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纪唐日贸易中的东亚商人团 |
| 绪
论 古代的中国和日本常被喻为是“一衣带水”[1]的邻邦，但在航海知识落后，造船技术原始的古代，东海这条被今人喻为衣带般狭窄的细水不仅没有将中日两国紧密连接起来，却常常将两国分割开来。不过有一大批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的使节、僧侣和商人往来于中日间，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两国的距离。本文主要探讨的就是九世纪活跃于唐日贸易舞台上的一批东亚商人。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有必要在绪论中介绍一下唐代的对外贸易状况；九世纪之前的唐日贸易状况以及九世纪后的唐日贸易新形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威远播，声誉遐迩，再加上其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很多外国使节和商旅通过陆路或水路纷纷来到唐朝访问和贸易。据《唐六典》记载，那时与唐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有七十多个2 。唐政府设置鸿胪寺来接待各国使节和宾客，在不少地方设置商馆以招待外商，又设互市监、市舶司来掌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都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据日本僧人记载，唐开元年间，广州珠江中可见“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珠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3 。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描述广州海外贸易之兴盛时说：“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货溢于中国，不可胜用”4 。可以说，唐朝是亚非各国进行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国的物品通过陆路与海路荟萃于唐朝。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作为唐对外贸易一环的唐日贸易自然也带有国际性色彩。许多来自亚非各国的物品通过纳贡或商人贸易传入唐，又通过唐日贸易传至日本。纵观整个唐代，唐日贸易按其形态的转变可大致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即九世纪前的唐日贸易主要是一种变形的官方贸易，它以遣唐使的朝贡贸易为主，辅以新罗使、渤海使的中继贸易。九世纪前，日本共任命了十七次遣唐使，实际成行的有十四次。遣唐使到唐后，对唐朝进贡礼物及其他方物等，唐朝则回赐物品，并对使节按级别各有赏赐。通过朝贡这样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以达到唐日贸易的目的。遣唐使的朝贡品主要以原料品和单纯加工品为主5。《延喜式》中载有唐使赴日本时由其带回给大唐皇的礼品，其品名与数量如下： 银大五百两 、水织×迤×·美浓×各二百定 、细×·黄×各三百定 、黄丝五百绚 、细屯绵一千屯 、别送×彩×帛二百定 、叠绵二百帖 、屯绵二百屯 、#苎布三十端 、望陀布一百端 、木棉一百帖 、出火水精十颗 、玛瑙十颗 、出火铁十具 、海石榴油六斗 、甘葛汁六斗 、金漆四斗1 遣唐使朝贡贸易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唐朝获得数倍于朝贡品的回赐品。据《续日本纪》记载，唐代宗于778年（大历13），特派太监赵宝英为押运使，将唐朝回赐物品送至日本2 。由此看来，其物品的种类和数量当很可观。此外，遣唐使及其随员用所带物品在中国进行交易，并将换得之物运回日本，通过此种途径传至日本的唐物也应有相当大的数量。 新罗使、渤海使的中继贸易亦是九世纪前唐日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 ，但其在唐日物品流通中所起的作用却与直接贸易是相同的。新罗使所起的中继贸易作用由于关晃的研究3 久为学者们所重视。新罗使通过朝贡从唐朝获得金银制品、绢织品、书物、药品类及南海产物香料、鹦鹉等珍贵的回赐品，而后又将其中一些物品转献或转卖给日本。现存正仓院文书中的“买新罗物解”是研究新罗使中继贸易的不可忽视的资料。“买新罗物解”是日本贵族向官方申请购入新罗文物的文书，可以了解到新罗使与日本贵族间交易物品的种类。4 这些交易品中，除了人参、松子等新罗的特产品外，还有大量通过新罗中继转卖的唐的物品以及荟萃于唐的异国物品。渤海使在唐日贸易中所起的中继作用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便有鸟山喜一推测提出5 ，近二十年来，由于三上次男、石井正敏、东野治之等学者的研究6 而日益被引起关注。在日渤的官方贸易中，渤海使将唐物转献或转卖给日本，此外，有时又将从日本得到的物品作为朝贡品献给唐王朝，从而在唐日贸易中起到中继的作用。 如果说九世纪前的唐日贸易是通过遣唐使朝贡贸易、新罗使与渤海使的中继贸易而进行的变相贸易，那么九世纪后即后期的唐日贸易则主要是一种由商人承担的真正意义上的贸易。虽然九世纪后日本仍有两次遣唐使入唐7，而且渤海使也继续起着中继贸易的作用，但此时在唐日贸易中起主体地位的已不是遣唐使，而是九世纪登上历史舞台的东亚商人团。这个往来于唐日之间从事贸易的东亚商人团的出现，使得迄今为止的以遣唐使为主角的唐日官方贸易逐步转变为以东亚商人团为主角的唐日民间贸易。 本世纪三十年代，×迁×善之助在谈到唐日交通时，便注意到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后，两国间商人、僧侣依然来往频繁1b 。此后，秋山谦藏、木宫泰彦、森克己等学者在研究中对九世纪的商人亦有所涉及2 ，这些研究令我们对这些商人有了初步的理解。但先行研究流于简单，一般只涉及新罗商人与唐商人，对渤海商人及日本商人则少有提及。虽然在九世纪的商人中，新罗商人与唐商人占主体地位，但亦无法忽视渤海商人及日本商人。本文提出了“东亚商人团”这个概念，力求更为全面地概括九世纪活跃于唐日贸易舞台上的这群商人。这群商人不见中国正史，只偶见于这段时期的日本正史，即所谓的六国史3 ，以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首的各种日本佛僧到华记录。本文主要利用这些史料和记录，试图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来论述九世纪的这个东亚商人团。 第一章 东亚商人团中的新罗商人与渤海商人 东亚商人团中最先出现的是新罗商人，九世纪初新罗商人开始频繁渡日，从而揭开了唐日贸易的新篇章。关于新罗商人，本章主要分三节来分别论述新罗商人的渡日及其背景、新罗豪商张保皋的生平事迹以及日本对渡日新罗商人的对策。渤海商人由于受史料所限，本章主要试图通过渤海国商主李延孝为焦点去窥探他们的活动。 第一节 新罗商人的渡日及其背景 据推测，新罗商人的渡日最早可追溯到八世纪。其主要依据的是《续日本纪》卷二十九，神护景云二年（768）冬十月的记载。其原文如下： （甲子）、即左右大臣大宰绵各二万屯、大纳言讳·弓削御净朝臣清人各一万屯、 从三位文室真人净三六千屯、中务卿从三位文室真人大市·式部卿从三位石上朝臣宅 嗣各四千屯、正四位下伊福部女王一千屯。为买新罗交关物也。庚午、赐二品井上内亲王大宰绵一万屯。 由上可知，768年10月，日本朝廷在短时期内赐给左右大臣以下各显贵大宰绵总计八万五千屯，以便购买新罗交关物。而该年未见新罗使渡日的记录。既然这批日本显贵的交易对象不是新罗使节，那么就只可能是新罗商人了1。 由于史料未明确记载，所以768年的新罗商人渡日也只限于推测。新罗商人的渡日直到814年才初见于《日本后纪》中的以下记载： （弘仁五年冬十月）丙辰、新罗商人卅一人漂着于长门国丰浦郡。2 其后，直到九世纪中期，新罗商人陆续见于日本史籍。现将新罗商人主要渡日情况归纳如下： 814年（弘仁5），新罗商人31人漂着长门国丰浦郡。（《日本后纪》） 818年（弘仁9），新罗人张春等14人来大宰府，献上驴四头。（《日本纪略》） 819年（弘仁10），新罗人载大唐越州人周光翰、言升则等来日。（《日本纪略》） 819年（弘仁10），新罗人王请与唐人张觉济兄弟等为交易之故，从唐出发，经三个月， 漂流至出羽国。（《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820年（弘仁11），李少贞等二十人漂着出羽国。