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 驭 民 间 资 本，重 塑 发 展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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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州 财 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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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银行“山雨欲来” | |
| “温州模式”的继承与提高 | |
| 温州民间商会演示发展新模式 | 找一根金线把闪亮的珍珠串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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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州 财 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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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的一年中经济话题很多，其中“温州资本”被狠狠地爆炒了一番，首先是“温州炒房团”、接着是“中瑞财团”，临到年终有传出了“温州炒煤团”。在老百姓眼中，温州人抬高了他们的房价，温州人正在近来事故频发的煤矿中牟取暴利。似乎一种仇富的情绪正弥漫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可是在我看来，温州资本是我们民族和国家抵御外国经济殖民的一支希望之师。温州人正在以资本汇聚的方式积蓄着巨大的经济力量，而且展现出超凡创业精神，更加弘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家商业文化和思想。他们的行为方式与明清时期曾经富甲天下的徽州商人和150多年前日本综合商社创始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温州的“中瑞财团”追求突破和创新的精神可嘉，但是他们对财团的认识却很肤浅，而且声势浩大的作秀和炒作是致命错误。财团并非是单纯的一个股份公司。以日本的大财团为例，它是一个拥有自身主体银行的，并且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有众多行业大型企业组合的、以现代企业制度组织起来的、实行相互持股而横向联合的企业集团。“中瑞”是几家房地产公司组建的一个股份公司，很难与真正意义上的财团联系起来，仅仅可以认为建立财团是他们的理想和目标。 第一代温州人创业靠血缘乡音联系和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当他们将企业作大，走出温州，甚至出国发展，再将他们的事业传给第二代人时，资本和文化正在发挥巨大作用，成为企业间联系和合作的纽带。原来依靠个人信用的民间借贷，在温州当地依赖亲属关系的担保可以控制其风险。但是，在外地和外国发展创业需要更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使乡亲间的借贷关系变得脆弱无力，温州企业正呼唤一个属于自己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在温州，几乎看不到外资的踪影。原因很简单，因为民间资本的体内循环和企业之间的血缘关系构成了一致对外的钢铁长城。日本的经济社会中，以银行和商社为主体的财团成为企业联系起来抗击外资的有效方式，以资本为纽带形成产业链条，使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形成相互协同的分工与合作。日本在加入关贸总协定后，政府主导了财团的加速形成。 温州资本在房地产和能源产业上的投资正是其资本大规模聚集的表现方式。我们应该宽容温州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领域，正视其阻击外国资本和抬高它们进入成本方面的积极作用。难以理解的是，一方面我们的国民对外国资本以各种形式进入房地产业采取视而不见和姑息纵容的态度，而却把温州资本作为房价上涨的替罪羊。与此同时，作为温州的民间资本也应重视投资风险，理解国家的一些限制是出于对民间资本的保护和爱护，避免它们陷入不良债务危机，给企业自身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民间资本无错，错在政策的更新尚未适应新的形式，错在市场经济成熟得太慢。 温州商人的成功和其资本的壮大的真正奥秘在于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儒家文化。资本和文化代替血缘与乡音，才能将企业作大作强。第一代创业者奋斗和积累的家业,凭借的是乡亲之间的互助。但是第二代子女离开乡土发展,彼此之间很少的沟通，甚至父辈的血缘也无法将这些不同生活背景的年轻人集合起来。如果创业的长辈们真想让自己的后人能够形成合力，将他们的财富、精神和文化传承下去，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股份制公司是必然的选择。温州的家族式企业正在经历一个变革时代，这是市场竞争的要求，也是事业扩张的需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走入大城市，进军海外，越来越需要一只现代商业知识和管理经验武装起来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抗日战争时期，一大批知识青年离开大城市，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最终成长为抗击外来侵略，建立新中国的先进力量。他们在延安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摆脱殖民压迫、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今天，面临加入WTO后，汹涌而来的外国资本，青年人需要一个集聚民族商业精神和文化的根据地，这就是温州。那里为有志的知识青年磨练意志、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提供了一个广阔天地。这样一批现代职业经理人，经过了民族商业精神和文化的洗礼后，将会成为抗击外国势力和构筑中国新经济的有生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商会组织为温州企业向外拓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主要承担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的信息和咨询等初级服务。我的建议是，将商会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一系列新的功能，如贸易代理、物流、对外投资等，这实际上就是引入日本的综合商社机制。可以这样理解：商（会）+（信用）社 = 商社。所谓综合商社就是一个集信息、咨询、贸易、物流、投资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型企业。综合商社的金融功能主要体现在它是通过调集财团内部成员企业的自有资金进行相互融资和共同投资，而不是向银行那样吸收公众存款而对社会上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综合商社的贸易功能为企业以销定产、有序开拓海外市场、树立国际品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综合商社的产业组织功能为企业间的合理有效分工与协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北京的温州商会应充分利用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全力开展与中央政府的沟通和公关工作，积极争取在金融领域的突破。实际工作中，商会应该学习四川新希望集团借用中华工商联的力量，以民生银行和民生保险为模式进入金融领域的成功经验。同时，上海的商会应该发挥该地区物流和贸易的特点与优势，集合商会成员的力量，积极筹备建立综合商社。一旦银行和商社建立起来，并且相互之间能够协调运行，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财团机制。