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今天的情况非常特殊，一来是天则所搬了一个新家。这个地方还不错，很有文化氛围。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就是非典盛行。非典不光是一个病，后面还有政治。但是我们天则所还没有来得及判断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一方面要重视这件事情，同时我们也认为不必把这件事情夸大。人在社会中是有风险的，比如每年中国死于车祸的就有10万之多，美国每年死于普通流感的人数是35，000人，这也是高于万分之一的数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余晖教授，他是社科院的研究员。这些年他专攻政府管制，管制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最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它很前沿也很复杂，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要简单得多，因为它只讲市场，而管制经济学讲的是政府和市场。下面就请余晖教授来做报告。
余晖：非常感谢天则所、感谢盛洪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首先声明一下，教授和研究员我都不敢当，教授要口才，研究员要真工夫，当然两者兼备最好，这些都是我努力的目标。因此如果今天讲得不好，请大家原谅。
这几年很多朋友问我，一直研究政府管制，怎么开始研究起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来了。不错，我是研究政府管制的，现在也没有放弃。但从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后，我就开始同时研究行业协会了。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当时9大行业主管部门一方面收缩为经贸委的局，一方面开始向非政府的行业总会转变；而间接的原因是，在研究政府管制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国家如果片面地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只会把经济管得越来越糟，这是和我国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因为政府管制者基本上不受管制。管制的目的本来是要治理市场的失灵，但由不受管制的管制者去管理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政府失灵会强化市场的失灵。因此我就想寻求一种社会自我管理的思路，机构改革就正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但我在研究行业协会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个更能让我振奋的理论框架，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所谓的“社会生产体系”。其实，我在研究行业协会的有关成果中，就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相应的介绍，当时我用了“治理结构”这个词。我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治理的，延续的是交易费用制度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威廉姆森的工作。在治理结构里面，不存在绝对的治理主体，而应该是多元治理主体。以前要么强调市场、要么强调政府或者企业，但是这种治理结构还远远不够。在市场和企业科层结构这两极的治理机制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相互替代、相互合作的治理机制，比如政府、正式的非政府组织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等等。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用治理结构这一套东西来研究一下中国的问题，但是这对样本的选择就很苛刻了，我必须找到一个具有完整治理谱系地方。好在我研究行业协会的时候选择了温州做案例，我觉得温州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样本，是国内研究一种良性的治理结构的一个最佳选择。所以，我在研究完行业协会后就做了一个课题，叫“温州的产业治理机制”。我想通过对几个产业的实证研究来看看诸种治理机制是如何共同发生作用的。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欣喜的发现，温州的理论和实际价值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所以我干脆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对温州模式的解释。