（《日本纪略》） 820年（弘仁11），新罗人张长行等进献××羊二头、白羊四头、山羊一头、鹅一只。 （《日本纪略》） 824年（天长1），新罗人张宝高到大宰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835年（承和2），顷年新罗商人来壹岐岛不绝。（《续日本后纪》） 840年（承和7），张宝高遣使献方物。（《续日本后纪》） 843年（承和10），新罗人张公靖等26人，从唐楚州出发，来着长门国。（《续日本后纪》、《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847年（承和14），新罗人金子白、钦良晖、金珍与唐人江长等43人从苏州出发，到达大宰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以上仅仅是可见于史籍的新罗商人渡日主要记载，由此亦可窥见九世纪初到九世纪中叶其渡日之频繁。僧惠运曾对新罗商人频繁渡日的情形做过如下描述： 余昔，大宰府讲师兼筑前国讲师拜日，新罗商客，频频往来，货赍铜×、叠子等。逢著此客，为备之道场，用国家讲经亲施，买得者。3 这些于九世纪初开始频繁渡日的新罗商人，其目的不容致疑主要是为了贸易，他们对于九世纪前期唐日物品的流通尤其是唐物的流入日本是功不可没的。唐代初期贸易陶瓷器的流入日本便是这些新罗商人的杰作4。他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跟当时东亚的形势密不可分。下面主要从当时新罗与唐的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来看他们出现的背景。 764年，一直实施权力集中政策的新罗景德王死去，惠恭王即位。此后叛乱频发，780年，惠恭王在叛乱中被杀害。《三国史记》将惠恭王被杀害的780年后的时代称为“下代”，“下代”新罗是一个大叛乱的时代。首先，在新罗王都围绕着王位继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下代”最初的三十七代王宣德王以镇压反叛为契机，于780年登上了王位。其后，三十八代的元圣王经过与武烈王系的金周元明争暗斗，最终获得了胜利。此后王位争夺战愈演愈烈。809年，身为王叔的金彦升杀了四十代的哀庄王，成为四十一代宪德王。836年，四十二代的兴德王去世，其堂弟之子金悌隆杀了与他争夺王位的父亲金均贞，成为四十三代僖康王。但两年后即838年，僖康王便为宪德王与兴德王的外甥金明所杀，金明即位成为四十四代闵哀王。闵哀王亦好景不长，于839年便被金均贞之子金佑徽即四十五代神武王所杀。 这样，“下代”的前六十年中，血腥弥漫的王位争夺战使王位频繁交替，朝廷的凝聚力急剧丧失。王都的权力之争波及至全国，地方的贵族与农民的反叛亦开始风起云涌。这样，王都与地方的叛乱使得新罗王权对地方的统制日渐衰弛。与叛乱一同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还有自然灾害。早在八世纪中叶，饥荒与流亡的社会现象就已不断见诸于史籍。到了九世纪，频繁的自然灾害与蜂起的叛乱使得地方上尤其是新罗的西部地域更为动荡不安。《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十中对九世纪初的叛乱和灾害有如下的记载： 815年 （秋八月），西边州郡大饥，盗贼蜂起。 816年 （春正月），年荒民饥，抵浙东求食者，一百七十人。 819年 三月，草贼遍起。 820年 春夏，旱，冬，饥。 821年 春，民饥，卖子孙自活。 822年 三月，熊川州都督宪昌，以父周元不得为王，反叛，国号长安，建元庆云元年，胁武珍·完山·菁·沙伐四州都督、国原·四原·金官仕臣及诸郡县令，以为己属。 以上记载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叛乱发生的区域是在“西边州郡”，以“熊川州”为中心的西南地域。据日野开三郎的研究，朝鲜半岛的西南海岸是新罗海盗的据点1 。这些区域的海盗实际上是该地居住于沿岸部或海岛上的海上生活者即海民2 。连年的天灾与人祸造就了大批难民，对西南区域的海民亦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王权对地方统制的衰弛又使他们得以轻易地逃离新罗。正如上面816年的记载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有些逃往唐朝的东部沿岸。还有一些则涌向日本海沿岸。到唐的新罗人在唐的东部沿海特别是山东半岛一带建立了据点，他们中有一些人顺应当时唐朝的形势，开始从事贸易活动。由于唐日贸易利润可观，所以他们甘冒海上风险，开始频繁渡日。 这批从事唐日贸易的新罗商人的出现与当时唐朝国内的形势有密切的关系。换而言之，即当时唐朝藩镇割据，节度使独霸一方的局面对他们的出现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于763年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暂时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1 。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经安史之乱以后，“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2 ，形成了割据的局面。唐后期藩镇的数目，约为四十五个左右。他们在地方上专横跋扈，割据称雄，其势力极大。对此，《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大历十二年（777） 十二月庚子条有如下描述： 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 宽仁一听其所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而自 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是以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 可见其势力之大。由于藩镇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原来处于唐中央管辖之下的对外贸易就转移到了节度使的统制之下。地方的节度使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贸易采取的是放宽政策。例如，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只要“贾人献口马金币，即署牙将，使行贾州县”3 。据圆珍《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九世纪前期新罗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山东半岛及其周边。聚集于山东半岛一带的新罗人特别是新罗海民利用地方藩镇的贸易放宽政策，凭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海上经验，开始从事利润丰厚的唐日贸易。这些于九世纪初见于日本史籍的新罗 “商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张保皋。 第二节 张保皋其人与唐日贸易 张保皋其名见于《新唐书》、杜牧的《樊川文集》和《三国史记》，朝鲜史料中又称为弓福、弓巴，日本史料中称为张宝高。张保皋出生不详，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王都的群臣称其为“海岛人”，另外，《新唐书》新罗传关于他与他的盟友郑年有以下记载： 有张保皋、郑年者，皆善斗战，工用枪。年复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皋不及也。年以兄呼保皋，保皋以齿，年以艺，常不相下。 从与张保皋关系密切的郑年能潜海步行这一事实，可猜想他们皆为海民。 张保皋大概于八世纪末或九世纪初，作为大批逃亡国外的新罗人的一员渡唐。因其“善斗战，工用枪”，所以在唐成为武宁军小将。829年，新罗的兴德王三年，张保皋归国，拜见其王时说：“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是新罗海路的要塞，即现在的莞岛（全罗南道莞岛郡）。兴德王派遣给张保皋一万人的军队，令其镇守清海附近的海面。836年，兴德王去世，在王位争夺战中败下阵来的金均贞之子金佑徽从王都逃往清海镇，求助于张保皋。张保皋说：“古人有言，见义不为无勇，吾虽庸劣，唯命是从。”于是分兵五千并遣其友郑年相助金佑徽。在张保皋的帮助下，金佑徽杀了闵哀王，登上了王位，为神武王。