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对日本的东征及其失败 |
| [摘 要]元朝五次遣使日本,二次东征日本,均遭失败。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海洋性气候是元朝惨败的客观因素；元朝军队作战部署失当、人民存在厌战心理、元朝对日本东征的非正义性则成为元朝东征日本失败的主观因素。 [关键词]蒙古;日本;元朝;高丽 [中图分类号]Ｋ24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1-5140(1999)01-0036-0 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东邻。它三面环海,西隔高丽与中国相望。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保护了它在13世纪上半叶免受元军的战火。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蒙古帝国逐渐分裂,为了转移内部矛盾焦点及扩张自己的统治区域,忽必烈在东方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扩张战争,日本成为其首要目标之一,日本和元朝因此揭开了两族政权和两族关系的序幕。 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元朝两次东征开始,又以元朝彻底失败而告终,因此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军事上的征服和反征服为主。本文重点论述元朝与日本的战争关系始末和元朝东征日本失败的原因。 一 自从唐代武宗灭佛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状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首先向日本政府派遣使者,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至元二年(公元1266年),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三年(公元1267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给虎符,充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给金符,充国信副使,持国书使日本。”[1]在国书中,忽必烈希望元朝与日本“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2]可见忽必烈以委婉的语气表达了如果日本拒绝投降元朝,元朝将用兵日本的意图。国信使黑的等借道高丽,在高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礼部侍郎金赞等导诏使的陪同下前往日本,但“不至而还。”[3]因为高丽人以汹涌的海洋和恶劣的气候为借口,威胁蒙古使节,迫使他们没有到达日本就返回中国。[4]实际上高丽人劝阻蒙古使者前往日本的真正意图在于:如果元朝出兵日本,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为此,忽必烈非常不满,他立刻给高丽国王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谴责高丽国王作为他的臣民不但不帮助蒙古使节克服困难前往日本,反而劝阻他们返回中国。[5]在忽必烈的压力下,高丽国王在忽必烈于至元三年(公元1268年)第二次派遣使节去日本时,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和帮助。这一次蒙古使节顺利地到达日本大宰府。他们按照忽必烈的吩咐希望日本“派遣纳贡使节。”[6] 当时日本执政者为镰仓幕府,他们“一方面将此事报告了朝廷,同时拒绝这一要求,并令使者回国。”[7]蒙古使节在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于返回的路上掳走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二人。忽必烈此时因蒙古与南宋战事紧张都无法分出兵力东征日本,因此他仍希望以和平手段压制日本政府就范,从而奴役整个日本大和民族。于是他释放了塔二郎、弥二郎,告诉他们:“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8]并让他们带去给日本国的信。但仍与前几次一样没有任何回音。后来忽必烈又三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如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云云[9]。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压制了朝廷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10]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11]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12]。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如井上靖记载:蒙古于“公元1274年10月初,以船舰九百艘、士兵三万三千人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二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13](日本历史称此次战役为文永之役)。美国蒙古史研究者罗莎比的记载则与井上靖相似,他写道,“尽管日本人得知蒙古军队已经出发,但他们的准备仍不完备……他们的武器也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尽管他们在前几夜的战斗中失利,但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14]可见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便以失败而告终。