）从“长期行为”角度看，国资财团有长期行为，国资财团中的人员可以把“运作所辖国有资产”作为终身事业，而政府官员是任期制，很难有长期行为。（4）从“管理跨度”角度看，国资财团中的人员只负责相应资产及资产所在的企业，可以把管理跨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政府要管理辖区内的所有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显然跨度太大，不符合管理学原理。（5）从“专业性”角度看，国资财团中的人员，可以从全社会筛选针对国有资产所在行业的、有能力运作资产的战略投资家，而政府官员（由于政府职能的多样性）却难以做到这一点。（6）从“风险决策”角度看，国资财团（由于责任到人）会恰当冒风险，投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以求取得长远的优势，而政府官员则会“两极化”，在集体担责任（个人责任虚化）时，则敢冒巨大风险，做出莫名其妙的决策，在责任到个人时，则宁愿放弃机会，而不让风险落到自己头上。（7）从“监督”角度看，国资财团能够近程监督企业的高层经理，而政府却只能远距离监督。这一差异十分重要，因为监督人与被监督人之间总是信息不对称的，监督距离越远，监督就越困难，成本就越高。这也是政府直接监督国企，总是挡不住“穷庙富方丈”现象的蔓延、遏止不住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国资财团运行的同时，政府完全可以放心地放弃直接干预国企权力，把它们还给国资财团。从而，政府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职能从此撤消，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也同时撤消。这样，国企脱困，就有了根本性的机制保证。此后，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才会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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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集团：薄弱的环节--金融与重工业	三和集团: 地域色彩浓厚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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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集团的日渐衰落并不仅仅限于规模上的劣势，作为企业集团的凝聚力也远远逊色于三菱集团和住友集团。如果以数量来衡量企业集团的凝聚力，那么必须要看集团内部的"股份的持有率"以及"系列资金融通依赖度"。从集团内股份持有率的情况来看，1988年三井集团为19.46%，三菱集团为35.45%，住友为27.46%。三井集团远远低于三菱与住友集团。　　三井集团的特点，即金融能力较差。战后大都市银行成为企业集团的核心。三菱、住友、富士、第一劝业银行、三和银行都分别成为各企业集团的核心银行，并分别列于日本银行的前五位。而作为三井集团的核心银行仅排在第八位，排名的落后以及资金融通能力的欠缺成为战后三井集团没落的重要原因。衡量企业集团的金融能力，不仅要考虑核心的都市银行，还要考虑到信托银行、生命保险公司、损害保险会社一系列的同一系统的金融机构。但是三井集团的三井信托银行、三井海上火灾、三井生命并没有很强的资金能力。从产业构造方面来看，三井集团的另一大特点是重工业环节薄弱。三井集团虽然拥有三井造船公司，但在实力上仍然不能与拥有三菱重工这样综合性的重工业公司的三菱集团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住友集团在综合重工业方面虽然只有住友重机械一家公司，但是在金属工业方面却拥有实力强大的钢铁制造厂。另外，在化学工业方面，拥有三井东压、三井石油化学的三井可以说并不逊色于三菱、住友，但是在其它的重工业领域，它的劣势还是一不容争辩的。　三井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百年前，从经营和服店到兼营外汇兑换所，商业资本不断膨大。其后，不断收购以三池炭矿为主的新街纺织所、富冈制线场等政府产业的同时，进一步控制钟纺、芝浦制作所、王子制纸等公司的经营权，推进工业化步骤。由于三井是当时日本最大的财伐，当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众矢之的。在池田成彬的积极推动下，三井财伐事实了最为彻底的转向政策。战后的三井致力于企业的再次集中，以及集团力量的壮大。其中第一物产与三井物产的合并对于三井集团的复兴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第一银行同三井银行双方实力相当，并且分别拥有数量庞大的融资企业。因此，合并后的两家银行一直处在争夺主导权的激烈竞争之中。这次合并因为存在于完全没有合并必要性的银行之间，因此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失败。战后，两家银行再次分离，但其结果是造成双方的资金能力的下降。如果简单地说明三井集团衰败的原因，那就是三井集团的过分强大，过分强大的负面作用造成了三井集团今天的局面。	