拥立神武王有功的张保皋被封为感义军使，食实封二千户。840年，神武王之子文圣王欲娶张保皋之女为次妃，朝臣以张保皋是海岛人为由而加以反对，文圣王因此而作罢。张保皋于是心生怨恨，翌年于清海镇发动叛乱，同年11月为朝廷派的刺客杀害。 张保皋从一个“不知乡邑父祖”1 的无名小卒，一跃成为朝廷重臣，其强有力的后盾是他在从事唐日贸易中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张保皋在在唐新罗人当中建立起自己势力，并以海上交通要道清海为根据地，致力于唐日贸易。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承和六年六月七日条记载，张保皋在唐山东半岛的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建立了赤山法花院，其寺院有庄田，一年可得五百石米，是他在唐的据点。张保皋派交易船到赤山，买得唐物，并将唐物运往日本交易。 据圆仁记载，张保皋曾于824年渡日，与筑前大守须井宫有一面之缘，其归国时将留日八年的新罗人李信忠带回。此后虽不再见张保皋亲自渡日的记录，但他麾下新罗商人的渡日却未间断。张保皋及其部下渡日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而筑前国司及大宰府要人等地方官吏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难猜测他们与张保皋的商船之间进行着交易。其事例之一是840年就任筑前守的文室宫田麻吕与张保皋商船之间进行的交易。 840年12月，张保皋遣使者李忠、扬圆等到大宰府，求献方物。日本因“人臣无境外之交”2 之故加以拒绝，令其从镇西返还。翌年2月，允许李忠等将携带的货物与民间交易。李忠等交易完毕后归国，适逢张保皋发动叛乱，为避难又回到筑前大津。该年11月，张保皋被暗杀，筑前守文室宫田麻吕得知消息后，便扣押了李忠等所携带的货物。其理由是：“宝高（保皋）存日，为买唐国货物，以？付赠，可报获物其数不？。正今宝高死，无由得物实，因取宝高使所赍物。”3 可见文室宫田麻吕曾与张保皋的商船间进行过唐物的交易。842年正月，平定张保皋叛乱的阎长遣使者李少贞等四十人到着筑紫大津，要求协助追捕张保皋余党，并求遣还李忠等所携货物。文室宫田麻吕强行扣押李忠等货物一事因此曝光，日本朝廷责其行为“夺回易之便，绝商贾之权”4 ，命其返还掠夺之物。 通过上述文室宫田麻吕事件，可见新罗商人与日本地方官吏交易之情形。以张保皋为代表的新罗商人与地方官吏及民间之间的交易，意味着九世纪前新罗使与日本朝廷之间的京师贸易发生了质的转变。对于这一新动向，日本朝廷又是如何反映的呢？ 第三节 日本朝廷对新罗商人来航贸易的对策 如前所述，由于八世纪中晚期新罗与唐国内形势的变化，唐日贸易中出现了一批以张保皋为代表的新罗商人，他们于九世纪初开始频繁渡日，与地方官吏和民间亦从事着私人贸易。对新罗商人的来航贸易，日本朝廷作出了种种政治性的对策。 首先，831年（天长8）太政官给大宰府下达了官牒，对新罗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作了如下规定： 愚暗人民，倾覆柜？，踊贵竞买。物是非可？？，弊则家资殆罄。耽外土之声闻蔑境内之贵物，是实不加捉？所致之弊。宜下知大宰府严施禁制，勿令？市。商人来着，船上杂物一色已上，简定适用之物，附驿进上。不适之色，府官捡察，遍令交易。 其直贵贱，一依估价。若有违犯者，殊处重科，莫从宽典。1c 由此可见，当时日本民间出高价向新罗商人争购外来货物，进行私贸易的情形。政府意识到其弊端，下令大宰府严加管理与监督。规定新罗商人到着日本后，其货物应确保政府先买权，由大宰府将政府所需品进上后，才允许一般的民间交易。一般的民间交易亦估定好货物的价格，在大宰府的管理下进行。 840年（承和7）12月，新罗豪商张保皋的使者李忠等到大宰府时，太政官下达给大宰府的官牒中称： 宝高是为他臣，敢辄致贡，稽之旧章，不合物宜。宜以礼防闲，早从返却。其随身物者， 任听民间令得交关。但莫令人民违失沽价，竞倾家质。亦加优恤，给程粮，并依承前之例。2 日本朝廷拒绝了张保皋使者的朝贡，但允许其在大宰府的监督下将随身物品与民间进行交易，并令其早速返回。 842年8月，大宰大贰从四位上藤原朝臣卫上奏，指新罗人“寄事商贾，窥国消息”，故建议“新罗国人，一切禁断，不入境内”3 。朝廷没有赞成，下令曰： （新罗）商贾之辈飞帆来着，所赍之物任听民间令得回易，了即放却，但不得安置鸿胪以给食。4 此官牒中，日本朝廷亦允许新罗商人与民间进行交易，但不许其进入鸿胪馆，令其在交易完毕后立即返还。 从以上三张太政官下达给大宰府的官牒中，可以看出日本朝廷允许新罗商人在大宰府的管理、监督下从事民间贸易。但“了即放却”的规定，又意味着日本官方对新罗商人心存防备。使日本对新罗商人心怀戒备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日本国内新罗人的叛乱。 如第一节中所述，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初，新罗国内连年发生叛乱和饥荒，许多新罗人逃往唐东部沿海，还有一些则去了日本。但这些得到日本接纳的新罗人并不全是顺民。例如820年（弘仁11）2月，七百多名新罗人在日本的远江、骏河叛乱，当地政府出动军队镇压未能成功，乱民抢了伊豆国的谷物乘船出海，最后出动了七个地方的兵力才加以镇压1 。 这些归化新罗人的叛乱令日本政府重新考虑对新罗人的“归化”政策。834年以后史籍上所见漂流到日本的新罗人都被放还，再不受到日本政府欢迎。同时，新罗商人亦成为日本的警戒对象。838年，大宰府官员表示，“新罗商人，往来不绝，警固之事，不可以暂忘”，故申请多派一名性质接近今日军官的弩师2 。841年8月，又“以大宰府曹百四口宛对马岛，兼充防人”3 。这些行为都是日本官方对新罗商人戒备态度的一种表现。 九世纪初开始频繁渡日，从事唐日贸易的新罗商人，由于日本国内新罗人的叛乱等原因而逐渐不被日本政府所欢迎，但是，日本民间对中国商品却仍有浓厚的兴趣。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让唐人去担起唐日贸易的领导角色。九世纪中期起，唐商人频繁地出现于日本史籍中，他们替代新罗商人在唐日贸易中开始处于主导的地位。关于唐商人，将在第二章中作详细论述。 第四节 渤海国商主李延孝与唐日贸易 与频繁渡日的新罗商人相比，九世纪渡日的渤海人主要是渤海使。据史籍记载，九世纪渡日的渤海使共有十八次之多4 ，而有关渤海商人的记载则极为有限。虽然如此，亦不能忽略了在唐日贸易中渤海商人所起的作用。据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开成五年三月二日条记载，“（登州都督府）城南街东有新罗馆、渤海馆”，可见，与新罗人一样，渤海人在唐亦有其据点。不难想象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与新罗人一样从事着唐日贸易。由于史料有限，下面主要通过渤海国商主李延孝的活动来窥探他们从事唐日贸易的情形。 从853年初至877年左右的四分之一世纪之内，李延孝在文献记载中共有八次从中国到日本的记录。最早可见其名的是在圆珍向大宰府官员申请求得的公验中。853年日僧圆珍入唐，当年2月和7月，先后取得两张经由大宰府长官发出的类似今日出境证明书的公验，首张记他坐“大唐商人王超回乡之船”，第二张记他“共大唐商客王超、李延孝等”入唐。圆珍的船在8月15日抵达福州连江县，据9月28日福州都督府发给圆珍的公验，圆珍的一名随从随李延孝船回日本报平安，但其回航的具体日期和路程未有明记。由以上的公验可知，李延孝在853年一年内或与次年的两年内到日本两次。 856年，李延孝第三次来往于唐日之间。这一年，圆珍在台州国清寺得知以前到华日僧最澄曾于唐贞元年间施钱帛给禅林寺建院，以备后来日本求法僧居住。但在“会昌法难”中，僧人遇难，院舍随之颓毁。为了完成先师之愿，圆珍在国清寺止观院建止观堂和房舍1 。根据圆珍在两年后2月所写的《乞台州公验状》，费用的来源除了日本右大臣藤原良房所赠的三十两砂金外，又从856年9月由日本归唐的“越州商人詹景全。刘仕献、渤海国商主李延孝、李英觉”四人处，募得四千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圆珍称李延孝为“渤海国商主”，虽然在日本史料中，他多以“唐人”的身份出现，但考虑到由于当时日本对渡日渤海人的限制，李延孝可能为了方便贸易活动而自称为唐人。因此，说李延孝出身渤海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基于朝鲜半岛国家及中国与半岛间的某些地方政权中有用“主”字作为一些组织首领的称衔，“渤海国商主”可能指渤海有代表性的商人。 据圆珍于858年4月1日所写的《再乞公据印信状》，李延孝第四次到日是在858年，他将留唐五年的圆珍从台州送回日本。值得注意的是在《再乞公据印信状》中，圆珍称李延孝为“本国商人”。