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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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 求学名师 鸢飞鱼跃 高宗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福建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朱熹自幼聪明颖悟，刚能说话，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这是天。”他竟发问：“ 天上是何物？”连朱松都感到惊异。5 岁时，他入塾读书；6 岁的孩子，别的儿童喜欢嬉戏，他却如醉如痴地在沙洲上画八卦。朱松闲居无事，因而，朱熹从 11 岁起，就受学于家庭。由父亲朱松教授儒学经典，使朱熹长进很快，他厉志圣贤之学，每天苦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父亲去世后，朱熹根据父亲的遗嘱，受学于二刘一胡。“二刘”指刘致中、刘彦冲，“一胡”指胡厚仲。二刘一胡都是朱松的朋友，其学皆有渊源。二刘一胡在政治上都不得志，他们主张抗金，不同程度地受到秦桧的排斥和打击；在学术上，他们都是当时研究二程的著名学者，但又热心于佛、老学说，这一切，给青少年的朱熹以重大影响。绍兴十 1 年（1147）秋天，18 岁的朱熹参加建州乡贡，顺利中举。第二年，又中进士。 绍兴二十一年（1151）春，22 岁的朱熹铨试中等，被授予左通功郎，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朱熹任满。等到次年冬十月，他干脆不等了，去泉州候郡中批书。绍兴二十八年（1168）正月，朱熹由泉州回崇安，他特意步行数百里再次到延平拜见李侗。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思考，朱熹对李侗有了新的认识，逗留了一个月来向他讨教。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朱熹又一次到延平，正式拜李侗为师。他住在李宅旁边的西林院，朝夕往来受教，越数月而后去。绍兴三十二年（1162），李侗在建安看望儿子，朱熹赶到建安求教。在李侗指点下，朱熹的思想和学业都很有大的转变，儒学的根底越来越扎实，儒家的思想越来越坚定。 李侗对朱熹也非常满意，给他取了“元晦”这个字，期望他外表不露，道德内蓄，并再三夸耀他的高足。果然，李侗不仅后继有人，朱熹还集儒教三大成，成为我国文化史上鲜有的重要人物。而就学李侗，正是朱熹思想的关键性转折。朱熹用“ 鸢飞鱼跃”四个字来概括自己思想的转变，还把手书这四个字的匾额，悬于见李侗时住的西林院。当朱熹热衷于向李侗求学时，金主南侵受挫，南宋收复大片国土。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赵构被迫退位，由孝宗赵癵登基。隆兴元年（1163），孝宗支持张浚出兵抗金，但由于部将不协同作战，遂使宋军大败。孝宗抗战决心动摇，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右相，朝廷里一片妥协的气氛，但朱熹仍执着地追求恢复抗战。十一月六日，他在垂拱殿受到孝宗接见，连上三道奏札，结果等待朱熹的是并无实权且有待空额补缺的武学博士的任职。因此，他再次求得了监南岳庙的差遣。 由于金廷议和条件苛刻，孝宗任命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希望再度抗战。为此，朱熹特意叩见张浚，提出了北伐中原的具体建议，还面见张浚之子张木式，要他说服张浚，决不能跟投降派合作，这才离开杭州回崇安。在这期间，朱熹连遇伤心事。隆兴元年（1163）十月十五日，李侗病逝，直至朱熹回崇安才知道，赶去延平哭奠。乾道元年（1165）四月，朱熹到杭州任武学博士，但因参知政事钱端礼主和，他愤慨离职，复请监南岳庙。 主办荒政 庆元党禁 年方 36 岁的朱熹报国无门，只担任有禄无事、住地听便的祠职，而主要在崇安武夷山和五夫里进行教育与著述活动。这段时间，曾与名质甚敏、学问甚正的张木式交往，经常通信，研究理学；又与开启浙东功利学派先声的吕祖谦交往，共同编书立说；还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同论学，有过著名的“鹅湖之会”。乾道三年（1167）秋，福建涨大水，朱熹奉府衙的指令，走遍崇安，巡视灾情。 淳熙五年（1178）八月，宰相史浩推荐朱熹知南康军。朱熹在南康军任内，主要政绩是办荒政。他多次上书皇帝，要求恤民减税。还多次发布《劝农文》，要农民勤力耕种。在实行恤民和修荒政的同时，朱熹积极办学，亲自授讲，施行法治，维护治安。因朱熹在南康救灾有方，任满后，宰相王淮推荐他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负责管理常平仓、茶盐等方面的事务。 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朱熹到临安奏事延和殿，连上七道奏札，把当时社会矛盾的根源归结为孝宗未能循“天理”，要求他反躬引咎。 十二月六日，朱熹到浙江任职，他竭尽全力，策划救灾事宜，并且深入私访，查处贪官污吏的劣迹。他要求惩办和撤换不称职的官吏。