三和集团是以三和银行为中心，成员主要是以关西为据点的企业。它的经理会是三水会，由44家公司组成，在数量上仅次于第一劝银集团。但是，这些企业的历史派系零散，因此常被称为拼凑集团、杂居集团。三和集团的性质与芙蓉集团相似，但是凝集力比芙蓉集团要差，是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　三和集团是以三和银行为主，由三和银行贷款下的企业群组成。三和银行是在1933年，由以大阪为根据地的鸿池、山口、三十四，三家银行合并组成。在六大企业集团的核心银行中，历史较短，贸易对象主要是以纤维为主的轻工业方面。但是，由于日本战时经济色彩浓厚，所以随着重化学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在纤维方面投资最大的三和银行地位开始下落。二战后，在财伐散体之际，三和银行以及三和银行系的企业都没有受到其他集团那样的影响。并且，随着纤维产业的复兴，三和银行再次复活。　通常所说三和集团是指"三水会"的44家公司成员。作为经理会，三水会是三和集团最重要的组织，而三水会的核心当然是三和银行，并且还包括其下被称为三和集团三大支柱的日立造船、宇部兴产、帝人公司。此外，三水会的成员当中还存在着不能完全被视为三和系企业集团成员的不可靠的集团。但是日本生命的保险公司的股份、贷款不见得转向了三和集团企业，它是独立的生命保险公司。因此，相当多的"三水会"不一定能说是三和系企业集团的成员，这是三和集团的特点。它反映出作为企业集团的松散，但这不意味着三和集团没有形成一个企业集中。导致这种状况是它的历史短浅，以及人为因素等原因。　　　与其说三和集团的核心是三和银行，不如说其核心只有三和银行，所以它的特点是核心的商社、重工业企业力量薄弱，最大的问题是除了三和集团以外，它没有大型的金融机构。虽然三和银行位居于日本银行的前列，但辅助的金融机构的力量却很薄弱，这对三和银行和集团来说都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从它的性质来看，野村证券公司和日本生命一样是独立色彩浓厚的企业，不能说是三和集团的一员。但是无论怎么说，三和集团与日本最大的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以及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公司亲密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威力。再次，三和集团的另一大缺陷是核心综合商社的力量薄弱，一般认为日商岩井是该集团的核心商。一直以来，三和银行一直到致力于日商岩井与日棉实业的合并，想设立本集团的核心商社，最终仍是以失败告终。　三和集团至今面临过三次危机，每次都采取新的策略。虽然是战胜了危机，可是每一次都是彻底的重化学工业化路线的产物。现在真正走重化学工业化路线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要求，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针对于此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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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集团: 领先于重化学工业	住友集团：膨胀作战与问题公司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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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集团的总经理会议即星期五会议的成员目前有29家公司，它们可以说是三菱集团的直系企业。此外，三菱集团也包括三菱广告委员会这个组织。但是它的成员是星期五会议成员以外的十七家公司，这些公司也都是三菱集团的成员，此外也存着许多三菱系统或者被看作是准三菱系统的公司。三菱集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三菱集团才开始步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根据明治政府的增产兴业政策，三菱集团收购了政府管辖的碳业、造船业，进一步扩大了经营范围。弥太郎过逝后，弥之助、久弥接手三菱集团，更进一步地扩大了经营范围，实现了由政治商人向财伐的转化。从1917年至1921年三菱合资公司直接经营的产业逐渐分离进一步确立了财伐垄断体制。此后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假借财伐转向的名义，更加推进了重工业化、军事化的进展，缩小同当时最大的财伐（三井财伐）的差距。　三菱集团从相关的产业逐渐入手，实现了连续的发展。从海洋运输业到进行海洋运输业不可缺少的燃料--碳业的发展以及造船业的发展，此后转形为三菱重工业，与此同时也开始着手于重化学工业领域。以1950年朝鲜战争为契机，日本的大企业在战争的破坏与战后的混乱当中重整旗鼓，分别进行合并。此外，因为是持股的各个公司参与合并，所以可以说在形式上是横向结合，并且虽然公司的名称由财伐改变成为企业集团，但实际上三菱集团这个实体并没有发生变化。