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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前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明中叶后，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封建危机加深，地主阶级思想家感到有必要在哲学思想上变换新的形式，用以维护明王朝的反动统治。王守仁主观唯心论的心学便应运而生。 王守仁（1472年～1528年），字伯安，人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后来，其徒将他的著述编纂成《王文成公全书》，其中《传习录》和《大学问》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 王守仁深受先秦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又直接继承了南宋陆九渊主观唯心论的心学，形成了庞杂的哲学思想体系。 王守仁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他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王守仁还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在王守仁看来，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比如，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王守仁却认为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这就是他所谓的“良知”。王守仁主张，要认识“理”，即所谓“致良知”，其途径不是通过实践，而是到心中去体认先验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要求人们主动自觉地为善去恶，用封建伦理道德去规范自己的行动。 王守仁也和朱熹一样，把“人欲”看作“天理”的对立物，认为由于先天的“良知”受到了外来物欲的“昏蔽”，人们才会有不善的思想和行动，因此，他竭力宣扬“去人欲，存天理”，只要人们体识到心中固有的“良知”，扫灭私欲，哪怕“愚夫愚妇”也可以成为“圣人”。王守仁的心学，归结起来，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消除一切反抗的念头，从心底深处服从封建统治。 |
改造朱熹的王阳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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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心学蔚然形成一代学术思潮。王阳明从心学立场出发，把经学纳入心学的范畴。认为经典不过是吾心的记籍，治经学的目的是为了发明本心、致良知。在阐发其心学思想时，也借用了经学的形式，并对以往的经典和经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心学的角度发展了经学，这是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心学发展阶段和环节。 对待儒家经典，王阳明主张治经学的目的是为了致良知。在他看来，经典的权威在心的权威之下，他明确提出：“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传习录上》)认为儒家经典只是为了说明心体的，这是对陆九渊以六经为我心之注脚思想的继承。进而王阳明强调：“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同上)正人心也就是为了明道，这是圣人之所以删述“六经”的目的。认为如果道明于天下，孔子就不会删述六经。可见 “正人心”、“明道”，在王阳明看来，是治经学的宗旨。这也体现了宋学中陆王心学一派的经学特色。 在经典与良知的关系上，王阳明突出良知的重要性，认为经典为良知服务，看经书的目的是为了致良知。并认为，“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以典型的“六经”注我与程朱的我注“六经”区别开来，认为经典不过是吾心的记籍，它记述心内的种种事物，把儒家经典的权威性附属于吾心，也就是从属于良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盲从旧权威的思想解放精神。 王阳明从经学的角度对朱学提出了批评，这具有时代的必然性。指出程朱之后，其后学弟子未能将师友之道继承下来，使经学重新陷于训诂支离之中，追求辞章之学，以习举业，如此使圣人之学几至衰息。王阳明从其心学立场出发，否定朱熹的“四书”学，认为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等书不过是朱熹中年未定之说，到晚年朱熹悟前说之非，转向心学，形成定论。这实际上是把朱熹经学最重要的内容给否定了，体现出王阳明经学与朱熹经学的思想差异。 通过对当时流行的经典《古文尚书·大禹谟》的重新解释，王阳明在对朱熹的道统论提出批评的基础上，又对程朱的道统论加以心学化的改造，把程朱道统的“传授心法”和“十六字心传”改造为心学之源，因而把圣人相传的道统说改造为心学。 王阳明对儒家经典《大学》一书也很重视，撰有《大学问》一篇。重视通过《大学》来阐发其心学思想的核心“致良知”说。认为朱熹改本非圣门本旨，而主张复《大学》古本，去掉朱熹增补的文字，不再分章，以复《大学》之旧。在此基础上，王阳明阐发其“致良知”说。王阳明从经学的角度批评并改造朱学，以更具主体思维能动性的良知范畴和“致良知”说扬弃并发展了传统的程朱道统论，使良知说成为左右当时思想界逾百年的学术思潮，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