朱熹的一些开明措施，触动了官僚地主的利益，他们极为不满，肆意攻击，朱熹处于危机四伏的困境。朝廷没有答应他的辞职请求。在台州，以刚直见称的朱熹，大胆奏劾贪官，结果朱熹在浙东只任职九个月，就除直徽阁，改除江西提刑，并于九月十二日离任回家，次年被派主台州崇道观。任职南康军和浙东，却已罢职归家。朱熹又重新以祠禄养家，醉心于著述讲学。 谆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退位，赵忄享即位是为光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正月，61 岁的朱熹任其知漳州。回顾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情不自禁地“对镜写真题以自警”，表示要尽全力推行和发展儒家思想，维护封建制度。绍熙二年（1191）三月，朝廷复朱熹秘阁修撰职，主管南京鸿庆宫，他离开漳州，迁居建阳。同年九月，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次年十二月，又任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络安抚使，朱熹都辞职不就。后来朝廷一再催促，他终于出任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副使。宁宗继位，由宰相赵汝愚推荐，朱熹被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十月十一日，朱熹正式到职，每逢双日，早晚给宁宗进讲《大学》。闰十月一日，朱熹还将多次讲授的内容编为讲章，献给宁宗。 朱熹讲学的卖力，博得了皇帝的欢心；但他喜欢干预朝政，又引起宁宗的不痛快。于闰十月二十一日解除了他的职务。朱熹凄凉地离开了京城。宁宗庆元元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罪大恶极，给他戴上了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的大帽子。他全面否定朱熹的功绩，指责他生活作风有问题，揭露他的虚伪。朱熹被落职罢祠。第二年，朝廷订立《 伪学逆党籍》，列入 59 人，朱熹名在其中。这件事，史称“庆元党禁”。 朱熹的门人故交，相继离去，他知道辩解毫无用处，索性大包大揽，承认一切指控。而朱熹自知年事已高，时间不多，毫不松懈地著书立说，三月九日，朱熹在建阳考亭去世，终年七十一岁。朱熹的棺木，直到十一月才安弄于建阳塘下里九峰山下大林谷。安葬前，朝廷怕朱熹信徒利用葬礼集会，下令守臣约束，但仍有几千人来给朱熹送葬，无疑是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 兴建书院 学派论争 朱熹很重视学术场所的建设，他在从政期间，除了处理政事之外，还大力提倡兴办地方学校。在创办书院方面，朱熹更是具有独特的建树。讲学授徒培养人才的书院，始于五代而初盛于宋。由于理学的发扬、学术传递的发达，南宋书院大盛。 淳熙六年（1179）十月，朱熹出知南康军，他派教授杨大法和星子令王仲杰访求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遗址，重修白鹿洞书院。又购置田地，赡养到此读书、研究的人士。绍熙五年（1194）朱熹知潭州，修复了抱黄洞下的岳麓书院，增广学舍至百余间，田十五顷。还亲书“ 忠、孝、廉、节”四字于堂。白鹿洞和岳麓山两个书院都列宋代四大书院之内。此外朱熹个人创建的武夷精舍和竹林精合则是私立书院，均有相当规模。 朱熹书院建设与前人不同的是，他对书院的教学目的、内容、训练纲目、学习秩序等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书院办得相当正规。朱熹创办书院还有其它特色，一是祭祖先贤、推崇楷模，以励后学，使见贤思齐，奋发图强。二是教学内容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对学术思想发展有一定影响。三是对学生要求严格。 朱熹创办书院，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广收门徒，长期讲学是朱熹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据《 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朱熹门人中及门受业者 442 人。在朱熹众多门徒中，以蔡元定、黄干、陈淳、蔡沈最为杰出。朱熹通过门人使其思想学说传播开来，形成了一个在南宋最活跃、最有力量、最有影响的学派。朱熹聚徒讲学，鼓吹理学思想，同其他学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这也是他学术活动的又一个方面。 朱熹曾与永康事功之学、陆氏顿悟之学、反对周敦颐、张载的林黄中进行过辩论。南宋学术之会，主要为两派三家，两派是心性之学和事功之学；三家是朱学、陆学和浙学。从淳熙九年（1182）至十三年（1186）之间，朱熹与事功学派围绕王霸、义利等问题展开激烈论争，反映了心性理学与功利之学的深刻分歧。 理学大师 成就非凡 朱熹在哲学方面提出和论述了纷经繁杂的范畴。理或天理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最高哲学范畴。天理论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源，天地万物的根本。