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井 潭、三 井 寺 的 传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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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准与圆尔——“首山竹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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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的日本：模仿？创新？ | |
| 作为思想典范的日本观─宋恕与变法运动 | |
| 三星物产: 韩国综合商社一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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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 祖 归
宗 超级主义者的导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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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感觉日本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共同文化基因，但没有丝毫线索。去年底，一位日籍经理被从三井物产（上海）有限公司调任来北京的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工作。每当谈起在上海结识的温州商人，他就赞不绝口，对温州人的经商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招聘新职员的时候，他声称要把温州人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当然，在北京很难招聘到温州籍职员。然而，这不由得激发出我要尽快探究“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的兴趣来。想起三井财团最早起源于日本中部琵琶湖畔的近江国（今滋贺县）“三井村”，我决定网上查寻一下有关这个“三井村”的详细资料，却惊讶的发现，中国境内也有很多叫“三井村”的地方。 忽然突发奇想，日本滋贺县（原近江国）的“三井村”会不会是从中国迁移来的呢？ 也许是脑子里总有温州的影子，我不自觉地在众多与“三井”有关的地名中锁定了位于浙江省内的两个“三井村”，一个是台州与温州交界的大球山地区已经废弃的古“三井村”；另一个是位于台州市 仙居县广度乡境内依然从事生产活动的“三井村”，这里向南不远就是温州市永嘉地区。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这两个“三井村”的历史资料和现实状况的信息少的可怜，我的探索还没开始就面临夭折了。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我偶然注意到这个地区有一个位于天台山称作“三井潭”的景区。因为想到村庄的名称大都取自于周边有历史渊源的地名，也许“三井潭”就是一个研究的突破口。进一步上网发掘，了解到更多细节资料，特别标记出两个位于“三井潭”附近的重要历史古迹：一个是道教“桐柏宫”（239年），另一个是佛教“万年寺”（833年）。这一地区通常统称为“天台山”，但是以“三井潭”为分界点的“桐柏宫”一侧的道教集中地区往往被称为“桐柏山”。再仔细考查行政区划，我确信这个“三井潭”位于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白鹤镇桐坑溪地区。 与此同时，我在网上搜寻有关日本境内“三井村”的相关资料，也是一无所获。但是，位于滋贺县长等山下大津市的“三井寺”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很可能，三井财团起源的“三井村”就是因为同一地区的“三井寺”而得名的。按着这个思路，我继续追寻下去。令人兴奋的发现是：“三井寺”始建于672年，原名“圆城寺”。日本天台宗五祖圆珍（智珍大师）853年来到唐朝，在天台山国清寺研习天台章疏。856年再次到天台山，在国清寺止观院建立一堂，题名“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 从唐朝回到日本后，圆珍于859年成为三井寺第一任住持长吏。应该正是此时，圆珍取自天台山“三井潭”的灵感将“圆城寺”更名为“三井寺”。此地的村庄因“三井寺”而取名“三井村”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为什么圆珍会以“三井潭”为背景将“圆城寺”更名为“三井寺”呢？ “三井潭”深不可测，有“通海”之说。唐宝历年间(825～928年)遣使投金龙、白壁于此，刘禹锡有诗记其事。唐道士徐灵府在《天台山记》中也提到“邑中有水旱。令长每岁记情诚祈于晴雨。无不响应。亦是国家投龙壁醮祭祈福之所。高宗永淳二年（683年）投龙于此。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诏令太当卿修礼仪使韦谄。赍金龙白壁投于井。宝历元年（825年）。主上遣中使王士岌道门威仪赵常盈。太清宫大德阮幽闲翰林待诏禄通玄。五月十三日到山。于天台观。设醮许往三井。投龙壁也。”显然，“三井潭”是唐朝（618～907年）的国家统治机构向海龙王祈雨的重要场所。圆珍（814～891年）使用天台山“三井潭”如此重要的标志性场所更名近江(滋贺)“圆城寺”为“三井寺”是不无道理的。似乎同样的推理，我顺便想到：近江国（滋贺县）境内著名的琵琶湖应该取名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词《琵琶行》，有待考证。 另一种说法也能支持日本滋贺县“三井寺”是因浙江天台山“三井潭”而得名的说法。