两个月前，圆珍在《乞台州公验状》中才记李延孝为“渤海国商主”，这里又称其为日本商人，显然其中另有隐情。 与李延孝一样在《乞台州公验状》中被记为“渤海国商主”的李英觉，圆珍在858年5月整理出的将来目录中亦称其为“本国商人”，并特地提出天竺贝多树拄杖、广州斑藤拄杖、琉璃瓶子这三件东西是圆觉在广州时托日本商人李英觉、陈太信等送来的。圆珍的将来目录类似今日海关申报书一类的文件，目的是让边防官员清楚他带离境的物品。他特地将渤海商人李英觉与唐商人陈太信称为“本国商人”，并提及三件贵重物品是由他们送来的，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借此减少官员对这些物品来源的怀疑以至出现扣押的情况。以此推测，圆珍在此将渤海商人李延孝称为日本商人，显然也是为了方便出境。而事实上，圆珍在2月向台州官府提交了公验的申请书，未得到答复，3月5日又一次提出申请，仍然无效，直到4月1日提交了欲乘“本国商人”李延孝之船归国的《再乞公据印信状》后，才得到了台州刺史的批准。李延孝的船于6月8日出发，6月19日抵达九州西南部的肥前国松浦县管美？乐崎，6月22日北上至大宰府。与李延孝同船渡日的还有“唐客”詹景全、“唐客”李达、“小生”高奉、“大唐客·管道衙前散将”蔡辅，他们在圆珍要上京辞别时都有诗送别2 。李延孝可能因为出身渤海，汉语能力不强，所以并未留下诗作。李延孝一行的归唐可能是次年即859年3 。 据《头陀亲王入唐略记》记载，861年8月，真如亲王到大宰府，当时李延孝亦在，这是他在文献上所见的第五次到日。不过亲王并未随李延孝船往唐，而是在次年坐了大宰府唐通事张友信的新船入唐。 李延孝第六次渡日是在862年。据《三代实录》贞观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庚寅条，“大唐商人李延孝等四十三人来，敕大宰府，安置供给”，这是李延孝首次以“大唐商人”的身份出现在日本的官方记录中。出身渤海的李延孝在日本官方记载中被记为“大唐商人”，很可能是他为了获得贸易的便利而自称为唐人。早在八世纪末，日本政府由于财政的原因，对名为朝贡，实为贸易的渤海国使人便开始加以限制，首先在789年规定渤海六年一贡，继而在823年改为十二年一贡。826年3月当时任右大臣的藤原绪嗣上奏，认为渤海来朝，是“巧败契期……既违诏旨，滥以入朝，偏容拙信，恐损旧典，实是商旅，不足邻客”1 。此后，827年正月2日，渤海使抵达但马之际，太政官给国司下达了如下官牒： 蕃客卖物私交关者，法有恒科。而此间之人，心爱远物，争以贸易。宜严加禁制, 莫令更然。若违之者百姓决杖一百。王臣家遣人员，禁使者言上。国司阿容及自买，殊处重科，不得违犯。2 可见渤海使节团在日本受到的阻力愈来愈大。日本政府对渤海使的抵触心理势必影响到日本对渤海商人渡日经商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从事唐日贸易的李延孝为了得到日本官方的优待，称自己为“唐人”是非常有可能的。事实上，作为“大唐商人”的李延孝得到了大宰府的安置供给，在他下一次渡日时又被安置于鸿胪馆。 文献所载李延孝第七次到日是在865年。据《头陀亲王入唐略记》记载，865年6月，李延孝载着宗睿和伊势兴房等，从福州出发，得顺风之便，经五日四夜便到了值嘉岛。又据《三代实录》的记载，7月27日，李延孝等六十三人驾船一只，到达海岸，日本朝廷“敕安置鸿胪馆，随例供给”。 此后的十二年再无李延孝渡日的记载，但想来在此期间他也从未中止过唐日贸易。877年是文献所载李延孝的最后一次渡日。877年年底，曾随圆珍入唐的智聪归国报告曰：“智聪初随留学和尚圆载，乘商人李延孝船过海。俄遭恶风，舳舻破散。圆载和尚及延孝等，一时溺死。时破舟之间，有一小板，智聪偿得著乘之。须臾东风迅烈，浮查西飞，一夜之中，飘著大唐温州之岸。其后亦乘他船，来归本朝”3 。圆载离唐之际，唐文人皮日休、陆龟蒙、颜萱等均有诗送别，其饯别地可能为江南苏州。从后来圆珍写给一位唐僧的书信中可知，与圆载、李延孝一同遇难的还有圆珍的好友詹景全和李达4 。 以上是文献中记载的渤海国商主李延孝的八次渡日情况，这只不过是参考佛教记录及日本官方记录所见，因而有极大的局限性，实际当不止此数。认为李延孝是从事唐日贸易的渤海商人中的代表人物，当不为过。遗憾的是，现在文献可见的从事唐日贸易的渤海商人只有李延孝和李英觉两人，但从李延孝的接二连三渡日贸易，我们可猜想九世纪渤海商人的渡日虽难见于史料，但亦无法忽视。 第二章 唐日贸易中的唐日商人 在上一章中，论述了九世纪从事唐日贸易的新罗商人和渤海商人。对于唐日两国来说，新罗商人和渤海商人都属于外国商人。在本章中，将要论述的是东亚商人团中的唐日两国商人。九世纪前期，在唐日民间贸易中，起主体作用的是东亚商人团中的新罗商人，到了九世纪中期，从事唐日贸易的重心从新罗商人逐渐转移为大唐商人。关于大唐商人，本章主要从其渡日原因、渡日概况以及渡日后情形加以论述。关于日本商人，则试图通过有限的史料以窥探他们的活动。 第一节 唐商人的渡日原因 如前章所述，新罗商人在九世纪前期频繁渡日。但是从九世纪中叶起，大唐商人的渡日活动日益显著。唐商人的最初渡日见于九世纪前期，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开成四年（839）正月八日所记，二十年前，唐人张觉济等与新罗人王请“为交易诸物，离此过海，忽遇恶风，南流三月，流着出州国（出羽国，今日本本州北部）”张觉济兄弟临将出发时，逃留出羽。这段记录简单，又是转述第三者的追忆，加上圆仁的中文表达能力尚未纯熟，意思并不十分清楚。据《日本纪略》记载，820年4月，“唐人李少贞等二十人漂著出羽国”1 。由于两个记载的漂著地点相同，再加上圆仁所记不一定十分准确，所以有学者认为张氏兄弟等人与李少贞很可能同坐一船2 。如果张氏兄弟、王请与李少贞在820年一起漂流到日，那么九世纪文献上最早到日的，应该是越州商人周光翰和言升。据《日本纪略》记载，他们于819年乘新罗人的船只到日，向日本朝廷报告了唐朝近况，并于次年乘渤海使船通过渤海回国3 。由此可见，九世纪前期到日的唐商人往往与新罗商人一起，搭乘新罗商船，而唐商船的渡日初见则一直要到九世纪四十年代。 有史料可查，最早到日本经商的唐商船是841年，即日本承和八年。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二年五月廿五日条记载，当时这艘船是从日本驶回楚州的。这条船显然不是唐朝的官方船只，因为自九世纪后，唐王朝从未派过官方船只赴日。虽然这条船的船主姓名不详，但确系九世纪从事唐日贸易的第一艘唐商船。此后，直到903年，在短短的六十二年间，唐商船往返中日之间达三十余次4 。众多唐商人往来于唐日间，他们替代了新罗商人在唐日贸易中占了主体地位。 分析九世纪中后期唐商人频繁渡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遣唐使的终止。九世纪以后，唐王朝由盛而衰，内乱频发，外侮不断 已进入王朝末期阶段。加之日本国内财政亦不景气，组织遣唐使费用颇多，财政难以负担。基于以上原因，自838年以后，日本就基本上终止了遣唐使。虽然894年4月，朝廷曾任命菅原道真为最后一次遣唐使，却终因朝廷兴趣不大，而未能成行。遣唐使的终止，使得以朝贡贸易为主要方式的唐日官方直接贸易终告结束。唐日官方直接贸易虽告终结，但是日本方面对大陆文物的需求却并未减少。日本方面对中国商品的浓厚兴趣刺激了唐日民间贸易的进一步展开，吸引了唐商人从事利润丰厚的唐日贸易。 第二，造船业以及航海技术的进步。唐日间的航线分为北路和南路。北路为远古以来一直被利用的以朝鲜半岛为中介的中日通交航线。南路的基本走向是，从中国江浙沿海的楚州（今淮安）、扬州、明州、越州等地启航，循东偏北方向横越东海，直趋日本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今平户岛和五岛列岛），然后驶达博多港或难波三津浦。这是中日地理直线最近的一条航线，但这条航线相对于北路航线来说，危险较大。文武朝以后取南路而行的遣唐使船几乎每回都有船只遭遇海难。九世纪的唐朝，造船业和船舶的防漏性、抗风浪性及续航能力均有了较高水平。对海洋气候和水文资料的掌握也达到很高程度，特别是掌握了季风和信风以及海流规律，并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这样，横穿东太平洋海域，被古代先民视为畏途的南路航线便成为中日直接通航的最佳航线。唐商人及其船队利用此天时、地利之便。频繁往返，进行着贸易活动。他们凭借较先进的船舶以及对东海气象与水文的熟悉，不仅减少了海难的发生，而且缩短了航行时间。由过去航行北路所需一、二个月时间，减少到只需五、六天即可完成一单程航运。例如，唐商人李处人的贸易船于842年8月24日从日本值嘉岛那留浦返航归国，“得正东风六个日夜”，便抵达大唐温州乐城县。又如唐商张友信，于847年6月22日，“从明州望海镇头上帆，得西南风三个日夜”，抵达值嘉岛那留浦1。 第三，南亚、西亚商人及新罗商人的刺激。由于唐王朝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故吸收了众多胡商到唐从事贸易。