昭和三十年，日本产业的重化学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三菱集团的成员得益于重化学工业的基础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在耐久消费品产业方面并没有什么起色。昭和四十年，一方面石油资源开发以及都市开发等大型项目工程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既存领域的系统化成为了流行趋势，拥有强大综合能力的三菱集团动员强化其组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资本，领导日本经济。　　1．领先于重化学工业领域，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着被称为日本最大的综合重工业公司的三菱重工业。三菱重工业在造船、机械、飞机等领域广泛地涉及重工业产业。 2．拥有强大的资金融通能力。三菱银行、三菱信托银行、明治生命、东方海上火灾等的三菱金融机构的综合资金融通能力是出类拔萃的，当然在战后长期稳定的贷款经营下资金融通能力的强大对三菱集中各企业成员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3．正如社会中经常所说的那样（组织的三菱）是强大的，相对于（人的三井），（组织的三菱）有各种各样的意思。但是主要的意思在于三菱集团并不是个人演技的表演，此外（组织的三菱）也不单纯指经营的领导层，而是日本式的经营的特点要渗透到每个员工的工作中。　二战后，三菱集团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跃成为日本企业集团之首，但是过度地强大也造成了内部的矛盾。战后三菱集团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产业构造上重化学工业的发展，但是在石油危机之后，重化学工业的发展陷入困境，三菱集团也陷入了举步维坚的状态。如果不提出最终产业改造的战略，重组可以说是毫无意义，重化学工业发展的碰壁以及无法突破的局限正是三菱集团苦恼的根源所在。	住友集团在日本经济中所占比例虽稍逊于三菱与三井，但集团的凝聚力空前强大，常有"组织的三菱，人的三井，团结的住友"这一说法。住友集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百多年以前，从经营铜制乐器的商号开始，到取得别子铜山的经营权，住友集团进一步确立了自身发展的基础。所以住友集团的第一大特点是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还以别子铜山的开发为契机，逐渐深入到与之相关联的各个领域。　住友集团的家法是不追求浮利，并且不追求浮利（即不发展商业资本），这种做法也贯穿于战前住友集团的历史之中。因此，一直以来住友集团没有象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这样的商社。战后，住友集团逐渐意识到商业资本的重要性，于是以住友工地工务这一公司为团体，设立了住友商事。住友财伐的第二大历史性特点是彻底的"资方代理人经营"体制，住友家族的人从不干预公司业务。住友财伐的另一大历史特点是住友财伐把关西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极其注重实际利益，在社会事业、文化活动方面不投入多余的资金。此外，战后的住友集团虽然由于战争的影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在昭和三十年，借着产业构造重化学工业化的机会，住友集团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以住友金属工业、住友化学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的原材料产业部门更是空前强大。住友集团的核心是住友银行、住友金属工业、住友化学三家企业。这三家企业被称为住友三大家。其中，住友银行的地位最高。住友银行无论是在资金容量上，还是在收益上，都位居都市银行的前列。同系统的金融机构，住友信托银行、住友生命的资金能力也很强大。但是，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实力过于强大也造成了住友集团的金融与产业的力量的失衡，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战后，社会上对住友集团的评价一致为凝聚力强大，在三大旧财伐系统企业集团中住友凝聚力最强。总经理会议的统治力量也最为强大。这主要是因为住友集团的成员少，便于规划管理。住友集团虽然偏重于铜等原材料部门，但内部互相竞争的因素较少，有利于团结。除了以上二点外，住友集团强大的金融能力，特别是住友银行力量的强大，使以银行为主导作用的团结强化的路线得以实现。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住友集团的闭塞与停滞不前。特别是铝工业骚动发生之后，这种强大的凝聚力也终于发生了裂痕。住友化学一向以生产精练铝为主，坚持贯彻一业一社主义，于是产生了巨大的产业间矛盾。　战后，住友集团在加强凝聚力的同时，不断地扩大外延膨胀作战策略。原本与三菱、三井相比规模较小的住友集团膨胀欲望就很强，再加上偏重于原材料部门的生产，向加工部门发展的意欲也日益高涨。在进行外延膨胀作战计划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问题公司也紧接着出现了。