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
硕士论文
三井财阀与日据时期台湾之关系
研 究 生:关 口 刚 司
指导教授:梁华璜 先生
中华民国九十二年六月
第二章 三井财阀之形成
三井不但是近代日本数一数二的大财阀,甚至在全世界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量.这样庞大的企业集团历史悠久,且其发展过程跟近代日本的经济变革亦有密切的关联,实非笔者三言两语所能详述.故在此仅简略地从三井家的起源,以及
各时代的发展变化稍加介绍.
第一节 三井家之起源与「越後屋」
根据和田日出男的著作1,三井家的历史悠久,其起源可溯至平安时代(9661027)的关白(辅佐天皇之职,掌握政治最高实权)藤原道长.2其四男长宗之第五代孙子–藤原右马之助信正离开京都,定居於近江国(今滋贺县)三井村,开始以三井为姓.自此之後,三井家成为名门武家豪族,代代居於此地.信正之後的第十五代三井成定无嗣子,所以在室町时代(1392
1573)中叶佐佐木六郎高久进入三井家做为养子.後来,高久离开三井村,返回故乡鲶江筑城,扩大势力,发扬三井之名,因此,高久被尊为三井家高祖.之後,三井家的本家当主之名皆继承高久的「高」(如三井家产业真正的基础建设者高利,三井财阀时代的最後当主高公等等).高久的孙子高安为当家时,鲶江城被织田信长攻陷,因此,高安带著族人流浪到伊势(今三重县伊势市).根据三井家的家谱《家传记》与事业发展的记录《商卖记》,高安被尊称为家祖.
後来,高俊继承高安成为当主,决定放弃没落的武士地位变成「町人」(工商业者),居住於伊势松坂.江户时代日本有严格的社会身分等级制度,即「士农工商」;三井家因为高俊的决定而降到最下面的地位.为何高俊将曾为豪族的三井家改成商人
和田日出男解释道:高俊认为在德川政权下,没落武家已无发迹的机会,同时也畏敬和理解德川家之力量,而预见太平时代即将到来.再加上,高俊本身有现实主义的想法,所以不重视武家之荣誉.另外,身为没落的武家,也许可以另寻出路,东山再起.总之,高俊以现实主义面对德川时代之封建性社会,选择以商人身分全力发展经济,可以说具有先见之明.不过,高俊的选择并非特例,在战国动乱时期,特别在天正至庆长期间(1573
1615),像三井氏一样,放弃武士身分转身商人或农人的事例颇多.3
於是,高俊在伊势松坂开始经营酿酒业,味噌酿造业及当铺业,这也是实业王国三井家「越後屋」的开始.当时酒,味噌酿造是商人所经营事业中规模最大的,需要相当多的资本以及劳动力.由此可见,虽然三井为没落武家,但仍有不少财产.高俊从商後经营相当成功,家业益发繁荣.4
後来建立三井财阀基础的为高俊四子三井八郎兵卫高利(1622 1694).他在延宝元(1673)年离开故乡松坂,5在京都开设「三井吴服店」,吴服指和服衣料;同年亦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同样的商店,店名与其父的店名一样叫做「越後屋」.这就是现在的「三越百货公司」之起源.京都店负责采购,江户店负责贩卖.这是因为京都为西阵织之产地,而且也方便采购清国布料.另一方面,江户自德川氏设幕府於此後,人口激增,形成了大都市而产生了大量的和服绸缎布料需要.高利并挑战弊害颇多的旧商习惯,获得极大成功.6
天和三(1683)年江户「三井吴服店」搬到骏河町(今东京神田骏河町),同年高利也开始从事兑换业,7在「吴服店」隔壁开设「三井两替店」从事兑换,放款等金融业,即为现在的三井住友银行8之起源.当时,江户为政治中心地,京都有朝廷乃天皇居住之地,大坂(今大阪,以下统一称之大阪)是繁荣的商业都市.随著战国动乱之後的太平时代的来临,种种产业开始兴盛起来,三都市之间的经济交流愈来愈紧密.高利注意到这点,因此,也於天和五(1685)年在京都,元禄四(1691)年在大阪开设「三井两替店」之分店.「三井两替店」在三都间之汇票交易,即为日本最初有组织的汇票交易之始.
三井从事和服绸缎布料之交易及金融业皆相当成功,在社会上之地位渐渐重要,也取得社会大众之信任.此一成就进而使三井受到幕府之重视,在贞享四(1687)年幕府授予和服御用的特权给越後屋,由其代办幕府所需衣料.元禄三(1690)年,三井两替店亦受幕府委托承办其「大阪御金藏银御为替御用」.这任务是收取在大阪幕府金库聚集的银两,并於60天内(後来改为90天内)纳入江户金库.自三井接办此委托後,透过三井之汇票系统,此後三都之间不必用现金输送,只要一张汇票即可处理.如此,受幕府委托经营9和服与汇兑金融事业,意味著三井家的经营被编入幕府之经济与财政的架构裏,为三井家与官方密切合作之滥觞,亦为三井家扩大经营规模奠下基础.
高利於元禄七(1694)年过世後由高平继承家业,而越後屋益发兴隆,飞黄腾达.高平在长崎开设「吴服店」之分店,到了宝永年间(1704
1711)开始与外国交易,也可说此为三井物产(贸易公司,後述)之远祖.「两替店」也如上述获得幕府御用商人之地位,因而高平虽然是一个商人,却拥有谒见将军(幕府首长,即德川氏)之特权.虽然当时有「士农工商」之严格身分制度之区别,不过随著商人势力之抬头,成功商人之社会地位也跟著上升.
元禄至宝永年间(1688 1711),三井家的事业组织,随著经营规模的成长,需要从内部加以整理.在宝永二(1705)年将「吴服店」(和服部门)与「两替店」(兑换汇兑金融部门)分开,并进行江户,京都与大阪各店之统合等的店制改革.经此一改革後,销售总额以及获利皆增加.高平在宝永七(1710)年於京都设立三井全族与家业之统辖机构,即「大元方」.宝永七(1710)年正月起,定期举行会议.之後,三井业务与其他一切,由以总本家为中心的同族统合机构「大元方」来决定.这就是後来的三井财阀大本营三井合名会社(後述)之起源.
如上,高利,高平父子二代奠定了三井家的经济基础,之後的太平时代带来三井一族之繁荣.但是,天保十二(1841)年由老中(幕府最高职,政务统辖者)水野忠邦执行所谓天保改革(以重建财政经济与恢复幕府权威为目标,实施降低物价之政策),三井家受到颇大打击.到了江户时代末期,幕府的财政破产,不断要求富商们捐款,三井是典型的幕府御用商人,因此负担颇重.另外,因为三井将代理幕府保管的财货借给商人,所以能够缓和江户地区商人之金融问题.但不久後,由於幕府之结束以及新政府东征军之留驻江户,因此无此资金可再利用,加上政乱,明治元(1868)年六月时,约有六成的贷款回收困难,三井家之经营面临困境.10
第二节 明治时代之三井财阀(自1867年至1912年)
一,转身为「政商」三井
德川时代三井家与官方密切合作之经营方式在明治维新後并未改变.庆应三(1867)年在幕府改革军制与财政,企图重新建立新体制时,长州藩(今山口县),萨摩藩(今鹿儿岛县)等的讨幕派势力决定倒幕举兵.同时,江户,大阪等各都市与农村也发生各种暴动,各地大名(诸侯)在佐幕与倒幕之间摆动.江户时代最大的御用商人三井亦面临重要选择.虽然继续承办幕府御用,但另一方面,透过琉球贸易与萨摩藩也有关系的三井,开始接近萨摩藩.在鸟羽伏见之战(得到朝廷许可而变成官军之萨摩藩军与幕府军的战争)的前夜,三井捐献现金一千两之军资给萨摩藩.也就是说,三井预测倒幕派可能成功,同时决定亦支援尊皇派.
庆应三(1867)年十月十四日德川幕府将政权还给天皇,同年十二月九日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复古,与幕府有关系之委托代办关系亦全部取消,但三井因拥护倒幕派有功,仍然继续承办新政府有关之官方业务.事实上,政府和巨商是彼此依存,以三井为首的富商们若没拥护新政府,新政府便无法顺利开始执政.所以说三井家对日本近代史之影响颇大.之後三井与新政府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被称为「政商」12三井.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後,迈入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国力也越来越强大,并且向外发展.做为「政商」之三井,也随著日本国力之成长,成为庞大的企业集团.兹就其旗下的四大事业部门简介如下.
二,吴服店三越之独立
如上所述,吴服业是三井创业的开始,随著三井家的经营规模之成长,「越後屋」成为江户最大的吴服店,及江户的代表之一,其名驰於世.但是,如前所提,政权交替之际因政治的不稳定,不良资产的增加,加上火灾与民乱及销售额的减少,13吴服店经营情况逐渐不理想.掌管三井事业的三野村利左卫门曾经主张要放弃吴服店,但因该行是从高利以来的祖业,未被三井家所接受.
明治初期三井申请设立银行时,大藏省强烈要求金融部门应与「吴服店」分割.因为以後无论会在什麽制度上设立银行,大藏省都打算让三井来负责;但大藏省也担忧和服绸缎贩卖业的不振会影响到银行业,而要求三井单纯变成承办货币的资本体.其实,分离和服绸缎贩卖业并不只是外界的要求,也是三井自己的需要.自江户时代末期一直不振的该业,进入明治时代并未改善,明治五(1872)年乃将吴服业切离并改名为「三越」.但这并不代表三井家放弃吴服业,表面上虽然采用二业分离之形式,三井家还是继续监督指挥,切离并改名只是为了避免和服绸缎贩卖业损失波及到金融部门,因为在尚未确立有限责任经营制度之前,投资者需负无限责任;为了避免吴服业经营继续恶化时,无限的赔偿责任使三井家之金融部门也受影响,乃采取这样的必要措施,亦是三井大元方摸索企业有限责任制度的方法.14
吴服店「三越」,在明治二十五(1892)年又回到三井同族手裏,15翌年设立了合名会社16三井吴服店.但是,後来「大元方」认为和服绸缎贩卖业之业务性质与银行,物产(商业),矿山三事业不同,应让它独立,并应以适当方法经营.於是,明治三十七(1904)年又独立,改组为株式会社三越吴服店.此时,三井家同族没有就任董事之职.自此之後,三井家祖业的「吴服店」变成三井家旁系事业而减少其重要性.
