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下的温州商人 |
| 一、 “温州模式”下的温州商人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温州的家庭企业和个体商业异军突起，很快取代和超过了基础脆弱的“社队企业”和国有、集体商业。家庭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在80年代前期即占到全市农村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来，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等各主要经济指标，均比1978年增长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以上，几乎每年都在超常规地增长，其中民营经济所占比重超过75％，最高的超过90％。温州民营工业产值1980年到1998年18年间增长了120倍，平均不到3年番一翻。温州民营经济自发、自主快速发展的格局，被称为“温州模式”，它的产生和形成，有着自身独特的一、赤手空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创出市场经济的雏形。 1、自力更生，在逆境中斗争、发展，从计划经济的“弃儿”奋斗成市场经济的先驱 “一穷二白”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仍属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经济总量非常弱小，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仅13.2亿元，人均仅约250元。1980年国营、集体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仅2.3亿元。温州在地理上资源缺乏，交通闭塞和临近台湾海峡，历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弃儿”。人多地少，又没有工矿资源，没有中央财政和银行贷款的适量投入，没有国有大中型企业基础及其辐射支持，温州的经济就是因为老百姓为解决吃饭问题，在一无资源、二无资金、三无技术人才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的冲突和斗争中发展。 温州市场经济，在发展初期常受打击、压制，如割尾巴、反复辟、抓办“地下工厂”的“办学习班、流通领域的领头羊"八大王"被判刑等等，可以说温州政府曾经是商品经济的“敌人”。由于政府既不能给工作，又不能给粮食，于是只好在市场经济的“人民战争”中开只眼闭只眼，开始学会“认不清"方向。“十四大"为市场经济正名后，温州政府和官员才算找到了方向，与“温州模式”也经历了敌对、冷战、伙伴、战略伙伴关系。 民间自筹资金建设基础设施。 温州是个穷政府，到1998年，国家不但没有补上历史上的投资欠账，反而从温州净拿走50多亿元。无钱的温州政府愣是把应属行政行为的市政建设转变为企业行为，如让民间（受益者）出资、民间和外商共同投资，或者卖点地皮凑钱，社会投入成了基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的主渠道。1990年建成的飞机场、1998年开通的铁路都是合资建设。就连一些社会文化、卫生、教育、福利等领域，政府也制定政策向民间投资开放。近10年来，投入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达100多亿元，其中70％为民间自筹,20％为集体积累，政府投入还不到10％。 缺乏国家和政府的资金支持。 民营企业资本的来源，80年代初是靠生产积累和短暂的走私形成少量的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90年代，70％以上靠企业主自有资金（含劳动积累）和社会闲散资金。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所占比重达三分之二。 外资投入极少。 温州侨居海外和港澳台的同胞约40万人，分布在世界65个国家和地区。但由于基础设施、技术力量、政策优惠等方面的投资环境差，吸引外资的能力很弱。截至到1993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才7828万美元。 2、经济主体量多、个小，扎堆发展成规模效应 经济主体数量大、小规模。 1982年底，全市有六分之一的农户（约20万户）从事农工商多种经营；到1985年有80多万农业劳动力转向工商、服务业；1994年民营企业从业人数超过200万人，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1984年全市家庭工业数达14.65万户，户均产值1.17万元、从业人员2.3人。1986年农村共有14603个工业企业，年均产值13万元。1992年全市股份合作工业企业达1.7万家，产值88亿元，平均仅51.76万元。1998年，温州独立核算民营工业企业平均注册资本仅21.8万元，产值不到90万元，年产值超过500万元的民营企业仅占全部民营企业总数的1％。可喜的是，民营经济在发展中已通过股份制方式走向联合，并出现集团化的现象。 高度分工合作。 一般地讲，温州民营企业单体的规模很小，但由于生产社会化分工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温州的许多优势产品，如低压电器、汽车配件、打火机、眼镜、灯具、服装鞋类等，其零部件加工均由专业生产各类部件的企业承担。就每一个零部件而言，其生产规模可以称得上是巨大的。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使温州许多优势产品的生产和交易成本降至较低水平。 成堆发展，乡村造镇。 温州市沿海平原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全面铺开，农村的劳动力、资金、生产资料、科技等要素不断加速流动，并迅速向国道线沿线和温瑞塘河沿岸的各乡镇所在地转移与聚集，许多乡因而升格为镇，并进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全市建制镇（包含10个左右的县级政府所在地）1978年仅有18个，到1987年发展到146个，且主要集中在国道沿线一带。建制镇的人口占全市的60％以上，工业总产值占8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70％以上，财政税收占50％以上。其中30个强镇人口占全市的26％，经济总量占全市农村的67％，1996年上升到80.8％。 3、低水平、大模仿，技术含量少 工商业主的教育程度：小学到初一。 改革开放之初，民营企业主大部分来自家庭生活困难的农民和城镇失业人员，文化知识素质普遍较低。80年代初，温州个私企业主文化程度高中以上的寥寥无几。