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往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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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商朝遗民做买卖的越来越多,人们就通称做买卖的人为"商人",称贩卖的物品为"商品",称专门从事交换的行业为"商业"。 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出现是商朝时的事。商主朝(公元前1711一一公元前1066年〉建立后,社会生产力有j较大发展,人们除了饲养家禽、家畜、种植谷物之外,还从事酿酒、织布、盖房、造车、造船、制铜器等手工业。社会上的交换活动也更加频繁起来,过去"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的现象仍然存在,但随着生产发展和人们需求多样化的出现,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于是就出现了一批不事生产而专事交换,并且以牟利为目的的人。公元前1066年,周王朝代替了商朝奴隶主政权,按照战胜者必须保存战败者祭祀的惯例,周武王封商纣的儿子武庚为原来商地的诸侯,但武庚不久便率领商朝遗民兴兵作乱,被周公平定。周公为了避免这些商朝遗民再起来造反,使强迫他们从原来的殷都朝歌迁居到距周都较近的洛阳东郊一带,派出重兵严密监视。由于商朝遗民一向脱离生产,身无一技之长,生活境况远不如前。幸好商朝族人自夏代以来就有外出以物易物、进行交换的历史传统,在商王朝统治时期,又受了仔商人重价"的社会风气熏染,不少人行旅贸易于四方,富有做买卖的经验。而周王朝的贵族们又需要各地物产以满足其生活享受,于是周公就告诫商朝遗民牵牛驾车到外地去贩运物产。久而久之,商朝遗民做买卖的越来越多,人们就通称做买卖的人为"商人",称贩卖的物品为"商品",称专门从事交换的行业为"商业"。这样，以做生意为职业的商人、群才算真正形成了。 中国商人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出现时,由于它是由失去辉煌的没落贵族组成的,这就为其注入了先天的矛盾色彩。西周奴隶主贵族以胜利者的姿态,不断向商人发出警告,要求他们老老实实做生意,为周王朝的货物畅通而卖力。在态度上也极端卑视商人,把他们看作身无一技之长,没有劳动能力,只能靠贩卖于四方谋生的人。然而,周王朝的统治者对商业这个职业本身又很重视,他们认识到:"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吕氏春秋·土农》〉,"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周书》)。、工、商都是立国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丰富经济收入的重要手段。当时,自称为君子的贵族们都懂得财富权力攫取政治权力的道理,都想从做买卖中谋取几倍的利润,积累大量的钱财。西周后期,周王叔郑桓公看到周快要灭亡时,赶紧同商人订下互助盟约,请商人帮助他建立新郑固。可见,西周末年的商人势力已经很强大,社会阶级关系正发生着新的变化,经商活动也不再限于商朝遗民,有许多其他社会成员看到做生意有利可图,也纷纷加入商人的行列。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商品经济和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众多繁华的商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赵国的郎郭,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魏国的大梁,宋国的陶都是闻名全国的工商业城市,史称"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当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曾这样描绘战国时代的临淄城:"车锻击,人肩摩,连任成帷,举抉成幕,挥汗成雨。"意思是说街道上来往车辆行人拥挤不堪,车辆车轮碰着车轮,行人肩膀碰着肩膀,人们的衣襟连起来可以合成围帐,人们的衣袖举起来能够合戒屏幕,大家一挥汗好象下雨一般。据有学者统计,临淄城在齐宣王〈公元前309一前301〉时有居民7万户,加上城内军队人数,共计60余万人,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大都市。 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商朝遗民作为商人主体的时代已经结束,新兴商人阶层出现了。商人和知识分子(士〉、农、工平等地构成社会成员的四种成份(史称"四民勺。经商而能盈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有专门知识是难于胜任的。难怪《苟子》云z"通财货,相美恶,辨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说到"贾人",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上古时期,人们把出外做生意的人称为"商",把坐地做买卖的称为"贾",所以有"行商坐贾"的说法,后来就"商"、"贾',不分了,把所有做生意的人都统统称为商人。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面对强胜弱败的局面,深深懂得国富则强,国强则立的道理。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迫使各国国君千方百计增强国力,变法图强,在巩固发展农业的同时,无一例外奉行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展开了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斗一商战。卫文公"通商惠工",得以自保。齐桓公重用盐商出身的管仲治理国家,运用"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儿而不征"的政策,最早成为春秋霸主。晋文公创立霸业,采取"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从而造成"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局面,使楚国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入晋国境内。晋君曾以此调侃楚君:"子女玉吊,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郑国是富于经商传统的国家。郑国国君为发展商业,与商人世代订立盟誓:商人不得背叛国君,国君不得强买或掠夺商人的货物z国家对商大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重商的结果,使郑国"能以弹丸小国,介于两大之间(齐、晋〉而无害。"越国能在二十年内,东山再起,消灭吴国,"称霸江南,观兵中国",应归功于重用范蠢采用"计然之策"经济政策。 国君优待商人,南人也对国君尽忠,二者切身利益有共同之处。历史注定了这个时期的商人和政治有不解之缘。 弦高是郑国的一位行商,经常来往于各国之间做生意。鲁售公三十三年(前627年〉他去周王室辖地经商,途中遇到秦国军队,当他得知秦军要去袭击他的祖国郑国时,便一面派人急速回国报告敌,惰,一面伪装成郑国国君的特使,以12头牛作为礼物,稿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国已经知道偷袭之事,只好班师返回。郑国避免了一次灭亡的命运。