三,三井银行之成立
天和三(1683)年成立的「三井两替店」因一直替幕府代办汇兑金融业务,在高福为当家时(德川时代末期),「两替店」比三井创业基础的「吴服店」还兴隆,故於庆应二(1866)年新设代办幕府财政业务之机关,即「三井组御用所」,起用当时与幕府财政负责人小栗忠顺拥有良好关系的三野村利左卫门.在明治五(1972)年「御用所」合并「两替店」,接著,明治七(1874)年改成为「为换バンク(bank)三井组」,在翌年又改名为「三井(组)バンク」.
明治八(1875)年,在三野村的推动之下,把之前的「三井(组)バンク」改成为「三井银行」,并向政府提出创立申请书.当时法律规定银行一定要是国立,17三井对政府的贡献也不少,所以政府提出二个条件:(1)要采用无限责任制,以及(2)存款准备率必须达到二成五.18三井接受该条件而获得政府之许可.於是,日本第一家私立银行-私盟会社(相当於株式会社)三井银行,以资本金200万圆诞生於明治九(1876)年.19三井银行的业务为维持自创业以来从事的商业金融,以及承办明治政府资金的出纳与汇兑.三井银行之店铺总共有31家,利用分店网承办政府代办业务,也展开广泛的金融活动.明治九(1876)年三井银行的顾客存款总额达909万圆,另外也有228万美元,其实一半是代理保管的政府资金.20
如此,三井银行透过官方资金的经办,获得无利息,无抵押的庞大事业资金,加以利用後取得颇大利益.在後来三井多角化的组织中,三井银行负责对各事业之资金供给,而在三井家诸事业扩大时期,三井银行更能发挥此机能.中上川彦次郎领导的时代虽采用抑制贷款之方针,但对三井直系事业,实施如贷款利息等的优待措施.另外,三井银行亦积极投资三井之外的其他事业,如在明治时代中期,投资物件以银行,铁路,纺织,制纸与海运为中心,例如扩大投资经营绩效良好的钟渊纺绩株式会社,三池纺绩株式会社,王子制纸株式会社,各地铁路公司等;亦取得北海道炭矿铁道株式会社总股权六分之一强的股权,表示了参加该17
国立银行乃按照国家法律设立之意,非为国有银行,而是以美国National
Bank为模范之民间资本银行.其目的为明治政府所发行的不换纸币之整理,兑换制度之确立,提供发展生产及振兴工业之资金.
日俄战争(1904 1905)後,在日本经济继续扩大的环境中,发展成为巨大都市银行21的三井银行,成为五大都市银行(三井,第一,住友,三菱与安田)中之首位,这是经过明治三十年代益田孝所推进的商业银行化改革而获得的(後述).三井银行做为强大无比的都市银行,及财阀机关银行继续发展,尤其是三井银行与三井物产(後述)互相依存,拥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日俄战争後的三井财阀之发展可说依靠此二企业之结合.
四,三井物产之开业
三井组为了专心经营银行,分离和服绸缎贩卖业部门,另外於明治七(1874)年设立商业公司「国产方」.当时日本最大财阀金融资本之三井,三菱等都展开多角化事业活动,对国内商业极为重视.国产方所经办的商品极为众多,利用全国的三井组分店网,从事汇兑承办与产物流通.明治九(1876)年与井上馨所创的「先收会社」22合并成新公司「三井物产」,由社长益田孝来负责实际经营.
三井物产最初承办商品包括:(1)继承先收会社的陆军省纳入品.(2)大藏省所指示的稻米出口及贩卖.(3)与内务省劝业寮(提倡和奖励实业之单位)有关系的茶叶与蚕卵纸等的进出口.(4)三池煤炭之贩卖及出口(主要市场为清朝).(5)继承国产方之伊豆岛屿与北海道产物(鱼乾,石花菜等)交易等.23三井物产之事业内容与政府有关的业务颇多,可说是御用商人.
三井物产成立後发展顺利.明治九(1876)年,因为西南战争〔明治十(1877)年西乡隆盛结合对政府不满的九州士族(德川时代之武士)起义,引发日本史上最大且最後的士族之叛乱〕之爆发,军需用品买卖激增,三井物产隔年获利即达20万圆.同时因国产方的稻米承办,三井物产成立後也越来越发展,而成为最重要的商品.另外,在明治九(1876)年与工务省缔结约定,取得官营三池煤田所产的煤炭独家贩卖权,同时,也承办唐津,多久,高岛,筑前,幌内等的煤炭之出口.透过煤炭的出口开拓海外市场,扩大亚洲分店网,除上海外,还出口到香港,新加坡,汕头等地.明治十(1877)年时,出口量只有409吨,但隔年达7,512吨,明治十二(1879)年急速增加至34,067吨.24
三井物产除了以上海为亚洲发展的出发点外,在伦敦,巴黎,纽约亦设分店,但性质不大相同.在伦敦等先进地区设立分店除贸易外,并具有学习西洋先进诸国之性质.明治政府成立後以达到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之水准为立国目标,并展开「殖产兴业(发展生产,振兴工业)」政策,进口了生产机器以及导入先进技术.特别是在近代纺织企业设立後,进口之机器大部分由三井物产承办,其市场占有率超过八成.25而且,随著纺织企业新设,交易量不断增加.另外,做为原料的棉花也全靠进口,26因此三井物产也在设置上海分店的明治十(1877)年时,开始进口中国棉花,明治十九(1886)年接受大阪纺绩株式会社之进口中国绵花之委托後交易量增加.其後,钟渊纺绩株式会社(以下钟渊纺织),东京纺绩株式会社等,与三井有关的纺织企业设立27後,三井物产包下这些企业之原料进口.因此,靠著机器与原料之进口,三井物产增大了交易量,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所以说,三井物产之发展与明治政府近代化政策,以及日本纺织工业之兴起,发展有密切关系.
甲午及日俄战争时期,三井物产的营业规模飞跃扩大.此时,最主要的交易商品除稻米外还有煤炭,并出口到上海,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在政府主导之下,三井与各地炭坑缔结独家贩卖契约,其承办数量一直增加.另外,对应日本纺织业之兴隆,也扩大棉花与纺织机器之进口.当时的棉花都自中国进口,所以三井物产也在上海设立棉纺工厂,明治二十三(1890)年开始生产.後来,日本开始制造较高级的棉纱,中国棉花并不适合此一发展,而且随著中国纺织业之勃兴,棉花价格也上升,於是,三井物产开始转而进口印度棉花.随著印度棉花之贸易额遽增,明治二十七(1894)年在孟买设立出张所(分店成立之前的筹备所或分店之下的营业所),再於明治三十(1897)年升级为分店.28
甲午战争的获胜为日本带来庞大利益.首先以2亿3千万两的赔款金进行日本之金融改革,确立了金本位体制,拥有能与欧美诸国竞争之经济力.同时由於领有了台湾与澎湖岛等殖民地,以及取得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并开放朝鲜之四个港口,日本乃开始开拓与独占台湾,朝鲜市场.这些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确立的契机,亦成为三井物产发展事业的契机.三井物产在日本占据台湾的翌年设置台湾地区的营业处,并在台湾总督府政策保护下垄断樟脑,砂糖,稻米等的交易;此将在下一章敍述.随著事业之扩展,三井物产之获利亦明显增加.明治二十七(1894)年的纯益额约42万3千圆,但翌年增加至约75万7千圆.明治三十一(1898)年获利超过100万圆,到了明治三十五(1902)年高达207万6千圆.29虽然并非每年一直增加,但总括来看,其纯益额的确上升.三井物产随著纯益增加资金丰沛而开始金融活动,投资各种公司,并形成三井物产联合企业群.明治三十三(1900)年设立台湾制糖株式会社为其中之一.明治三十年代最主要经办商品是,对应纺织业兴隆之棉花,棉纱,棉布等的棉制品,其次为煤炭,另外还有茧丝,机械,以及稻米与台湾砂糖等的农产品等30.
三井物产亦随著日本势力进入满洲.日俄战争後日本势力扩及满洲,取得了大连与旅顺之租借权,也接收俄国所拥有权益的中东铁路(自旅顺至长春),还获得鸭绿江右岸一带的森林砍伐权,安东奉天间的铁路使用权以及铁路沿线驻兵权.三井物产也随之开始开拓满洲市场.明治三十九(1906)年,该企业已经完成独占满洲市场之准备,而开始棉布,武器,砂糖,面粉等之贩卖,以及大豆,豆饼,杂粮等的收购出口.当时在欧洲大豆是肥皂原料,豆饼为饲料,需要量颇大.明治四十一(1908)年三井物产开始将大豆出口至欧洲,销售成绩非常好,获得成功.
三井物产年销售额在明治三十六(1903)年时还不到1亿圆,不过,日俄战争後,达1亿圆至2亿圆,明治四十四(1911)年超过3亿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大正三(1914)年,约达4亿5200万圆.31大正三年(1914)国家财政一般会计岁出约为6亿4008万圆,与之比较,可知三井物产的销售额之庞大.32当时三井物产重要经办商品是煤炭,棉花,棉纱,棉布,蚕丝,砂糖,机械,金属器物,稻米,大豆,豆饼,木材等等,虽然所经办的商品五花八门,但这些重要项目是让该公司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三井物产以财阀之庞大资金为基础,加上三井银行的辅助,善於把握利用日本对外战争之各种机会扩展,终於发展成
综合商社,经办在流通过程诸阶段的多种商品,也介入各种商品之生产过程,展开多角性的综合经营,确立独占地位,成为三井重要直系事业之一.