银行通常关注和服务于资产良好和已成规模的企业，资金主要投向扩大生产能力和进行技术改造；而商社更多为商业信誉良好和市场成长型的中小企业服务，主要对原料和产品流通提供资金支持。当然，商社还同时提供与市场有关的其他配套服务，特别是贸易、信息、咨询、投资、人才培养等方面。 日本的综合商社经历了五个重要发展阶段，目前正将核心事业调整和集中在资源控制与物流网络上。建议未来的温州商社的事业重心应更多投放在商业物流，这是其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国家和社会抵御来势凶猛的外国商业集团（日本商社和欧美零售业集团）的迫切需要。而资源争夺和控制的工作应当交给垄断性的中央级国营集团公司（纵向财团）去完成，这些企业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化、中粮、五矿等。同时，温州商社应集中精力为创业型的高技术民营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并且利用其成熟的产业分工体系集中发展精密仪器制造和精细化工产品。另外，借助振兴东北和向拉美国家的矿产投资的契机，参与重型设备制造业。实际上温州的企业在商品城，商铺和产业园区的投资正是其无意中走上了商业物流的方向，只不过缺乏现代企业制度下的集团化发展目标，还只是原始的和分散的家庭经济行为。未来温州商社的建立，以资本、贸易和信息、人才共享为基础，完全有可能打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全球商业超级网络。 从谋生赚钱到经营事业，再到肩负社会责任，是很多企业家走过的人生之路。我们应当积极鼓励和引导温州企业家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这些企业家大都出身于普通的农民和工人家庭，历经艰辛创业，他们完全具备劳动人民的本色和社会主义者的品质。国家和政府应主动培育和提升温州企业家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捍卫民族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同时，应当积极发展和吸收一批温州企业家加入党的组织，使党与真正的市场经济工作者拉近距离。鼓励和促进温州企业的股份公司改造和挂牌上市，使之不断走向公众企业（社会企业），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 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就象一个得了白血病的病人，不得不依靠外界的输血来维持着生命时，一旦血源出现紧张，我们的生命会马上陷入危机之中。拉美国家和东南亚经济危机正是外国资本兴风作浪的结果，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同时，依赖这种输血方式生存的成本实在太高，病人将要为此巨额买单。要想使白血病得到根本的医治，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与之匹配的他人的骨隋移植过来，形成自身新的造血功能。我认为，将有着共同经济发展经历和儒家商业文化背景的日本经济的成功经验和机制移植到我国的民营经济机体中，使他们产生更加前大的自身造血功能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温州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在于它的民间资本的所形成的自身造血功能，在那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外资的存在。但是，温州的这种自身造型功能目前仅能限于本地小规模的经济活动，因为它缺少真正意义上可以进行全国大循环和全球大循环的资本运营机制，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财团体制。 温州人过去20年的经历，以及其永嘉学派的儒家文化与日本的综合商社150多年前创业初期的特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日本财团模式应该成为温州资本续写商业神话的知识源泉。蕴涵创业精神和儒家文化的温州资本一旦形成有效聚合，将会突破性地走出重建我国经济自身造血功能的第一步，将使我国的经济焕发出长久的生命活力。 现代日本财团实际上是以儒家文化为根基，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民间资本与政府作用成功对接的产物。日本六大财团分为以银行（金融）为核心和以综合商社（商业）为核心两大阵营，其中三井物产是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日本财团的典型代表。从温州资本的发展历史和其相应的产业结构来看，未来温州资本更趋向于发展成为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组织。我相信，在温州民营企业迫切需要改造升级和资本寻求出路的契机下，将日本的财团和综合商社模式的精髓植入进来，将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模式将为政府有效引导、监督和管理民间资本的良性运营，避免金融风险提供新的途径。 白 益 民 2005年1月18日 www.superis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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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经济迅速崛起，形成并创造了一种新的区域经济现象——“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快速发展，跟温州充裕的民间资本有极大的关系，民间资本是滋润“温州模式”的肥沃土壤。丰厚民间资本孕育了一大批民营企业。 “温州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民营经济占市场主导地位，而温州现有的16万多家民营企业中，大部分企业的初始资金几乎都来自民间借贷。温州的正泰、德力西、人民、天正、康奈、奥康、红蜻蜓等这些如今上规模、上档次的知名企业，在创业初期都是靠自筹和民间借贷资金发展起来的。 正泰的前身是乐清求精开关厂，起始注册资金才5万元，是几位股东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现在正泰年产值达60多亿元，固定资产十几亿元，并发展成为我国电器行业的巨头。企业在运转初期，因为自身没有资金积累，一些后续投资的资金也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如果不是在温州这样一个民间资本充裕的地方，正泰也许不可能发展那么快。” 上个月刚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康奈集团，最初也是靠１万元起家。康奈集团副总经理周津淼说，温州民间资本在早期养活了一大批民营企业。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贷款资金只向国有企业倾斜，民营企业贷款较难，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资金短缺。民间借贷虽然利率高，但方式灵活，不需要繁琐的手续。一直到今天，民间资本仍然是一些中小企业投资的主要来源。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丰厚的民间资本，不仅孕育了一大批本土的民营企业，也孕育了一支闯荡全国市场的经商队伍。目前至少有１６０多万温州人在外经商，投资办企业，这些在外投资者的原始资本大都靠自筹，并主要来自于民间借贷。目前温州大多民营企业，其资金来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企业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对一些上规模、上档次的大企业来说，融资渠道较多，银行会主动上门给他们贷款支持，而一些中小企业则仍然依赖于民间借贷。 温州民间借贷产生的历史悠久，在清朝以前就出现了。最初是以互助、非利息制的形式存在，至今这种非利息制的形式仍在延续。另一种形式是利息制，利息制形式多样，诸如标会、摇会、呈会、台会等形式都搞过。民间借贷利率根据借贷金额多少和还款时间长短而定，由借贷双方互相约定俗成，一般利率达到8厘至1分，有的甚至达到2分，以月计息。尽管民间借贷利率高、风险大，借贷双方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很多企业还是愿意借。因为借贷双方大都是邻里亲戚、同学朋友，大家都知根知底，比较放心。企业需要几百万资金，通过民间渠道很快就能办到。 温州民间资金的投资是最活跃的，它渗透到各个投资领域。我国最早的承包商店，第一个地方投资建的飞机场，第一条合资铁路……都出现在温州，第一个“包天包海包地”，都发生在温州人身上。温州的各个投资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向民间放开，当然，部分城市公共设施和重大命脉行业还是由国有投资的。 |