中唐以后，随着陆地丝绸之路受阻，原先就已经相当活跃的南海贸易受到了更大的重视，来自南亚、西亚各国的外商除了按常例供进以外，即可与唐人自由进行贸易。外商获利，每年来唐人员增多，舶货也随之大增。这些南亚、西亚各国商人的贸易活动，刺激了唐朝商人进行海外贸易的欲望，他们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开始积极地出海从事南海贸易。据阿拉伯作家在九至十世纪所撰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中记载，中国的船只大部分在尸罗夫2 装卸货物，因为中国船大，不适宜波斯湾内暗礁、水浅和复杂的航路，只能换乘阿拉伯船运货去红海和东非等地。而中国船只通过南印度西南海岸的故临（Quilon）时，要交纳比其他国家船只高二三倍以上的关税。由此可见，唐代商船运航南亚、西亚，进行了大量的海外贸易。通过这些贸易，大量南海的珍贵货物输入中国，唐商人将这些来自南海的物品投入国内消费之余，又将目光转向了东面的日本。 如上一章所述，九世纪前期，新罗商人频繁渡日，在唐日贸易中担当着主角。新罗商人在唐日贸易中取得的巨大利润刺激了唐商人。他们起先往往搭乘新罗商船，与新罗商人合作进行贸易。到了九世纪中期，由于唐商人无论在组织货源、采集商品、编组船队及资金、技术等方面都占了天时、地利的优势，再加上日本政府对新罗商人的日趋敌视态度，唐商人很快取代了新罗商人，成为唐日贸易的主角。 第三节 大唐商人的渡日概况 上一节主要分析了大唐商人渡日的三点原因，基于上述原因，大唐商人于九世纪初开始渡日，起先他们往往搭乘新罗商船。到了九世纪中后期，唐商人和唐商船的渡日日益频繁，替代新罗商人在唐日贸易中占了主体地位。现将九世纪唐商人的具体渡日情况列表如下： 名 字 唐 日 往 来 杂 纂 出 典 周光翰 唐越州人。819年（弘仁10）6月，与言升则等人乘新罗人的船到日本，带去唐李师道反乱的消息。翌年正月，与言升则一同随渤海使节归国。亦有将其名写为周光轮的，恐为误写。 日本纪略 日本逸史 言升则 唐越州人。819年（弘仁10）6月，与周光翰等人乘新罗人的船到日本，带去唐李师道反乱的消息。翌年正月，与周光翰一同随渤海使节归国。 日本纪略 日本逸史 张觉济 819年（弘仁10）由于贸易的缘故，兄弟两人与新罗人王请等同船从唐出发，经三个月的漂流，到达出羽（日本本州北部）。临出发时，兄弟俩共逃留出羽。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李处人 833年（天长10）至842年（承和9）期间到达大宰府，842年8月归国，从肥前的远值嘉岛出发，到达温州。让入唐僧惠运同船，帮助其入唐。 入唐五家传（惠运） 张继明 似乎作为商人去日，滞留于大宰府，834年（承和1）3月奉敕令由肥后守粟田饱田麻吕带领入京。可能是因为同年正月任命的遣唐使即将入唐，所以要问他唐的情况。 续日本后纪 李邻德 842年（承和9；会昌2）春，从明州出发到日本，让入唐僧惠萼搭乘其船。845年（承和12；会昌5）末归国，让圆仁的弟子同乘，到达楚州。其名亦写为李×辚×德，也称为四郎。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徐公佑 苏州出身。唐朝大中年间（847－859）往来于唐日之间，将其兄徐公直的书信和赠答物带给留日唐僧义空。其兄徐公直在苏州援助了853年（仁寿3〕入唐的圆珍。 唐人书简（高野杂 笔集付载） 唐人送别诗 张友信 847年（承和14）6月，与元净等45人一行乘一船从明州出发，到达肥前的远值嘉岛，7月进大宰府。让日僧惠萼、惠运、仁好搭乘其船到日。其后作为唐通事留在大宰府，862年（贞观4）9月与真如亲王等一起归唐到达明州。其名亦写为张支信。 续日本后纪 入唐五家传（惠运） 头陀亲王入唐略记 元净 847年（承和14）6月，与张友信等45人一行乘一船从明州出发，到达肥前的远值嘉岛，7月进大宰府。 续日本后纪 入唐五家传（惠运） 头陀亲王入唐略记 钦良晖 847年（承和14）5月，与金珍等从苏州松江口出发，途中让圆仁搭乘，9月到达大宰府。852年（仁寿2）闰8月，为交易去日本，翌年7月，与王超等一同归国，其时让圆珍搭乘其船，到达福州。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智证大师传 元亨释书 金珍 847年（承和14）5月，与江长、金子白、钦良晖等43人从苏州松江口出发，9月到达大宰府。途中，于山东半岛的乳山浦让圆仁搭乘归国。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江长 847年（承和14）5月，与金珍、金子白、钦良晖等43人从苏州松江口出发，9月到达大宰府。途中，于山东半岛的乳山浦让圆仁搭乘归国。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王超 853年（仁寿3）7月，归国时让圆珍搭乘，到达福州。 圆珍公验 陈太信 856年（齐衡3；大中10）8月，与李英觉一同从广州到台州，受圆觉所托给圆珍带去了天竺贝多树拄杖等信物。862年（贞观4）7月，似乎与李延孝等一同去日本，翌年正月通过春日宅成送给圆珍书信。其名亦写为陈泰信。 圆珍将来目录 唐人送别诗 詹景全 越州商人，出身婺州。856年（齐衡3；大中10）9月从日本归来，应圆珍所求与李英觉等人一起捐了钱资助建造国清寺的住房。858年（天安2；大中12）6月，与圆珍等人乘李延孝的船从台州出发，到达肥前的五岛，进入大宰府。留有给圆珍的书信和诗。863年（贞观5）4月，让贤真、慧萼、中全等人同船去日本。8月，受圆珍所托带着圆珍给智慧轮（西域僧，般若斫迦）的书信归国。翌年去日本，受温州的圆德所托带给圆珍净土变的绣佛等物。877年（元庆1）让入唐僧圆载搭乘，与李延孝一起去日本途中遇难淹死。 圆珍传 圆珍上智慧轮三藏决 疑表 圆珍乞台州公验状 头陀亲王入唐略记 刘仕献 856年（齐衡3；大中10）9月，与詹景全、李英觉、李延孝等一同归国，应圆珍所求，与其他三人捐了4000文钱资助建造国清寺的住房。 圆珍乞台州公验状 李达 婺州永康县出身。858年（天安2；大中12）6月似乎乘李延孝的船到达大宰府，留有给同船共乘的圆珍的书信及诗。归国之际，受圆珍所托委嘱乡贡进士沈欢撰写国清寺止观堂的记。该文于861年（贞观3；咸通2）完成。877年（元庆1）载入唐僧智聪等去日本。881年（贞观5），托唐商人张蒙将一切经的欠本120余卷送去日本。 唐人送别诗 圆珍传 上智慧轮三藏书 蔡辅 858年（天安2；大中12）6月，似乎与圆珍同船去日本，留有给圆珍的书信和诗。任管道衙前散将的官。 唐人送别诗 高奉 858年（天安2；大中12）6月，似乎与圆珍同船去日本，留有给圆珍的书信和诗。 唐人送别诗 任仲元 862年（贞观4）7月，与真如亲王一起从大宰府出发，回到唐土。865年（贞观7；咸通6）从长安到淮南，向在淮南的伊势兴房传达亲王之命。 头陀亲王入唐略记 金文习 862年（贞观4）7月，与真如亲王一起从大宰府出发，回到唐土。 头陀亲王入唐略记 张言 866年（贞观8）9月，一行41人共乘一船，到达大宰府。 三代实录 崔岌 874年（贞观16）6月，一行36人共乘一船，抵达肥前松浦郡。 三代实录 杨清 876年（贞观18）7月，一行31人共乘一船，到达筑前荒津。 三代实录 崔铎 877年（元庆1）6月，一行63人从台州出发，7月，抵达大宰府。多治安江、智聪等人搭乘其船回日本。 三代实录 张蒙 881年（元庆5）去日本，带去了李达所托的大藏经欠本一百二十余卷。 三代实录 柏志贞 883年（元庆7），到达大宰府。带去了天台山国清寺诸僧以及越州良婿和尚的遗弟子写给圆珍的信件。 智证大师传 王讷 893年（宽平5）3月，到日本。带去了在唐日本僧人中？的书信。 菅家文草 周汾 893年（宽平5）7月，一行60人共乘一船，抵达博多津。带去了在唐日本僧人好真的牒。 入唐五家传（好真） 梨怀 896年（宽平8）3月4日，应召入京。其渡日大概在896年左右。 日本纪略 景球 903年（延喜3）11月20日，献上羊一头，白鹅五只，其渡日大概在903年。 扶桑略记 上述唐商人中，如张友信、李邻德、李达、詹景全等人多次往返于唐日之间，是九世纪中后期经营对日贸易的大商人。 唐商船驶入博多湾后，先由大宰府将来港的唐商船人员及货物情况呈报太政官。因九州距京都路程颇远，即使用快马于专设驿道传递，亦需往返十数天，因此唐商船需在博多湾码头等候多日。及至太政官官符送到，方允许唐商人上岸。上岸的唐商人依归化人的待遇，例如，《三代实录》贞观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条以及贞观十八年八月三日条中有以下记载： 先是、太宰府言、大唐商人崔岌等三十六人、驾船一艘、六月三日著肥前国松浦郡岸、是日敕、宜准归化例、安置供给。大宰府言、去月十四日、大唐商人杨清等三十一人、驾一只船、著荒津岸、敕、宜准归化例、安置供给。 关于归化人的待遇，据《令义解》公式令记载：其蕃人归化者，置馆供给，不得任来往。 由此可见，唐商人被安置于到着地的客馆（一般为大宰府鸿胪馆）中，没有允许是不能随意上京的。