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应对反倾销的法律程序
一、 反倾销法律业务
1、协助行业协会、国内企业进行反倾销申诉和应诉的前期准备工作，为反倾销提供法律咨询和业务培训，代理国内企业参加国外反倾销的复审工作；
2、收集和整理资料、起草和提交反倾销调查申请书、陈述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并代表国内产业提出请求；
3、代表国内产业出席听证会、参与和协助进行价格承诺的谈判；
4、
指导并协助国内企业填写调查问卷、配合国家调查机关的实地核查；
5、代表国内产业参加反倾销案件的复审；
6、代理国内产业提起和参加与反倾销案件有关的行政复议或司法诉讼；
7、指导并协助国内企业收集和整理材料、填写国外调查机关的调查问卷并配合国外调查机关的实地核查工作；
8、世贸组织有关的法律咨询和培训。
二、 反倾销申诉基本程序
1、确定申诉方和被申诉方
反倾销调查申请可以由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提起。当申请人的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的总产量50%以上时，申请人可以作为"国内产业"直接提请反倾销调查。在申请人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不足50%情况下，如果表示支持申请和反对申请的国内生产者中，支持者的产量占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总产量的50%以上，并且表示支持者的产量不低于全国总产量的25%时，该申请可以视为代表"国内产业"提起，符合反倾销法律意义上的申请人主体资格。
根据法律规定，在通常情况下，进口量超过中国总进口量3%的国家或地区可以成为被控倾销的对象国家或地区，如果有证据表明该国向中国的出口存在倾销并造成中国国内产业的损害。如果进口量少于3％的国家累计超过7％，这些也可以成为被控倾销的对象国家和地区。
2、具体操作
1）、提出申请
帮助当事人对是否正式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作出决策；在准备好调查问卷等资料收集工作后，制作《反倾销调查申请书》（本阶段需要2个月左右）
2）、公告立案
根据《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商务部在正式签收反倾销调查申请书的60天内，经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决定立案与否，并予以公告。
3）、调查机关的调查
商务部负责倾销和倾销幅度的调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损害和损害程度的调查。法律规定调查机关应当在立案调查决定公告之日12个月内结束，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6个月。
4）、企业配合工作
主要是以律师为主进行资料的收集，企业积极配合律师和国家调查机关的工作，企业要组织专门工作班子负责反倾销工作，应当包括销售、财务、生产、劳动人事和技术等部门的人员。
5）、要成立专门的申诉工作组
反倾销工作千头万绪，工作量大，参加申诉工作的人员须精通生产、销售、财务等各道环节的法律知识和相关业务知识。只有成立强有力的的工作班子才能达到目的。
6）、要聘请具有专业知识的律师
反倾销案件是专业性非常强的案件，而且时间跨度长，因此企业必须聘请专业律师参加才能万无一失。
7）、 争取各方面支持
申诉企业应当取得中国政府以及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的支持和配合。
三、申请反倾销调查应当提供的材料
根据法律规定，反倾销调查申请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并附具相关证据材料：
1、申请人有关情况的说明。
应当包括以下的证据材料：
①
申请人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电话、传真、邮政编码、联系人等有关情况；
②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的，应当说明代理人的名称及身份等事项，并提供授权委托书；
③
申请提出前三年申请人生产的同类产品的产量及所占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比例；
④
所有已知的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者的清单，如果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者组成了协会或商会应提供该协会、商会的名称、地址、电话、传真、邮政编码、联系人等有关情况。
2、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已知生产商、出口商、进口商。申请人应当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①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初步描述；
②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已知生产商、出口商、进口商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电话、传真、邮政编码、联系人等有关情况。
3、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国内同类产品的描述及二者的比较。
应当提供以下的证据材料：
①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详细描述，包括产品名称、种类、规格、产品用途及市场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税则号等；
②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原产国（地区）或出口国（地区）；
③
国内同类产品的详细描述，包括该产品的名称、种类、规格、产品用途和市场情况等；
④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异同点比较，包括产品的物理特征、化学性能、生产工艺、替代性、销售渠道、价格和用途等方面的比较。
4、 倾销及倾销幅度的情况。
申请人应当提供以下的证据材料：
第一、出口价格方面的资料和信息
申请人应当提供申请调查进口产品在申请提出前12个月中实际支付或应予支付的价格。上述证据材料可以用实际成交价格、报价单、价格单、海关统计数据、有代表性机构或刊物的统计数据等方式提供。
第二、正常价值方面的资料和信息
关于正常价值，申请人应当提供国外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或原产地国（地区）正常贸易中用于消费的可比价格；没有可比价格或可比价格不能获得的，申请人应当提供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结构价格或者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
申请人在提供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结构价格的证据材料时，应包括该产品的生产成本及合理费用的证据；如果不能获得实际结构价格的，申请人可以按照其本身的生产要素及该要素在出口国（地区）的价格或国际市场的通行价格计算。
上述证据材料可以用实际成交价格、价格单或者有代表性机构或刊物的统计数据等方式提供。至于进口产品正常价值等有关倾销方面的数据材料，根据以往案件的实际经验来看，申请人企业收集这些材料有一定的难度，这也是各企业和产业存在的一个较为普遍和正常的现象。因此，企业可以通过聘请律师或者相关中介机构，通过他们的渠道和信息资料库协助申请人企业进行相关证据材料的收集和调查工作。
第三、价格调整和价格比较
我国《反倾销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对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应当考虑影响价格的各种可比性因素，按照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比较。
因此，在进行价格调整和价格比较时，申请人应当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在销售条件、贸易条款、税收、贸易环节、数量、物理特征等方面做适当调整，在对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进行比较时，应当尽可能在同一贸易环节、相同时间的销售、出厂前的水平上进行。为此，应尽量收集进口产品在相关环节的有关费用的资料，包括被控倾销国同类产品的国际国内运费、国际国内保险费、包装费、仓储费、出口税、在出口国国内流通环节的各种税费。
第四、估算的倾销幅度
根据《反倾销条例》的规定：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幅度，为倾销幅度。申请人在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中应当对倾销幅度进行初步估算。倾销幅度的确定，应当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估算通常应以调整后的正常价值的加权平均值减去调整后的出口价格的加权平均值除以到岸价（CIF）加权平均值的方法计算），或者将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在逐笔交易基础上进行比较。如果申请人以其他方法计算的，应当说明理由。
5、 国内产业损害的情况。
申请书中应附的信息和证据材料：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8条的规定：损害，是指倾销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因此反倾销意义上的“损害”，包括“实质损害”、“实质损害威胁”和“实质性阻碍”三种类型。
根据法律规定，申请人在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中应对申请调查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的类型进行明确并附上相应证据材料。
如果反倾销调查申请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的，可以将这些国家或地区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影响进行累积评估。为确定是否符合累积评估的条件时，需要收集和整理以下证据材料：
①
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及其增长情况、倾销幅度及变化情况；
我国《反倾销条例》规定，如果，来自每一国家（地区）的倾销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不小于2％，并且其进口量不属于可忽略不计的，可以进行累积评估。
可忽略不计，是指来自一个国家（地区）的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占同类产品总进口量的比例低于3％；但是，低于3％的若干国家（地区）的总进口量超过同类产品总进口量7％的除外。
②
来自不同国家（地区）进口产品之间以及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可替代程度，包括对特定客户的要求及产品质量等相关问题；
③
来自不同国家（地区）进口产品以及和国内同类产品在同一地区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卖方报价和实际成交价格；
④
来自不同国家（地区）进口产品以国内同类产品是否存在相同或类似的销售渠道；
⑤
来自不同国家（地区）进口产品以及国内同类产品是否同时在市场上出现；
⑥
进口产品之间以及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其他竞争条件。
（1）申请人如果以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为由提出申请的，申请人应当提供下列证据：
①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或相对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或消费的增长情况。一般情况下，申请书中应提供自申请提出前三年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进口数量情况及变动幅度以及上述数量变动幅度曲线图表等；
②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自申请提出前三年在中国国内销售的平均价格、平均价格变动图表等；
③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价格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情况，包括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削减情况、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压低和抑制情况、影响国内产品价格的变动值等；
④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经济指标或因素的影响，包括销售、利润、产量、市场份额、生产率、投资收益或设备利用率实际和潜在的下降、影响国内价格的因素、倾销幅度的大小、现金流动、就业、工资、筹措资金或投资能力及库存等。
根据法律规定：上述某个别指标、因素不适用的，申请人应当予以说明。
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上述列举的考虑损害影响的因素或指标并不是概括无遗的，而且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指标和因素均未必能够给予决定性的指导（WTO《反倾销协议》3.4条）。本条的规定目的在于要求调查机关全面衡量影响国内产业的经济因素和指标，得出的结论是经过综合考虑和分析的结论。
（2）申请人以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威胁为由提出申请的，申请人应当提供下列证据：
①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以倾销价格进入国内市场的大幅增长的可能性；
②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产生的抑制、压制的可能性；
③
出口国（地区）现有及潜在的生产能力、出口能力、库存等情况；
④
国内产业有关经济指标或因素，包括销售、利润、产量、市场份额、生产率、投资收益或设备利用率实际和潜在的下降、影响国内价格的因素、倾销幅度的大小、现金流动、就业、工资、筹措资金或投资能力及库存等可明显预见和迫近的变化趋势。
根据《反倾销条例》8条的规定：对实质损害威胁确定应依据事实，不得仅依据指控、推测或极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倾销将造成损害发生的情形必须是能够明显预见且迫近的。
（3）申请人以对国内产业的建立造成实质阻碍为由提出申请的，申请人应提供国内产业的建立和筹措计划、国内需求的增长情况及影响、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状况的影响、进口产品的后续生产能力和在国内市场的发展趋势等相关证据材料。
另外，申请人在主张申请调查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及提供证据材料时，应当针对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进行单独确定；不能针对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进行单独确定的，应当以包括国内同类产品在内的最窄产品组或者范围的生产确定。
6、 确定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应当提供的信息和证据材料：
在论证倾销与损害因果关系时，应主要收集未以倾销价格销售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的情况、国内同类产品的市场需求和消费模式的变化情况、国外或国内生产者的限制贸易的做法及它们之间的竞争情况、产业管理状况、贸易政策的影响情况、技术发展以及国内产业的出口实绩和生产率的变化情况，不可抗力因素等对国内产业损害影响的说明。申请人认为上述某个别因素不适用的，应予说明。7、
申请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四、反倾销应诉对策
1、态度要积极，反应要迅速
不应诉等于坐等败诉，结果必然是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率并被挤出国外市场。因此态度要积极，变被动为主动。
2、充分配合调查
反倾销现场核查的结果与最终裁决有很大关系，所以企业面对调查机关的现场调查一定要全力以赴，组织人员，明确分工，切切不可马虎。
3、填写调查问卷要一丝不苟
调查问卷是国外调查机关进行调查的一种重要形式，涉及的内容很多，比较复杂。在填写调查问卷时，应当由专业律师严格把关，选择最佳方案。
4、产品范围抗辩
有关公司应注意自己出口的产品或者产品的等级和种类是否被列在被调查产品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应诉公司可以提供充分证据，说明自己的产品不应当被包括在调查范围之内或者要求调查机关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外。
5、 市场经济地位抗辩
要说明被提起反倾销调查的产品和产业属于典型的市场经济，积极争取被诉产品正常价值的直接适用。
6、单独税率抗辩
在是否单独税率问题上，调查机关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美国商务部基本上给予了中国应诉公司的“单独税率”的待遇。欧盟考虑的主要是企业的大部分股份是否国有、公司管理层中是否有政府官员、公司是否有权自行雇佣和解雇员工并自行决定其工资、公司用地是否按照市场经济标准从国家购买或租用等因素。
7、替代国或替代工业部门的选择
替代国的选择是反倾销应诉成败与否的重要步骤。美国商务部在调查中选定替代国时的标准是：（1）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2）该国也大量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常常采用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巴西、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作为替代国。欧盟采用工业部门替代法，主要考虑这些因素：是否存在相同产品？制造工艺和技术以及生产标准是否存在相同性？价格水平是否存在可靠性？行政管理是否存在便利性？
8、适时进行价格承诺，以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份额。
调查机关作为肯定性初裁后，应诉企业可以申请价格承诺以确保一定的出口额。
9、要成立专门的应诉工作组
反倾销工作千头万绪，工作量大，参加应诉工作的人员须精通生产、销售、财务等各道环节的法律知识和相关业务知识。只有成立强有力的的工作班子才能达到目的。
10、要聘请具有专业知识的律师
反倾销案件是专业性非常强的案件，而且时间跨度长，因此必须聘请专业律师参加，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11、 争取各方面支持
一是应诉企业应当取得中国政府以及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的支持和配合；二是调动所在地进口商和最终用户的积极性并争取其配合，争取调查机关充分考虑其利益。
第二节
应诉反倾销的历程（中国苹果汁出口美国）
11月25日，我国浓缩苹果汁行业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历时4年多的对美反倾销上诉案随着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的最终判决而终告结束，中国五家上诉企业，烟台源通、山东中鲁、陕西海升、青岛南南和三门峡湖滨的“零税率”得以最终确定。
这意味着，美国商务部2000年就我国浓缩果汁倾销进行裁决后，相关企业历时3年的反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据悉，这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农产品行业应对反倾销方面最成功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此案件进行过程中，我国对美出口浓缩苹果汁由1998年被诉后的出口金额3000多万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5778万美元。中国仍为美国市场最大的供应国。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果汁分会负责人称，此后获得零税率的我国六家企业（此判决前已有一家企业获得“零税率”待遇）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复审，也不需要再支付任何的反倾销税。已经支付的反倾销税也将被退还。
但他同时指出，透过苹果汁案，也显出我国农产品企业、协会、相关部门在应诉机制上存在一定问题。反倾销调查的时效性非常强，立案后的调查程序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一旦做出裁决，则很难再更改。
他说，在反倾销调查立案前，多数企业对参加起诉持观望态度，而此阶段是聘请律师指导我国企业的最佳时机，将对立案后的结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此时多数企业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对方不起诉上，由此丧失有利时机。
另外，该负责人认为，如果中国商会或出口企业在未起诉阶段，就与起诉方公司进行交涉，也有可能将案件平息。一旦立案，就显得十分被动。
■ 回顾
1998年，美国苹果汁生产商酝酿对从中国进口的浓缩苹果汁提起反倾销诉讼。他们认为：1995年到1998年间，中国浓缩苹果汁对美出口量增加了近10倍，平均价格下降53%.