当郑国君主要奖赏弦高时,他却婉言谢绝z"作为商人,忠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受奖,岂不是把我当作外人了吗?" 大商人子贡,使用连环计,多次在外交上取胜,保存了,恩师孔子的祖国一一鲁固的安全,并改变了齐国、吴国、晋国、越国的命运和发展方向。 翻开先秦商业发展史,政治家经商成为实业家,商人弃商从政,登上政治舞台,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管仲、子贡、范盔、白圭、吕不韦,先秦几乎每一位著名富商,无不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千金之家比气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商人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在政治舞台上锋芒毕露,从他们身土首先显示出金钱的威力,他们"结驷连骑","聘享诸侯",甚至可以左右国家的前途命运,掌握国君的存亡废立,成为名符其实的"素封"。 中国商人群体出现初期,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会出现管仲、子贡、计然、范鑫、玄高、猜顿、白圭、吕不韦等在社会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商人。然而,与此同时,一股轻商思潮也在慢慢形成。这主要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战争频繁,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以农为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战国后期出现的李惺、商鞍等变法革新,都把农业生产放在富国强兵的首要位置,而对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商业采取了抑制政策,商人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本不轻商的儒家思想(如孔子就曾称赞过经商的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时也出现了贱商的看法,像孟子、旬子所提倡的"仁政",也基本上是重农抑商的理论。 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依然采用商鞍的抑商政策,私商虽然允许存在,但却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和监督,而且他们的地位极低,秦王朝把中小商人与有罪的官吏、逃亡者等身份低贱的人等同视之,就连其祖上曾为商贾的人也不例外。对那些富商大贾,秦王朝更是怕得要命,制裁更加苛刻,秦始皇赢政曾把魏国、韩国、赵国、齐国的大商人,强迫迁往外地,并没收了他们的大部分财产。 秦汉之际的战争期间,有些商人乘战乱和灾荒之时,屯积居奇,操纵市场,使物资紧缺,物价飞涨,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这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感到商贾之祸并不轻于德役和战祸、他即帝位后就下了一道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织衣服,不得乘车骑马,不得携带兵器自卫,不得做官府的属僚,对商贾征赋税要比常人加倍,商贾买饥民子女为奴婷的要无偿释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贱商令",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种贱商抑商的社会风气。刘邦去世后,汉王朝对商人的政策开始宽松起来,出现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的局面。然而,秦汉时期的贱商政策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轻商思想基础却是不可忽视的。到了汉武帝时,传统的轻商政策与贱商思想交汇,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牢固的"重农抑商'理论,这种理论借助儒家学说"重义轻利"的思想垄断优势,几乎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这就为在两千年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商人的存在与发展造成了很不理想的环境。 然而,历史要前进,社会要发展,商业的作用是相当重要,当然商的作用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商人本身的活动当然是以赢利为目的,但其对社会产生的客观上的积极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两千多年来,中国商人虽然一方面要受到政府抑商政策的压制,另一方面又要受到"义利"之辩的社会思潮缸情,处处举步结农然而,在这问两千年中,由于运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名商巨贾仍然是代有所出。 |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
| 余英时文集·第三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作者：余英时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4-1 原 价：￥45元 节省了6.75元 当当价：￥38.25元 钻石价：36.34元 【基本信息】 ISBN：7563345035 页数：394 尺寸：16开 印次：1 印刷时间：2004/04/01 印张：25 字数：382000 用纸：胶版纸 【编辑推荐】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世纪 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作者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作者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述与中国情怀》、《中国怀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控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内容提要】 本卷诸文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易被忽视的方面，阐发了汉代循吏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魏晋士风的演变同传统儒、道思想的复杂关系，并在此背景之下，重点论述了明清以来商人阶层兴起的渐变过程，这一阶层在精神领域同传统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及其为原有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重要变化，极富现实意义。 【目录】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 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 “士魂商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致《九州学刊》编者 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