对温州模式的解释很多，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东西，是珍珠；当然还有很多研究不够的东西，是没有充分挖掘出来的珍珠。我想通过我的研究找到一根线来把它们串起来，成为一根项链，使大家能很直观地看到温州的模式的亮点和迷人之处。去年有一本书叫《温州模式研究》，史晋川等教授提出来一个新兴工业化的假说。但是我认为它还不足以准确表达温州工业化背后的制度背景。因为国内其他地区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也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应该说是一个文献的综述，在这个文献综述基础之上运用社会生产体系这么一个实证性的理论框架努力地把这些解说串起来，以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大的方面。首先我要把目前关于温州模式的文献简要地做一个综述，其次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社会生产体系的理论，第三，我要用这个体系来描述一下温州的生产方式并对温州模式进行一个新的解释，第四个我要解释为什么一个良性互动的社会生产体系只在温州出现并取得了成功；最后一点就是阐发一下温州模式的意义。温州模式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它的解释，温州模式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20多年来，落后地区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漂亮模本。我觉得这个模本可能对中国下一步的社会经济治理，包括宪政体制的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制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我觉得目前比较全面的有关温州模式的研究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史晋川提出来的。他认为温州模式是通过需求诱致型和大胆超前的改革形成的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这种模式可以解释温州的发展，但也可能在别的地方也能用得上，比如在那些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都用得上。所以我认为它对温州模式的解释不够全面。第二个定义是赵伟提出的，我觉得这种定义更接近温州的实际情况。赵伟是把温州模式描述成为一个新古典的区域工业化的模式，他把温州的发展和两百年前古典资本主义的发展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温州模式和英国的兰开夏郡的工业化模式是比较相近的，比如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方面，英国在重商主义以后促成了原始资金的积累；而温州经商的人很多，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中不乏通过很多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完成早期的工业化。在生产方式方面，这两个地方都采取了家庭作坊和家庭工业这种模式，提供的也是一些很普通的消费品。第三个方面就是非特权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也有很多特权企业，由政府来颁发许可证，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也有很多特权企业。尽管非特权企业是受到歧视的，但是温州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启动了工业化。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在柳市这个地方，农民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段里就转向做起了电器生意。原因就是在1970年代，一个煤矿需要低压电器的开关，当时都在搞文化大革命没有企业去生产。当时有一个姓陈的柳市农民，他把样品带回家去开发和生产。从那时候起就开始生产低压电器，一直发展到今天拥有正泰和得力西这样大型企业的规模。第四个方面就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在英国是圈地运动的结果，而浙江温州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人多地少，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就给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第五个方面就是遍布海内外的营销网络，温州和英国一样都有一个非常发达的营销网络。他通过比较这些因素发现温州可以在很短的一个时间里完成工业化的进程。我觉得这个定义有利于把温州模式和国内别的地区区别开来，但我还是认为它缺乏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因为工业化的理论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发展的视觉，而没有同等强调制度创新的因素。
在温州，它的产业微观基础是以非公有为绝对主体的；它的资本形成结构中，外资依存度很小，1992年时还不到3%而珠江三角洲为47-55%，苏南不低于30%；在市场结构方面，长期不足10%，而珠江三角洲近100%，苏南不低于40%；从产业选择来说，它以传统的制造业为主，大家一说到温州的产品就会想到它的服装、皮革、打火机、低压电器等等一些比较传统的消费品；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农村城镇化建设，它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普及面非常大，建制镇从1978年的22个
到1997年的146个，城市的类型也非常多，占乡镇总数44.1%，有家庭工业型、专业市场型，产销基地型等。这就说明温州在发展的时候是依靠一种内部的资本积累，主要是依赖国内市场，选择的也是传统的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走了一条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这种模式。