同年10月，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组织有关出口公司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制定了出口最低限价和协调办法，对美出口价格每吨上调60美元。12月，食品土畜商会在青岛再次召开了协调会，企业一致呼吁有关出口公司共同遵守限价，稳定出口市场。
1999年5月6日，美国苹果汁相关企业向美国商务部递交了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征收91.84%的反倾销关税。11家中国果汁企业在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率领下参加了应诉工作。
2000年7月4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终裁结果：中国应诉企业被裁定的反倾销税率平均为14.88%；未应诉企业的税率为51.74%.应该说，这是我国自1984年以来农产品行业在美国商务部反倾销应诉中在税率裁决方面取得的最好结果。
同月，在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组织下，除了取得零税率的公司和原审调查阶段退出应诉的公司，共九家公司就美国商务部不公正的裁决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上诉，认为裁决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要求美国商务部进行重新修正。
2002年6月19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作出裁决，支持中国浓缩苹果汁上诉企业5个主要辩点，认为美国商务部的裁决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或与法律规定不符，要求美国商务部对原审终裁进行重新修正。
2002年11月1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原审的重审结果，继一审安利获得“零税率”，又有山东中鲁、烟台源通等五家企业获得“零税率”。
2003年3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发了第二次表决意见。意见中，美法院确认了美国商务部在2002年11月对我国山东中鲁、烟台源通等五家浓缩苹果汁上诉企业“零税率”的再次核算。
第三节
应对反倾销，四次抉择（中国苹果汁出口美国）
“美国商务部９日已签署了反倾销修正令，我们的苹果汁应诉企业彻底胜利了。”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简称“食土商会”）副秘书长张志彪打电话给记者时，语气平淡中透出一股欣慰。
作为中国企业应诉美国苹果汁反倾销案的直接组织者，张志彪经历了该案至今所有过程。他表示，此案中，中国应诉企业的团结一致精神是少见的；应诉企业集体抗辩美国商务部裁决不公案胜诉，在中国反倾销史上是首例；美国商务部终裁五家９％－２７％的税率，全部退回原审０税率，并退回已征收的所有反倾销税和利息，也是绝无仅有的。
“灭顶”消息传来 果农含泪砍树
１９９８年８月，美国苹果汁协会举行了一次普通会议，当时唯一的中国会员单位——陕西海升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亮代表参会。
“会议中途，我被组织者‘请’了出去，剩下的人关门继续开会。”高亮回忆说，“我感觉不妙，四处打探消息后终于得知，他们酝酿要对中国浓缩苹果汁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
陕西省商检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接到海升公司的信息后，陕西省政府立即开始行动，多方收集信息、研究对策，并派外经贸厅、省商检局、海升公司代表与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联系。”
几乎同时，美国进口商也传来信息，中国浓缩苹果汁可能受到反倾销调查。
上述信息同时反馈到食土商会。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食土商会，深感问题的严重性：我国浓缩苹果汁基本以中低档果为原料，不仅降低了苹果汁的生产成本，还给陕西等地偏远山区的脱贫带来莫大希望。我国浓缩苹果汁当时９５％依赖出口，美国又是最大的市场。
“一旦出口美国受阻，对广大果农和苹果汁生产企业来说，不啻一场‘灭顶之灾’。”张志彪说，“据企业反映，当时有的果农听到消息后，已开始含泪砍树了。”
对于年轻的中国浓缩苹果汁行业来说，这无疑是最严峻的“生存考验”。这个在国内不太起眼的行业，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四五家生产厂起步，经过１０多年的发展，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产业逐步形成规模，主要是在出口拉动下成长的。最早出口美国市场的山东中鲁果汁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国投中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中柯说：“在一定程度上讲，作为中国浓缩苹果汁最大进口方的美国市场，培育了我们这个行业。”
第一次抉择：应诉还是不应诉
因美国市场而兴起的中国浓缩苹果汁行业，难道也要因美国的反倾销而衰亡？浓缩苹果汁行业的第一次抉择，可以说是“生死抉择”：应诉还是不应诉？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向来分散经营、互不通气的苹果汁生产企业，首次坐到了一起。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９日，食土商会组织有关企业在西安召开紧急会议。
张志彪说：“遭遇反倾销时国内企业不够团结，不应诉或应诉不坚决，甚至互相拆台，导致本没有倾销的被国外裁决倾销，本可以获得较低税率却被裁决为高税率，一直是我国反倾销应诉工作中的难点。如何让苹果汁企业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避免出现以往以邻为壑的局面，是应对好即将到来的反倾销的前提，也是当时开会的出发点。”
会议明确提出，只有团结一致、坚决应诉，才是企业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为扭转目前苹果汁输美价格偏低的被动局面，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实行行业自律，提高出口价格。
然而，在能不能提高价格、提到什么程度问题上，却经过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这时，“龙头”企业发挥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作为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之一，中鲁提出了每吨上涨６０美元的建议。会议最终确定了这个对后来应诉具有重要意义的出口自律价格。包括山东中鲁、陕西海升、烟台源通、北方安德利等在内的１１家企业表示坚决应诉。
同年１２月８日，食土商会于青岛再次召开了苹果汁出口协调会，成立了苹果汁分会。山东中鲁总经理李中柯出任分会理事长，陕西海升董事长高亮等任副理事长。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使行业有了明确的协调机构，为应诉提供了组织保障。
两次会议效果立竿见影。在美国市场，中国浓缩苹果汁价格随后每吨上升了８０美元至１００美元，打乱了美方部署。更令人感到振奋的是，个别参加起诉的美国公司，对是否起诉产生了疑虑，退出了起诉行列。两军对垒还未开战，我方就先下一城，挫了对方锐气。
为真正做到“打有准备之仗”，商会和苹果汁分会一方面严格要求出口企业避免低价报盘，另一方面则统一聘请了具有相当反倾销案经验的美国格伦菲尔德律师事务所，对我出口公司进行了预审计调查，使有关出口公司对反倾销程序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律师则掌握了我国浓缩苹果汁生产成本构成情况，为后来争取适合我国生产情况的替代国打下了基础。
经过前期较量，美国苹果汁反倾销之战最终还是“开打”了。
１９９９年６月初，美国苹果汁协会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进行反倾销调查。诉方称，中国浓缩苹果汁“倾销幅度为９１．８４％。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８年，中国苹果汁从３０００公吨激增至４００００公吨，增幅达１２００％；出口价格却从１９９５年的每加仑７．６５美元降至１９９８年的３．５７美元，降幅超过５０％”。诉方要求，对中国浓缩苹果汁征收９１．８４％的反倾销税。同月２７日，美国商务部决定正式立案调查。
为达到将中国浓缩苹果汁挤出美国市场的目的，美国诉方还在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５日、９月２４日，动员了２１名参议员、５１名众议员分别联名致信美商务部，要求提前对本案作出不利于中国企业的裁决。美国商务部迫于压力，多次拒绝我方的合理延期申请。
获知上述情况后，食土商会立即向我有关部门汇报，寻求政府支持。有关部门迅速将上述情况通报我驻美国使馆经商参赞处，请其向美国商务部表明我政府立场，要求美国商务部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作出公正裁决。我驻美国商务处官员多次约见美国商务部官员，表达了我政府对本案调查的关注。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初裁结果。尽管我方在应诉过程中面临种种不利因素，但在我政府有力支持下，在商会的有效组织下，应诉企业仍得到了明显低于诉方要求的税率：我一家应诉企业得到了０税率，其他应诉企业的税率为９．８５％至５４．５５％之间。
第二次抉择：谈“中止协议”还是继续抗争
这个税率，使应诉企业面临第二次抉择：是继续抗争，还是妥协？
“有的公司面对税率相对较高的结果，要求谈‘中止协议’，即中国苹果汁行业自己承诺对美出口数量和价格，美方同意后才终止反倾销程序。”张志彪回忆说，“以前美国对我蜂蜜反倾销案，以‘中止协议’结束。美方只给我们当时出口量一半的配额，同时出口价格要美方提供，这是在当时非常不利的情况下采取的不得已办法，事实证明弊病很多。如果苹果汁也这样做，主动权全部交给美方，无疑将对我们非常不利。
食土商会立即组织企业召开反倾销应诉协调会，通过艰苦的说服工作，使应诉企业终于达成共识：“中止协议”不是最佳选择，现有税率更非公正结果，应继续抗争到底。
与此同时，认为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的美国诉方，又施出“重手”——在美国商务部终裁听证会前，诉方又向商务部提交了更高的印度榨汁苹果价格。如果商务部接受此价格，我应诉企业的税率将会大幅度提高。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方律师发挥了重要作用。律师通过其在印度的合作方，到印度德里市场进行实地考察，并拍摄了大量照片。在随后的美国商务部听证会上，我方律师出示了照片等证据，强有力证明了诉方提出的印度替代价格毫无根据。
２０００年６月５日，美国商务部对我浓缩苹果汁反倾销调查做出了终裁，结果对我而言好于初裁：我应诉企业税率为０至２７．５７％，其中一家０税率；应诉企业加权平均税率为１４．８８％；全国未应诉企业税率为５１．７４％。
第三次抉择：告不告美国商务部
上述程序结束，意味着反倾销原审阶段的结束，应诉企业从２００１年开始进入行政复审阶段。美国法律规定，企业连续三年复审结果都是“零税率”，且贸易量正常，美国政府才对该企业终止反倾销程序。否则，企业在５年内年年都要参加一次复审，确定上年内是否倾销。如果第５年复审仍裁定企业倾销，则反倾销令将再次延续五年。
但我方代理律师分析，美国商务部在裁决中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调查中存在诸多不公之处。按照美国法律，我国企业可以上诉，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状告”美国商务部裁决不公。如果胜诉，将直接推翻原审的不公裁决。
于是，第三次抉择又摆在中国苹果汁企业面前：是“状告”美国商务部，争取公正结果，还是承认既成事实，维持现有局面？前者的代价是耗日持久的官司、巨额费用的投入以及败诉的风险，后者则要忍受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不公正待遇。
２０００年６月初，在商会和苹果汁分会的组织下，国内苹果汁企业在珠海举行应诉协调会。张志彪透露：“在要不要告美国商务部以及如何告这个问题上，大家整整吵了一天半。”
结果令人欣慰。会议决定，在向美国商务部提出年度行政复审的同时，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上诉商务部裁决不公。除两家公司外（一家取得零税率，另一家于原审调查阶段退出应诉），其余９家应诉公司于２０００年７月提起上诉。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１日，经过商会和律师精心准备，商会代表我方参加了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进行的公开听证会。张志彪描述当时的情形说，我方律师“准备资料详实，引用法条例证丰富，发言有理有力”，而美国商务部及美国苹果汁协会律师抗辩发言“略显苍白无力”。而当时参加听证会的国内一家企业代表的描述则更为乐观，“我方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在上诉案的进行过程当中，美方组织发动苹果汁反倾销案的关键人物之一——当时的美国苹果汁协会主席辞职。”陕西海升董事长高亮谈起当时的情形，一脸笑意，“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就感到，胜利在向我们招手了。”
经过近两年的审理，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于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８日做出初审裁决，推翻美国商务部发布的针对中国浓缩苹果汁的反倾销令中关于替代国的选取、替代价格的选取、一般管理费用比率的计算、煤价格以及运输成本等５点关键内容。
根据法院初裁结果，美国商务部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７日修改其原审终裁结果：原审受到美国商务部实地核查的公司，烟台源通、青岛南南、陕西海升、国投中鲁、三门峡湖滨全部为０税率，使零税率由原审的１个扩大到６个。但在原审阶段获得平均税率、未被美国商务部核查企业，包括西安亚秦、咸阳富安、长沙工矿、山东食品，却由原审终裁税率１４．８８％上升至２８．３３％。
第四次抉择：是否继续向美商务部抗辩
“０税率的企业由１家变成了６家，这体现了公正的一面；但４家应诉未被核查企业，税率全部大幅上升，非常不公正。”李中柯谈到这一点时说，“当时商会和苹果汁分会的观点非常明确，必须把这些兄弟拉上来。”
按照美国反倾销法律，应诉企业中，被抽中核查的将获得分别税率，未被核查的将获得前者的加权平均税率；而未参加应诉的企业，将获得一个远高于加权平均税率的全国统一的惩罚性税率。其中，被抽查企业获得０税率的，不参加加权平均计算。
在６家参加核查企业全部为０税率的情况下，美国商务部没有可以用于计算加权平均税率的基础，于是简单地采用全国统一税率一半的方法确定平均税率。我方律师认为，这种计算方式是没有先例的，更没有法律依据。
为了彻底的胜利，商会向律师提出，在确保已有胜利前提下，继续向美国商务部抗辩，坚决把不合法的加权平均税率打下来。
２００３年３月，美国商务部根据我方抗辩，将加权平均税率调整为３．８３％。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宣布终裁结果：１０家应诉企业６家获零税率，４家获３．３８％的加权平均税率，未应诉企业一律为５１．７４％。按照美国法律，美国商务部还有６０天的上诉期。如果美国商务部上诉，则中国苹果汁企业言胜尚早。
至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０日，仍未有美国商务部上诉的消息传来。
２００４年２月９日，美国商务部签署反倾销修正令。签署后的反倾销修正令，完全遵循了国际贸易法院的终审裁决结果。
行业在“斗争”中成熟
迄今历时四年半的苹果汁反倾销案，我方取得了彻底胜利。但留下的经验教训，值得继续总结。
人们最关心的莫过于，投入巨大的人、财、物力打“洋官司”，到底值不值？在苹果汁反倾销案中，国内企业从应诉到上诉再到胜诉，仅律师费就花费近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在以前，人们看到的主要是这３０００万元的投入。现在，我们终于见到了‘效益’。”张志彪说。由于我方胜诉，美国海关已经收取的反倾销税保证金及利息将全部退还。仅中鲁、源通、海升三家应诉企业，应得到的退还金额就达５５８万美元。张志彪表示：“如果没有坚持到最后，这笔相当于全部律师费用两倍多的税，根本不可能退还。更为重要的是，在企业应诉的四年半中，美国市场不仅没有丢，而且中国企业份额还大大拓展。同时，行业自身也取得了飞速发展。１９９８年，应诉企业生产加工能力为１３５吨／小时鲜果，２００３年仅１至１１月份，应诉企业生产加工能力就达１３１５吨／小时，增长了近１０倍。”
李中柯则算了两笔“增收账”。一笔是“行业增收账”。按榨季计算，也就是２００３年８月到２００４年８月，我国浓缩苹果汁对美出口可以达到１５万吨。“取消反倾销税率后，每吨价格要比欧洲平均高出１００美元，行业将增收１５００万美元，折１．２４亿人民币。”另一笔是“果农增收账”。一方面我国苹果汁出口大幅增长，带动原料苹果需求增长。预计２００３年可以出口近５０万吨，按新增２０万吨苹果汁计算，需要苹果１５０万吨。另一方面，需求增长导致原料苹果价格也大幅增加，２００３年每吨比上年最低上涨１２０元。“两相综合，可使果农增收４．２亿元。”
陕西海升董事长高亮说：“这场‘斗争’，逼着海升大力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开拓了加、欧、澳、日等２０多个市场，使市场结构更趋合理，降低了以往对美国市场过分依赖的风险。”
目前，应诉企业大多成为行业内的优秀领头企业，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烟台安德利已于去年在香港上市。三门峡湖滨在新加坡上市工作已接近尾声，有望成为河南首家海外上市公司。国投中鲁在国内Ａ股上市已通过证监会审核，正排队等候上市。源通果汁等企业，其上市也已进入运作阶段。
对于苹果汁反倾销案的评价，中国食品土畜商会副会长倪如林的话或许最为中肯：“应诉反倾销的四年半，是苹果汁行业成熟、发展的四年半。希望今后更多的行业、企业，在遇到反倾销时能积极应诉，并在此过程中成熟、发展壮大。”
我国是世界第一苹果生产大国，苹果种植总面积３０００万亩左右，年产苹果达２２００万吨，占世界年产量的近５０％。丰富的原料资源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我国浓缩苹果汁行业快速发展，出口也大幅增加。１９９３年浓缩苹果汁出口仅０．４９万吨；２００２年达２９．５９万吨，占世界贸易总量的４１％；２００３年达４０万吨，占世界贸易总额的５０％以上。有关研究表明，２００７年我国浓缩苹果汁的出口量将达到６０万吨，占世界贸易量的６０％。
我农产品企业首次“告倒”美国商务部
历时四年半，耗资数千万，苹果汁反倾销案迎来公正结果
记者１１日从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获悉，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推翻美国商务部在中国苹果汁反倾销案中的不公正裁决后，美国商务部已于９日签署了反倾销修正令。根据修正令，我１０家应诉企业６家获零税率，４家获３．８３％的加权平均税率，未应诉企业税率一律为５１．７４％。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简称“食土商会”）有关负责人指出，由于这是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的上诉期满后，美国商务部根据法院判决结果签署的修正令，表明美国商务部已放弃上诉。这是中国农产品企业在反倾销案中，针对美国商务部的不公正裁决，首次“告倒”美国商务部。
至此，一个历时４年半、仅律师费就耗资近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的中国浓缩苹果汁应诉美国反倾销案，终于迎来了一个公正结果。
据了解，美国商务部不日将公布该修正令，修正令自公布之日起正式执行。由于我方胜诉，美国海关将已经收取的反倾销税保证金及利息全部退还。仅其中三家应诉企业得到的退还金额就达５５８万美元。
１９９９年６月初，美国苹果汁协会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进行反倾销调查，并征收９１．８４％的反倾销税。同月，美国商务部决定正式立案调查。
一直密切关注此事的食土商会立即组织企业应诉，１１家企业参加应诉（后一家中途退出）。美国商务部分别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和２０００年６月作出初裁与终裁。根据终裁，我应诉企业税率为零至２７．５７％，其中一家零税率；应诉企业加权平均税率为１４．８８％；全国未应诉企业税率为５１．７４％。
尽管终裁结果远低于美国诉方的要求，但仍是建立在诸多歧视性标准之上的，对中国苹果汁企业而言严重不公正。食土商会与应诉企业研究决定，继续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上诉，要求推翻美国商务部的不公正裁决结果。２０００年７月，９家应诉企业联名上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终裁零税率企业未参加上诉）。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分别于２００２年６月和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作出初审裁决与终审裁决。根据终审裁决，我１０家应诉企业６家获零税率，４家获３．８３％的加权平均税率，未应诉企业一律为５１．７４％。根据美国法律，美国商务部在终审裁决后６０天内可以上诉。美国商务部最终放弃上诉，并于２００４年２月９日签署反倾销修正令。
中国食土商会负责人表示，该案的彻底胜利，是国内企业团结一致、敢于抗争、成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典范。在此过程中，应诉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带动了整个行业的成熟。