这在蒙古兴起以后的战争史中是不多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被彻底粉碎。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他几乎不相信战无不胜的蒙古人能败在小小的日本国手下。为了挽回蒙古人的面子,他决心与这个岛国周旋到底。但由于消灭南宋的战争正进入关键时期,因此他再次派遣“礼部侍郎桂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往使,复致书。”[15]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16]。但日本政府“为他们最近的成功而骄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们,并加宽了日本与元朝之间的海防线,处死了忽必烈派遣的使节。”[17]这极大地伤害了蒙古朝廷。因为蒙古人认为斩除使者是对他们最大的污辱。早在公元1218年,当花剌子模国王处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队后,就曾引起成吉思汗极大愤怒,结果爆发了蒙古军队第一次西征。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 征高丽。[19]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19]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20]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江南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21]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即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音译,指平户)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 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22]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23]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26]。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25]。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理财大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遭到臣僚们的不断攻击,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朝廷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26]。至此,蒙古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蒙古的彻底失败而结束。 二 13世纪下半叶,蒙古帝国虽日趋分裂,忽必烈在亚洲东部建立的元朝却蒸蒸日上,实力居亚洲第一,但却被东亚的一个力量弱小的日本岛国打败,这与元朝和日本双方的一些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下面试分析之。 首先,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密切相关。日本位于东海之东,隔海与中国相望,其国土由四个比较大的海岛和一些小岛组成。在这些列岛上生存的日本大和民族则是一个适应海洋、依靠海洋、了解海洋,从而驾驭海洋的民族。面对蒙古军的入侵,他们在沿海地带花费了5年多时间筑起了一道防御蒙古人的石墙,这样他们凭借此墙,攻守自如,使蒙古军队暴晒于海滩而无法靠近陆地。在蒙古人退往海上之后,他们借助于台风、暴风雨,趁火打劫,使蒙古人损失惨重。蒙古人则属于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他们优良的军事武器战马仅仅适应于陆地而不适应海战,蒙古军队离开马就如同鱼失去水一样。尽管他们在消灭南宋的过程中学会了一点海洋或水上作战方法,但与熟谙海洋的日本人相比,则微不足道。加之蒙古军队远道而来,对日本的基本情况知之甚少,这样难免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另外,日本列岛的海洋性气候也在蒙古人进攻日本时保护了日本人。蒙古人第一次入侵日本时,他们和在其他战场一样,取得了成功,军队已深入日本大宰府附近,但一场突降的暴风雨使蒙古军与胜利失之交臂。在第二次入侵日本的战役中,又是一场台风使蒙古军舰和军队损失惨重。因此可以说,在元朝东征日本的过程中,与其说是日本人打败了蒙古军队,不如说是日本三背海的地理环境和海洋性气候帮助日本人打败了蒙古军队。 其次,与蒙古人作战部署和指挥失当有关。蒙古军队在两次东征日本初期都处于有利位置。如第一次进攻日本时,顺利地占领了对马、一岐两岛,进而深入肥前松浦郡,直抵日本中心大宰府。第二次进攻日本时,尽管蒙古军队在日本军队打击下步履维艰,但由于蒙古军队步兵的集团作战方法优于日本骑马武士的个人作战方式及使用了日本人难以想象的石驽、石炮,因此蒙古人不仅登陆,而且在鹰岛、对马、一岐、平户、长门等地频繁活. 然而他们却没有利用这些有利的岛屿建立据点,反而在海岸将大多数船舰连成一体,作为入侵日本的总指挥部,总据点。于是在暴风雨、台风袭击时,他们撤兵入舰,连成一体的战舰无法抗拒台风、暴风雨的袭击,蒙古军队因此而失败。更有甚者,蒙古人在第一次遭受暴风雨的袭击而惨败后,仍不接受失败的教训,又在第二次遭台风袭击时撤入海上,结果重导失败的覆辙。可以说这与蒙古人传统的作战部署有密切关系。蒙古人在三次西征过程中,往往占领一地后,迅速抢掠财物、屠杀居民,然后便迅速撤离。正如一位从陷落的不花剌(今布哈拉)逃到呼罗珊(中亚阿姆河以南地区)的人说的那样:“他们(指蒙古军队)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27]这种作战部署在广阔的草原上很实用。因为草原是相对静止的世界,蒙古军队为了防止报复或其他,必须以动制静。