我们来审视一下它的发展的主线，这些都是从现有文献里面归纳出来的。费孝通认为它是以商带工，以小商品带动大市场，先是一些走街串巷的供销员获得一些需求信息，然后前店后厂地组织生产，再到建立专业市场，并由此向内地辐射。第二条主线是吴象的归纳，他认为温州发展的基础是家庭工业，纽带是以农民购销员为骨干的专业市场，依托的是主要由农民集资兴建或发展起来的小城镇。我们知道温州早年有十大专业市场，它的依托就是小城镇。第三条发展主线就是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这就说明它的生产组织不是分散化的，从农民购销员到专业市场，一直到民间信贷都是连成一体的。在温州的发展过程中，民间信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个归纳就是突出了农村的能人的作用，农村能人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家。除了以上特点之外，温州还发展了从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到以同类产业区域性聚集为特点的“块状经济”格局，形成了区域内相对集中又多种多样的产业集群。可以说专业化市场、城镇化和产业集群，是相互推动，同步发展起来的。
我们再来看它的制度创新主线。我觉得在微观的企业层次上的制度创新是比较明显的，特权企业解体以后很多的地下生产组织就公开化了，然后就转变为家庭工业。当时的家庭工业还被认为是非法的，因此很多家庭工业都采取了一种挂户经营的方式，就是“非法”的工厂可以挂在集体企业、国有企业的名下以获得一种合法的地位。在接着就形成了家庭间合作经营的方式，比如股份合作制。这也是温州人发明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为的都是得到一种合法性。到现在这些企业正在向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方式过度。这些都是温州人自己逐步摸索出来的。
另外一条制度创新的主线就是在市场方面，我觉得在市场方面工业品的批发市场、民间金融市场是比较突出的，这也是文献里面大量体现出来的。批发市场的形成使之具有了集群效应，也就带动了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这种专业市场结构的发明在温州体现得淋漓尽致。另外一个就是民间金融市场，在资本原始积累比较低的时候，温州人通过各种民间金融手段（如各种聚会、基金会和合作社）这种互助的形式把资金集中起来用。我觉得这些制度创新都是走在全国前面的，至今都没有被其他地区学会。
还有一条就是温州有很多小城镇都是通过民间集资建立起来的，这和别的地方的小城镇的建设是不一样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小城镇大多是政府投资兴建的。而温州大多数是个人集资、个人投资（如公共配套费、合资合股投资、有偿集资、由直接收益单位或个人集资、个人投资、无偿赞助）兴建的，这个比例大约占了70%左右，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个数字。我当时研究行业协会的时候就发现基尔特在欧洲封建主的庄园旁边建市场的时候，就标志着欧洲市民社会的发展，基尔特和政府之间有一个合约，就是由它来建设和管理这块地方，然后向封建领主交纳税收。所以这种由政府出地、民间出资来建小城镇的方式非常有意思，它意味着市民社会形成的基础。
当然，这些都是文献上的东西。还有一些方面的制度创新，根据我目前的了解还没有人作过详细的分析，比如温州的土地市场交易是如何运作的，我还没有见到详细的分析。另外就是劳动市场和劳资关系这一块，我觉得这是被忽略了的，温州的经济成分主要是私人经济，私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那么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工资和生产条件方面是如何达成合约的。还有一个就是社团组织的发展，文献也很少提到。又比如技术市场，温州人选择的技术方式和技术交换制度如何形成的都没有详细的论述。我认为这些都有可能是现实中被埋藏在沙底下的珍珠，还没有被人们发现和认识，因此如何找一根线索把这些明显和隐蔽的珍珠串起来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这些珍珠，都是温州人在创业的实践中千心万苦磨砺出来，并创造性地编制成闪亮的项链。如果我们研究制度的学者不能从理论上把它们也逻辑地串联起来，就是有眼不识真货了。
下面我就打算用SSP这条主线把它们串起来。SSP
就是SOCIAL SYSTEM OF PRODUCTION（社会生产体系）。它认为人们所选择的特定生产方式必定是嵌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治理结构）里的，这些不同的制度背景包括劳资关系制度、技工培训制度、公司的内部结构、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结构、公司和其他供应商和销售商之间的关系机构、社会的金融市场、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的规范道德和传统等等。它说明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的选择不是随意性的，而是根植于相应的社会结构。SSP具体的内涵可以分开来讲，第一个内涵就是说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是很难移植的，因为它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所形成是一些非常独特的制度安排，历史、人口、气候、资源禀赋、文化等都是共同培育它们的土壤。但这并不排斥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会出现相同或近似的SSP，如在意大利东北部地区，我们就可以发现类似温州的SSP。不可移植性是针对禀赋异质而言的。如温州的模式就很难移植到珠三角。下面会说到这一观点。第二个内涵就是说它有不同层次，在地区的层次、省级的层次、国家的层次、局部贸易区域甚至全球的层次都有不同的社会生产体系。第三个就是它的生产方式的嵌入背景，行为主体的市场行为正是在一套有机的协调机制（就是前面说的治理谱系）下展开的，这套协调机制决定着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和交易的效率。第四个就是这些协调机制是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相互替代的，如果它们能比较融洽地互动并且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就能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关于SSP，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嵌入》（美国学者Hollingsworth等主编，中文译本由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去年访问美国时，我与作者交谈过温州模式，他很高兴我的尝试。
