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人的创业经 |
| “要想创造未来，首先要直面现实。”说这话的温州商人王鹏如今是吉林省长春市眼镜行业的龙头老大。他16岁闯关东白手起家，硬是靠着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在东北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世界。 今年40岁刚出头的王鹏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创办的吉林王鹏眼镜公司现在是吉林省最大的眼镜连锁机构，建立了多店连锁、局域电脑网络销售为一体的销售体系。谈到自己成功的经验，王鹏说，最重要的是认清现实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千万不能好高骛远。 1979年，年仅16岁的王鹏口袋里装着有限的一点钱来到长春，在长春市西四马路胡同口摆了个眼镜摊。他还清晰地记得刚到长春时，由于只穿了一条单裤深刻体会到了北方的寒冷，而这种辛苦比起创业的艰难来却又显得微不足道。王鹏用了一句在温州人中非常流行的顺口溜来形容创业的艰辛：“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搞好市场经济。” 1983年，王鹏开了一家正规眼镜店，看到当时顾客到国营眼镜店配眼镜还要排队，并且一个月后才能取镜的情况时，打出了“配镜高效率”的王牌：半天之内一定让客户满意，并建立起当时很少有企业顾及的售后服务，每天有2到4名专业人员分乘两辆专车，随时到客户家上门验光和免费维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眼镜行业处于上升趋势，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1986年王鹏花费昂贵学费到重庆眼镜职业学校就读，学习现代化的眼镜制作技术知识，使自己成为验光配镜的专家。90年代，由当初的小店发展到后来的多家连锁店，由当初的验光配镜发展成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在新的现实面前，王鹏又一次选择了迎接挑战，自修了企业管理课程，并为企业发展输入了新的理念。 大多数温州人都有着和王鹏类似的经历。长春市温州商会副秘书长栾天翔表示，温州人在长春闯荡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期擦皮鞋、弹棉花；上世纪80年代后期沿街叫卖纽扣等小商品；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租柜台经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了品牌意识，着手经营自己的产品；如今走上了多元化经营道路。正是凭着脚踏实地的精神，才有了温州人今天的成就。 如今在东北生活了20多年的王鹏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他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东北人一定要具有这种直面现实的精神。现在许多东北人不愿做小生意，觉得脸上挂不住，宁肯每个月拿300元工资也要在国企里工作。下岗工人不少，还是有许多工作没人做。王鹏举了一个例子，一次他听朋友说有个工厂想招上百名宰牛工人，可最后只来了2名工人，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工作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干。 王鹏说，温州人从来不幻想一步登天，干事业从现实出发，讲究脚踏实地，每一个“现在”叠加起来，就成了 “未来”。 |
高天乐眼中的“温州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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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辞职下海，随后创办自己的企业……这种经历似乎可以套用在今天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不过，即使在这么多的共性之中，每个企业家创业的经历都是独特而不会被随便湮没的。
高天乐担任总裁的天正集团公司的前身是温州乐清长城变压器厂(后更名为浙江长城电器实业公司)，创办于1990年9月。此前，高天乐是乐清柳市中学的数学老师，他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教了七年书后，于1989年底辞去公职，与朋友一起先到香港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推销当地低压电器产品。由于产品质量等原因，推销受挫，于1990年夏返回家乡柳市，创办实业。 天正十多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90年9月到1994年4月是第一阶段。这期间企业为高天乐个人独资创办，属于私营企业。这期间，企业较好地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第二阶段，大致是从1994年5月到1996年底，以1994年5月“长城实业”联合7家同样性质的私营企业，组建浙江天正集团公司为标志，企业进入了股份合作制阶段。