据《缘记》记载，“若不是神灵的保佑，智证大师圆珍回国搭乘的商船必将沉入海底。”我判断，由于他在天台山的经历，必然接触到了唐朝官员在“三井潭”祈拜海龙王的场面。所以，圆珍在海上的危急时刻当然首先会想到代表海龙王神灵的“三井潭”的保佑。858年，圆珍回国后，迫不及待地建造“三井寺”。显然，最快的方法就是将已初具规模的“圆城寺”更名为“三井寺”。至此，我可以骄傲地宣布，我考证出：三井财团的名称“三井”来自位于中国浙江天台山“三井潭”。同时，我终于找到了一把金钥匙，可以进一步去探索和证实萦绕于脑海中的“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具有共同文化基因”这一命题。 与此同时，我认为前面提到的浙江温台交界处（温岭温峤镇）大球山古“三井村”和台州仙居广度乡“三井村”应该也是因为“三井潭”而得名。 仔细研究发现，“三井潭”有一个重要特征是“三瀑三潭”，分为上、中、下三个瀑布（可称：三折瀑或三叠瀑），每个瀑布对应一个深潭。让人惊奇的是：大球山古“三井村”旁也有类似的景致，分为白龙潭、乌龙潭和真龙潭这三个潭，同样各自对应瀑布。而且，这里是民间祈雨取水的场所。类似的地方，我在浙江天台山这一区域还有发现，比如：台州温岭横山乡“寒坑龙潭”，宁波新昌沙溪“三井龙潭”，宁波奉化溪口“三隐潭”。看来，“三井潭”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周边地区扩散，并在民间中孵化出一个个名称各异而形态和功能相同的“新三井潭”。 虽然探寻三井财团名称来历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是由此引发出来新的思想又不断涌现在我的脑海中。展现在我眼前的大量资料促使我不得不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三井潭”这一自然景观本身，以及围绕它发生的历史和文化变迁，向我们人类社会预示着怎样的哲理？在《东方经济学》思想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从“三井潭”中领悟到某些经济学或哲学的真缔呢？我想再次提醒人们注意到“三瀑三潭”这一重要特征：三瀑代表动态之水，三潭代表静态之水，它们并非独立存在，而是自上而下连为一体。一方面，它犹如演绎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东亚）思想史时动时静而发展的三个阶段；另一个方便，它似乎阐述着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而我更愿意将“三位一体”思想称作“三井理念”或“三井哲学”。 在探寻“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共同文化基因”的过程中，我发现南宋时期（1127～1279年）在以“三井潭”为中心的天台山地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突出的特点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被社会普遍接受。其中，儒学（儒）在吸收了道教（道）和佛教（释）文化后发展为宋明理学，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东亚“新儒学”。而新儒学（宋明理学）并非是一个单纯的主体，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是 程朱理学，代表人物是宋代的朱熹（1130～1200年）；二是 阳明学派，代表人物是宋代的陆九渊（1139～1192年）和明代的王阳明（1472～1528年）；三是 浙东（永嘉）功事学派，代表人物是宋代的叶适（1150～1223年）。这样，我眼中的“新儒学”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三井潭”格局。 简单地说，用“三井理念”来定义，完整的宋明理学应该由三个支柱组成，即：王阳明的心学，朱熹的理学、叶适的实学，他们之间的相互批判和相互渗透构成了新儒学的完整体系。 实际上，我认为“三教合一”说法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而采用儒、释、道“三位一体”（三井理念）比较恰当。从浙江天台山这个地域来看，儒、释、道形成了三者并立，相互融合借鉴的共荣共存局面，而并不是三种文化合并成一种文化。如果仅是从一种文化自身为主体的角度来说“三教合一”还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看到：以佛教天台宗为主体，从唐代湛然（711～782年）的“无情有性”说，发展了道生，又间接影响于后来的禅宗，到宋代智圆（976～1022年）的《闲居编》“旁涉老庄，兼通儒墨”，演绎出儒释道的调和一致；紫阳真人张伯端（984～1082）的道教思想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主张“三教合一”，他的《悟真篇》试图以道教修炼性命之说来撮合儒、释、道三教。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以儒学为主体接受道教思想的人生历程和他思想中的佛教成分也证实了儒释道融合的宋代社会思潮。 南宋时期（1127～1279年），佛教是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日本僧人荣西（1141～1215）于1168年和1187年两次到天台山 “三井潭”旁的“万年寺”修行禅法。1202年，征夷大将军源赖家（源赖朝之子，实朝之兄）于京都洛东鸭河畔创立建仁寺，授命荣西为开山祖师。翌年六月，荣西设置台、密、禅三宗兼学的道场，创立真言院和止观院，融和此三宗而形成日本的临济宗。此后，来自近江(滋贺)“三井寺”的圆尔（1202～1280年）于1235年至1242年入宋学习禅宗。1243年，摄政关白藤原氏的长者九条道家召圆尔入朝，以兴建中的新寺为基础正式迎请圆尔来京都晋山主法，新寺命名为“东福寺”。因此，圆尔把新的东福寺作为天台、真言、禅宗三宗兼的道场。入宋僧荣西，即圆尔的先师荣朝之师归国后举扬临济禅法，但一直未能根深蒂固。在圆尔及其门下众多弟子的竭力举扬下，临济宗才逐渐走向了隆盛。