根据食土商会的统计，在应诉的几年中，应诉企业不仅没有丢掉美国市场，其市场份额还大大增加。１９９８年，我国苹果汁应诉企业对美出口１９８２万美元。到２００３年，仅１至１１月份就出口７４６２万美元。中国浓缩苹果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由原来的１８％，增加到现在的一半以上。其中，有的应诉企业生产能力，２００３年比１９９８年剧增１０倍。
第四节
反倾销背后的利益之争（中国苹果汁出口美国）
“苹果汁案”摇摇晃晃在美胜诉
胜诉为温家宝访美锦上添花
“虽然是巧合，但对温家宝总理访美却是锦上添花。”对外贸易大学国际贸易学院教授薛荣久说。
历时5年的中美苹果汁反倾销战终见天日。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11月20日裁决，中国5家浓缩苹果汁企业以“零税率”告胜，同时法院以60天为期限，允许美国商务部上诉，否则将于明年1月19日，宣布中国5家苹果汁企业最终胜诉。
5家中国苹果汁企业分别是：陕西海升、山东中鲁、烟台源通、青岛南南和三门峡湖滨。
艰难5年胜诉路
中美苹果汁反倾销案肇始于1999年6月，美国苹果汁生产企业向美国商务部递交申请，称1995年至1998年3年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浓缩苹果汁数量增加了997％，出口价格却下跌了51％，对美国苹果汁产业造成损害，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浓缩苹果汁征收91.84％反倾销税。当年6月27日，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中国浓缩苹果汁案正式立案调查。
2000年4月7日，美国商务部单方面做出了对中国苹果汁企业的倾销裁决，中国应诉企业被裁定征收的反倾销税率平均为14.88％、未应诉企业的税率为51.74％。
高额关税迫使中国苹果汁企业绝地反击，在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组织下，除了取得零税率的公司和在原审调查阶段退出应诉的公司，剩余9家国内苹果汁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上诉，认为美国商务部裁决缺乏法律依据，要求美国商务部重新修正。后来，因为种种原因，4家中国企业退出上诉程序。2002年6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做出裁决，推翻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浓缩苹果汁的反倾销令中五点关键内容，支持中方就此五项内容的上诉论点，初裁反倾销税率为零。
又经过一年的反复答辩，在温家宝总理访美前夕，终于迎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5家中国浓缩苹果汁企业“零税率”的再裁决。
生产成本争议的背后利益
美国商务部第一次裁定中国苹果汁企业的销售价格低于成本价格。“但是美国定的成本不是我们企业财务上的成本，而是企业财务提供的消耗系数，比如一吨浓缩汁需要多少吨苹果，需要花费多少煤、电和人工成本，然后寻找第三替代国的数据计算出成本。在美国眼里，我们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乐静娜说。
美国商务部当时参照的第三国是印度，这自然遭到中国苹果汁企业的联合反对。在中国食品土蓄进出口商会的组织下，国内企业集资聘请美国律师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上诉。
“他们一直在鼓吹自由贸易，但实际上是他有钱就可以整你，为什么好多中国企业被反倾销打垮了，就因为打不起官司。打这场官司迄今，我们共花了300多万元，5家企业加起来差不多花了1500多万元。我们这次是不惜血本了。”乐静娜说。1998年陕西海升的销售额仅280万美金，但今年销售额近3000万美金，65％的市场在美国，且逐年递增。海升认为，美国的市场绝对不能丢，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赢官司。
美国近几年苹果汁本身已经缺乏竞争力，一些企业渐渐退出该行业，加之阿根廷和智利由于自身经济原因生产乏力，因此美国市场苹果汁短缺，中国企业逐步打入美国市场。根据去年USDA（美国农业部）年报显示，美国苹果汁生产量在逐年递减，1998年产量为15万吨，2002年至2003年为11万吨。“我们一直认为贸易就应该坚持自由与公平。美国的苹果汁工业没有竞争力，就应该接受现实。”乐静娜说。
据知情人透露，左右美国商务部的其实是美国苹果协会，美国苹果协会背后是其会员单位苹果加工商，而苹果加工商又由co－up（农业合作社）构成，所以美国商务部的意见直接受美国果农的制约。但美国商务部又不能直接起诉中国果农，因此美国为了寻找诉讼对象花费了很长时间。而美国果农对美国商务部的努力并不满意。
一位国内苹果汁企业负责人认为，美国对中国苹果汁增收关税其实双方都不利。苹果汁价格便宜，美国消费者受益，一些公司比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也受益。
如果明年1月19日，美国国际贸易法庭最终裁定中国苹果汁企业胜诉，届时美国商务部将返还中国5家苹果汁企业已经缴纳的约300万美元的关税和10％的利息。
反倾销压力下的应对之策
“官司之所以能打赢也在于我们精心准备，除了商会聘请的律师外，我们还自己花重金请律师，学习美国的相关法律。”乐静娜说。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薛荣久也有感触，他认为了解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是目前国内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产品受到进口国的反倾销指控，如果国内企业能拿出证据，证明其产品符合市场经济条件，就不会被征收反倾销税，如果拿不出证据，就要被按替代国的价格比照计算。”薛荣久说。
此外，薛荣久认为，国内企业也要了解贸易对象国的产业经济动态，改变自己的竞争策略。如果进口国经济情况比较好，一般不会发生反倾销争议。而国内企业目前大多仍是粗放式竞争，薛荣久表示担忧。“大家一味拼价格、拼优惠条件，是恶性竞争，更严重的是造成出口价格比国内价格更低，给对方以口实，希望国内企业将来能从以价取胜达到以质取胜。”薛荣久说。
在信息反馈渠道上，薛荣久更感到某种程度的不可思议，“比如国外早在4年前就发布对某种进口产品减少配额或取消进口，但我们国内现在才发布消息。”薛荣久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对国内企业增加信息渠道的透明性。美国征收反倾销税是依据该产品前五个月的价格，所以在此前国内企业可以灵活地将价格提上去，减少反倾销的诉讼。
第五节
行业协会在应诉反倾销中的作用（中国苹果汁出口美国）
在美国制造业接二连三对中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时，最近中国苹果汁企业终于打了一个“漂亮仗”。2004年2月9日，美国商务部放弃了向更高一级法院上诉的权利，签署了苹果汁反倾销行政修正令。根据修正令，中国10家浓缩苹果汁生产、出口应诉企业中，6家获零税率，4家获3.83％的加权平均税率。至此，中美之间从1998年10月开始，长达5年多的苹果汁反倾销案，以中方的全胜而告终。
在农产品反倾销案例中，企业能够通过法院告美国商务部并使其改变原裁定，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就是在美国也非常罕见。这是中国农产品企业在反倾销案中，针对美国商务部的不公正裁决，首次“告倒”美国商务部。代理中国企业进行此次诉讼的是美国的GDLSK律师事务所。该律师事务所是美国最知名的事务所之一。此前，他们曾代理中国企业参与了汽车挡风玻璃、球轴承、蜂蜜、钢铁盘条等多项有关贸易限制案件的诉讼，并都帮助中国企业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
据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次的苹果汁官司可谓一波三折。1998年10月，美国苹果汁协会酝酿对从中国进口的浓缩苹果汁提起反倾销调查。第二年6月，美国8家果汁生产企业联手向美商务部正式递交申请，要求对中国浓缩苹果汁征收91.84％的反倾销税。
面对指控，国投中鲁股份有限公司等苹果汁生产企业在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协调和指导下，展开了积极的应诉，并专门成立果汁分会，一方面进行行业价格自律，一方面联合起来应对反倾销调查。
由于中方的据理力争，美国商务部被迫数次修改了对苹果汁的裁定：从立案之初美方确定的91.84％到1999年11月初裁时的税率最高为54.55%，再到2000年4月终裁时的零到51.74％，总的加权平均税率为14.88％。
按说，这样的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得多，中方基本上可以满意了，但以烟台源通果汁集团为首的中国企业并不妥协，他们认为自己不存在倾销行为，即使是14.88%的税率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如果接受这一结果，就将失去相当一部分美国市场，因此，还非得跟美国商务部较个“真”，讨个“说法”。于是，9家中国果汁企业于2000年7月正式将美国商务部告上了法庭（终裁零税率企业未参加上诉），要求对终裁税率进行重新修正。
本案的胜诉将进一步巩固中国果汁企业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几年的官司打下来，中国苹果汁不仅没有被逐出美国市场，市场份额反而大大拓展了。由于税率不断下调，中国苹果汁应诉企业对美出口金额5年里增加了9倍，生产能力提高了8倍多。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榨汁生产线就在中国。而且，在中国苹果汁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每吨价格反而比应诉前的1998年提高了150美元。难怪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秘书长张志彪说，中国苹果汁在美国的市场是靠艰苦打拼赢得的。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苹果汁分会理事长李中柯认为，此案也同时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深刻的启示：
一、面对“洋官司”，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心，勇于应对。
在这起浓缩苹果汁反倾销官司之初，中国３０多家浓缩果汁生产企业，报名应诉的只有１５家，交钱的１１家，最后真正应诉的只有１０家。为什么其他企业不应诉呢？
李中柯说，现在国内企业打洋官司有“三怕”，一是“怕输”——中国的官司都不好打，打洋官司输了怎么办？第二是“怕难”——在不懂国际贸易法规的情况下，需要学习太多规则、法律程序的，还要请美国律师；第三是“怕痛”——打国际官司，请美国最好的律师，需要花大额的律师费。正是由于这“三怕”，才导致了一些不应诉果汁企业被迫接受最终51.74%高税率的苦果。
面对国际贸易纠纷以及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中国的企业一定要解决不良心态的问题，千万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和逃避思想，实践证明，唯一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就是必须要勇于面对，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奋起应诉，以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只能是接受沉痛的惨败。
二、要切实加强行业自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中坚作用。一起反倾销案子涉及的问题很多，反倾销调查的原因也很复杂，纵观浓缩苹果汁这个案子，应该说，与国内企业缺乏大局观念，无序竞争、低价出口有着重要的关系。
在浓缩苹果汁反倾销一案中，行业协会的作用功不可没。1999年６月，在美国第一轮反倾销调查之初，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及时召集行业企业就对美出口价格上调一事进行商讨。当时，业内企业的普遍反应是：别说提价，不降价能卖出去就不错了。对此，李中柯根据欧洲和南美的价格提出：美国市场中国果汁每吨可以提高６０美元。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达成共识，对出口美国的浓缩苹果汁价格每吨上调６０美元。事实证明，这一决定对以后的应诉向着有利于中方企业的方向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非市场经济地位”和“特保条款”影响我国应对反倾销。由于美国在中国入世谈判中将两项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条款强加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十五条‘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允许其它世贸组织成员方在中国入世后１５年内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时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体待遇，第十六条‘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允许其它世贸组织成员方在中国入世后１５年内对中国特定产品实施保障措施，成为时刻悬挂在进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中国在应对国外反倾销时更加困难。在浓缩果汁反倾销一案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企业进行立案调查时，由于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选用印度作为第三替代国确定我企业产品的生产成本，由于第三替代国劳动力等成本远高于我国，导致我国企业在初裁时被课以高额临时税。
近年来，经过我国政府长期不懈的交涉，欧盟1998年修订了反倾销法，对中国应诉企业在个案基础上给予市场经济地位。然而，该修订案及其实施表明，绝大多数的中国应诉企业并不能从修正案中获益。迄今因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用本企业正常价格比较出口价格，从而确定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率的案例十分有限。美国在浓缩汁反倾销一案中，对无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拒不适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本国企业的正常价格，进一步削弱了1998年修正案中对我国企业的实施效果。
四、政府应加强对行业的协调。
此次反倾销，政府部门和商会发挥了重要的支持和协调作用。国家需在宏观调控上，加强政府同行业的协调，行业与国外的协调等，避免出现生产线的盲目重复建设，产能的无序扩大而导致的恶性竞争，增量不增收。
浓缩果汁反倾销一案，历经四年多时间，行业共花费了近3000千多万元的费用，教训深刻，值得每一位行业内企业的高度警醒。行业内企业要引以为鉴，高瞻远瞩，团结自律，共同维护和打造中国的对外出口市场，要花少钱加强预警，避免打洋官司。
关于此案，现在许多人肯定还有这样一个疑问：花了近3000多万元打这场官司到底值不值？果汁分会理事长李中柯给算了两笔帐：一笔帐是据海关统计，中国今年出口美国的苹果汁到年底将达到１０万吨，占美国进口总量的５０％，由于是零关税，每吨比销往欧洲的价格高出近１００美元，今年８月到明年８月从目前申报出口美国签章的统计可以达到１５万吨，按１０万吨计算，可增加收益１０００万美元，折８０００多万人民币；按１５万吨计算，可增加收益１５００万美元，折1.23亿元人民币。另一笔帐是１５万吨浓缩果汁需要１１２万吨苹果，使农民卖果难的问题就有了一个较好的解决，按照今年西部平均苹果笔上年提价１２０元计算，农民增收将达1.35亿元。
苹果汁案的胜诉，有许多经验值得其他中国企业借鉴。首先是不要怕打官司，更不要怕打洋官司。同时，应该充分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在这次的苹果汁案例中，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先后在西安和珠海召开了果汁会议及应诉会议，发挥了行业协会的作用，对案件的胜诉功不可没。其次是不要怕花钱，更不要被巨额的律师诉讼费吓倒。在这次苹果汁官司中，虽然整个律师费花了200多万美元，但根据规定，美国海关将退还这几年向这些企业征收的临时反倾销税，以及这些税款的利息，仅最大的3家果汁企业就可以申退550多万美元。据记者了解，源通果汁公司是这次退还税款最多的企业之一。从1999年11月开始，他们共向美国海关交纳了200多万美元税款。现在，美国海关要连本带利如数退还这部分税款，而他们分摊的律师费还不到50万美元，所以“这个官司打得值”。另外，此案也很好地诠释了反倾销中“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那些想占便宜搭顺风车的企业终于得到了教训。这次牵头应诉的源通果汁等10家公司皆大欢喜，而没有参加应诉和中途退出的企业只能接受51.74%的高税率。这样的税率意味着他们将面临退出美国市场的境地。
第六节 企业挺身应诉,反倾销并不可怕
(中国打火机出口欧洲)
９月１１日，欧盟委员会在其官方公报中宣布，鉴于欧洲打火机生产商联合会已经撤诉，欧盟对中国打火机企业进行了一年多的反倾销调查将正式中止。这个决定对一直积极应诉的中国打火机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围绕这场打火机官司所引起的话题，却远没有结束。
实际上，中国打火机企业遭遇欧盟的反倾销打击早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便开始了。
１９９１年，欧盟裁定中国的一次性燃气打火机在欧洲市场上“低价倾销”，并课以１６．９％的反倾销税。１９９５年，欧盟改变反倾销税征收办法，对每只中国产的一次性燃气打火机加征相当于０．０６５欧元的反倾销税。到了１９９９年，欧盟将反倾销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某些可充气的打火机。由于欧盟的反倾销税征收期一般不超过５年，因此到了２０００年，欧盟打火机生产商又要求将反倾销税的征收期延长５年。同前几次一样，由于中国打火机企业无一家应诉，欧盟很快作出了有利于欧盟打火机生产商的裁决。在反倾销问题上屡屡“尝到甜头”后，欧盟打火机生产商联合会又故伎重演，于２００２年再次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反倾销申诉，并扩大了指控范围。该联合会指控中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生产的所有燃气打火机（一次性的和可充气的）在欧洲市场上倾销，并对欧洲相关企业造成了损害。
面对步步升级的“反倾销大战”，中国打火机企业已经退无可退。毕竟，欧盟是中国打火机最大的出口市场。以中国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温州为例，其每年出口的约６亿只打火机中有很大一部分销往欧盟。在欧盟发起新的反倾销调查后，终于有２０多家中国企业挺身应诉了。其实，欧盟的反倾销并不可怕。欧盟有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反倾销政策和法规，如果中国企业应对得当，有比较过硬的证据，就有可能在反倾销调查中胜诉。这次就有５家中国打火机企业向欧盟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并都在去年１０月获得了欧盟的批准。这不仅为中国企业在这场反倾销官司中赢得了主动，也为欧洲打火机厂商的撤诉埋下了伏笔。
据熟悉这场打火机官司的人士介绍，欧洲打火机厂商之所以主动撤诉，一方面是因为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对它们并不有利，且中国企业也有证据显示欧洲的打火机产业并未受到“实质性损害”；另一方面，欧洲打火机生产商担心“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使目前对中国打火机征收的反倾销税被取消。
欧盟委员会在去年６月正式发起反倾销调查时，便明确表示：由于这次反倾销的调查范围与此前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有重叠情况，如果这次反倾销调查作出结论，此前所采取的反倾销措施都将根据此次结论进行调整。也就是说，一旦欧盟委员会得出“中国打火机没有倾销”的结论，目前对中国某些打火机征收的反倾销税也将被取消，这显然是欧洲打火机厂商们所不愿看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打火机厂商联合会才主动撤诉，而欧盟委员会也拒绝了中国一些应诉企业“将调查进行到底，还中国企业清白”的要求，只是宣布中止最新的反倾销调查，并未作出任何实质性的结论。欧盟此前对某些中国打火机征收的反倾销税也仍然得以保留。
应该看到，中国企业在这场反倾销官司中只是赢得了初步胜利，欧洲打火机生产商仍然有可能再次提出反倾销申诉。此外，业内人士还强调指出，中国打火机企业在欧盟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局限于反倾销，更大的困难在于欧盟去年通过的ＣＲ法规要求价格在２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安装儿童安全锁。
安装安全锁不仅将大大提高打火机的成本，更由于安全锁的技术专利大都掌握在外国厂商手中，中国的打火机企业将被迫受制于人。由于ＣＲ法规只对生产商提供了２年的过渡期，中国打火机企业必须急觅对策，才有可能彻底在欧盟市场站稳脚跟。
第七节 反倾销官司台前幕后
(中国打火机出口欧洲)
国际在线报道：入世后，中国产品在卸去关税压力后，低成本优势将得到极大发挥，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非关税壁垒，如知识产权、技术环保标准等。其中最频繁发生的是反倾销。喧嚣一时的温州打火机的CR案和反倾销案，揭示了中国走向制造业大国仍有巨大的障碍要克服。
周大虎现在是温州打火机行业的代表人物。接受记者采访之前，他刚刚以温州烟具协会会长的名义在北京参加了全国工商联成立50周年的庆祝会，在一连串的电话中他都不无夸耀地向朋友宣布：“贾庆林也来参加了……我在会上还发了言。”
周大虎有理由骄傲，因为10年前他还是一个邮电局的普通职工。1991年他妻子所在的温州汽水厂破产，妻子拿到了5000元下岗费，周大虎于是在自己40平方米的家里辟出了一块地方开始做打火机，10年以后他已经可以站在中国工商业界最高的讲坛上代表这个行业讲话了。他的经历，恰好是温州打火机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的过程，而他之所以受关注，也正因为他代表的温州打火机行业，刚刚打赢了一场官司：欧盟的打火机反倾销案。