这一阶段，企业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已初具规模。第三阶段始于1997年。这一年，在高天乐的极力主张下，天正集团核心层历经两次重大股权调整，第一次面向内部发展了近100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入股，共吸收股金2600万元；第二次面向外部兼并了19家成员企业，又吸收股金3000多万元，企业由“人合”公司逐步向“资合”公司过渡，企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比较规范的股份制阶段。 天正从1990年起步，创办之初只有5万元启动资金、6个工人，年产值还不到30万元，到1999年底，集团公司净资产已经达到2.37亿元，员工总数3200多人，集团工业总产值超过了13亿元，2002年就已经被全国工商联公布为全国民企500强第10位。 今天的高天乐从外表看来非常温和，似乎还能找到当年数学老师的影子，不过，他的天正集团已经成为了中国工业电器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作为从中国民营经济之乡走出的有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高天乐对所谓“温州模式”也有自己的思考。 访谈 问：作为温州企业家的代表之一，你觉得所谓的“温州模式”还能延续吗？温州人的成功之处究竟在哪里？ 天乐：现在为止温州模式都是成功的。温州人中千万富翁的比重是占全国最大的，在温州的街上你不经意地看到一个人，可能他家里面就有很多的财产。改革开放20年来，温州人创造了很多的财富，这是为什么？首先就因为温州人十分的吃苦耐劳。 温州人为什么能吃苦？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一亩四，温州是不到三分，温州人的资源非常少。温州地处东南沿海，特殊的战略位置使外来投资也非常少。很多温州人从小生活就过得非常艰难，就跑出去做生意了。温州人在经历了很多磨难以后，觉得吃苦是很正常的，也敢冒风险。 温州人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本来就没钱，我必须冲出去赚钱”；第二是教育背景往往比较差。比如我是在温州上的大学，当时在温州读大学的人非常少，读大学再去办企业的人更少，这往往导致在理性思想方面比较欠缺，所以“你做生意我就跟着你做”。一个人出去做生意成功了，很多人跟出去就做同样的生意。这也是之所以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温州人往前走了一步的原因；第三是团队精神。中国每一个大城市都有温州人和温州商会，温州人在做生意的时候，都愿意互相支持，一个温州人在某个地方受到伤害，大家都愿意帮助他。 不过，在新的世纪，温州人的模式在发展，他们让子女受很好的教育，他们自己也非常好学，而且更注重实践经验的学习。 问：你刚刚说过温州人是很吃苦耐劳的，可是现在你们的条件不比当年，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怎么继续下去呢？ 高天乐：过去的成功经验用在现在不一定会成功，过去不成功的经验现在不一定不成功。对企业经营者来讲他会有许多不同的理念。日本也是一样，第一代人创业的时候非常的艰苦，第二代人还会把事业延续下去，这中间需要的是经验和实力的支持。比如说，我把财产转交给下一代，而他如果同时拥有知识和财富，他应该更有能力管理企业，这也是延续下去的方式，不过他的管理方式可能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问：你提出温州人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你在职业生涯中间有没有学习的对象或者偶像？ 高天乐：要有偶像的话可能就是全球第一CEO韦尔奇，不过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好。不过我想他的东西全搬来用，也不一定成功。我们还是要自己对自己充满自信，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 问：过去有一种说法，温州人的产品模仿型的比较多，不过也有人说，可以换一个角度看，看到的不是模仿，而是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对于这点，你怎么看？ 高天乐：中国处于劳动密集型的状态，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国外企业的研发投入是很大的，而中国人就常常拿一个东西进行模仿。温州人没有研发的能力，中国大部分企业其实也没有这个研发的能力。国外的跨国公司已经做100多年了，我们才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最关键是一个学习的能力。 问：如果我们把时间推回到十几年前，你刚刚做自己的企业时候，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如果让你重新做企业的话你会怎么做？ 高天乐：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再办一次企业的话会成什么样，我也不能肯定我的企业会成为世界上很知名的企业。