但海洋则完全相反,它是一个相对运动的世界,因此在海洋上作战,必须以静制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样才不可能为海洋所吞没。蒙古人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当然,蒙古将领指挥失当也是蒙古人失败的主观因素。如在第二次东征日本过程中,洪茶丘与高丽统帅金方庆结怨甚深,而汉将范文虎又为其他将领轻视。结果将领之间经常争吵,难以形成统一的指挥方针,致使蒙古军在错误的指挥下彻底败北。 再次,与蒙古军队的普遍厌战心理有关。从成吉思汗在三河之源兴起到忽必烈发动对日战争,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广大人民希望和平与稳定,因此厌战情绪非常高。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和经济聚敛政策使处于第三等级的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和第四等级的南方汉人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参战的汉人、女真人并不积极,他们“相挺而起”,仅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就有200多处地方发生了反元武装斗争。[28] 作为臣属国的高丽也因为元朝不断地让其提供战船、物资、粮草、水手而元气大伤,他们的厌战情绪也很高。对此井上靖指出:“强制的高丽人和汉人建造的船只很不坚固,陆战方面无敌的蒙古军在海战方面不得不依靠对元朝怀着怨恨的宋朝降将的指挥。”[29]高丽史料也反映出高丽人民因忽必烈攻日“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30]这充分表明广大民众的普遍厌战情绪,而厌战情绪的存在,是克敌制胜的心理障碍。因此,普遍的厌战心理也是元朝东征日本失败的主观因素。 最后,与蒙古人东征日本战争的非正义性有关。从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军事战争实例来看,凡是正义的战争,即使在战争的过程中暂时受挫,但由于它的正义性,将会获得巩固的后方、充分的军备,从而最终走向胜利；非正义的战争,即使在短时期内出现胜利的局面,但它终归会因广大民众在物质、精神方面的不支持而走向失败。元朝东征日本的战争也正是因为它的非正义性而遭到日本、高丽、中国民众的广泛抵抗,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有关 元朝东征日本战争的非正义性在文中多次论及,故不再赘述。 总之,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元朝二次东征失败而再次隔绝,作为战胜一方的日本,因赶走了蒙古人而避免了更大的劫难；作为战败一方的元朝不仅使国内实力受损,而且也使蒙古军队的神威扫地。这极大地伤害了蒙古人的军事信念。可以说,元朝对日本的两次东征给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远远大于对日本的消极影响。 |
元代两次远征日本失败全过程 |
| 从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第一次东征日本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四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镇压林衍。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军可以全力进攻日 本。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 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东征日本。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计有蒙汉军二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二千三百人，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帅，八月出发。 当时的蒙古军队经过成吉思汗的训练，军纪森严，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组织极为严密，因此英勇善战，战斗力很强。此外，元朝当时的火器使用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曾经威镇欧洲，所以火炮作为此次征日作战的秘密武器，出现在元军的战斗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介地头制（庄头制）。这市是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从其品秩看，也不过是从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级官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其职位更低，隶属于守。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某一守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为该守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党自成一队，归守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又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方式，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根本无法和元军相抗衡，整体战力相当弱。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侵日元军在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日逼近对马岛。