在去年福布斯大陆首富的名单中，温台地区已经有５个人被“拉”上了榜，但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这两个深藏在浙江南部山区的城市中，民间财富到底有多少，仍旧是一个神秘的数字。资金在温台地区流动的方式也和山外的所有地区有所不同——民间资金进行的体外循环不可小视。这个循环的原动力来自于温台地区小型的个体私营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在这里，家家户户手里都有几十万的现金，但相当一部分温台人手里的钱不存银行，不炒股票，他们的资金在民间金融体系里快速地流动着。如果有人要做生意，就去找当地的周转人，周转人在对借钱人的以往信用非常了解的情况下，一旦确认生意没有太大风险，就会把会内其它人的钱先借给他，几百万在几个小时内呼之即来。 台州的银座和泰隆两个信用社就因为所有制的特殊性而闻名全国。这两个以经营者个人股份为主的信用社主要的贷款服务对象就是当地的小企业，大银行不愿意接的小生意，大部分被他们揽了过去。他们的方法是采用劳动密集型的资信调查，花大量的人力成本做每一笔小贷款。像做所有其他的生意一样，别人不愿意赚的小钱让这两个信用社发展极快。 至于那些不断扩大的单个资本，则纷纷选择产业升级，创造品牌。他们的发展大部分不是靠外部融资，而是靠企业自身的积累。报喜鸟西服、美特斯·邦威、德力西、正泰、吉利……这些名字在人群中扩散，意味着这些企业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扩张——向来讲究务实的温台人从来对广告都是十分谨慎，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要有利可图，每一个决定都越来越精明。在财产增值方面，还有不少温台人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做着各种时髦的尝试。温州几家民营房地产公司出资组建了一家全国少见的“温州财团”。 投资，是温州永恒的话题。从传统产业发展起来的温台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寻找大量资金的出路，另一部分人的资金则在别人的打理下不断升值。温州民间资本就好比一座取之不尽的金山，如何把这座金山挖开，不仅是温州当地有关部门关心和研究的问题，同时也引起了外省市以及国家金融主管部门的关注。特别是资本市场对吸引民间资本作用非常大，但目前温州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很好地发育，上市企业至今只有一家，股民也没有从中体验到什么好处，这些因素都制约了民间资本作用的发挥。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温州人总是把资金投放在增值最多的地方，什么行当赚钱，温州人就投资什么，哪里政策优惠，温州人就涌向哪里。在国内的许多行当中，几乎都有温州人的投资，并且生意都十分红火。不仅如此，温州人还把生意做到全世界。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温州人投资可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他们抓住了市场经济机制的先发优势，率先发展起来了。而现在，温州人投资行为更趋向理性化，他们在作投资决策之前，首先要反复考察当地的投资环境，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经过反复调研后才作投资决定。决定温州民间资本流向的是市场，哪里市场前景好，温州民间资本就流向哪里，不管天南还是海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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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初期，头脑精明又吃苦耐劳的温州人足迹踏遍全国，现在是温州的资本洒向外地。近来温州企业在区域外的投资行为高涨，其投资金额之多，投资项目之广，形成温州资本“汹涌外溢”之势。业内人士测算，眼下温州至少有上千亿元民间资金流向外地。 温州人有流动经商习惯，只要能赚钱，都愿意去。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少有一半的温州商人外出经商过。引人注目的是，如今外出的温州人改变了以经商为主，重点转向投资实业，并时常以集体下注的形式。 目前的温州，已经形成了从温州人走出去，到资本走出去，再到企业走出去的阶梯式推进的局面。温州市统计局最近所做的一个大型调查显示，目前温州市外出人口１５４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比重的２０．４％。 这些跨地区投资经营的温州人，在全国开办了４万多家公司。 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近年来温州企业外迁呈上升趋势。调查显示，温州的外迁企业光“有名有姓”的就有１０００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有２５０家左右。涉及行业有低压电器、针织、服装、灯具等，扩张地主要有上海、广东、北京、山东和西部地区。外迁的温州企业中，不乏知名企业。上海成了他们跨地区发展的首选。业内人士测算，眼下温州至少有上千亿元民间资金流向外地。目前，仍然有大量温州人，在本地筹集了不少民间资本，正向外寻求发展。 在浙江南部这块不足１．１８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千上万家企业日长夜大。相当一批温州企业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进入新一轮的快速扩张期。同时，一大批新的企业也在成长发展中。“蒸笼”还是这只“蒸笼”，但“馒头”已发酵膨胀。温州土地匮乏、人才紧缺等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制约矛盾骤然变得格外尖锐。人才匮乏是制约温州企业发展，导致企业外迁的另一重要原因。此外，随着温州二次创业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企业自身的快速发展，都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跨地区发展也使一些企业把握了资源再配置和优化的机会，从而赢得了快速发展的先机。不少经济专家认为，温州企业的外流，实际上是企业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扩张行为，是企业在更大范围里参与市场竞争、优化配置全国甚至全球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表现。 温州经济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历史。以发达的民营经济、有效的市场机制和众多供销人员三位一体为内涵的温州经济格局，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地发展和突破。温州经济已不囿于温州本地，它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目前，温州外出人口超过１５０万，另有４０万左右在国外经商务工，同时，温州又吸纳了２００万外来人口。就在这种走出去引进来的流动与交融中，温州将本地经济的发展与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对眼下温州资本外流的另一种解释与看法是：并非温州留不住这些资本，而是相对的“营养过剩”，从温州这个资本高地向外流淌，就好比盆子太满了，所以大量外溢。这是正常现象。 |