事实证明，荣西和圆尔在正是遵循三教合一的思想（三井理念）推动了日本佛教各派的融合。 在前面的文章《武士儒商》中，我通过“复古”的方式将日本与中国秦、（西）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8年）思想文化进行历史对照，总结和归纳出日本近代社会以及财团组织的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属性三位一体的结构特征。上面又通过，唐宋时期（618～1279年）日本近江国（今滋贺县）与中国浙东天台山地区（温州、台州、宁波）的文化互动和传承，再次发现文化思想的三位一体结构，并以此确立了“三井理念”。我想利用这种“三井理念”进一步，探讨南宋（1127～1279年）以后中日各自发展的不同特征，进一步从中挖掘和整理有关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属性有机结合的深层次问题。为此，我想分别考察日本近江“三井寺”地域和浙江天台“三井潭”地域是否也具有军人、商人和儒学属三位一体的完整结构。 资料显示，入唐朝天台山求法从而成为日本天台宗开祖的最澄（767～822年）原籍是滋贺郡古市乡，在现今的滋贺县大津市膳所、粟津、石山附近，是日本最古老的市场之一。近江（滋贺）三井寺第一任长吏园珍（814～891年）正是通过唐日贸易的商团到达浙江天台山研修天台宗，并与商人们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学者考证认为供奉在三井寺的新罗明神就是唐朝时期（618～907年）新罗（今韩国）商人兼武士的张保皋（790～846年），而新罗明神是日本武士之父源赖义（998～1075年）的守护神。中江藤树(1608～1648年)，生于近江国（今滋贺县）高岛郡小川村，作过武士，是日本宋明理学阳明学派的创始人，号称“近江圣人”，他的儒学著作《鉴草》，《春风》都流露出三教一致的思想。1676年，甲贺郡（今滋贺县南部）的隐士藤林保武结合中国和日本历代名将的思想与武学精华，参照《六韬》和《孙子兵法》的内容写成了忍者究极修行指南《万川集海》。至此，可以认为日本社会的武士、商人和儒学三位一体结构在“三井寺”地区首先得以有机结合和完整确立。 如果武士、商人和儒学三种属性的融合仅仅限于近江（滋贺）“三井寺”这一局部地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一旦这种三位一体（三井理念）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力量，那就是非同小可的事了。 中世纪日本，日本武士平清盛（1118～1181）率领的平氏一族作为武士阶层的代表，第一次掌握了实权，而世人多以1192年源赖朝（1147～1199年）开创镰仓幕府（1192～1333年）作为日本武家政治的开端。江户时代（1603～1867），藤原惺窝（1561～1619年）脱离禅门转向儒学，被认为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标志。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1583～1657年）承袭师业，使朱子学派的思想理论成为“官学”。长州藩战争（1864～1866年），大商人“三井”暗中支持长州倒幕，“三井”为中心的三都特权商人提供了超过70%的经费。伏见鸟羽之战（1868年）倒幕势力获胜，三井旗帜鲜明地支持维新政府，转身成为新政府的特权商人。至此，可以看到武士、商人和儒学在国家政权这个高度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这也是日本现代社会迅速崛起的开始。从浙江天台山“三井潭”到近江（滋贺）“三井寺”，再到跨国经营的“三井财团”，最终爆发出“三井理念”的强大力量。 回过头来，我们再观察一下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事实上，在南宋时期（1127～1279年）的天台山“三井潭”地区也曾存在过武士、商人和儒学交汇的情况： 皤滩古镇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城西约25千米处，早在公元998年前，这里就因水路便利成为一个繁华的集镇。北宋年间（960～1127年），州府把皤滩改成了一个大的水运埠头，真正的商业区在皤滩出现了；公元1156年，朱熹听闻仙居人方斫建“桐江书院”兴办义学，就携子前往巡视与讲学，并留子在方氏义塾读书。乐清人王十朋（1112～1171）闻朱熹在此讲学，就前来寻访，他于1157年进京赴考，得中状元。八年后，桐江书院以其恢宏的气势名振台郡；1208～1223年间，温州永嘉人吴潆在台州仙居师从陈埴（1176～1232），成为叶适和朱熹再传弟子，曾监平江府大军仓。1242年，吴潆回迁温州永嘉的瓯渠，不忘尚武爱国精神。南宋150年间，温州习武渐成风气，共出了武进士305人，其中武状元共14名，占南宋时期武状元的总数28%。 在南宋（1127～1279年），天台山“三井潭”区域的台州仙居和温州永嘉地区出现了商人、军人和儒学三种属性的交汇。但是，这三者的交汇仅仅停留在民间层面上，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国家政权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强大力量之前，蒙古的铁骑已经踏进了这片土地。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建立了元朝（1271-1368年），定都于大都（今北京）。为巩固自已的统治，元朝于1313年设立科举法，由此开始以经义取士，程朱理学上升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至高地位。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心向北偏移，远离了天台山“三井潭”。刚刚在此地形成的融合思想，以及结合起来的商人、军人和儒学三位一体的融合体也因此而被抛弃了。同时，元朝统治者对南人（第四等人）的压制，“三井理念”在中华大地上失去了进入政治、文化和政权中心的任何机会，也无法进一步向更宽的领域发展。 