五,三井矿山之设立
如上所述经销三池煤田所产煤炭为三井物产发展之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三池煤田不只对三井物产重要,在三井财阀发展过程中也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三池煤田原为政府经营,明治二十一(1888)年政府决定将三池煤田卖给民间公司,三井与三菱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後,以差额2,300圆,由三井以455万5千圆买下.33三井物产社长益田孝认为「当时三井物产都靠三池煤田,若无法取得,便得放弃海外发展」,为了取得三池煤田,连自己个人也成为保证人向三井银行贷款.34虽然三井物产成功买得三池煤田,但因为之前三井物产只负责运输与贩卖,并没有经营矿山之知识.於是乃聘请官营三池煤田的原主任技师,让他担任事务长之职,此人就是後来三井合名会社的理事长团琢磨.
三井矿山合资会社35由三井家同族设立於明治二十五(1892)年,继承三井组(三井银行)以及三井物产所经营的诸矿山36.但是,其中大部分经营情况不佳,除了向政府买下的三池煤田之外,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收投资,而当时三池煤田亦有排水困难等的问题,所以到明治二十年代中期(1892年左右)一直都没获利,无力负担分期付款.三井矿山在如此问题重重之下开始经营,一直到技师出身的团琢磨解决各种问题後,才开始发展.到明治三十年代前期(18971900),三井矿山之营业成绩开始改善.不过,主要还是依靠三池煤田,其他金属矿山仍然不振,经常以三池煤炭之营利填补其他矿山之亏损.
煤炭商品化上的重要问题即运输手段之合理化,所以三井矿山也著手三池港之建设,花费总工费计375万圆馀,37於明治四十一(1908)年完工.此一建港费用本来是利用三井矿山利益之社内保留款,加上接受「三井同族会」(统辖同族与三井家营业之机关)之补助以及向三井银行融资.但实际上,明治三十五(1902)年向政府缴完款项後,每期营利也飞跃增进,所以不需要其他资金帮助,亦能竣工该港.自此之後,三井矿山之经营情况愈发良好.
六,组织改革与三井合名会社
三井从江户时代以吴服店与两替店之经营开始起步,透过官方的帮助与密切33合作,发展成近代之大财阀.随著企业规模成长与时代变迁,其组织的改革在所难免,尤其是三井全族与家业之统辖机构「大元方」.在明治时代推动三井改革的主要有三位,即三野村利左卫门,中上川彦次郎,与益田孝.
1,三野村利左卫门时期
三野村利左卫门於庆应二(1866)年担任「三井御用所」负责人之後,便著手进行改革.随著三井与新政府关系逐渐密切,承办政府关系业务亦扩大,而三井家也需要重新调整经营组织.其重要改革之一为东京「大元方」之设立.在幕末期,京都之「大元方」几乎失去其机能.反之,新政府建立之後,东京之政治重要性快速上升,三井东京营业店之重要性亦逐渐增大,需要将经营中枢放置於东京.三野村说服同族搬到东京,明治五(1872)年开设东京「大元方」,此後,重要事项都由东京之「大元方」决定.
另外,在前面详述过的三井物产前身「国产方」之设立也是三野村改革三井组营业店组织之一环.除此之外,还有银行之设立,和服绸缎贩卖业之分离(详前文)等,都是三野村推进三井组以及三井家的改革,所以在政情变动的明治时代初期的三井近代化应归功於三野村.
2,中上川彦次郎时期
中上川毕业於庆应义塾之後曾经留学英国,归国後曾任职於工务省与外务省.明治二十四(1891)年透过在留英时认识的井上馨之介绍,进入经营陷入危机的三井银行,隔年成为副长,为实际上之经营负责人.中上川开始实施下列改革:(1)以高薪资采用学校(即庆应义塾)毕业者.(2)不良债权之整理.(3)政府财政代办业务之废止.(4)投资以工业为中心.
中上川彻底地推进改革,尤其是工业化之效果很大.在其领导时期,取得田中制作所(芝浦制作所之前身),王子制纸,钟渊纺织等企业经营权,建立了更坚固之三井王国工业基础,而进入世界资本主义舞台.
另外,中上川时代也进行了组织改革.「三井家同族会」,做为统辖同族与三井家营业之机关设立於明治二十六(1893)年.在翌年,新设三井地所(不动产)部38与三井工业部39.如此,银行,物产,吴服店与矿山之四企业,以及地所部与工业部构成的三井事业组织成立.接著,明治二十九(1896)年设立「三井商店理事会」,在此商议业务施行,理事会成员为各商店(四合名会社与地所及工业部)之董事中由同族会所选任的,同族会议长,以及担任各商店董事的三井同族,可说是拥有三井同族会之谘询机关性质.40
自明治时代初期以来,与三井维持紧密关系的井上馨,在明治二十年代就任三井家顾问,开始主张家宪之制定.後来以穗积陈重(涩泽荣一之女婿)及都筑馨六两位法律学者为中心制作家宪案.於是,明治三十三(1900)年总共10章109条的家宪完成,并且依家宪在同族会之下成立「同族会事务局」,执行同族共同之事务,并在同族会议长监督下,设置「评议会」(三井元方理事会之後身),「同族会理事」等机关.
随著三井家宪之实行,以欲排斥同族之中上川为中心强力推动,於明治三十三(1900)年设立「三井营业店重役(董事)会」,在此审议决定三井各公司经营上之主要问题.同族会虽然也进行审议,但只是形式上,最後仍将承认董事会的决定.营业店指的是银行,物产,矿山及三越等四公司.董事是各公司之社长,专务理事及理事,但只有同族才能成为董事会正式会员,其他成员没有议决权.中上川希望藉董事会之议决权排除董事会以外三井同族之干涉,同时中上川也向董事们要求拥有专门经营权,但中上川此一行动却使三井内部渐渐产生反感.
明治三十四(1901)年中上川因肾脏炎而过世,当时才48岁.中上川彦次郎自明治二十五(1892)年就任副长时至明治三十四(1901)年病死的10年间掌握三井银行经营实权,与益田孝,团琢磨等三井财阀指导者比较,这十年是很短的.而且为了强行推进组织之改革,遭遇到不少困难与障碍,在完全实现自己理想之前病死.但他所领导的时代可说是很活泼,又有特性的时代.
因为大部分三井同族对中上川有颇大反感,所以在明治三十五(1902)年中上川死後设立「三井同族会事务局管理部」做为中枢统辖机关,将重要许可权转移到此一管理部,以补全同族会之事业统辖机能,重新编造三井事业,企图统一营运.并於明治三十七(1904)年废除中上川所设,但同族认为地位过高之「重役会」41,希望确立三井同族会之主导权.42以「三井同族会事务局管理部」为中心之体制持续到明治四十二(1909)年三井合名会社之创立为止.
井所有的诸矿山一样,拥有与管理上之合理化.所属工业部的有电器制造业(芝浦制作所),绢丝纺织业(前桥纺绩所等),绢丝制造业(富冈制糸所等)等.
3,益田孝时期
中上川之後,成为三井参谋的是比中上川早15年进入三井的益田孝.三野村与中上川与台湾几乎无关,相对地益田与台湾有紧密关系,即参与台湾制糖株式会社之设立,并担任台湾制糖之董事或顾问长达10年.此外两人之观念亦相当不同,中上川重视观念思想,追求理想;反之,益田为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中上川忌避赚取佣金的商人(commission
merchant)化,重视工业投资,但益田则是让三井物产成为世界一流的commission
merchant.43益田在掌权後提出二问题:(1)三井银行贷款对象之固定化;(2)拥有太多有价证券及不动产.同时表示,为了准备因应经济恐慌挤兑之非常事态,要回收长期固定资金,增强资产之流动.贷款对象之固定化可说是中上川时代积极进行工业投资的後遗症.44具体来说,益田主张需要推进三井银行之商业银行化,即顾客要为一般商业者.
同时,在管理部主导之下重新编造三井家事业,至明治三十七(1904)年达成了相当的效果.三井银行完成分店之统合整理,也清理不良有价证券与长期固定贷款,强化三井财阀之机关银行性格.三井物产预测事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於明治三十六(1903)年将资本增加为1千万圆,并在公司内建立保留盈馀体制.三井矿山著手建筑三池港.除此之外,同时进行芝浦制作所,钟渊纺织,王子制纸等的关系事业之整理.芝浦制作所在明治三十七(1904)年改组为株式会社而独立,接著三井吴服店也在同年变成「株式会社三越吴服店」.透过事业的统合整理,三井财阀随著日本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自己也扩大充实组织.
担任管理部副部长的益田希望三大事业(银行,物产与矿山)改组为株式会社,将同族会事务局的事业部分改组为控股公司.结果,在明治四十二(1909)年设立三井合名会社,三井同族11名为无限责任出资者,社长是三井高栋.经过此一改革,三井合名会社做为控股公司,拥有三井家共有财产,统辖三井财阀下之诸事业,继承三井家同族会管理部成为三井同族各事业之统辖机关.可说控股公司的设立诞生了「三井财阀」.45
三井合名会社社员(出资者)总会成为三井财阀最高策略决定机关.同时三井银行与三井物产二合名会社也改组为株式会社,但其股权并未公募,而由三井家独自投资.三井矿山变成三井合名会社矿山部〔在明治四十四(1911)年改组为株式会社〕,采用独立核算制.并将仓库业自三井银行切离,新设三井直系东神仓库株式会社经营之.除此之外,三井合名会社并直接从事东京,大阪等主要商业地区之不动产出租业以及在北海道,殖民地(朝鲜与台湾)与马来半岛之农林业.