心学大师王阳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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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先生是蒋介石先生最推崇的人，蒋虽不堪，却亦有其过人之处，由此可见阳明先生之过人。作为士大夫，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收到读书人的敬仰，可见其巨大之人格魅力。 说起王阳明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前辈——象山先生陆九渊，王阳明继其学说思想说发展起来的心说与陆一道所构成的陆王心学，成为唯一堪与以大儒朱熹所代表的所谓儒家正宗的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儒家思想流派，对中国当时以及后世之读书人之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也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及哲学史上书下浓墨一笔。 陆九渊乃公认之天才。四岁时仰天俯地，用稚嫩而悠远的心灵琢磨：“天地何所穷际？”苦思冥想，以致不食不睡，最后其父不得不动用父亲的权威喝止他。——另一天才屈原提出类似的问题，大概已而立了罢。然而陆九渊自然不会再走父辈传统的老路，有时候虚的可以决定实的，代表传统的父辈可以喝止后代，却不能阻止改变后代的思维。九渊的疑团横亘心中十年，待看到古书“宇宙”二字之注解：“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时，乃大悟，激动道：“原来无穷。人与万物，皆在无穷之中”。——后王阳明也有类似与此之龙场悟道，可谓与陆“一脉相承”。这虽只是事实性判断，但亦隐然包含了在无穷中即无穷的大胆推理，他拿起笔来，又加一句：“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如果说在一个天人合一观念地久天长深入人心的国度，冒出这样的话来只是新奇不算革命的话，他下面两句就是石破天惊的新口号了：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 陆晚年之时这样解释我心即宇宙：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人须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个人。” 此之“大作一人”，非是自大狂，而是进入与天地合德的境界，于是此时之心学，恢复了早期儒学阳刚雄健的人生姿态，恢复了儒学的“大丈夫”风采：“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确实无他这般人。陆九渊不象朱熹那样遍寻明师博采众家之长，而是旱地拔葱式的崛起，超越其是流行的一切，师古——直承孟子的心性论；师心——发明自己的本心，于是开“心即理”之说，震动天下，并被王阳明发扬光大。 心学之一大特点即是“扩充法”：找着善根良心，然后让它象核裂变式的、极限挥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所有在陆九渊为心学打下一个基础后，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善根”的过程。他自以为没有陆的天纵之才，所以也似朱熹那般，遍访名家，希望得其心道，然而结果每每令他失望：所遇“名贤”，十有八九皆以程朱为儒家正统，推崇“知而后行”得“迂腐理论”，王于是叹道：“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直到十八岁那年他碰到了名儒娄一斋。 娄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得学生，但虽以朱学为正宗，却也有心学之倾向。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儒学通则，正搔着王的痒处，“遂深契之”，产生了确定他的致力方向的、指点迷津的作用。后娄之女嫁于宁王为妃，受起株连而亡，阳明以礼葬之，也算报了点拨之恩。后世认为，即使娄一斋不是阳明心学发端之人，亦起了重要作用，因娄的同门——吴与弼的另一学生谢西山就曾提出过“知行合一，学之要也。”而后来王在娄之引荐下到临川“朝圣”见吴时，亦必定听得此论。 以后数年，阳明入宦，浮沉十数载终于获罪下狱，后又被当时因正德皇帝一句不耐烦的：“些许消失，你自己斟酌即可，何必扰朕”而得熏天权势的刘瑾发配到贵州龙场——一个一般地图查不到的说是驿站其实更近似于动物世界的偏僻所在，据说在此设驿，非是为了军事目的，仅仅源于刘瑾之一个梦境。对于阳明来说，这里实在不比监狱好多少，之于北京城，气候自然没得比，况且少了许多可以“论道的狱友”。 然而被抛到这种绝地，整个世界却变得单纯了——变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阳明被抛回“初民社会”，可以每天思考诸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在每一天都要经历生死之境且早已经过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先受杖刑，后遇杀手，阳明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 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军事上，这也许只是一句鼓舞士气的大话，但在生存哲学，生存智慧的锤炼创建时，却是必须如此的“基本原理”：不临“实事”之真际，不可能求出真真切切的“是”来。