然而，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两次东征日本（1274年、1281年）的失败，一方面使得倡导融合的“三井理念”在日本获得了保存，另一方面使得中日之间交往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中断。日本此时失去了从天台山“三井潭”获得思想源泉的能力，刚刚建立起来的融合佛教和道教的理学思想也没能进入日本的主流社会。在此之前不久，另一场灾难曾经降临到日本近江（滋贺）“三井寺”身上。1180年，平、源两家武士集团的争斗中，“三井寺”因为支持源氏武家失败，而被平氏武家焚毁。虽然近江“三井寺”遭到平氏武家的焚毁，荣西（1141～1215）和圆尔（1202～1280年）分别在源氏家族和藤原家族的庇护下以禅门“临济宗”为载体仅仅在于佛教领域内继续以“三井理念”推进禅宗、天台宗与其它门派的融合。可以说，“三井理念”的发展进程在元朝时期（1271～1368年）几乎在中国和日本同时进入了停滞阶段。至1599年，统一日本的第一武士丰臣秀吉再建了“三井寺”，后来由德川幕府（1603年-1868年）给予保护。 在传统佛教宗派外，元代（1271～1368年）江南地区还流行着白莲教和白云宗等相混杂的民间秘密教团。 他们依据圆融之说，着力提倡“儒释道三教一致，认为儒教明乎仁义礼智信，忠孝君父；佛教慈悲救苦，化诱群迷；道教则寂默恬淡，无贪无爱。虽然三教各有特点，其义则一。”也就是说，“三井理念”在江浙一带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却也建立了一定的民间基础。元朝末年，出家当过和尚的朱元璋（1328～1398年）利用白莲教的教义和巨商沈万三（1307～ ）的财势最终获得了政权，于1368年建立明王朝。此时，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属性在中国政权层面上实现了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结合。明朝初期，定都在南京，并且出现了郑和（1371～1435年）七次下西洋（1405～1433年）的壮举，似乎中华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复兴（我称之为“东方文艺复兴”）和“三井理念”的发扬光大指日可待了。 可是，历史出现了逆转，朱元璋夺取政权后不仅迫害商人沈万三而且还封杀了白莲教。此后，明成祖朱棣于1416年又向北方迁都至北京，其国家政权的思想和文化中心再次远离了“三井潭”。也就是说，明朝统治阶层由原来倾向南方文化的融合思想（三井理念）再一次转变为北方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再次夺取政权，建立了清王朝（1636～1912年），中华文化在统治阶级这个层面更加难以贴近“三井潭”了。与之相反的是，明朝（1368～1644年）的建立使得中日之间的交往得以恢复，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学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再次启动了日本思想文化的进程。 藤原惺窝（1561——1619年）脱离禅门转向儒学，被认为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标志。“三井理念”在日本得以继续发展和创新，表现为各种文化思想的共生共存，相互融合的局面，也促使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属性）寻求一种共生机制，最终导致军人、商人和儒学属性三位一体的机能在日本逐步确立起来，这也形成了“三井理念”新的表现形式。 明朝灭亡后，清兵长驱南下。生长于天台山“三井潭”区域的宁波余姚人朱舜水（1600～1682年）投入了抗清复明斗争。失败后，他亡命日本，意欲借兵，以资恢复。他常秘密深入内地，与抗清名将郑成功（1624～1662年）、张煌言（1620～1664年）等一起，北伐长江。兵败后，朱舜水见大势已去，复明无望，于1659年复至日本，开始他二十四年寓日讲学生涯。近代中国变法改革运动的设计师黄遵宪（1848～1905年）认为是朱舜水向水户藩传播的儒家尊王思想导致了“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1868年）。从朱舜水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军人属性和儒学属性的一次结合。人们通常认为中国落后于日本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以“大历史观”考察明治维新前处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的日本，我们不难发现，从朱舜水（1600～1682年）之后，中国相对于日本在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已经出现了不进则退的落后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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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笑间，桐子山到了。 被我们誉为“海景别墅”的大球古村落，虽然石屋依旧，寂静依然。可一见岩头背那片开阔的海景平台，又脚下生根似地挪不动了，非得看过远处的大海，看过山下的村舍。 老陈是大球村人，年纪约在50岁，自言小时候常在桐子山上放牛、打柴，山道沟谷间，没有他不熟悉的。 他说，桐子山上，原有14个村落，光他们大球村的就有五六座，除了下保、中保、上保等较大自然村外，还有棺材岩、三井头、白龙潭等小聚落，这一路过去，都能看到。 前面有座人工修筑的石拱桥，是架设在白龙瀑上的，叫白龙桥，是桐子山最年长的古桥。白龙桥下有白龙瀑。与桥身相连接的山道，又会把我们带进大球村的另一座古村落——白龙潭。我们从桥下钻出去，看清清小溪水怎样冲破岩石的重重阻隔，勇敢地跌宕而下，成为飘飘洒洒的白龙瀑，一路狂歌奔向山外，奔向大海。 看罢白龙桥和白龙瀑，我们沿着一条岩石山道去看白龙潭。 白龙潭，是村落的名字，也是山潭的称谓。应该是村因潭而得名。我们才看过的桥与瀑，也是因潭而得名。