刚才我说的SSP
其实是一种可嵌入性的制度背景，嵌入的就是不同的生产方式。企业管理学家总结出两种基本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并对其进行了比较：一种是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方式，比如早期福特制，它是少品种、大批量的一种生产方式，规模经济效应非常高；另外一个就是灵活性的生产方式，即多品种小批量的灵活性专业化生产（FSP）加上多品种大批量的既专业化又标准化的生产方式（DQMP）。作为生产方式，多品种大批量是和标准化生产方式相矛盾的，但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两种方式就被很好地整合起来了，比如丰田的生产方式就和福特的生产方式不同，它既专业化又标准化。这个DQMP之成为一种现代流行的生产方式，是微电子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人们需求结构多元化的结果。它允许先前大批量生产的公司从事某些客户特制的产品；而以前只进行小批量特殊产品生产的公司，现在也能转向大批量的产品生产。手工艺生产者能够增加其产量而不必牺牲高标准的质量和满足特殊用户的需求为代价；许多标准大批量生产的公司也有了提升生产设计和质量的能力，从而减少价格竞争和市场日益萎缩的压力。
把这两种方式的制度嵌入背景或SSP做一个比较就可以发现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差异。我用一张表来说明一下：
SSP的两种基本类型
|
大批量标准化生产 |
灵活性生产 |
| 规模与市场类型 |
大的同类市场，竞争完全基于价格 |
更多不同的偏好，竞争完全基于质量 |
| 生产技术 |
稳定且变化缓慢；技术不复杂产品大量生产
|
迅速变化且高度复杂；产品成小批量生产 |
公司的组织特征 |
| 生产环节 |
倾向于垂直联合 |
垂直分解，不同类型的责任网络把不同的行为者结合一起；
分包；小公司、合资企业及战略联盟共同体之间的协作契约 |
| 劳动技能 |
范围狭窄且性质特殊 |
训练有素，高度灵活，技能多样 |
| 劳工与管理 |
低度信任，缺乏联系，在本质上体现为等级制 |
较高程度的信任 |
| 内部劳动市场 |
僵硬 |
灵活 |
| 集中程度 |
严格的等级制和半自主权 |
分散，协商和参与型组织 |
| 生产设备 |
专用生产机器 |
多功能机器 |
嵌入的制度结构 |
| 与其他公司的关系 |
高度冲突，更贫乏的制度环境 |
在浓厚的制度环境中与供应商、消费者和竞争者保持高度合作的关系 |
| 集体行动 |
商会发展严重不足，且缺乏约束成员的权力 |
商会高度发展，且有能力管理行业和约束成员 |
| 资本市场模式 |
资本市场发育良好，证券高度而频繁地流动 |
资本市场欠发达，银行与公司联系紧密，广泛的跨公司所有制，证券的长期拥有 |
| 反托拉斯法 |
旨在削弱企业联合和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 |
对各种形式的集体活动比较宽容 |
| 制度化的培训设施 |
强调低水平技能的公共教育 |
连接职业培训与公司的强有力的学徒制 |
| 公司所处市民社会的类型 |
低度发达 |
高度发达 |
这两种生产方式，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则以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无法逐项进行比较，只拿行业协会来做例子。美国的行业协会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或多元化的，没有强制性入会制度，协会间的组织也比较松散，各协会的功能主要是分散地游说政府和国会；而日本和德国的行业协会被称为法团主义的，既强制入会而且在每个行业都形成金字塔似的结构，顶尖有一个行业总会，行业总会下面有一些按中级标准分类的产业二级协会，二级协会下面又有一些产品类的专业协会，其塔底则是众多的企业原子。这些协会不但有效地协调企业之间的行为，而且还在各协会之间充分谈判的基础上，将行业的共同利益，通过塔尖直接和政府对话，它们对会员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
国外有几种典型的可供参考的SSP模式，比如美国芝家哥和底特律的汽车工业，日本爱知和九州的汽车业，意大利东北部（如佛罗伦萨附近的图斯坎）的毛纺织业以及得国巴登地区的新产业等。这方面的情况，我推荐大家看今天的评论人之一王缉慈老师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其中意大利东北部模式与温州的比较接近。
这条SSP金线能否用来串联温州的珍珠呢？我们首先就要对温州模式进行一个认识。对照上面的介绍和表中的内容，我初步认为温州的经济模式明显属于灵活性的SSP，即ESP+DQMP。而且通过对温州的初步研究，我发现温州的这种SSP和国内其他地方以及国外的一些地区相比有许多独特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基于国内市场的空隙和国际市场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温州以轻纺工业为主的消费品市场较大，因此产品批量也较大；第二点就是由于发展和体制的落差优势，使温州能够雇佣到各种技术层次工人，因为劳工组织的不发达，劳资方面的冲突不是很大；而且公司对劳动技能的投资不大；第三点是由于金融市场的三元结构，银行（公有制）和合法民间金融与公司的联系不紧密，反倒是"非法的"民间金融互助组织，解决了金融市场高度不发达的瓶颈；第四点就是温州地方政府对于民间创新给予支持，比如挂户经营、民间信贷的鼓励、专业市场的鼓励、股份合作制的创新等。