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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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是指近代的即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形成与发展的日本军国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则是日本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时期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在世界历史上，一般的军国主义，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领域的国家生活均从属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政策。军国主义是从历史久远的古代就已经出现过的。在近代史上，欧洲大陆各大国在普法战争后推行了普鲁士式的军事制度，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成为欧洲面临战争危险的真正原因，军国主义统治并吞噬着欧洲①。而进入20世纪后，军国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近代军国主义。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则是两个典型代表。 为深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本文选取了从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这一长期不大受关注的新角度作初步探析。 一、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士治国及武士道。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是日本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武士一词，初见于721年（养老五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提到武士、武艺，并提倡和鼓励尚武精神。在平安时代（794-1191年）初期，开始出现封建庄园。发展到10世纪时，已形成和确立起庄园制。封建庄园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促使大化改新（646年）以后实行的律令制度和班田收授制度由松驰、破坏走向崩溃、瓦解，社会动荡不安。庄园的发展，更导致武士的出现和登上政治舞台。 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足利尊氏于1336年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武家政权。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自然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而日本武士阶级掌握中央及地方实权的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出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逐渐形成了武士道。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及神权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②。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是超越理性和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的武士道。旧型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著名剑道家，他受传统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这些在日本古典戏曲中都得到长期表演，他的传奇故事广泛流传，战前还出版了关于他的长篇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宫本所著《兵法三十五条》，将自己平生练功、惊险决斗体会及剑道新派别的要领、兵法奥妙均详细写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在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与旧型武士道论既相联系又相对立。 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全集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③。他以儒家思想论述“武士道”，有《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大量著作，至少有600多卷。他聚众讲学，亦是著名的兵学家，有弟子4000余人。其子的门生中有一位是后来明治维新先驱者吉田松阴的祖辈，故吉田松阴称山鹿素行为“先师”，并在松下村塾讲授素行的兵学，明治维新的不少志士均受到素行思想的影响。山鹿素行从传到日本的朱子学中找到了武士道的“理论根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表现出了“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扬。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这些对后世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荫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 吉田松阴的“忠魂不灭”说，宣扬楠公（楠木正成）④七生报国，永生不死，楠公之后，复生楠公，非止七度。七生原为佛教用语，指可转生七次，为永久之意。楠木正成为支持天皇中兴，欲从幕府手中夺回大权，恢复天皇统治，于1336年（建武三年）在兵库凑川（现神户市附近）与足利氏大军决战，战败后，与胞弟楠本正季用刀互相刺死，死前说将永远效忠天皇，“七生报国”。后来，楠木正成被推崇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掀起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运动。明治五年（1872年），还建立了纪念正成的凑川神社。吉田松阴在囚室墙壁上也挂出“三余读书，七生灭贼”的条幅，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则不同，将永久不灭。松阴自己亦在被处死前写下了《留魂录》；“吾躯纵暴藏野，大和魂永不泯灭”⑤。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于日本武家社会延续近700载，武士阶级执掌政权，故而为战争服务、崇尚征战杀伐的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始终伴随着武士及武士道。而武士，则是军国主义的身体力行者；武士道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工具。 二、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的社会大变革。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明治新政府在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时期，贯彻执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推进资本主义化。 “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之首（另二大政策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实是“强兵富国”，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军制，建立新的近代军队及军人精神，积极扩军备战和进行侵略战争。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取消封建俸禄等改革，明治政府以赎买方式废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级及财产特权，武士阶层也随之瓦解。但因武士精神——武士道对明治政权的统治尚有作用，故武士道并未随武士阶层的消亡而消亡，反而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伦理的武士道。为建立近代军队，在军事制度方面，于1870年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1878年因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而改为采取德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明治政府于1873年1月，颁布近代《征兵令》，建立了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于天皇。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以陆军省（相当于部）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救谕》⑥，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1890年更颁布《教育敕语》⑦，倡导全日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仁天壤无穷之皇运”，以为天皇之“忠良臣民”，从而确立了明治时代的武士道。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仍以儒学伦理为基干，受佛教禅宗及神道教的诸多影响，但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武士道的内容既有舍弃，亦有保留，更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其保留的内容有：一是以忠孝为本，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家伦理纲常。《教育敕语》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与“皇祖皇宗”的“肇国宏远”相联系，称其为近代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还有意识地宣传家族国家观，奉天皇为最高家长。在五伦五常方面，《教育敕语》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二是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强调“尚武精神”。作为三大政策之一的“富国强兵”是明治时代军事立国的路线，宣扬“尚武”乃日本“国质”的“武国论”。《军人训诫》规定“勇敢，投入战门，敢冒风险以成功名”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军人敕谕》则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声言“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之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为日本臣民”等等。三是强调奉公效忠意识，《军人训诫》将忠诚列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强调“自古以来，日本武士以忠勇为主”，“而今日之军人，纵然并无世袭，亦与武士无异。故应遵循武门之习，以忠勇为主。”《军人敕谕》也要求“军人必须尽忠节为本分”，即使赴死，“也不得破坏此节操”，应“一心一意，恪守忠节”。《教育敕语》则要求全体日本国民“义勇奉公”。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其舍弃和变化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个人，即由多元化转为一元化的效忠对象。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体制，天皇成为举国唯一的效忠对象。明治时代的武士道是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军人训诫》要求官兵“对圣上御事”，“不可松懈恭敬之意”。“军人”自列入军籍之初，已宣誓“拥戴皇上，忠于朝廷”，故应“尽忠节于国家”。《军人敕谕》宣称“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军人的责任在于“保证国家，维护国权”。《教育敕语》则要求日本臣民走上战场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是由报效国家来体现。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变成对外侵略的日军的精神武器和精神支柱，成为侵略之道和杀人之道。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天皇在1868年发表的《宸翰》（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军人训诫》称军队“为国家之土城”，《军人敕谕》鼓吹军人在天皇统率下“保证国家”，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华于世界”。尤其是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遂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武士道恶劣影响的要害是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铁的历史事实无情地告诫我们，当武士道向恶、向丑、向黑暗一方，即向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倾斜之时，就是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遭殃之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只是带有浓厚封建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近代天皇制度，经济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观，社会上的武士特征，尤其是武士道烙印的民族性。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终止符，相反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⑧。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各级领导的实权，也几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据1871年至1986年的统计，93名省“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华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明治时期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⑨。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是士族出身者、1.25%是旧大名出身者。