十几年前做企业的时候，没有榜样，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做。现在我们知道要做战略规划，订立远期目标，然后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 问：的确是这样，十几年前，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零开始，我们甚至找不到榜样和偶像。作为过去这十几年的参与者，你有什么心得？ 高天乐：我们得到了实践的机会。正因为改革开放我们才有机会从事经济活动，假如说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社会里，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从零开始做，一直发展到很大的企业。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推崇竞争，有时候几乎没有机会理性地思考问题，人情味儿会淡一点，大家联络变少了。确实有得有失。 问：听说，你曾经到上海的中欧管理学院参加了EMBA的培训，显然你在企业管理方面有更高的追求，在管理方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高天乐：我感到做企业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团队，要懂得相互规避利益冲突。我们要学会克服困难，只要在困难当中不死掉，就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你要有这个勇气，坚持下来才能成功。 了解自己也非常重要。你要明白你的企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有什么样的困难，在管理上没有空虚的东西，要特别注重细节。特别是用人方面，必须洞察周边的变化，必须知道每一个员工的感受，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希望得到什么，这样才有可能帮助别人，然后为共同的目标去奋斗。 假如你总是认为企业很牛气，有可能死得很快。就好比一个人从来不体检，一体检发现是癌症末期，你做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企业要不断地审视和诊断自己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企业的寿命会长一点，同时还要不断强调人的作用并你和下属的沟通。 问：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拥有这么大的集团公司，那么你觉得应该给我们的商业社会一个什么样的、有建设性的价值观？ 高天乐：个人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包括社会整体物质条件提高以后，我们可能都会想到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且希望自己的价值观得到更大的体现和社会的认同。企业应该想到的是社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还有员工的利益怎样协调发展。可以这么说，帮助一些人成长，就会得到更多人的尊重。 |
资本进四川 温州资本演绎蜀中财富故事 |
| 南方网讯 大批温州民间资金聚集成资本入蜀，从修建商城到经营商城，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聚合效应日渐显露。一批温州人也被推到了经济舞台的中央，在四川继续着他们的财富故事。 3月10日下午，温州。 温州企业投资德阳的协议正在举行签字仪式———6个项目，金额1．45亿元。这意味着，又有上亿的温州民间资金将在德阳转化成“下崽”的资本。 “温州究竟有多少资金在四川变成了资本？这种转变的标志性项目‘温州商城’在四川又有多少座？”日前，面对笔者的询问，四川省温州商会副秘书长李中有为难地摇了摇头，但他提供的一个数字是：温州人在四川、重庆共创办商业市场104个，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四川。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更多的温州资金来四川“下崽”，温州商城的数字还会扩大。 挖向成都专业市场 说起四川的专业市场，不能不提到国内闻名的荷花池市场和来自温州乐清的商人姚学义。就是从这里，温州商人在四川演绎出一起起资金变资本的财富故事。 成都商界资深人士告诉笔者说，最初荷花池的名字其实叫“温州城”，其第一个招商对象就是温州人。1996年，在成都当过兵又在成都做生意的姚学义与几个同乡联合出资在荷花池一举买下了23个铺位，并对外招商。1997年9月份开业时，一下子来了70多家皮衣商，第二年增加到200多家，销售旺季一天批发几千件皮衣。之后，姚又趁势开办了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皮衣批发市场，营业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紧接着，姚开办了另外三个专业市场：高档服装面料批发市场、广式童装城、九区布业区。荷花池总共才20多个专业市场，姚学义一个人就牵头搞了4个，轰动一时。 在城区尝到甜头后，姚学义从荷花池“出发”，在成都郊区的崇州、邛崃和重庆又投资修建了6座专业市场。