老陈说，桐子山是温岭九龙出世的地方，山上不仅有乌龙、白龙、青龙，还有真龙。 老陈说，我们桐子山的龙犟门，是乌龙为要出山而撞开的，是真龙门。 又说，若不是乌龙撞开这道龙门，白龙也将终生受困深山，成不了白龙瀑，也到不了东海龙宫。 老陈说，这乌龙的前身还真就是凡人，是他们桐子山的一位风水先生。 老陈又说，这乌龙本来就是真龙天子，山下有它的真龙潭，撞开山门，是为要坐镇真龙潭。 真龙潭在白龙潭下游，沿途能看到一条深邃的峡谷。村上有老人说，这是一眼潜通东海的无底龙潭。又说，它是潜通寒坑龙潭的。有人曾在真龙潭投一匹红绫，第二天看到红绫从寒坑龙潭浮上来。 忽地发现，那崖壁下有一座石块垒筑的佛龛，虽不见佛像，却也有神位，左为龙皇爷，右是姜三太子，中间是乌龙神灵。老陈说，这里的确是早年旱天祈雨取水的祭坛。老陈没亲历过这样的场面，但他听村里老人说起过。说是要静坐七天七夜，为三位神灵做一系列祈祷法事，然后请出龙潭附近捉到的水族活物，用龙亭抬至寒坑龙潭放生，让它去通报东海龙皇，尽快给温岭大地降雨。 我问，这下面不就是真龙潭么，在这里放生不更容易，不也照样能通达龙庭么，为何非得抬去寒坑龙潭？ 老陈说，你们有所不知，这真龙潭流下去的水是汇入乐清湾的，从这里放生，这雨就降到温州去了。 我跟老陈开玩笑，你们桐子山的乌龙不恋家乡，却眷顾他乡。 老陈说，这不怪乌龙。历史上，湖雾一带还是温岭疆界，乌龙游走的全是故乡的山山水水。 看罢真龙潭，桐子山的再访就近尾声了。 下山有二条路线，可以原路返回，从大球岭下山，也可以经由湖雾下山。老陈建议从湖雾下山，可以走完桐子山全程，并说，沿途还能看到几座古村落。 那就听老陈的，折回白龙桥，经由温岭界的三井村、上保村和温州界的古湖雾村下山。 三井村，未见诸《温岭县地名志》。大约是像棺材岩、白龙潭那样的自然聚落。三井村也隶属大球村。老陈说，过去有十几户人家，还有三眼毗邻的古井。现在能看到的就只有几幢人去楼空的破石屋了。 在三井村，我们还看到大片良田。老陈说，这里曾是水稻田。 只是，昔日的水稻田，如今清一色地长着齐腰深的茅草。 三井村外，还有一座乱石垒筑的半圆形建筑。因为位于相对偏高的山岗上，又是孤零零的独处村头，门前还有猎猎招展的红旗，我便以为是一座古堡。进去一看，才知是座古庙，三井庙。 浙江省温岭市温峤镇大球街“马路市场”上的大部分摊位都搬进了上保村新建成的大球农贸综合市场内交易。位于温岭的西部大球地区和温州乐清市湖雾镇接壤，该地区上保、中保、大猛坑等6个行政村村民每逢农历的“二、七”集市，过去20年来他们一直在“马路市场”上买菜。 大球山上的水质很好，水流终年不绝，水资源丰富。村里希望在此建造一个蓄水池，把水从山上引下来，再接到各位村民家中。可建水池首先会涉及到毗邻的地域问题，因为一部分地块属于乐清市湖雾镇所有。这恐怕需要台州市与温州市的有关部门出面调停才能解决。 |
近江是日本的古国名，指的是滋贺县琵琶湖东岸一带，近江商人主要指八幡市和日野町以及五个庄村一带走向全国的商人，这一带从17世纪起到明治维新前后，是商人辈出的地方。由这里走出去的商人，从一根扁担起家，把买卖开到了日本的全国各地。促进了日本的商品流通，也对社会的进化起了积极的作用。直到今天，近江商人创办的百货店、商社或公司依然存在。 近江商人在早期一般都是经营轻质而又高价的东西，比如蚊帐、榻榻米席子、麻布、念珠、蜡烛、扇子、漆器、成药什么的来积累资本。出门只带一点本钱，利用各个地区的差价来赚钱。后世把这种买卖方法称为“诸国物产回转”商法。日语中把扁担叫做“天平棒”，近江一带有句谚语叫做“天平棒博千两”，意思是就靠一根扁担也能挣下千两黄金的家业。他们的家训也很有意思，一般都是什么“诚信”、“先义后利”什么的，讲究先为人、后作买卖。 三井不但是近代日本数一数二的大财阀，甚至在全世界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量。这样庞大的企业集团历史悠久，且其发展过程跟近代日本的经济变革亦有密切的关联。三井家的历史悠久，其起源可溯至平安时代的关白(辅佐天皇之职，掌握政治最高实权)藤原道长。 其四男长宗之第五代孙子–藤原右马之助信正离开京都，定居于近江国(今滋贺县)三井村，开始以三井为姓。自此之后，三井家成为名门武家豪族，代代居于此地。信正之后的第十五代三井成定无嗣子，所以在室町时代(1392 1573)中叶佐佐木六郎高久进入三井家做为养子。 后来，高久离开三井村，返回故乡鲶江筑城，扩大势力，发扬三井之名，因此，高久被尊为三井家高祖。之后，三井家的本家当主之名皆继承高久的「高」(如三井家产业真正的基础建设者高利，三井财阀时代的最后当主高公等等)。高久的孙子高安为当家时，鲶江城被织田信长攻陷，因此，高安带著族人流浪到伊势(今三重县伊势市)。根据三井家的家谱《家传记》与事业发展的记录《商卖记》，高安被尊称为家祖。 后来，高俊继承高安成为当主，决定放弃没落的武士地位变成「町人」(工商业者)，居住于伊势松坂。 于是，高俊在伊势松坂开始经营酿酒业，味噌酿造业及当铺业，这也是实业王国三井家「越后屋」的开始。后来建立三井财阀基础的为高俊四子三井八郎兵卫高利(1622 1694)。他在延宝元(1673)年离开故乡松坂，5在京都开设「三井吴服店」，吴服指和服衣料。 天和三(1683)年江户「三井吴服店」搬到骏河町(今东京神田骏河町)，同年高利也开始从事兑换业，在「吴服店」隔壁开设「三井两替店」从事兑换，放款等金融业，即为现在的三井住友银行之起源。 高利于元禄七(1694)年过世后由高平继承家业，而越后屋益发兴隆，飞黄腾达。高平在长崎开设「吴服店」之分店，到了宝永年间(1704 1711)开始与外国交易，也可说此为三井物产(综合商社)之远祖。 高平在宝永七(1710)年于京都设立三井全族与家业之统辖机构，即「大元方」。宝永七(1710)年正月起，定期举行会议。之后，三井业务与其他一切，由以总本家为中心的同族统合机构「大元方」来决定。这就是后来的三井财阀大本营三井合名会社之起源。 滋贺县位于日本的中心，它的中心有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古时候曾被称为淡海国，意喻湖水之国。滋贺县四周被山所围，全县以琵琶湖为中心，形成盆地构造。县境几乎都由隧道相连。例如爱发关由北陆本线、不破关由东海道本线、铃鹿关由国道一号线相连，西部又与古都京都相连，发自东日本的交通均在滋贺县集中，物资、员的交往非常频繁，商业发达，是近江商人的故乡。现在日本著名的大商社伊藤忠、丸红等都是近江商人派出身。 位于滋贺县西南部、作东海道的住宿街发展起来的大津是琵琶湖西南岸的滋贺县的中心城市。市内除了有被称日本佛教发祥地的比睿山延历寺、三井寺、石山寺等史和文化遗之外，被称琵琶湖八景中的六景也在这里。比睿山是以横跨在京都市左京区和滋贺县大津市的四明岳和大比睿2峰中心的、南北走向的山脉的总称。785年，佛教的一派天台宗的开祖和尚最澄，在山上开设了延历寺总寺院。 |
