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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与功利并举的文化传统

于连俊  中国经济快讯周刊

    2002年夏天,笔者到浙江的杭州、宁波、温州进行学习考察,温州的经济模式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考察了温州乃至浙江的经济发展之后,感叹之余再探究其深层原因,笔者发现:“功利并举”与“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文化冲突是造就今天温州经济与北方小城镇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广而言之,它也是今天长江南北经济发展存在差距的原因。
  温州模式以及浙江经济成就有目共睹,其发展从多个角度给了我们启示: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和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毋庸置疑,温州模式的产生,浙江经济的发展,既有现实的改革开放因素,也有历史人文的深远影响。与北方经济相比,它们都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环境中,都是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存在差距呢?抛开相同的现实环境因素,我们就不难理解历史人文影响对其经济差距起到的重要作用。

    浙江经济发展有一个重要启示:经济越发达,文化越重要,越有用。文化是历史,文化是基础,文化是根本。与北方儒家文化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相比,“中庸”不鼓励竞争情况所不同的是,温州人受1600多年前永嘉学派影响更深、更大。永嘉学派提倡“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务农和经商一样重要;强调实际的经济利益,农资流通的客观存在,因而,温州人更早地有了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温州人吃苦耐劳,勇于创新,勇于创业,这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温州人模仿力强、渗透力强,敢闯世界,活动范围大,这也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温州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独立性强、竞争意识强,人人争当老板,这也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正是这种思想、精神使温州人脑子里充斥着“无利不起早”、“平安二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等朴素的市场观和价值观,正是这种思想、精神支撑了温州乃至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换句话说,“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文化传统支撑了温州乃至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考察中笔者了解到,温州在解放初期是“前线”,“文革”当中成“火线”,改革开放为“短线”。“三线”的历史使温州城市建设、工业发展出现了远比内陆地区差的现象。但是,由于这种功利观念、竞争意识的支撑,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多项第一:温州第一个实现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建立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实行土地有偿转让,第一个建立了民营金温铁路,第一个靠民间资本建立民营航空港。温州有中国第一的农民城,中国第一的低压电器城,中国第一汽车配件生产基地,中国第一的商标城,中国第一的鞋都;另外,160万温州人在全国闯市场外出人员绝对数全国市级第一,相对比例更是绝无仅有。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遍布全国,以至世界每一个角落。温州人自豪地说,哪里有人群,就有温州人,哪里有市场,也就有温州人。攀登世界屋脊的人一定知道,珠穆朗玛峰山脚下是温州人开的饭店。现在,温州人已经一个特殊群体,成为一个品牌,一种精神象征,一种文化现象,而且这种文化现象正在不断渗透、不断壮大……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曾经多次抵抗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采用的是抗议、游行示威、破坏外国机器设备、焚烧外国产品、拒绝购买外国商品(如“抵制日货”)等消极方式;而今,世界著名品牌“大虎”牌打火机厂的党支部书记邱安顺给我们讲:“我们温州人讲‘功利并举’、‘农商并重’,讲实际、来真的。几年前为日本贴牌生产的打火机,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占领了日本市场。日本国内的打火机厂已基本停产,改为专门卖我们生产的打火机。明年我们计划给日本“断奶”(不再供应未标注‘大虎’牌商标以及无品牌打火机),以后你日本打火机厂只能卖‘大虎’牌打火机,否则我就让你日本打火机厂彻底关门。”

与普通温州人对话我们发现,普通温州人关心的是政策,机会,技术,市场等经济话题;而许多北方人关心的是,谁又升官了,以及政策、权力等话题。相比之下,中国北方地区在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一些陈旧的观念极大地束缚了区域经济发展。“学而优则仕”,一切向仕看,一生为功名,视商人为唯利是图的小人。“父母在不远游”,不要说出国,出州县都考虑再三。“中庸之道”用在经济生活中直接是对竞争的否定。不仅如此,如果你问到北方人对温州人的评价时,他们多数会说,温州人个子小,能量大,素质低,胆子大——既充满羡慕又带有不屑。

也许这就是标准的“中庸之道”吧?!