从1991年开始，全球打火机产地开始从日本转向中国温州。“其实在温州打火机行业我是个很晚入行的人，1985年温州就有人在搞打火机了。但是老外买家还不多，因为产业主要还是在日本。但是到了90年代初，打火机的产业转移已经开始了，原因很简单，温州的价格实在便宜，一只打火机，日本生产的价格大概相当于人民币300～500元，温州只要10块钱人民币，到了欧洲市场温州价格最高的也只有七八个欧元，日本的价格要几十甚至上百个欧元。于是欧美商人都开始到温州下订单了。”周大虎对记者说。
“日本人也想和中国人争啊，他们的价格不断下调，从300元调到280、250元，最低调到过200元，但他们人力成本实在太高了。日本最高峰时100多家打火机厂，现在基本都关掉了。”
而在此期间，温州的打火机厂也经过了一次质量的洗礼。1992年前后，温州打火机需求极旺，原有厂家都开始追求产量，下调设计标准，最高单个人工日产量要达到500只。周大虎差点因此破产，因为他保持原来的质量标准不变，结果不但利润减少，工人也因为工资少跑掉了。他贴上了前两年的利润来重新培训新手，亏损非常厉害。到1993年底，经过一个市场循环后，商人们发现温州打火机有好有坏，开始对厂家有所选择。在温州最高峰时的3000家打火机厂中，有9成打火机厂商因为没有了订单而失去生存基础。订单集中到质量过硬的厂商手里，所以没花多长时间，大虎打火机厂就成了年产1500万只的大户，其中外销比例高达80%。
从打火机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后，销售纠纷就没断过。
在中国入世以前，欧盟分别在1995年和1999年两次对一次性打火机的进口加税；美国在1994年全面实行CR法案，当时几乎把所有温州打火机逐出美国；在中国即将入世的1998年，欧盟仿照美国提出CR法案，到2003年底将进入实施阶段；2002年，欧盟又提出对中国出口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所谓的CR法案指的是在打火机销售中，普及率高的打火机必须加装安全锁装置，以防儿童玩耍。而普及率高的定义，就落在销售价格上，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落入套中。CR法案对温州打火机有相当针对性，因为大部分温州打火机的价格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而法案中的安全锁装置专利多为国外公司控制，对温州打火机的成本有很大的影响。
在欧美市场中，美国市场因为CR法规实行得很早，对温州打火机树起高壁垒，所以温州货进入较少，虽然总市场可能与欧盟差不多，但温州打火机进入美国的销售大概只有欧盟的20%。但近两年来，已有厂家琢磨出绕过CR法案的方法，所以周大虎说最近温州打火机的美国生意做得不错。
事实上，在欧美两大市场的一系列案子背后，都有个竞争对手作为发起人。在欧洲，温州打火机的对手是BIG公司；在美国，对手是名声很响的ZIPPO公司。温州商人10倍之差的成本优势在不经意之间，与这两大“地头蛇”结下了梁子。
在欧洲，BIG公司是生产一次性打火机的霸主，虽然温州打火机厂商生产的都是可充气的金属外壳打火机，但由于价格相对来说过于便宜，温州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在欧洲售价最便宜的只有3欧元，而欧洲市场上一次性打火机的出厂价为0.5欧元，销售价要一欧元，这已经影响到一次性打火机的销售。而BIG公司推动欧盟提出CR法案和反倾销案的目的，就在于提高温州打火机的成本和价格，扩大自己的市场空间。
外部世界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当地进口商就极其倾向中国方面，当然利益是重要的推动因素。欧盟将对打火机实行CR法案的信息为温州业界所知，最早就来自于2001年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会长克劳斯·邱博发给温州日丰打火机厂老总的一个传真。据说这个欧洲商人为了反击欧盟对中国打火机生产商的劳工条件歧视，还亲自为一个电视片配音。
欧盟的CR案是温州商人们集体行动的第一个案例。在获知欧盟动向后，温州商人通过媒体在国内掀起了影响很大的新闻波，同时组成申诉团，会同政府的外经贸部公平贸易局的政府官员，在欧洲巡回访问，试图推动法案发生变动。
但是温州打火机厂商试图推动法案变动的努力没见效。在申诉团成员、温州烟具协会秘书长林嵘看来，中国人在这个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规上的发言实在是太晚了。1998年欧盟开始动议CR法案，2001年中国人才获知信息，当申诉团2002年3月起程时，欧盟已经进入最后表决了。
而在其中，政府部门责任不小。欧盟在动议CR法案时，曾将信息传达给中国的质检机构，但这个信息一直停留在政府部门里——全是民营企业的温州打火机业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实在太少了。所以CR案最后的表决结果是：2003年底开始在欧盟范围内实行此法案。
不过申诉团也有收获，在历经与欧洲标准化委员会、欧盟健康与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和法国BIG公司的交涉以后，申诉团得到了欧盟相关官员尽快启动相关修正法案的承诺。承诺背后，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不可小视，温州打火机业内人士透露，在十多轮多边谈判中，随团同行的中国官员态度强硬，多次表示如果欧盟的CR法案得不到合理的修正，中国将同样使用非关税贸易壁垒来对付欧盟出口中国的商品。
相当的可能是——至少周大虎这样认为，正因为CR法案有可能被修正、同时由于之后大量绕过CR法案的方法已经开始流传，所以就在2002年6月，欧盟的CR法案通过后一个月，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而在这场官司中，温州打火机协会取得了全胜。
CR法案虽然失利，但它对温州商人的影响却非常之大。首先它使商人们对贸易法规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与美国CR案温州无人应诉、欧盟CR案三年之后才为温州人所知不同，欧盟反倾销案几乎一出现就为温州商人高度重视。
“CR法案是政府案，厂商只起到申诉作用。反倾销案是一个民间案，起诉的对方是欧洲打火机生产商协会，温州方必须有人应诉，否则过了诉讼期将作自动放弃论。但是单个温州厂商的实力都不足以担当这样的诉讼，因为总费用是200多万，这还是对方放弃诉讼的结果，真打起来，费用可能还要翻倍。”周大虎说。
知道反倾销案的开始几天内，虽然商人们在大小聚会中不断谈起此事，却没有人出头应诉。
第八节 应诉反倾销企业间的利害关系
（中国彩电对美国出口）
5月14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对华彩电反倾销案作出终裁裁定，中国彩电对美国同行业构成损害。此前的4月13日，美国商务部已经就倾销幅度对该案作出终裁，中国彩电企业被裁定的倾销幅度从4.35%到78.45%不等。历时整整377天，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终于告一段落。
尽管迄今为止，中国产品遭遇的外国反倾销已经超过600起，但是，美国对华彩电反倾销，无疑是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个案。
五河公司半路杀出
相信在2003年5月2日之前，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美国有一个五河公司。
2003年5月10日之后，五河公司突然声名鹊起。因为这家只有700多人的小厂，竟然横刀立马，提起反倾销诉讼，要将比它强大数百倍的中国彩电和马来西亚彩电挡在美国国境线之外。和五河公司一起出面起诉的，是另外两家工会组织。
消息传出，中国传媒一片哗然。
传媒哗然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彩电祸不单行。欧盟和美国是两个全球最大的彩电市场。在欧盟市场方面，中国彩电因屡遭反倾销，不得其门而入长达15年，2002年8月29日终于获准重返。没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美国的反倾销大棒又当头打来。
原因之二，在很多中国同行眼里，美国是没有彩电工业的。在美国市场出尽风头的，全是非美国品牌的彩电。所以，该案的出现让人措手不及。
原因之三，就是五河公司。这家公司是如此的默默无闻，当它出现在反倾销起诉书名单上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问：它是谁？干什么的？生产什么？不但中国人问，连美国的彩电经销商也问。
最开始的消息显示，这是一个生产彩电零部件的工厂，最后证明这是个为其它国际厂商组装彩电的工厂。总之，这是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厂。
就是这个小厂，掀起了滔天巨浪。
9日会议秘而不宣
2003年5月9日，在北京，相关方面召开了应对美国反倾销的会议。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无法洞悉这个会议的实质目的。据透露，这其实是一个挑选律师的会议。
按照近些年的规矩或者惯例，凡是中国企业遭受外国反倾销调查的，都由相关的进出口商会负责协调应对工作，包括向企业推荐律师。
还有消息显示，这个会议有10多家律师所参加。由于竞争激烈，而且事关各律师所的代理前景，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律师都对会议内容秘而不宣。
京城媒体的消息来源几乎全是一个人，一位律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该律师已经注定出局。本报记者分析，该律师大概是因为中标无望，又想扩大影响，因此一举将消息曝光。因为记者收到的该律师的材料里，列举了一长串的反倾销应诉辉煌战例。
这样的举动正好歪打正着，让中国媒体尽早知道了这场反倾销官司。
所以，绝大部分中国媒体报道此案，都是在5月10日之后。这比五河公司的起诉时间至少晚了8天。
幕后黑手疑云满天
彩电被美国反倾销，当然是一件大新闻。由于不相信五河公司能掀起这么大的浪头，该案幕后另有黑手的传言不胫而走。
被怀疑的对象，有日本的、有欧洲的。
2003年5月16日，法国彩电巨头汤姆逊就被怀疑一事公开向中国媒体发出声明，否认自己是这场诉讼的“幕后主谋”。汤姆逊方面表示，他们并没有在美国本土生产电视机，所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及可能参与美国对外国电视机生产厂家进行起诉的倾销案。汤姆逊与众多的北美业界及中国彩电业有着商务关系，故而，汤姆逊也密切关注该案。
同一时间，本报记者致电飞利浦中国公司，询问对该案的看法。飞利浦表明鲜明立场之余，也竭力撇清自己与该案的关系。
到2004年，又有媒体宣称，日本公司对起诉方五河公司进行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尽管疑云满天至今不散，但是，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中国企业，抑或中国企业的代理律师，任何一方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谁是五河公司的幕后主谋。
这个疑问，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
四川长虹承受指责
第一个不和谐音是对长虹的指责。
由于在对美彩电出口中，长虹占据的份额最大、增长速度最快、价格最具竞争力，因此，部分彩电企业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发表了一些议论。
2003年5月19日，备感委屈的四川长虹向全国媒体发出公开信。在信中，长虹表示：国内个别媒体的报道和个别企业的言论，让长虹深感悲哀。这些言论缺乏应有的谨慎和立场，伤害民族利益，也未顾全大局。长虹认为，此次反倾销影响的决不止于申诉年限而是将长期影响中国彩电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和进程，因此，国内彩电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共同的。长虹恳切呼吁业内同行及媒体，尽快达成一致对外的共识，为中国企业的应诉创造积极的舆论环境。
尽管长虹发出了诚恳的呼吁，但是，纵观整个应诉过程，其他彩电企业对待长虹，似乎仍是若即若离。在某一个时段，长虹曾经想联合其他企业做一个大动作，最后没有得到响应，不了了之。
事实上，长虹的应诉结果对中国其他彩电企业影响极大。因为没有被特别调查的企业，美国调查机关在计算其倾销幅度时，是加权计算的。长虹由于出口美国数量大，权重大，所以影响大。其他企业的倾销税率，都是向长虹的方向倾斜。
事实的结果，是长虹在4家被特别调查的企业中，倾销幅度最大，所以其他5家未被调查的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相对也大。
聘请律师各走各道
尽管有消息显示在2003年5月9日的北京会议上，中国彩电企业达成了共同聘请律师的共识，但是稍后的迹象显示，这样的共识还是发生了变化。
其中之一就是传出了创维、TCL、康佳、海信联手聘请律师的消息，后来又没了动静。
机电商会代表所有涉案企业共同聘请了美国普恒律师事务所，厦华、长虹、海尔、TCL仍单独再聘请了各自的律师事务所。
据了解，机电商会的律师主要负责的是应付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损害调查，企业各自聘请的律师主要应付美国商务部的倾销幅度调查。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自的角色还是有些混乱。
长虹和厦华先行一步，两家公司各自聘请的律师率先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递交了应诉申请。申请文件随即被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公布。
最后，中国应诉企业达到9家。
彩电成本印度替代
由于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调查中计算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时，一直采用第三国替代的办法，即用外国相关生产要素的价格来计算中国产品的成本。
五河公司在申诉书中认为，在之前所有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均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根据美国的相关法规，一个国家只要有一次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判例将维持下去，除非该规定被撤销。
因此，五河公司提出了3条理由，建议美国商务部将印度视为该案中国产品的替代国：第一，印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第二，印度也是一个彩电生产大国；第三，两国平均国民收入相当。
既然起诉方提出了要求，美国商务部顺水推舟，将印度视为中国产品的替代国。
马来西亚彩电外交
马来西亚彩电是本案的共同被告。本案开始不久，马来西亚外交力量迅速走上前台。
2003年5月30日，马来西亚驻美大使代表本国政府分别给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出公函，这份公函引用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的有关条文，为马来西亚企业进行了积极的辩解。
该公函认为，根据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第6条5款1目的规定，“(反倾销调查)主管机关应该要求提供机密信息的利害关系方提供此类信息的非机密摘要。这些摘要应该足够详细，以便能够合理了解以机密形式提交的信息的实质内容”。但是，马来西亚政府认为，美国五河公司等起诉方提供的起诉书的非机密摘要并不能让人很明确地了解基于数量、价格和盈利等方面所得出的美国企业的受损害程度。起诉书所声称的受损害看起来不是基于翔实的证据得出的，更像是毫无道理的固执已见。另外，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其他国家对美彩电出口明显高于马来西亚，但却没有被指控。
除了引述上述条款的规定，该公函还引用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第5条5款、第4条1款的规定，对起诉书的指控进行一一反驳。最后，该公函认为，起诉书仅仅根据一些肤浅的信息进行似是而非的推论，很难真正得出马来西亚彩电对美国同类行业造成损害的结论。因此，马来西亚政府要求美国反倾销主管机关对该案进行调查时谨慎从事。
本案的最终结果，马来西亚无损害。
损害初裁中国落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初步裁决对本案影响巨大，如果它裁决中国彩电对美国同行不造成损害，那么这个案子就结束了。如果它裁决损害成立，那么美国商务部将继续就倾销幅度进行调查。
所以，2003年5月23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裁前的听证会上，中美双方交锋异常激烈。
五河公司表示，中国和马来西亚生产商先是侵入美国小尺寸和中等尺寸的市场，后来在大尺寸和超大尺寸产品方面又有大量销售。面对来自中、马两国产品的冲击，美国生产商采取任何一种措施，都会使生产线停产、工人下岗、劳资摩擦持续不断。
中方认为，作为该案主要起诉方的美国五河公司，只有700名员工，主要生产一些家电的配件，比如彩电的机壳。1997年，该公司购买了一条飞利浦的彩电生产线，生产少量的彩电。这样的企业规模和生产能力根本不足以代表美国彩电工业。世界著名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的代表在听证会上也介绍说，“沃尔玛与世界上的彩电制造商有着广泛的接触，并且总是欢迎与新的供应商进行接洽，但是，沃尔玛从未听说过五河公司，而且也从未与五河公司接洽过。”该代表还说，“令我们很惊讶也很失望的是，五河公司选择了提起诉讼而非提起电话与我们接洽。我认为，如果五河公司是一个彩电生产商的话，它至少应该乐于先尝试卖一些彩电给我们，或者至少让我们给它一个拒绝它的机会，然后再申请进口救济。”
2003年6月1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0的票数初裁认定中国彩电对美同类工业造成损害，中国彩电企业先输一阵。
主动出手登记备查
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初裁之后，美国商务部的倾销幅度调查就显得非常重要。如何才能在商务部的调查中抢得先机，只有一个办法，争取成为抽查对象。
最开始，相关律师分析，美国商务部将会在应诉的9家中国彩电企业中选择2家作为抽查对象，其中长虹由于对美出口遥遥领先其他企业，是当然的被抽查对象，另外一家是谁，还是未知数。如果企业被抽查，将有可能获得低于其他企业的分别税率，自然就处在有利位置。
厦华第一个向美国商务部登记备案，要求被抽查。除了厦华，康佳也进行了登记。
2003年7月22日，美国商务部发出通知，长虹、厦华、TCL、康佳被被选中为特别调查对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厦华品牌推广部经理孙光荣表示厦华被抽中是“如愿以偿”。
幅度初裁高达四成
2003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中国彩电反倾销调查的初裁结果。其中被抽中接受特别调查的企业的倾销幅度分别为：长虹45.87%、厦华31.70%、TCL31.35%、康佳27.94%，其他中国彩电企业的倾销幅度统一为40.84%。
在此项裁定作出之后，美国进口商向美国政府的一个托管帐户缴纳了与倾销幅度相适应的保证金。
这项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彩电企业纷纷表示不满，同时又积极准备，要在终裁中扳回一城。这个时候，比较有经验的业内人士就表示，这只是初步计算的结果，一般都会含一些资料提取以及计算方面的差错。接下来，美国商务部将派人赴中国4家企业进行核查，以确定最终的倾销幅度。那个时候才是关键。
幅度终裁大幅降低
惟一的机会就是美国商务部的实地核查。
本来，美国商务部官员应该在2003年夏天到中国核查的。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非典肆虐，所以，一直到2003年年底，美国官员才来到中国，对4家企业进行核查。
这个时候，彩电案已经被中国媒体炒得热火朝天。但是，美国官员的核查非常低调，媒体报道少之又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裁结果，中国彩电企业的倾销幅度大幅降低。
2004年4月13日，在比原计划延迟了一天之后，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华彩电反倾销调查的终裁结果。4家被抽中作特别调查的企业的倾销幅度分别为：厦华4.35%、康佳11.36%、TCL22.36%、长虹24.48%，另外5家应诉的中国彩电企业的倾销幅度均为21.49%。9家之外的其他未应诉的所有中国彩电厂商的倾销幅度为78.45%。
与美国商务部在去年11月24日作出的初裁相比，此次终裁有两个特点：其一，所有参加应诉的企业，税率相比较于初裁都有所降低；其二，四川长虹的倾销税率虽然也大幅下降，但是和初裁一样，仍然高于其他应诉企业。
损害终裁一锤定音
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之后，中国彩电企业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终裁上，希望该委员会能够裁定中国企业不损害。这样的话中国彩电也是大获全胜。正好4月中旬吴仪副总理在美国访问，也有业内人士预测该案将成为中美之间讨价还家的筹码。
4月15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听证会，控辩双方律师、证人悉数出动，激烈辩论整整7个小时。中国记者赶往旁听，也无法对结果作出预测。按照计划，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是要在今年5月27日作出终裁。
不知何故，这个裁决提前了。
14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5∶0的票数终裁裁定，中国彩电构成损害。
这样的结果让所有的中国彩电企业最后一线希望彻底消亡。虽然相关企业纷纷表示将会提出上诉，但是漫长的诉讼过程会让市场机会丧失殆尽。
惟一让人感觉到余音袅袅的，是一家中国媒体透露的关于中方个别厂家与五河公司所谓幕后交易的行为，可能会在中国媒体和彩电企业之间再一次掀起小小波澜。但是，这样的花边新闻对改变裁决结果不但毫无助益，反而让外人看了笑话。记者判断，这个风波很快就会平息。
第九节 反倾销案败中求胜有心得