用存在主意的话说，即：不进入临界状态，不可能发现生存的真是境遇，也就无法看清楚“在”的本质。阳明却无暇穷究这些“学”，他要捕捉的是切实而行的“理”。于是当他将37年的家底都拼将出来，把拥有的三千年的文化底蕴都用头皮顶出来之后，在一个春夏之交的午夜，顿悟了，这即是著名的“龙场顿悟”。 顿悟之后，阳明道：“圣人之道，我性已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整个是一场误会。”乃知“格物致知之旨”，后由此而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说，自成体系，又道：“王道息而伯术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而以欺于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无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谓天理者乎？”驳斥理学，正式竖起心学之大旗。 “心即理”直承陆九渊。这一思想很明显地体现于王的一个论断：“心外吾物”。也正由此语，他被认为是中国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心外无物”一说，颇近似于佛家的一段机锋： “风动邪？幡动邪？” “非风动，非幡动，心动也。” 这其实缘于王阳明的求思经历。与陆九渊近似，王亦曾经向虚幻之佛理寻求心学之突破，不同的是，陆是由于不屑于求名师，王则是求明师而不得。曾经有一个关于王阳明的传说，说是王到一座寺庙游玩，见一房门紧闭，好奇之下不顾知客僧苦劝，执意开门，结果大惊，原来房中有位圆寂的老和尚与王之面容极其相似，身后墙上还有一首诗，写道： “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 王黯然，知其乃自己前世，留下诗句：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 闲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此事极玄，显然属于不可信之说，但是王阳明与佛家渊源之深可见一斑，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佛理之于王的影响。 第二是“致良知”，关于此点，后世学者毁誉参半，甚至有人极端的认为。这是王拿来愚弄老百姓以利于统治者统御的工具，乃是大大的“毒草”，此言大谬。当时之世，紫禁城中，皇帝昏聩，数年不朝；朝堂之上，奸佞当道，良善遭恶；市井之中，百姓好淫，不死进取，可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这个时候，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把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强调主观立志和主体精神的力量，强调人的自我更新，倡导学习要自求自得，提倡人们“发明本心，固受自操”，使人明明德，修自身，实为劝世之良药。而改观今日之社会，道德底线已近于崩溃，恶人几无所畏惧，善者几无所依仗，骇人听闻之事，伤天害理之举，时有发生，岂可曰今日之道德论远胜于阳明之“致良知”邪？ 王阳明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知行合一”。这是他最为人推崇的一个主张，也是他成为一代大家的“成名之作”，正是由于此说，他才得以成为与朱熹等人彻底“划清界限”，与陆九渊一道，负手傲立于儒家另一顶峰，让后人“传唱”至今。 儒家之学到宋代时，“二程”已是绝对权威，而按此脉络发展起来形成的“程朱”之学，也已隐然成儒家正统学说，至于其所主张的“知而后行”，自然也被“沉默的大多数”所接受，成为哲学之“主流”，而王阳明以其无匹才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谬误：“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之险夷者邪”——由此可见，王之知行合一时极重视实践精神的，是讲求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所以后世之人，因其乃唯心主义大家而断言他之论断与“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实践想结合”是毫不沾边的，实乃武断。黑格尔、费尔巴哈显然不是马克思的信徒，但他们的唯物主义何辩证法不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吗？ “知行合一”作为一种理论，也成功的指导了王的一些特殊行动，最著名的是平宁王之。王阳明不是军事家，也不是阴谋家，宁王反叛后朝野震动，许多军事家阴谋家都束手，独有被曾被朝廷打入大狱的他站出来作战。王是没有正式的官军来统御的，所辖的只不过是金陵城附近州县的衙役兵勇甚至一班刚被招安的土匪流寇，三千人以上就称“大军”，然而阳明却用这支队伍无往不利，四十天而竟全功，一时被誉为“大明军神”。——一介大儒，指挥千军万马若提笔研墨，不是“知行合一”又是什么？ 有意思的是，王作为明史上最璀璨的思想之星之一，却在得胜之后，毁去所有宁王与朝臣通密之信，几乎是“故意”为朝堂上一帮早睁红了眼睛的人留下了把柄，于是这帮小人发难的时候，王终于再度被贬，飘然入山，从容地做他的心学大师去了——他大概亦是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