当地地头宗马允助国，召集八十余骑弛向元军登陆据点，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众寡悬殊，宗马允助国及其嫡子养子共12人战死，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六日占领对马岛。也有史料记载宗马允助国是在壹歧岛战死。十四日傍晚，元军攻入壹岐岛。元军二船约四百人先行登陆，部队上陆列好队伍后即立赤旗为标记，与守护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所率领的百余骑激战。经高军战斗不利，退于城内防守。十五日陷城破，经高自杀殉城。十六日，元军逼近了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 肥前是日本九州的西南沿海地区的古地名，包括了今天的长崎和佐贺两县。当时日本政府也是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九州的大宰府设立总督府——太宰府，负责九州的军事防卫和国家的外交，因此肥前地区实际上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和军事力量的打击，而它的佐世葆军港，至今还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基地，至于长崎，相信谁也不会忘记落在它头上的那颗原子弹带给世人的震惊。 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得到元军进攻对马的战报后，一边上报幕府，一边部署防御。而战报在十月十七日方送到镰仓幕府，十八日至京都。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对马岛为元军所占领，而这时，元日第一次战斗已经结束了。从这一情况来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对元军侵日战争，没有任何具体的部署和指挥，战斗主要在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的指挥下进行的。 元军并没有在肥前登陆向纵深发展，而是把主力转移向博多湾。十月十九日，元军舰队进攻博多湾，杀散海滨守军占领今津一带。由于今津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作战，且距离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军当晚回到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元军展开登陆战，一部元军从博多湾西部百道源滨海一带登陆，昨晚已在此布阵的第一线指挥藤原景资所率领的五百骑兵，并没有趁元军登陆半途截击，而是在元军登陆整顿好队型后，方才按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由主攻部队放“鸣镝”表示进攻开始，这种战术不过是中国春秋时期宋襄公的翻版罢了。日军由一名武士单骑溺战，冲在前边，大队骑兵随后冲杀。当日本武士骑兵部队逼近时，元军鼓声大作，杀声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轰鸣，日本武士对元军的战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心惊胆战，战马惊恐不前；两军刚一接触，日本武士军队便死伤严重，百道源战场日军“伏尸如麻”，元军很快推进至鹿原。 另一部元军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坂，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骑与元军展开战斗。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所率领的武士部队，按一族一门的战斗组织形式，轮番与占领赤坂的元军进行殊死战斗，终于迫使这部分元军向鹿原方向后撤。火炮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元军撤退时，肥后武士竹崎季长率自己的族人四骑，尾追元军，负伤落马侥幸未死。元日战后，竹崎季长以自己参加战斗的经验和目睹实况为基础，绘画《蒙古袭来绘词》一卷，为研究元日战争留下了比较逼真的史料。在其中一幅画的左面，画有一个正在爆炸火光四射的球形铁火炮，说明火炮在这次战争中的应用。《太平记》中也记载： “击鼓之后，兵刀相接，抛射出球形铁炮，沿山坡而下，形如车轮，声震如霹雳，光闪似闪电，一次可发射两三个弹丸，日本兵被烧害者多人，城上仓库着火，本应扑灭，但无暇顾及。” 鹿原及鸟饲一带的元军，继续登陆，扩大占领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松浦党、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队武士，先后赶到战场，一队一队轮番进攻元军。尽管武士军队人数不少，但就每一队而言，都教元军为少，因而死伤惨重。 这时，另一部分元军从博多湾东部箱崎方向登陆，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夹击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本武士。该地守军大友赖泰的武士队伍经不起元军的夹击，开始向东南方撤退。由于大友赖泰部队的撤退，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元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近傍晚时候，博多湾箱崎等地先后落入元军之手，日军被迫全军撤退，但元军紧紧咬住不放，随着撤退的日军节节进逼。元军左副帅、作战指挥刘复亨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从高坡走下骑马前进。这个情况被日军前线指挥藤原景资发觉，他立即引马搭箭，将其射落马下。元军统帅受伤，使进攻的势头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进攻。这时，日军方摆脱元军的追击，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日军撤退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幼妇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余人。 