也就是说温州政府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创新什么制度，而只是暗中促成民间自发的制度安排。第五点是，温州自发自治性质的行业协会很发达，不仅在区内，还扩展到了国内其他地区和海外；这些行业协会或商会组织为维护企业利益，协调企业竞争行为发挥了让国内绝大多数半官半民性行业协会羡慕不已。第六点是，温州是中国迟来的市民社会，从小城镇的建设和民间极强的谈判能力，以及地方政府一贯宽容态度，可以预见，随着中国政治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温州将成为地道的市民社会；第七点是，除了区域内责任网络高度发达外，温州最具特色的一点是其遍布国内外的社会网络资本，这甚至是其他国家（如意大利、日本、德国等）同类型的SSP都不具备的优势。当然大家可能要说行会是一个落后的东西，比如说它是卡特尔。但是最近的经济学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的行会是给予肯定的态度，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秩序是非常缺乏，而且是非常混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些民间自律的组织来协调经济活动。不像在美国，已故OLSON教授在《国家兴衰探源》中把行业协会描述成一个只追求非生产性财富的利益集团。而且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中，对协会的协调一致行动进行严格的控制。但是在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地方，民间组织、社会网络对落后地区的发展的确起了相当大的的作用。
基于这些初步的发现，我认为用SSP理论是可以对温州模式做一个更逻辑的解释的，当然，这种解释是可以证伪的。希望大家来做这个工作。
为了说明我的上述假说，可以举出温州的许多产业案例，如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金乡的标牌印刷产业、温州市的皮鞋和烟具产业等。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可能就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说明了。好在《温州模式研究》中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案例可供参考。但对温州企业所采取的灵活性生产方式，还缺乏具体的调研成果。这也是我进一步要做的工作。
下面我就要解释为什么这根金线被温州人发现了并捡了起来，并把散落在温州的这些闪光的珍珠串了起来，变成了一根美丽的夺目的项链。同是比较落后的地区，为什么只有温州人能做到这一点。
首先看到第一点是历史文化传统，温州有个非常独特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对温州的农商文化进行了研究，比如李庆鹏。他认为温州具有悠久的农商文化，而这是与温州历史上的五次外来移民、海洋文化及永嘉事功学派（强调重商主义和世俗化：义利并举、工商皆本）的影响分不开的；另外一个就是家文化和差序格局，正是由于这种差序结构使得它能建立一个集中性生产活动的分化和协作的社会网络，并形成了区域集聚；慢慢地，海内外社会网络就形成了，改革前家族活动也比其他地方活跃。
再一个就是温州有很多政治企业家，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文献，解释为何温州虽然比较偏僻，但是当地共产党人却比较开放和宽容。他说温州的具有同质文化精神的本地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自我生存和发展，并在1949年后成为当地政府的主要领导，他们在1949年后就一直容忍家庭农业和农村工副业，并极不情愿贯彻中央极左政策。而且南下的共产党也较少。
当然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博弈，温州的制度创新是当地社会的普通民众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在当地的代理人之间长期而反复的冲突、妥协、谈判的结果，其中地方干部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常常成为老百姓的合谋者，当然，他们也从财政收入增长和寻阻机会增多中得到了好处。这可能是温州模式的制度动力学解释。
也有人说温州成功是秘诀在于3M+1I：群众创造性、高度流动性、市场加上空隙。所谓空隙，既包括工业结构的缝隙------日用消费品；包括计划体制最薄弱的环节------分配和流通；也包括政治上的空隙而先发展了私营经济。
最后来谈谈温州模式的意义，第一：它是内生性的。这种自生性体现在资金自我积累、人力资源自我开发、社会资源启动与再生依靠社会关系资源的开拓与扩展、作为草根工业的顽强求生机制。第二它是持续扩展性的。原因在于它的资本形成的基础比较扎实，这使得温州的发展具有了基础；投资决策分散化和大众参与化；市场分布和要素吸纳的区际化，在国内的市场上，温州可以很容易获得资源。实际上它本身也出现了一些持续性扩张的趋势，比如二产向三产的过度，现在已经出现第二产业下降而第三产业在增加。另外市场的外贸依存度大幅度提升，在1993年的时候是2.39%，到1998年的时候是10.75%，到2000年就达到了20%，所以持续扩展性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它的资本有50%流向长江三角洲，还有50%流向中西部地区，这就体现了它的外向持续扩展性。