提出理本气来，“既有此理，便有此气；既有此气，便分阴阳，以此生出许多物事。”朱熹把“天理”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把天地万物都囊括在“ 天理”的牢笼之内，把封建道德、封建礼乐刑政与天理视为一体。从天理的高度、从格物致知的高度来认识历史，是朱熹史学观的准绳。他的思想影响着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生活，被后世修史者奉为至理。历史的发展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朱熹倒退的唯心史观的主要内容。 朱熹继承和丰富了我国教育思想的优良传统，是我国古代颇有见识、重视躬行实践、热心讲学的教育家。理学思想是其从事教育活动的指导，而教育思想则是其哲学思想的运用。着眼于“ 学以变化气质”和“以明人伦为本”，是朱熹发展教育事业的根本目标。通过教育达到“存天理，灭人欲”。注重家庭教育，搞好小学和大学教育，是朱熹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朱熹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家庭教育，才能培养出替封建统治效劳的“完人”。 重视教育方法和读书方法，是朱熹教育思想的又一大特色。提出“ 文道一贯”说。诗论主张言志，认为道充而文生，志高而诗至，道必须学，志必须养，诗文都是可以不学而能的。朱熹深入研究经学，对文学也进行了探索。《诗集传》和《 楚辞集注》，是朱熹文学研究的双璧朱熹从文学的角产生研究《诗经》，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诗集传》标志着《 诗经》研究从经学领域向文学领域迈进，并由宋学据居统治地位；《楚辞集注》使楚辞研究出现了全新局面，完成了汉学向宋学的转变。朱熹散文诗词诸体俱备，在道学家中是最突出的文学家和诗人。 著述宏富 渊博学者 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活动中，朱熹独立完成了宏富的著述。从内容上看，朱熹的著述经史子集各门类都有，主要著作有《 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太极图说解》等等。经他儿子朱在编纂得《朱文公文集》一百卷，《朱文公续集》十一卷，《 朱文公别集》十集，保持了他的学术论著、讲义、奏疏、序跋、书信、诗词等。朱熹门徒把他的讲学问答编辑成二十六门、一百四十卷的《朱子语类》。 这样大量的著作，包括经学、佛学、道学、史学、教育学、文学、乐律、美术、书法和自然科学等广博学问，只有知识渊博、素养深厚的朱熹才能游刃有余。47 岁以后，朱熹集中了宋代理学的成就，又吸取了佛家、道家基因，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朱熹真正进一步发展了理学，成了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伟人。朱嘉用毕生精力作《四书集注》，以冼炼的文字阐述理学思想，因而在所有阐述了朱熹思想著作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朱熹是继孔子以后，我国封建社会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也是孔子以后我国封建时代影响最深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历史长河论坛 联系站长 打印本页 献给所有热爱历史的朋友 站长：义薄云天 |
朱熹哲学新论 |
|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高峰。近年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人们常说宋明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结果，但对它吸收了哪些佛、道的思想，又如何把这些来自于佛道的思想与儒家的思想融合起来，却缺乏系统深入具体的分析。现在，孔令宏同志的《朱熹哲学新论》的出版，有填补这个空白的意义。 从与道家、道教的关系展开对朱熹哲学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有相当的难度。这首先表现在材料的庞杂上。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学者，仅《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就有四十多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多种。另外还有朱熹门人和后人编纂的文集、全书、语录、诗歌等，至少也有二十余种。这些著作几乎全部流传至今。而道家、道教的典籍文献，在数量上远远要超过朱熹著作。面对这些庞杂的文献材料，首先必须进行清理、选择。在这方面，孔令宏同志得益于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甚多。在李先生的指导下，孔令宏的历史、文献功底得以很快提高，余下的就是时间精力的投入和忍耐寂寞的勇气和毅力。 