不难看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营，唯有资格指导新政府的人物就是武士。“结果，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这些人掌握权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驾驭民族，制约社会。 武士领导者完成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使武士道恶性膨胀：先是把武士道灌输给士兵，1878年以陆军省名义颁布《军人训诫》，把“三德”作为近代军人的天职，向士兵灌输“忠诚”、“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继而武士道衍成“军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誉颁布《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应遵循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等项规范，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所以，武士道在新形势下变形发展，成为新时期的武士道——“军人道”。最后使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誉颁布《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这样，就使臣民对于天皇的“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家意识。于是武士道堂而皇之地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输。实际上《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使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三位一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统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 明治政府通过这些法律、法令使全体国民“平常要其家庭、学校、兵营里，只受到为天皇献身的教训，而不知有其他。”⑩强调武士道和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于是武士的实践道德，演变成了全体国民的实践道德。这样，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爱护和尊敬日本的国体，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要求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的所谓“日本精神”上。从而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 “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整备交通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11不难看出“富国强兵”参照系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德富苏峰曾说“君民一德，举国一致之帝国主义，即对内实行平民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并一贯以皇室为中心主义统辖二者。”12即建立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这一思维轨迹就是“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然后“合并世界各国。”“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仅仅掌握几个书斋狂人或浪人，那不算什么大事，它也绝不能使日本文化畸变，但危险的是这种思维方式掌握的不是在野狂生，而是日本军、政界首脑。因之它不但可以转化为日本现实的思想、观念、战略，而且直接变成日本政治、生产的实践活动”13。这种思维方式通过各级政府中掌权的武士，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思想观念也成了日本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最后，这一思想观念终于畸变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化的全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转变自己的功能”14。这些思想观念深深植根在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的穷兵黩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帜下，全体国民自动地集合于天皇周围为其效命。正是因为有武士道这张温床，天皇制很容易把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变成极富侵略的军国主义。武士道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之魂，在为法西斯服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武士道演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武士道。 武士道的最大特点首先在于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武士道所以能成为军国主义的锐利武器，其根源就在于它是武士，进而是全体日本国民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其次，武士道的核心是无条件效忠主君，对主君的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时也是“死”的宗教，从军事意义上说唯有“忠”和“死”最能体现彻底奉献。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唯有武士道成功地以对主君的“忠”和为主献出生命来武装军队。这支军队是不要命的军队，随时准备为主君、为天皇献出生命。这支不要命的军队，既是勇猛顽强、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同时也是最粗野、残暴、毫无人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幕府时代，由武士组成；在明治维新以后，则是臣民皆兵。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的法西斯化。武士道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所利用，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精神沿着为战争和法西斯服务的道路愈陷愈深，使日本国民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当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侵华日军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正如万峰教授所说，这一切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想起武士道便反感、便作呕、深感憎恶，便想起太阳旗加军刀，想起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有史作证：武士道的最大恶劣影响是为战争服务、助纣为虐、危害人类和平的军国主义；用武士道思想武装的军队是随时准备献身主君、献身天皇的军队，这支军队由置生死于度外的亡命之徒组成，其战斗力和破坏性都是罕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士道的恶劣影响暴露无遗，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灾难，只有“磬竹难书”四个字才能如实形容。