中国内地有很多贫困地区，它们如何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成为关注的焦点。温州的农村工业化是在远离工业化大城市、低储蓄水平、低技术水平和依赖家庭工业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很多学者就认为它比苏南模式更适合中国农村的发展；我们在谈SSP的时候就说到它有不可移植性，比如一个温州企业家能不能在江西也创造出温州式的SSP出来是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温州的示范效应到底有多大。与此同时，它是一种诱致型制度变迁的代表，从这一点上来说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有益的启示。我总的感觉是，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加剧，温州模式也许可以通过温州企业家和温州的资本的外迁进行克隆。
第三点意义就是扩展秩序的立宪意义，这就是温州给中国未来的立宪改革贡献了一种可选择的模式或思路。它的宝贵之处在于，温州模式及其扩展模式（浙江模式）的核心是自发和内生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它带有强烈的自组织和自治特征，它似乎捡起了20世纪30年代被掐断的社会和文化线索，是晚清文化的重续，其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建立起市民社会，并继续向苏南和中国其他地区扩展。市场经济具有立宪意义，而且现实中已经有了立宪的动机和立宪的基础。我觉得温州是最适合这种模式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有这种自主的特征。只有在广泛自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适合市场经济的立宪体制。这种立宪体制，立基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弘扬，也许能够克服西方立宪制度的某些缺陷。当然，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了，需要多学科的合力研究。
今天我提供的就是这些很初步的东西，基本上是文献检索，只不过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而已。在此，我很想听听大家对我这个东西的批评。
盛洪：谢谢余晖。我一边听一边想，觉得这实际上还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想对温州模式做一个制度经济学上的解释。你的这个SSP这个理论框架，我觉得叫制度结构。这种所谓的制度结构的思维方式是不以单一的制度来解释结果，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是，我强调一点的就是这很复杂。下面请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的冯兴元研究员来做评论。
冯兴元：我觉得余晖的总结是很有说服力的，他把国外的研究成果引进来，再结合中国的现实。好象两个都是现成的，但是只要能搭起来就是创新了。所以我觉得必须肯定他把社会生产体系理论结合中国的现实就是一个创新。下面就从我的看法来评一下余晖教授的见解。
赵伟讲的新古典生产模式就完全是从工业化角度讲了，因此新古典是不讲制度的，但是温州恰恰是制度最优秀、最突出。第二个就是对史晋川的定义，他认为温州模式是跟局部改革有关的这么一种模式。从民间社会的发展来看，我曾经计算过温州的民间社会发展程度，比如浙江是每千人28.2个民间社会组织、江苏是18.3个、安徽是8.1个、全国是14.5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济自组织发展程度越高的地方的民间社会发展程度也是很高的。但是，这也并不排除有些地方有了民间组织但是没有登记。
刚才余晖教授讲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非常厉害，在这里我也借鉴一下一个国外教授提出的一个理论：国家和社会的嵌入互动论。它指的是国家嵌入于社会之中，然后跟社会慢慢互动，然后就产生分界。所以当你的权利小的时候就应该呐喊、推出或者采取其他的手段。这种互动有一个好处就是产生两种制度变迁，一种是诱致型的，还有一个是强制型的。另外我看了你的SSP和盛洪教授的评论觉得制度结构可能跟它不是完全一样，社会生产体系应该主要集中于生产方面，但是制度是作为一种环境存在的。当然你把制度也放在了社会生产体系里面。
盛洪：我插一句。科斯教授诺贝尔演讲的题目就叫生产的制度结构，他把生产也放进来了，因此他的制度结构的落脚也是在生产上。
冯兴元：你刚才讲到了社会生产体系的难以移植性，我就想到了青木昌彦提出了怎么去区分均衡。他提出了多重均衡，多重均衡就有很多子系统。如果你要对某一个子系统进行创新就会对难以移植性化解掉了，把它的困难程度减少了。我也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温州的文化系统和政治、经济系统的互动，因为温州的文化系统、人的感知系统和政治经济系统之间的互动，你要说清楚温州的文化系统是怎么来的、苏南的模式是怎么来的。我发现温州的文化跟本身的要素禀赋有关，也跟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因为他们地少，所以只好去经商。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种文化就是依靠自己、崇尚商业。但是，它们那里很偏远，所以赋税比较少，但是苏南这个地区历来就是赋税的重灾区。在这种情况下，苏南的官员就养成了一种顺从的性格。因此文化跟环境、政治、经济形式有关。但是反过来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影响也很大，同时这也是很难移植的，因为文化是非正式制度改变起来很慢。
盛洪：讲的题目是温州，但是我觉得点题都点到立宪层次上了，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我在一边听的时候就在一边想你的意思是什么，最后走了立宪层次上。这使我想起了几个人，一个是哈耶克，很简单，温州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典范了，而且还是哈耶克似的自由主义。另一个是布坎南，布坎南是跟哈耶克有区别的，他认为所谓的自发秩序不是那么绝对的，可能还存在更好的立宪规则。还有科斯，科斯从某意义上来说要比布坎南要更精英一些，他是用经济学来研究哪个规则更好。余晖讲的温州的社会生产体系是不是就优于其他地方，为什么。假如这套制度结构就是自发形成的，谈何更优呢？实际上其他地方也有可能形成它的社会、文化背景，但是有没有一个更优呢？这也就涉及到了普适性问题。下面请另一位评论人北京大学的王缉慈教授做评论。