在三年的时间里，孔令宏教授全身心地潜心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去，阅读了两百多种古籍和四百多种近现代道家、道教、儒家和朱熹研究的文献，集前人研究成果之大成，秉承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作了多方面的创新。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多位中国哲学领域的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亦指出一些不足之处。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书，是吸收了这些学者们的意见加以修改而成的。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对道、佛二家重视不够。谈到中国哲学时，人们往往比较重视儒家和佛教，对道家、道教重视不够，研究不多。尤其是道教的研究，少之又少。最近十几年来，受国外道教研究的刺激，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受到重视。孔令宏是在这一背景下考虑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并展开研究的。 这部书富有新意，表现在很多方面，比较突出的主要是在道家、道教哲学、朱熹哲学三方面。 长时间以来，人们有意无意地把《老子》、《庄子》思想作为道家的全部，把先秦之后道家思想的发展一笔勾销了。孔令宏则不仅仅以《老子》、《庄子》思想作为道家思想的全部，而是把道家思想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学派，既看到了《老子》、《庄子》对道家思想的奠基之功，又看到了后来者如稷下道家、黄老道家、魏晋玄学等对老庄思想的发展。从而把源与流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了。 说到道家之流，不能不提道教。道教虽然不能说是道家思想发展的直接产物，但也不能离开道家来谈论道教。二十世纪以来，受西方实证分析性思维的影响，人们往往以粗俗、迷信为由蔑视道教，把道家、道教作了严格的区分，把道家视为哲学，把道教视为宗教。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孔令宏教授在尊重道家、道教亦分亦合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在形而上的层次把道家、道教合论，既看到了道家与道教之同，也恰当地处理了道家与道教之异。在道教哲学的研究上，汲取了国内外道教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从思想史的角度下大功夫梳理了道教哲学思想的演变，对道教哲学作了实事求是的描述、分析和解释，在其本源论、本体论、心性论等方面有作者自己的见解，公正地评价了道教哲学对中国哲学史的贡献。 前人对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很少关注，至今尚无人对此作过系统的论述。作者考镜源流，穷本溯源，从朱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朱子所承北宋五子的学脉特征，以及朱子对道家、道教文献的深入研究诸方面，从大量史料里发掘出了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朱熹与道家、道教的关系，以雄辩的史实和深细的分析论定朱子一生出入儒道而建立起融合儒道的庞大理学思想体系的心路历程，具体而生动地阐明了朱熹是在“公开的言语文字，要批评道家道教，自己内心深处却始终给道家道教留有一块地盘，并从道家道教哲学那里不停地吸取思想养料加以改造后用以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如此，作者从纵横两个方面全方位地作了慎密周详的论证，然后指出，朱熹哲学在形而上层次的思辩框架、思维方式、思辩逻辑、提出和解决哲学问题的理路等方面，都深受道家、道教哲学的影响。这既是朱熹构建哲学体系的手法，也是其哲学的本质特征。作者这一观点，有利于克服长期以来学术界和一般人在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偏见。 在研究朱熹哲学与道家、道教关系的基础上，该书认为，朱熹哲学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体系。它所寻绎出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以形而上的理体论为本，贯彻到形而下，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对前者有物理论，对后者有性体论。为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而最终落实到心，故有心体论。基于心的实践功夫最后归趋于境界的建构与提升，故有境界论。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传统的做法是对若干语录按照核心思想分类荟萃，加以评析。