夜幕降临后，战斗基本停止，受伤的左副帅刘复亨，先行上船。元军统帅忻都召集其余将领讨论明天的军事行动。经过一天的战斗，元军对日本武士的勇猛战斗，颇有惧意，而且对一队队参战的武士部队难以估计其准确数字，以为数倍于元军。同时元军虽然占领了滩头阵地，但死伤不少，兵疲矢尽，并且统帅受伤，这些对久经战阵的元军统帅忻都产生了影响，从而不能准确地判断出战争双方的形势。高丽军将领金方庆比较冷静，他看到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元军比较有利，只要坚持苦战，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阵地以待援军。所以，他建议：“我军虽少，但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但是另有打算的忻都否决了金方庆的意见，他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于是忻都决定，全军撤退到船上，明日班师。 如果元军就此班师回去，到也不算失败，顶多是打个平手，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忻都决定班师的前一天晚上，博多湾出现了罕见的台风暴雨。 日本群岛四面环海，除东北部沿海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所环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潮，气候形成较温和潮湿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间，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风袭击；博多湾恰好正位于台风的袭击区内，恰好就在元军准备回国的最后时刻，台风也恰好赶到了。 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１.３５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 第二次东征日本——忻都抢功，破坏作战计划 “文水之役”后，日本镰仓幕府吸取了教训，懂得以往的计划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从新整顿军备，巩固国防。北条时宗增强了本州岛西部的兵力，然后开始在博多湾沿岸建造石坝垒座作为反抗元军入侵的防御工事。石坝西起今津，东至箱崎，坝高约五、六尺，厚约一丈，沿自然地形长达二十余公里。这个工程由大宰少贰藤原经资负责建造，凡在镇西领有土地的武士，按其领地面积多少，分担筑坝的任务。该工程费时五年，直到弘安三年（公元1280年）方始完工。这个石坝在元军第二次入侵的防卫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在今津一带尚有抗元石垒的遗迹，这里早已成了福冈市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大概很多中国人也去过吧，为发展日本的旅游事业作了不少贡献。 幕府在加强镇西防务力量的同时，在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月，下达“异国征伐令”，准备入侵高丽。命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准备船只和水手，并动员镇西和中国西部的武士参加出征部队。原定于建治二年（公元1276年）三月准备齐妥，即刻出发，但届时幕府并未下令出征，而是将动员起来的武士用于修筑石坝，以加快石坝的进度。不过，既然幕府以出征高丽作为动员武士的借口，尽管部队没有出征，已有部分武士未经幕府批准，即自行侵扰高丽南部沿海。为此高丽王呈请忽必烈迅速进攻日本，以解本国受日本扰边之苦。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军入侵日本的目的，在于威吓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无灭日的决心。忻都等元军统帅利用忽必烈的这种想法，巧妙地掩饰了遭风败退的事情，以“入其国败之”的战绩，上报世祖。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军在元军的打击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将立刻与元通好。因此，大赏征日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绕过大宰府，直抵长门室津（今天日本本州西南沿海山口县），企图顺利地闯过关卡，到达京都或镰仓。但长门守护却将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报幕府。北条时宗得到此消息后，立命将元使送至镰仓。 九月七日，刚愎自用的北条时宗，既无接受国书，也不考虑其他后果，下令将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斩首于镰仓龙口，只放逐了四名高丽船员。因此，元使被杀的消息并没有立刻传入元都。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元统一中国。这是忽必烈注意到杜世忠等尚无消息。南宋降将范文虎奏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请求通好。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入日，八月被杀于大宰府。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努力毫无结果，迫使他下了征服日本的决心。同年，忽必烈任命忻都和洪茶丘为第二次征日的元军统帅，同时命令高丽王再次造舰九百艘。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杜世忠被杀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征日决心始定，遂着手建立海军。 忽必烈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组成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从庆元（今浙江宁波）起航，跨海东征日本。