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井 潭、三 井 寺 的 传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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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物产: 韩国综合商社一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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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超级主义者的导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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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感觉日本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共同文化基因，但没有丝毫线索。去年底，一位日籍经理被从三井物产（上海）有限公司调任来北京的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工作。每当谈起在上海结识的温州商人，他就赞不绝口，对温州人的经商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招聘新职员的时候，他声称要把温州人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当然，在北京很难招聘到温州籍职员。然而，这不由得激发出我要尽快探究“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的兴趣来。想起三井财团最早起源于日本中部琵琶湖畔的近江国（今滋贺县）“三井村”，我决定网上查寻一下有关这个“三井村”的详细资料，却惊讶的发现，中国境内也有很多叫“三井村”的地方。 忽然突发奇想，日本滋贺县（原近江国）的“三井村”会不会是从中国迁移来的呢？ 也许是脑子里总有温州的影子，我不自觉地在众多与“三井”有关的地名中锁定了位于浙江省内的两个“三井村”，一个是台州与温州交界的大球山地区已经废弃的古“三井村”；另一个是位于台州市 仙居县广度乡境内依然从事生产活动的“三井村”，这里向南不远就是温州市永嘉地区。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这两个“三井村”的历史资料和现实状况的信息少的可怜，我的探索还没开始就面临夭折了。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我偶然注意到这个地区有一个位于天台山称作“三井潭”的景区。因为想到村庄的名称大都取自于周边有历史渊源的地名，也许“三井潭”就是一个研究的突破口。进一步上网发掘，了解到更多细节资料，特别标记出两个位于“三井潭”附近的重要历史古迹：一个是道教“桐柏宫”（239年），另一个是佛教“万年寺”（833年）。这一地区通常统称为“天台山”，但是以“三井潭”为分界点的“桐柏宫”一侧的道教集中地区往往被称为“桐柏山”。再仔细考查行政区划，我确信这个“三井潭”位于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白鹤镇桐坑溪地区。 与此同时，我在网上搜寻有关日本境内“三井村”的相关资料，也是一无所获。但是，位于滋贺县长等山下大津市的“三井寺”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很可能，三井财团起源的“三井村”就是因为同一地区的“三井寺”而得名的。按着这个思路，我继续追寻下去。令人兴奋的发现是：“三井寺”始建于672年，原名“圆城寺”。日本天台宗五祖圆珍（智珍大师）853年来到唐朝，在天台山国清寺研习天台章疏。856年再次到天台山，在国清寺止观院建立一堂，题名“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 从唐朝回到日本后，圆珍于859年成为三井寺第一任住持长吏。应该正是此时，圆珍取自天台山“三井潭”的灵感将“圆城寺”更名为“三井寺”。此地的村庄因“三井寺”而取名“三井村”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为什么圆珍会以“三井潭”为背景将“圆城寺”更名为“三井寺”呢？ “三井潭”深不可测，有“通海”之说。唐宝历年间(825～928年)遣使投金龙、白壁于此，刘禹锡有诗记其事。唐道士徐灵府在《天台山记》中也提到“邑中有水旱。令长每岁记情诚祈于晴雨。无不响应。亦是国家投龙壁醮祭祈福之所。高宗永淳二年（683年）投龙于此。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诏令太当卿修礼仪使韦谄。赍金龙白壁投于井。宝历元年（825年）。主上遣中使王士岌道门威仪赵常盈。太清宫大德阮幽闲翰林待诏禄通玄。五月十三日到山。于天台观。设醮许往三井。投龙壁也。”显然，“三井潭”是唐朝（618～907年）的国家统治机构向海龙王祈雨的重要场所。圆珍（814～891年）使用天台山“三井潭”如此重要的标志性场所更名近江(滋贺)“圆城寺”为“三井寺”是不无道理的。似乎同样的推理，我顺便想到：近江国（滋贺县）境内著名的琵琶湖应该取名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词《琵琶行》，有待考证。 另一种说法也能支持日本滋贺县“三井寺”是因浙江天台山“三井潭”而得名的说法。据《缘记》记载，“若不是神灵的保佑，智证大师圆珍回国搭乘的商船必将沉入海底。”我判断，由于他在天台山的经历，必然接触到了唐朝官员在“三井潭”祈拜海龙王的场面。所以，圆珍在海上的危急时刻当然首先会想到代表海龙王神灵的“三井潭”的保佑。858年，圆珍回国后，迫不及待地建造“三井寺”。显然，最快的方法就是将已初具规模的“圆城寺”更名为“三井寺”。至此，我可以骄傲地宣布，我考证出：三井财团的名称“三井”来自位于中国浙江天台山“三井潭”。同时，我终于找到了一把金钥匙，可以进一步去探索和证实萦绕于脑海中的“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具有共同文化基因”这一命题。 与此同时，我认为前面提到的浙江温台交界处（温岭温峤镇）大球山古“三井村”和台州仙居广度乡“三井村”应该也是因为“三井潭”而得名。 仔细研究发现，“三井潭”有一个重要特征是“三瀑三潭”，分为上、中、下三个瀑布（可称：三折瀑或三叠瀑），每个瀑布对应一个深潭。让人惊奇的是：大球山古“三井村”旁也有类似的景致，分为白龙潭、乌龙潭和真龙潭这三个潭，同样各自对应瀑布。而且，这里是民间祈雨取水的场所。类似的地方，我在浙江天台山这一区域还有发现，比如：台州温岭横山乡“寒坑龙潭”，宁波新昌沙溪“三井龙潭”，宁波奉化溪口“三隐潭”。看来，“三井潭”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周边地区扩散，并在民间中孵化出一个个名称各异而形态和功能相同的“新三井潭”。 虽然探寻三井财团名称来历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是由此引发出来新的思想又不断涌现在我的脑海中。展现在我眼前的大量资料促使我不得不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三井潭”这一自然景观本身，以及围绕它发生的历史和文化变迁，向我们人类社会预示着怎样的哲理？在《东方经济学》思想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从“三井潭”中领悟到某些经济学或哲学的真缔呢？我想再次提醒人们注意到“三瀑三潭”这一重要特征：三瀑代表动态之水，三潭代表静态之水，它们并非独立存在，而是自上而下连为一体。一方面，它犹如演绎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东亚）思想史时动时静而发展的三个阶段；另一个方便，它似乎阐述着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而我更愿意将“三位一体”思想称作“三井理念”或“三井哲学”。 在探寻“三井财团与温州商人共同文化基因”的过程中，我发现南宋时期（1127～1279年）在以“三井潭”为中心的天台山地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突出的特点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被社会普遍接受。其中，儒学（儒）在吸收了道教（道）和佛教（释）文化后发展为宋明理学，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东亚“新儒学”。而新儒学（宋明理学）并非是一个单纯的主体，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是 程朱理学，代表人物是宋代的朱熹（1130～1200年）；二是 阳明学派，代表人物是宋代的陆九渊（1139～1192年）和明代的王阳明（1472～1528年）；三是 浙东（永嘉）功事学派，代表人物是宋代的叶适（1150～1223年）。这样，我眼中的“新儒学”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三井潭”格局。 简单地说，用“三井理念”来定义，完整的宋明理学应该由三个支柱组成，即：王阳明的心学，朱熹的理学、叶适的实学，他们之间的相互批判和相互渗透构成了新儒学的完整体系。 实际上，我认为“三教合一”说法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而采用儒、释、道“三位一体”（三井理念）比较恰当。从浙江天台山这个地域来看，儒、释、道形成了三者并立，相互融合借鉴的共荣共存局面，而并不是三种文化合并成一种文化。如果仅是从一种文化自身为主体的角度来说“三教合一”还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看到：以佛教天台宗为主体，从唐代湛然（711～782年）的“无情有性”说，发展了道生，又间接影响于后来的禅宗，到宋代智圆（976～1022年）的《闲居编》“旁涉老庄，兼通儒墨”，演绎出儒释道的调和一致；紫阳真人张伯端（984～1082）的道教思想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主张“三教合一”，他的《悟真篇》试图以道教修炼性命之说来撮合儒、释、道三教。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以儒学为主体接受道教思想的人生历程和他思想中的佛教成分也证实了儒释道融合的宋代社会思潮。 南宋时期（1127～1279年），佛教是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日本僧人荣西（1141～1215）于1168年和1187年两次到天台山 “三井潭”旁的“万年寺”修行禅法。1202年，征夷大将军源赖家（源赖朝之子，实朝之兄）于京都洛东鸭河畔创立建仁寺，授命荣西为开山祖师。翌年六月，荣西设置台、密、禅三宗兼学的道场，创立真言院和止观院，融和此三宗而形成日本的临济宗。此后，来自近江(滋贺)“三井寺”的圆尔（1202～1280年）于1235年至1242年入宋学习禅宗。1243年，摄政关白藤原氏的长者九条道家召圆尔入朝，以兴建中的新寺为基础正式迎请圆尔来京都晋山主法，新寺命名为“东福寺”。因此，圆尔把新的东福寺作为天台、真言、禅宗三宗兼的道场。入宋僧荣西，即圆尔的先师荣朝之师归国后举扬临济禅法，但一直未能根深蒂固。在圆尔及其门下众多弟子的竭力举扬下，临济宗才逐渐走向了隆盛。事实证明，荣西和圆尔在正是遵循三教合一的思想（三井理念）推动了日本佛教各派的融合。 在前面的文章《武士儒商》中，我通过“复古”的方式将日本与中国秦、（西）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8年）思想文化进行历史对照，总结和归纳出日本近代社会以及财团组织的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属性三位一体的结构特征。上面又通过，唐宋时期（618～1279年）日本近江国（今滋贺县）与中国浙东天台山地区（温州、台州、宁波）的文化互动和传承，再次发现文化思想的三位一体结构，并以此确立了“三井理念”。我想利用这种“三井理念”进一步，探讨南宋（1127～1279年）以后中日各自发展的不同特征，进一步从中挖掘和整理有关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属性有机结合的深层次问题。为此，我想分别考察日本近江“三井寺”地域和浙江天台“三井潭”地域是否也具有军人、商人和儒学属三位一体的完整结构。 资料显示，入唐朝天台山求法从而成为日本天台宗开祖的最澄（767～822年）原籍是滋贺郡古市乡，在现今的滋贺县大津市膳所、粟津、石山附近，是日本最古老的市场之一。近江（滋贺）三井寺第一任长吏园珍（814～891年）正是通过唐日贸易的商团到达浙江天台山研修天台宗，并与商人们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学者考证认为供奉在三井寺的新罗明神就是唐朝时期（618～907年）新罗（今韩国）商人兼武士的张保皋（790～846年），而新罗明神是日本武士之父源赖义（998～1075年）的守护神。