武士道已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精神之中，与武士道如影随形的军国主义并未彻底消失。因此，世界人民务必时刻警惕，以防日本军国主义再度复活，危害人类和平。 三、武士道——日本否认军国主义罪行的劣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罪魁德国和日本，在认罪问题上的态度有天壤之别： 德国，1949年第一任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1951年第一任联邦总理阿登纳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历史一刀两断了。”1970年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时，下跪在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向波兰人民谢罪。1985年魏茨泽克总统在纪念二战胜利40周年大会上说：“我们德国醒悟到，历史问题是无法克服的，是难以洗刷掉的，也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我们大家都受到历史后果的牵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1994年赫尔佐克总统在华沙起义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犯下的罪行。”1995年科尔总理也下跪在以色列的德国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道歉。德国勇敢地面对过去的罪行，彻底地清算过去，真诚地修复现代和平，赢得了受害各国的真正谅解、信任、合作与水谊，终于重新回到爱好和平的国家行列。 日本对待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的罪行却是另一种态度：一是政府态度暧味。远的不说，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时田中首相的致词，讲到日本过去对中国人民蒙受损害表示歉意时只说“添了很多麻烦。”后经中国方面提出异议后在联合声明中前进一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就是这位田中先生翌年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回答质询时说：“是否是侵略，只能由以后的历史学家去评价。”从田中角荣到今天的小渊惠三首相换了15位，只有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承认过“侵略”或“侵略行为”。很遗憾这种积极态度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总体意志。二是阁员经常“失言”。仅80年代以来，内阁成员中常有人对战争进行翻案，如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文部大臣岛村宜伸、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等先后就发表过否认侵略的错误言论。藤尾正行、奥野诚亮、永野茂门、樱井新等还因“失言”而丢官。三是学术界美化，部分知识分子从对侵略战争的否认到进而美化侵略战争。原防卫大学教授亩本正已就说：日本同中国打仗“并非企图有计划地征服中国大陆，它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侵略战争’，而应看作‘膺惩之战’，是‘寻求日中提携，不断寻求和平的战争’。”日本学士院会员、东京医科齿大学名誉教授总山孝雄说：“解放亚洲是我们日本人在儿童时代就怀有的愿望”，“日本人是为解放亚洲而战，不是为侵略而战。”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认为：日本进行的战争“论其结果，它却成为世界上殖民地独立的契机。若没有日本，没有那场战争，这许多国家甚至到现在可能也不会独立。”15四是右翼分子活动。日本至今仍有相当部分人不正确认识历史，如1995年右翼势力搞的反对“不战决议”签名运动，签名者达456万人之众，占全日本总人口的3.8%。前几年长崎市长因谈到“我认为天皇也有战争责任”一句话，就被人枪击成重伤。日本不敢直面事实，篡改历史，一次次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落得个千夫所指，对之防之又防，不得谅解与信任。 日本不肯认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武士道痼疾所致。 第一，武士道意识不允许对天皇“不恭”。 谁都知道那场侵略战争是日本人心中的“圣战”，其轨迹是“天皇——战争——人民”。天皇是战争的第一罪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裕仁天皇从1945年的“御音广播”开放，至死始终没有承认“侵略”，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有罪，也始终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相反1963年在皇宫宴请时还大谈战争有功论：“时至今日，应该忘却了广岛的创伤，着手振兴日本战前和战时的这一历史时代的真正精神。打第二世界大战已不再像1946年时那样看来是一个大错误，而是积极地加速完成日本工业化的治国之道。”16 这种现实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一是既然战争的最高领袖未受战争惩罚，国民还有什么必要自觉清算战争罪行；二是战争的失败，国民“充满了对不起天皇和天地神明的心情。”如果一定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这个苦果不能不由全体国民一起来分尝”，是“一亿国民总忏悔”；三是武士道对天皇的超常的愚忠意识，决定了国民不允许有对天皇“不恭”的言论与行为，天皇自己不认罪，没人敢指责天皇。为天皇分忧把责任转嫁到每一个国民身上，所以，直到今天在战争问题上，日本政府也好，日本国民也好，每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对那场战争表示歉意，但最终却没有哪一个人承担责任，更没有哪一个肯服罪，形成一种无责任体系；四是在武士道中名誉高于生命，高于一切，为了荣誉，不管对错是非、流血犯罪，可以豁出生命，可以掉脑袋，不能丢面子。在这种荣誉观支配下，认为过去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军人都是忠君爱国者，为国捐躯的英灵，如果承认是侵略战争，就等于说活着的天皇是侵略者、死去的亡者是侵略者，仅为此也不能承认是侵略战争。他们是为了面子文过饰非，篡改历史，死不认罪。 须知正如德国总理科尔所说：“回避自己的历史的人民是没有希望的人民。” 第二，靖国神社是武士的“光荣归宿”。 武士道的生命观中，死也一定要光彩体面，“死得其所”，即使生前罪恶多端，死后也会成佛，均可以供奉起来供人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这样的机构。1996年，桥本龙太郎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时所说：“五十多年前我在孩提时代时，站在欢送出征人士的队伍里，当初，人们高呼‘光荣回到靖国神社’的口号，把他们送到战场。今天我的参拜，仅仅是来兑现孩提时代对那些英灵的承诺。”靖国神社是祭祀近代以来历次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军人，约250万人，是公认的“对天皇忠诚的典范”或“为国捐躯的英雄”，每年春秋两季神社都要举行“大祭”悼念。