866年，唐商人任仲元因为“非有过所”而入京，结果被谴诘，送还大宰府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 。唐商人被安置于大宰府鸿胪馆后，需向大宰府申报所运货物清单，由大宰府派出官吏对其所带货物进行检查核对，接着再由大宰府验等定价。这时，唐商人所运货物成为“交关物”，由大宰府派人看管。这些手续办理完毕后，还须等待由京都派来的“交易唐物使”前来主持贸易，同样需要待以时日。按太政官令规定，在交易唐物使到达大宰府之前，不准唐商人与日本商人或一般市民私自进行贸易，一旦被告发或被官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充官，对唐商人和私自交易的日本人按律治罪2 。交易唐物使一般由太政官委派内藏寮官吏充任，他们从京城到达大宰府后，即行主持贸易。贸易首先在唐商人于大宰府之间进行。大宰府代表日本朝廷购买所需货物，余下的则由达官贵人及商人市民进行贸易。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大量唐朝商品流入到日本各个阶层当中。 第三节 九世纪的渡唐日本商人 九世纪从事唐日贸易的东亚商人团中，除了上述新罗商人、渤海商人和唐商人之外，还有因人数少而易被忽视的一环：日本商人。 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大中元年（847）闰三月十日条记载： 商量往明州，趁本国神御井等船归国。 又据该书同年六月九日条记载： 得苏州船上唐人江长，新罗人金子白、钦良晖、金珍等书云……书中又云：“春 大郎、神一郎等，乘明州张支信船归国也。来时得消息，已发也、春大郎本拟雇此船归国，大郎往广州后，神一郎将钱金付张支信讫，仍春大郎上明州船发去。春大郎儿宗健兼有此物，今在此船”云云。 这两条记载中出现的神一郎与神御井应是同一人物，他与春大郎显然都是来唐贸易的日本商人3 。 关于神御井，小野胜年认为神是大神的汉姓，御井是其名，他与874年同多治安江一起入唐的大神巳井乃同为一人1。874年神御井渡唐的记载见于《三代实录》？卷二十五，？贞观十六年六月十七日条： 十七日？葵？酉，遣伊豫权掾正六位上大神宿祢巳井，丰后介正六位下多治真人安江等于唐、唐家市香药。 此外，《朝野群载》卷一中所收的《总持寺钟铭》也有神御井渡唐的有关记录，其原文如下： 粤若祖父越前守藤原朝臣、归心于普门妙智、倾首于无碍大悲、而坠露溘然、闪电倏尔、纳言尊考、轸先业之不遂、叹善因之未成、多以黄金、附入唐使大神御井、买得白檀香木、造千手观世音菩萨像一体、仍建衢场于摄津国岛下郡、安置此像、号曰总持寺、于是第二男备前权介公利、铸丰钟一口、于时延喜十二年夏四月八日、为铭曰、“已上略记”（下略） 由上可见，神御井于847年与春大郎乘唐商人张友信之船从明州归国。事隔二十七年后，他又于874年为朝廷所遣，同多治安江一起入唐购买香药。朝廷遣他入唐的原因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年青时有过从事贸易的经验。874年神御井与多治安江的入唐虽为朝廷所遣，《总持寺钟铭》中亦称其为“入唐使”，但因为他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贸易，因此与以往兼负政治与贸易双重任务的遣唐使有着本质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将他们视为是日本的官方商人可能更为妥切。 通过神御井、春大郎、多治安江等人的贸易活动，可以窥探到：838年遣唐使实际终止后，有少数日本人或出于自愿，或受朝廷派遣入唐从事贸易活动。这些日本商人与同期的新罗商人、唐商人相比，无论是人数上还是渡航次数上都非常有限。九世纪从事唐日贸易的日本商人之所以很少，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日本造船技术以及航海技术的不足。 据明代胡宗宪所编的《筹海图编》、茅元仪所撰的《武备志》以及李言恭与郝杰编撰的《日本考》记载，日本船与中国船结构不同，船材铆接不用铁钉而用铁片，接缝不用麻筋桐油而只用所谓短水草来填塞，故非常费工费料而又不牢。船底扁平，不能破浪猛进，帆则悬于桅杆正中心处，只适于顺风，若遇逆风则须把桅杆放倒，只凭划栌前进。明代的日本船只尚落后如此，唐代更可想而知。此外，当时日本的航海技术亦十分落后，日本人还未掌握季风和信风以及海流规律。日本当时造船技术及航海技术的不济从遣唐使船的屡屡遇难便可见一斑。根据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日本共任命过二十次遣唐使，其中四次因故停止，实际成行十六次。在实际成行的十六次遣唐使渡海途中，船只遇难屡见不鲜，尤其是后期取道南路航线后使舶遭难尤多，牺牲巨大2 。 落后的造船技术以及航海技术自然大大抑制了九世纪日本商人的渡唐，使得他们的人数和渡航明显少于新罗商人和唐商人。与日本相反，唐与新罗当时都拥有较高水平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九世纪新罗商人与唐商人频繁往来于唐日之间却极少发生海难事故。这样就使得入唐贸易的日本商人往往舍日本船而搭乘新罗人或唐人的商船。例如，春大郎在归国时起初打算乘唐人江长和新罗人金子白等的商船，后来则与神一郎乘唐人张友信的商船从明州归国。另外，874年入唐买香药的神御井和多治安江亦于877年7月从台州搭乘唐商人崔铎的船回日本1 。 综上所述，由于日本落后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九世纪入唐贸易的日本商人甚为有限，而且往往搭乘新罗人与唐人的商船，但是作为九世纪从事唐日贸易的东亚商人团的一环，他们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章 九世纪东亚商人团的作用 在前面两章中，对九世纪从事唐日贸易的东亚商人团中的新罗商人、渤海商人、唐商人和日本商人分别进行了论述。这批东亚商人在九世纪特别是遣唐使实际终止后的大半个世纪里，对唐朝物品流入日本以及日本僧侣的入唐，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第一节 东亚商人团携去日本的物品 九世纪东亚商人频繁往来于唐日之间，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贩运和销售倍受日本各阶层青睐的唐朝物品，从而谋求巨额利润。商船渡日时，往往“颇赍货物”2 。 货物具体的品名散见于平安时代的贵族日记中，其中藤原明衡（989？～1066）的《新猿乐记》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唐物的品名如下： 沈、麝香、衣比、丁子、甘松、薰陆、青木、龙脑、牛头、鸡舌、白檀、赤木、紫檀、 苏芳、陶砂、红雪、紫雪、金益丹、银益丹、紫金膏、巴豆、雄黄、可梨勒、槟榔子、 铜黄、绿青、燕脂、空青、丹、朱砂、胡粉、豹虎皮、藤茶碗、笼子、犀生角、水牛 如意、玛瑙带、琉璃壶、绫、锦、罗、？、吴竹、甘竹、吹玉等。3 《新猿乐记》写于十一世纪中期，但唐物的内容自九世纪以后应无多大变化。参照以上藤原明衡所罗列的唐物品名以及其他一些零星史料，可将九世纪东亚商人携带至日本的物品归为如下几个种类。 第一，宗教用品。主要是佛经、佛像、佛画、佛具以及与佛教有关的用具。 奈良、平安时代是日本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大批学问僧随遣唐使船频频东渡，赴唐求法。这些日本僧侣回日本时，都带回大量的唐本佛经、佛像、佛画、佛具。如最澄于805年5月，搭乘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之船，携回佛教经论章疏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以及真言道具等十余种。又如空海，他于806年8月随遣唐判官高阶远成回国，携回佛教经论章疏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胎藏金刚界等曼荼罗祖师影等十铺、真言道具九种以及惠果阿？褚？梨付嘱物十三种。九世纪后，东亚商人的商船频繁渡日，他们将日本佛教界所需的中国佛教用品贩运至日本。特别是838年遣唐使停止后，他们更是垄断了中国佛教用品进入日本的渠道，贩运佛经、佛像、佛画、佛具，以满足日本各寺院、僧侣及佛教徒的需求。例如，847年5月，日僧圆仁乘新罗人金子白、金珍等的商船，仅一次就带回佛教经论章疏传记等五百八十五部七百九十四卷、胎藏金刚界两部大曼陀罗及诸尊坛像、舍利及高僧真影等法门法物五十九种1 。858年6月，日僧圆珍搭乘渤海商人李延孝的商船归国，运回佛教经论章疏四百十一部一千卷及道具法物等十六种2 。874年，唐商张蒙的船依圆珍的嘱托，运去一切经阙本一百二十余卷3 。 第二，书籍尤其是唐代大文学家和大诗人的文集和诗集、文房用具等。 奈良、平安时代日本推崇唐文化，对唐文学、诗歌及文房四宝、书法、字画尤为喜爱。