特别是依附于住友银行的几家大型企业，例如松本家、朝日啤酒、大昭和制纸等，或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或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住友银行为了帮助其重建派遣大批工作人员，介入公司的生产经营，加强了住友集团的色彩，但是如果能顺利地进行重建，对住友集团来说自然是一大好事。相反，如果不能重建，若大的公司也就成为其额外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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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之峰”安田一鲇川	“科工贸财阀”住友/堀田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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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集团是日本的四大垄断财阀之一，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安田财阀而发展起来的。日本人称富士山为"芙蓉之峰"，所以富士集团又称芙蓉集团。在日本的四大垄断财阀中，安田财阀虽然居三菱、三井、住友之后，但在某些方面他又是日本现代经济的"领头羊"。　在日本现代工业的起步阶段，可以说，鲇川义介的日产康采恩在电子、通信、光学等仪器方面如日中天；在重型机械工业方面，三菱有强劲实力，但日产在汽车方面则大大超过三菱。在商贸方面，富士集团所属的"丸红"公司也有很强实力，是世界最大的商贸企业之一，在日本经济的国际化的进程中功不可没。　安田家族原是明治维新时代的特权商人，以经营钱币兑换起家。1863年，安田善次郎以25万两黄金为资本，在东京开办"安田屋"钱庄，发展顺利。1879年，安田经政府批准后，以钱庄为基础创办私营安田银行，并逐步向纺织、建筑、铁路交通等领域扩展，形成了包括一批企业的经营集团。1912年，安田又组建起"安田保养公司"的持股公司，从而初步形成了在日本经济中有较大影响的安田财阀。　安田善次郎雄心勃勃。1923年，他一次吞并了10家银行；至30年代初，安田财阀已拥有包括14家银行、12家工商企业以及6家保险公司的大型财团。1952年日美条约签订之后，三井、三菱等财团积极恢复，而安田集团恢复较晚。一直到1960年底，才以富士银行（即安田银行）为首，开始集合二战前的安田集团所属企业，组建起"芙蓉开发"；1966年正式成立"芙蓉会"集团的组织。芙蓉会以富士银行为核心，共同投资先后创办了中小企业研究中心、芙蓉航空服务、芙蓉综合租赁、芙蓉海洋开发、芙蓉情报中心、芙蓉石油开发等企业，增强内部联系，表现出强有力的集团行为。　安田善次郎的"稳健扎实经营"的作风，对整个富士集团，起到了很好的影响和指导，推动了该集团众多企业的迅速发展。富士集团的核心企业是安田善次郎创办的富士金融企业，包括富士银行、安田信托银行、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安田人寿保险。富士集团所属工商企业中有相当多的巨型企业，其支柱企业是鲇川义介的日产康采恩。鲇川义介的日产康采恩包括日产汽车公司、日立制作所、日本油脂等77家企业。日产汽车公司是由鲇川财阀于1933年12月将日产业股份公司和户田铸物汽车部合并而建立；1935年设立横滨工厂，生产日本式的小型汽车。这种小型车后来成了日产车的主要车型。日立制作所从修理电机一生产电机起家，原来是1910年设立的久原矿业日立矿山的电机修理厂；1912年分离出来成立久原矿业日立制作所。在不久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日本电机产品的进口受阻，日立电机一下子红火起来。他们在鲇川义介的经营指导与资金支持下，扩大生产规模，因而逐步发展成日本最大的电机厂家之一。　安田与鲇川的"稳健扎实经营"的要诀，不仅使得富士银行、日产汽车、日立制作等大批企业稳步发展成为日本的重要支柱，"技术公司"也为世界企业兴旺发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模式。	住友集团是日本的四大垄断财阀之一，是由住友家族统治的财阀而发展起来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住友财阀以重工业和金融业为中心，拥有直系、旁系以及子公司共50家左右，为推进日本现代工业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依靠"利润第一，不断应变"的经营要诀，50～60年代，在住友银行总经理（后任董事长）堀田庄三的领导与影响下，住友集团所不同程度控制的几十家企业是日本垄断资本中膨胀速度最快的财团。　早在16世纪，住友财阀的创始人住友政友，在京都开办了一家药铺，经营得较为红火。随后，住友政友又创办了出版印刷所，使得经营规模逐步扩大。在明治维新时代，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以"利润第一，不断应变"作为经营要诀地住友家族，及时抓住这一大好机遇，筹措大笔资金投资于四国，先是开办铜矿，尔后开办煤矿，接着又向冶炼、机械、金属、化学、电机、电力等重化工领域全方位进军　在重化工领域积累巨额资本后，住友家族又加强了金融机构，并于1912年成立持股公司--"住友合资公司"。至此，住友家族便形成了以金融垄断企业为核心的，包括几十家大型企业的住友财阀。