届时政府的达官显贵都要进行参拜，有时甚至天皇还要亲自祭拜，一些旧军人还要身着“皇军装”，奏着旧军歌，回忆往昔的荣耀。这种“沐浴皇恩”的待遇对于死者亲属来说，简直是光宗耀祖的殊荣，武士道死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无限的升华。 靖国神社主要供奉的是对外侵略战争中死者的亡魂（合祭总数为2,464,151人，其中侵略者为2,449,429人），加之1978年公然把东条、山本等甲级战犯在内的14名战犯的灵位也塞了进去。因此，靖国神社，百余年来一直扮演着“战争——祭祀，祭祀——战争”的凶煞，镌刻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历史。在世界人民，尤其在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人民眼中，是对侵略战争的肯定和颂扬，是对军国主义的表彰和宣教，是对被侵略国家的敌视和侮辱，是典型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场。因此，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检验日本政府对待那场战争态度的重要标志。日本人明明知道亚洲人民对靖国神社的态度，冒天下之大不韪硬要开顶风船，年复一年地顶礼膜拜，“日本国民用自己的手公开免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与战争犯罪”17。充分暴露出武士道穷兵黜武的军国主义意识的劣根性。 第三，武士道穷兵黩武的意识没有熄灭。 战后民主改革只把武士道转变为军国主义的条件清除了，武士道崇尚武力、穷兵黩武意识并没有很好得到清除，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彻底清除。因此，崇尚强者、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价值取向没有变。这种价值取向往往容易走向极端，不服输不认错，只信服强者，对强者恭顺、学习，对弱者凶残、野蛮，一旦强大便以怨报德，反目不仁，“大有武士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之势”。因此，不难设想一旦有条件，军国主义就真的不会死灰复燃吗？！ 总之，武士道是日本否认甚至美化军国主义罪恶在意识方面的劣根，武士道痼疾侵害着日本民族，毒化着国民的意识，袒护着军国主义，甚至引发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尤为令人担心，值得世人警惕！ 当然，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也有应对的良策，那就是不折不扣地遵照邓小平同志的话去做。小平同志说：“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18 注： ① 参见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笈210页。 ② 参见宋成有：《江户、明治时代武士道巽同刍议》，载《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54页。 ③ 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编：《山鹿素行全集》，东京帝国教育学会1919年版，第48页。 ④ 参见张玉祥：《评楠木正成》，载《日本历史风云人物评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85页。 ⑤ 《留魂录》（1859年10月），载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第4卷，1935年版，第503页。 ⑥ 盐田庄兵卫等编：《战后史资料集》，新日本出版社1984年版，第33-35页。 ⑦ 聂长振、马斌译，周一良校：《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择》，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⑧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务馆1993年版，第95页。 ⑨ 园田英弘：《西洋化的构造》，思文阁1993年版，第193页。 ⑩ 藤直干：《日本的武士道》，创元社1956年版，第155页。 11 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商务印务馆1983年版，第8页。 12 德富苏峰：《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1916年《国民新闻》。 13 宋德宣：《日本文化结构演变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13-414页。 14 罗荣渠：《反传统还是回归传统？》，载李玉、汤重南主编：《21世纪中国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 15 蒋立峰：《由“不战决议”谈日本对侵略战争的问题》，载《日本学刊》1995年第5期，第27页。 16 肖季文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17 大江志乃夫：《靖国神社》，岩波书店1986年版，第42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1页。 |
资中筠：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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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源远流长的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应该承认，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备，其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来赢得国际地位。但是从心理上讲，如果彻底否定侵华战争，就要否定１９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征服的“业绩”。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视世界的传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日本人正是在这方面缺乏自信，才不肯彻底否定过去的罪行。
历史文化根源：与德国的比较 首先从历史文化看，日本与德国迥然不同。德国地处欧洲中心，除了自身的独特性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欧洲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科学、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做出过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贡献。所以，尽管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优越感和传统政治中的专制主义成分滋生了法西斯主义，但是更为源远流长的是和欧洲文明相一致的自由、理性、科学精神。这是否定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德国人足以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他们可以把希特勒的德国当作历史的岔道，而曾经拥戴他，或未能阻止他，是德国人犯的严重错误，也是耻辱。承认了错误，洗刷了耻辱，回到正道上来，历史照样辉煌；汇入欧洲共同发展的潮流，前途大有希望。 日本则不然。对于世界文明来说，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日本都是后来者。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力学习西方，成绩卓著，国力突飞猛进。