最近，包括姚学义在内的数十个温州老板正忙于在越南的河内市修建一个占地600亩的东南亚最大的批发商城。这就是众多媒体所关注的开到河内的“荷花池”。 连串的专业市场意味着大资本的堆积。资本由何聚集？姚学义搞专业市场大都遵循这样的模式：几个温州人以股份的形式联合，把小资金集中成一定规模的资本共同投资，然后共享收益———这样一来，资金变成资本，资本再“生”出资金，雪球越滚越大。这也是温州人在上海、北京开发的模式。只是，当时人们发财的眼光还盯在广东、上海等地，很少人意识到在四川修建专业市场所蕴藏的巨大商机，温州老板抢占了先机，在风险相对小的地方完成了资金向资本的转化。 暴风骤雨催生“温州商城” 如果说，姚学义之举还是星星之火般的试探性投资，那么，1998年后，温州民间资金聚集成资本在四川投资“温州商城”的行动则像暴风骤雨般地落到四川不少的二级城市，甚至包括边远县城。据行业人士的不完全统计，从1998年到2000年，在四川各地建设的温州商城不下20座。笔者采访时还获悉，遥远的大凉山也是温州商城旋风卷向的地方———有温州商人欲在西昌建立一座现代化的温州商城。 另一个大的特点开始凸显：温州人放大了温州商城的投资金额，动不动就是亿元甚至数亿的资本金砸下来。在巴中，“温州创业城”的投资额为1．8亿元；在自贡，“温州商城”投资额3亿元。 谢福烈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温州同行称他在四川“推出了一台温州商城的巡回演出”。笔者采访时，他已经在四川成功地开发了广元温州商城、三台温州商城、自贡温州商城、乐山温州商城等6个商城项目，总投资额达到5．7亿元。 从投资的方向来看，温州资本的取向明显。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国内外的大企业、大资本很快将进入四川市场，四川的地产业也将面临大兼并、大整合。在这之前，利用“温州商城”这个品牌，抓住各地招商引资的机遇，温州商人拿到的可能是城市地产的最后原始股，从而提前完成企业的资源储备。从风险的规避来看，温州资本的“抗险力”强。在拟定广元温州商城投资前，谢福烈亲自站在广元市老城蜀门大街口，统计来往人流量，访 问购物意见，了解门面营业租金、售价。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0多天。在开发方案实施前，他还亲自制定了项目开发过程中的监控策略，以确保工程的工期、质量、成本、利润目标的实现。 大批温州民间资金聚集成资本入蜀，从修建商城，到经营商城；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聚合效应日渐显露。一批温州人也被推到了经济舞台的中央，在四川继续着他们的财富故事。 15万温州人足迹遍四川 在温州，民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实现的工业产值约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98％。在温州之外，160万温州人办了3万多家企业，86％从事商业流通，去年实现销售1600多亿元。因此有人说，温州的民营经济不是几棵大树，而是一片森林。 在四川，温州人约15万。他们的足迹踏遍成都、德阳、自贡、广元、攀枝花等地，从纽扣、拉链、剃须刀、眼镜、打火机到鞋、服装、塑编、印刷包装……温州人以小商品创造大市场，实现了资金的原始累积。目前，他们每年在四川市场上流通的资金超过100亿元，年上交税收3个多亿，上交管理费1亿多元；紧接着，温州人的第二波投资热潮伴随着他们的各个专业市场席卷四川各地，甚至，他们的资本之手已伸向水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编辑：喻孟） |
一叶知秋温州商人 |
| 改革开放后，我国最为缺乏的资源恐怕就是企业家。是什么力量使温州的土地催生出如此众多的企业家？是何路神灵赋予他们魔法，使之完成了从食不裹腹的农民到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的蜕变？他们的人生在哪里发生了转折？在哪座山头他们遇到了“芝麻开门”的阿里巴巴？
带着疑问，我走进了温州企业家丛林，并捡起几片枝叶，“一叶知秋”，让我们透过叶片去洞悉丛林的精彩与传奇。 郑秀康：不怕老外称我“中国狼” 不负借钱给他的好心大娘33岁拜师学艺做皮鞋 见到康奈集团的当家人郑秀康总裁时，他刚从正在兴建的康奈工业园工地回来。当谈起康奈商标的由来，果然，这位朴实稳重的企业家心情显得并不轻松。 郑秀康16岁那年，由于家境困难，辍学进了一家国营机械厂。几年的努力，聪慧的他很快就成了厂里的领导。 尽管大小算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但微薄的工资仍很难使郑秀康顾得上他那个小家：爱人身体不好，家中还有两个孩子，怎么办？ 温州人的秉性就是穷则思变。郑秀康决定拜师学艺，学做皮鞋。老师傅看了看郑秀康摇摇头：“不要学吧，学起来难哪！我们都招十五六岁的学徒，你都33岁了，学不出来了。” 或许是天赐良机，工厂给郑秀康安排到了维修车间。他有了空闲，正好学做皮鞋。学设计画图、划料、夹包……整整学了45天，1979年9月28日，他自己试做成了第一双皮鞋。师傅拿着徒弟的第一双皮鞋，细细端详审视良久，满意地笑了，说了一句：“你真行啊！” 从此，郑秀康开始了做鞋的生涯。 为了购皮料做鞋，郑秀康夫妇卖了手表、自行车、一时穿不着的毛裤、衣物，一共卖了240元。不够，他去向邻居房东借。房东大娘病在床上，有些积蓄。 房东大娘问：“你借500元，干什么呀？”郑秀康说：“我做皮鞋没有钱。”大娘说：“你把做的皮鞋给我看看。”郑秀康把自己做的皮鞋送给大娘。大娘眉眼带笑：“几个月没有见到你，你学会做皮鞋了！