总之,三井合名会社之设立与三直系合名会社之株式会社化之要点如下:
(1)同族会变成法人,成为股权拥有主体,以达节税之目标.例如法人所得税比个人所得税轻,以及同族会所做的营业事务可以做为公司的支出费用处理,而减轻税金等等.
(2)由於株式会社化,投资者责任有限,只负出资内之责任,且能继续之前的经营.经由将中央管理机关之同族会改为控股公司,以所有权保障经营权,而可以再强化所有及经营二面.同时,经由改组为株式会社,可以减轻税金,
进行资本蓄积.
(3)因为各公司做为株式会社分立,为了强化统一,要将同族做为董事派遣至各公司.因此,虽表面上分离所有与经营,但还能造成所有者成为经营者,即所有与经营重新结合之机会.46
原来的「同族会」之後担任三井家私人事务,也就是说,三井家事业部分与私人部分(同族家计,子弟教育,共同财产管理等)完全分离了.但这并不单纯地意味著所有与经营之分离,而三井家同族为资本家之同时,也直接参与三井合名会社之经营,而且就任三井合名会社独占全部股权之直系公司的社长.另外,因为直系公司之人事与投资等的决议必须得到三井合名会社之认可,透过三井合名会社,三井家同族也间接参与直系公司经营.
中上川死後,益田与同族的事业发展方针是处分或放弃危险事业,专心经营安全且确实的事业以获得巨大利润.具体而言是放弃工业经营,让获利低之吴服店独立,将直系会社缩小到拥有高安定性与高收益性的三直系公司.益田孝之做法正与中上川相反,采用的是彻底保守的方法,与同族之间想法一致,并未发生决定性对立.不过,重视安定性之代价为工业化速度变慢,种下了後来落後於重视重工业与化学工业(以下简称重化工业)的三菱财阀之远因.47如後述,三井在工业方面之落後也表现在殖民地台湾之事业经营上.
第三节 大正时代之三井财阀(自1912年至1926年)
自明治时代末期,陷入不景气的日本经济,以第一次大战为契机,迎接空前的好景气.虽然日本也参与大战,但参与程度极浅,反而是趁著西欧各国忙著打仗之机会几乎独占中国市场,并且将日本商品贩卖至世界各地.由於军需急遽增多,因此造成全球性的船舶不足,故海运及造船业达到了未曾有的发展,日本成为世界性的海运大国.纺织业也凌驾英国,取得世界第一位;钢铁工场亦陆续设立.又因自德国之输入断绝,乃借机进行医药,染料,肥料等化学工业之国产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1918)所带动的需求,以及日本帝国继续向外扩张,亦带给三井进一步的成长契机.三井经过明治时代的改革发展,已具备财阀的雏型,在大正时期乃继续成长为财阀.同时受到政府保护,以三井为主的财阀在累积利益的另一方面,亦强制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削减工资等,强化对劳动者的榨取,造成古河财阀的足尾铜山,住友财阀的别子铜山,以及三井的三池煤田等地发生工人暴动.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跟随帝国势力扩张事业,在政府保护之下累积资产,对劳工之剥削与暴动之镇压,即为三井等财阀在大正期间之特色.
一,三井合名会社之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期,三井合名会社不只拥有属下公司之股权,也掌握人事权,做为三井财阀总司令部,指挥全事业,也推进向新事业投资.大正三(1914)年,三井合名会社内设置了理事长制度,由团琢磨就任理事长.第一次大战发生时三井合名即在团琢磨领导下进一步扩大势力,并随著日本向外势力之扩展,扩大对殖民地及占领地之投资.
至明治年间为止,三井合名会社的有价证券在总资产中还不到七成,但在大正时代,其比率飞跃增加,大正四(1915)年超过八成,大正九(1920)年达九成以上.大正时期之总投资额的八成以上为直系公司(银行,物产,矿山与东神仓库).48除此之外,第一次大战时期,以工业为中心增加投资,其中包括钟渊纺织,北海道制铁,东洋制铁等.
大正时代,三井合名会社之不动产投资也大幅度增加.其中都市住宅商业土地大部分在东京,大阪,神户与札幌,同时也取得上海杨子浦,台北将军庙街,及朝鲜京城市(今汉城)等海外土地.
三井合名会社设立时〔明治四十二(1909)年〕,自「三井同族会事务局管理部」继承的是日本岐阜县之山林,以及台湾之制脑与山林的经营.後来,也开始北海道之农场,马来半岛柔佛州(Johor)之橡胶农园的经营,朝鲜之水田与山林取得.马来半岛的橡胶栽培在明治四十三(1910)年开始後,实行大规模投资,在大正九(1920)年做为热带产业株式会社,而独立成为三井合名会社之重要旁系公司之一.
三井自明治四十一(1908)年四月开始承办的台湾樟脑海外之委托贩卖,在大正八(1919)年时,经由樟脑专卖法之改定,转让给台湾总督府.49不过,仍继续利用山林,经营制材与制炭事业,在第一次大战後佃农也增加.另外,於大正八(1919)年也著手制茶事业.自此之後,三井合名会社台湾出张所的重要业务为制茶业,自茶叶栽培至红茶制造,亲自从事全部作业过程,将贩卖委托给三井物产出口至世界市场.大正十二(1923)年也开始受托经营台湾拓殖制茶株式会社.同时,三井合名会社取得台湾拓殖制茶会社之股权.当初,该公司产品是以乌龙茶与包种茶为主,但昭和时期後,转换至红茶.其制品称为「合名茶」,成为非常有名的高级红茶,以芳香风味之特质在伦敦市场与大吉岭(Darjeeling)红茶展开竞争.50
三井合名会社另外设立公司,而分离马来半岛之橡胶及台湾之樟脑,这是以橡胶事业之扩大与台湾总督府专卖政策之改变为契机,同时也是因应第一次大战後合成制品重要性增加的市场变化之措施.实际上,大正七(1918)年的三井合名会社农林业投资是,台湾约102万圆,朝鲜约39万圆,柔佛州187万圆,日本本土只有42万圆,海外地区之农林业投资为其总额之88.6%.51另外,为了应对中国投资之增加,在大正七(1918)年也派遣特派员常驻於北京.之前,三井矿山及三井物产也派遣人员,此後更重视其任务.如此,三井财阀正式开始企图扩张在殖民地势力.
二,三井物产之飞跃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经济带来发展机会,除了三井合名会社有所发展外,三井合名旗下之四大公司之一三井物产亦展开飞跃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打虽然为三井物产之国际贸易招来一时之混乱,但不久後也带来了以军需用品为主的大量交易.譬如,三井物产接到俄国兵器,弹药类之订货达100万pound(约日币1000万圆),而且买卖时先收取费用之50
60%的现金.52如此,对三井物产相当有利,而使三井物产之资金筹措急速好转.
三井物产之总销售额在大正二(1913)年超过4亿圆,第一次大战开始後的大正五(1916)年跃升为7亿2100万圆,大正六(1917)年增为10亿9500万圆,大正七(1918)年达16亿200万圆,大正八(1919)年达21亿3000万圆,53显示了惊人的成长率.同时与第三国之间贸易亦增加,可推知当时的海外分店已充实.此时期的交易商品中,以棉制品为最重要,占约25%以上,其次为煤炭,机械,蚕丝,砂糖,金属等.54第一次大战时期,出口最多是输往美国之蚕丝.大正五
六年(1916 1917)起,棉纱与棉布成为最主要出口商品,这是因为在中国设厂之纺织业发展的缘故.煤炭依然是支援三井物产的安定商品.进口的部分,棉花是最多的,接著机械,金属,砂糖,羊毛,其中,砂糖乃台湾制糖株式会社之制品.
三井物产之前的人才培养均为自己进行,如「支那修业生制度」等.此时,开始大量采用学校毕业者.大正八(1919)年当时,三井物产之员工总计达3,827名.55其中,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者(552名,今一桥大学)为首,其他如东京帝国大学(228名),早稻田大学(104名),庆应义塾大学(98名)等,包括许多高学历者.56
此外,三井物产在中国之投资亦大量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政府强力推动侵略中国,在此担任重要且具体角色的是以三井为中心之财阀.
透过甲午,日俄战争,扩大侵略中国之速度与力量的日本政府及财阀,在第一次大战时期,利用欧美各国忙於战争无暇顾及亚洲市场之空档,扩大日本对亚洲之贸易,在国际收支出现大规模盈馀之经济力支援下,开始进行在中国的利权取得,投资,及贷款,此时三井物产担任主要角色.实际上,该公司推动铁路建设(安正铁路,安徽省安庆
正阳),电话局建设(中国政府交通部),无线电信局(中国政府海军)等的贷款,向凤冠山碳矿,上海纺织,开平炭矿,南满矿业,大连磷寸(火柴),满洲矿山,革新纺织等的投资.
虽然海外投资受到三井合名会社之统辖,但三井物产在公司内设立情报收集单位,而拥有胜於外务省的情报收集力.57投资事业之外,三井物产本业的贸易业上也有显著扩展.自大正五(1916)年四月至大正六(1917)年三月,从南满洲铁道会社接到的机械订货量达27.2%,第二多的为铃木商店之16.3%.58自此可知三井物产在中国交易上之优势.
为了确保市场上的突显有利地位,扩大投资的不只是中国,也在台湾与朝鲜等的殖民地,及日本国内展开投资事业.三井物产的股权投资,自大正六(1917)年开始增加,在大正八(1919)年的投资额为1309万圆,即第一次大战前的约四倍.59三井物产所有的股权多种,其中,包括基隆炭矿株式会社,台湾制糖株式会社,日本樟脑株式会社等在台湾企业,将在下一章详述.