建国以来，人们又习惯于按照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伦理观、历史观等方面作分门别类的研究。这两种方法显然都难以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哲学家思想的本质。近几年来，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人们首先专注于基本概念的研究和主要范畴的论证，进而力图作范畴之间的联结以及结合方式的不同的研究，说明构成各不相同的哲学逻辑结构或哲学体系。孔令宏对朱熹哲学的解析，就是属于最后这一种方法。朱熹曾自诩其思想是“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确实，就体系架构之庞大、条理之清晰、论证之严密而言，在中国哲学史上可以说无人能出朱熹之右。研究朱熹哲学，运用第三种方法是最佳选择。孔令宏运用这一方法所提出的体系结构是具有开创性的；就这一体系结构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而言，能够给人予层层相因、丝丝入扣之感；就其整体把握而言，也颇为全面系统。应该说，第三种方法，学术界使用的时间还不长，学者们的运用，总的说来还不是很成熟、丰润、圆满。作为一个青年学者，能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本书的第二个创新是运用了作者提出的立场——视域——逻辑相统一的理论体系的比较与评价的新方法（见《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2期，《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第1期），以概念、范畴之间关系的类型、关联模式的分析比较为重点，既着眼于就一个理论体系来考察它们，也在比较中就它们在另一个理论体系中受立场、视域、逻辑所决定的貌同实异的转化作了考察，由此凸显出了差别。这种研究方法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尚未见到。同时，在写作中，作者自觉地贯彻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在儒道两家思想的历史演变之中进行动态的分析比较，在整体涵摄儒道两家思想的同时具体分析刻画朱熹在其思想的各个方面对此的把握，深入细致地比较了朱熹的具体思想与道家、道教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 在书中，作者既考察了朱熹如何把道家、道教哲学的吉光片羽的思想进行综合创新，又如何本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原则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把经世之用的伦理政治思想结合起来。作者从大量的史料中爬梳出了朱熹哲学对他之后的道教义理的深远影响，指出，南宋之后道家、道教思想的总体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形而上层次的思想已经被包融进宋明理学中，从而比较完满地解决了出世与入世、人为与自然、形上与形下、内圣与外王等等问题。这一观点，显然不只是关涉到作为儒家学派发展阶段之一的宋明理学，而且还关涉到宋明时期的道家、道教乃至于这一时期整体的中国哲学以至于中国文化的判断。上述的这些独到见解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启示。 总之，资料翔实，剖析深细，史论结合，观点鲜明，立论公允，结构严谨，文笔顺畅，借鉴前贤成果而有新的突破，观点新颖，富有启发性，是这部书的特点。本书的出版，将填补中国哲学研究的空白，对推进朱子学和宋明理学的研究将有比较大的意义。 当然，肯定这部著作的优点，并不等于说它就已经十分完善了。由于这一课题本身的难度和所需要的巨大的工作量，有些问题亦尚待进一步探讨。 孔令宏在中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执教于燕赵古城，并专志于学术研究。在国家对哲学学科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后，旋继到上海问学于我。在博士后期间，他继续从事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成绩显著，例如“2000年中国博士后学术大会”他荣获优秀论文一等奖。孔令宏教授甘坐冷板凳，乐受清贫和寂寞。他的生活充满了劳苦与艰辛。一分汗水换来一分收获。他所获得的回报是深厚的学问功底，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洋溢的才气。他的学习和研究是一个不断开拓、不断深化的过程。他总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初步的，真诚地希望得到学术界的批评指正，因为这本身就是对他最好的帮助。我希望，也相信他今后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潘富恩 2000年11月于复旦大学哲学系 本文为潘富恩教授为孔令宏的《朱熹哲学新论》（即将出版）所作的序。 |