但是，日本真正学到手的主要还是器物和实用的层面。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日本也曾大力引进，但是自由民主思想始终是“外来”的，在精神上没有融入日本文化。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日本国力初步强盛，但政治上的开明派却被军国主义派所压倒，日本终止了刚刚开始的可能走向民主化的进程，并全力发展军事强国。从此，日本在世界上的“业绩”与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日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都是胜利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在战胜国一方坐享其成。日本源远流长的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应该承认，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备，其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来赢得国际地位。但是从心理上讲，如果彻底否定侵华战争，就要否定１９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征服的“业绩”。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视世界的传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日本人正是在这方面缺乏自信，才不肯彻底否定过去的罪行。 还有一层，德国法西斯的理论基础是推向极至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战后，种族主义在理论上和国际公认的道义上已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固然也包含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信奉弱肉强食的原则，但是由于它没有殖民地，因此没有在思想上受到６０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从历史上看，日本民族作为黄种人的心态就是：一方面傲视其他亚洲人，一方面致力于“脱亚入欧”，以跻身于以白人为主的西方世界为荣。 国际社会的认识和态度的比较 很明显，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的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试设想，假如德国出现对反犹“大屠杀”的罪行质疑的说法，假如德国教科书里出现美化纳粹、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会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和声讨？昔日的纳粹分子哪怕隐姓埋名几十年，躲到天涯海角，一旦暴露，即使行将就木也难逃审判。对比之下，日本右派、政客，甚至在职高官，却一再发出关于日本侵华的奇谈怪论，甚至公然在大阪的和平大厦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而抗议的只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友”竟然都作壁上观，一向好事的西方传媒对此事也漠不关心，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保持沉默。 笔者曾有一次亲身体验：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偶然举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和反犹大屠杀。有一位法国学者在会外专门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表示他不能接受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因为他认为日本侵华与德国反犹是性质不同的。我为之愕然。他却进一步解释说，德国对犹太人是种族灭绝，日本对华是殖民战争，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例如日本占领“满洲”就使东北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我问他是否知道“三光”政策等，他说这可以称作“暴行”，在战争中常见，而且中国人自相残杀、历届中国统治者对本国人的压迫和杀戮也不为不残酷。这个观点简单概括就是以社会发展的“先进”和“落后”划线，在西方有相当的代表性。换言之，德国法西斯打碎的是欧洲民主、自由、繁荣的天堂，而中国人本来就生活在地狱之中（这点与我国解放以后的宣传有共同之处，下面还要提到）。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观点。 有一点是事实，即德国侵略的对象包括苏联在内，都是发达国家，战后恢复很快，而且占据世界舆论要津，从实力和声势都足以对任何法西斯残余形成威慑。特别是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战后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表现出类拔萃，他们除建立了小而强的以色列国家外，还已经汇入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对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对象是亚洲不发达国家或西方殖民地，战后情况复杂，自顾不暇。而日本却在美国扶植下，不到二十年就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日本人一向尊崇实力，对于弱于自己的国家，自难低头认罪。有些日本人直后悔当初不该打珍珠港（这也只是一部分人），致使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否则中国是可以被征服的。 当然美国的政策在战后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战后美国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当时盟军司令部的任务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把日本引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应该说，在初期，美国的确朝这个方向做了努力。但是到１９４８年底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美国的对日政策就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把遏制右派变成了遏制左派，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具体政策都直接间接姑息、纵容了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包括至关重要的教育领域。日本人认为，执重整战后秩序牛耳的美国尚且对日本表现得如此“大度”，不记前嫌，日本又何必向中国认罪呢？战后日本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气氛下受的教育，再加之右派势力有意掩盖和歪曲历史，作为一种全民意识，日本人对二战的看法自然与今天德国人不同。 中国人反躬自问 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的不争气，外加对待这个问题的原则不一贯、进退无序。战前的中国造成日本侵略者得逞之历史原因姑且不论，只说战后。二战刚一结束，中国即陷入内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为了抢占地盘，不惜利用战败的日军抵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令其不但不要就近缴械，还要作“有效的防卫，以待国军接收”。