这一路军队的派出，很大程度是由于南宋灭亡后处理投降兵卒的需要。另一方面，另命洪茶丘至东北，招募沈阳、开原等地自愿从军者三千，归洪茶丘统领。忻都仍统领蒙族军。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帅高丽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战船九百艘，军粮十万石。三军合计近四万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东征日本。军事部署完成后，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正月，召集两路征东军统帅会议，并任命宿将阿刺罕为两路军总指挥。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六月十五日至壹岐岛会师。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后做囤田之用。由此可知，忽必烈征服日本之心甚坚，并作了长期征战的打算。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征日军事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择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时，高丽王上书朝廷称日本武士犯边。于是，元世祖下令征日大军出发。五月三日，元军东路征日军进攻对马岛的世界村（上岛佐贺浦）、大明浦，守岛日军奋勇抵抗，但因重寡悬殊，全部战死。元军占领对马岛后，不顾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杀掠。五月二十六日，东路大军进入隐歧岛。元军占领隐歧岛后，理应按忽必烈在军议会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军。但是，忻都自恃有上次战争的经验，且兵力多于上次，尤其是出于对于南宋降将蔑视的心态，恐怕江南军抢占首功，因而在没有对日军的防御措施进行侦察的情况下，贸然率军自隐歧岛出发，驶向博多湾。 这里有必要作出解释。在有些资料中，称江南军和东路军的会师地点是壹歧岛，而在有的历史资料中，则说是隐歧岛；对于东路军先行攻占的岛屿，壹歧岛还是隐歧岛也争论不清，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点。壹歧岛属于今天的长崎县，在九州的西南；而隐歧岛则属于本州中国地区的岛根县，在九州的北面。从第一次东征的情况看，元军过对马海峡，占领壹歧岛，逼近肥前沿海，说明这个壹歧岛就是今天长崎县的壹歧岛，而由于这里离陆地近，登陆比较容易，再加上第一次东征元军又占领过，因此第二次东征很可能就把两军的会师地点放在这里；而忻都在第二次东征中先占领的岛屿，很可能是隐歧岛，在骚扰了日本的长门（今山口县）和九州北部后，才南下赶往壹歧岛与江南军会师，这也符合东路军的进军路线。当然，也可能忻都并未攻占隐歧岛，而是直接进攻了壹歧岛，然后又由此北上进攻博多湾，这也比较符合常规上习惯。笔者很难从这两种可能中作出取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会师的地点应该是壹歧岛 六月六日，东路军舰队出现在博多湾附近海面。与此同时，忻都还派出一只小型舰队，前往长门海域，以牵制长门的守军，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元军进攻长门的消息，震惊了镰仓幕府和京都。民心不稳，舆论惊慌，以致市中无米，民有饥色。谣言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元军占领九州、元军已从东海、北海入侵等等。朝廷的公卿大臣尤为恐慌，在朝议中甚至有人主张迅速将朝廷迁往关东，招募武士浪人守卫京都等。后宇多天皇亲临神宫祈祷七昼夜，龟山上皇在清水神社祈祷，又派人去伊势神宫祝词：愿以身代国难。各王公大臣纷纷向寺、社献币、写经、诵经。 北九州镇西守护所得知元军入侵对马、隐歧后，在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率领下的守护部队立即进入沿海石坝阵地，严阵以待。总指挥仍为藤原经资，大友赖泰作副手，在他们领导下，有藤原领导的“三前二岛”的御家人武士部队、大友的丰后武士部队、筑后守护北条宗政、肥后守护安达成宗的、以及岛津久经所率领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地的守护武士部队。参加第一线的战斗人员大约有四万余人，连藤原经资的父亲、八十四岁的入道觉惠都积极地参战。此外，四国和中国地方部分御家人和武士，参加了九州的战争，宇都宫贞纲率领约六万中国地方的武士部队，作为增援军在必要时将前往筑前。 元军舰队驶进博多湾才发觉，沿海滩头筑有石坝，登陆战的实施困难很大。忻都派出小股部队，侦察终日，始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未筑石坝，遂命令舰队靠近志贺岛下锚。元军第一次侵入博多湾，是以突然袭击而得手的，第二次侵入侦察终日未能登陆，为日军防御赢得了整整一天时间，已不再是突袭而是强攻了。 六月六日夜幕降临时，熟习近海作战的松浦党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率少数部下分乘两小舟偷袭元军，是、纵火焚船，乘元军慌乱之际斩首二十一级。这一果敢行动引诱其他武士效法，偷袭元军彻夜不断。元军为预防偷袭，将大船调于外围，日本船小难以正面冲击。偷袭者至，元军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损失逐渐增加。日军统帅藤原经资下令，若无命令不准进行偷袭。 七日晨，由洪茶丘所率元军登陆占领志贺岛，与元海军形成犄角之势，扩大了占领区。在博多湾的南侧，有一条狭长的半岛，在半岛的西北角，隔着一泓碧水，竦峙着一座小山那便是志贺岛。八日和九日，元日两军的陆战，就集中于这个狭长的岛屿之上。志贺岛在海潮退时，露出海滩直通陆地，元军试图从海滩突破，进攻博多守军后路。因此杀争夺战相当激烈。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八日贼遵路复来。君率缠弓弩，先登岸迎敌，夺占其要，贼弗能前。日贼军复集，又返败之。明日倭大会兵来战，君统所部，入阵奋战，贼不能支，杀伤过众，贼败之。 战斗越来越激烈，高丽军也投入了这场争夺战。