中江藤树(1608～1648年)，生于近江国（今滋贺县）高岛郡小川村，作过武士，是日本宋明理学阳明学派的创始人，号称“近江圣人”，他的儒学著作《鉴草》，《春风》都流露出三教一致的思想。1676年，甲贺郡（今滋贺县南部）的隐士藤林保武结合中国和日本历代名将的思想与武学精华，参照《六韬》和《孙子兵法》的内容写成了忍者究极修行指南《万川集海》。至此，可以认为日本社会的武士、商人和儒学三位一体结构在“三井寺”地区首先得以有机结合和完整确立。 如果武士、商人和儒学三种属性的融合仅仅限于近江（滋贺）“三井寺”这一局部地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一旦这种三位一体（三井理念）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力量，那就是非同小可的事了。 中世纪日本，日本武士平清盛（1118～1181）率领的平氏一族作为武士阶层的代表，第一次掌握了实权，而世人多以1192年源赖朝（1147～1199年）开创镰仓幕府（1192～1333年）作为日本武家政治的开端。江户时代（1603～1867），藤原惺窝（1561～1619年）脱离禅门转向儒学，被认为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标志。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1583～1657年）承袭师业，使朱子学派的思想理论成为“官学”。长州藩战争（1864～1866年），大商人“三井”暗中支持长州倒幕，“三井”为中心的三都特权商人提供了超过70%的经费。伏见鸟羽之战（1868年）倒幕势力获胜，三井旗帜鲜明地支持维新政府，转身成为新政府的特权商人。至此，可以看到武士、商人和儒学在国家政权这个高度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这也是日本现代社会迅速崛起的开始。从浙江天台山“三井潭”到近江（滋贺）“三井寺”，再到跨国经营的“三井财团”，最终爆发出“三井理念”的强大力量。 回过头来，我们再观察一下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事实上，在南宋时期（1127～1279年）的天台山“三井潭”地区也曾存在过武士、商人和儒学交汇的情况： 皤滩古镇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城西约25千米处，早在公元998年前，这里就因水路便利成为一个繁华的集镇。北宋年间（960～1127年），州府把皤滩改成了一个大的水运埠头，真正的商业区在皤滩出现了；公元1156年，朱熹听闻仙居人方斫建“桐江书院”兴办义学，就携子前往巡视与讲学，并留子在方氏义塾读书。乐清人王十朋（1112～1171）闻朱熹在此讲学，就前来寻访，他于1157年进京赴考，得中状元。八年后，桐江书院以其恢宏的气势名振台郡；1208～1223年间，温州永嘉人吴潆在台州仙居师从陈埴（1176～1232），成为叶适和朱熹再传弟子，曾监平江府大军仓。1242年，吴潆回迁温州永嘉的瓯渠，不忘尚武爱国精神。南宋150年间，温州习武渐成风气，共出了武进士305人，其中武状元共14名，占南宋时期武状元的总数28%。 在南宋（1127～1279年），天台山“三井潭”区域的台州仙居和温州永嘉地区出现了商人、军人和儒学三种属性的交汇。但是，这三者的交汇仅仅停留在民间层面上，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国家政权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强大力量之前，蒙古的铁骑已经踏进了这片土地。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建立了元朝（1271-1368年），定都于大都（今北京）。为巩固自已的统治，元朝于1313年设立科举法，由此开始以经义取士，程朱理学上升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至高地位。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心向北偏移，远离了天台山“三井潭”。刚刚在此地形成的融合思想，以及结合起来的商人、军人和儒学三位一体的融合体也因此而被抛弃了。同时，元朝统治者对南人（第四等人）的压制，“三井理念”在中华大地上失去了进入政治、文化和政权中心的任何机会，也无法进一步向更宽的领域发展。 然而，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两次东征日本（1274年、1281年）的失败，一方面使得倡导融合的“三井理念”在日本获得了保存，另一方面使得中日之间交往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中断。日本此时失去了从天台山“三井潭”获得思想源泉的能力，刚刚建立起来的融合佛教和道教的理学思想也没能进入日本的主流社会。在此之前不久，另一场灾难曾经降临到日本近江（滋贺）“三井寺”身上。1180年，平、源两家武士集团的争斗中，“三井寺”因为支持源氏武家失败，而被平氏武家焚毁。虽然近江“三井寺”遭到平氏武家的焚毁，荣西（1141～1215）和圆尔（1202～1280年）分别在源氏家族和藤原家族的庇护下以禅门“临济宗”为载体仅仅在于佛教领域内继续以“三井理念”推进禅宗、天台宗与其它门派的融合。可以说，“三井理念”的发展进程在元朝时期（1271～1368年）几乎在中国和日本同时进入了停滞阶段。至1599年，统一日本的第一武士丰臣秀吉再建了“三井寺”，后来由德川幕府（1603年-1868年）给予保护。 在传统佛教宗派外，元代（1271～1368年）江南地区还流行着白莲教和白云宗等相混杂的民间秘密教团。 他们依据圆融之说，着力提倡“儒释道三教一致，认为儒教明乎仁义礼智信，忠孝君父；佛教慈悲救苦，化诱群迷；道教则寂默恬淡，无贪无爱。虽然三教各有特点，其义则一。”也就是说，“三井理念”在江浙一带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却也建立了一定的民间基础。元朝末年，出家当过和尚的朱元璋（1328～1398年）利用白莲教的教义和巨商沈万三（1307～ ）的财势最终获得了政权，于1368年建立明王朝。此时，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属性在中国政权层面上实现了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结合。明朝初期，定都在南京，并且出现了郑和（1371～1435年）七次下西洋（1405～1433年）的壮举，似乎中华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复兴（我称之为“东方文艺复兴”）和“三井理念”的发扬光大指日可待了。 可是，历史出现了逆转，朱元璋夺取政权后不仅迫害商人沈万三而且还封杀了白莲教。此后，明成祖朱棣于1416年又向北方迁都至北京，其国家政权的思想和文化中心再次远离了“三井潭”。也就是说，明朝统治阶层由原来倾向南方文化的融合思想（三井理念）再一次转变为北方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再次夺取政权，建立了清王朝（1636～1912年），中华文化在统治阶级这个层面更加难以贴近“三井潭”了。与之相反的是，明朝（1368～1644年）的建立使得中日之间的交往得以恢复，三教合一的宋明理学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再次启动了日本思想文化的进程。 藤原惺窝（1561——1619年）脱离禅门转向儒学，被认为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标志。“三井理念”在日本得以继续发展和创新，表现为各种文化思想的共生共存，相互融合的局面，也促使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属性）寻求一种共生机制，最终导致军人、商人和儒学属性三位一体的机能在日本逐步确立起来，这也形成了“三井理念”新的表现形式。
明朝灭亡后，清兵长驱南下。生长于天台山“三井潭”区域的宁波余姚人朱舜水（1600～1682年）投入了抗清复明斗争。失败后，他亡命日本，意欲借兵，以资恢复。他常秘密深入内地，与抗清名将郑成功（1624～1662年）、张煌言（1620～1664年）等一起，北伐长江。兵败后，朱舜水见大势已去，复明无望，于1659年复至日本，开始他二十四年寓日讲学生涯。近代中国变法改革运动的设计师黄遵宪（1848～1905年）认为是朱舜水向水户藩传播的儒家尊王思想导致了“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1868年）。从朱舜水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军人属性和儒学属性的一次结合。人们通常认为中国落后于日本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以“大历史观”考察明治维新前处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的日本，我们不难发现，从朱舜水（1600～1682年）之后，中国相对于日本在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已经出现了不进则退的落后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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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笑间，桐子山到了。
被我们誉为“海景别墅”的大球古村落，虽然石屋依旧，寂静依然。可一见岩头背那片开阔的海景平台，又脚下生根似地挪不动了，非得看过远处的大海，看过山下的村舍。 老陈是大球村人，年纪约在50岁，自言小时候常在桐子山上放牛、打柴，山道沟谷间，没有他不熟悉的。 他说，桐子山上，原有14个村落，光他们大球村的就有五六座，除了下保、中保、上保等较大自然村外，还有棺材岩、三井头、白龙潭等小聚落，这一路过去，都能看到。 前面有座人工修筑的石拱桥，是架设在白龙瀑上的，叫白龙桥，是桐子山最年长的古桥。白龙桥下有白龙瀑。与桥身相连接的山道，又会把我们带进大球村的另一座古村落——白龙潭。我们从桥下钻出去，看清清小溪水怎样冲破岩石的重重阻隔，勇敢地跌宕而下，成为飘飘洒洒的白龙瀑，一路狂歌奔向山外，奔向大海。 看罢白龙桥和白龙瀑，我们沿着一条岩石山道去看白龙潭。 白龙潭，是村落的名字，也是山潭的称谓。应该是村因潭而得名。我们才看过的桥与瀑，也是因潭而得名。老陈说，桐子山是温岭九龙出世的地方，山上不仅有乌龙、白龙、青龙，还有真龙。 老陈说，我们桐子山的龙犟门，是乌龙为要出山而撞开的，是真龙门。 又说，若不是乌龙撞开这道龙门，白龙也将终生受困深山，成不了白龙瀑，也到不了东海龙宫。 老陈说，这乌龙的前身还真就是凡人，是他们桐子山的一位风水先生。 老陈又说，这乌龙本来就是真龙天子，山下有它的真龙潭，撞开山门，是为要坐镇真龙潭。 真龙潭在白龙潭下游，沿途能看到一条深邃的峡谷。村上有老人说，这是一眼潜通东海的无底龙潭。又说，它是潜通寒坑龙潭的。有人曾在真龙潭投一匹红绫，第二天看到红绫从寒坑龙潭浮上来。 忽地发现，那崖壁下有一座石块垒筑的佛龛，虽不见佛像，却也有神位，左为龙皇爷，右是姜三太子，中间是乌龙神灵。老陈说，这里的确是早年旱天祈雨取水的祭坛。老陈没亲历过这样的场面，但他听村里老人说起过。说是要静坐七天七夜，为三位神灵做一系列祈祷法事，然后请出龙潭附近捉到的水族活物，用龙亭抬至寒坑龙潭放生，让它去通报东海龙皇，尽快给温岭大地降雨。 我问，这下面不就是真龙潭么，在这里放生不更容易，不也照样能通达龙庭么，为何非得抬去寒坑龙潭？ 老陈说，你们有所不知，这真龙潭流下去的水是汇入乐清湾的，从这里放生，这雨就降到温州去了。 我跟老陈开玩笑，你们桐子山的乌龙不恋家乡，却眷顾他乡。 老陈说，这不怪乌龙。历史上，湖雾一带还是温岭疆界，乌龙游走的全是故乡的山山水水。 看罢真龙潭，桐子山的再访就近尾声了。 下山有二条路线，可以原路返回，从大球岭下山，也可以经由湖雾下山。老陈建议从湖雾下山，可以走完桐子山全程，并说，沿途还能看到几座古村落。 那就听老陈的，折回白龙桥，经由温岭界的三井村、上保村和温州界的古湖雾村下山。 三井村，未见诸《温岭县地名志》。大约是像棺材岩、白龙潭那样的自然聚落。三井村也隶属大球村。老陈说，过去有十几户人家，还有三眼毗邻的古井。现在能看到的就只有几幢人去楼空的破石屋了。 在三井村，我们还看到大片良田。老陈说，这里曾是水稻田。 只是，昔日的水稻田，如今清一色地长着齐腰深的茅草。 三井村外，还有一座乱石垒筑的半圆形建筑。因为位于相对偏高的山岗上，又是孤零零的独处村头，门前还有猎猎招展的红旗，我便以为是一座古堡。进去一看，才知是座古庙，三井庙。 浙江省温岭市温峤镇大球街“马路市场”上的大部分摊位都搬进了上保村新建成的大球农贸综合市场内交易。位于温岭的西部大球地区和温州乐清市湖雾镇接壤，该地区上保、中保、大猛坑等6个行政村村民每逢农历的“二、七”集市，过去20年来他们一直在“马路市场”上买菜。 大球山上的水质很好，水流终年不绝，水资源丰富。村里希望在此建造一个蓄水池，把水从山上引下来，再接到各位村民家中。可建水池首先会涉及到毗邻的地域问题，因为一部分地块属于乐清市湖雾镇所有。这恐怕需要台州市与温州市的有关部门出面调停才能解决。 |