《中国经济快讯周刊》 2002年10月21日

温州人的哲学理念

沈不沉  2002-10-5 学说连线  

    温州学是通过对温州地域文化架构及其人文历史演变轨迹的研究(涉及地域环境、政治经济、风俗民情等各个领域),从中发现其独特性与规律性,从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中寻找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作出定向引导,使之成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济文化格局。但温州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它是一种以温州为中心四向辐射的文化元素,可以随温州人的足迹传播流变。迄今为止,以地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还仅有“敦煌学”、“徽州学”与“潮州学”。“温州学”虽属后起,但它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以及影响之深远,当不逊于上述三地。

    外地人对温州人的描述,最典型一句话,就是“温州人头发空心”,意思是务实、精明、工于算计。一般人都以为,这种描述对温州人是一种世俗化的蔑视,且含有明显的贬义。如果对其中的道德评判略而不计,我以为,这是对温州人的最恰当也最精确的评语。

    永嘉学派整个思想体系中,最具实践意义、最富人本意识也最富拚搏精神的,便是薛季宣、陈傅良等所倡导的“事功学说”:反对空谈义理,主张格物致知(存在决定意识),提倡义利一致。其后叶适更进一步提出“以义和利,不以义抑利”,换成通俗说法,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小农经济时代,温州人首先找到了农商之间等值交换的一种行为准则。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头发就应该是空心的。

  永嘉学派的务实理念,温州人在实践中的身体力行,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温州人群体的性格特征,除了最大限度压缩成本(头发空心)之外,还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由乡音所形成的凝聚力——团队精神。

    儒家学说行的是中庸之道,修身的准则是“不为祸首,不为福先”;“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等等,告诫人们“安身立命,顺时听天”,在统治者规定的道德教化中生活。倘有越轨,即被视为异端,轻则口诛笔伐,重则人头落地。既窒息了创造性,也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后人始终惶惑不解:中国戏剧为什么不产生于开元盛世?唐玄宗既是“梨园子弟”的掌班与总导演,为什么戏剧却发展不起来?事实上,从歌舞到演故事只有一步之遥,为什么把这一步的机会留给了四百年后偏安于东南一隅的温州人?一言以蔽之,三朗虽则多才多艺,欠缺的恰恰是那一点首创精神!

  “温州模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身处逆境的温州人的挣扎与拚搏留下的脚印。在这条险象环生的道路上,温州人曾作出重大的牺牲。温州人既“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也“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实事求是地总结这一段历史,将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未来,一往无前。

  温州人不愿把自己拘囚于“七山二水一分地”的家乡,却甘愿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写出一部创业史。有人曾这样写过:“凡有炊烟的地方,都留下过温州人的脚迹”;“在没有苹果的地方寻找苹果”。虽略嫌夸张,恐也不为太过。

  在异国他乡,乡音便是最强大的凝聚力。温州人不惯于独自打天下,却善于发挥团队精神。国内其他省区以及国外许多地方都有温州村和温州商会,包括一些以“同乡会”为名义的民间组织,往往便是温州人的协作区域。过去对这些方面从未有过系统的研究,通过“温州学”,便能从哲学理念的高度,解读温州人头发空心、敢为天下先以及团队精神的性格特征。

  “温州学”首先是一种地域文化,其实质是凝聚在地域文化框架上的多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它是一种多元文化结构,却能够安然相处,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历史进程中通过杂交、增生、变异,形成一种动态的链接环,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温州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温州学”,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轨迹,对本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研究方法上要摆正主次关系,抓住主要环节,不在细节上纠缠不休;由于“温州学 ”不是一个单一的课题,它的研究也不是短期行为,所以需要有一支经过精选的研究队伍,还要有不负众望的学科带头人,并且要建立具有后勤保障的研究基地;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温州学 ”的研究进程作出全面规划;在一段时间内,整理出一批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若眼前还没有条件进行研究的对象可暂时搁置,宁缺毋滥。

  “温州学”的研究肯定会遇到一些难题,甚至会遇到一些历史的断层,相信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一切困难都将被克服,“温州学”的研究的成果,将会使世人刮目相看。

永嘉学派

中国传统文化网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

    永嘉之学,溯源于北宋庆历之际的王开祖、丁昌期等,以后周行己、许景衡等又把“洛学”、“关学”传到温州,到南宋形成学派。南宋之时,永嘉地区的学者辈出,“温州多士为东南最”(真德秀语),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徐谊等是前期永嘉学派的出名学者,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史称“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齿斤齿斤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叶适成为吕祖谦去世后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相抗的浙东学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立异,他们强调功利,注重事功,正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所指出的:“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目蒙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按语)具体地讲,这种事功之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政治上,强调以民为本,改革弊政,对外主张明“夷夏之辨”,抗击金兵入侵。
    二、经济上,反对中国传统“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应该“通商惠工”、“扶持商贾”,发展商品经济,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三、学术思想上,一是重视事功之学,认为讲“义”不可以离开“利”,对传统儒家中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的说法表示异议,
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习学纪言序目》卷二十三《前汉书》)因此,他们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试图把两者统一起来。二是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希望通过考求历代国家成败兴亡的道理、典章制度沿革兴废,以找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以上这些思想又具体反映在其哲学研究上,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参见本书“薛季宣”、“陈傅良”、“叶适”诸条)。

    总之,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求个人的心性修养,从而使它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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