日军副指挥大友赖泰之子大友贞亲亲率日军突入，击退元军和高丽军，恰遇洪茶丘。幸亏王姓万户长率军抢救，战退日军，洪茶丘方免于难。九日，日军又发起进攻。在这狭长的滩头阵地，元军不能发挥其所长，恰好适应了日本武士一人一骑的战斗方式，因而元军伤亡很大。据日本史书记载，元军被杀千余人。战斗进行到六月十三日，元军未能前进一步。这时正值六月（公历七月）盛夏，长期船上生活和战斗，蔬菜、饮水供应困难，疫病不断发生，病死者已达三千余人。元军处境不妙，抢占博多湾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因此，忻都等决定，于六月十五日率军撤离了志贺岛，驶向壹歧岛，与江南军会师。 血战之后的志贺岛，却并未平静；相隔503年后，也就是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志贺岛的一位名叫甚兵卫的普通农民在不经意中，却发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国宝——中国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当时倭国国王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不知道这是否又是个巧合呢？金印现存大濠公园内的福冈市美术馆。印形四方，宽2.3公分，厚0.8公分，上部把手是近乎蛇形的雕刻，全部重量为108克。印面文字系阴文篆书体“汉委奴国王”五个字，分成三行：第一行为“汉”字，第二行为“委奴”，第三行为“国王”。字体刚健朴厚，颇有汉代刀法遗风。现在的志贺岛与半岛筑堤相连，也因那里的“金印公园”而名闻遐迩了 第二次东征日本——又遇神风 江南军亦未按时到达指定会师地点。 五月，征日行省侦知，靠近大宰府的平户岛守军皆调至大宰府，应以该岛作为两路军的会师地点。忽必烈将此情报通知两路军统帅阿刺罕，由他做出决定。阿刺罕作出两路军会师平户岛的决定后，在六月初病死。忽必烈任命阿塔海代替阿刺罕职，由于人事更动，致使范文虎江南军未能按期出发。范文虎于六月初已派出先遣舰队去壹歧与东路军联系，不幸这只舰队误至对马，然后始至壹歧。九州日本守军知道江南军（尚不知是先遣军）至壹歧岛，总指挥藤原经资率一部分军队进攻壹歧。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激战二日日军不敌，退走。 范文虎因先遣舰队已经出发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未到任的情况下，命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阿塔海于六月二十六日到庆元，这时江南军已全部离港，所以阿塔海未能参与江南军的指挥工作。此时军中无主，身为江南军指挥的范文虎便借机暗中操纵手下亲信，使他们推举他为两军主帅。 范文虎青玉押，方形，虎钮，高2.7厘米，边长3.5厘米，虎作卧状，俯首盘尾，两目平视，作捕食姿势，形象逼真，1956年安徽安庆棋盘山范文虎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范文虎其人，是个志大才疏的庸碌之辈。他原为南宋将领，是当时南宋权臣贾似道的女婿，当蒙宋襄阳攻坚战打的最激烈的时候，曾先后两次率领南宋军援襄，但均遭惨败；咸淳八年（1272年）春，范文虎为保存实力，坐视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部下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陷入苦战而不救，致使“二张”所部全军覆灭。范文虎投降蒙古后，对自己原来的同胞又变得异常凶残，在元将伯颜攻占南宋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之战时，担任东路水军先锋，率先攻占盐官县（今浙江海宁市），切断临安宋军的逃跑之路，为元朝立下大功。 据说当元人进入南宋都城杭州后，南宋朝廷宗庙被洗劫一空。当时有个姓金的，世代为伶官，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一天，金某在路上遇见左丞范文虎。范文虎在宋朝为殿帅时，就与金某熟识。他见了金某说：“过几天朝廷举行宴会，你来献技，不愁没有吃穿。”后来金某如期前往，在宴会上表演优戏，插科打诨说：“某寺里有座大钟，但一连几天，寺奴都不敢敲这口钟。主僧询问原因，寺奴说：‘近来钟楼上有位巨神，样子很怪，我不敢上楼。’主僧连忙去看。那巨神见了主僧，立刻倒身下拜。主僧问：‘你是何神？’巨神答道：‘钟神。’主僧反问道：‘你既是钟神（忠臣），为何还下拜？’”以此来讽刺范文虎。 江南军在七月底全军进入指定阵地，范文虎与东路军会师之前，所属各部尚未与日本作战。会师后，除部分军队驻守平户岛外，其余全部元军于七月二十七日开往屯鹰岛。元军先头部队遭到日军舰队的截击，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直到天明，日军才撤退。范文虎与忻都等相议，“欲先攻大宰府，迟疑不发”。两路大军会师后，军势大振，本应立即进攻大宰府，之所以迟疑不决，其一是因为各路指挥官内部矛盾重重，洪茶丘与高丽军统帅金方庆仇怨甚深，范文虎又被诸将所轻视，结果意见分歧，指挥难以协调；其二大概是看到了台风到来的前兆，《元史》中记载当时“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元军两路统帅均无航海常识，见台风前兆不知躲避，如果当时退到平户、壹歧、对马或高丽，尚可保全。由于在海上迟疑了一天，遂导致全军覆没。 八月一日，台风袭来，元军船毁人溺。《元史通俗演义中》记载： “俄觉天昏地黑，四面阴霾，那车轮般的旋风，从海面腾起，顿时白浪翻腾，啸声大作。各舟荡摇无主，一班舵工水手，齐声呼噪，舟内的将士，东倒西歪，有眩晕的，有呕吐的，就是轻举妄动的范文虎，也觉支持不定。当下各舟乱驶，随风飘漾，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统是逃命要紧，不管甚么军令，竟带着兵船数十艘，乘风自去。” 元军师丧大半，江南军张僖所部和也速都儿所部，因见天气恶劣，夜里停泊时，命将战舰各去五十步下锚，因而避免了台风袭击时各舰船互相碰撞，所以损失极小。台风过后，张僖和也速都儿即乘船各处搭救元军将士。江南军总指挥范文虎旗舰破碎沉没，抱船板漂流海上，被张僖所救。张僖立即向范文虎建议，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数，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后将士没有退路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因粮于敌，扩大战果。