近江是日本的古国名，指的是滋贺县琵琶湖东岸一带，近江商人主要指八幡市和日野町以及五个庄村一带走向全国的商人，这一带从17世纪起到明治维新前后，是商人辈出的地方。由这里走出去的商人，从一根扁担起家，把买卖开到了日本的全国各地。促进了日本的商品流通，也对社会的进化起了积极的作用。直到今天，近江商人创办的百货店、商社或公司依然存在。 近江商人在早期一般都是经营轻质而又高价的东西，比如蚊帐、榻榻米席子、麻布、念珠、蜡烛、扇子、漆器、成药什么的来积累资本。出门只带一点本钱，利用各个地区的差价来赚钱。后世把这种买卖方法称为“诸国物产回转”商法。日语中把扁担叫做“天平棒”，近江一带有句谚语叫做“天平棒博千两”，意思是就靠一根扁担也能挣下千两黄金的家业。他们的家训也很有意思，一般都是什么“诚信”、“先义后利”什么的，讲究先为人、后作买卖。 三井不但是近代日本数一数二的大财阀，甚至在全世界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量。这样庞大的企业集团历史悠久，且其发展过程跟近代日本的经济变革亦有密切的关联。三井家的历史悠久，其起源可溯至平安时代的关白(辅佐天皇之职，掌握政治最高实权)藤原道长。 其四男长宗之第五代孙子–藤原右马之助信正离开京都，定居于近江国(今滋贺县)三井村，开始以三井为姓。自此之后，三井家成为名门武家豪族，代代居于此地。信正之后的第十五代三井成定无嗣子，所以在室町时代(1392 1573)中叶佐佐木六郎高久进入三井家做为养子。 后来，高久离开三井村，返回故乡鲶江筑城，扩大势力，发扬三井之名，因此，高久被尊为三井家高祖。之后，三井家的本家当主之名皆继承高久的「高」(如三井家产业真正的基础建设者高利，三井财阀时代的最后当主高公等等)。高久的孙子高安为当家时，鲶江城被织田信长攻陷，因此，高安带著族人流浪到伊势(今三重县伊势市)。根据三井家的家谱《家传记》与事业发展的记录《商卖记》，高安被尊称为家祖。 后来，高俊继承高安成为当主，决定放弃没落的武士地位变成「町人」(工商业者)，居住于伊势松坂。 于是，高俊在伊势松坂开始经营酿酒业，味噌酿造业及当铺业，这也是实业王国三井家「越后屋」的开始。后来建立三井财阀基础的为高俊四子三井八郎兵卫高利(1622 1694)。他在延宝元(1673)年离开故乡松坂，5在京都开设「三井吴服店」，吴服指和服衣料。 天和三(1683)年江户「三井吴服店」搬到骏河町(今东京神田骏河町)，同年高利也开始从事兑换业，在「吴服店」隔壁开设「三井两替店」从事兑换，放款等金融业，即为现在的三井住友银行之起源。 高利于元禄七(1694)年过世后由高平继承家业，而越后屋益发兴隆，飞黄腾达。高平在长崎开设「吴服店」之分店，到了宝永年间(1704 1711)开始与外国交易，也可说此为三井物产(综合商社)之远祖。 高平在宝永七(1710)年于京都设立三井全族与家业之统辖机构，即「大元方」。宝永七(1710)年正月起，定期举行会议。之后，三井业务与其他一切，由以总本家为中心的同族统合机构「大元方」来决定。这就是后来的三井财阀大本营三井合名会社之起源。 滋贺县位于日本的中心，它的中心有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古时候曾被称为淡海国，意喻湖水之国。滋贺县四周被山所围，全县以琵琶湖为中心，形成盆地构造。县境几乎都由隧道相连。例如爱发关由北陆本线、不破关由东海道本线、铃鹿关由国道一号线相连，西部又与古都京都相连，发自东日本的交通均在滋贺县集中，物资、员的交往非常频繁，商业发达，是近江商人的故乡。现在日本著名的大商社伊藤忠、丸红等都是近江商人派出身。 位于滋贺县西南部、作东海道的住宿街发展起来的大津是琵琶湖西南岸的滋贺县的中心城市。市内除了有被称日本佛教发祥地的比睿山延历寺、三井寺、石山寺等史和文化遗之外，被称琵琶湖八景中的六景也在这里。比睿山是以横跨在京都市左京区和滋贺县大津市的四明岳和大比睿2峰中心的、南北走向的山脉的总称。785年，佛教的一派天台宗的开祖和尚最澄，在山上开设了延历寺总寺院。 |
| 三井寺: 新罗明神之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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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潭是万年寺的一处胜景。出寺门向南沿蜿蜒石径过“七星桥”（现只剩下三座），至万年水库。一路尽是田园风光，仿佛走在桃源古道上，引发思古之幽情。据《天台风物》载，宋参政贺允中曾构屋于此。开泉引水，隐居读书，写有《应心泉记》。
三井潭所在的九里溪，上游为万年水库，小而精致，好似一颗熠熠闪亮的明珠宝石，镶嵌在万年山麓。至峡谷口，苍苔老石意清泉沥沥。两壁岩如山站对峙，突兀而光滑，中有银瀑如虹，绵软如缎，习流直下。触及悬崖削壁，纷飞似雪。声如雷訇，震天价响，大珠小珠，飞花溅玉，自高而低，赫然出现三瀑三潭，发似井洞相连，又若天堑一线；上潭如瓮，中潭圆如满月，下潭深险，潭水墨绿，水质清洌，奇石时见，清澈可鉴。 瀑布前有几根毛竹栏杆护着，倚栏临风，控身俯视，杳不见底，屯觉头晕目眩；抬头远眺，层峦叠嶂，山色苍翠。三眼如井一样深邃的石潭就在脚下。身处这般清凉美好的峡瀑岩潭世界，每一位游客都被激动着童心勃发，纷纷忘情地攀岩控穴，掬水戏潭。据说，随着万年水库渠道的建成，水源一被切断，这个奇异的三井潭景点将不复存在了，代替它的将是一个新的景点。 桐柏山在县城西北12.5公里栖霞乡境内，由玉女、卧龙、紫霄、翠微、玉泉、莲花、华琳、玉霄9座山峰组成。桐柏观位于中心，为道教南宗祖庭，后称台州崇道观。道家传说黄帝曾至桐柏琼台受金浆玉液，伯夷、叔齐被封为九天仆射，与周灵王太子晋驾鹤来主桐柏山。 三国葛玄，唐代司马承祯、冯惟良、徐灵府、叶藏质，宋代张伯端等名道，均曾于此修炼传道。 陆游、朱熹曾领衔主管崇道观。观西原有圆形水洞3处，深不可测，称“三井”，唐宝历年间（825-827）曾遣使投金龙、白璧于此。观前玉梭溪水汇于三井，泻为瀑布，高悬崖壁，数十里处可见，与赤城山同为天台山标志。1973年，此处筑为水库，高山明镜，另成风景，崖壁瀑痕与“隐吏”等摩崖石刻尚存。 万年寺在县西北松关乡万年山麓，与县城直线距离15公里，由石梁绕行28公里，处平田小盆地中。东晋高僧昙猷在此开山筑室，唐大和七年（833）建院，宋崇宁三年（1104）重建，称天宁万年寺，规模宏大，成为名刹。南宋时日本僧人荣西及其再传弟子道元等先后至万年寺求法，创日本临济宗与曹洞宗。 晚清后，万年寺渐衰，现尚存大雄宝殿、天王殿、后殿及寺前3棵巨杉。 寺西南2公里处九里溪上，瀑布水由石上流下，入峡口而泻出，连注三潭，称三井潭。其下游桐坑溪口有天然岩峡，曲窄深邃，溪水呼啸而行，自隘口冲出，直泻谷底，如蛟龙穿岩而出。1975年，此处建桐坑溪水库。自谷中仰望，大坝如在半空。 桐柏·琼台——桐柏山在县城西北10公里处，景色秀丽，古迹遍布，是道教“南宗祖庭”，称为“金庭洞天”。桐柏山群峰环绕，隐如城廓，中心豁然平旷，周围有玉女、玉泉、玉霄、华琳、香琳、紫霄、卧龙、莲花、翠微九峰相绕，峰峰争秀。一道溪流，曲如梭形，称女梭溪。过印山、剑山入三井至峡口，两石对峙，状如门扉，有水下泻，即为桐柏飞瀑。 早在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年)，葛玄就在桐柏山炼丹，建法轮院。唐代景云二年(711年)，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在山上修建桐柏宫。司马承祯善炼大丹，名闻朝野，人称“司马炼师”。武则天、唐玄宗等曾多次召他进京，以示器重。据记载，司马承祯曾在天台山修道，开元时，奉命居王屋山阳台观，以三种字体写《老子》、校勘文句,著有《天隐子》、《修复秘要》等书，在道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承祯之后，北宋熙宁年间的著名道士张紫阳(又称张天师)也曾在此修道。 五代梁开平年间，桐柏宫改名为桐柏观。宋代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又更名为桐柏崇道观。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年重修。宫东北方向的瀛山，有元明宫故址。西北的玉霄峰，有洞天宫旧址；西南的司马悔山，相传是司马随祯承唐玄宗之召进京，至此而懊悔徘徊之处；西边的清风祠，是供奉伯夷、叔齐像的所在。 自1958年建成桐柏水库后，原桐柏宫已成水底“龙宫”。为使道教胜地香火不灭，在邻近鸣鹤观中仍有道士居住，以续宗风。 |
火车刚刚驶出隧道，波光闪闪的琶琶湖和沿着湖水盛开的雪白的樱花，让人不觉眼前一亮。琵琶湖，日本内陆地区最大的湖水。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把这里称作近江地区。我想从车站走到三井寺也用不了三十分钟吧，于是，便慢慢向三井寺走去，我要去的三井寺就座落在长等山下。 据记载，三井寺原名圆城寺，建于672年。该寺建立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历史悲剧。公元660年百济即将灭亡时，当时义子王的胞妹——日本女王齐明为了拯救百济，不顾众多臣子的反对，向百济派遣了三万余名士兵，支援百济。但是这支军队在白江却遭遇罗唐联军(新罗与唐朝)的袭击，竟全军覆没。至此，百济彻底灭亡。 齐明女王也在这场战争中丧命，其子天智登上王位。天智的胞弟天武，主张在日本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断绝与百济的渊源。天武于兄长去世之后，在这个湖畔展开了一场新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壬申之难”。这场战争最终以天武的胜利而结束。身为叔父的天武弑杀了自己的侄子大友，篡夺王位，并把王都重新迁回飞鸟，建立了独立王国，也就是现在的“日本”。 叔父天武给死去的大友王子赐谥号为“弘文”，葬在长等山下，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另外，他还下令在大友葬身之地修建寺庙。一年后，寺庙建成，天武亲笔赐字“圆城寺”。从此，圆城寺即三井寺，成为居住在这一带的大友姓氏的宗祠。 三井寺成为真正的名寺，是在建造一百多年以后。天台宗五祖圆珍自唐朝归来，成为三井寺第一任住持长吏，自此，三井寺从单纯的新罗土著势力大友姓氏的宗祠，成为全日本的佛教中心。圆珍圆寂后，君王赐谥号为“智证大师”。在日本，君王赐僧侣大师谥号极其罕见。 由于新罗明神是日本武士之父源赖义的守护神，因此源赖义在儿子十三岁时，于供奉新罗明神的神堂前为其举行了成人仪式，并将儿子的名字改为新罗三郎。不仅如此，新罗明神还是三井寺的开山鼻祖智证大师的守护神。据《缘记》记载，若不是那位守护神，智证大师搭乘的商船必将沉入海底，众人也将葬身大海。新罗明神，在智证大师危难之际护持佛法，并指点大师建造三井寺的守护神！智证大师平安归国之后，立即入主新罗明神指定的大友姓氏宗祠三井寺，并于859年就任第一代住持。 智证大师还让画工绘制了自己亲眼所见的新罗明神坐像，并建造了命名为“新罗寺”的建筑，将新罗明神坐像供奉在神堂内，当作自己的本尊和守护神。虽然没有资料显示新罗僧道玄的生平记录，也没有关于他行迹的记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从839年～858年之间，道玄确实存在。他自由来往于日本、唐朝和新罗之间，精通三国语言，不仅做过翻译官，而且还与日本佛教史上最优秀的高僧圆仁大师和圆珍大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那段时期，张保皋是大海的英雄，是统治大海的海神。“那么，”我不由得喃喃自语起来，“在暴风雨中，出现在圆珍面前的新罗明神，不就是张保皋吗？”曾经叱咤风云的张保皋结局悲惨地死于公元841年，而圆珍从唐朝回国的时间是858年6月。虽然相隔十七年，但是，正是张保皋的死使他化身为海神，成为大海之神，就像善妙死后变成海龙成为女神一样。是的，张保皋就是新罗明神。由此可以断定，我刚刚在三井寺金堂看到的新罗明神就是一千二百年前死去的张保皋的肖像。 圆仁，日本佛教史上最出众的高僧，俗姓壬生，公元794年出生于日本的下野。他十五岁出家，随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修行，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一高僧。不仅如此，838年在他四十五岁时，还搭乘遣唐船入唐。圆仁在延历寺收集《天台教义》，并先后在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拜访高僧，学习佛法、梵文和中文。慈觉大师圆仁，他曾在唐朝生活十年，有形无形地接受了新罗人，尤其得到当时新罗人盟主张保皋的不少帮助。 虽然源义光的亲生父亲是源赖义，但是，源赖义只是给了源义光一个肉身而已。由于源义光在新罗明神前举行了成人仪式，并改名为新罗三郎，所以，新罗明神才是源义光的真正父亲，成为新罗明神原型张保皋的后裔。日本最高武士武田信玄的始祖虽然是新罗三郎，但是，灵魂的始祖却是张保皋。新罗三郎，1045年出生，1127年去世，日本传奇性的武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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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历称仙家佛地，素有“千佛万道”“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它既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和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祖庭，也是我国道教的东南圣地。天台山自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已建有佛寺，东晋以来，支遁、昙光、竺昙猷等高僧来此居住。南朝陈太建七年(575)，智（岂页）及弟子慧辨等入山十年，建十二刹，创天台宗，所著《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被奉为“天台三大部”。 