第一次大战时期,三井物产快速发展,取得令人惊讶的利益.特别是纯利益率非常高,大正四
七年(1915 1918)时皆为50%以上.60如此,随著利益之增加,公司内贮蓄也增加,并用於转投资.除此之外,透过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投资.另外,跟著外国兑换部门之扩大,三井银行之金融力也加强了.其实,三井银行之外国兑换业务,与三井物产之贸易汇票密切相关,由於互相依存关系而扩大,第一次大战结束时,外国货币兑换部门成为三井银行主要业务之一.
1920年代,三井物产展开事业之特色为产业统制61之联系,以及扩大地方市场之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统制政策逐渐进展,三井物产希望强化扩大流通支配势力,试图掌握各种流通管道.由於三井之流通统制和中小企业之统制密切相关,三井并图谋进出农村与中小工商业界.第一次大战後,连年不景气之情况下,地方流通变成新的蓄积基础,另外,确立在各地方的贩卖网有助於流通独占地位之维持.不过,三井物产加强地方流通统制之行为,後来造成三井物产与地方中小资本之对立.62
三,三井矿山之兴隆
三井矿山也由於第一次大战而产生高收益.其实,这时期的煤炭产出量没有特别多,煤炭价格上涨才是主因.另外,日俄战争後正式开始开采的铁,金,银,铅,锌,硫磺等的矿物也涨价,尤其是黄铜素材的锌,而使三井神冈矿山与三池制炼所迎接空前的生产热潮.此时也正式开始染料,药品等的合成化学制品之制造.
第一次大战之前,约3百万圆的纯利益,大战时期变约三倍,战後有7百万多圆.63到第一次大战前,利益的三分之二保留在公司内,但後来增加了公司外红利.其实,其红利与三井物产一样,是由拥有三井矿山所有股权的三井合名会社收取,也就是说,三井矿山与其他直系公司一样,成为三井合名会社之主要储蓄源.
三井矿山在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另一个特色是,向相关事业以及子公司的投资增加.相关公司投资的中心为煤炭业,以大正二(1913)年的松岛炭矿株式会社为首,之後还投资北海道炭矿汽船株式会社〔大正三(1914)年〕,石狩石炭株式会社〔大正五(1916)年〕,基隆炭矿株式会社,磐城炭矿株式会社〔大正七(1918)年〕等.其中,松岛,基隆,磐城各公司直接和三井物产之贩卖扩张密切相关,而与该公司共同投资;另外,如北海道炭矿汽船乃为三井在进出北海道之际,与三井合名会社共同投资.64
三井矿山也利用制造焦煤过程中所产生各种副产品来推进事业之多角化,扩张业务.同时亦将触角伸向煤炭以外之矿业,例如铁〔北海道制铁株式会社,大正六(1917)年设立〕,硫磺〔北海道硫磺株式会社,大正九(1920)年设立〕,硫酸钠〔北海道曹达(制碱)株式会社,大正十一(1922)年成为子公司]等.又因为拥有与神冈矿山之故而取得神冈水力电力株式会社50%之股权.65这些投资以及事业规模之扩大等资金皆由三井银行及三井物产提供.
但是,三井矿山获利之增加并不代表在三井矿山服务之员工亦获得利益.三井矿山在累积利益之同时,以极低廉之工资驱使劳工,引起劳工不满,结果在大正七(1918)年发生三池万田煤田之罢工行动,要求工资增加四成等.面对此一罢工行动,三井矿山并未检讨工资结构是否合理,反而将此事件看成为劳工运动的萌芽,严格处分,终於在同年九月四日引发暴动,参加暴动的劳工约有800名(万田煤田总劳工的16.7%).66结果,三井矿山被迫答应劳工要求,但亦有120名劳工被解雇,对首谋者10名也加以严厉处分.67
四,三井银行之股权公开
第一次大战时期三井银行与其他都市银行(以全国为业务经营范围之银行)之势力差逐渐减少.若从总存款量来看,在第一次大战时期,第一银行超过三井银行.战後三井银行暂时恢复首位,但大正十二(1923)年安田银行合并其他银行,其总存款量急增,三井银行又失去了首位.这是因为三井银行采取的对策是获得忠实顾客之安定存款,而不积极与其他银行竞争利率,募集存款.68不过,在第一次大战热潮之中,银行间的存款取得竞争愈来愈激烈,三井外的银行存款量亦一直在增加.
三井银行常务董事池田成彬认为银行不该成为三井家之所有物,而且三井家拥有银行所有股权而负完全责任并非三井家之利益.因此,在大正八(1919)年,由於池田成彬之奔走,三井银行自2千万圆增资至1亿圆时,公开募集一部分的股权.69此时,取得2千股以上股权者有侯爵前田利为,岸本汽船会社社长岸本兼太郎,茧丝商原合名会社代表原富太郎,三井银行董事早川千吉郎等11名,皆为贵族,大商人,大资本家,三井董事.1千股以上的大部分股东亦为资本家或三井董事.增额改组後三井银行首度出现非三井同族之董事,例如岸本兼太郎与原富太郎等,另外大桥新太郎(博进社,博文馆社长)也就任监查役(监察人).除此之外,还有较小股东,他们都是三井直系公司,三井家同族会及三井合名会社之员工.70如此,虽说公开募集股权,实际上并没有在一般公众间广泛地募集,不如说是经由将股权分让给贵族或有利资产家,以打破三井家之完全独占三井银行之现状,加强三井银行之公共性格;但实际上三井家银行之实质并没有多大变化.
大正年间,因金融不活泼,利率低以及企业不安定之故,资金需要也不大,三井银行之经营重点依然为证券业务与外国汇票业务.提高存款,增加资金,以扩大融资对象到财阀之外,成为发展财阀之媒介是金融恐慌後的昭和二(1927)年之事.71同时,三井财阀成立新金融组织,就是三井信托银行〔大正十三(1924)年,主要由三井合名会社之出资,拥有48.1%之股权〕与三井生命保险株式会社〔昭和二(1927)年成立,主要由三井合名会社之出资,拥有50.0%股权〕.三井财阀透过这三家直系金融公司,强化其势力.
五,向新事业之进军
第一次大战带来未曾有的好景气,使经过益田孝之改革後不是很重视工业投资之三井财阀亦向新事业进军,包括化学肥料,制铁,造船,保险业等.
大正四(1915)年设立的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主要生产化学肥料,碳酸钙,水泥,与工业药品.大战之前日本化学肥料大部分依靠进口,但战争使进口额激减,因此该公司设立後,国内化学肥料之生产逐渐增加,大正九(1920)年後且凌驾进口数量.另外,自大正七(1918)年也开始副产品碳酸钙之贩卖.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此一投资带来极高收益.後来,应对总督府所主导的台湾工业化,昭和十(1935)年设立台湾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做为子公司,制造合金铁,
合金铅,碳酸钙等.
大正六(1917)年设立北海道制铁株式会社(北海道轮西)与东洋制铁株式会社(福冈县户畑).大正十三(1924)年,收购田中矿山株式会社,而设立釜石矿山株式会社(岩手县釜石).大正十二(1923)年日本最大的制铁所为官营八幡制铁所,其生产量约为48万5千吨.三井系的制铁所生产量合计约14万9千吨,72虽然远远比不上官营制铁所,但在民间制铁所中占首位.
在第一次大战中,三井物产之交易亦益发扩大.该公司拥有的船舶,本来大部分为了输送煤炭使用,但後来满洲大豆,库页岛与北海道之木材,以及台湾与爪哇砂糖的运输量逐渐增加,货物输送船舶之需要扩大,三井物产需要更多之船舶数量,於是在大正六(1917)年设立造船部门,大正九(1920)年玉造船所(冈山县日比町)完工,并於大正十二(1923)年由三井物产分离出来成为「株式会社玉造船所」,独立经营;昭和十七(1942)年改名为三井造船株式会社.
对三井物产而言,海上,运送,火灾之各种损害保险是无法分离的附带业务.同时,透过广泛分店网向多数顾客承办许多保险公司之代理业务.在大正八(1919)年公司内新设保险课,负责本来三井物产业务课所承办的保险业务.另外,大正七(1918)年得东京海上保险会社之协助,设立大正人寿保险公司做为三井物产之子公司.如此,三井财阀对保险事业的直接投资,不是由财阀本部的三井合名会社进行,而由做为三井物产之子公司进行.这代表三井财阀之向外部投资,透过直系公司中有关部门来进行扩大,而且,在第一次大战时期,直系公司也蓄积不少的资金,因而有再进行其他事业投资之能力.
第一次大战时期德国合成樟脑无法输出,因此台湾樟脑的内外需要激增.三井物产当时拥有台湾专卖局之樟脑海外独家委托贩卖权.但为了提高竞争力,由总督府指导下进行企业合并,大正七(1918)年三井物产,铃木商店73等共同设立日本樟脑株式会社,一起承办樟脑制造与贩卖.另外,大正八(1919)年遵从专卖监督者台湾总督府之方针,台湾樟脑采收业及粗制业者也联合起来,设立台湾制脑株式会社.三井合名会社台湾出张所之制脑事业也在此时被收购,加入该公司.(关於三井物产之樟脑承办及日本樟脑株式会社,详述於第三章.)
另外,日本国内大大小小的8家赛璐珞(celluloid)工厂也於大正八(1919)年被整理统合成为大日本赛璐珞株式会社,由出资比率最高的三井主导该公司之经营.74不料成立翌年因为战後经济恐慌之故,受到打击,但金融方面受到三井银行之支援,贩卖方面则活用三井物产之贩卖网,而於大正十一(1922)年後业绩转好.昭和九(1934)年,富士胶片株式会社从大日本赛璐珞分开独立.