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但是，刚刚脱险的范文虎已经被台风夺去了斗志，坚持要立刻回师。他对张僖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张僖只得分船于范文虎，收集残卒共同班师。这时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四千军卒无船可乘，范文虎竟然命令弃之不顾。张僖不忍，将船上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军卒回国。 范文虎回国后，被遗留在日本海岛上的元军士卒，大部分被日军杀害。据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从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遗留在各岛的元军士卒约三万人。因将领皆走，众人推举张姓百户长为帅，组织伐木为舟，伺机回国。八月七日，日军乘船逐岛搜捕，约三万元军除一部分被俘外，其余战死。九日，日军将被俘元军带至八角岛，从中选出新归附的南宋人和工匠、农民留作奴隶，其余尽杀之。被幕府留做奴隶的人中，有部分人如莫青、吴万五以及江南把总沈聪等得以逃回。 第二次东征日本的战争和第一次一样，最终也因遭遇台风而失败。蔡东藩所著《元史演义》中记载，江南军十万之众，“有二、三万人丧身刃下，有二、三万人溺毙海中，还有二、三万人，作日本俘囚。日本问是蒙古兵、高丽兵，尽行杀死。惟赦南人万余名，令作奴隶，后来逃还中国，只有三人。”。这条记载明显失实。据现有史料可知，元军两路大军的损失轻重不一。东路大军中高丽士卒和水手共二万七千余人，台风后归国者约一万九千余人，损失约七千余人，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减去战死和死于疫病者，则溺于台风的人数还要减少。由高丽水手驾船的蒙、汉军队的损失亦可按此类推。所以，年过五十六岁的百户长张成，能够在元日战争中得以生还，并留下一块记述元日战争的墓碑铭，就不足为奇了。相反，江南军的损失比较惨重，只有张僖和也速都儿部得以全军返还，其余各部均损失惨重。据张僖的估计，台风过后尚有半数军兵尚在，即五万人左右，回师时范文虎抛弃了一些，因而“士卒十丧六、七”的估计是可信的。元世祖忽必烈准备数年的侵日战争，因用人不当，以致江南大军十万之众，三千五百艘战舰，不见一阵，丧师而还。 后来忽必烈决心再度东征日本，开始建造大船、训练海军和培训水手。从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二十三年（公元1284年）、二十五年（公元1286年）、二十六年（公元1287年）、二十七年（公元1288年），忽必烈一再下令征日，但都因大臣劝阻或人民起义，使征日之举未能实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征日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 附：忽必烈两次远征日本因台风而宣告失败，日本人称这两次台风为“神灵之风”（又称“神风”）。“神灵之风”曾两度将日本从蒙古侵略者手中解救出来。 然而，现代科学的新发现却否定了这个流传已久的传奇故事。 近期《新科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考古学新发现。这一新发现提出：忽必烈东征日本时派出的战舰，由于其拙劣的设计和造船技艺，最终才导致蒙古舰队失败。 历史记载，公元127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曾派出一支由9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东征日本。 当时忽必烈的进犯先是遭到日本武士们的抵抗，后来又因天气恶劣，战舰被迫撤退，最终遇到日本的“神风”号战舰而全军覆没。 1281年，忽必烈又组织了一支4400艘战舰组成的超大规模舰队再次东征日本。 这一次蒙古军队在日本高岛附近又一次不幸遭到台风袭击，绝大多数船只沉入海底。 虽然，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1281年日本台风的记载: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舰队向日本东征，因遭遇突如其来的台风吹袭，大部分船只被摧毁，东征失败。 然而根据现存考古证据，研究人员却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日本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 他发现：蒙古军队战舰残骸上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的，大多数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 佐佐木通过对残骸的进一步研究，科学家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了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 佐佐木说：“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钉得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足以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至于船舰的设计，据汉文史料记载，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使军队在海上航行十分危险，并不适于航海。 佐佐木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 他还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也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纳和探地雷达，进一步破解沉船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