唐天宝十三年(754)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天台教，贞元十二年(804)，日本高僧最澄入唐求法受学《摩诃止观》等天台教义，受大戒，获天台山《法华经》籍128部345卷，回国后仿天台山在比睿山，兴建与国清寺相似的寺庙，大盛天台宗教义。宋日僧荣西求法抵万年寻师，天台宗佛教在日本广为流传，并遵国清寺为“祖庭”。自此，日本僧众时来巡拜。当代大师海登曾安禅于佛陇，讲经国清，长达七载。 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是一个政治活动能力很强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一个博通经典的佛教学者，在南陈时就与以皇帝为首的达官贵人来往极为密切。为达到“以佛辅国”的目的，晋王杨广还就智顗受“菩萨戒”，并尊称他为“智者”。这样一来，智顗不得不成为隋王朝的积极支持者。 智顗于陈太建七年(576年)入天台实修。历游山水，初居石梁，后移居佛陇。陈太建九年(577年)，陈后主下诏：“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来支持智顗的佛教活动。就这样，智顗在天台一住就是十年，最后成熟了圆融实相之说，完成了天台宗教义的创建，建立了道场，集聚了僧众，又有始丰县岁入之半作为衣食之源，天台宗的创立已具雏型了。 国清寺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始建，至仁寿元年（601年)才告落成，以智顗的弟子智越为首任住持。其时“寺居五峰之内，夹两涧之流，堂殿华敞，房宇严秘，方之净土，用集神仙”。显现了中国佛教最发达宗派之根本道场的气概。此时正值杨广夺得太子位，智越等天台寺俗众为谢造寺之恩。 唐代是佛教兴旺发达的时期。由于荆溪大师湛然(天台宗第九祖)的努力，天台宗更是盛极一时。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僧最澄率领弟子译语僧义真，随同日本遣唐副使石川道益抵中国，九月到达国清寺。从天台宗十祖兴道道邃大师受学《摩诃止观》等台宗教义，并受菩萨大戒。学成回国后，在日本琵琶湖畔的比睿山依照国清寺的式样，建造了日本天合宗的根本道场延历寺，且大兴天台教义，天台宗从此传人日本。 大中十一年日僧圆珍至国清寺从天台宗十三祖正定物外大师学天台教观。同时将“右大臣给充路粮砂金30两，买材木于国清寺止观院起止观堂，备长讲之说。又造三间房填祖师之愿，即请僧清观为主持人”。 唐亡以后，五代十国相承，50年间，变乱相仍。南方十国战乱较少，政治相对稳定，加上国清寺所处的吴越国，又对佛教采取保护和支持政策。故国清寺不但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还幸免了佛教史上最后一次毁佛之厄。特别是吴越国王钱弘俶遣使至高丽、日本，设法求回天台宗章疏，而使天台宗得到“中兴”。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宋朝，他一反前代北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的保护，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降宋，吴越不战而亡。公元1279年，忽必烈兼并南宋，统一了中国。由于元王朝甚重三宝，故国清寺在这时也得到赏赐“免田扎付”。忽必烈还赐壐书天台宗高僧湛堂性澄之请，还国清寺天台宗之旧制。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诏禅宗名僧昙噩禅师住持国清寺，奉号佛真文懿大师(34)，使国清寺复为禅寺。 |
最澄，神护景云元年（767）诞生于近江国（滋贺县大津市）。父亲三津首百枝，幼名广野。三津首家族系登万贵王系统，乃中国后汉最后皇帝孝献帝（180－234，在位189－220）的子孙，应神天皇时代来日，定居于近江国滋贺郡，赐姓三津首。近江一带称献帝子孙的人很多。经薗田香融氏精查，滋贺郡确为华裔来朝氏族，皆为后汉献帝苗裔，因氏族传承关系结成同族。 最澄的原籍滋贺郡古市乡，在现今的大津市膳所、粟津、石山附近，是日本最古老的市场之一。《叡山大师传》载，最澄十二岁投近江大国师国分寺行表，修习唯识等章疏，十五岁补国分寺僧缺而得度，二十岁受戒。师行表，乃唐归北僧道璿的弟子。道璿，唐河南省许州人。又师事禅宗第六祖、北宗禅之祖大通禅师神秀的弟子华严寺普寂大师（651－739）。普寂，初从恒景学习法律，与鉴真同学。恒景，乃天台第五祖灌顶的弟子，从玉泉神秀。神秀所住的玉泉寺，系天台宗开山祖天台大师智顗创建，在大师故乡荆州。 道璿主要修习弘扬禅宗，最澄也从道璿、行表处承受了禅宗，同时，他又通晓戒律、华严和天台。行表（722－799），系大和国出身，行表师主为道璿。行表从道璿处受达磨心法，学佛性清门，内外清净，住持佛法，离欲清净，不染物色。这些，最澄都铭记在心。最澄曾受道璿的灯芯教，故他常常注意诚心礼佛，成传灯法师。 最澄出生前六年，即天平宝宗五年（761年），作为首都平城京的陪都是近江保良宫。近江，经藤原仲麻吕父子二代近江守的营造，在当时实际上已成为仲麻吕一族的领国。藤原仲麻吕及其父亲武智麻吕，均与比叡山有着深远的关系，只是父子二人均于最澄出生前三年，在近江西岸被满族抄斩了。 最澄就在光仁天皇这样的改革年代成人。在东大寺受戒后，最澄于同年7月中旬入比叡山，开始了山中修行的生活。比叡山，自柰良时代开始，就是修行之山。为了寻求天台宗的教说，当时就完全有可能把鉴真带来的经书抄写出来。虽说鉴真来日本是为了传播戒律，但他原先是天台宗第二代章安灌顶（561－631）的弟子弘景的弟子，也是天台宗僧徒，因而来日本时带来的书物中有许多天台宗经典。法进，是随鉴真来日的僧人，是天台山沙门。普照是要求鉴真来日的僧人。最澄诵读了这些华严宗书籍，立志修学天台教学，而且专心研读鉴真带来的抄本。 延历二十二年（804年）四月，最澄奉诏随遣唐使入唐求法。延历二十三年（805年）九月一日，最澄自长安出发去台州，因病在明州滞留多日。九月十五日自明州出发，二十六日到达台州府临海，谒见台州刺使陆淳。陆淳希望最澄入天台山，请道邃协助。道邃，系天台宗七祖，为天台宗中兴祖师六祖荆溪大师湛然的弟子，当时是天台山修禅寺座主。 最澄入天台山后，先后师从禅林寺僧修然，得授牛头禅；从国清寺僧惟象，得传大佛顶大契曼荼罗行事。随行的译僧义真和尚，也于延历二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在国清寺受具足戒。最澄后又入天台山佛陇寺，从座主行满学习其他天台教义。行满也系湛然弟子。最澄在唐求法期间，不仅学习天台教学，还研修禅、大乘戒和密教等佛学。延历二十四年（805年），最澄结束了在唐求法活动。 最澄致力于将其他有代表性的佛教思想尽纳入法华一乘，而确立佛教的一大综合体系。同时代的弘法大师空海也曾为佛教的综合体系作过努力。最澄是向宇宙的究极，换言之，是离心式的真理探究；相对的，空海乃向宇宙的内在，即向心式的真理探究。睿山天台在最澄之后有思想上的大飞跃，而达到称为天台本觉思想的登峰造极之哲理。此外，睿山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家。荣西、法然、亲鸾、道元、日莲等镰仓新佛教的祖师，也本来是睿山的学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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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顗的门徒很多，最著名的是灌顶。灌顶(561—632)，俗姓吴，字法云。原籍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后迁临海章安(今属浙江)，故又称“章安大师”、“章安尊者”。自583年师事智顗起，至597年智顗去世止，灌顶未曾离开过智顗。所谓“天台三大部”是由他记录并整理成书的，智智顗的学说多经他的努力而得以广泛传播。 灌顶之后，因法相唯识、华严、禅等各宗势力兴起，天台宗没有大的发展。中唐时，由湛然担负起“中兴”天台的重任。湛然(711—782)，俗姓戚，世居常州荆溪，“家本儒墨”，一生著作颇丰。湛然为了从理论上克服天台宗在当时所处的困境，以“天台三大部”为基础，借助《大乘起信论》的思想，用“真如随缘”解释“一念三千”，谓“诸法真如随缘而现，当体即是实相”，接近于华严宗的宇宙发生论。 湛然的“无情有性”说，发展了道生的“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学说，进一步扩大了成佛的范围，在佛教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一草一木也有佛性的命题，已经接近了“物质能不能思维”的边缘，接近了泛神论或自然神论。这种思想的理论来源，可以推溯到《庄子》所谓道在“梯稗”、“瓦甓”；经过地论师等的倡导，又间接影响于后来的禅宗。 天台宗自智顗五传而至湛然，湛然又五传而至清竦。清竦为五代末年人。清竦传义寂、志因。义寂传高丽义通，义通传知礼、遵式，知礼传尚贤、本如、梵臻；志因传晤恩，晤恩传源清、洪敏，源清传智圆、庆昭。义寂以下，均为宋初天台宗人。 义寂(919—987)，字常照，俗姓胡，温州永嘉人。因请吴越王遣使从高丽等国求得教典而备受尊重；义通(927—988)，字惟远，出身高丽王族，从义寂受学；知礼(960—1028)，字约言，俗姓金，浙江四明人，从义通学天台教观，真宗赐号“法智大师”，他是宋代“中兴”天台的主要人物； 遵式(964—1032)，字知白，俗姓叶，天台宁海人，出家后先攻律学，后从义通学天台教义，真宗赐号“慈云大师”。 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是各宗普遍提倡儒释调和乃至三教合一，其首倡者是天台宗的孤山智圆。智圆(976—1022)字无外，号中庸子，俗姓徐，浙江钱塘人。自幼出家，二十一岁从奉先源清学天台教义。据《闲居编》载，他“学通内外”，“旁涉老庄，兼通儒墨”。自称“或宗于周礼，或涉乎老庄，或归乎释氏，于其道不能纯矣”。 在《闲居编》中，智圆重点论述了儒释的调和一致。实际上，他更着重于用儒家的伦理观念改造佛教的心性学说。如果说唐代李翱的《复性书》通过吸取佛教哲学，发展了儒家的人性论，那么智圆的“复性”说则是《复性书》的翻版，不过这是用儒家的人性论改造了佛教的心性论。智圆的性善情恶说，使天台智顗所创立的性具善恶说完全变了样。 理学在宋明时期占有统治地位，它的人性论根本命题是“性即理”。朱熹曾颂扬说，二程所提倡的“性即理也”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传灯适应理学要求，对“性”下了同样的定义，他说：“性者理也。性之为理，本非善恶。”“性即理”的命题虽然属于理学人性论，但它是在吸取禅宗心性本体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典型的儒释融合的产物。 天台宗在对国外传播方面，主要有日本和朝鲜。九世纪初，日僧最澄入唐求法，在天台山从湛然门下道邃、行满等人学天台教义，回国后以比睿山为中心弘传此宗。在平安时代(784—1192)，天台宗与真言宗并行发展，史称日本“平安二宗”。十三世纪，日僧日莲根据此宗所依《法华经》，创立日莲宗。十一世纪末，高丽僧侣义天入宋，学天台教义，回国后创立高丽的天台宗。 |
三井寺（圆城寺）位于日本大津市别所，为日本天台宗寺门派之总本山，与称‘山门’之延历寺相对而称寺门。山号长等山。通称御井寺、三井寺。674年弘文天皇皇子大友与多王所创建。859年圆珍（智珍大师）再度兴建，作为延历寺之别院，且改别当之职称为长吏。然，未久与圆仁之门徒发生争斗，圆珍之门徒遂于993年撤离延历寺，而以本寺作为根据地。其后历遭烧毁，至1599年丰臣秀吉再建金堂，而由德川氏保护之。 圆珍（公元814～891年）与圆仁齐名，二人之门徒发生意见冲突，遂分日本天台宗为二大派别。现日本天台宗支派甚多，而圆珍之寺门宗，则以三井寺为本山，此一系有寺院294所，亦为日本天台宗之一支派。圆珍四国赞岐人，空海（弘法大师）之侄孙，生于日本弘仁五年，十五岁入比叡山师事义真，二十岁受戒后，在山隐修十余年，日本仁寿三年（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入唐居长安，从佛教诸师，修习天台、密教、悉昙诸要义，在唐留学五年，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归国。 圆珍把圆仁的天台、密教并立的思想，发展而为圆劣密优，造成日本台密的兴盛时代，于唐宣宗十三年（859年），应近江（滋贺）大友氏之邀请，入三井园城寺，以此处为天台宗之别院，所谓天台宗寺门派由此而始，其派又有龙渊旁流，创立者为证义，又有智寂旁流，创始者为良明。 圆珍853年入唐，于福州开元寺就存式学《妙法莲华经》、《华严经》、《俱舍论》，又从般若怛罗学梵语和密教。继至天台山国清寺，研习天台章疏。唐大中九年（855年）至长安青龙寺，从法全受瑜伽密旨，受传阿阇黎位灌顶；又向大兴善寺智慧轮学胎藏、金刚两部秘法。翌年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开元寺，谒良。复上天台，于国清寺止观院建立一堂，题名“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请清观住持。 大中十二年携带经疏千余卷回国。依敕命住比睿山山王院，并屡次受请入宫讲经修法。越年移住山下三井园城寺，奏请为天台的别院；又创立唐院，收藏由中国带回的典籍。868年敕许以园城寺为传法灌顶道场，形成后来的寺门派。同年任天台宗第五代座主，职位僧教。教义上不同意圆仁所说圆密两者教理相同只是“事相”（仪轨等）不同的观点，认为密教比圆教（天台宗）优越。卒后追谥智证大师。 圆珍以后，天台宗的座主，约七十年间，均由圆珍的系下产生，此所谓智证门徒。圆仁系下仅保有京都之法性寺、山科之元庆寺等山外的势力，直到良源出来，成为第十八代座主，圆仁系才又恢复到山门（比叡山）的势力，此所谓慈觉门徒。 良源于宽和元年（西纪九八五）化去，享寿七十四岁。