除了这些新设之事业部门外,第一次大战也让三井财阀原先投资之工业部门获得不少利益.例如芝浦制作所之业绩急遽成长,大正三(1914)年时约有2千多名员工,在大正九(1920)年急增为4千多名;75王子制纸接收三井物产库页岛一切权利之让渡,也透过增资,设立朝鲜制纸株式会社,带来安定利益.钟渊纺织亦然,在第一次大战时有空前的高收益,且开始投资中国纺织业,在大正十一(1922)年上海的公大纱厂开工,钟渊纺织正式进出中国.
自1900年代以後的日本资本主义,脱离以往以棉纱与绢丝纺织业代表近代工厂的轻工业化时代,而进入包括重化工业的全面工业化之时代.这正是形成三井与三菱等财阀的属下事业多角化之前提条件.虽然如此,但日本工业化程度尚未达国际水准,只不过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需要而获得发展良机,并由国家资本投资於重工业之核心部门,例如八幡制铁所等.财阀资本参与重化学工业之经营在此时祇停留在矿业之副业的程度,财阀让国家负担重工业之核心部分,才能够实现事业之多角化.76
第四节 昭和时代之三井财阀(自1926年至1945年)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三井达成财阀之型态.当时因事业大规模成长,需要糖商之神户分店而设立铃木商店.本来交易之中心为砂糖,但在总经理金子直吉之领导之下,取得台湾樟脑之贩卖权後,也经办台湾砂糖.明治时代末期,收购神户制钢所等许多制造企业.在第一次大战时,其规模大幅度扩大.但是,第一次大战後,受到经济恐慌之打击,虽然勉强维持经营,昭和二(1927)年破产倒闭.其营业由翌年设立的日商(今日商岩井株式会社)来继承庞大资金,三井合名会社利用不少的红利或透过公开募股之方式增资.1920年代以後,将原来三井合名会社所拥有之企业经营权限,转让给直系大企业.但是,该公司经由掌握大量股权仍然拥有人事权,投融资计划等经营最重要事项决定权.不过,直系企业之自给金融化逐渐明显,资金运用中心也自三井合名会社逐渐移至三井银行等金融机关.
一,三井合名会社与「财阀转向」
昭和前期三井合名会社之事业活动,与第一次大战时期比较,有不同之处.其一是股权投资变缓慢.大正四(1915)年之股权投资总共有约6502万圆,至大正九(1920)年达约2亿5020万圆,如此其数约四倍.相对的,10年後的昭和五(1930)年,投资总数为约2亿8225万圆,其增加率只有12.8%.77这是因为1920年代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关系,直系旁系各企业之资金需要减退.另外,此期也几乎没有新事业投资.78
其二为虽然减少股权投资,但增加公债投资与不动产投资.
大正五(1916)年上期以前,公债投资完全没有或者不到5万圆.但是,大正八(1919)年度逾1000万圆,大正九(1920)年为1820万圆,大正十四(1925)年达3478万圆,到了昭和五(1930)年乃达到3818万圆,在总资产中占一成.79另外,取得东京,北海道,台湾与朝鲜等的土地.其中,台湾与朝鲜之所有土地明显增加,在昭和六(1931)年拥有台湾农地总计1,902甲,台湾山林原野总计5,392甲.80昭和十六(1941)年时,在台拥有的土地总面积约达4万町(茶园2,530町,水田与旱田2,950町,山林14,550町,造林预定地7,600町,其他13,000町).81
第三是直营农林业之投资转趋消极.主要是台湾与朝鲜之农林业,以及北海道的牧场经营.
台湾的农林业即水田,旱田,茶园,造林以及制茶业,大正十二(1923)年收购台湾拓殖制茶株式会社.在朝鲜也经营水田,旱田,造林以及制炭事业.如此,三井合名会社之农林业,以殖民地为主,广泛地经营.但是,发生经济恐慌82後的昭和六(1931)年起,台湾红茶产量减少及销售不振,朝鲜之制炭业也缩小,因灾荒之故,北海道农场经营也不佳.之後,三井合名会社之农林业投资消极化.
昭和七(1932)年末日本空前的大恐慌平静下来,虽然工业方面开始复兴,但农业之情况仍然不佳,且由於前一年的灾荒,农村经济恐慌之情况更严重.此时,因为「美金囤积事件」83,三井受到舆论之批评.当时随著日军的侵略满洲,军国主义风潮也擡头,不断发生政治,经济重要人物被暗杀事件,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团琢磨也成目标之一,并於昭和七(1932)年三月五日被血盟团之青年暗杀.84这事件给三井财阀首脑颇大冲击,以此事件为契机,三井合名会社首席常务理事池田成彬开始采取「财阀转向」的诸措施.「财阀转向」之内容是打破财阀之封闭性,重视公共性,以及改变投资构造.在此方针之下,推动三井同族之辞职,85财阀企业之股权公开,投资构造之改变,捐款86等的社会公益支出增加等.但要这些措施其实这只是财阀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吸收社会资金的手段之一环.而且,虽然旁系企业之股权公开,但直系企业之股权并未公开,因此,三井之「财阀转向」措施难以受到社会肯定.
如前提过,三井合名会社下的农林业经营,有以茶业为主的台湾经营,朝鲜的农林业,北海道之农牧业,以及岐阜县美浓之山林业等.特别是台湾茶业为其中心,投入最多的资金,不过收益并不如理想,乃进行农林业之整理,於昭和十一(1936)年设立日东拓殖农林株式会社,将之前三井合名会社所管理的台湾,朝鲜,北海道及岐阜之农林业全部交给新企业.另外,解除之前台湾拓殖制茶株式会社与三井合名会社间缔结的事业经营委托契约,将其事业交给日东拓殖农林经营.
此时三井也开始参加国策会社87之设立,昭和十(1935)年,三井合名会社也进行投资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在翌年亦投资台湾及鲜满拓殖株式会社.
二,统辖机构之改组
日中战争发生後,日本国内逐渐形成战时经济体制,三井等财阀也将其事业基盘扩大到以军需为主的重化工业,并投资国策会社,因此资金需求激增.如表2–1所示,在此期间军需产业与国策会社之投资增加,此外之企业投资率降低不少,其中以三井物产,三井矿山,东京芝浦电气株式会社(芝浦制作所与东京电气合并之新企业)三家和战时军需产业相关企业之资本增加速度特别明显.三井物产之资本增加乃是为了增加对生产企业之投资,三井矿山与东芝则为军需,在战时生产扩大时需要庞大资金.
另外,昭和十三(1938)年施行临时租税增征法,以及昭和十五(1940)年修改税制增税,其理由乃为了筹措军费.当时国家预算中之军事费比例急遽上升,需要颇多军事资金.结果,如表2–2,三井之税款增加不少.除税款激增之外,利息负担也增多了.这是因为资金需要之急增,只好贷款以因应,以致借款增加,随之利息负担也提高.
表2–1 三井合名会社之股权投资
昭和11(1936)年下期末昭和15(1940)年上期末 投 资 企 业
投资额(千圆)出资率(%)投资额(千圆) 出资率(%)
三井物产 99,680 88.6 122,133 99.7
三井矿山 79,690 97.8 132,444 88.3
三井银行 29,716 49.5 9,718 16.2
三井信托 2,406 32.1 2,396 31.9
三井生命 375 75.0 — —
东神仓库 11,429 91.4 1,749 14.0
直系公司
日东拓殖农林 8,960 99.6 8,418 89.1
芝浦制作所 4,342 23.2
东京电气 900 2.6
14,709 13.5
北海道炭矿汽船 4,384 8.1 7,127 8.1
王子制纸 7,683 4.1 6,119 2.7
钟渊纺织 2,138 5.5 2,685 3.6
旁系及旁系子公司
大日本赛璐珞 1,563 12.5 2,500 12.5
热带产业 2,168 39.2 2,168 39.2
33
其 他 5,163 180
满洲拓殖 2,000 16.7 2,490 5.0
满洲航空 1,400 17.5 2,100 7.0
日本制铝 375 5.0 1,250 5.0
满洲合成燃料 — — 3,360 11.2
帝国燃料兴业 — — 920 2.3
北支那开发 — — 848 0.4
其他公司
其 他 3,865 5,786
总 计 275,307 336,035
资料来源:自三井文库编,《三井事业史》本篇第三卷中(东京:三井文库,1994年),
页707,表3–76转用.
表2–2 三井合名会社之诸税款及利息〔自昭和七(1932)年至十五(1940)年〕
年 度 诸税款(千圆)利息(千圆)总支出(千圆)总支出中之比例(%)
昭和7年 (1932) 3,386 65 19,658 17.6
昭和8年 (1933) 4,181 128 15,456 27.9
昭和9年 (1934) 6,808 72 22,509 30.6
昭和10年(1935) 3,863 58 13,933 28.1
昭和11年(1936) 3,818 58 14,805 24.5
昭和12年(1937) 7,544 74 13,839 55.0
昭和13年(1938) 10,080 1,726 19,610 60.2
昭和14年(1939) 11,127 2,692 21,529 64.2
昭和15年(1940) 9,872 1,155 14,371 76.7
资料来源:三井文库编,《三井事业史》本篇第三卷中(东京:三井文库,1994年),页
712–713,表3–79整理制作.
在战时资金筹备之方法为将庞大之公司盈馀转为资本.但昭和十一(1936)年因资金尚不足,为筹备所需资金大量释出所拥有之股权;88在昭和十三(1938)年秋季又出现资金不足之情形,此时则向银行申请贷款.89虽然三井财阀向来坚持金融机关外的直系企业股权为三井同族所有,保持其封锁性,三井合名会社因此几乎拥有三井旗下直系企业之全部股权,但此时因资金筹备之困难,昭和十四(1939)年末到隔年初间,实施三井矿山之股权公开,90以对应庞大资金需求.因而战时期三井家族之封闭性资本独占型态逐渐破裂,三井合名会社之改组问题乃浮现成为严重问题.