（中国彩电对美国出口）
历时一年多的中国彩电业应诉美国反倾销一案，以中方的失利而告终。我国家电企业的第一大出口市场——美国已于日前颁布反倾销令，对中国进入其市场的２１英寸（５２厘米）以上的显象管彩电征收反倾销税，这无疑给中国彩电业进军国际市场蒙上一层阴影。与国内同行相比，厦华电子公司（以下简称“厦华”）是此次反倾销应诉中最为幸运的，根据美国商务部所作的最后裁定，厦华获得５．２２％的倾销幅度（康佳９．６９％，长虹２６．３７％，ＴＣＬ２１．２５％，其它应诉企业２２．９４％，其它未应诉企业７８．４５％），比其它企业低得多，获得了进军美国市场的最低门槛。低门槛使厦华彩电在美国市场商机凸显，４月１３日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后一周内，厦华就接到来自美国主流客商的数字彩电有效定单６．２８万台。
反倾销对于厦华而言，几乎是如影随形。公司１９８５年初创伊始就注重开拓海外市场，当时对欧盟年出口量达３０万台左右。但好景不长，欧盟１９８８年就开始对中国的小彩电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１９９８年１１月，欧盟又对中国所有型号的彩电一律征收４４．５％的反倾销税。由于缺乏经验，厦华在应诉过程中也屡屡受挫，交了不少学费，也积累了许多应诉反倾销的经验，并于２００２年获得胜利，得以重返欧盟市场。
在与欧盟漫长的反倾销应诉之战中，厦华董事长郭则理提炼出两句话，一句是“应对反倾销是门必修课”，另一句是“要把应对反倾销当饭吃”。郭则理解释说，作为一家致力于国际市场的企业，如果不了解其规则，不能通过应诉反倾销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在国际市场上将难以立足。
据厦华品牌部经理孙光荣介绍，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厦华在公司内部组建了应对国际贸易诉讼的团队，并赋予该团队随时搜集相关情报并作出快速反应的职责。２００２年底，厦华的内部预警系统获得消息：美国可能于近期对来自中国的彩电行业进行全面反倾销调查，并很有可能效法欧盟对中国的彩电制造商课以高额反倾销税。厦华公司随即行动，很快就制定出“不害怕、不回避、不让步，争取独立公正的裁决”的应对原则。
由于美方起诉书中列入的名单没有厦华，厦华公司第一个主动提出申请要求接受单独调查，并最终被美国商务部选中为特别调查对象。按照美国法律，进入对方特别调查名单，才能获得单独税率，厦华走出了成功应诉的第一步。
美国官员的核查非常特别，防不胜防。他们会随时随地抓住人，问他工资多少、上几天班等问题，然后再和厦华提交的材料对照，刨根问底。因此，如果一个企业作假，等于是“自掘坟墓”。
有一天，美方核查员在向厦华公司某领导了解情况时，一位员工恰巧进来请领导签字，没想到核查员突然对这位员工发问：你们有几个彩电厂？这位员脱口而出：两个。中美双方人员当场愣住，因为在厦华提供的应诉材料里面，清清楚楚列明厦华只有一个彩电厂，美方当即要求厦华作出解释。原来，厦华确实有两个厂，但其中一个是做平板电视的，不在反倾销调查范围之内。美方并不轻信，立即要求查看财务记录，在经过仔细核对之后，才确认厦华所言非虚。
厦华在初裁之前提交给美方的问卷调查中，即说明企业到码头的距离是２公里，但初裁时对方将其否定了。美方认为，一个彩电企业不可能距离码头这么近，厦华提供了假数据，因而采纳“替代国”的数据，这就将厦华的彩电整机运费成本和一些需要从码头进来的原材料成本大大高估了。在美方进行的实地核查中，厦华发现了这个问题，即请核查人员乘车亲自从公司彩电厂房到厦门集装箱码头实地核查，里程表显示只有１公里多一点，这样对方才更改了这个数据，使其真正符合实际成本。
厦华海外营销总部总经理李永说，近年来厦华推行的“精益管理”，在此次核查中收到了实效。
比如，对方要看什么材料，厦华半个小时内保证送达，大大增强了对方信任度。
至于厦华为何最终未能如愿拿到“零”倾销幅度结果，李永认为，这可能是企业在用电量、用工量等帐目上提供的数据不够详尽，还有一些数据没有被对方“采信”，这也说明企业的“精益管理”做得还有欠缺。
比如人工成本问题，美方核查员不仅要看公司的工资单，奖金单，而且要实地查看车间的打卡机，调看最原始的记录，并与公司总部提交的电脑中的出勤率记录数据进行比对。核查员直接到车间，询问生产线工人是如何打卡的，在亲自看了该员工模拟打卡过程后，就找到该生产线线长：
问：你每天如何统计有多少员工来上班？
答：我每天到打卡机那里提取记录，并列出名单，统计出每天有多少工人来上班。
问：请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的记录给我看。
答：我没保留那么久的原始记录单，因为我记录的目的是给每个月发放奖金作为依据，发完奖金之后就扔掉了；如果你要看，可以看公司电脑，那里有详细的记录。
问：公司电脑里的总出勤我已经调看过了，可是我现在需要你的原始手工记录单来证实那个电脑里面数据的真实性。
答：实在对不起，我以前只保留到发放奖金完毕的。
从以上对答中可以判断出，对方对厦华人工费产生怀疑，很可能因此没有“采信”厦华的某些成本数据。
据厦华美国公司总经理朱国强介绍，在进入美国市场之前，厦华首先对美国的有关政策、法律、市场需求以及民众消费心理等进行充分调研，而后制定出高新技术、高端市场、高额利润的“三高”营销策略。
２００２年底，厦华打败了日、韩等强劲对手，夺得了美国最大家电连锁店Best
buy１.８万台的数字高清晰度彩电标的，标志着中国数字高清彩电正式进军美国市场。随后，厦华又夺得美国陆军、空军订单，历史性地第一次进入美国政府采购系统。如今，厦华在美国已成功建立了２０００多个销售、服务网点，并进入美国两大家电连锁店Best
Buy，Circuit City和大型综合性会员制连锁店Cost Co。
按照美国反倾销法规定，倾销行为有两种：其一是以低于行业平均成本价在美国大量销售某种商品，其二是某种成熟技术制造的商品在短期内市场份额突然暴涨数倍乃至数十倍。朱国强说，厦华获得最低终裁，最根本的原因是厦华在美国没有倾销行为，只是这种事实没有得到全部确认。厦华出口美国市场的显象管电视平均单价为２８０美元，而平板电视的平均单价达到７００美元，其利润率却比国内市场和其它海外市场高得多。
郭则理认为，此次美国反倾销的范围是来自中国的２１英寸以上的彩色显象管和背投电视，其中大部分属于模拟电视，纵使没有反倾销，其市场也是日趋萎缩。近年来，我国年出口美国的模拟电视不到５００万台，数字高清电视不到１００万台；而截至２００３年３月底美国只有４７０万户家庭拥有数字电视机，仅占家庭总数的４％；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数字高清电视年需求量约３０００万台，其中数字等离子电视、数字液晶电视均不在美国此次反倾销的范围之内，我国企业仍有极大的机会。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数字电视节目的逐步推广，以及美国、日本、欧盟高端彩电市场的崛起（２００３年日本数字、液晶、等离子平板电视已占市场总销量的４７％），已迫使我国彩电行业亟需更新换代、实现产业升级。对彩电企业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加大开发力度，调整生产布局，提高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向高端市场发展。
【专家视点】厦门大学国贸系副主任郑甘澍认为：积极应诉是赢得胜利的前提
针对中国彩电业应诉反倾销失利原因，国内有人猜测出了“内鬼”，有人认为是中美贸易纠纷的结果，有赖于政府出面才能解决。厦门大学国贸系副主任郑甘澍博士认为，厦华在彩电反倾销案中败中求胜的事情再次说明，面对反倾销调查，企业积极应诉是赢得胜利的前提；否则对方说什么就是什么，企业肯定死路一条。
郑甘澍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对反倾销的调查、听证、裁定都是透明的，一切行动都象是装在玻璃框里一样，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谓“幕后交易”，从理论上、实践上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
因此，面对反倾销调查，只有企业勇敢站出来才有可能奏效，政府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由于中国尚未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只有企业自身才能证明其产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才不会被采用“替代国”的成本来替代。企业把责任推给政府，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惯性、惰性，是逃脱行为。
郑甘澍认为，企业必须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遇到反倾销调查时，才能为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提供可靠的依据，这是胜诉的核心。企业要靠竞争力、而不是靠价格来赢得国际市场的份额，不要“授人以柄”。
第十节
“政治的”反倾销 背后是政府在掰手腕 （中国彩电对美国出口）
在政治层面，企业的反应总是无力的。不论是有关WAPI的标准之争，还是中国彩电企业的倾销诉讼，中美频繁贸易冲突的背后是两国政府在掰手腕。
中国彩电企业经过漫长的等待后，迎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北京时间4月14日23时，美国商务部最终裁定中国彩电倾销成立。被提及倾销调查的4家彩电企业倾销税率分别是：厦华4.35%，长虹24.48%、TCL22.36%、康佳11.36%。其他9家家电企业海尔、海信、苏州菲利浦、创维、上广电集团等税率为21.49%。未应诉的中国彩电企业税率为78.45%。
康佳公司于翌日凌晨即发表声明称，美国商务部的终裁结果是完全无视中国彩电行业的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事实。同日，长虹也表示，虽然中国彩电企业赢得最后应诉的可能已经变得十分渺茫，但他们将坚持进行产业无损害抗辩。
尽管各方还在努力，但客观地讲，预定于5月27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的终裁对中国企业来说希望依然渺茫，因为此前还没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推翻商务部终裁结果的先例。
外界对4月22日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寄予了更多期待，这次会议被视为政治解决中国彩电反倾销的重要机会。在此次会议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将与美国商务部部长埃文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将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磋商，而彩电反倾销、WAPI标准等问题都是双方需要提及的。
不过，更多的人对解决中国彩电反倾销问题持审慎态度。因为事实上，美国国内不存在本土彩电制造商，此次对中国进行倾销调查的后台发起者是日本企业，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另一个关注的焦点是美国对中国实施反倾销调查时采取的“替代国”制度。“替代国”制度是衡量“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产品价值的原则。一直以来，中国被美国界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断在反倾销案中通过使用该制度向中国企业施压，以提高倾销幅度。在该案中，美国商务部曾拒绝中国彩电企业提出的“市场导向行业申请”，坚持采取“替代国”制度，判定对中国采取较高的倾销幅度。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永达认为，中国彩业行业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产业，企业完全自主生产和自由竞争，以“替代国”价值判断中国彩电业的倾销幅度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待遇使中国彩电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从一开始就陷入困顿。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12月至2004年3月，中国彩电整体出口已经下降40%，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中国彩电业出口情况将可能更加恶化。
“替代”之苦
“市场导向行业申请”被美国商务部驳回，意味着中国彩电企业只能接受按“替代国”制度计算的产品价值。目前，在美国仍然认定中国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下，为帮助彩电企业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替代国”，以争取降低最终裁定的倾销税率，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一直在忙于收集大量的市场证据。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调查副专员王贺军指出，“替代国”制度存在着很多不定因素。在对中国彩电倾销案的初步裁决阶段时，美国商务部选取了印度作为中国彩电倾销的“替代国”。“这比正常价值高出近一倍，显然是不合理的。”王贺军说。因为印度彩电的生产成本和规模根本与中国无法相比。
接下来，在接受美国方面调查时，中方彩电企业在成本分解方面投入大量工作，甚至内置扬声器的成本构成都会细分。成本细分的工作是在公平贸易局和机电进出口商会的支持下完成的。王贺军透露，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总体计算的成本，而且还可以为局部元件选择合适的“替代国”。
以扬声器为例，公平贸易局的建议是，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小型扬声器更适合作为中国彩电的相应元件的替代品。幸运的是，这种建议最终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认同。业内人士指出：美国商务部最终裁决税率之所以低于2003年11月时的初裁结果，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彩电企业在接受实地调查和替代品价值计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美国MBR&M律师事务所西蒙·科斯勃格律师指出，详细调查价格影响的要素是中国公司很弱的一点，“中国公司产品价格大大低于美国的价格，这会增加成本计算的难度”。
中国土畜食品进出口商会副秘书长张志彪向《商务周刊》透露，此前历经4年的苹果汁反倾销案应诉中，“替代国”选择始终是焦点问题。美国的申诉方曾经多次提出用原产印度的新鲜苹果作为苹果汁原料的替代品，这比产品的公平价值高出3倍。在最后的听证会上，GDLSK律师事务所的代理律师以公平贸易局和商会提供的生产原料背景，以自身采集的替代产品样本为证据进行了辩驳，才在最终裁决中取胜。
家电业专家罗清启认为，中国企业首先应该把产品的价格链条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全球化程度越高的产品越不容易招致反倾销。一个例子是，计算机、汽车，这种比较典型的全球化产品，很难看到欧美、美日之间的汽车反倾销。
“即使中国未摆脱非市场国家待遇，也应充分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实施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优势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便利，将生产工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罗清启说。
更多的产业学者还提出，中国企业在向国际市场迈进过程中，应该迅速掌握关键技术，而不是一味降低制造成本。“只有推出前瞻性和差异性产品，才能最终规避廉价倾销的风险。”北京大学企业与政府研究所所长路风教授说。
吃到WTO的苦头
如前所述，反倾销遭遇“替代国”政策的背后，是美国给中国界定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地位。今年1月，中国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专家组所做的《美国贸易政策评估报告》指出，美国还像以前那样继续将中国视为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不仅与客观事实不符，而且会使中国在对美经济关系中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受歧视的地位，造成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中对中国的不公正行为。
而即便在美国人之中，有关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也存在很大的争议。“中国是非市场经济，简直不可思议！”美国前商务部长米基·坎特在4月8日出席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举办的国际贸易纷争与公共关系高层论坛时如是说。
此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众多政界名流来华讲演时，都表述过同样的言辞，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
在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彩电反倾销的最终听证会上，中国彩电企业代理律师团辩论的核心也是“替代国”产品计算的非公正性，因为“替代国”制度完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
入世谈判中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地位的认定，是中方做出的妥协。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调查副专员王贺军指出：“这一妥协总体上符合国家利益，但现在的确造成了很多麻烦。”
米基·坎特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也特别强调：美国需要有一个灵活和聪明的态度来看待现在的现实。美国应当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角度来看待中美的关系，不应再将非市场经济国家作为解决问题的前提。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张静春同时还指出，《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一些限定性贸易条款也是美方发起反倾销的借口。根据中国加入WTO时签署的一些法律文件中写入的“特别保障措施”，即中国在加入WTO协议书第16条里所承诺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条款，对于由于从中国进口的某一产品激增从而对WTO成员国国内市场上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造成的市场混乱，其他成员国有权采取特别保障措施。
这一条款已经让中国企业吃尽苦头，最典型的例子是去年11月美国对中国产针织布、胸罩和袍服三类产品实施的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虽然从2005年1月1日开始，纺织品和服装将归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体制，被完全纳入自由贸易体制，但是特保措施的存在，允许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在2005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之间使用可选择的保障措施。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提交的这份《美国贸易政策评估报告》指出，特殊保障措施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市场扰乱”、“实质损害”和“国内产业”等，隐藏着大量模糊空间，为今后如何解读留下了大量可操作的任意性。美国把这一点理解为“自由裁量权”，即在条款里没有规定到的地方，美国可以自行选择其所依据的法律进行解释和操作。
尽管中国商务部希望与美方进行协调磋商，比如对有关概念的定义、对特保的实施提出明确的标准和客观依据、对中国当事方的事先通知等等，但众所周知，美国是WTO游戏规则和所谓国际惯例的主导制订者，在谈判中占有绝对优势，一旦再让它掌握了先发优势，再去谈判是很困难的。而“特别保障措施”先例一开，未来中美乃至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处理有关争端都极其危险。目前，欧盟、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国都对中国纺织品实施了特殊保障政策——虽然最近中国高调宣传了新西兰已将中国列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好消息。
反倾销缘何成了“政治问题”
事实上，不论是有关WAPI的标准之争，还是中国彩电企业的倾销诉讼，中美频繁商业贸易冲突的背后是两国政府在掰手腕。
在政治层面，企业的反应总是无力的。美国商务部公布中国彩电倾销幅度后的第三天，美国两家最大的家电连锁销售商——沃尔玛和Best
buy公开发表声明，敦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阻止布什政府拟在今年6月对中国彩电征收反倾销税的计划，它们称，占美国市场总额不足1/5的中国彩电不仅没有损害市场，反而为经销商提供了赢得利润的空间。
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切盼的消息，但这两家零售企业的声音能否起到作用却难以乐观。事实上，2000年至2003年间，美国一些企业曾多次做出类似的表态，但美国商界的态度并不能代表其政府的利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永达告诉《商务周刊》：“美国政府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实用主义，它们正是从现实的政治利益出发对中国产品采取相应的态度。”美国国内的现实问题是高失业率、超过5000亿美元财政赤字预算，以及高通胀率的风险。而中国作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以及美国重要的海外投资地，自然成为再合适不过的美国国内政治牺牲品。从半导体到无线计算技术，从纺织品到中国木制家具，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生存状态无一不向政治风向标看齐。