这注定是一种不同凡响的声音。当温州两大财团中瑞、中驰在今年6月间呱呱坠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婴儿的降生投以惊异的目光。诞生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意义吗？许多人都在探求、解读，因为人们不是好奇事情的本身，他们更想知道的是，事情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意味深长的东西。 日益庞大的民间资本，越来越需要一个合适的释放空间。如何让资金流动起来？温州人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个问题。那么，怎样的模式才能承载这些民间资本的梦想,怎样的平台才能让他们尽情地舞蹈呢？ 面对一边紧缩的银行信贷，一边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温州庞大的社会资金开始尝试新的突破。他们既没有选择如一些地区民间资本借贷利率高达20%的高利贷形式，也没有选择像福建省福安市的民间“标会”的形式，而是选择了财团。一种金融创新的方式，谋求一条新的民资出路。 在这个冠以“中国鞋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包装城”、“中国眼镜城”等19个“国”字号头衔的城市，在这个作为金融创新试点城市之一的区域，在这个民营经济发达的土壤上，进行金融创新，出现“财团”，其实并不令人惊讶。较早的泰隆组建民营银行的冲动，最近中小企业融资公司的诞生，都反反复复表明了一个主题：温州的民间资金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金融改革天空中的呐喊。 温州财团的出现肯定不是偶然的，也绝对不仅仅是一次地方的实验。因为，嗅觉敏锐的民资，事实上已经从今年来管理层在金融改革方面诸多意味深长的讲话中，感觉到某种变革正在来临。他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去闯、去试，去以自己的声音高声呐喊。民资的天性，决定了温州民资在这方面从来不会碌碌无为，而民资的动向背后，也从来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个体现象。财团的组建就是一个明证。 温州的这两个财团(中瑞、中驰)，一定意义上是企业间相互融资的平台，部分行使了金融机构的职能。但在现行体系下，它们没有也无法向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任何一个法定监管机构进行金融业务准入申报，因而处于无人监管状态。因此，如何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法令、法规，既张扬民营经济旺盛的生命力，又能回避风险，是摆在监督部门面前不容忽视的课题，也是事关财团、融资公司未来发展前途的大事。当然，“财团”是民营资本固有本性。虽然生长缓慢，但是有可想象空间的新生事物。它的出现对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他的呐喊声在今天破空而来，注定不会是一次哀婉的绝唱。 无数双眼睛盯着正在浙江温州崛起的财团。由于遭遇尴尬的政策缄默，半年前红红火火高调登场的温州财团一转而为低调潜行。而记者在采访中感到，尽管表面上温州财团有偃旗息鼓之势，但温州资本的金融创新冲动丝毫未曾消解。然而开场的红火过后，监管层异常沉默的态度渐渐令冲动的温州资本感到不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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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温州1500亿元民间资金如笼中困兽般焦躁而无奈。大部分资金在自发的、地下的信贷循环中流通。温州金融机构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有关人士证实，在温州，拥有几十万元现金的家庭比比皆是，而大部分家庭没有和银行“打交道”的习惯。这些资金正以温州独有的方式，在民间金融体系里流动。这种流动被有关人士称为：资金的“体外循环”。这种“体外循环”的原动力来自于本地区小型私营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这种体外循环加快了温州经济的发展速度，使数目庞大的温州资本产生效益。企业通过民间借贷解决了起步时急需的资金，而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剩余资金又再次进入这个金融体系。 温州股市起步比较晚，当年股市在1300点时，温州才有了证券营业部，后来股市升至1500点，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一路狂跌，不到一年，跌到300点。“那是温州股市‘黑色的一年’，温州人也因此遭到‘当头棒喝’。最初投身股市的一批温州人，基本上“血本无归”。”“这大大挫伤了温州人对股市的信心。”温州人对股市态度冷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温州的上市公司太少。据了解，目前温州仅有一家上市公司———浙江东日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没有一家上市。 与股市比较起来，温州的汇市相当火爆。在温州当地被誉为“汇评家”的中国银行温州市分行资金计划部副主任潘红敏告诉记者，温州以一个地级市的身份，其汇市目前仅居北京和上海之后，已成为中国个人外汇交易量最大的城市之一。温州的外汇储蓄额是上海的八分之一，交易量却是上海的一半以上，而且交易量超过储蓄额。温州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每年有30万侨民在全球特别是欧盟奔波劳作，这批侨民寄来大量的外汇，温州人目前的外汇存款已经达到了17亿美元。而这正是温州外汇市场火爆的主要原因。 一地资本的流向，多少反映着一地的产业状况。按照目前业界普遍认可的一种说法，温州有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那么，眼下众说纷纭的温州民间资金外流，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现为炒楼模式。也就是说，大量的、原本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产业投入和技术升级的资本，被转移到了纯粹的炒买游戏中。尽管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温州家族式生产管理模式遭遇着诸多挑战。但在房地产市场上，这一家族联合作战的传统优势却有了可施展的余地。那些转战南北的温州炒房“集团军”，多是亲朋好友联合起来的，几十个人、几千万资金一起砸在某个楼盘上，可以迅速抬高楼价。 温州这部分民间资本遭遇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投资重化工、机械等大型产业，缺乏产业基础；投资高科技产业，缺少技术、人才指引；继续眼下的轻工业产品加工生产和模仿制造，又面临着新市场规则的制约和残酷的市场竞争；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又恰恰是民营资本限制领域；投资房产，又不免陷入炒作、投机的怪圈。那么，温州炒房团的资本该向何处去？鼓励温州资本以产业整合的方式，向外扩张，有助于提升温州企业，也利于温州资本的成长。 |
近段时间以来，温州行业内的整合和民间资本的自发整合蔚然成风：60多家家具企业组建起“家具航母”，统一品牌经营、统一市场服务、统一兴建生产基地；40家拉链企业投资3.5亿元，扛起了联合大旗；模具业也筹划组建温州模具实业总公司，联手进行技术攻关……中瑞和中驰的成立，更是把这种整合推向了一个高潮。有人说温州人这种财团整合完全是国内民营企业的一种创新，是温州人那种“人人当老板”传统经营模式走向历史。 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温州财团的模式是一种组织创新还是新瓶装旧酒？如果是一种组织创新，那么它又新在何处？如果不是创新，其实际意义又在何处？可以说，无论中瑞还是中驰，其股东单位都是资产数亿甚至十几亿的企业，这些企业无论是市场占有度还是其在地方及行业中的地位都是市场的优胜者。凭借这些企业现有的实力在市场中有很好的生存能力，特别是这些企业多是家族企业。它们所发展起来的关系、积累的市场及个体的管理经营等方面是无法通过组织合并的方式能够转化的。如果这些合并不能够做到优势互补，仅合并是无法形成新的竞争实力的。 当这庞大的民间资本向股市及房地产进军遭到狙击之后，让这庞大的资金更有效地运作则成了温州这些民营企业最为关注的大事了。大财团的创立，即使谈不上它有多少创新，但在一定意义上却为温州民营企业未来找到了一条可选择之路。因为，在这些民营企业家看来，不仅可以找到一个融集资金的平台，也是温州的民营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由手工作坊向现代化企业迈进的重要一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企业的集团化、跨国化、混合化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现在不能确定温州财团是否能顺应这种趋势，但温州财团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因此，不管这种财团目前会如何不规范，现行法律对它约束如何少，我们仍然应该让这样的财团生长出来，并扶持它成长。