王缉慈：我原来说不来了，因为北大闹非典。我想温州的模式是非常有意义的，你刚才讲了内生性，我也觉得内生性是温州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我想从全国和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财富会被吸引到什么地方。现在很多地方都竞相搞开发区想吸引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吸引来了会不会走？像温州这个地方的内生性是很强的，是自下而上的。这种模式在像第三意大利、美国硅谷都强调这一点。但是它也有它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温州现在吸引外资很少，而且外资都不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还是有一些不足。温州现在自己也感觉到了它现在靠的自己的全球的网络来接受信息，但是在接受外来技术方面是很欠缺的。另外就是讲到了农村能人的作用或者是企业家作用，我觉得这是在温州非常关键的一点，温州的发展的更重要的发展的就是这种领头人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温州是否是一座孤岛，就温州论温州，我把温州放在整个的全球来研究发现温州还不是那么一种完全孤立的东西。我们看到浙江的块状经济非常多，温州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浙江省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表明在全省88个县市区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数字。浙江的每一个专业化区域的企业之间都有非常强的联系，刚才讲到的不可复制性，我在对意大利的研究中提到过。对于广东来说，它的专业化区域比温州要多，光是一个东莞就有33个镇是专业的。那么珠江三角洲和温州有什么不同呢？我是从轨迹来说，珠三角的资金很多是从港台那边来的，就是书一开始珠三角的经济就是外向型的，而不是内生的。
第三意大利指的就是意大利的东北部，为什么叫第三意大利呢？第一意大利是指意大利的西北部，是发达的地区；第二意大利就是落后的南部；第三意大利的情况就是从农村工业的形态上发展起来，而且在80年代的时候发展得非常迅速。但是它的情况和温州的情况的相似性在于它也是封闭性的，也不吸引外资，在这些年就有很多问题了，而且它是完全在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第三意大利的时候还要看到它的历史。INDUSTYR
DISTRICT
是和刚才在研究温州模式时非常接近的一个，是从新古典的模式来研究问题。这也叫NEW
INDUSTRY DISTRICT，因为它和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提的那种生产方式有惊人的相似。所以温州模式尽管有很多特殊性，但是放在全球的背景下又有很多的普遍性。说到这，我觉得温州的全球网络对于温州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浙江的一些地方都和国外有着密切的联系。
盛洪：下面请自由发言。
张祥平：我想温州的自发模式可以跟很多地方进行对比，台湾、香港的自组织过程就跟它非常相似，另外我们过去说的晋商、徽商的自组织过程也跟你说的类似。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自组织过程，尤其是中华文化圈下的自组织过程都有它的类似性。这样就多少能得到一个模式，我觉得可以从耗散结构来讲。这个过程就好像你刚才说到的3M+EI，这就是耗散结构中的四大要素。耗散结构中的第五大要素就是你前面说的能人，所谓的空隙只是一个宏观环境，就是耗散结构里讲的非平衡态秩序。群众创造性就是平衡态微观粒子，就是大量的个体，这些粒子都是有文化积淀的、历史积淀的。而市场刚好就是输出结构，就是市场要卖给谁。供应的部分就是耗散结构里说的输入的部分。
蔡德诚：听了余老师和另外几位的评论，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自组织是怎样产生的，社会的自组织活动是如何发育起来的，为什么我们几十年从农村到城市的自组织机制都被遏制住了，遏制住的结构使我们现在的农村活跃不起来，扩大了一点就是我们的市民社会发展不起来。而王老师讲的把浙江模式拿到世界上去有很多的相似性，这就说明张教授的耗散结构有其普适性，只有有一个本体在那，条件具备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社会都会产生这种组织，都会产生这种活力。每个人都变成了自组织、自主的人，能动性也就活跃起来了。所以我刚才余教授讲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体制的改革，我们长时期的制度遏制到了非要解决不可的程度了。恰巧温州有这么一个条件，他们对后来的强政府的一个抗拒，而创造了浙江温州这么一个自组织发展的条件。我们几十年的政治体制一直都是以官员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温州模式充分地体现出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一个主动的，他有很大的一种空间去活动。而很多地方都是政府在主导，就把社会的这种自组织机制给遏制住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宪政就是要从这里开始，我们的宪政就是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活跃起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下一步面临着国际竞争就会很多问题，个人活力也得不到解放。所以我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发现核心问题是要告诉我们的机制、宪政要从根基上去解决。