昭和十五(1940)年设置三井合名会社改组委员会,经过一番波折,最後决定由三井物产吸收合并三井合名会社,即此後三井物产兼带控股公司之性格.采用子公司合并母公司之方法的主要理由,乃因当时商法规定里不准合名会社直接改组为株式会社,若要改组,首先要解散.虽然三井合名会社之资本为3亿圆,但拥有的股权实价达9亿圆以上,解散时结算所得税的话,依照旧税法须缴约1亿2,3千万圆的税,若按照新税法应该缴约3亿数千万圆的税.91三井财阀总本部之合名会社解散时需负担的这笔钜额税款,将给予三井各事业部门不小之负担,甚至还会造成极大的金融问题.因此,三井合名会社并未采取解散後再重组株式会社之形式,而是选择与三井物产合并转变成株式会社.因而自昭和十五(1940)年起,三井物产即成为三井财阀之新统辖机构,设立了资产保有机构之三井同族组合与实际活动机构之三井总元方(大本营).
三井财阀之改组并非特例,在此之前三菱财阀及住友财阀早在昭和十二(1937)年,即将其总公司由合资会社92改组为株式会社.其理由与三井同样是为了减轻税款,同时也为了展开协助军事体制的企业活动,必须筹备巨大资金.三井开始研究改组案是在昭和十三(1938)年,可说三井之改组相当落後.而且,相较於三菱社改组与股权公开之际强调事业活动之公益性,93三井合名会社之改组时乃彻底考虑同族利害问题而进行,代表当时三井财阀之经营无法脱离出资者之利害.
在战争体制下,租税制度改革之结果,个人所得或资产家继承财产成为加重课税之对象,传统的三井同族财产总有制度已到了界限.94
三井物产与三井合名会社合并乃是为了提升资金筹备力,以及回避巨大税款之权宜措施.但合并之後三井财阀却失去了原来三井合名会社所拥有的机能(三井家之财产保全,财阀属下企业统辖,属下各企业间之联络调整),为了补救,这些机能转由三井同族组合,三井总元方以及三井物产分别继承.但实际上三井总元方并未拥有属下企业股权,所以并无法出任股东,机能并不完全.三井同族组合则因为没有法人资格,只为民法上组织,因此,三井家得筹备三井总元方及
三井家同族会事务局之诸经费.95三井物产则因其商业企业之性格,有其独自的利害考量,无法客观地负担三井财阀中心机构之任务,并不能彻底执行联络调整机能.
因为三井物产合并三井合名会社後出现上述的缺陷,因而在昭和十五(1940)年公司合并後,即有人提倡另设机构取代三井合名会社以及落实财阀统辖机构之功能.昭和十六(1941)年三井总元方具体提出财阀统辖组织设立之构想,昭和十七(1942)年向政府提出以三井家及三井属下企业共同出资,设立非控股公司的统辖机构96之认可申请书,也就是说三井物产乃保留著做为控股公司,另外新设统辖公司之「株式会社三井本社」做为三井财阀之中心机构.但向政府提出申请书之後马上发生「山西事件」97,军部对三井物产很不谅解,因而三井物产很难继续存留,三井不得不将三井物产之商业部门与三井物产切离,剩馀部分做为控股公司的资产,加上三井总元方之统辖机能,再经由企业名号变更,於昭和十九(1944)年改为「株式会社三井本社」.同时将之前自三井物产切离之商业部门由三井本社全额出资,重新设立「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於是经过昭和十五(1940)年,十九(1944)年两度改组後,三井合名会社转变为株式会社三井本社,继续担任三井财阀直系企业之控股公司及联络中心;三井物产也再度回复原本之纯商业公司角色.
在昭和十九(1944)年三井本社诞生之前,因资金不足,於昭和十七(1942)年已经公开出让三井物产股权.此时公开的有150万股,占总股之12.5%,售出後取得资金1亿5750万圆.98出让股权之范围限於:(1)三井家关系者,(2)关系企业董事及员工,(3)董事待遇者及董事退休者,(4)退休员工,(5)各关系企业及法人,(6)关系企业股东,(7)三井物产交易对象以及证券企业.但因为股票并没有让渡物件之限制,员工取得後也可以马上卖掉,99因而这次公开出售股票,也代表著三井长久以来的财阀总企业资本之封闭性独占所有开始破裂.
其次在昭和十九(1944)年设立三井本社之前,虽然已使用直系及旁系之说法,但并无明文化,只不过做为惯例使用.昭和十八(1943)年为了加强属下事业统辖力,设定直系企业制度,明文规定各企业与三井之关系.此时设定为直系:
企业者是三井物产,三井矿山,三井信托银行,三井生命保险,三井化学工业,三井不动产(三井合名会社地所部之後身),三井船舶7家100外,加上三井农林,三井造船,三井精机工业3家,总计10家.直系企业之下,还有东洋棉花(元三井物产之子公司),三井仓库(东神仓库之後身),三井轻金属等准直系企业12家.各直系与准直系企业之下,有子公司与孙公司(三井系企业之持股率均为30%以上,但三井物产之子公司中持股率30多%的企业成为其旁系企业).三井本社子公司之持股率为40%以上,旁系的30%以上.101昭和十九(1944)年,直系10家,准直系12家,子公司(包括三井物产之旁系公司)118家,孙
公司7家,以及旁系10家,三井本社属下之企业总计157家.
三,三井物产之战时发展
第一次大战後,三井物产还维持高承办量,总销售额一直逾10亿圆.但昭和六(1931)年发生经济恐慌之後,三井物产的商品承办量急遽减少.不过翌年随著日本产业开始好转,三井物产之营业急速增加,昭和十一(1936)年度达17亿9740万圆,为昭和六(1931)年度之二倍以上.102
到大正时代为止,三井物产所经手的主要商品为绢丝,煤炭以及砂糖.但是,昭和初期的情况有所不同,绢丝与砂糖的比例快速减少,反之,机械与榖类增加.榖类中最重要的为稻米,尤其是台湾蓬莱米,大正十四(1925)年开办台湾,大连及日本本土三店之商议会议时即决定扩大销售台湾稻米.昭和元年(1926)年度
六(1931)年度的经手量从320万担103到460万左右担间推移.在昭和七(1932)年度
昭和十一(1936)年度,最多经手量达630万担,最少也有大约480万担,104几乎都是台湾与朝鲜所产稻米.另外,面粉,杂榖类,肥料之销售量也增多了.
昭和经济恐慌之後,经手商品之构成又改变了不少.其一为绢丝等轻工业部门商品比例之减少,以及重工业部门商品比例增多.特别是金属(生铁,钢铁等)与机械(主要为铁路用品,电气机械及纺织机械)急速增多.要注意的是,金属之增多是由於生铁及钢铁等钢铁制品材料的输入,反映日本重工业经过1920年代之大力推展国内生产能力仍然不足之状况.机械之销售亦然,虽然输入机械减少,但输入生铁在国内制造机械,而後在国内贩卖之交易之增加,其交易对象主要是满洲及中国的日系企业与官方(满洲国),而且也开始机械之输出.另外,要注意的是,绢丝之经手率虽然减少,但销售量仍然颇多,还是三井物产重要交易项目.
三井物产所经手的砂糖,在昭和七(1932)年度有97.3%为台湾产砂糖,之後台湾产砂糖也占七成左右.105交易公司有台湾制糖株式会社,沙辘制糖株式会社,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大正制糖株式会社,东京制糖株式会社,但交易量最大的就是台湾制糖.三井物产与台湾制糖缔结独家贩卖契约,其中禁止三井物产在日本本土经手其他制糖公司制品,106而三井物产的国内贩卖限於台湾制糖所制造的砂糖,因而限制三井物产砂糖交易量之成长.橡胶之经手量也明显地增加.自昭和九(1934)年起脚踏车与汽车生产量急遽上升,因此需要输入大量橡胶.
在昭和前期,为了扩大商品项目,三井物产积极进行投资.昭和九(1934)年度之前,三井物产新增之股权投资不到10件,或者只有十多件,但昭和九(1934)年度急遽增加至33件,昭和十一(1936)年度达41件.107此期投资之特色为:(1)开始重化工业投资,目的在获得可以支援国内外贸易之商品,例如水泥,煤炭,石油等矿业,窑业的投资.投资水泥与炭矿业是为了确保向来之交易商品之安定与扩大;石油业的投资则是为了开拓新领域之挑战.(2)急遽增加纺织工业之投资.其中包括不少的朝鲜及满洲投资,例如奉天制麻株式会社,日满亚麻纺绩株式会社,东洋制糸株式会社等.(3)以往对於食品加工业之投资,大规模的只有日本制粉株式会社,但此期的投资较显著,以在满洲,台湾等地区的面粉制造及砂糖制造为其主要,如日满制粉株式会社,满洲制糖株式会社,台湾合同凤梨株式会社,昭和制糖株式会社等.
昭和十六(1941)年十一月在上海开办「共荣圈内各店上海打合会(协定会)」,召集三井物产本店业务部长今井富之介,满洲,中国关内,荷属印尼之各分店长及出张所长等商量今後发展方针.今井认为太平洋战争之爆发免不了,主张为了能够对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有贡献,必需改编三井物产活动内容.若一旦爆发战争,该公司之商业领域变狭窄,交易量也将变少,因而应该要脱离以赚取佣金为主之生意,改以生产事业为基础之商品交易,以对应活动领域之缩小.108
昭和十六(1941)年十二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此时日本国策为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内的经济自给自足体制,三井物产依然协助国策.昭和十五(1940)年合并三井合名会社以来,做为三井财阀之控股公司,大力推进军需工业与重工业之发展,另外做为贸易公司,亦全力扩展包括中国及东南亚之日币区域经济内之商品交易.但是,此时之获利受到战争之影响变动颇大.