| 三井寺: 新罗明神之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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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井潭是万年寺的一处胜景。出寺门向南沿蜿蜒石径过“七星桥”（现只剩下三座），至万年水库。一路尽是田园风光，仿佛走在桃源古道上，引发思古之幽情。据《天台风物》载，宋参政贺允中曾构屋于此。开泉引水，隐居读书，写有《应心泉记》。 三井潭所在的九里溪，上游为万年水库，小而精致，好似一颗熠熠闪亮的明珠宝石，镶嵌在万年山麓。至峡谷口，苍苔老石意清泉沥沥。两壁岩如山站对峙，突兀而光滑，中有银瀑如虹，绵软如缎，习流直下。触及悬崖削壁，纷飞似雪。声如雷訇，震天价响，大珠小珠，飞花溅玉，自高而低，赫然出现三瀑三潭，发似井洞相连，又若天堑一线；上潭如瓮，中潭圆如满月，下潭深险，潭水墨绿，水质清洌，奇石时见，清澈可鉴。 瀑布前有几根毛竹栏杆护着，倚栏临风，控身俯视，杳不见底，屯觉头晕目眩；抬头远眺，层峦叠嶂，山色苍翠。三眼如井一样深邃的石潭就在脚下。身处这般清凉美好的峡瀑岩潭世界，每一位游客都被激动着童心勃发，纷纷忘情地攀岩控穴，掬水戏潭。据说，随着万年水库渠道的建成，水源一被切断，这个奇异的三井潭景点将不复存在了，代替它的将是一个新的景点。 桐柏山在县城西北12.5公里栖霞乡境内，由玉女、卧龙、紫霄、翠微、玉泉、莲花、华琳、玉霄9座山峰组成。桐柏观位于中心，为道教南宗祖庭，后称台州崇道观。道家传说黄帝曾至桐柏琼台受金浆玉液，伯夷、叔齐被封为九天仆射，与周灵王太子晋驾鹤来主桐柏山。 三国葛玄，唐代司马承祯、冯惟良、徐灵府、叶藏质，宋代张伯端等名道，均曾于此修炼传道。 陆游、朱熹曾领衔主管崇道观。观西原有圆形水洞3处，深不可测，称“三井”，唐宝历年间（825-827）曾遣使投金龙、白璧于此。观前玉梭溪水汇于三井，泻为瀑布，高悬崖壁，数十里处可见，与赤城山同为天台山标志。1973年，此处筑为水库，高山明镜，另成风景，崖壁瀑痕与“隐吏”等摩崖石刻尚存。 万年寺在县西北松关乡万年山麓，与县城直线距离15公里，由石梁绕行28公里，处平田小盆地中。东晋高僧昙猷在此开山筑室，唐大和七年（833）建院，宋崇宁三年（1104）重建，称天宁万年寺，规模宏大，成为名刹。南宋时日本僧人荣西及其再传弟子道元等先后至万年寺求法，创日本临济宗与曹洞宗。 晚清后，万年寺渐衰，现尚存大雄宝殿、天王殿、后殿及寺前3棵巨杉。 寺西南2公里处九里溪上，瀑布水由石上流下，入峡口而泻出，连注三潭，称三井潭。其下游桐坑溪口有天然岩峡，曲窄深邃，溪水呼啸而行，自隘口冲出，直泻谷底，如蛟龙穿岩而出。1975年，此处建桐坑溪水库。自谷中仰望，大坝如在半空。 桐柏·琼台——桐柏山在县城西北10公里处，景色秀丽，古迹遍布，是道教“南宗祖庭”，称为“金庭洞天”。桐柏山群峰环绕，隐如城廓，中心豁然平旷，周围有玉女、玉泉、玉霄、华琳、香琳、紫霄、卧龙、莲花、翠微九峰相绕，峰峰争秀。一道溪流，曲如梭形，称女梭溪。过印山、剑山入三井至峡口，两石对峙，状如门扉，有水下泻，即为桐柏飞瀑。 早在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年)，葛玄就在桐柏山炼丹，建法轮院。唐代景云二年(711年)，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在山上修建桐柏宫。司马承祯善炼大丹，名闻朝野，人称“司马炼师”。武则天、唐玄宗等曾多次召他进京，以示器重。据记载，司马承祯曾在天台山修道，开元时，奉命居王屋山阳台观，以三种字体写《老子》、校勘文句,著有《天隐子》、《修复秘要》等书，在道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承祯之后，北宋熙宁年间的著名道士张紫阳(又称张天师)也曾在此修道。 五代梁开平年间，桐柏宫改名为桐柏观。宋代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又更名为桐柏崇道观。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年重修。宫东北方向的瀛山，有元明宫故址。西北的玉霄峰，有洞天宫旧址；西南的司马悔山，相传是司马随祯承唐玄宗之召进京，至此而懊悔徘徊之处；西边的清风祠，是供奉伯夷、叔齐像的所在。 自1958年建成桐柏水库后，原桐柏宫已成水底“龙宫”。为使道教胜地香火不灭，在邻近鸣鹤观中仍有道士居住，以续宗风。 |
火车刚刚驶出隧道，波光闪闪的琶琶湖和沿着湖水盛开的雪白的樱花，让人不觉眼前一亮。琵琶湖，日本内陆地区最大的湖水。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把这里称作近江地区。我想从车站走到三井寺也用不了三十分钟吧，于是，便慢慢向三井寺走去，我要去的三井寺就座落在长等山下。 据记载，三井寺原名圆城寺，建于672年。该寺建立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历史悲剧。公元660年百济即将灭亡时，当时义子王的胞妹——日本女王齐明为了拯救百济，不顾众多臣子的反对，向百济派遣了三万余名士兵，支援百济。但是这支军队在白江却遭遇罗唐联军(新罗与唐朝)的袭击，竟全军覆没。至此，百济彻底灭亡。 齐明女王也在这场战争中丧命，其子天智登上王位。天智的胞弟天武，主张在日本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断绝与百济的渊源。天武于兄长去世之后，在这个湖畔展开了一场新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壬申之难”。这场战争最终以天武的胜利而结束。身为叔父的天武弑杀了自己的侄子大友，篡夺王位，并把王都重新迁回飞鸟，建立了独立王国，也就是现在的“日本”。 叔父天武给死去的大友王子赐谥号为“弘文”，葬在长等山下，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另外，他还下令在大友葬身之地修建寺庙。一年后，寺庙建成，天武亲笔赐字“圆城寺”。从此，圆城寺即三井寺，成为居住在这一带的大友姓氏的宗祠。 