其门下之盛，比拟孔子与罗什三藏，所谓门徒三千，贤士七十，四哲为最。源信、觉运、寻禅、觉超，号称四哲。四哲之外，尚有性空、增贺、安海，亦为一时龙象。由源信及觉运之下，分为二流。后人以其有别，故分之为惠心与檀那二流。由此二流又各出四流，总称为山门八流。 现在再说寺门二流。因在良源之后，比叡山上以慈觉门徒的势力隆盛，智证门徒则处于劣势，致到智证门徒的余庆，出任第二十代座主时，受慈觉门徒的压迫，就职仅三个月，即辞退而去。余庆受迫之后，率领智证门徒千余人，下山移至三井的园城寺，而与山上的延历寺对立。因此分裂为山门与寺门。自此之后，两门之间，即屡有争战，互成水火。 寺门派，后亦分为二流。由圆珍之门第四传而出千观，经元范而出澄义及范守，范守之下的良明，则与澄义拮抗，争辩义理。后世遂称澄义一派为龙渊房流，良明一派为智寂房流。合称为寺门二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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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柏山在天台县城西十公里，是道教“南宗祖庭”。又称“金庭洞天”。《道藏》记有：“天台山之桐柏，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号曰金庭”之句，素为道家福地。曾流传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轩辕氏赴桐柏琼台受金浆玉液，商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九天仆射成仙神话传说。 相传桐柏宫最早建于西周，周灵王太子晋岭修道于此，故被奉为桐柏宫第一代祖师。吴赤乌二年(239)葛玄来此炼丹，建法轮院，唐景云二年(711)道士司马承祯隐居入山，建亭、台、楼、阁，睿宗诏敕置观，号桐柏宫，禁封40里，桐柏日渐兴盛，建成三十六宫，遣徒云集，教旨宏扬，高人荟萃，被号“仙乡”，誉为“七十二福地之一”。 北宋道士天台人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得海蟾翕真传，居桐柏宫修真，著道教内丹丹法主要经典《吾真篇》宣扬内丹修炼和道教、禅宗、儒教“三教一理”思想，道教称“紫阳真人”，奉其为南宗和“紫阳源”祖师。桐柏遂为中国道教东南圣地，不仅对当时道教的教理、历史、修持方法和医学、养生学以及哲学等方面发展有重要意义，且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宗教历史文化、宋代理学的形成都有相当的影响。 1973年，桐柏水库建成，桐柏宫沉于水底，部份现宇移往鸣鹤观。水库坝南脚，原为水形，称“三井”，深不可测，有“通海”之说。唐宝历年间(825～928)遣使投金龙、白壁于此，刘禹锡有诗记其事。至梭溪水汇于三井，溢而泻为福圣观（初号：天台观）前之瀑布，大似垂虹，悬挂隐映于苍崖翠壁间，数十里外可见“瀑布飞流以界道”，孙赋把它与赤城山合称为“二奇”。 桐柏宫建于天台县城北二十里左右桐柏山西南瀑布岩。天台山和桐柏山原初为一，而道释称谓有别，所谓“释谓之天台，真谓之桐柏”。 传说中刘阮二人入天台山采乌药遇仙的故事在天台几乎是妇孺皆知。史书道藏记载周灵王太子晋王乔（公元前 565-549）修道于桐柏山金庭洞，控鹤吹笙而升天，是天台山最早道家人物。至今桐柏山一带众多王姓人家繁衍生息，依然供奉王乔为祖宗。 三国赤乌二年（239年），“道冠两仪之先，名绝万物之始”的太极葛仙翁，高道葛玄真人在桐柏山炼丹，吴主孙权为建法轮院，是为桐柏宫前身。自葛玄真人以来，又有十余所道场、坛宇陆续修建，修道悟真道人日渐增多，颇具规模。著名道士有袁根、柏硕、班孟、魏夫人、王玄甫、许迈、羊忄音、白云先生、褚伯玉、徐则等居天台。 唐代道中奇杰司马承祯驻桐柏山修道。司马承祯在天台山期间，传有女道士谢自然、焦静真等；在南岳时，传有薛季昌等。此后，薛季昌传田虚应，田传冯惟良、陈寡言、徐灵府、刘元静，冯惟良再传应夷节、叶藏质，陈寡言再传刘介，徐再传左元泽，应夷节再传杜光庭。 唐景云二年（711），为司马炼师妙道玄功善德所系，睿宗下诏在法轮院墟址上建立桐柏观。 宋祥符元年（1008），改名桐柏崇道观。宋帝笃信道教，志书上桐柏崇道观记载，极尽辉煌。 这段时期一位最伟大的道教祖师张紫阳真人（984～1082）出生于天台山。桐柏宫香火旺极一时，收入丰厚，朝廷先后任命曾几、陆游、朱熹等为桐柏宫执事领管。一来以示钦重钟宠，二来命官俸禄增加，而且道观事务或有需用朝廷调解可以及时处理。 其中朱熹世人称其朱夫子，注遍天下文章，解尽世间经书，唯于号称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百思不得其解。六年执事期间，常驻桐柏宫，欲求《周易参同契》奥旨，与道士多次研讨求教，然而未事修炼，道妙精华未有所得。不过朱熹对于宋明理学影响甚深，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解得颇颇入契真机，可见其与道中人结识获益非浅。 |
东亚商人团中最先出现的是新罗商人，九世纪初新罗商人开始频繁渡日，从而揭开了唐日贸易的新篇章。据圆珍《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九世纪前期新罗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山东半岛及其周边。这些于九世纪初见于日本史籍的新罗
“商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张保皋。 张保皋大概于八世纪末或九世纪初，作为大批逃亡国外的新罗人的一员渡唐。张保皋在在唐新罗人当中建立起自己势力，并以海上交通要道清海为根据地，致力于唐日贸易。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承和六年六月七日条记载，张保皋在唐山东半岛的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建立了赤山法花院，其寺院有庄田，一年可得五百石米，是他在唐的据点。 据圆仁记载，张保皋曾于824年渡日，与筑前大守须井宫有一面之缘，其归国时将留日八年的新罗人李信忠带回。840年12月，张保皋遣使者李忠、扬圆等到大宰府，求献方物。李忠等交易完毕后归国，适逢张保皋发动叛乱，为避难又回到筑前大津。11月，张保皋被暗杀，筑前守文室宫田麻吕得知消息后，便扣押了李忠等所携带的货物。 与频繁渡日的新罗商人相比，九世纪渡日的渤海人主要是渤海使。从853年初至877年左右的四分之一世纪之内，李延孝在文献记载中共有八次从中国到日本的记录。最早可见其名的是在圆珍向大宰府官员申请求得的公验中。据圆珍于858年4月1日所写的《再乞公据印信状》，李延孝第四次到日是在858年，他将留唐五年的圆珍从台州送回日本。 877年年底，曾随圆珍入唐的智聪归国报告曰：“智聪初随留学和尚圆载，乘商人李延孝船过海。俄遭恶风，舳舻破散。圆载和尚及延孝等，一时溺死。时破舟之间，有一小板，智聪偿得著乘之。须臾东风迅烈，浮查西飞，一夜之中，飘著大唐温州之岸。其后亦乘他船，来归本朝”。从后来圆珍写给一位唐僧的书信中可知，与圆载、李延孝一同遇难的还有圆珍的好友詹景全和李达。 唐商人的最初渡日见于九世纪前期，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开成四年（839）正月八日所记。有史料可查，最早到日本经商的唐商船是841年，即日本承和八年。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当时这艘船是从日本驶回楚州的。此后，直到903年，在短短的六十二年间，唐商船往返中日之间达三十余次。众多唐商人往来于唐日间，他们替代了新罗商人在唐日贸易中占了主体地位。 唐日间的航线分为北路和南路。北路为远古以来一直被利用的以朝鲜半岛为中介的中日通交航线。南路的基本走向是，从中国江浙沿海的楚州（今淮安）、扬州、明州、越州等地启航，循东偏北方向横越东海，直趋日本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今平户岛和五岛列岛），然后驶达博多港或难波三津浦。 九世纪从事唐日贸易的东亚商人团中，除了上述新罗商人、渤海商人和唐商人之外，还有因人数少而易被忽视的一环：日本商人。这些日本商人与同期的新罗商人、唐商人相比，无论是人数上还是渡航次数上都非常有限。九世纪从事唐日贸易的日本商人之所以很少，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日本造船技术以及航海技术的不足。 圆珍于858年回日本后，曾托唐商詹景全带书札、礼物（四斤水银）送赠天台山开元寺僧常雅等人。常雅对此热情复函，并酬赠天台南山角子茶壹、生黄角子贰。863年、865年，圆珍两次托詹景全带书信给长安大兴寺智慧轮不果，882年，又托唐商李达携书札及砂金五十小两至长安智慧轮处，以求缺经。867年，温州的德圆托詹景全带给圆珍净土变的绣佛等物。883年，天台山国清寺诸僧及越州开元寺座主良托唐商柏志贞给圆珍带去书信。由于有频繁往来于唐日之间的东亚商人在其中穿针引线，入唐日僧人虽返日，但音讯犹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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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端(984—1082)，字平叔，后改名用成，号紫阳。少时爱读道书，对于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之术，无不留心详究。年青时隐居于桐柏、石桥一带，潜心修道。宋熙宁二年(1069)，随陆介夫入蜀，在天同寺遇异人，授以金丹秘诀。八年，著《悟真篇》，传给石泰。晚年，返天台，居桐柏山崇道观，广授道徒。后世尊其为道教南宗始祖，称紫阳派。清雍正十二年(1734)，敕令桐柏宫建紫阳楼以奉祀，御笔为作碑记。 张伯端是北宋道教的代表人物，被尊为道教南宗的宗祖，张伯端的道教思想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主张“三教合一”，试图以道教修炼性命之说来撮合儒、释、道三教，他的基本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悟真篇》一书里。《悟真篇》作于北宋熙宁八年(1075)，是利用神秘主义思想论述道教内丹丹法修炼的经典，也是中国道教史上一部承先启后的重要著作。张伯端在《悟真篇》中用诗词百篇来演说道教炼丹的法术。 关于张伯端的籍贯，历来有天台、临海二说。天台一说的主要依据是张伯端的《悟真篇自序》，张伯端自称“天台张平叔”，元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鑑》卷四十九《张用诚传》中也称： “张伯端，天台人也”，而后，明传灯的《天台山方外志》与清张联元的《天台山志》均持所说。 临海一说的主要依据是南宋临海人陈耆卿(1180～1237)的记载，陈耆卿在其所著的《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五中称：张伯端“郡人，字平叔”。此外，玉枢子王建章的《历代仙史》及《张真人本未》与情康熙《临海县志》等，俱言张伯端“天台璎珞街人”或“璎珞街人”。而璎珞街在临海“府治东北，有宋真人张伯端故宅”。 一般来说，张伯端既称“天台张平叔”，那么，认定其为天台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在宋，乃至元明，天台时作为台州的别称，台郡各县之士也或自称“天台人”。故张伯端不是天台人也是可能的。而作为临海人，如果仅据《临海县志》等史志的记载，显然力度不足。张伯端曾为台州府吏，临海即台州郡治所在，其居住临海璎珞街，亦于情理之中。 然住所并不代表籍贯。 但陈耆卿本为临海人，其生活年代与张伯端仅相差百余年，张伯端的生平活动，他应该是比较清楚的。陈耆卿受学于叶适，文章法度，具有师承。他所著的《嘉定赤城志》为台州总志，以所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五县，条分件系，分十五门。宋世荦赞其志“积十数年参考之功，创千百载遗缺之迹，词旨博赡，笔法精严，称杰构焉”。因此，陈耆卿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即张伯端为临海人。 《悟真篇》不但是道教内丹丹法的主要经典，而且对中国传统的气功学也有广泛的影响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悟真篇》力主内丹，排斥外丹，它从传统的“人身一小天地”的“天人合一”哲学观出发，以人身为鼎炉，以精气为药物，以神为火候，循行一定的经络，经过一定的步骤，使精、气、神在体内凝聚不散，结成内丹。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被史家认为是丹经之王的《周易参同契》集外丹和内丹修炼之大成，在东汉直至宋代这漫长的岁月，爱好修炼的人士，包括上层显赫之士，无不受到它的影响。宋朝的张伯端发挥《周易参同契》的理论，援佛入道，主张性命双修，先命后性，结合自己的修炼实践，写出了《悟真篇》，用歌诗的形式，借用外丹烧炼的名称，依托卦象传播内炼的药物、鼎炉、火候、防危等丹经必须的知识。 |