朱熹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
| 田海舰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儒、释、道三教既相冲突又相兼容，从不同侧面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化心态、价值取向、民族性格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囿于各种因素，人们往往过多地关注儒、释，对道（道家、道教）特别是对道教则重视不够。这显然与道家、道教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在现代文明中所起的作用极不相称。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受清儒狭隘的门户观念的影响，从三教关系的角度对古代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可谓凤毛麟角。基于对古圣先哲的同情与敬意、对现代文明的关切与悲悯，本着正本清源、恢复朱熹哲学历史真面目的学术精神，孔令宏博士后积数年研究之功推出《儒道关系视野中的朱熹哲学》（台湾中华大道出版社2000年出版），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哲学，在儒释道三者的比较中，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这是继《中国道教史话》（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获第七届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后，著者又一部颇富创意的佳作。该书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视角新颖别致。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实现了三教合一。朱熹哲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关于朱熹哲学及宋明理学的研究，以三教合一的观点而论，人们多注重佛教对它的启发或影响，而关于它与道家、道教的关系，则缺乏系统的挖掘、梳理，也缺乏由此角度所可能导致的对朱熹哲学的新观点。诚如著者在《导论》中所言：“就儒家而论儒家，不可能穷尽儒家的本质。所以，尚需从儒家思想发展的思想背景上去研究它之所以在每个历史阶段形成独特风貌的原因。这个思想背景，就是佛道二家。”为此，该书把朱熹哲学的研究置于先秦以降儒道关系演变史的大背景中，既梳理儒道二家在同一思想中的交融关系，又分析各自在同一问题上解决的方法和解决到的程度；既点明朱熹的哪些思想源渊于道家、道教，又考虑朱熹怎样把道家、道教思想按照儒家立场和他的基本观念进行改造而融合进自己的体系来，应该说，这实在是一个涉及面极广而又艰深的课题。 孔令宏教授在攻读博士期间就选择了这个艰难课题，进行了拓荒式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创造性的见解。例如，周敦颐的《太极图》及其思想、邵雍与《无极图》相应的先天象数思想渊源于陈抟一系内丹道教；张载和二程的儒家思想深受道家、道教的影响，等等。博士毕业后，他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探索。这部著作中关于张载与道家、道教关系的论证，关于朱熹与道家、道教结下的不解之缘，关于朱熹对《周易参同契》、《阴符经》的研究，关于朱熹科学哲学思想以邵雍和沈括为渊源，关于朱熹哲学思想对南宋道教以后道教思想的影响，关于《附录》中用“道体儒用”规定王阳明哲学的特点，等等，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崭新观点。所以，该书无论是历时性的梳理，还是共时性的分析论证，都使人耳目一新，体现了著者在朱熹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著者所阐发的这些新观点并非空洞的说教。它奠基于鲜活而客观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蕴涵着著者多年的学术功力。书中引例丰富鲜活，对它们的运用，著者信手拈来，达到了相当娴熟的程度。书中文献史料虽然厚重，却没有给人留下凌乱、堆砌的感觉。论述全面细致，引例丰富翔实，持论公允平和，是这部洋洋八十万字的巨著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把道家、道教合而论之，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该书主要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道家、道教与朱熹哲学的关系，至于道家、道教在非哲学层面上的差异，著者存而不论，而对道家、道教在哲学层面上的不同之处，著者针对不同情况，在论及具体问题时给予了简要的分梳。 第二，构架别具一格。著者把全书分为“朱熹哲学与道家、道教关系的史料及其分析”（上篇）、“朱熹哲学对道家哲学和道教义理的吸收改造”（下篇）两部分，并把重心放在后半部分。