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的每一个行为都是逐利而来，类似于金融控股公司的财团也不会离开这种目标。因此，在我们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没有确立的情况下，这种金融控股公司的财团出现时，既可能整合当地的各种金融资源，也可能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最近证券市场所发生的德隆事件，已经带给人们更多的警示。因此，对于温州的财团出现，一方面政府要鼓励它产生与试点，另一方面也得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它们的行为，以便新的市场秩序的确立。总之，对于温州财团的出现，这是市场之使然。它肯定会徘徊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我们要认真关注它的出现。 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估计，民营化程度最高的浙江省目前大约有8000亿民间资本，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民间资本高达25000－26000亿。 前一阶段恶炒温州购房团时，有人提出其中暗藏着“仇富”的种子，到底是不是呢？其实，大家没有必要追根究底，倒是对民间资本如此厌恶，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相关政策的滞后和人们的情绪，才是我们最需要思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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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一色的法派西服、脚蹬一色的奥康皮鞋，以“财团”作称，令人浮想联翩，其实起点就是一家控股有限公司。——
种种细节透露出温州中瑞财团成立时的作“秀”色彩，而对于中瑞财团的九位股东代表来说，出演这场“秀”的难度并不小，既要张扬做产融结合的财团的决心和梦想，又要懂得节制、懂得表现对实业本份的安守。 于是，外界对中瑞财团今后到底要如何实现所谓的产融结合的追问，就变成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从中瑞财团的9家股东到它的顾问队伍，莫不是谈理论、梦想时滔滔不绝，而一落到具体操作便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当时没有人想到要介入金融，只是想合起来做一个产业控股集团，而这种冲动来自于他们在做多元化时感到在准入、资金、专业水平上存在明显障碍。 然而事实是，直至中瑞成立，怀中也并未揣着任何金融许可。 5月，九家股东均摊股权、共同出资5500万元注册成立了“中瑞财团控股有限公司”。 6月2号中瑞财团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一开完，中瑞财团的新闻发言人王振滔便知道自己在聚光灯下可能把某些话说得太“冒”了。在那次发布会上，王振滔称：“中瑞5500万的注资并不大，但是可运作的资金却超过100亿人民币！中瑞进入金融是必然的……中瑞将以金融资本为核心……中瑞会有新的融资手段……也许会接手德隆的某些项目……”中瑞战略投资顾问李信民也表示：“中瑞想的是怎么样搭建一个平台，将没有出路的温州民间资本用恰当的财务工具、金融手段聚合起来。9家企业先投资，下一步是要调动本地资本。”事实证明，这些话引起了监管部门和政府的不安和不满。 在张人天带头的专家组所作的报告中，有如下的结论：“日本财团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是财团利用联接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的内部商社组织，解决工商企业小型单一化的困扰……鉴于我国当前工商企业尚未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因此借鉴日本财团经验，组建商社组织，实现财团控股工商企业的全球化营销，增强产业资本的实力是目前我国组建财团最为迫切也最为现实的举措……组建综合商社，需要财团建立独立的财务公司，为综合商社提供融资功能。” 然而这所有的设想都在挑战着监管政策、挑战着中瑞自身的治理和经营水平。几个月前，中瑞50万年薪加奔驰聘总经理被视作一起炒作。如今，据说从几百名报名者中挑出的总裁、来自凯迪电力的杨新泉已走上台前。然而，从6月2日及16日两场发布会的表现来看，作为总裁的杨在那样的风光热闹场面的烘托之下，颇显得无足轻重。他将要对一个由九位股权均等的股东构成的董事会负责，这会出现什么故事呢？ |
“出生”仅4个月的两家温州财团已全面“触礁”。此时，央行加息已5天，房地产板块一直在下挫，有人断言，房地产暴利时代可能因此终结。4个月前，温州人在中国首创“财团”这一概念，由十几家温州民营企业组成的两家财团中瑞和中驰甫一登场便被尖锐地指为是“更大的温州炒房团”。4个月后的今天，这两家财团高薪礼聘而来的职业经理人已黯然离去。据说，温州当地的金融机构已接到指令，严格控制对两家财团的大额贷款。 由于将房地产作为自己的主要进军目标，两大财团实际已具备了产业基金的主要特征，从而由发展实业进入到了金融领域。但自始至终，他们都未获得金融领域的经营许可。他们动辄数百亿元的豪言壮语早已引起了政府监管部门的警惕。银行信贷危机不仅使财团股东们各自的业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各方筹措的资金也并未流动起来。据称，两大财团的投资意向只是处在“纸上谈兵”阶段。 这种由几家民营企业松散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注定会失败。因为，在海外，财团一般指由极少数金融寡头所控制的巨大银行和巨大企业结合而成的垄断集团，如著名的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它们通常是以家族资本为纽带自发形成的，“不可能靠外部力量凝合而成”。真正的财团其内部不仅是统一的产权关系，而且还可以进行完整的资金运作，所有资金都可以在财团内部充分流通。与此相比，中瑞、中驰这样的财团，其成员都各自为战，很难在产权和资金运作上有整体的分配，根本称不上是“财团”。 尽管股东们屡屡强调“现代企业制度”，但实际上他们始终难以割舍自身的利益，当初所允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也就成了空话。更让经营者头疼的则是财团均分的股权结构，如此结构显然难有高效决策与有效激励，最终形成“谁都想说了算，谁都说了不算”的对峙局面。 虽然两大财团的高调炒作只收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但民间基金介入房地产业，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只是我国在相关立法上仍存在一定的空白。目前，我国近70％的房地产信贷都是来自于银行，而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将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适当地调用民间资本注入房地产业，既可以有效地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也可以促进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实力雄厚的民间资本，必然要寻找活动的空间，也必然对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带来一些新的课题，在这些资本涌入社会健康发展的各个领域的同时，也必然会通过政策上的疏漏渗透到一些有待规范的经营领域，牟取过高利润。但是，民间资本无错，错在政策的更新尚未适应新的形式，错在市场经济成熟得太慢。 |