昭和十九(1944)年三井本社设立後,三井物产重新制定规程,取消了股权及不动产之取得保有,成为纯商业公司,并扩大了海外事业之专案,即农林畜水产业,矿业,木材制造业,造船业,物品制造业,加工业,海运业及仓库业等.109
四,三井银行之动态
财阀资本在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将累积基础移至金融部门.其投资不只限於银行,还扩大到保险与信托银行110,增加金融调度能力,掌握产业界之主导权.昭和二(1927)年,发生金融恐慌,中小银行被淘汰,反而对财阀资本银行的资金筹备与运用较有利,而且在高利率状况下以较低的资金成本享受高利润.再加上,第一次大战之经济发展亦使中上层家庭富裕程度增加,使信托与保险等之金融机关可以吸取大量的储蓄性资金.战後因欧美制品重回亚洲市场展开激烈竞争,财阀内重工业部门业绩持续低迷,1920年代企业之设备投资不多.因而1920年代之趋势为以财阀控股公司与财阀银行为中心,将剩馀资金投资於旗下企业,第一次大战期间常见的股权公开等导入外部资金之做法在1920年代变得消极;
三井财阀为此一发展趋势最典型的例子.111
三井银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後积极参与投资,扩大了资金运用方法.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因为电力业设备之大规模性,乃成为三井银行最大投资物件.但电力业需要庞大固定资本,并无法达到庞大收益与高红利率,所以自1920年代对公司债之依赖程度逐渐增加,到昭和时期公司债竟成为电力公司之主要资本.财阀银行等有力金融机关参与电力公司债之发行,尤其是三井财阀在大正十二(1923)年後,单独或者几乎单独负担代理发行电力公司债之任务,也与非三井财阀系列企业拥有紧密关系,提高资金供给地位.112
昭和十二(1937)年後随著战争进行,为了生产扩充资金之供给,发布临时资金调整法与银行等资金运用令,进行金融方面的国家统制,全国金融统制令也限制资金运用.政府的资金统制措施促进了大都市银行之合并,昭和十七(1942)年三井银行与第一银行之合并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实际上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与其他大银行的竞争之结果,该二家银行之地位相对地降低,也是二家银行合并原因之一.
五,日本经济统制与重化工业投资之扩大
1930年代後,来自军部青年将校,民间的国家主义团体激进性国家改造运动逐渐活跃.昭和七(1932)年发生数次打倒政党内阁,谋求建立军部政权之政变,三井财阀之团琢磨被暗杀事件亦为其中之一.同年五月,发生了五一五事件,政党内阁崩溃,由军部,贵族院议员,官僚及政党中选出阁员的「举国一致(全国一致同意)」内阁诞生.
昭和八(1933)年,中日之间缔结塘沽停战协定,但日本军部伺机侵略华北,扩大政治上的势力.同年日本在侵略满洲後的军事上需求以及政府保护政策之下,重化工业明显发展,日本经济快速脱离经济大恐慌之困境.1930年代後半,金属,机械与化学等重化工业生产额超过轻工业之生产额;钢铁业以八幡制铁所为中心,推进大合并而成立官民合营的「日本制铁株式会社」,试图达成钢铁之国内自给;化学工业则以财阀为主与军部密切结合,跟随军部之足迹将势力扩大到满洲,朝鲜等各地.
昭和十一(1936)年二二六事件後,军部势力进一步扩张,陆军强迫内阁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以广义国防国家之建设为政纲,编列庞大军事预算,并且因应国际区域经济发展趋势而提出将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划归日本区域经济圈(日币经济圈)的政策,进行国内改革与外交刷新.
昭和十二(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日本政府发动军需工业动员法,同时也制定临时资金调整法,输出入品等临时措置法与临时船舶管理法.再於昭和十三(1938)年公布国家总动员法与电力国家管理法等,113开始直接经济统制.由於进行大规模的军备扩张,国家财政以军事支出为主,负担急遽增加,军需物资之输入也增多.在国际收支恶化之下,政府掌握绝大许可权,确立战时经济体制,谋求优先确保军需品之供应.
自昭和六(1931)年满洲事变後军部势力扩大的环境之中,之前受到军部激进派攻击的财阀,也开始转向积极协助军需生产.不仅如此,财阀与大企业首领并出任内阁阁员开始直接参与政治,例如三井领导者之池田成彬(大藏及商工大臣),王子制纸社长之藤原银次郎(商工大臣),东京电力董事长与日本轻金属社长之小林一三(商工大臣),大阪商船社长之村田省三(递信及铁道大臣),住友本社总理事之小仓正恒(大藏大臣),相模铁道,小田原电铁,京滨电铁社长之五岛庆太(运输通信大臣)等等.这些有实力之经济界领袖亲自参与总力战体制之建构乃史无前例,不过抗日战争发生後若无经济界领袖之合作,无论政治家或军部都无法建构国家总力战体制;大资本家乃直接担任内阁员,或就任各种审议会,政府谘询机关之委员,深入参与政策决定.114
於是,三井财阀也随之逐渐改变其经营方针.最明显的即三井物产,在产业军事化之中,其投资倾向於军需关联企业.自昭和十二(1937)年起,三井物产之投资急速增加,其中心为重化工业之投资,至昭和十五(1940)年度为止,机械,器具,造船部门(汽车工业,工程机械工业等的军需关联企业)有37件,金属部门(以铝为主)13件,化学部门(人造丝,人造石油,油脂115,硫铵氰氨化钙等的电气化学)26件,116这些投资皆是依照国家政策推进的.除此之外,对商业,海运,食品加工业,以及负责统制配给企业之投资也急遽增加,昭和十五(1940)年末,三井物产投资的统制配给企业达68家.117此乃第二次大战爆发後的昭和十四(1939)年,因担忧物资不足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之故,开始强化价格统制,国家强力介入企业与银行等之经营,也改定国民徵用令强力推进劳动力之调动.118配合价格统制政策,日本各行业陆续设立了统制组合(卡特尔),统制企业,国策会社等.三井物产也协助政府政策,积极参与各种统制机关之设立,透过出资拥有特定商品之独占贩卖权的统制配给企业,确保转包贩卖权,而维持及扩大权益,这就是三井物产投资之目的.
另外,跟著日本区域经济体制(日币经济圈)之进展,也全力推进满洲与中国贸易.昭和十三(1938)年,哈尔滨,奉天(渖阳),北京等之出张所升等为分店,强化满洲与中国地区之分店网.
三井财阀在战时军需下负责重化工业投资的另一重要企业为三井矿山.三井矿山则并没有像三井物产那般受到战争之深刻影响,获利相对安定,而且自昭和初期开始扩大投资范围到化学工业,战时在军需品增产要求下,再度扩大合成石油,医药品,有机合成工业等事业之投资.昭和初期三井矿山扩大金属矿业部门,取得北海道珊瑠金山,朝鲜义州金银山,千吕露铬矿山等,也陆续设立制造锌,铝等工厂.三井矿山另一动向为化学工业之投资,昭和六(1931)年设立三池窒素(氮)工业株式会社,制造硫酸铵;随著国内需求之增多,昭和八(1933)年设立东洋高压株式会社,开始制造合成氨(阿摩尼亚肥料),并於昭和十一(1936)年合并三池窒素,昭和十三(1938)合并合成工业株式会社,生产硫铵,甲醇,尿素等.119如此,三井矿山之事业也扩大至化学工业.
而且与三井物产同样,三井矿山也在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之後,受到国家命令协助占领地之经营或者投资,将其势力扩大到满洲,中国及东南亚占领地区.
随著化学工业投资之增加,三井财阀需要整理扩充重化工业部门.在昭和十五(1940)年设立的三井总元方企划委员会,认为当下重要生产事业之加强为当务之急,积极扩充该事业乃「大财阀之义务」120,提议设立三井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并设立三井重工业株式会社(或者株式会社三井造船所),三井轻金属(主要为铝)株式会社及三井精机株式会社.并推进株式会社玉造船所增资四倍,将该公司收纳为三井直系企业;轻金属工业企业设立之目的为扩大飞机材料之铝的生产,也提倡将其纳入直系企业;高级精密机械也被要求国内自给.121昭和十六(1941)年将三池染料工业所及东京目黑研究所从三井矿山切离独立,设立「三井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吸收合并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将肥料制造部门也收入其事业内容.如此,三井财阀在国家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下,配合著国家政策,不断投资军需工业,取得庞大利益.昭和十八(1943)年三井化学工业成为三井财阀之直系企业.换言之,三井财阀开始重化学工业化时,三井矿山占其主导位置.
以上为三井财阀在昭和时期配合战时需求,扩大金融,贸易,重化工业投资,并在战时军事需求下取得庞大利益之概略情形.相对地昭和年间日本之国民生活则陷入困境中.随著财阀的扩大,中小企业在财阀压力下一直衰退,根据官方发表之数字,昭和十三(1938)年需要救济的中小企业数高达39万家.122实际上最大牺牲者则是劳工阶级,因为许多劳工服兵役之故,资本家只好要采用临时工,却疏忽劳工技术训练而致生产力下降;为了生产力扩大,急速需要更多之劳动力,於是制定国民徵用令等法律,驱使一般国民,也强制徵召殖民地人力到日本从事劳动工作.
因为在独占资本激烈争夺劳动力,在供需之市场法则下工资提高,但若任工资继续上涨,公司利润将会减少.因此,昭和十四(1939)年三月日本发布工资统制令,再於翌年十月制定改正工资统制令,对所有产业强制规定最低工资,最高起薪,平均计时工资,结果劳工工资水准变得非常低下.另外,工作时间也普遍延长,金属及机械工业实施36小时连续工作制.123因而在军事扩大,生产扩大时期,一方面是三井等财阀积极配合军事需求取得暴利;同时另一方面则是一般国民的处境非常贫穷困苦.并在这种两极化之发展中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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