作为一部哲学论著，该书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上篇侧重于考据源流，揭示根蒂，从探寻朱熹思想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演变的历史进程的背景中寻绎出道家、道教与朱熹个人思想形成和演变的事实特征。下篇则侧重于把道家、道教的哲学层面的思想与朱熹哲学思想作共时态的比较分析。在比较中，著者从整体入手，着眼于类型、结构、关系的比较，即以相关问题为核心的关系模式的比较为重点。通过上篇的历时性的探讨和下篇的共时性比较，著者对道家、道教与朱熹思想的关系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立体图景。这种历时与共时相互叠置的立体性构架，不仅充分体现了著者在构思上的良苦用心，而且使全书的蕴涵大大增加，结构科学合理，论证严密有力。 第三，立意高远深长。全书紧紧围绕朱熹哲学“纳道入儒”、“儒风道骨”这一鲜为人论的主题，从理体论、物体论、性体论、心体论、境界论五个层次和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阐释与论证，为朱熹哲学刻画出了一个严谨深邃的体系结构。 作者认为，理体论是朱熹哲学的内核和整个体系的出发点，是天人未分的抽象的形而上的哲理。朱熹的理范畴系从道家、道教的道和理范畴转化移植而来。道家、道教哲学对道的创生、生生不息的论证和实践信念上得道而长生的追求为朱熹的理体论奠定了原型。朱熹基于有无关系对“无极而太极”给予了本源论和本体论的解释，并以“理一分殊”、“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和对理、气范畴的系统研究具体实现了这二者的统一，进而把得自于道家、道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哲理方法，运用到了高度自觉和娴熟的程度。 物体论是天人相分之后朱熹在形而下的背景中探讨哲学问题的出发点。作者认为，朱熹以气（辅以理）同道家、道教以气（辅以道）来阐释万物的产生，都是遵循太极——阴阳——五行的运思模式。万物产生后，本源论让位于本体论，但依然气强理弱，这为格物穷理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凸显了其困难性和复杂性，还为朱熹哲学重理轻物埋下了伏笔。 由理体论扩展至社会而有性体论。朱熹的性体论系从道家、道教的道性论转化而来，主要解决人修养成圣的根据和可能性问题。如同道家、道教用道与气的二分来解决性的先天与后天的对峙一样，朱熹既联系天道来说明人性的起源，又联系气来解释后天人性的千差万别，对人性作出了全面完整地说明。作者在分析比较后认为，道教性命双修的复性功夫与儒家养浩然之气的尽性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物体论和性体论的理论指导实践，就落实为心体论，并进而推及功夫论。朱熹理气二元的心体论系来源于道家、道教道气二元的道心论。朱熹的脱胎于道家、道教的中和新说，以心为枢纽，把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静与动、先天与后天、未发与已发等完美地整合在一起，达到了本源论、本体论与心性论的水乳交融。作者认为，求放心、寡欲、专一既是道家、道教的心地功夫，也是朱熹诚意、正心的功夫原则。 以心体论指导功夫修养而上达于天理的过程，就是境界的建构与提升。在境界论上，朱熹汲取了道家、道教境界论的精粹，把高明与中庸打合在一起，在广大的视野中定格人伦道德，从而使得尽精微成了有源活水。这样，出世被融合于入世，超世被粘合于即世，高迈的人格境界在当下的伦常生活中就可以建构、提升、超越，从外世态度和行为方式就可以衡定和品评自己和别人的人格境界。如此，著者把本源论、本体论、性体论、心体论、功夫境界论内在地关联在一起了。 综上所述，作者的结论是，朱熹站在儒家卫道的立场上，以道家、道教哲学在形而上层次的致思方向、思路、思维方式、概念之间的关系模式为基础，结合儒家经世致用的人伦政治内容，集前人思想之大成，构建了一个体用基本一致、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从而既在形而上的层次超越了道家、道教，又在形而下的层次超越了他之前的儒家，达到了理学的最高峰。 应指出的是，上述“五论”所展示的朱熹哲学的体系结构，在国内外仅此一见。这似乎更符合朱子哲学的真精神。尽管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朱熹哲学的体系结构不乏精当的论述，但总的来说，在整体性把握方面仍差强人意。孔令宏教授所开掘出的这一体系结构，无疑弥补了这一重大缺憾。 总之，本书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的不少观点和论述填补了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空白，不失为一部颇富创意的佳作。当然，还应看到，一切研究工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本书同样存在一些不足或缺陷。例如，书中提及的某些论点，尚需进一步推究、商榷，某些概念、材料尚待进一步修改、补充、完善。但是，瑕不掩瑜，书中存在的不足，应该说正是它的创新特色带来的副产品，是促使它今后更加完美成熟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