好吧，借给你。”大娘给他拿出500元。 房东女儿回来和她母亲吵起来，吵架声从三楼传到郑秀康住的四楼。“你怎么把钱借给他？他家两个小孩子，老婆又有病，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卖了！做皮鞋做不成，他怎么还你？” “我看秀康这孩子有出息，是个好孩子！他今儿个不成明儿个成，总有成功的一天，借给他钱，我放心。” 这话传进到郑秀康耳朵里，他感动地流下热泪。郑秀康下了决心，要把事业做成，不负那个借钱给他的大娘！ 郑秀康夫妇就在租借来的狭窄的卧室里，利用床前仅3平方米的天地，开始了他们的创业。每天从早到晚抓住一切空隙做鞋，一天他能做3双，那就赚十几块，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元钱；这对只拿51元工资的郑秀康，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1980年，郑秀康决定全力投入制鞋。他向工厂提出停薪留职。 1985年，国家允许个体户办厂的文件上午传达，下午他就去注册了鸿盛皮鞋厂，并注册了鸿盛商标，鸿盛皮鞋很快进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 从台湾企业偷拳学艺开了温州鞋业机械化的先河 郑秀康的创业从1500元起步，经过20多年努力，今天已拥有了3亿元的资产规模，在刚刚过去的2002年产值就达7个亿，那么康奈是如何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杭州武林门的一把火，使郑秀康意识到了质量是企业的生命。1988年，他便到全国各城市搞调查，通过调查郑秀康发现，中国的皮鞋业当时基本上以手工制作为主，装备水平很低。1989年，他又踏上了被誉为世界鞋都的意大利，看着一双双工艺精湛的皮鞋在流水线上制造出来，他着迷了。他下定决心，要改变中国制鞋现状，修筑一座以质量为基础的现代化鞋业长城。 随着“长城”引进机械设备大获成功之后，带动了温州一批鞋厂纷纷去江南机械厂订货；而此时，抢先一步的“长城”又从台湾购进了更先进的生产流水线；1993年，“长城”又花巨资从制鞋王国意大利购进了世界一流的皮鞋生产线；1999年底，康奈商标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 到世界名牌面前“班门弄斧”在欧美开20多家专卖店 在谈起康奈探路国际品牌时，郑秀康的言语显得特别激动，他告诉记者：回想起前二年，康奈在“中国鞋都”温州乃至全国制鞋行业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将专卖店开到时尚之都巴黎的第19街区繁华闹市。50多平方米的店面不算大，但有两样东西很醒目，一个是康奈的商标，一个是中国温州制造，加上金发碧眼的营业人员，在当地成为一道受人注目的风景。 迄今每双康奈皮鞋的零售价全部达到60美元以上，是中高档的产品，中档的价格。针对郑秀康海外市场的成功，老外称他为中国的“狼”。郑秀康却说，我不仅要做温州的“狼”，更要做中国的“狼”。 潘佩聪：十八岁的女总经理 在温州吴桥路，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挺宇集团公司，其产品是高精度的阀门与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在线分析系统”，除此之外，该公司还做出口贸易，在美国、意大利、香港及国内各大城市均有分公司。年产值3亿元，固定资产2.2亿元。 这么大规模的现代化、国际化集团公司，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无一例外均来自一个家庭。父亲潘挺宇为董事长，大女儿潘佩聪为总经理，儿子潘叶雷为副总经理，二女儿潘佩芳为财务经理，二女婿林肖为销售经理，母亲徐文清为办公室主任。这个家庭中惟一没在挺宇集团公司任职的是大女婿吴楚帆，因为他是自己家那间父子公司的总经理，实在是分身无术。 这些企业职务与家庭角色交织在一起的管理者们，职责分明、配合默契，令行禁止，既不两权分离，也没有引入职业经理，就像家庭过日子一样，将企业做大、做好。着实让那些断言家族式管理模式只适合中小企业，只适合企业初创期的理论家汗颜。挺宇集团能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发展成具有相当竞争力的国际化集团公司，主要归功于潘家那一对非凡的父女。 父亲———近乎文盲的发明家。今年50岁的潘挺宇10岁便成了孤儿，只读过三年书，却是一个发明怪才，共有27项个人发明专利，其中有的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被收入《中国发明家词典》。潘挺宇搞研究开发的方法很奇特，往往是经过大脑构思后，直接在机器上做出实物，既不会画图也不借公式定律的他，凭着做过木匠的功底和悟性硬是能做出一个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然后再让设计工程师照实物画图，批量生产。 有人形容温州人聪明时说：“温州人头发丝都是空的”。空头发丝形象地描述了潘挺宇式的聪明，聪明得玲珑剔透、聪明得不合常理。 女儿———十八岁的女总经理。挺宇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潘佩聪绝非等闲之辈，这个集美貌智慧于一身的女孩，具有热情又冷静、坚毅加宽容的企业家秉性。是她将挺宇集团公司带上高科技、现代化、集团化的台阶。潘佩聪从小就边读书边跟着父亲办企业，16岁时曾孤身一人赴上海金山乙烯厂为父母讨回30万元带货款。