相当于在中国国内土生土长的道教，日本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是神道教。公元7世纪是所谓古坟时期，从部落联盟到形成早期的国家。“神道”一词是取自中国《周易》的观卦之〈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大约在公元六世纪，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被当作大陆先进文化的代表和载体受到日本统治者的欢迎，在飞鸟、奈良时代（约6－8世纪）得到迅速的传播，在日本引进大陆政治制度和文化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后，镰仓时期（约13－14世纪）所形成的天台宗的“山王神道”和真言宗的“两部神道”为最有影响，它们都把日本最高的神解释为佛的化身，并运用自己的教义思想进行解释。 然而神道教正是在依附于佛教的过程中，发展和深化了自己的教义体系。一些神道学者吸收佛教和中国儒家、道教的思想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神道学说，在14至15世纪先后创立了伊势神道、吉田神道。随着中国新儒学（程朱理学，日本称宋学，包括朱子学、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日本的一些神道学者也吸收新儒学中的“理”、“气”的宇宙论和“君臣之道”、以及“忠”、“孝”、“诚”、“敬”这些伦理学说，建立自己的神道学说。 作为日本神道中枢地位的“天皇”的称号，古代天皇曾自称为“真人”，日本皇室崇拜的紫色，象征天皇地位和权力的三种神器中的两种神器—镜和剑，祭祀皇族神的伊势神宫以及在神宫内和很多神社中以镜为“神体”的做法，日本古代“大和”的国号，日本神道所依据的重要古典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代卷”中的某些情节和思想等，都源自于中国的道教或受到道教的影响。 此外，道教的老庄思想曾对日本的佛教产生过很大影响 这一点与“本觉思想的批判”有关。本觉思想是指以日本天台宗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思想，由于这种思想出现了“凡夫本佛论”，因此有人主张在日常生活与日常行为之外没有进行任何“修行”的必要，这种思想还使大乘佛教中的“悉有佛性说”转变为“草木国土悉皆成佛论”。由于这种本觉思想与禅的内在含义有相同之处，对于日本中世纪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天武天皇(公元673—685年)时期，沼创八色之姓，第一就是真人，天武天皇也被视为“原瀛真人天皇”。这些都反映了在奈良朝以前，中国的道教思想已经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固有传承和习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的奈良、平安时期正是中国的隋唐盛世，这时有大量的日本遣唐使以及随之而来的留学生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学习文化、制度等，也学习了道教的方术、神仙思想等，并在他们回国时带回了道教的经典。与此同时，亦有中国的道士、术人前往日本，传授了中国道教的方术等。 在宇多天皇宽平年间(公元889—897年)，藤原左世奉敕撰写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记载了相当多的道教经典。后冷泉天皇康平年间(公元1058—1065年)，藤原明衡编成《本朝文粹》，其中载有春澄善绳(死于870年)和都良香(卒于879年)“神仙”问对的文章，文章中二人不仅大量使用了描述道教仙府、道术的词句，而且提到三十六天、七十二福地和东海青童君。 平安时代以后，在镰仓、室町时期以至江户时代，中日文化的交流不再依靠遣唐使，而是以民间交流为主，主要是求法的僧侣们带回了大量的道教善书。像《太上感应篇》等道教善书很早就传入了日本。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接受了道教思想，如日本阳明学鼻祖中江藤树就亲自供奉太乙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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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高宗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福建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朱熹从11岁起，就受学于家庭，由父亲朱松教授儒学经典，使朱熹长进很快，他厉志圣贤之学，每天苦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父亲去世后，朱熹根据父亲的遗嘱，受学于二刘一胡。“二刘”指刘致中、刘彦冲，“一胡”指胡厚仲。二刘一胡都是朱松的朋友，其学皆有渊源。二刘一胡在政治上都不得志，他们主张抗金，不同程度地受到秦桧的排斥和打击；在学术上，他们都是当时研究二程的著名学者，但又热心于佛、老学说，这一切，给青少年的朱熹以重大影响。 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朱熹又一次到延平，正式拜李侗为师。在李侗指点下，朱熹的思想和学业都很有大的转变，儒学的根底越来越扎实，儒家的思想越来越坚定。而就学李侗，正是朱熹思想的关键性转折。朱熹用“鸢飞鱼跃”四个字来概括自己思想的转变，还把手书这四个字的匾额，悬于见李侗时住的西林院。 乾道元年（1165）四月，朱熹到杭州任武学博士，但因参知政事钱端礼主和，他愤慨离职，复请监南岳庙。年方36 岁的朱熹报国无门，只担任有禄无事、住地听便的祠职，而主要在崇安武夷山和五夫里进行教育与著述活动。这段时间，曾与名质甚敏、学问甚正的张木式交往，经常通信，研究理学；又与开启浙东功利学派先声的吕祖谦交往，共同编书立说；还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同论学，有过著名的“鹅湖之会”。 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朱熹到临安奏事延和殿，连上七道奏札，把当时社会矛盾的根源归结为孝宗未能循“天理”，要求他反躬引咎。 十二月六日，朱熹到浙江任职。在台州，以刚直见称的朱熹，大胆奏劾贪官，结果朱熹在浙东只任职九个月，就除直徽阁，改除江西提刑，并于九月十二日离任回家，次年被派主台州崇道观，任职南康军和浙东，却已罢职归家。朱熹又重新以祠禄养家，醉心于著述讲学。 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正月，61岁的朱熹任其知漳州。回顾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情不自禁地“对镜写真题以自警”，表示要尽全力推行和发展儒家思想，维护封建制度。绍熙二年（1191）三月，朝廷复朱熹秘阁修撰职，主管南京鸿庆宫，他离开漳州，迁居建阳。宁宗继位，由宰相赵汝愚推荐，朱熹被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十月十一日，朱熹正式到职，每逢双日，早晚给宁宗进讲《大学》。闰十月一日，朱熹还将多次讲授的内容编为讲章，献给宁宗。朱熹讲学的卖力，博得了皇帝的欢心；但他喜欢干预朝政，又引起宁宗的不痛快。于闰十月二十一日解除了他的职务。朱熹凄凉地离开了京城。 宁宗庆元元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罪大恶极，给他戴上了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的大帽子。他全面否定朱熹的功绩，指责他生活作风有问题，揭露他的虚伪。朱熹被落职罢祠。第二年，朝廷订立《伪学逆党籍》，列入59人，朱熹名在其中。这件事，史称“庆元党禁”。 朱熹很重视学术场所的建设，他在从政期间，除了处理政事之外，还大力提倡兴办地方学校。在创办书院方面，朱熹更是具有独特的建树。讲学授徒培养人才的书院，始于五代而初盛于宋。由于理学的发扬、学术传递的发达，南宋书院大盛。朱熹曾与永康事功之学、陆氏顿悟之学、反对周敦颐、张载的林黄中进行过辩论。南宋学术之会，主要为两派三家，两派是心性之学和事功之学；三家是朱学、陆学和浙学。从淳熙九年（1182）至十三年（1186）之间，朱熹与事功学派围绕王霸、义利等问题展开激烈论争，反映了心性理学与功利之学的深刻分歧。 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活动中，朱熹独立完成了宏富的著述。从内容上看，朱熹的著述经史子集各门类都有，主要著作有《 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太极图说解》等等。这样大量的著作，包括经学、佛学、道学、史学、教育学、文学、乐律、美术、书法和自然科学等广博学问，只有知识渊博、素养深厚的朱熹才能游刃有余。47岁以后，朱熹集中了宋代理学的成就，又吸取了佛家、道家基因，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 |
荣西（1141－1215），号明庵，自幼随父学佛。14岁出家通晓天台宗和密教。1168年四月，抱着迫切求法的愿望入宋。巧逢日本大东寺重源上人，结伴巡拜了天台山万年、石桥的灵圣古迹。九月，携带台宗章疏30余部回国。后来因求雨效验，天皇赐予“叶上”称号民。他的显密兼修的“台密”教派也就称为叶上派。 乾道四年（1168），荣西又一次入宋，孝宗热情地接见了他，授予“千光法师”的称号。他再次拜谒万年寺虚庵怀敞。向这位临济宗黄龙派第八代嫡孙学禅。二年后，虚庵到天童寺，他也随侍左右，承其法脉，还被付予衣具印信。留居期间，他献出自己准备到印度的盘费，重建万年寺山门、两庑，开掘了莲花池，修理了智者塔院，还营建天童持千佛阁。 十二世纪时，中日虽未有正式邦交，但民间已经贸易频繁，商人、僧侣的往来甚为活跃，日僧赴中国学禅返国弘扬者为数甚多。日本禅宗虽早于奈良时代即开始流传，但并不兴盛，真正独立成宗，造成广大影响者，首推荣西禅师所开创的临济宗。荣西禅师自宋归国后即全力倡弘禅法，在他不断推展下，禅宗呈现朝气蓬勃的景象，其后又陆续有宋、元高僧来到日本，使临济宗愈见兴隆，故荣西禅师被尊为日本临济禅门祖师。 荣西自幼聪敏超群，十四岁登比叡山出家受具足戒；十九岁跟随比叡山有辩法师修学天台教义。应保二年（公元1162年），荣西谒见伯耆大山的基好法师，学习密乘法义，尽得其旨，尔后返回比叡山重受显意法师的密法灌顶，掩关八年，细阅藏经。 荣西虽深入经藏，却常感不足，又闻中国禅法兴盛，于是在二十八岁这一年，兴发南游之思。 仁安三年（公元1168年）四月，荣西乘商船由博多出发，抵达中国宋朝明州。途中，适遇国人俊乘房重源，遂相伴上天台山巡礼灵山圣迹，见到种种瑞相，如青龙现于石桥；遥拜罗汉于饼峰，供茶汤而感现异华于茗碗；又诣阿育王山，见舍利放光。同年秋季大旱，郡主请荣西祈雨，修法之间，荣西身发千光，遍达霄汉，顿时滂沱大雨，解除旱象，故郡主赐「千光」之号，因而世称为「千光祖师」。 荣西初次归国至第二次入宋期间约有20年致力于禅与密法的研究和实践。文治三年（公元1187年），荣西47岁时再度入宋，四月由日本渡海出发，到达临安（杭州），参见知府安抚侍郎，表奏拟赴印度之意。然知府以「关塞不通」回绝，故荣西转往赤城天台山，依止万年寺虚庵怀敞禅师学禅。虚庵禅师为临济宗黄龙派第八代嫡孙，为禅门之耆老。荣西于虚庵禅师处尽心钻研，参究数年后，终于悟入心要，得虚庵禅师的印可，继承临济正宗的禅法。 建久元年（公元1190年），荣西在天台山取道邃法师所栽之菩提树枝，交付商船运回日本，植于筑前国（福冈）香椎神祠。建久六年，荣西在博多建立圣福寺，参禅者四方云集，声名远播，此为日本禅寺的创始。建久九年，荣西撰《兴禅护国论》三卷，是日本最早的禅书，说明禅对国家的重要性及佛法与王法的相依相关，主张佛法的至极即是禅，甚受欢迎。又着《出家大纲》一卷，叙述僧众的天职。 正治元年（公元1199年），由于叡山僧徒的攻击、诋毁甚为激烈，荣西遂转赴鎌仓进谒幕府将军源实朝，幸得幕府信任。次年适逢源赖朝周年忌法会，源实朝即礼请荣西为导师，源赖朝未亡人平政子等人亦皈依，并奉献土地建寺，即后来的寿福寺，为鎌仓五山之一。其后平政子又以十六罗汉进呈寿福寺，并举行开眼供养。由于得到幕府的支持，禅法于是在关东弘传开来。 建仁二年（公元1202年），征夷大将军源赖家（源赖朝之子，实朝之兄）于京都洛东鸭河畔创立建仁寺，授命荣西为开山祖师。翌年六月，荣西设置台、密、禅三宗兼学的道场，创立真言院和止观院，融和此三宗而形成日本的临济宗，一时人才荟萃，声誉日隆，震动朝野。 由于荣西禅师鼓吹禅风，提高时人研究禅宗的兴趣，促成入宋学禅的风潮。如公元1224年，明全和尚偕弟子道元禅师入宋求法，归国传曹洞宗法脉，开创越前永平寺；尔后中国南宋灭亡，不满于元朝统治的禅僧，纷纷避难于日本，使得日本禅宗得以迅速发展，在各宗派中取得极大的优势，此皆为荣西禅师之功。 |