随着中美双方贸易问题的严重性加深，中美双方贸易联席会级别也随之提升。然而政治谈判之路又是漫长的。于永达指出，美国利益最终是各个不同经济集团利益的体现。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商业集团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这决定了美国贸易保护政策追求短期的政治利益，具有明显的摇摆性。
米基·坎特认为，用非政治的眼光，站在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待中美贸易的问题，才是公平的方式。“全球化的风险显然不仅仅是由中国独自承担的。”他说，“如果美国用贸易保护来维持原有的比较优势，政治解决中美贸易纠纷只能走入瓶颈状态。”
坎特的发言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但当坎特先生做美国商务部长的时候，他做的真像他说的这样好听吗？
“非市场经济是特定历史的产物”
——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永达
《商务周刊》：美国利用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频繁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已经对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现实情况下，我们又如何对中国市场经济给予客观的评价？
于永达：如果说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首先让我们来明确市场经济的前提。市场经济的根本是市场中的经营个体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经营运作，在组织生产和市场交换活动中体现价值规律，企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的职责是建立合理的经济发展框架，鼓励企业自由竞争。对于中国而言，这些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在很多行业早已具备。客观地讲，我国有的行业企业已经完全实现按市场组织生产要素，自主经营，家电市场的激烈竞争就是市场化的充分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企业甚至还面对超市场化问题。在开放的市场下，中国企业不仅会面对激烈的竞争，而且还要消化历史的包袱，自行处理历史债务，人事问题。中国企业在保持快速增长同时，还要分担改革的成本，这样就形成一种超市场的生存状态。
这种超市场状态是源于中国民企和国企的均衡定价点高于西方企业。这是因为中国企业不容易获得优质的资本运营机会所致，国内企业在贷款和融资渠道方面的限制，加上信用机制没有建立，使中国企业经营成本高于国外同类企业。
《商务周刊》：您如何看待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深层次原因呢？
于永达：2004年正逢美国大选之年，政治因素推动下，加之美国盯住中美贸易逆差不放，美国政府向中国企业提出倾销调查是完全正常的。现实问题是美国对中国发起倾销调查的企业正在变得多元化。以彩电倾销为例，那些幕后黑手根本不是美国本土企业，而是日本企业。它们参与了大量的调查证据，并且在替代价值计算方面提出了许多不合理的建议。国外企业利用中国在美国市场的反倾销调查而趁机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优势，这是极不合理的。
《商务周刊》：现实情况下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是否可以说是我们为自己设定的障碍？
于永达：不能这样讲。因为任何政府的职能都是先实现政治上稳定，才能进一步实施经济调控。政府对于市场的认识并没有专业人士想象中那么敏感，对经济调控就难免滞后。但是中国政府是很勤奋的政府，注重制定未来发展战略。中国认可以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WTO，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历史遗留问题总是在不断修正中解决的。
《商务周刊》：面对美国政府不断把中美贸易的一些问题政治化，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关系？
于永达：中美两国恰恰是需要合作的，因为双方经济互补性太强了。现在解决中美之间由于倾销带来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加强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因为大企业经济利益上的共识可以避免政治分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次是建立反倾销委员会，政府加强对反倾销的支持力度。再次，双方可以考虑建立共同的反倾销机制，在国际贸易原则下，进行公正公开合法的谈判，双方共同保护重点行业发展。但我们必须清楚，市场的争夺一定会长期存在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因此我们应该用发展的思路来解决中国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
现在，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不仅为自身经济产生带动力，也为跨国公司找到了巨大市场。然而，有些跨国公司从中国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催化因素，所以，中国国民也应该需要增强民族正义感，抵制那些从中国市场获得好处又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企业。
中国企业如何应诉反倾销？
——访美国MBR&M律师事务所律师西蒙·科斯勃格
《商务周刊》：您曾提到过中国企业应该在反倾销中积累经验，但是很多因素是不可控制的，中国企业如何才能在非市场经济的限制条件下变得主动呢？
科斯勃格：你可能担心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是被指控倾销的条件，但是很多主观因素恰恰掌握在自己手里。问题的关键，倾销的源头可能是跨国公司造成的，这种案例可能会越来越多。中国彩电的倾销就是一例。我们必须对每种不可控因素进行分解，找出其根源。每个案件都要找到申诉方到底是谁，他的出发点何在。对于彩电倾销案而言，美国可能没有完整的彩电生产商，中国彩电企业不可能对美国彩电业带来相应损害。那么我们就要问申诉方到底在起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光盯着我们中国的产品不放。
《商务周刊》：您的表达可能是律师思考倾销案件的习惯思路，对于频繁发生的倾销调查，我们又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科斯勃格：我们可以从差异化的角度看问题。例如中国应诉企业完全可以解释，产品与申诉方提及倾销调查对象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特征。应诉企业可以站在产业趋势和市场细分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列举与申诉方所提及产品的不同卖点和功用，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有效的。
实际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会考察当地市场竞争程度，根据实际情况衡量倾销损害程度。在解决倾销调查与实际损害的因果关系时，你可以把经济周期作为理由，也可以把行业趋势作为论据。例如中国彩电倾销听证会时，有律师指出，2003年中国对美彩电出口量增加是由于SARS所致，2003年下半年彩电出口量的增加并不足以构成倾销。
《商务周刊》：差异化的确是处理商业官司的技巧，但美国正以一种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惯性思维对待被提及倾销的中国产品。
科斯勃格：欧美的反倾销法认为，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通常在资源分配和价格决定中起的作用极小。企业是受利润驱动，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制定其商业决策。我了解到中国国有企业与行政机构是完全不同的。这样，当商务部派遣专家来中国企业就倾销问题进行实地调查时，应该充分向他们介绍中国企业是商业化的个体，是通过独立的行为参与到市场竞争中的。
第十一节
反倾销对我国产业的损害 (中国虾对美国出口)
正在欧洲市场遭遇贸易壁垒的浙江虾产业，日前又面临美国的反倾销诉讼，浙江8万捕虾渔民将面临一个重大挑战。
浙江的水产行业日前得到消息，美国商务部春节期间就美国南方虾业联盟对中国等六国提出的反倾销正式立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2月17日对中国等六国虾产品出口是否对美国本土的虾产业造成损害进行裁定。如果裁定结果认为中国虾产品倾销行为成立，将对中国的虾产品征收119%至267%的高额关税，意味着中国的虾产品将失去美国市场。
浙江省水产流通和加工协会渔业处处长说，捕捞鲜虾国内收购价不到十元，加工成虾仁后在美国市场的售价是这一价格的五倍以上，所以，按照倾销的构成要件之一“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或公平价值的价格销售”，浙江省的虾产品是完全不存在倾销情况的。
据了解，美国是浙江省虾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浙江省的虾产品大部分来自于捕捞业。浙江省的专业捕虾船队占到全国的95％，有捕虾船8000余艘，随船渔民8万余人，2003年的捕虾量大约70万吨，加上养殖虾产量，总量达到80万吨。刘定康说，现在浙江捕虾业集中的舟山，每一名随船渔民背后基本都有一个家庭，再加上当地20余家虾产品加工企业，平均每家企业有100－200从业人员，这次美国“虾反倾销”事件可能波及的捕虾渔民以及相关产业人员的数量就相当可观。
据了解，早在2002年1月25日，欧盟委员会有关机构通过全面禁止进口中国动物源性食品的决议。当时，欧盟从中国进口的虾产品主要是浙江省出产的捕捞虾。这个禁令对浙江省的虾企业出口造成每年1亿美元的损失，欧盟至今还未对我国的虾产品解禁。
第十二节
反倾销对国内市场的影响 (中国虾对美国出口)
中关村一家公司员工的工作午餐中，已经连续数日多了一道美味：虾。每份仅八元的盒饭能够屡屡享受到虾，细心的员工甚至怀疑近期“虾出了什么问题”。而在京城的各大超市，对鲜活的基围虾的“促销”几乎成为一道风景。
活基围虾每斤只要16元
昨天，记者在红桥市场的水产交易大厅看到，活基围虾摊主开价每斤只要16元，邻近的摊位自广东空运过来的大对虾价格每斤80元，摊主说，前年的这个时候，这种大对虾能卖到140元。四道口水产交易市场的一位工作人员也称，近期虾产品的价格的确有所降低，且波动幅度较大。
对于如此之低的价位，基围虾的摊主大多认为这是正常的季节性降价。但销售海白虾、对虾的摊主对记者解释说，虾产品降价是因为“出口出不去了”，并称自广东空运过来的虾现在出口一只，要付两只虾的税。比较去年同期，这些虾产品大致降价20%左右，比2002年则降低40%不止。
上海、广东虾市场价格整体跳水
尽管出口问题不是虾产品整体降价的全部原因，但这实际上直接加剧了虾产品国内供应量的加大。本月初，在中美虾产品贸易摩擦中，美初步裁定中国对美出口的虾存在倾销行为，并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虾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倾销幅度为7.67%到112.81%。中国虾出口美国受阻暂成定局。
涉及此次倾销案件的广东一家虾出口企业负责人昨天对记者说，近期的确加大了对北京的供货量。
虾产品价格整体下滑的状况，不仅仅在北京市场存在。据有关报道，6月份，白虾主产区广东湛江，虾类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5%，海南狂降35%。近期，随着江苏、浙江两地的产品回涌国内市场的状况。
虾出口企业各寻出路 虾产品价格趋降短期难以解决
尽管普通消费者能够从返销国内的虾产品低廉的价格中享受到实惠，但美国虾民今年年初发起的对中国虾的反倾销却让大量的虾出口企业遭受重创。分析人士称，远高于预期的反倾销税让国内的不少虾企不得不忍痛放弃美国虾和上海本地虾的大量涌入，上海市场的虾价也持续走低。
业内人士分析，供应量大导致许多水产品价格不同幅度的下调。对于今年水产品市场总量增多，农业部渔业局有关人士指出三大原因：养殖面积扩大、产量增多、出口减少。资料显示，由于去年虾的价格较高，今年虾农普遍加大了养殖面积。仅就南美白对虾而言，广东西部今年的养殖面积比去年增加27万多亩，产量则增加了约三成。由于外销量锐减，而产量又大幅增加，造成短期内大量虾市场。对于虾出口企业来说，目前除了积极应对反倾销，当务之急是为产品寻找出路。但在短期内，产品回涌价格趋降的问题恐怕得不到解决。
根据美商务部的初步裁定，倾销幅度为7.67%到112.81%，加权平均税率为49.09%。广东53家集体应诉的对虾企业大部分不但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取消对企业的反倾销，而且在加权平均税率上都没有取得优势，只有少数企业获得了7%左右的单独税率，中联水产(湛江)、谊林被裁定的税率高达90.05%、98.34%。
基于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终裁将分别于今年底、明年初公布，因此，对于是否最终放弃美国市场，以哪种方式应对尚未结束的反倾销案件，虾出口企业普遍三缄其口。但据有关报道，汕头企业已经开始考虑开辟新的国际市场，温州国泰水产还表示，要将公司开到美国去，以避开反倾销。另外一家广东公司则另辟蹊径，从美国本土的水产公司购买商标，成功地绕开了美国对中国虾设置的贸易壁垒。
第十三节
中国成为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以来，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中国产品提出的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超过了42宗，涉及金额超过10.7亿美元，四川长虹、厦华、康佳以及中国的家具制造商均对这些国家提出的“倾销”指控表示震惊，纷纷利用WTO有关规则，为自己在国际贸易中争取应有的地位。
11月25日凌晨，美国商务部初裁认定中国国内家电厂家在美国存在倾销行为。此消息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后瞬间便成为了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中国众多彩电厂商也随之引发了一场震动。
此次初裁结果涉及倾销幅度最大的四川长虹首先出面呼吁中国所有彩电企业抛弃幻想，团结一致，打破这一旨在全面封锁中国彩电的行为。同时表示，此次初裁涉及到了几乎国内所有的知名彩电企业，其公布的“倾销幅度”无论高低，在商业上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就是直接阻止国内彩电企业对美出口，起诉方的真正动机是将“中国造”挡在美国国门之外，全面封锁中国彩电行业。
这次事件最早是由美国五河电子公司以及美国两个电视机组装工人工会在2003年5月2日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针对中国等一些国家向美国出口彩电的倾销诉讼。2003年6月1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中国输入美国彩电反倾销调查作出肯定性初裁后，美商务部于同日接手调查。2003年7月22日，美国商务部确定长虹、厦华、康佳和TCL四家中国彩电企业为特别调查对象。随后在8月中旬，美商务部派专员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
长期调查“重灾区”
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相关统计，从1979年中国出口的糖精钠在欧盟被反倾销起，截止到2003年，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近500余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超过150多亿美元。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上半年中国成为全球接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但是调查案例数比去年同期下降。到今年6月为止的上半年中，中国在受到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的经济体名单中排在第一位，但是案例数比1年前下降了43%。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经济体今年上半年对中国发起了12项反倾销调查，去年同期是21项。该组织在其两年一次的报告中指出，韩国和印度分别是第二位和第三位，受到调查的案例分别是8宗和6宗。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以来包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埃及、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对中国产品提出的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超过了42宗，涉及金额超过10.7亿美元，其中大案、要案均来自美国。调查显示，在这42起反倾销案件中，虽然来自美国的只有9起，但所涉及的金额却为9.8亿美元，占涉及金额总额的92%。
业内人士表示，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案件居高不下的原因，除了贸易保护主义外，还有发起国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一些国家仍然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采取歧视性政策，再加上目前国内产业机构不尽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较为严重，造成低价竞销的恶性循环。同时，很多被诉企业不应诉也加重了中国企业遭受的反倾销之苦。
中国企业积极应诉
2003年9月，欧委会正式发布官方公报，终止对中国打火机反倾销调查。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打赢欧盟反倾销的第一案。这份欧委会的官方公报称，对原产于中国等国的一次性打火机进行的反倾销调查程序，以不采取任何反倾销措施而终止调查。
温州是中国打火机主要生产基地，产品主要销往欧盟各国，年外贸销售量6亿只，占全球金属外壳打火机市场总量的70%。假如温州的打火机企业不应诉，或在反倾销中败诉，不仅意味着失去欧洲市场，还可能引发国外其他市场制约中国打火机的连锁反应。
在应诉中，共有15家企业联手向欧盟提出“产业无损害抗辩”，理由是，温州出口欧盟的打火机与BIC等公司生产的打火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金属可充气打火机，而后者是一次性塑料打火机，两者在材料、工艺、结构、档次和价位上都有很大差别，中方根本就不存在对欧洲打火机造成产业损害。而且，中国打火机企业大多属民营企业，不存在政府补贴问题。因此，其产品不属于“低于成本销售”的倾销范畴。一家企业则单独应诉。
从今年7月7日至8月5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美国反倾销两大主管机构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连续7次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和裁决。而涉及近30亿美元的中国家具在美国市场进行倾销案件，经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后，也正式在10月31日开始对中国企业立案，展开反倾销调查。
在美国方面准备调查中国家具在美国市场进行倾销以来，中国家具行业就开始了对这一指控的反击。8月，受到美国指控的中国家具企业在东莞成立了中国家具反倾销专案委员会。新成立的“中国家具反倾销委员会同盟”将联合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家具业力量，共同应对美国反倾销。目前，委员会一方面希望说服美国政府放弃调查，另一方面委员会目前已集资150万美元，主要用于支付律师团费用及一切针对反倾销案所需开销，并已积极开展工作。
擂响反倾销战鼓
从1997年中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出台以来，截止到2003年，中国反倾销共立案25起（其中复审案件1起），保障措施1起。其中作出最终裁定并已征收反倾销税的案件11起，作出无损害裁决而终止调查的2起，作出初步裁定的7起，其余5起案件正在初步调查过程中。仅在2002年，中国反倾销新立案10起，比上一年全年的案件多4起，涉及金额高达592亿元人民币。
鉴于中国没有反倾销法律制度，国外对我倾销和对我出口产品反倾销无所顾忌，为了遏制了外国对中国滥用反倾销措施和不公平的歧视性待遇。中国逐渐完善并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在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等方面，为维护产业经济安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企业无论是在国外遇到反倾销调查还是在国内遇到外国企业在中国倾销，都开始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保护自己。无论是温州的民营企业还是像长虹、康佳这些家电巨头，纷纷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自己在国际贸易争取应有的地位。
链接：近期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一览