| 民营银行“山雨欲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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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全国各地分散着160万温州人，以经商办实业为主。这些温州客商通常都拥有百万元以上的资金。而温州人天生就有购置房产的习惯。因此，在外经商的温州人，紧随投资行为购置多处房产的情况相当普遍。据称，外出经商的温州客商总共达160万之巨，其中，20万左右的温州商人把上海作为投资创业的主战场。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包括正泰、德力西在内的温州十大著名民营集团，个个都在上海征地办厂。温州人在上海办大中小市场、商品市场、机电市场、普通市场、高档市场等，这些投资举措的背后，实际上催生了一个新的居住群落在上海涌现。 新一代温州商人大多已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当他们开始进行新的投资行为时，他们的视野和眼光已经比上一代人大大提高了。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区域，新的城市，新的文化，这就必然带来他们对投资发生地的谨慎思考。显然，注目上海这样一座充满投资冲动力、文化亲和力的城市，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长期以来，温州人崇尚实业，不喜欢单纯的资本运作，所以温州人炒股的并不多，这一大批民间资金没有流入股市，在温州本地发展空间比较小的前提下，很多民间资金选择了流往外地寻找机会。在流往外地的资金当中，投资房地产业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近一两年来，一批又一批的购房团涌向上海、北京、杭州等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购房热潮，大量的资金流出温州。据估计，仅2002年，就有近10个亿的温州民间资金流入上海房地产市场。 最惹人关注的房地产新闻是:全球最大投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再度出击上海，与上海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投资5000万美元打造高档公寓——复地雅园。去年7月，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基金投资上海锦麟天地雅苑，成为第一支进入上海楼市的美国资本。在上海政府确保房价“首先不能跌,其次才是不能涨太快”的原则后，国际资本的进入进一步让业内人士相信，2004年的上海房价依然坚挺。 在目前政策没有完全放开、房地产市场结构正需调整的情况下,外资通过收购房地产不良资产,获得现成的土地储备和房地产项目,从而节省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外资的青睐似乎可以击破年前各种上海楼市将出现拐点的论断。市场进入调整，规范化的操作正是国际金融巨头们看中的最务实的获利。虽然目前尚无确切的统计，但获得了国际投资基金的首肯，就会将上海带到更广泛的国际炒家手里，这些炒家带来的房价刺激，绝不亚于“温州购房团”。 内地房地产公司融资渠道有限，银行贷款又受到新的政策约束，这为海外房地产基金提供了更多进入的机会。虽然目前对外资基金运作还存在很大限制，但近年来，来自欧美、东南亚和香港等地的房地产基金接连“试水”，正逐步完善着自己的内地地产布局。 仅2003年，就有104亿美元的境外资金进入上海市场，其中有20%投向了房地产领域。在目前投入到上海房地产市场的100亿美元左右的外资(占同期整个上海开发市场投资总额的13.7%)中，以海外基金形式出现的有3亿美元左右，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预计，该数字在未来2至3年内将快速增加至20亿美元。 从这一数字，可以“管中窥豹”地看出海外地产基金进军中国市场的迫切。海外地产基金主要以3种方式进入内地市场：第一种是投资开发型，即从前期就开始介入项目的开发；第二种是收租型，即购买有稳定租户的成熟物业，长期持有收租盈利；第三种是不良资产处置型，通过收购不良资产，将其证券化打包处置、变现盈利。 目前内地房地产市场对外资基金的运作还存在很大的限制，因此外资地产基金在内地市场的发展仍处于试探阶段—尚没有一家海外基金直接以房地产基金的名义在中国注册，多以离岸投资公司的身份出现。 |
温州民间资金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民间经济“一统天下”的温州经济的“晴雨表”。从去年起，央行在温州设立了300个民间利率的监测点。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当前宏观调控、正规银行的存贷款回落的背景下，活跃的民间资本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利率上升。第二个标志是民间借贷规模增加。这些资金的流向除存款储蓄外，主要流向各类生产、经营性的投资。空前活跃的民间资本引起温州市银监分局、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高度关注。 不要小看民间资本，它是一种社会资本，是一种经济资源。这种资源不是一个地区天然拥有的，而是经过历史的演进逐渐生成的。一旦生成，它便成为这个地区发展的一种支撑力量。民间资本的活动主要反映在民间信用上。纵观温州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民间信用特别是农村民间借贷，像是硬币的另一面，它对推动发展温州市场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阶段的温州民间信用，具有利率灵活、产权明晰、操作简易、依附熟人等特征。其灵活的利率主要是利率市场化。民间借贷利率参照同档银行贷款利率，随行就市，一般是国家规定的银行同期利率的2倍。在操作上，手续简易。由于产权明晰，更关注资金的风险。发生民间借贷关系一般限制在“熟人社会”中。在农村，其活动半径平均为3个乡。 银行对企业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它支持的对象往往是优质客户。生长型的企业在创业初始阶段，因实力不强、抵押不足、产品不稳、市场不大、信誉不高等因素，是很难得到正规银行的资金支持。而灵活的民间资本通过信用和亲朋戚友的纽带与创始型、未成型的企业连续起来，为之提供前期资金需要。前期“饥渴”资金解决了，成型后才有可能到正规银行借贷。民间资本这一独特作用，不仅扶持创业型企业走上了路，而且有效缓解了正规银行的风险压力。多年来，温州金融业资产质量一直比较好，（不良资产不到3％），它受到央行的高度肯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活跃的民间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为正规银行起到了分流风险的作用。 有9家和6家民营企业相继联合创建“中瑞财团”和“中驰财团”。该财团向外宣称，企业的运作模式是“集金融、实业和贸易为一体”。这条信息给外界的直接感觉，该财团的脚步似乎已直逼民营银行。中瑞不是做金融业务的财团，它是温州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进行强强联合的现代股份制企业集团。只不过它使用了“财团”这个带金融色彩的名称。国际上真正意义的“财团”，是金融寡头机构。 目前中小企业有三类。一类是优质企业，比例有60％，银行基本能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第二类是摇篮企业，比例仅10％，他们销路没打开，信誉度尚未得到公认，个别甚至有假冒骗，他们基本得不到银行的支持；第三类是有前途的成长型企业，比例达30％，他们需要给予资金扶持，业内称之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的“窟窿”。据悉，当前银监会正在考虑如何把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窟窿”补上去。 先办一家介于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之间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融资投资公司。这个特殊的金融机构既搞融资又搞投资，不吸收公共存款。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成长型的中小企业。这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能吸收公共存款，又要向成长型的企业投融资，钱从哪里来？温州银监局的思路是，企业注入自有资金，让有法人地位的金融机构入股，如城商行、农村城信社等，今后可购买邮政储蓄，吸收个人大额委托资金，向银行贷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过审批可以吸收社会单位大额款。