遣唐使入唐时，往往购买书籍带回。如以多治比县守为押节使的元正朝遣唐使于718年归国前，“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泛海而还”4 。唐文人张荐“下笔敏述，著述尤多，言颇诙谐”，其才名远播，“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可见当时日本对中国书籍的喜好。由于日本对唐的书籍及文具等的需求，九世纪东亚商人赴日贸易时，书籍、文具等是大宗商品。据《文德实录》仁寿元年（851）九月乙未条记载，大宰府的大宰少贰藤原岳守，在检查唐商人的货物时，于书籍中发现元稹、白居易的诗集，进呈天皇，天皇甚喜，授他为从五位上。 第三，香料、药品等。日本皇族、贵族阶层崇尚豪华，对香料的需求相当大。 此外，汉医学和本草学传入日本后，日本对名贵中药材的需求亦越来越大。从877年日本朝廷派多治安江等人到唐采购香药一事，可见一斑。顺应日本市场的需求，九世纪东亚商人的贸易商品中亦含有大量香料和药品等。《新猿乐记》中记载的唐物中，有相当一部分为香料和药物。其中既有属于中国出产的，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物产。由于唐朝对外开放的政策，产自世界各地的贵重香料和药材通过南中国海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如来自林邑的沉香、来自拂林和安息的苏合香、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鸡舌香即丁香、来自印度的犀角等等5 。当时的广州是世界最大的香料市场之一，而扬州则仅次于广州。在这样一个国际贸易的环境下，九世纪的这批东亚商人不仅将产于中国的，更将来自世界各国的香料和药材输入日本。 第四，陶瓷器、高级丝织品、手工艺品等贵重奢侈品。 九世纪东亚商人携带至日本的，不仅有唐朝的锦、绫、罗等高级丝织品、越州、刑州等地出产的陶瓷器以及各类唐朝的手工艺品，还有来自印度、西域诸国的工艺品。据《智证大师将来目录》，圆珍于858年乘渤海商人李延孝的商船归国时，还带回了856年秋圆觉托渤海商人李英觉和唐商人陈太信从广州带给他的天竺贝多树拄杖一枚、广州斑藤拄杖一枚和琉璃瓶子一口。琉璃原盛行于叙利亚等西亚地区，这里的琉璃瓶子很可能是来自西亚地区的制品。由此亦可见九世纪东亚商人所从事的唐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国际性色彩。 此外，还有白鹅、羊、驴、鹦鹉、孔雀等鸟兽类。如据《日本纪略》弘仁九年（818）春正月丁酉条记载，新罗商人张春等献上驴四头。又据《扶桑略记》延喜（903）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丙辰条记载，唐商人景球献上羊一头、白鹅五只。 综上所述，九世纪后，东亚商人团频繁往来于唐日之间，大量来自唐与异国的珍贵物品涌入日本。其中包括遣唐使时代人手非常困难的绫、锦等高级丝织品以及香药等。随着这些珍贵文物的大量流入，日本政府在保证朝廷的先买权的同时，亦允许东亚商人与民间进行交易。这样，九世纪前日本国家对中国文物的独占体制逐渐崩溃，来自唐的物品得以流通到日本的各个阶层中，唐的文化亦随之渗透到整个日本社会，从而为日本的“国风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节 东亚商人团与日本僧侣的入唐 九世纪东亚商人团除了将大量物品运至日本进行贸易外，还承担搭载日本入唐僧侣往返的客运业务。根据史籍记载，现将九世纪东亚商人团的商船搭载日本僧侣的情况归纳如下： 841年（承和8）秋，惠萼乘唐商船抵达唐楚州。（《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842年（承和9）春，惠萼乘唐商人李邻德之船回日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842年（承和9）8月，惠运乘唐商人李处人之船，从肥前国值嘉岛那留浦出发，经六个日夜，抵达温州乐城县玉留镇。（《安祥寺惠运传》） 843年（承和10），仁好、顺昌乘新罗人张公靖等的商船，从楚州出发，抵达长门国。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续日本后纪》） 844年（承和11），惠萼携五台山的供料，乘商船再次入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844年（承和11），仁好携朝廷赐给圆仁、圆载的二百两黄金，乘商船再次入唐。 （《续日本后纪》） 846年（承和13），圆仁的弟子性海乘唐商人李邻德之船入唐，将日本的书信及信物送至 圆仁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847年（承和14）6月，惠运、仁好、惠萼乘唐商人张友信、元净等的船，从明州望海镇 出发，十二日后，抵达肥前国值嘉岛那留浦。（《安祥寺惠运传》、《续日本后纪》） 847年（承和14）7月，圆仁、惟正、性海、丁雄满乘商人金珍等的船，抵达肥前国鹿岛。（《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853年（仁寿3）8月，圆珍、丰智、闲静、丁雄满乘商人钦良晖等的船，从肥前国值嘉岛鸣浦出发，抵达福州连江县。（《智证大师传》、《行历抄》） 858年（天安2）6月，圆珍乘李延孝的商船从明州出发，抵达肥前国松浦县管美？乐崎。 （《智证大师传》） 862年（贞观4）9月，真如法亲王、宗睿、贤真、惠萼、忠全、安展、禅念、惠池、善寂、原懿、猷继等乘唐商人张友信、金文习、任仲元之船从肥前国值嘉岛出 发，抵达明州。（《头陀亲王入唐略记》） 863年（贞观5）4月，贤真、惠萼、忠全等乘张友信之船，从明州归国。（《头陀亲王入唐略记》） 865年（贞观7）7月，宗睿乘李延孝等的商船从明州望海镇出发，抵达肥前国值嘉岛。 （《禅林寺僧正传》、《三代实录》） 从上述日本僧侣频繁搭乘商船的记录可见，由于九世纪东亚商人团频繁往来于唐日之间，日本僧侣的入唐较之遣唐使时代变得容易的多。如惠萼，三次搭乘商船往返唐日之间，又如仁好，亦搭乘商船两次入唐。 这些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侣归国时除带回了大批的佛教经典以及种种佛具法物外，还带回一些诗文集和杂书。据圆仁的《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记载，他归国时随商船带回的诗文集和杂书就有：《大唐新修宣公卿士庶内族吉凶书仪》三十卷（郑余庆重修定）、《开元诗格》一卷、《祗对义》一卷、《判一百条》一卷（骆宾王撰）、《祝无膺诗集》一卷、《杭越寄和诗集》一卷、《诗集》五卷、《法华经廿八品七言诗》一卷、《嗣安集》一卷、《百司举要》一卷、《两京新记》三卷、《皇帝拜南郊仪注》一卷、《丹凤楼赋》一卷、《诗赋格》一卷、《私越唱和诗》一卷、《进士章？解？集》一卷、《仆郡集》一卷、《庄翱集》一卷、《李张集》一卷、《杜员外集》二卷、《台山集》、《杂诗》一卷、《白家诗集》六卷。这些由入唐日本僧侣随商船从唐运回的诗文集和杂书进入到日本社会，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以及日本汉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入唐日本僧侣在唐滞留期间，与唐朝的僧侣、文人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东亚商人搭载他们归国后，在他们与唐人之间传物递信，使他们的交流得以继续。例如，圆珍于858年回日本后，曾托唐商詹景全带书札、礼物（四斤水银）送赠天台山开元寺僧常雅等人。常雅对此热情复函，并酬赠天台南山角子茶壹、生黄角子贰1。863年、865年，圆珍两次托詹景全带书信给长安大兴寺智慧轮不果，882年，又托唐商李达携书札及砂金五十小两至长安智慧轮处，以求缺经。867年，温州的德圆托詹景全带给圆珍净土变的绣佛等物。883年，天台山国清寺诸僧及越州开元寺座主良？托唐商柏志贞给圆珍带去书信1 。由于有频繁往来于唐日之间的东亚商人在其中穿针引线，入唐日僧人虽返日，但音讯犹通。 综上所述，遣唐使停止后，从事唐日贸易的东亚商人承担起了搭载入唐日僧往返的任务。他们频繁的贸易活动，使日僧的入唐较前变得容易，同时亦使归国的日僧得以继续与唐的友人进行交流和沟通。这不仅促进了唐日之间佛教的交流，更促进了两国间文化的交流。 结 语 在唐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中，日本遣唐使历来是研究的热点，而对九世纪出现的东亚商人团则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这个于九世纪出现的从事唐日贸易的东亚商人团对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意义与遣唐使一样不容忽视。