| 无准与圆尔——“首山竹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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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远绍孔、孟以来传统儒家思想，继承和改造了“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张载、邵雍的学说，建立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博大精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罕有其伦。它规模庞大，论证细密，条理清晰，代表了当时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从宋末开始，朱熹思想影响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直至辛亥革命。 十三世纪，朱熹学说先后传入朝鲜和日本，一度成为两国的统治思想。稍后，朱熹思想在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代，朱熹学说传入欧美。这样，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朱熹的学说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学说。在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中，道教曾产生过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朱熹与道教徒的密切交往；2.朱熹本人所从事的道教活动；3.朱熹对道教典籍的钻研与整理；4.朱熹对道教的理解和评论。5.朱熹对道教思想的吸取。 朱熹居福建崇安四十余年，道教名山--武夷山近在咫尺，山中道人便成为朱熹最早的密友。从十四岁起，朱熹便与他们频繁往来。朱熹不仅与道教徒来往密切，他本人也直接参与道教活动。他曾经在家中专门另筑一室，作为供奉天尊和修炼的场所，每天焚香礼拜。在同安做官时，因慕庄子之书“辞指经奇，有可观者”，便取其中语名寓居之所为“畏垒庵”，并为文记之。在任知南康军期间，朱熹多次往游庐山，凭吊道士陆修静遗迹简寂观等，写下了不少诗篇。 在钻研道书过程中，朱熹还对一些典籍进行了整理。如因《周易参同契》一书，广参众本，详加考订，撰成《周易参同契考异》，并作《参同契说》等文对其内容作了阐发。以为《阴符经》，对其流传进行考证，又为之校订，作《阴符经考异》，并自为序，等等。 朱熹认为，老子思想的精髓就在于虚静无为，冲退自守，以懦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平时俭德啬养，早服重积，与世无争，以忍为上。至迫不得已而后起，则锐不可当。此以柔克刚，后发制人之术。关于道家修炼，朱熹认为，其核心是要静，其妙诀在神形全不挠动。 论及释道二教，朱熹认为，道教虽言无，也承认有，只是清静无为，深藏固守，远胜佛教的虚无寂灭，人伦尽失。但释道二教又的确有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一面。朱熹的这些见解主要集中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及《释氏论》中。朱熹一生作祠官二十一载，曾监潭州南岳庙，主管台州崇道观，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主管华州云台观，主管南京鸿庆宫，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主管西太乙宫，也多与道教有关。 从朱熹的前后行实来看，他受道教影响最深的时期是在三十岁以前。在此之后，由于受学李侗，在理论上对道教开始持公开的反对态度。然而他一度顶礼膜拜的道家学说，早已沦肌浃髓地融入了他的思想之中，不论他本人承认与否。例如，朱熹认识修养论中的“体验”、“觉悟”，即近于道家的“玄冥”、“神遇”；“主静”即近于道家的清静无为。而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太极说”。 我们知道，理气论是朱熹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石。而朱熹早期理气论的形成，是以他对《周敦颐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阐释--《太极解义》为主要标志的。《太极图》系由道教的某些图式发展演变而成，关于其流传过程，宋人朱震称系由道士陈抟传之种放，种放传之穆修，而穆修传之周敦颐。 《太极图说》吸取了道教的宇宙生成论，结合《易传》的宇宙论，构成了新的宇宙生成模式，即无极而太极--阴阳--五行--万物。 而在《太极解义》中，朱熹从本体论角度阐发理气关系，对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与气之同异诸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对源于道家的宇宙生成模式作了更为广阔的修正和重建，其对道教思想的吸收是明显的。这样，如果说朱熹早年对道教是“明学”，那么中晚年则恰可称之为“暗取”了。 |
佛鉴禅师无准师范（1178-1249）是日本禅宗史上不可忘却的人物。当然，引导初期的日本禅宗走向隆盛的佛鉴禅师无准师范在中国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禅林名衲，系中国南宋时代临济禅门的中心人物。 无准出生于中国四川检县。九岁，随隐平山道钦禅师得度，绍熙五年（1194）受具足戒。翌年，在成都从名尧修禅，大为开悟。又转入浙江省阿育王山广利寺人佛照德光禅师参禅的问道，后来又移至杭州的灵隐寺从破庵祖先参研。 师范后来嗣法破庵祖先，在浙江省清凉寺开堂弘法，随后又历镇江焦山普济寺、雪窦山资圣寺、育王山广利等，兴禅布道。其后，奉理宗皇帝敕命，他移锡宋朝五山之首、径山兴圣万寿寺。当时的径山盛极一世，被誉为南宋末期临济禅门之华。 圆尔字弁圆，骏河（今静冈县）藁科人，生于建仁二年（1202）。五岁时随久能山的尧弁初闻佛法，八岁时学习天台教义。十五岁时列席天台止观讲义。十八岁时，他在三井的圆城寺（位于滋贺县）剃发得度，专心研习天台教学。后来又赴南都奈良的东大寺登坛受戒。圆尔修得天台教学之后，深感必须深究禅法，便拜访上野（今群马县）长乐寺荣西禅师的高徒荣朝禅师，随荣进朝参究禅法。荣朝曾随由中国归来的入宋僧荣西修密学禅。圆尔在荣朝门下获益匪浅。 圆尔于嘉祯元年（1235）入宋。他游方博参，先后参拜了痴绝道冲、笑翁妙堪、石田法薰等禅匠。然后为了求师于号称当时中国第一禅匠的无准禅师，登上了位于浙江省余杭县的宋代五山之首——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圆尔登上径山三年后的某日，无准向圆尔提出了“首山竹篦”这则公案。因为圆尔长于天台教学和密教，对释迦佛祖的言教总非常执著，而被其束缚住了。某日，圆尔照例如此这般地向师父陈述自己对此问题的见解。无准终于手持竹篦发狠把圆尔痛打一顿，直到打倒在地。圆尔在被打得气息奄奄之时，终于豁然大悟。他摆脱了“有无”二字，彻底契悟而达到圆融自如的佳境。 仁治二年（1241）圆尔辞别无准，重返阔别多年的故乡。七月，时隔六年之后抵达博多。圆尔的归国，使日本禅宗获得了崭新的发展。 在此之前，嘉祯二年摄政关白藤原氏的长者九条道家效法其曾祖父忠通、祖父兼实，在其家寺法性内的光明峰寺内，建立了供奉释迦佛像的佛殿，并于延应元年（1239)举行了上梁仪式，但还没有选定符合开山住持身份的名僧。闻知圆尔由宋朝径山归国，名震博多，宽元元年（1243），道家召圆尔入朝，并受其禅法教诲，同族中很多人也趋往亲近，随之参禅问道。 其后，道家发愿以兴建中的新寺为基础，另建一大伽蓝，正式迎请圆尔来京都晋山主法。道家的愿文称“洪基亚东大，盛业取兴福”，从南都奈良的东大寺和兴福寺中各取一字，将新寺命名为“东福寺”，迎请圆尔及其弟子一同入寺弘扬禅法，这就为禅宗大举进入京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的京都，处于比壑山延历天台宗和以东寺为中心的真方宗的势力范围之内，纯粹的禅宗寺院几乎没有容身落脚之地。因此道家把新的东福寺作为天台、真言、禅宗三宗兼的道场。在东福寺的创建过程中，圆尔携带回国的《大宋诸山伽蓝及器具等之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圆尔以东福寺为据点，为使禅宗打进、根植京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入宋僧荣西，即圆尔的先师荣朝之师归国后建立了建仁寺，举扬临济禅法，但一直未能根深蒂固。在圆尔及其门下众多弟子的竭力举扬下，临济才逐渐走向了隆盛。圆尔不仅是禅林的杰出领袖，还受到当时整个佛教界的景仰崇拜。曾被迎请兼任天王寺的要职，文永八年还被敕任为东大寺大劝进。这是因为东大寺的住持圆照，曾从圆尔受禅或的缘故。 圆尔的学德遍及日本列岛。圆尔的生涯，正如其遗偈所示，利生，即一生全力投入了济世众生之中。日本禅林之所以能够在依赖中国禅的同时，逐渐发展壮大，进而独立自成一宗，除了圆尔禅风的感召影响之外，还应该归功于诸恶莫做，诸善奉行这一利生的宗旨吧。 |
| 桐江书院 之乎者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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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江书院位于仙居皤滩乡山下村与板桥村交界地带，距皤滩古街1公里。据县志记载，桐江书院系宋乾道年间（1156-1173），由晚唐诗人方干（字雄飞）第八代孙方斫兴资创建，因方干晚年隐居桐庐，故书院以“桐江”为名。
桐江书院和中国两位历史文化名人有着很深的渊缘，一是朱熹，一是王十朋。 公元1156年，朱熹仕六郡时，听闻仙居方斫兴办义学，就携子前往巡视与讲学，并留子在方氏义塾读书，作“送子入桐江书院勉学诗”以励之。时乐清人王十朋闻朱熹在皤滩讲学，就一个人爬山越岭前来寻访。两人相聚皤滩，一见如故，互相探讨诗文。王十朋留在皤滩深究学问，于1157年进京赴考，得中状元。此段佳话有桐江书院首联为证：“文公访道地，殿元受业家”。 朱熹与王十朋在“方氏义塾”讲学与就读的消息传开后，名声大振，四方学士纷至沓来，这也大大激发了方斫等贤士兴建书院的热情。8年后桐江书院以其恢宏的气势与精巧的布局出现在世人眼前，一时文风蔚然，名振台郡。王十朋得知“桐江书院”建成后，亲书“东南道学世家”、“理学名崇”两块匾额，送至书院。 据光绪《仙居县志·学校》载：“桐江书院，在县西四十五里。宋方斫本唐方干之裔，居台州，号韦溪。朱子因行部，为书‘鼎山堂’匾”。“行部”即巡行所部，指朱熹因公事巡行检查到此时，题下了这三个字。而据史载，朱熹确曾于南宁淳熙九年（1182），以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又主管台州崇道观（桐柏宫）身份，先后两次到仙居，则旧志所载应是不虚。 方斫，字宗璞，号子林，晚唐与项斯齐名的诗人方干的九世孙。他潜心钻研儒家六部经典，以经学鸣世。为传播儒学，教育乡间子弟，他独立创办了义学（即免费私熟）--桐江书院。 由于方斫“卓然屹立于众醉独醒之中”，是“东南学者表正之师”，所以，桐江书院创办后，名闻遐迩，“四方之学士方人，负笈从游者尝踵相接。”由于方斫教育有方，门生中人才辈出。 朱熹在仙居任职期间拜会这位良师，两人同是道学名家，相见恨晚，“不胜欢慕”。为“嘉其德”，朱熹将自已的儿子也送到了方斫的门下就学。因桐江子院之南有“三小山峙立其前，状如鼎足”，朱熹即挥毫题写了“鼎山堂”三个大字。桐江书院坐落在离千年古镇皤滩不远的板桥村，这里有仙居的母亲河永安溪穿境而过，这里有叠翠辉映的座座秀山养人眼目。山美水秀的板桥村，在偶然之中也必然地成为唐代著名诗人方干的归隐之地。 方干虽然在唐诗之林里诗才出众，但却屡屡被拒之科举之外，报国无门的才子心凉如水地别祖离乡，来到仙居板桥，倾家举囊，兴办学塾。他希望用清丽的奇山秀水，来慰藉多梦的心灵，让江南淳朴的民风，吹涤内心萦怀治国之志的郁闷。轰轰烈烈的方氏义塾名闻遐迩，四方学士不远山高路险，慕名前来求学问道，其中有温州乐清的王十朋。王十朋后来考中状元，成为一代政治家、诗人、名臣。 桐江书院承袭湖南岳麓书院的学规。当时岳麓书院的学规是朱熹制定的《朱子书院教条》，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有名的学规。桐江书院以中国顶尖的书院学规为规范，足见方斫办学的严谨和雄心。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台州任职期间，也欣然来桐江书院讲学。宋代理学经过朱熹的综合和总结自成规模与体系，其学说被视为理学正宗，深刻影响着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朱熹在儒学中的地位，仅次于孔孟，其门生则称他为“万世宗师”。 |