办这样的投融资机构，投资收益比办民营银行来得直接，来得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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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温州的家庭企业和个体商业异军突起，很快取代和超过了基础脆弱的“社队企业”和国有、集体商业。温州民营工业产值1980年到1998年18年间增长了120倍，平均不到3年番一翻。 温州市场经济，在发展初期常受打击、压制，如割尾巴、反复辟、抓办“地下工厂”的“办学习班、流通领域的领头羊"八大王"被判刑等等，可以说温州政府曾经是商品经济的“敌人”。由于政府既不能给工作，又不能给粮食，于是只好在市场经济的“人民战争”中开只眼闭只眼，开始学会“认不清"方向。“十四大"为市场经济正名后，温州政府和官员才算找到了方向，与“温州模式”也经历了敌对、冷战、伙伴、战略伙伴关系。 民营企业资本的来源，80年代初是靠生产积累和短暂的走私形成少量的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90年代，70％以上靠企业主自有资金（含劳动积累）和社会闲散资金。可喜的是，民营经济在发展中已通过股份制方式走向联合，并出现集团化的现象。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使温州许多优势产品的生产和交易成本降至较低水平。 经过二十多年的培育与完善，温州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和良好的运行机制，商业活动的行为规范和机制。生产力要素市场体系的形成，市场化程度极大提高。 市场经济要求诚信，以降低交易的成本。经过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混乱局面，温州市场经济主体在发展和磨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市场行为规范，在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方面，如信用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方面，已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 我国传统文化重农抑商，温州人反而把传统文化视为“末”的工商看作“根本”，淡漠于意识形态之争而热衷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重工商、轻政治。温州人认为赚钱生意无贵贱，反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会被人看不起，较早地进入那些历来被认为低人一等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商业服务业领域。 由于技术力量差，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靠“克隆”、模仿，立足之后加点小改进，鲜有创新，就是创新也主要是着眼于别人不易模仿的技术。曾经是温州四大经济支柱产品的纽扣、皮鞋、服装和打火机，都走过“克隆"的道路。 合则生利，散则损益。温州人极其重视合作，亲戚朋友常常在“亲兄弟、明账目”的原则下，取长补短、分工合作一起做生意和创业。同时，为了赚钱所要打交道的前后工序、供产销各个环节及有关管理部门，都会将其看成是合作的对象，而非竞争的对象。 从区域分布上，遍布全国各地、世界各国；就某个地区而言，又是相对集中聚集的。一是亲朋好友牵带，一人立足后成群而至；二是因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方言而聚集；三是围绕市场特别是专业市场而成；四是造就市场规模和降低成本的需要。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完善，“温州模式”就越有发展活力。曾经遍布城乡的“散兵游勇”，经过股份制发展后形成的“小米加步枪”队伍，目前已进入“大盘整理”阶段，将逐步会形成“温州模式”的“正规军”和“集团军”。 |
温州模式以及浙江经济成就有目共睹，其发展从多个角度给了我们启示：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和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经济越发达，文化越重要，越有用。文化是历史，文化是基础，文化是根本。 与北方儒家文化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相比，“中庸”不鼓励竞争情况所不同的是，温州人受1600多年前永嘉学派影响更深、更大。永嘉学派提倡“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务农和经商一样重要；强调实际的经济利益，农资流通的客观存在，因而，温州人更早地有了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温州人吃苦耐劳，勇于创新，勇于创业，这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温州人模仿力强、渗透力强，敢闯世界，活动范围大，这也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温州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独立性强、竞争意识强，人人争当老板，这也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正是这种思想、精神使温州人脑子里充斥着“无利不起早”、“平安二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等朴素的市场观和价值观，正是这种思想、精神支撑了温州乃至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换句话说，“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文化传统支撑了温州乃至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 外地人对温州人的描述，最典型一句话，就是“温州人头发空心”，意思是务实、精明、工于算计。一般人都以为，这种描述对温州人是一种世俗化的蔑视，且含有明显的贬义。如果对其中的道德评判略而不计，这是对温州人的最恰当也最精确的评语。 永嘉学派整个思想体系中，最具实践意义、最富人本意识也最富拚搏精神的，便是薛季宣、陈傅良等所倡导的“事功学说”：反对空谈义理，主张格物致知（存在决定意识），提倡义利一致。其后叶适更进一步提出“以义和利，不以义抑利”，换成通俗说法，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小农经济时代，温州人首先找到了农商之间等值交换的一种行为准则。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头发就应该是空心的。 永嘉学派的务实理念，温州人在实践中的身体力行，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温州人群体的性格特征，除了最大限度压缩成本（头发空心）之外，还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由乡音所形成的凝聚力——团队精神。 在异国他乡，乡音便是最强大的凝聚力。温州人不惯于独自打天下，却善于发挥团队精神。国内其他省区以及国外许多地方都有温州村和温州商会，包括一些以“同乡会”为名义的民间组织，往往便是温州人的协作区域。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