美国：中国彩电倾销
2003年11月25日，美国商务部初步裁定，中国部分电视机生产商向美国市场倾销其产品，四川长虹被认定的倾销幅度为45.87%，TCL和康佳分别为31.35%和27.94%，厦华为31.35%。
美国：中国部分家具倾销
2003年11月初，美国28个家具制造商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请，将以前的言辞变成了行动，从而掀起一层新的贸易争端波澜。美国一些家具商要求反倾销的主要是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床、梳妆台等卧室家具，理由是这些东西价格过低，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
印度：中国帘子布倾销
2003年10月29日，印度决定对我出口的帘子布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这是印度对我提起的第72起反倾销案件调查，也是今年的第5起案件。该案调查期为2002年4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据中国海关统计，调查期内中国对印度出口该产品累计金额1861万美元。
澳大利亚：中国热轧板材倾销
2003年8月20日，澳大利亚海关通知我驻澳使馆经商参处，应澳大利亚断山钢铁有限公司(BHP)申请，澳海关决定对从中国、印尼、日本和韩国进口的热轧板材进行反倾销调查。据我海关统计，2002年7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中国对澳热轧板材出口金额共计52.61万美元。
澳大利亚：中国复印纸倾销
2003年8月11日，澳大利亚海关通知中国驻澳使馆经商参处，应澳大利亚纸业有限公司申请，澳大利亚海关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A4复印纸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对澳大利亚A4复印纸出口金额计1348万美元。
墨西哥：中国钢铁钉倾销
2003年7月24日，墨西哥经济部发布公告，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钉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公告通知有关各方在公告发布后的30个工作日内到墨西哥国际贸易惯例总局索取调查问卷。中国商务部已经将有关情况通知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该商会将就此案开展企业应诉的协调工作。
秘鲁：中国铁制铰链倾销
2003年7月，秘鲁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INDECOPI）收到秘鲁Bisagras
Peruanas S.A.C公司的申诉，要求对原产于中国或从中国进口的以及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铁制铰链进行反倾销调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INDECOPI在正式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之前应通知中国政府。
埃及：中国瓷器餐具倾销
2003年2月埃及外贸部作出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餐具采取反倾销措施，开始征收高达305％的关税。埃及外贸部下属的反倾销局经过调查证实，由于中国瓷器大量涌入埃及市场已经对本国的同类产品造成冲击，使当地瓷器加工厂生产大幅下降，库存积压严重。埃及反倾销局局长法兹称，反倾销局是在接到当地厂商的投诉，并经过调查证实后才作出上述决定的。
南非：中国铝制餐具倾销2003年1月31日南非政府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地为中国和进口来源地为中国和中国香港的铝制餐具（不包括桶）继续征收15.84兰特/公斤的反倾销税。该案1995年9月15日立案调查，涉案金额50万美元，1997年2月6日作出终裁，2002年2月5日由南非政府提起并开始日落复审，我企业无应诉。
附：人物——谁在设置贸易障碍
美国参议员
伊丽莎白·多尔（Elizabeth Dole）
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
“征税报复中国拒绝人民币浮动”
2003年9月，美国国会两名重量级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伊丽莎白·多尔向国会提交议案，要求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27.5％的附加税，以报复中国拒绝让人民币自由浮动。在对人民币升值施压未果后，美国有人又在想招向中国发难了。
舒默和多尔是今年7月联名致信美国财长斯诺，要求对人民币施压的4名参议员中的两位。他们致力于美中经济较量可谓是“不遗余力”。
在这次提交的议案中，两位参议员指责中国人为控制人民币汇率，使中国产品获得不合理的竞争优势，使美国制造业在过去3年中丧失了近300万个工作职位。他们要求国会通过专门针对中国产品的惩罚性关税法案，并在法案生效的180天后，开始加征进口附加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关税议案是早有预谋的，因为，结束访华之行的斯诺前脚刚离开北京，舒默的议案后脚就出台了。
美国商务部长唐·埃文斯（Don Evans）
“不再忍耐中国不公平贸易”
10月20日在美洲自由贸易区会议期间，美国商务部部长埃文斯称，“美国将不再继续忍耐中国不公平的商业和贸易行为。”他还指责中国说，“国营企业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假冒产品大量充斥，美国无法容忍这样的中国经济。”
他说，美国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美两国应该遵循相同的竞争规则。
埃文斯称，“中国官员告诉美国政府他们一直在努力与假冒产品作斗争，并在全国范围内加大执法力度，但有时候很难确定地方官员是否遵守了这些法规。”
此前，埃文斯在评价中美贸易关系时说得最多的一个形容词是“不平等”，而对于“不平等”的解释，除了美中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外，埃文斯一直把话题引向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和中国市场的开放，特别是农产品市场。9月15日，埃文斯表示，美国将成立专门机构调查中国的“贸易违规”行为。
10月29日，埃文斯在离开北京结束4天的正式访问前透露，在缩小两国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方面，美国已获得北京方面“强有力”的保证，但埃文斯同时强调“美国继续敦促北京结束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 格兰特.阿尔多纳斯
“中国还不是市场经济”
美国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格兰特·阿尔多纳斯(Grant
Al－donas)10月1日在众议院财政委员会国内及国际货币政策、贸易和技术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on
Do－mestic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Trade,and Technologyofthe House Committeeon
Financial Ser－vices)作证时说，中国尚未完成从非市场经济向完全按市场原则运作的经济的转变。他说：“虽然中国经常说中国是市场经济———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定性得到在我国反倾销法中的好处，但简单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许多主要动力仍控制在国家手中。”
阿尔多纳斯说，不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改善了在此之前不能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制造商的处境。他说，虽然中国制定了WTO规定的法律，但贯彻法律是下一步重大挑战。
阿尔多纳斯说：“(中国)加入WTO从书面上说是一个巨大成就”，取消了美国商品在中国营销的许多壁垒。但是，“前面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在履行WTO承诺方面，特别是在代表了美国很多制造业关键的竞争优势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们仍面临巨大挑战。”
阿尔多纳斯在谈到制造业时说，中国的低工资常常被说成是中国竞争力日益加强的原因。但是他说，工资本身并不是全部问题。
他说，大多数材料的价格由世界市场决定，因此，如果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和竞争开放的话，中国制造商的材料价格应与美国制造商材料的价格相仿。他说：“政府一定为中国制造商直接或非直接地提供了大量补贴，这种补贴可以表现为直接为出口商提供现金，但它更经常是通过为抵御竞争提供关税保护、免税或退税，或继续为信用不好的企业延长信贷等间接方式实现。”
阿尔多纳斯说：“除了利用一切机会促使中国履行其对WTO的承诺之外，我们还必须提防中国政府采用WTO目前规则中尚未包含的其他形式的扶助所造成的损害。对付这些做法需要用不同的手段，即找出事实，显示我国工业面临中国进口竞争的原因。”
第十四节 怎样击溃反倾销逻辑链
我国企业出口到外国的产品，经常被指控倾销，中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但是实际上，国内企业是没有能力到国外市场倾销的。天达律师事务所王磊律师认为，欧美国家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玩的是一套不公平的游戏规则。
中国企业需要提高反倾销的意识和能力，在反倾销中据理力争，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应诉对策
反倾销调查的基本程序有这样五个步骤：提出投诉、立案、初裁前的调查、终裁前的调查、终裁。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法律部主任刘建伟认为，企业一旦涉及到反倾销，必须要思路清晰，找准方向，制定好应诉对策。如果没有搞清所以然便匆匆应对，对企业应诉将十分不利。
刘建伟谈到，企业在制定应诉对策时，存在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否是涉诉企业；第二，应诉的方向，是打单独税率，还是打全胜；第三，是否应诉。
企业首先应当了解自己是否属于必须应诉企业。
以彩电倾销案为例，正式立案后，美国商务部公布立案通知，该通知包括调查产品范围，反倾销调查的调查期限和涉及到反倾销调查的出口国。
企业了解调查范围后，明确该调查产品包括我国出口的彩电。这时，企业需将调查期内（2002年7月1日～12月31日）所有出口合同的档案进行整理，按照调查期间出口发票日期、出口国家，分别进行统计，最终确定调查期间内本企业产品是否出口到美国。无论数量多少，只要在该调查期间内企业存在对美出口，都属于美国法律规定的必须应诉企业。
确定了企业是否属于应诉企业后，企业的应诉地位就明确了，此时企业就应当立即决定是否应诉。当然，企业是否应诉的问题，需要就商业利益、行业利益、国家利益进行通盘考虑。
如果应该应诉的企业没有应诉，该企业会适用在美国裁定中对于中国的统一税率，该税率是反倾销裁决的最高税率，即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这一点上无数案例可以证明。对于不应诉企业而言，直接的后果是短期内丧失美国市场；另外，企业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没有参加反倾销调查应诉，而失去许多其他的机会，如争取反倾销命令复审等。
应诉的方向包括打“全胜”还是打“分别税率”。打“全胜”全行业都会受益，打“分别税率”，个别企业可能得到低于其他企业的“低税率”或“零税率”。
抗辩反倾销
刘建伟介绍反倾销应诉的重点是倾销、损坏和因果关系，打掉一个，官司就赢了。
倾销的核心是价格比较，如果出口价格比国内价格低，就是“倾销”。举个例子，一项商品的出口价格为100元，在中国价格为90元，就是倾销，当然，这里的出口价格和中国价格都是经过调整后的价格。
倾销方面，应诉的重点在于努力将出口价格提高，正常价值降低，以降低倾销幅度。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要有会计、公司的经营管理资料等作为后盾，还要有经验丰富的律师做指导。
损坏首先要弄清楚被损害的主体。如果不存在被损坏的主体，或者说起诉国不存在同类产业，也就谈不上损坏问题了。
损坏分为三个层次：实质性损坏、实质性损坏的威胁、给进口国建立同类产业带来实质性阻碍。调查的内容包括进口数量（绝对数量和相对趋势），对进口国同类产品的冲击（不仅包括价格下降，还包括压制价格上涨）。
损坏成立需要综合进口国同类产品的销售情况、利润情况、市场份额、产能利用率、投资收益下降或变化、失业增加、库存上升、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工厂倒闭等指标，并在各项指标上具备明显证据。而损害威胁要看今后产品的变化趋势、看数量上（绝对或相对）市场变化（出口国国内市场需求减少、库存上升）。对于损坏的威胁方面，应诉企业可以到起诉国或者专家处做一些游说工作，表明企业不会通过盲目扩张、降低价格等不正当竞争方法挤占市场。
倾销与损坏的因果关系强调分析。可以从经济角度、从市场角度、以及时间的变化趋势上来进行分析。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虽然从市场上反映起诉国企业产品受到冲击了，但这个冲击不是我造成的。
认真答卷是应诉的核心工作，答卷需要与应诉努力方向一致，思路要清晰。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企业需要按对方法律、程序要求办，不要自作主张。任何法律问题，都是有人设立游戏规则，在游戏规则下做事，反倾销也不例外。
对中国企业来讲，你必须知道对方想知道什么，按对方的游戏规则提供信息。比如说，对方问你，你产品质量怎么样，企业可能说我的产品很好，可以和任何国家产品媲美，这就不对了。因为对方的游戏规则，是在同等产品中进行比较，但如果不同产品，质量不同，你价格低是有道理的。
另外答卷材料必须要有依据，做好备份，所以提交的材料必须经得起对方的彻底核查，如果核查有问题，对应诉企业将非常不利。
反倾销应诉的最大的障碍是“市场经济问题”。WTO没有对市场经济问题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各国对中国搞了一个所谓的“非市场经济条款”，或者叫“转型经济国家条款”，其实质的意义是在很多的反倾销案例里给中国的企业或产业非市场经济待遇。
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外对中国反倾销出现新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你一个机会证明你是市场经济的。
或者退一步讲，你是可能获得单独裁决的。应诉企业可能获得超过其他企业的利益，比如，零税率，低税率等。
根据入世议定书第十五条，中国入世十五年后将被给予完全市场经济待遇，但若中国的行业和企业能够按照进口国地区的法律规定，符合市场经济的标准，则应该给予市场经济待遇。
突破市场经济的问题，企业要证明自己符合对方所设立的所谓市场经济标准，欧盟搞了五条标准，美国也搞了几条标准。刘建伟认为，应诉企业跨过这个门槛是最难的。
因为市场经济，各国的做法都不一样，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存在一些转型过程中的存留的东西。这时，用一个有百年市场经济背景的西方国家制定一个市场经济的条条框框去卡，中国企业有可能跨不过这个门槛。
跨不过这个门槛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生产成本、销售价格不被承认。实践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国内的应诉企业能在反倾销中成功抗辩“市场经济问题”，则应诉结果都会比较有利。
在市场经济问题不能完全解决之前，“替代国”的选择十分重要，倾销幅度的高低取决于“替代国”的选择。我们应根据替代国选择的方法，提供给调查机关合适的“替代国”选择意向，并对不合适的选择做出及时抗辩。各有关企业应建立有关数据库和档案，行业之间要建立相应的价格信息系统，同时要积极研究有关国家同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必要时及时提供可信的数据，在“替代国”上尽量减少误差。
建立健全反倾销预警机制
专家认为，反倾销需要以平常心对待。出口企业对反倾销一般原则是“不告不理”。
刘建伟认为虽然在反倾销调查中有许多不可知因素，但依据其基本原理，实施反倾销预警防范还是有可能的。
为此，国内企业或产业需要建立健全反倾销预警机制，建立一支有知识，懂业务的反倾销专业人才队伍，对反倾销进行专门的研究和专项预防。同时，密切跟踪国际市场行情，抵制低价出口。
另外，国外对我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在反倾销立案之前往往都有蛛丝马迹，有时进口商或有关企业会通报一些信息，企业要善于利用这种迹象做好预防性的工作，减少出口数量，提高产品价格。并相应地与进口商及申请方接触，减少被申诉的机会。
第十五节
对进口商品反倾销的主要环节和要素
反倾销的主要环节和要素
目前中国企业申请反倾销立案的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按照条例的规定，反倾销各主要环节和要素包括：
（1）申请人的资格——谁有权起诉
按照反倾销和反条例第三章第11条的规定，者进口产品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的国内生产或者有关组织，可以向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和国家经贸委提出反倾销调查的申请。
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下诉申诉人），均可以向中国政府部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
（2）国内产业的构成
根据第10
条的规定，国内产业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相似产品的生产商，或总生产量占全部国内相似产品生产量的大部分的生产商。但是，如果国内生产商与出口商或进口商有关联，或其本身就是倾销商品的进口商，国内产品则可指其他的生产商。
①国内产业的标准
其一，中国所有生产与进口产品相似的生产者可以构成国内产业。这一标准是从生产者的数量出发的，即所有中国生产与进口产品相似的生产者均同意或支持反倾销调查。
其二，总产量占全国相似产品全部总生产量的大部分的生产者。这一标准是从国内生产者的产量所占全国总产量的份额来
衡量是否构成国内产业。所谓大部分应当指，产量要达到或超过全国总产量的50％。
②应予排除在国内产业之外的国内生产者
在判断国内产业的构成时，那些与出口经营者或者进口经营者有关联的，或者本身就是倾销产品的进口经营者的生产者可以被排除在国内产业之外。
③地区产业 根据WTO（反倾销守则）第4条的规定，在例外情况下，一成员国的地域范围就生产而言，可以分成两个或多个竞争市场，每一市场内的生产者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构成地区产业或独立市场的条件是：
其一，如国内某一区域内的相似产品的生产商在该区域内销售其全部或几乎全部的相似产品；
其二，而且该区域内的需求未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它区域的供应商予以供给。
中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没有关于地区产业或独立市场的规定。
（3）何谓相似产品 相似产品（like produets）是指与被控倾销的产品同样的产品（identical
Products），即在所有方面都与该产品相似，如无此种产品，则指与被控倾销产品的特征十分相似的产品，即虽然在所有方面与被控倾销产品不尽相同，但具有与该产品非常类似的特性的其他产品。
申请反倾销调查的重要一点是确定相似产品的概念和范围。这一概念和范围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国内产业及被调查公司范围的确定。
通常划分和判断相似产品，要看以下内容，如产品的一般物理特征、最终买主的期望、产品流动的贸易渠道、广告和陈列的
方式及产品的最终用途等。
（4）申诉书应包括的内容
①申述材料
其一，申诉人应委托代理人提出反倾销申诉。所委托的代理人必须在中国合法登记注册，而且对反倾销业务较为熟悉，对国家的经济贸易政策较为了解。代理人一般应为中国注册律师。
其二，在中国国内相似产品的产量或产值中，申诉人应占相当的部分。应提供有关数据资料和统计资料，说明申诉人所占的份额。
其三，所有的申诉文件，包括申诉书和附件，均应以中文作出。
其四，提出申诉的文件均应以书面印刷体的形式作出，要求至少一式五份。
其五，将申诉书邮寄或直接送达受理部门，即外经贸部条法司和国家经贸委反倾销、反补贴办公室。
②利害关系方的情况
其一，申诉人及申诉人所代表的我国国内生产厂商的名称、地址、邮编、电话、传真及联系人，每个生产厂商在申诉前3年每年相似产品的产量与产值、所占中国国内销售市场的份额。
其二，申诉人代理人的名称、地址、邮编、电话、传真及联系人申诉人或其代表的国内相似产品生产厂商对代理人的授权证书。
其三，被控倾销产品的生产厂商、出口商的名称、地址、邮编、电话及传真。被控倾销产品所属国家的名称，或出口国或原产地国的名称，每一个已知的出口商或外国生产者的身份以及已知的进口该产品者的名单。
③被控倾销产品的进口数量、价格情况
其一，被控倾销产品的名称、种类、规格及对产品的具体描述和陈述，在中国关税税则中的序号、原产地和出口国。
其二，被控倾销进口产品在提出申诉前3年内向中国出口的数量及金额。
其三，对被控倾销产品在过去一年中实际支付或应予支付的进口价格。
其四，被控倾销产品在各贸易环节发生的各项费用及金额情况。
其五，被控倾销产品在出口国或原产地国正常贸易渠道中用于消费的价格或生产成本。如无前述数据，则提供该产品到第三国的价格。
其六，估算的被控倾销产品的倾销幅度。
④国内产业受损害的情况和证据
其一，被控倾销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或相对于国内相似产品的生产或消费的数量的增长情况。
其二，被控倾销进口产品的价格对国内相似产品价格的影响情况。
其三，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相似产品产业的冲击程度。