发展到30年代，住友财团的家族集权化更加明显--该财团的大部分产业都集中在住友家族手中，到1937年度，住友家族的第16代人已经掌握了财团股本总额的90%左右。　50年代初，以住友银行为中心，通过旧财阀系统企业的负责人组成的"白水会"复活起来。住友财团进行复活起来的方法，基本上和其他财团一样，是通过核心银行金融控制、相互持股、人员派遣以及共同出资兴办新兴、缺门企业等方法来进行的。随着日本经济地发展，中小企业越来越活跃。崛田壮三抓住时机，积极开展向中小企业的贷款业务。到1976年，住友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达35%，在日本地大银行中，仅次于以中小企业为主要经营对象的三和银行，而超过了第一劝业、三菱及富士银行。　崛田壮三的"紧跟经济发展潮流"的经营方针，使住友银行迅速发展，1981年度的营业额、税前利润以及纯利润，都跃居日本银行业界的第1位，坐上了"日本第一银行"的"至尊金交椅"。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住友集团三大主攻方向的日本电气、住友重机械和住友商事的发展势头迅猛、强劲。日本电气公司（NEC）成立于1899年，主要由住友财阀投资兴建。成立之初，该公司主要生产电灯及其配件，接着又开发出电话、电报机等成品。二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日本电气处于混乱之中，后来在崛田壮三的支持下，得以恢复和发展。　1958年，日本电气建成日本第一个专门制造半导体器件的全封闭式净化工厂。1959年，美国企业研制出集成电路后，日本电器第二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研究与开发；1967年，在日本产业界首家设立了大规模生产集成电路的业务部门，并沿着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路径，以惊人的速度前进。崛田壮三为振兴住友银行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制订并成功实施的以强化日本电气、住友重机械和住友商事的三大主攻方向，为住友集团"科工贸一体化"发展，进而称雄世界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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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六大企业集团(财团)	日本大企业的成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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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性企业集团”指的是三菱、三井、住友、富士（芙蓉）、三和、第一劝银这六大财团，是各大成员企业间不存在上下支配关系的松散联合体。这六大财团，都各自拥有核心的主力银行和综合商社，并分别由日本主要产业部门的代表性企业组成。其主力银行和综合商社在集团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集团内进行资金融通及集团内部交易，或是组织成员企业参与巨型项目的共同投资等。三井财团：成立于1961年，目前有25家大企业组成。其核心企业有樱花银行、三井物产、新王子制纸、东芝、丰田汽车、三越、东丽、三井不动产等。该财团在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核发电、半导体、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等行业拥有优势。经理会称“二木会”。三菱财团：成立于1954年，共有28家大企业组成，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巨大企业集团。其核心企业有：东京三菱银行、三菱商事、三菱重工、三菱电机、本田技研、麒麟啤酒、旭玻璃等。该集团主要以汽车、成套设备、军火、电子、石油化学、飞机、造船、核能等产业为重点，并致力于城市住宅开发和新材料开发等，控制着日本的军火工业。经理会称“金曜会”。　住友财团：成立于1951年，目前有20家大企业组成。该财团在金属业、金融业以及电气产业方面有较强的实力。其核心大企业有住友银行、住友金属、住友化学、住友商事、松下电器、日本电器（NEC）、三洋电机、朝日啤酒等。在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精细化工等部门有基础，后来又经营海洋开发和核能。经理会称“白水会”。芙蓉财团：成立于1966年，目前有29家大企业组成。该财团在日本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等各重要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力。其核心企业有富士银行、日产汽车、日本钢管、札幌啤酒、日立、丸红、佳能、以及日本生产轴承最大企业“日本精工”及农业机械最大厂家“久保田”等。以纺织业起家的丸红商社（MARUBENI）为日本的大型综合商社。经理会称“芙蓉会”。三和财团：成立于1967年，目前有44家大企业组成。其核心企业有三和银行、日商岩井、日本电信电话（NTT）、日棉、科思摩石油、神户制钢所、夏普、日本通运、积水化学工业等。