许建明：第一，我觉得你有太多比喻了，比如你的题目是找一个金线，这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应该避免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金线是否就是SSP，我觉得那是一个箱子，你并没有把很多东西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我觉得你的思路里有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SSP还有一个就是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是描述性的，还是分析性的，也就是说它是否是一个可以一般化的概念。你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模式是很难移植的，这是否就拒绝了可证伪性。还有就是你的制度创新模型，但是我就看不到你的模型是如何博弈的，你没有说明为什么温州这个地方的地方政府和民间就可以形成合谋，而其他地方就不行呢？
未名者：我看过余晖教授的书，他的书比他讲的要好多了。根据我的观察我们在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他奉行了一个政策就是官全退、民全进。但是到了90年代，在农村采取了很多政策，但是基本都失败了，因为他奉行了官全进、民全退的路线。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专家应该在推进官全退、民全进。
盛洪：其实你在解释温州模式的时候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宪政层次，宪政层次就是自发秩序的这么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层次就是针对温州的特定禀赋，包括人文的等等。这两个同时存在就是温州模式，第一就是尊重自发秩序，同时，温州的特定禀赋发挥作用就形成了温州这么一种制度结构、生产的社会体系。但是这个解释有问题，假定另外一个地方不具有温州的制度禀赋、文化禀赋，光有一个自发秩序的宪政原则可能就不行。但是，是不是在另外的地方就不要坚持自发秩序的宪政原则了呢？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冲突的。
冯兴元：我补充一点自发秩序。我刚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自发秩序与中国，认为自发秩序并不排斥理性建构。即使哈耶克本身强调自发秩序，但是对建构秩序也不是完全就排斥的，关键在于他维护自由，只要对自由有利的，他就维护。另外自发秩序跟刚才讲的耗散结构、系统论都是差不多的，关键在于你是把政府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放在里面就是自发秩序了。
盛洪：当然了，倾向是不一样的。哈耶克虽然不排斥建构，但是倾向已经变了。那种所谓的建构主义和自发秩序在概念上是截然分开的，哈耶克在这个谱系中是偏向于自发秩序的。另外唐寿宁有一篇文章讲得挺好的，就是市场的立宪功能。就是说遵循自发秩序，让市场去决定具体的制度是什么样的，通过市场的交易形成了制度之后，人们再去认可它，当然这种制度是比较低级的制度。下面请余晖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余晖：刚才这位先生对我的评价的的确确是正确的，我确实不会讲课。我把自己归为刺猬型的学者，当专某一个领域的时候我就认真地去挖，然后以这个为据点扩大范围。大家提的几个问题：一个是SSP的定义；另一个是温州模式是否可以移植到全国其他地方去；第三个就是温州模式有没有宪政的意义。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SSP所说的制度是自然形成的，它有它的文化的、历史的背景，包括民间的创新，这种自然形成的东西外化成一种生产组织模式。不同的产业在组织生产的时候方式是不同的，但是大致来说就是我刚才介绍的那几种方式。就是说这种生产方式是嵌入的，我觉得很难搞清楚是先有生产方式还是先有制度结构，可能它只是演化的一种结果。如果这样的话，它就难以移植。比如我是江西人，我就很难想象我在家乡也像温州人一样去建一个皮鞋厂。现在，江西非常强调向温州学习、向浙江学习，但是能学到什么程度是不得而知的，所以这个模式的可移植性或者可移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是很难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立宪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良性的，就必要对权力进行制约。这个权力不光是政府的权力，而且包括民间的权力的滥用。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是非常难以回答的大问题。我刚翻译完MISES
的HUAM ACTION这本书，他是更彻底的自由主义者，MISES认为只要行为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就会自动形成宪政的结构。我研究温州的社会生产体系，只是发现似乎能找到这么一种东西，但是这还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中国面临着一种危险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形成青木教授所说的勾结型国家均衡模式，即政府和强势利益集团的合谋。这比OLSON教授意义上的利益集团要严重的多。如果是这种勾结在前而不是宪政建设在前的话，对中国就很危险，这正是我担心的东西。所以我总是强调政治程序，从经济民主做起。
盛洪：谢谢余晖，题目非常好。温州本身就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是一个谜。给我们带来的启发非常多，今天的讨论会就到这里，感谢余晖，感谢两位评议人，感谢大家的参与，散会。
（本讲稿由天则所根据录音整理，主讲人对自己的部分进行了校对和少量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