从此时起，国民政府就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所谓“以德报怨”政策，包括放弃赔偿要求、赦免战犯等，再无心思为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而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日本的政策是以民促官，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友好工作，确实卓有成效。不过当时与中国交往的多为进步友好人士，代表日本人中的反战势力。他们倒是一见中国人就先表示道歉，以未能阻止军国主义而内疚。中国方面则总是说，不该由他们负责，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严格地把广大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这在原则上固然正确，但是可能形成一种错觉，过高估计了和平友好人士的人数和影响，而对上述植根于日本民众中的那种复杂心理的顽固性估计不足。诚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灾难，中国政府在与日本政府交涉中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坚持日本应该明确悔过的立场。但是在国内有关近代史的宣传教育上，以民族划线还是以阶级划线，常不一贯。曾有一度，在强调阶级斗争时，把日本侵略以前的中国描绘得一团漆黑。有一次我在与洋人闲谈中随便提到，日据时期我们在沦陷区吃“杂和面”的经历时，就有洋人问，日本侵略前，中国人不也是挨饿吗？ 在对外政策与策略上，对日本常采取实用主义。五六十年代的大背景是一切围绕建立反美统一战线，把在所有问题上的斗争矛头都引向美国。这大体上没有错，但是联系到反对核武器运动，刚好与日本人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不是受本国军国主义之害，而是在国际上受害）的态度合拍。６０年代初，中国经常派非官方代表团参加一年一度在东京或广岛、长崎举行的反对原子弹大会，笔者也曾与焉。中国代表团的方针就是反对单纯反核武器的“和平主义”观点，而是要把日本人受原子弹之苦的悲愤之情引导到认清罪魁祸首是美帝国主义，从而反对日本现政府追随美国的政策。至于美军轰炸日本的起源、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责，在那种场合就顾不上了。又如有关苏联与日本北方四岛之争，在与苏“牢不可破”时期支持苏联，在７０年代苏联成为主要敌人时又偏向日本。在中美建交之后，当与美国摩擦严重时，往往幻想利用美日矛盾，联日反美。还有在文化上认同日本为“儒家”文化，纳入“亚洲价值观”的范畴的说法也在我国颇为盛行，企图以此来抵制“西化”。这是把政治文化与一般的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混为一谈了。据我了解，真正对日本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专家鲜有同意这种观点的。 假设几十年来两国发展形势易地而处，中国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走那么多弯路，在政治、经济、教育、国民素质等各方面都优于日本，那么今天就该是日本需要中国的贷款、投资和技术而不是相反，可以断言，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必有所不同，翻历史案的逆流不会这样嚣张。当然这是假设，却是甲午战争以来摆在国人面前的老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如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 文章来源：资中筠文集《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
日本右翼：武士文化的传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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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是对日本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阶层，武士文化是日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广为传播的文字：“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看来极端矛盾的两种禀性却能相混和，这也是日本人独一无二的民族性格。
这种民族性格中，“好斗黩武、倨傲自尊、顽梗不化”等习性，无不深深地打着武士文化的烙印。世界上也只有日本民族会聚焦而生武士文化。武士文化的极端矛盾性，说穿了是资源的极端有限性和所谋取地位及作为的无限扩张性之间因聚变而产生的怪物。众所周知，日本是个所有战略资源都依赖进口的国家，日本走上工业化道路之后，资源匮乏的利剑时时悬在他们的头上。在日本，渲染日本所处的险恶环境，一直是日本媒体从报刊到电视、从普通记者到知名政客所热衷的题材。甚至《油断》、《日本沉没》之类纯属杜撰的灾难小说和电影，也会畅销一时、引起轰动。 熟悉日本历史的人一定清楚，武士文化服膺强者、蔑视弱者，对主子、对强权，它恭顺、忠诚，可以切腹、集体自焚，对弱者则刀劈、枪刺和拿来做活体试验。若技不如人，它会虚心求教；一旦自觉强大，则必然对外扩张。武士文化崇尚优胜劣汰的社会竞争法则，在价值选择上倾向于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极端。 在历史上，资源有限而强国之梦想无限的极端不对称性，使日本迷恋上了军国主义，而武士文化就是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今天的日本，仍然处在政治资源有限而政治大国欲望无限的极端不对称状态。而今天的中国、东盟和朝鲜半岛，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越来越多，孤悬亚洲大陆以东而南北狭长的日本列岛上，自然又冲动着一股莫名的焦虑。 日本右翼还发现，因战争责任问题的认识“居然”又给日本造成了与东亚诸国竞赛时的心理劣势，这如何使日本安居 “亚洲老大”的位置？因此在日本右翼看来，必须剥夺东亚诸国尤其是中国的这种战略优势，“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日本右翼最终选择了靖国神社，并且在战争责任认识上，再次继承了武士文化的衣钵----“好斗黩武、倨傲自尊、顽梗不化” 。虽然在很多亚洲舆论看来，有钱难使鬼自尊，战争罪犯已经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但日本右翼仍然对颂扬东条英机的《自尊》如痴如醉。 有学者认为武士文化在心理层面上还带有脆弱的、未成年的、受压抑的症状。老是念念不忘自己给了别人好处，却不记得别人善待自己，总觉得别人冒犯了、亏待了自己，但从不承认自己有罪。因此关于二战，日本右翼满脑子东京的大火，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可就是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的细菌战。在现实东北亚秩序安排上，日本右翼拚命强调朝鲜导弹威胁，甚至杜撰中国威胁论，就是不承认日本军费开支已超出防卫所需和TMD的恶劣作用。在日常经贸事务中，右翼也念念不忘日本的对外投资和技术援助，可就是不承认东亚市场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之，日本右翼对亚洲索取之狠是一脉相承的。 另外也有人指出，武士文化还是种耻辱文化。名誉比生命重要，要紧的不是事实真相如何，也不是通过认罪或忏悔以求宽恕，而是不丢面子，因此宁愿否认、掩盖也不能承认让自己丢脸的历史。所以人们就看到日本右翼去论证所谓“南京大屠杀---20世纪最大的谎言”之类的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