其中日商岩井及日棉居日本九大商社之列。该财团在钢铁制造业、通讯业、液化气、陶瓷、橡胶等行业有较强实力。经理会称“三水会”。第一劝银财团：成立于1978年，目前有48家大企业组成。该财团是六大财团中成立时间较晚而成员最多的一个财团。其核心企业有第一劝业银行、伊藤忠商事、富士通、兼松、清水建设、川崎制铁、旭化成工业、富士电机、横滨橡胶等。该财团在化工纤维、金融、光通讯、计算机、石油开发、食品等方面较有优势。经理会称“三金会”。	日本企业主要通过隶属于某一企业集团而形成与其主办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大企业集团的核心银行一般都是大商业银行。从二战后到高速发展时期，由于日本国民的资金积蓄有限，债券和股票市场并不发达，难以满足大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因此，这种富有日本特色的主办银行制度成为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对于战后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0年，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和第一劝业银行对本集团企业中东证一部上市企业的融资集中度分别达到64.18％、56.11％、56.48％、41.73％、43.27％、25.07％；在此基础上，主办银行还通过持股和派遣干部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控制与管理。　随着主办银行制度的深入发展，企业集团的垄断程度不断加深，20世纪70年代初，大企业手头流动资金有了剩余，这时，作为大企业的主办银行在本集团贷款基础上开始向其他企业集团及中小企业贷款。除第一劝业银行外，其他5个城市银行对所属大企业的融资度在70年代以后均有下降，但与此同时，向其他系列大企业的融资度却在提高。三菱、三井银行及住友银行对其他系列企业集团融资集中度提高了10％～15％，这样六大银行对六大财团型企业集团出现了交叉贷款，并进而出现了交叉持股及交叉派员。主办银行制度的这一变化，进一步促进了日本企业集团的发展壮大。　产融结合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普遍存在。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形式作为金融资本的金融载体在促进经济发展，深化产融结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菱、三井、三和、住友、富士和第一劝业等六大企业集团在日本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六大企业集团中，每个集团都有一家大银行作为核心企业。如：三和银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这六大银行通过资金的借贷和派遣领导成员的方式对集团内其他企业施加影响，控制着同一集团内几乎所有企业的股份。当年的日本，韩国，台湾不是也走过与中国类似的道路吗？日本的金融界在国际上并没有被吃掉，相反发展得很好。日本，韩国，台湾的企业多是私人家族性企业。特别是日本，由于日本的民族性，日本企业更是相互参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谁也摆脱不开的死结。这样的情况不太适合现代的管理要求，但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却非常有效，更能够抵御外来的侵袭。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综合商社，因为它不符合节约和效率的准则。但由于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就有三井商社这样世界最大的综合商社，你看到美国有这样的综合商社吗？日本就有，而且不止一家。再看日本的银行，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是其股东，这样的银行怎么能不发展？怎么能被海外财团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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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财团机制，推进合纵联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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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和谐环境	儒家文化传统	企业内工会	命运共同体	产业组织政策	外部董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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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主义者的导论 2004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