1989年父母出走时，将企业托付给两个主管，当时管理财务的阿聪每天只见钱出不见钱进心里着急。她将自己任命为总经理，挑起企业和家庭的两个重担。 一年后，父母从欧洲回来，发现18岁的女儿“夺权政变”后竟干得有声有色。后来，技术含量很高的“在线分析系统”就是她组织企业内外力量开发成功的，对产品及时分析的分析系统涉及到几百个仪表，横跨多门学科。 潘佩聪一边在上海组织技术力量，一边自己学理论钻技术，硬是把这个项目攻了下来。这种国外进口要几百万美金的设备，是由这个女孩首先国产化的，售价仅为进口价的十分之一。企业在外地及国外的几项投资也都是由她成功运作的；她还利用管理挺宇集团北京公司的方便，在北京大学攻读MBA，潜在的企业家天赋、特殊的人生经历及较好的知识结构，使潘佩聪成为温州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杰出代表。 |
王均瑶：插上资本翅膀的温州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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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浙江频道2月10日电
不知今天是不是温州商人王均瑶特意选定的日子？“8·18”，在这个商人看重的日子，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值得关注的是，新诞生的这家中国航空公司里，有着均瑶集团18%的股份。这是国内首家民营企业参股国有航空运输业。
35岁的王均瑶，因此成为“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第一人”。尽管今天均瑶集团的总部已经在繁华的上海，但是王均瑶的成长是一个经典的温州商人案例：一个16岁辍学的青年，最后成为让资本“飞”上蓝天的企业家。 王均瑶的故事告诉太多渴望成功的年轻人：只要敢想，只要努力，就能飞上天。 1991年，一句玩笑改变了王均瑶的生活。那时他只是一个在湖南长沙讨生活的温州小商人。 那年春节前，他和一帮温州朋友从湖南包“大巴”回家过年。在翻山越岭1200公里的漫长路程中，他无意中说了句汽车太慢了，一位老乡开玩笑话挖苦：“飞机快，你坐飞机回去好了。”是啊，我为什么不能包飞机呢？想到就要努力，王均瑶就这样迈进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 经过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王均瑶居然把飞机包成了。这是1991年7月28日。25岁的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承包了长沙至温州的航线。一架“安24”型民航客机从长沙起飞，平稳地降落于温州机场。 老百姓这样评价“中国私人包租飞机第一人”的王均瑶：“胆大包天”。媒体评论说：“他叩开了自计划经济以来中国民航格局森严壁垒从不向私营企业撬缝的大门。”就连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也预测，王均瑶的胆识和魄力，将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包飞机”包出的第一桶金，王均瑶选择投在了奶业。他判断：“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一个白酒年消费量超过牛奶的国家，年人均喝奶不足7公斤。富起来的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爱喝奶。”1994年，均瑶乳品公司成立。今天，更多普通百姓是通过超市里的“均瑶”牌牛奶，和这个温州商人建立了联系。 1998年，他在家乡温州以平均每辆70万元拍得了上百辆出租车的经营权。他的账是这么算的———让每个到温州的人总能先见到“均瑶”。满地跑的是“均瑶”的品牌，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但到了2001年，王均瑶却以平均每辆80万元价格拍卖了百辆温州出租车经营权。因为，王均瑶明确了发展主业———航空＋乳业。 当温州全城人都知道王均瑶是谁的时候，他却在上海买地盖楼，把总部搬到了这里。 30多岁的他解释：“如今我已经四五十岁了，像温州一些老板，这辈子吃吃喝喝都有了，一年再赚个一两千万元，出出国，不是挺好的吗？可是我一到上海，就像一粒沙子掉到了一堆石头里，太微不足道了。在温州闭眼都认路的我，上了上海高架桥总下不来。为什么到这里？上海太像美国的纽约，它的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当年辍学的王均瑶今天有个大专文凭，但他还没够，还在学MBA。他以为，不一定要拿文凭，但至少要学好英语。“每周都要与国际经济界的朋友交流，本来我表达的内容很多，但翻译一两句就说完了。我要亲自说……” 2002年，王均瑶说，在他1991年包机成功后，还有一句话是他久久不能忘记的———“当时，有记者问我，王均瑶你今后会不会组建航空公司？” 今天，8月18日，王均瑶又一个飞上蓝天的梦实现了。为了这个梦，他的均瑶集团和武汉航空谈判了一年多。为了这个平等竞争的梦，中国的民营企业也等了太久。 “从叩开航空业的大门到真正进入，这是一个大突破！好多民营企业的朋友打电话来祝贺，也是为民营企业的被承认高兴。”王均瑶，一个普通的温州商人这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