⑤国内产业受损害的类型
其一，实质损害。确定是否存在实质损害时，应综合考虑前述各经济因素。
其二，实质损害之威胁。确定是否存在实质损害之威胁，应依据事实，而不应仅仅依据宣称、猜测或遥远的可能性。倾销将引起损害的情况必须是明显可预测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
其三，实质阻碍了国内相似产业的建立。
⑥倾销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必须证明，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应提供证据表明倾销进口产品和国内产业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5）受理反倾销申诉和负责调查的部门
①立案
其一，申请立案。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决定立案调查或者不立案调查。审查的目的是，审查申请书中所提高的证据的准确性和充分性，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立案调查是正当的。
其二，自主立案。根据《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14条的规定，如果外经贸部有充足的证据认为存在倾销和损害以及二者间有因果关系的，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可以自行立案调查。
但是，根据西方国家反倾销的实践，政府自行发起调查的情况是罕见的。
②倾销幅度和损害的调查分工
根据《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决定立案调查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会同海关总署对倾销及倾销幅度进行调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调查。
③反倾销措施
其一，临时反倾销措施：根据《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初步裁定倾销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包括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或邀请提供或现金保证金者其它形式的担保。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出建议，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要求提供现金保证金或者其他形式担保，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决定。临时反倾销措施的决定有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予以公告，由海关执行。
其二，临时反倾销措施的期限：《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24条规定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自临时反倾销措施决定公告之日起为4个月；遇有特殊情形，可以延长至9个月。
其三，最终反倾销税：根据《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最终裁定倾销存在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经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后，可以按照规定程序征收反倾销税，并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予以公告。征收反倾销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出建议，会签国家经贸委后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
其四，执行部门：根据《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和征收最终反倾销税由海关执行。
其五，反倾销税的纳税人：根据《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反倾销税的纳税人为倾销产品的进口经营者。
根据《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反倾销税税额不得超过最终裁定的倾销幅度。根据《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确定的反倾销税低于临时反倾销税的，多征的部分应当予以退还；确定的反倾销税高于临时反倾销税的，少征的部分不予补征。
（6）征收反倾销税和价格承诺的期限
中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33条规定，征收反倾销税和价格承诺的期限为5年。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守则》第十一条规定，最终反倾销税应从征税起不超过5年内结束。这一期限规定，被称之为“日落条款”（Sunset
CIause）。
（7）复审 根据中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33条的规定，在征收反倾销税的期限内，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经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后，可以自行或者应利害关系方的请求对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进行复审，并自复审开始之日起12个月内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对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作出修改、取消或者保留的建议，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作出复审决定，并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予以公告。
（8）退税 根据中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34条的规定，倾销产品的进口经营者有证据证明已经缴纳的反倾销税税额超过倾销幅度的，可以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出退税申请。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会同海关总署进行审查并核实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出退税建议，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由海关执行。
退税的决定应当自收到退税申请之日起18个月内作出。
（9）反规避措施 根据中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第35条的规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但没有对有关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在美国、欧盟等国的法律中，规避反倾销税命令的行为一般有以下几种：
①在进口国或在第三国加工、组装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这一标准主要要看增值的幅度。
②对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只进行轻微的加工或改造，继续向原进口国出口。
③在原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的基础上发展所谓“后期产品”，继续向原进口国出口。
④由出口商直接或间接替进口商承担反倾销税。
⑤被征收较高反倾销税的产品的公司通过被征收较低的反倾销税的公司向原进口国出口。
第十六节
中国对外反倾销诉讼第一案 (赖氨酸反倾销)
2002年对于福建泉州大泉赖氨酸有限公司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年初，该公司提起了我国加入WTO后首例反倾销诉讼。而临近年终，国家经贸委产业损害调查局向该公司发来传真正式通报了调查结果：美国、韩国、印尼3国饲料级L－赖氨酸在中国的销售有倾销行为，但无实质性危害。这个结果意味着大泉公司领衔发起的反倾销诉讼以失败告终。
谈及饲料级L－赖氨酸行业反倾销的经历，大泉赖氨酸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亦军承认，对于这个结果感到有些无奈。但他又表示，经历过这次反倾销诉讼，长了不少见识，认识到了在加入WTO后我们自己适应新规则的能力亟待提高。特别是应该尽快建立起与国际财务制度接轨的企业财务制度。比如在成本核算上哪些应该进入成本，哪些不应该打入成本等等。他反思说，这次我们很大程度上是输在了计算产品成本的方式不合乎WTO规则要求，进而导致成本过高。
据董亦军回忆说，1998年以来，我国赖氨酸市场销售额急转直下，主要原因是来自美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赖氨酸大量涌入我国市场，且数量增长幅度惊人。在国外产品的冲击之下，我国赖氨酸企业损兵折将，大半江山沦落，赖氨酸生产企业出现长时间停产、利润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现了亏损。泉州大泉赖氨酸有限公司也不例外，公司曾一度停产达3个月之久。在这种情况下，泉州大泉赖氨酸有限公司联合四川川化味之素有限公司和广西桂元赖氨酸有限责任公司开始联手进行反击。2001年5月13日，3大厂家代表中国饲料级L－赖氨酸盐酸盐产业提起了对原产于美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进口饲料级L－赖氨酸盐酸盐反倾销调查的申请。国家经贸委产业损害调查局于2001年6月19日正式立案。据悉，这是中国成为世贸成员后，国内举行的首次反倾销听证会，也是我国新颁布的《反倾销条例》生效后的第一次反倾销听证会。
但经过了近一年的期待之后，等来的却是败诉的结果。董亦军先是吃惊、不服、感到冤枉，但当冷静地了解了败诉原因后，又陷入了深刻的反思。
董亦军说，这次败诉了我才弄明白，目前国内赖氨酸企业成本太高了。2.8吨淀粉才生产1吨赖氨酸，每吨淀粉价格达2000元。其实如果利用甘蔗下脚料，7吨糖蜜就可生产1吨赖氨酸，每吨糖蜜的价格才500元。但是国内企业长期以来就没有重视这方面的技改，只知道埋头生产，却没有好好研究提高产酸率和提出率。其实，以大泉赖氨酸有限公司为例，每提高产酸率1个百分点，企业就可以月增40万元收入。相比之下，国外企业价格低就低在了成本上。听参加调查的官员说，人家把产品构成一分解，成本这一块占全价格的比例比国内产品低多了，也就怨不得人家价格低了。
董亦军进一步反思说，国内产品成本的计算方法是，车间制造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3项构成产品的完全成本，这与国外的成本计算方法大同小异。但国内的管理费用往往比人家高得多，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比较多，厂级管理人员加上车间管理人员通常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尤其是国有老企业，这方面情况更加突出。同时我国财务制度规定，按工资总额的24％提取职工退休统筹费，按工资总额的6％提取失业保险金，这也是导致管理费用高而最终导致产品完全成本过高的原因。而国外的社会福利基金来源与我国不同。在财务费用中，我国通常把技术改造贷款利息和流动资金贷款利息分期摊入成本，而国外财务制度没有这样的做法。
最后，董亦军表示，计算成本的方式改变，就意味着企业的经营方式的改变。国家的政策我们管不了，但企业一定要通过技术改造，全力降低产品成本。
据记者了解，到目前为止，在国内企业反倾销败诉案中，尽管原因各种各样，有一点是有共性的，那就是国内企业在财务计算方面没有引入国际通行做法，而企业又被自己的“惯用算法”迷住了眼睛，以为自己的成本很低了，以为自己受了欺负。大泉公司的经历给了国内企业一个启示：反倾销确实是捍卫市场的应手武器，但在使用这一武器时首先要做到自身无懈可击才能取胜。关键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竞争力就要想尽办法降低成本。只要成本真的降下来，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也不怕了。
第十七节
关于反倾销上下游产业利益问题
对于产品具有上下游关系的产业，如何把握反倾销工作的开展是目前我国反倾销调查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对于原料性产品而言，其下游产业可以因该产品的倾销获得廉价的原料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如果因为上游的该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使该产品价格恢复到正常价值的水平，则对下游产业意味着原料价格的上升，成本增加。以我国不锈钢冷轧薄板反倾销案为例，作为不锈钢餐厨具以及汽车等下游产业的重要原料，日本和韩国厂商近年来一直在中国市场倾销。在我反倾销调查机关对日韩不锈钢冷轧薄板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初步裁定之后，从日韩进口的不锈钢冷轧薄板的价格开始回升，这意味着国内不锈钢制品下游产业的原材料成本将相应的提高，以致于有的不锈钢下游企业称这是对它们的"致命打击"。
但是，众所周知，倾销是一种极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近年来，由于国外产品的低价倾销，使得中国国内企业被迫让出市场、失去利润、有的企业甚至濒临全面消失的边沿。国外产品的倾销每年给中国至少造成上百亿元的损失，几十万人失业或者潜在失业，倾销不仅使中国原有的产业受损，而且使得中国一些新兴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受挫。因此，不能对国外厂商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坐视不理，也不能置国内产业的合法权益于不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下称《反倾销条例》）的规定来看，我调查机关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三个要件为：存在倾销、国内产业遭受损害以及倾销和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从立法上讲，上下游产业的利益并不是采取反倾销措施前需要考察的因素，我国反倾销立法中不存在因涉及下游产业利益而限制提起反倾销调查或者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条款。但是如上所述，反倾销措施的采取在一定程度上将对下游企业的利益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就存在一个产业利益权衡的问题。但如何权衡，法律如何做出反应呢？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与各界有识之士一起探讨。
一、
上下游产业利益的权衡涉及一国反倾销调查机关对公共利益的考察
在决定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时，有些国家还要考察是否需要公共利益的干预，而反倾销调查中对上下游产业利益的权衡实际上是一国反倾销调查机关公共利益考察中一个方面。在此问题上，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美国反倾销法律中无需考虑这个因素，而日本、加拿大特别是欧盟的反倾销法律则要求对公共利益进行考察。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在公共利益问题上也有相应的规定。该协议第9条第1款规定："在全部征收条件都已经满足的情况下是否要征收反倾销税，以及征收反倾销税的数额是否按照倾销幅度的全部或者小于倾销幅度，均由进口成员当局决定。本协议所有缔约成员地域内的当局都有权征收反倾销税，如果较少的征税就能足以消除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则最好征税额小于倾销幅度。"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较少征税规则"（
Lesser duty rule）。该规则的制定，使得一国反倾销调查机关在考虑到征收反倾销税违背公众利益时，可以不征收反倾销税或者是通过征较少税以权衡各方面的利益，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上下游产业的利益权衡问题。对于公共利益的考虑问题，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第6条第12款还规定："当局应向受调查产品的工业用户提供机会，如果产品通常是零售渠道出售的，还要向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组织提供机会，让它们提供关于倾销、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有关调查的任何资料。"
根据世贸组织的上述规定，欧盟在其84/96号反倾销规则中对公共利益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决定是否对被调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时，需要考察是否需要欧盟公共利益进行干预。该规则第21条第1款规定："关于是否应欧共体利益要求进行干预的裁定，应当建立在对所有的不同利益，包括国内产业的、用户的和消费者的利益，作为一个整体评价的基础上。只有当所有当事人根据第二条都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意见，才应根据本条做出裁定。"这里的用户就是指下游产业。
二、
国际反倾销实践在上下游产业利益的权衡中，主要是偏重保护上游国内产业的利益。
如上所述，虽然在决定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时，有些国家还要权衡上下游产业的利益，但是在这些国家反倾销实践中，主要是偏重保护上游国内产业的利益。至于下游用户产业，因其从倾销中获得的利益不是正当利益，受到保护是有限的或者不予以保护。以欧盟反倾销实践为例，欧盟在1987年对中国的油漆、颜料、清漆和漆刷反倾销案件中，明确表明欧盟产业受到损害，必须采取反倾销措施，其他利益不用考虑；欧盟在1994年对中国的糠醛反倾销案件和其他一些案件中，明确表明：保持国内产业的生产，可以保障就业、避免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因此其他利益无法抗衡；在1988年家佳能公司不服欧盟委员会反倾销裁定诉至欧盟法院的打字机一案中，欧盟法院拒绝接受"对欧盟生产产量不足的企业予以保护不符合欧盟利益"的辩护意见，裁定：欧盟生产厂商由于部分非倾销所造成的原因受到损害的事实，不能作为剥夺该厂商保护其不受倾销损害的权利的理由；在1988年欧盟对日本录音机反倾销案件中，欧盟委员会表示，不能保证消费者将持续获得源自不公平竞争所获得的价格优势，保护国内产业的就业和保持国内产业的立足之处所获得的利益，要压倒因为对录音机征收反倾销税导致进口产品价格上升给消费者所产生的可能的价格不利的利益；在1982年欧盟对中国和北朝鲜的菱镁矿反倾销案件中，确立了一项原则：欧盟产业不退出市场，欧盟不依赖国外的产品的供应，对用户而言是有利的。
三、
由于倾销行为的不公平性以及其本身的巨大危害性，在权衡上下游产业利益时应着重保护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的国内产业的利益。
笔者认为，根据各国的反倾销实践做法以及倾销行为本身的巨大危害性，在权衡上下游产业利益时应着重保护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的国内产业(也即上游产业)的利益，因倾销所产生的不正当的利益的保护应是有限的或者不予以保护。从长远利益看，上下游产业的利益是一致的。
(一)反倾销措施采取的目的在于纠正国外倾销产品不公平竞争的贸易行为，保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不会给下游产业带来损害。
如上所述，倾销是一种极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对此，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6条明确规定："各缔约国认为，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入另一国贸易内，如因此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已经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某一国产业的建立造成实质性阻碍，这种倾销应该受到谴责。"
低价倾销是对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的严重破坏。反倾销是纠正国外倾销产品不公正竞争的贸易做法，消除倾销造成国内产业损害性的影响。采取反倾销措施的目的是通过对破坏正常市场秩序的不规范的低价倾销行为的制约，来规范正常的贸易秩序，恢复和促进公平竞争。反倾销针对的是以价格歧视方式倾销进口的产品，并不抵制正常的对外贸易，也不会对正当的进口造成障碍。在正常的市场秩序下，每一个合法生产经营的厂商都不会受到损害，因此，反倾销不会给任何合法经营的下游企业带来不利因素。而且只有在正常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国民经济才可能健康发展。
从反倾销实践上看，随着反倾销调查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反倾销措施的采取，被调查产品的价格将有所上升。采取反倾销措施的目的是要使进口产品的价格规范到正常价格水平上，而并不是在正常价格水平上再加一个比例的反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