三井寺成为真正的名寺，是在建造一百多年以后。天台宗五祖圆珍自唐朝归来，成为三井寺第一任住持长吏，自此，三井寺从单纯的新罗土著势力大友姓氏的宗祠，成为全日本的佛教中心。圆珍圆寂后，君王赐谥号为“智证大师”。在日本，君王赐僧侣大师谥号极其罕见。 由于新罗明神是日本武士之父源赖义的守护神，因此源赖义在儿子十三岁时，于供奉新罗明神的神堂前为其举行了成人仪式，并将儿子的名字改为新罗三郎。不仅如此，新罗明神还是三井寺的开山鼻祖智证大师的守护神。据《缘记》记载，若不是那位守护神，智证大师搭乘的商船必将沉入海底，众人也将葬身大海。新罗明神，在智证大师危难之际护持佛法，并指点大师建造三井寺的守护神！智证大师平安归国之后，立即入主新罗明神指定的大友姓氏宗祠三井寺，并于859年就任第一代住持。 智证大师还让画工绘制了自己亲眼所见的新罗明神坐像，并建造了命名为“新罗寺”的建筑，将新罗明神坐像供奉在神堂内，当作自己的本尊和守护神。虽然没有资料显示新罗僧道玄的生平记录，也没有关于他行迹的记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从839年～858年之间，道玄确实存在。他自由来往于日本、唐朝和新罗之间，精通三国语言，不仅做过翻译官，而且还与日本佛教史上最优秀的高僧圆仁大师和圆珍大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那段时期，张保皋是大海的英雄，是统治大海的海神。“那么，”我不由得喃喃自语起来，“在暴风雨中，出现在圆珍面前的新罗明神，不就是张保皋吗？”曾经叱咤风云的张保皋结局悲惨地死于公元841年，而圆珍从唐朝回国的时间是858年6月。虽然相隔十七年，但是，正是张保皋的死使他化身为海神，成为大海之神，就像善妙死后变成海龙成为女神一样。是的，张保皋就是新罗明神。由此可以断定，我刚刚在三井寺金堂看到的新罗明神就是一千二百年前死去的张保皋的肖像。 圆仁，日本佛教史上最出众的高僧，俗姓壬生，公元794年出生于日本的下野。他十五岁出家，随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修行，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一高僧。不仅如此，838年在他四十五岁时，还搭乘遣唐船入唐。圆仁在延历寺收集《天台教义》，并先后在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拜访高僧，学习佛法、梵文和中文。慈觉大师圆仁，他曾在唐朝生活十年，有形无形地接受了新罗人，尤其得到当时新罗人盟主张保皋的不少帮助。 虽然源义光的亲生父亲是源赖义，但是，源赖义只是给了源义光一个肉身而已。由于源义光在新罗明神前举行了成人仪式，并改名为新罗三郎，所以，新罗明神才是源义光的真正父亲，成为新罗明神原型张保皋的后裔。日本最高武士武田信玄的始祖虽然是新罗三郎，但是，灵魂的始祖却是张保皋。新罗三郎，1045年出生，1127年去世，日本传奇性的武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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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山历称仙家佛地，素有“千佛万道”“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它既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和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祖庭，也是我国道教的东南圣地。天台山自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已建有佛寺，东晋以来，支遁、昙光、竺昙猷等高僧来此居住。南朝陈太建七年(575)，智（岂页）及弟子慧辨等入山十年，建十二刹，创天台宗，所著《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被奉为“天台三大部”。 唐天宝十三年(754)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天台教，贞元十二年(804)，日本高僧最澄入唐求法受学《摩诃止观》等天台教义，受大戒，获天台山《法华经》籍128部345卷，回国后仿天台山在比睿山，兴建与国清寺相似的寺庙，大盛天台宗教义。宋日僧荣西求法抵万年寻师，天台宗佛教在日本广为流传，并遵国清寺为“祖庭”。自此，日本僧众时来巡拜。当代大师海登曾安禅于佛陇，讲经国清，长达七载。 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是一个政治活动能力很强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一个博通经典的佛教学者，在南陈时就与以皇帝为首的达官贵人来往极为密切。为达到“以佛辅国”的目的，晋王杨广还就智顗受“菩萨戒”，并尊称他为“智者”。这样一来，智顗不得不成为隋王朝的积极支持者。 智顗于陈太建七年(576年)入天台实修。历游山水，初居石梁，后移居佛陇。陈太建九年(577年)，陈后主下诏：“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来支持智顗的佛教活动。就这样，智顗在天台一住就是十年，最后成熟了圆融实相之说，完成了天台宗教义的创建，建立了道场，集聚了僧众，又有始丰县岁入之半作为衣食之源，天台宗的创立已具雏型了。 国清寺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始建，至仁寿元年（601年)才告落成，以智顗的弟子智越为首任住持。其时“寺居五峰之内，夹两涧之流，堂殿华敞，房宇严秘，方之净土，用集神仙”。显现了中国佛教最发达宗派之根本道场的气概。此时正值杨广夺得太子位，智越等天台寺俗众为谢造寺之恩。 唐代是佛教兴旺发达的时期。由于荆溪大师湛然(天台宗第九祖)的努力，天台宗更是盛极一时。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僧最澄率领弟子译语僧义真，随同日本遣唐副使石川道益抵中国，九月到达国清寺。从天台宗十祖兴道道邃大师受学《摩诃止观》等台宗教义，并受菩萨大戒。