九世纪尤其是838年遣唐使终止后，这个商人团取代遣唐使在中日文化交流上占了主导的地位。 本文首先对东亚商人团中的各国商人分别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八世纪中后期，新罗与唐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罗商人于九世纪初率先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在九世纪前期是唐日贸易的主角。由于新罗商人的刺激、造船业及航海技术的进步等因素，大唐商人开始迅速崛起，九世纪四十年代，他们逐渐取代了新罗商人在唐日贸易中占了主体地位。此外，渤海商人与日本商人虽然人数有限，但亦不可忽视。在对各国商人进行分析之后，着重从物和人两方面论述了整个东亚商人团在唐日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本文中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敬请前辈同行给予批评指正。 -------------------------------------------------------------------------------- [1] “一衣带水”一词最初见于《南史》卷十。 2 《唐六典》卷四。亦参见《唐会要》卷六十六引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 3 真人开元：《唐大和尚东征传》汪向荣注本（中华书局，1979年〕 4 《韩昌黎集》卷二十一。 5 东野治之：《正仓院》， 1 《延喜式》卷三十大藏省。 2 《续日本纪》卷三十六宝龟九年冬十月乙未条。 3 关晃：《遣新罗使の文化的意义》（《山梨大学学艺学部研究报告》6，1955年） 4 关于“买新罗物解”文书内容，可参照皆川完一：《买新罗物解拾遗》（《正仓院文书研究》2，吉川弘文馆，1994年）；池田温：《天宝后期の唐·罗·日关系をめぐって》 （《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テグ，1995年）。 5 鸟山喜一：《古き日满关系の回顾》（《满鲜文化史观》，刀江书院，1935年） 6 三上次男：《八～九世纪の东アジアと日本》（1974年初出，《高句丽と渤海》，吉川弘文馆，1991年） 石井正敏：《渤海の日唐间における中继的役割について》（《东方学》51，1976年） 东野治之：《日唐间における中继的役割について》（《日本历史》438，1984年） 7 这两次遣唐使分别为：801年任命，803年出航的桓武朝遣唐使；834年任命，836年启程的仁明朝遣唐使。 1b ×迁×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0年）第76页。 2 秋山谦藏：《日唐贸易と竹取物语》（《日中交涉史话》，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5年） 《日唐贸易の发展と大宰府の变迁》上、下，（《史学杂志》45－9、10， 1934年） 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富山房，1955年），同书有胡锡年中文译本：《日中 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 森克己：《日唐贸易の形态—日宋贸易の基础问题》（《史学杂志》46－6，1935年） 《遣唐使》（至文堂，1955年） 3 指《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参见汪向荣《＜六国史＞中有关中日关系的记事》（《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岳麓书社，1985年） 1 李成市：《东アジアの王权と交易》（青木书店，1997年）第174～175页。 2 《日本后纪》卷二十四弘仁五年冬十月丙辰条。 3 《安祥寺伽蓝缘起资财帐》，见《续群书类从》卷。4 龟井明德：《唐代陶磁贸易の展开と商人》（《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 Ⅲ》，东大出版 会，1992年） 1 日野开三郎：《罗末三国の鼎立と对大陆海上交通贸易（四）》（《朝鲜学报》20，1961年） 2 李炳鲁：《九世纪における〈环シナ海贸易圈〉の考察—张保皋と对日交易を中心に》 （《史学年报》8，1993年） 1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藩镇魏博传序》。 2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3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藩镇宣武彰义泽潞》。 1 《三国史记》卷四十四。 2 《续日本后纪》卷九承和七年十二月己巳条。 3 《续日本后纪》卷十一承和九年春正月乙巳条。 4 同上。 1c 《类聚三代格》卷十八《应检领新罗人交关物事》。 2 《续日本后纪》卷十，承和八年二月戊辰条。 3 《续日本后纪》卷十二，承和九年八月丙子条。 4 《类聚三代格》卷十八《应放还入境新罗人事》，又见《续日本后纪》卷十二，承和九年八月丙子条。 1 《日本逸史》卷二十八，弘仁十一年二月丙戌条。 2 《类聚三代格》卷五《应废史生一员置弩师事》。 3 《续日本后纪》卷十，承和八年八月丙辰条。 4 门肋祯二：《遥かなる长安—遣唐使の道》（《长安—绚烂たる唐の都》，角川书店， 1996年） 1 《智证大师传》。 2 詹景全、李达、高奉、蔡辅写给圆珍的诗可见于《唐人送别诗》。 3 小野胜年：《入唐求法行历の研究：智证大师圆珍篇》（法藏馆，1982年），第417页。 1 《类聚国史》卷一九四卷。 2 《类聚三代格》卷十八《应禁交关事》。 3 《智证大师传》。 4 《上智慧轮三藏书》。 1《日本纪略》前篇十四弘仁十一年夏四月戊戌条。 2 森克己：《日宋丽连锁关系の展开》（《史渊》41，1949年） 3 《日本纪略》前篇十四弘仁十年六月壬戌条，弘仁十一年春正月乙未条。 4 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富山房，1955年）第122～127页。 1 《入唐五家传》中的《安祥寺惠运传》，见《续群书类从》第八辑上《传部》。 2 Siraf,遗址在北纬2738，在977年发生地震毁坏前，是长期通往印度和远东贸易的大转运港，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为当时波斯湾最繁荣的港口。 1 《三代实录》卷十二贞观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甲子条。 2 《关市令》延喜三年八月一日太政官符《应禁遏诸使越关私买唐物事》。 3 佐伯有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人名考异》（《古代史论丛》下卷，吉川弘文馆，1978年）《最后の遣唐使》（讲谈社现代新书，1978年） 1 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の研究》第四卷。 2 关于遣唐使遇难情形，可参照：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55年）第57～58页；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47～49页。 1 《三代实录》元庆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条。 2 同上。 3 转引自？木夏？本淳一的《〈国风文化〉と中国文化—文化移入における朝贡贸易》（《唐と日本—古代を考える》，吉川弘文馆，1992年） 1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大中元年六月二十日条，及《入唐新求圣教目录》。 2 《智证大师年谱》。 3 《智证大师传》。 4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传》。 5 关于唐代由世界各地传入中国的香料和药材，可参照（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 小野胜年：《入唐求法行历の研究：智证大师圆珍篇》（法藏馆，1982年），第449～ 450页第492条资料《台州开元寺常雅书状》。 1 《智证大师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