朱姆溪、万竹溪、九都坑溪、黄榆坑溪，汇入永安溪。五溪交汇之处，便是皤滩。皤滩意为“白滩”，得名于河滩上遍布的白色鹅卵石。便捷的水陆交通，较多的人流，使皤滩很早就成为一个商埠中心。商贾往来，舟午交替，造就了皤滩的商业繁荣。 皤滩古镇位于仙居县城西约25千米处。早在公元998年前，这里就因水路便利成为永安溪沿岸一个繁华的集镇。经过了千年的风云，千年的沉淀和积累，皤滩仍保存三华里长，鹅卵石铺砌的“龙”型古街。古街形似一条龙，西龙头，东龙尾，中段弯曲成龙身。龙头所对是五溪汇合点，这究意是巧合还是古人的图腾崇拜“臆造”？ 一个个古老商铺、一座座高宅大院、一个个水埠码头……走进皤滩古街，便走进了唐宋元明清的盐运历史。几千年来，永安溪航运都是仙居的主要交通要道，如此重要的位置使皤滩自然就成为了水运上的繁华重镇。 自唐代开始，在朝霞与夕阳之中，在皤滩白色的鹅卵石滩上就有了不定期的集市，那时被人称为白滩集。北宋年间，州府把皤滩改成了一个大的水运埠头，随着航运的逐渐增加，商人的增多，真正的商业区在皤滩出现了。明时，白滩集被改成为皤滩镇，也形成了以皤滩为起点经横溪苍岭古道、过缙云至金华的“食盐之路”，那时的皤滩成为一片盐的世界。 据说明清时期，每年由安徽等地经过皤滩的食盐就达到5000吨以上。很多有远见的商人在皤滩兴建埠头，在最繁华时就设有十多个地方运输专埠，如金华埠、永康埠、东阳埠、丽水埠、缙云埠、云和埠、龙泉埠等，除了食盐之外，布匹、陶瓷、药材、山货等货物都在皤滩埠头水陆中转。如此人来船往、商贾云集的小镇，终日喧闹着繁华着，使那山和那水也不再安宁。 街上的老店铺采取的都是前店后库或者是前店后埠的格局，每个店面后中都有一个穿堂屋，再在后边建一个四合院，而后置留一个高高的天井，从天井上倾泻下来的阳光淡淡地照射着那皤滩商人的繁忙人生。而青砖、黑瓦是皤滩店铺的色彩，也许古人认为只有这种颜色才能应和浙东清淡如画的山水。 皤滩5公里长的古街，有1.5公里的主要街道，也是商铺的汇集地。可以说，每个石板柜台都代表着一个店家，而且每一个店家都代表着一个老字号的昔日荣华。遥想当年，古街上牌匾林立、旗招飘舞，是何等的热闹。而今，招旗难觅其踪，难得的是有些老字号的牌匾还依然墨迹犹存：来自北京的同庆和大药房、同源利生大药房、官盐绍酒酒肆、苏松布庄、山珍海错大酒店、两广杂货、堃生官行招募差役的场所、当铺……等等，写尽了皤滩昔年的繁华，而伴随着这繁华而来的还有几座闻名四方的妓院。 “洛社名高”的牌匾挂在中堂。北宋年间，是程朱理学的盛行时期，而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因为“二程”是河南洛阳人，故称为“洛学”，“洛社”便是当时研究“洛学”的一种学社，牌匾是在颂赞陈瓒璜在洛社里的声望高远。赠送者齐召南是乾隆太子宏瞻的老师，与陈瓒璜是同出师门的学友。同时，清代桐城派的大散文家张若震也送了一块书写着“贻厚堂”的牌匾。 皤滩，这个千年古镇，自北宋真宗咸平（998年）起，凭借朱姆溪与永安溪这两条贯穿东西南北的溪流，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皤滩成为了连接江、浙、赣以及浙江内陆的黄金水道。潮涨水落，溪流船行，一时间，盐商盐贩云集，南来北往船只无不在此扬帆经过，于是一座繁盛的集镇便在迤逦的永安溪畔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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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是与朱熹、陆九渊“鼎足而三”的思想家。叶适主张改革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积弊，以求富民强国，实现抗金、恢复故土的爱国壮志和宏图大略。 叶适，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五月初九(公历5月26日)生于瑞安县县城南门望江桥一带，一个三世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 叶家祖籍处州(今丽水地区)龙泉县，光祖之祖公济徙居温州瑞安县。 十三岁随父迁居永嘉(今温州市)。时浙南水灾频发，叶家遭灾。少年叶适无定居，飘泊于瑞安、永嘉间。 叶适居住过永强、楠溪等地。求学地方：瑞安，温州、乐清(白石、北雁荡山)、永嘉(楠溪)、永强、瓯海、金华、义乌、永康、武义、衢州、嘉兴等。 叶适十一岁寄学于瑞安邻居林元章家。林家聘陈傅良为师，叶适始受教于陈傅良，从游四十余年。叶适十四岁在毛主办的永嘉县城南茶院寺学塾读书。后又在永嘉楠溪从刘愈学习，并与当时名流戴溪、王楠、陈武、刘凤、刘朔等结识交游、问学。 滓熙八年(1181)，叶适三十三岁，守制已满，改任武昌军节度推官。因少师史浩荐，叶氏力辞升招之召，改任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 淳熙十二年(1185)叶适三十六岁，被召入都，以宰相王推荐，改京官，授宣教郎太学正，改太学博士。 为应召对，叶适准备了奏稿四十余篇。淳熙十四年(1187)，叶适上殿轮对，进《上殿札子》，论复仇大事。《上殿札子》提出“变国是、变议论、变人材，所以举人事”的变革主张，深深打动了这个有志恢复的孝宗皇帝的心。 叶适上书丞远相周必大，荐举陈傅良、刘清之，陆九渊、郑伯英、吕祖俭、徐谊、杨简、戴溪等三十四人。这些人“后皆召用，时称得人”。 叶适上书、荐士的举动，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反响强烈。朱熹在致陈亮的信中十分赞赏叶适。泞熙十五年(1188)六月，发生了朱煮被兵部侍郎林栗参劾的事。叶适上《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激烈抨击林栗以政治权力来，压制学术的恶劣行径。 叶适一生们导重教兴学，以培养人为己任。中年时期，在求学之间，从政之暇均设熟授徒。晚年居水心村，悉心讲学，培养大批复合型人才。淳熙八年(1181），叶适以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出任平江府。在苏州葑门讲学授徒，培养了滕朗，周南，厉仲方、薛仲庚等一批学者。滕庞(1156~1218)，长期从叶适游，曾佐助叶氏坚守建康，击退金兵。厉仲方(1159—1212)，陈亮女婿。曾协助叶适防守建康，在抗金中屡建功勋。 叶适罢职还乡后，尝寓居台州、黄岩、温岭一带办学授业，培养出陈耆卿、吴子良、丁希亮等许多名士，对台州当时学术界影响颇大。后入在台州路桥罗洋街叶适讲学处建毓英庙纪念。叶适被诬罢职后，于庆元四年回到永嘉，定居水心，悉心讲学。学生中有宰相王淮之侄王植和黄岩柯大春等。晚年潜居水心，杜门家居，讲学授徒。问学者有著名人物如永嘉四灵，永嘉薛师石，瑞安曹豳，还有台州、余姚、福建等地来受业的学者。 功利主义思想是叶适暨永嘉学派的最具特色的思想。叶适反对朱陆空谈义理和心性，面把义和利、理和欲统一起来。叶适的功利思想，更重要的是国家民族之功和为民谋利，于是提倡修实政，行实德，建实功，改革社会，发展商贾，去害兴利，改弱就强，实现复仇的大义。《习学记言序目》是叶适评论历代学术著作的专著，是叶适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和提出自己见解的学术论著，是叶适的思想特色和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 |
我的老家，在天台山西部广严山、千佛山脚的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住家的小村上张庄。在幼时记忆里，那是个山清水秀地僻人稀的小山村。去年一个春阴欲雨的养花天，我初次来到楠溪江中游古村落。秀丽的楠溪山水蕴养了亦耕亦读、诗礼传家的乡土文化。 楠溪两岸，芙蓉、岩头、蓬溪、苍坡、鹤阳、棣头、下园、里岙、塘溪等大大小小的古村落，人们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石墙木门蓬舍，男耕女织。孩童们在书院乡贤的教导下，牛角挂书，刻苦攻读经籍，努力为家族博一份荣耀，为自己挣一个前程。 楠溪江中游古村落与早年的天台山始丰溪乡土文化在地缘特色上很接近，都是那么温润，那么淳朴。在外乡人眼里，楠溪山水是柔美秀丽平和得令人心醉的，然而造化弄人，楠溪古村的肇创竟来自金戈铁马的洗礼，来自生生不息的宗族凝聚力。 楠溪山水的中心点是奇崛的芙蓉峰，这是三座幽暝神秘的山峰。南宋末年，蒙古铁骑挥刀跃马，长驱南下，烽火惊破了楠溪江清净的山岚烟雨。安分守己、朴实木讷如山间岩石的乡民们，基于儒家经典和列祖列宗的教诲，决然拿起砍刀长矛，保卫家园乡亲不受异族的欺辱。芙蓉村咸淳年进士陈虞之，率全村族人八百余人，死守芙蓉峰顶整整三年，弹尽粮绝，全部赴死国难。芙蓉峰奇秀的山色因之染上几许悲壮。 岩头村是楠溪江中游最大的古村落，是金姓族人的聚居地。在商旅不发达的年代，经常有一队队破衣烂衫的长途行脚夫经过，从雁荡山东面的乐清湾靠一双磨得红光发亮的肩膀，给温州盐商们挑盐到浙中缙云一带出售。背枕鹤盛溪，蓬溪村是楠溪江中游风景最优美的古村。传说朱熹在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任上，曾到楠溪江访问地方学者耆宿，其中就来过蓬溪村。 远处的山脚下有个小村叫里岙，穿过里岙村，在芙蓉峰的深谷里有一个很灵验的古庙。里岙实际是芙蓉村的同宗小村，聚居的也是陈氏族人。南宋进士、抗元死难的义士陈虞之之墓就在里岙村后、芙蓉峰深谷的乱草丛中。我觉得宗族文化确实衰落了，芙蓉村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虞之纪念馆和陈虞之塑像金碧辉煌，真正的陈虞之墓却冷落在荒郊野外，只是粗率地用乱石草草堆成，竟然连象样的墓碑都没有。里岙村人可能是给陈虞之守墓的陈氏族人的后裔吧。 浙江省永嘉县最西北面，与仙居县交界处，括苍山脉与北雁荡山脉的怀抱中，歌唱着一条楠溪江的主流，名叫大源，她清澈见底，绿意嫣然。沿着楠溪逆溪而上，楠溪江在渠口坦下村分为大源、小源。大源过岩头后，又像树枝一样分若干支流，每条溪流都是高山为屏，百转千回。楠溪江由北而南纵贯水嘉县全境，全长150公里，在清水埠（瓯北镇）附近注入瓯江。 楠溪江流域文化特色鲜明，文化积淀深厚。从唐朝至清朝，永嘉一共有过604位进士。两宋时期，曾经出现辉煌的“永嘉学派”、“永嘉四灵”，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以“天人合一”、“气论”、“八卦”以及阴阳五行风水思想构建的楠溪江古村落，留存着大批完整的宗谱、族谱。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可以使我们大体了解我国古代“耕读社会”与“宗族文化”的梗概。 楠溪江发源于1270米的永嘉最高峰--大青岗，人文丰富，险、奇、幽、古融为一体，儒、佛、道集为一地。那有个罗阳村，世世代代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青岗山脚下，四面群山起伏连绵不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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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温州大地曾涌现17位武状元和数百名武进士，在抗金斗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留下众多军事著作，流芳史册。俗话说：“瓯渠的雄鸡出来也有三路柴（棒）。”瓯渠地处永嘉县城西南，瓯江支流西溪上游，翠流环抱，一水中流。自古以来，乡人喜爱传统武术运动，有“小少林寺”之称。 |
仙居，地处浙东南括苍山脉中段，括苍山、大雷山南北遥相对峙，永安溪自西向东贯流全境。仙居古代的文化史有着比较清晰的发展轨迹，大体经历了土著先民的初创期、佛道两教的传播期和鼎盛期、儒释道三教的并峙、融合期等几个阶段。 自东汉末开始至三国两晋，先后有徐来勒、王方平、葛玄、左慈、羊愔等道教名家来仙居修真或得道成仙，仙居俨然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道教圣地。吴大帝赤乌元年（238）孙权下诏在仙居籍道士蔡经故宅建隐真观，荣宠极一时之盛。南朝至唐五代，仙居佛教文化进一步繁荣。佛教的繁盛，吸引了国内高僧纷来说法传经。道教也在此时期继续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了鼎盛。 唐代晚期，在佛道两教继续发展的同时，儒家文化在仙居已有初步发展。南宋初期，有“东南学者表正之师”之称的皤滩板桥村方斫独资创办义学——桐江书院，门徒遍及两浙。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以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又主管台州崇道观的身份，先后两次莅临仙居。仙居儒学由此勃兴，学者文人辈出，科举登榜者激增。 宋代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加深，“三教合一”势所必然，天台宗知礼强调“妄心说”，宋代临海道士张伯端声称他所修炼的内丹与“悟佛理”相一致，促进了三教融合。仙居也呈现了三教融合的种种文化迹象。元明清至于民国，佛道稍衰，儒学仍为统治者所提倡。 仙居虽然僻处山陬，但也濒临东海，历史上仙缙古道贯穿东西，为台婺官道的必经之路，地域上也有一定的开放性。历史上的楚越战争，北人南迁和儒、释、道三教的传播，是仙居文化具备了创新发展的良好契机，它一方面大胆吸纳了中原文化的特色，一方面积极创造着富有开拓精神的本土文化。 在诸多的溪流中，永安溪是仙居的母亲河，源于仙居与缙云交界的天堂尖，横贯县境一百多公里，与天台始丰溪汇合注入灵江。古时航运十分发达，溪中白帆点点，船只往来如梭，自古有“南峰眺艇”一景。荡漾水流，穿村过店，把千千万万的人家联系在一起，往来交通，互通有无，造就了仙居商业的繁华。永安溪作为仙居境内的最大河流，孕育了许多以商为业的城镇。 作为永安溪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皤滩位于得天独厚的五溪交汇处。皤滩还是陆上交通的要道，它是东南沿海通向浙江西部，以及江西、湖南、皖南的必经之地。皤滩人自古重教兴学，传道授业的义学私塾源远流长，美名远播的桐江书院，学者云集，成为名震东南的著名书院。桐江书院位于今皤滩乡山下村与板桥村之间，前有鼎山叠翠，后有溪水萦回，尔有鉴湖烟柳，西可登临道渊山，确是环境清幽的钟灵毓秀之地。 仙居县位于浙江省台州市西南角。东邻临海市、黄岩区，西南接永嘉县，西连缙云县，北靠磐安、天台县。东西长63.3公里，南北宽57.6公里，折1996.09平方公里。仙居居浙东丘陵盆地，是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永安溪主流自西向东斜贯盆地底部与南北支流交汇形成河谷平原。 广度乡不仅高山瓜果蔬菜盛名浙江，而且山水诱人、文化悠久。广度寺有300年历史文化，其佛教传至天台、日本。还有三井寺，十二宽石龙喷水春、夏季节一条青龙自上而下，一落千丈，气势磅礴、壮观。广度乡海拔在500米至1000米之间，山上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湿度高，是理想的反季节蔬菜种植场所。笔者在广度乡6个基地之一的三井村采访时，正巧遇上一位当地的贩销大户在收购红茄。 近日，笔者来到海拔650米的仙居县广度乡上乔村采访。山丛中，村口一条玉带似的水泥路格外引人注目。去年，上乔村得知各地在开展“康庄工程”建设，村党支部成员主动到乡里要求上项目。工程终于立项了。道路的一端涉及到邻村三井村一块2分左右的土地，村支书蒋亨水和几位党员干部一道，没日没夜地泡在三井村，经过半个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