学成回国后，在日本琵琶湖畔的比睿山依照国清寺的式样，建造了日本天合宗的根本道场延历寺，且大兴天台教义，天台宗从此传人日本。 大中十一年日僧圆珍至国清寺从天台宗十三祖正定物外大师学天台教观。同时将“右大臣给充路粮砂金30两，买材木于国清寺止观院起止观堂，备长讲之说。又造三间房填祖师之愿，即请僧清观为主持人”。 唐亡以后，五代十国相承，50年间，变乱相仍。南方十国战乱较少，政治相对稳定，加上国清寺所处的吴越国，又对佛教采取保护和支持政策。故国清寺不但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还幸免了佛教史上最后一次毁佛之厄。特别是吴越国王钱弘俶遣使至高丽、日本，设法求回天台宗章疏，而使天台宗得到“中兴”。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宋朝，他一反前代北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的保护，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降宋，吴越不战而亡。公元1279年，忽必烈兼并南宋，统一了中国。由于元王朝甚重三宝，故国清寺在这时也得到赏赐“免田扎付”。忽必烈还赐壐书天台宗高僧湛堂性澄之请，还国清寺天台宗之旧制。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诏禅宗名僧昙噩禅师住持国清寺，奉号佛真文懿大师(34)，使国清寺复为禅寺。 |
最澄，神护景云元年（767）诞生于近江国（滋贺县大津市）。父亲三津首百枝，幼名广野。三津首家族系登万贵王系统，乃中国后汉最后皇帝孝献帝（180－234，在位189－220）的子孙，应神天皇时代来日，定居于近江国滋贺郡，赐姓三津首。近江一带称献帝子孙的人很多。经薗田香融氏精查，滋贺郡确为华裔来朝氏族，皆为后汉献帝苗裔，因氏族传承关系结成同族。 最澄的原籍滋贺郡古市乡，在现今的大津市膳所、粟津、石山附近，是日本最古老的市场之一。《叡山大师传》载，最澄十二岁投近江大国师国分寺行表，修习唯识等章疏，十五岁补国分寺僧缺而得度，二十岁受戒。师行表，乃唐归北僧道璿的弟子。道璿，唐河南省许州人。又师事禅宗第六祖、北宗禅之祖大通禅师神秀的弟子华严寺普寂大师（651－739）。普寂，初从恒景学习法律，与鉴真同学。恒景，乃天台第五祖灌顶的弟子，从玉泉神秀。神秀所住的玉泉寺，系天台宗开山祖天台大师智顗创建，在大师故乡荆州。 道璿主要修习弘扬禅宗，最澄也从道璿、行表处承受了禅宗，同时，他又通晓戒律、华严和天台。行表（722－799），系大和国出身，行表师主为道璿。行表从道璿处受达磨心法，学佛性清门，内外清净，住持佛法，离欲清净，不染物色。这些，最澄都铭记在心。最澄曾受道璿的灯芯教，故他常常注意诚心礼佛，成传灯法师。 最澄出生前六年，即天平宝宗五年（761年），作为首都平城京的陪都是近江保良宫。近江，经藤原仲麻吕父子二代近江守的营造，在当时实际上已成为仲麻吕一族的领国。藤原仲麻吕及其父亲武智麻吕，均与比叡山有着深远的关系，只是父子二人均于最澄出生前三年，在近江西岸被满族抄斩了。 最澄就在光仁天皇这样的改革年代成人。在东大寺受戒后，最澄于同年7月中旬入比叡山，开始了山中修行的生活。比叡山，自柰良时代开始，就是修行之山。为了寻求天台宗的教说，当时就完全有可能把鉴真带来的经书抄写出来。虽说鉴真来日本是为了传播戒律，但他原先是天台宗第二代章安灌顶（561－631）的弟子弘景的弟子，也是天台宗僧徒，因而来日本时带来的书物中有许多天台宗经典。法进，是随鉴真来日的僧人，是天台山沙门。普照是要求鉴真来日的僧人。最澄诵读了这些华严宗书籍，立志修学天台教学，而且专心研读鉴真带来的抄本。 延历二十二年（804年）四月，最澄奉诏随遣唐使入唐求法。延历二十三年（805年）九月一日，最澄自长安出发去台州，因病在明州滞留多日。九月十五日自明州出发，二十六日到达台州府临海，谒见台州刺使陆淳。陆淳希望最澄入天台山，请道邃协助。道邃，系天台宗七祖，为天台宗中兴祖师六祖荆溪大师湛然的弟子，当时是天台山修禅寺座主。 最澄入天台山后，先后师从禅林寺僧修然，得授牛头禅；从国清寺僧惟象，得传大佛顶大契曼荼罗行事。随行的译僧义真和尚，也于延历二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在国清寺受具足戒。最澄后又入天台山佛陇寺，从座主行满学习其他天台教义。行满也系湛然弟子。最澄在唐求法期间，不仅学习天台教学，还研修禅、大乘戒和密教等佛学。延历二十四年（805年），最澄结束了在唐求法活动。 最澄致力于将其他有代表性的佛教思想尽纳入法华一乘，而确立佛教的一大综合体系。同时代的弘法大师空海也曾为佛教的综合体系作过努力。最澄是向宇宙的究极，换言之，是离心式的真理探究；相对的，空海乃向宇宙的内在，即向心式的真理探究。睿山天台在最澄之后有思想上的大飞跃，而达到称为天台本觉思想的登峰造极之哲理。此外，睿山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家。荣西、法然、亲鸾、道元、日莲等镰仓新佛教的祖师，也本来是睿山的学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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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顗的门徒很多，最著名的是灌顶。灌顶(561—632)，俗姓吴，字法云。原籍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后迁临海章安(今属浙江)，故又称“章安大师”、“章安尊者”。自583年师事智顗起，至597年智顗去世止，灌顶未曾离开过智顗。所谓“天台三大部”是由他记录并整理成书的，智智顗的学说多经他的努力而得以广泛传播。 灌顶之后，因法相唯识、华严、禅等各宗势力兴起，天台宗没有大的发展。中唐时，由湛然担负起“中兴”天台的重任。湛然(711—782)，俗姓戚，世居常州荆溪，“家本儒墨”，一生著作颇丰。湛然为了从理论上克服天台宗在当时所处的困境，以“天台三大部”为基础，借助《大乘起信论》的思想，用“真如随缘”解释“一念三千”，谓“诸法真如随缘而现，当体即是实相”，接近于华严宗的宇宙发生论。 湛然的“无情有性”说，发展了道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