| “温州模式”的继承与提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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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是在农村发展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农民办企业，经营企业，承担风险，在“温州模式”中，不仅企业的生产以外部的市场为导向，而且在当地企业之间通过市场建立了紧密的分工和协作，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者是市场，也就是说，“温州模式”下的企业是在市场的指挥棒的指挥下运行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已经初步建立，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天然兼容，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温州模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可以说，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完善，“温州模式”也越发展越具活力。 我们今天谈的“温州模式”与其形成之初的“温州模式”已有很大的不同。企业的规模也比当初扩大许多，出现了一些合伙企业（温州称为“股份合作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少数股份有限公司。在技术水平、产品品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上也都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形成一批名牌产品，如低压电器、皮鞋和西服等，还兴起了一些以往没有的或很少有的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的产业（如化工产业等）。不少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更为规范。市场营销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主要不是靠大量的供销人员到各地销售本地的产品，采购原材料，而是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建立了专营店等营销网络，有些产品甚至在靠近市场的地点生产。“温州模式”还有其他一些变化，如“温州模式”已由农村扩展到城市。 但是，不管怎样变化，“温州模式”作为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其基本精神仍需要继承。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环境的变化，“温州模式”本身也需要逐步提高和发展。 （1）“温州模式”的最重要和最宝贵之点在于，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2）“温州模式”的基本精神还在于为了致富，为了创业，要不断追求，不断开拓，不断前进，永不满足。（3）“温州模式”的基本精神还在于，为了致富，人们异常勤劳，敢于冒风险，勇于闯天下，工作不挑拣，没有职业高低贵贱的考虑，努力学习本领，善于适应环境。（4）温州人创业极其艰苦，特别是在外地、在海外。为了生存和发展，温州人之间既彼此竞争，又较为团结互助。 在“温州模式”发展的初期，人们创办的绝大多数是业主制的家庭作坊或企业，还有一些合伙企业。这类企业已无法适应温州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文化水平较高、有眼光、不满足于已有成就的企业人士组建了一些有限责任公司和少量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类现代企业制度，为温州企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不仅大大突破了家庭成员、合伙者个人的资本有限的约束，大大拓宽了融资的渠道，而且有条件按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突破了家族式企业和家长制管理的限制，并能吸纳职业经理人、有才能的人士管理和经营企业。 温州的企业大多是靠自身的积累发展起来的。这自然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但在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的今天，除此以外，企业还应利用资本市场，通过资本运作使自己尽快做大做强。 |
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他们不论干什么，生活中总充满乐趣，而且敢于生活，善于生活，洒脱，顽强，从不失望。 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温州人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鹜远，从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但是，温州人是有眼光的，当他们积蓄了资本后，就会把产品由小做大，最后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并且涉入房地产、金融业，于是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温州的农民购销队伍由各种职业的劳动者转化而来。此前他们可能是耕地的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还有村干部、复员军人、民办教师等，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从弹棉花、从事手工业、做小生意等行业中转化而来。这些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在全国人面前勾勒着温州人的形象。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到了锻炼；同时，长期的外出活动实践，培养了他们交往的才干，积累了经商经验，熟悉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性及市场需求状况，建立了不少稳定关系的渠道，为购销活动的成功上打下了基础。 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温州商人更是遍布中国以至世界，而且越来越由行商推销变为坐商，由游击方式转向坐镇赚钱，形成了“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能开拓市场”。温州人还大胆地杀向了海外。美国、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都有温州商人。在巴黎，还有“温州街”呢!在巴黎的13区和14区，住着的都是温州人，听到的都是温州方言，甚至警察也得说温州话，温州人达到8万人之多。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温州有700万人，流往全国有200多万人，超过1/4的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或海外经商。 温州商人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非常有耐心，不妄想一夜暴富。一旦看准某项业务，就会扎下根来，踏踏实实地赚钱。温州商人非常看重信用，有时小额短期借款可能连借条都不用打，但是借了钱的商人往往会提前还钱，万一临时周转不过来，也要东挪西借把欠款先还上再说。 温州商人既有浓厚的竞争意识，也有足够的合作精神。深知诚信可贵的温州商人在他们进入的行业中体现了“团体作战”的威力。他们之间有激烈的同业竞争，同时也形成协作和分工。对于温州商人这种聚集在一个行业共同发展的现象，专家曾不带贬义地称为“小狗经济”，意思是一群小狗团结起来，能够战胜强大得多的对手。然而温州人自己更愿意称作“森林经济”———一片森林有大树，也有灌木、小草，在生态上相互联系和支持，远比单打独斗更有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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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去过温州的人，可能无不对温州近年来的变化叹为观止，无不对温州模式感到惊奇，更无不为温州精神所折服。
温州人发展经济，改变落后现状的做法我们不可能照抄照搬，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精神却是我们必须要学的，却是我们最需要学的。 多少年来，温州人挺起腰杆做人、低下头来做事，他们不事张扬，求真务实。他们用自身的实践诠释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格言。温州传奇而独特的创业之路，已成为经典性的发展格局。而这其中的辛酸苦涩，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体味。不管是来自“左”的还是“右”的重重阻力，都没能挡住温州的发展。 高扬温州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