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人员的增加而有所改善，没什么文化、初级文化和文化“较高”的大约各占三分之一。另90年代末期温州到全国各地“百万大军"从业人员中，中学程度占25.7％，大中专文化程度0.47％，小学程度48.5％。而一般说来，外出的文化水平要比在家的高。 产品档次低、科技含量少。 由于业主的文化程度低，经济基础差，技术水平低，又普遍缺乏外地科研、学校和大企业的技术支持和指导，因而温州的民营企业普遍是规模小、产品档次低、科技含量少、模仿成风。2000年，全市共签380多项技术合同，平均每项成交额不到8万元，且技术含金量低。 4、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市场体系和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经过二十多年的培育与完善，温州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和良好的运行机制，商业活动的行为规范和机制。 生产力要素市场体系的形成。 早在80年代中期，温州的生产力要素市场发展就开始起步，遍及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十大专业商品市场名闻全国。不仅有为数众多、各具特色的消费品市场，而且还有为民营企业群体的原料配套服务的功能齐全的生产资料市场，以及包括资本、劳动力（人才）、技术信息、房地产、产权交易等生产要素市场。1997年，全市有商品交易市场510个，其中消费品市场385个，生产资料市场120个，生产要素市场5个，全年商品成交额397.59亿元。385个消费品交易市场零售总额161.89亿元，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8.54％。 市场化程度极大提高。 由于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全市约有97％以上的商品由市场调节。企业以市场自由定价的商品所占比重达98％，同期要高于国内其他地区一二个等级。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从低向高分为：非市场经济、弱市场经济、转轨中期市场经济、转轨后期市场经济、相对成熟市场经济、成熟市场经济等6个等级，市场化程度0～10％、10～30％、30～50％、50～65％、65～80％和80％以上。温州市的市场化过程大约已走过了5个阶段：1980年5％（非市场），1985年25％（弱市场），1990年40％（转轨中期），1995年60％（转轨后期），1998年达到80％（相对成熟至成熟）。 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行为规范。 市场经济要求诚信，以降低交易的成本。经过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混乱局面，温州市场经济主体在发展和磨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市场行为规范，在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方面，如信用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方面，已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 5、大批商人闯荡世界，为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外界环境，继而形成自己王牌的营销网络 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求生存、打天地。 温州市场经济发展之前，在全国各地已有不少走南闯北的温州人，不过主要是养蜂、弹棉花、补鞋等“尾巴”工作。家庭工业发展之初，一批又一批供销员应运而生，进原料、搞推销，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获取养分。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人，温州的市场经济只能是自身封闭式的市场经济。他们继而在各地租柜台、建市场、卖产品，使温州的市场经济能够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全局中发展、壮大，并得以基本成形。 百万商人大军创出铁杆式的王牌市场营销网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外地为温州民营企业服务的商人，从无到有，飞速增加。改革开放初期是十几万“飞马牌”供销大军，现在则有上百万驻扎全国各地。由于所属关系（如办事处、分公司）或者血缘关系，他们为温州商品生产牢牢抓住全国的大市场。160万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的温州人（占温州总人口的20％多），创办公司、企业3万多家，经营户70多万家，在各地创办了174个专业市场，年销售收入1600多亿元，每年为温州产品销售800多亿元。温州民营企业还作为主要投资者在国外设立了3个专业市场，近年来温州的华侨华人在国外分销温州货的现象也日益增加。 二、创造“温州模式”的温州商人 “温州模式”自从1985年提出以来，人们的看法总是爱与早其两年诞生的“苏南模式”紧紧联系，实际上两者产生、发展的环境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别。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人的因素在“温州模式”的发展中占据着关键的地位。从功利主义强调“功利（务实）"、“以利和义”的思想脉络出发，则温州商人（含民营企业主，下同）的几乎所有行为特点（优点和缺点）都能够找到依据，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重利”、“务实”、“和”三个方面。 （一）重利──敢闯敢试敢干、独立性强、勇于开拓 利益是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的最直接的驱动力，温州人的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重视利益的思想，赋予了温州人敢想敢干、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开拓进取、独立自主、富于冒险的精神特点。 1、敢闯──满世界地闯荡寻找商机。 这方面的事例，多得举不胜举。到外地闯市场的温州商人，改革开放初期一二十万中的一半以上、现在160多万的四分之一，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没上过学，不少人就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甚至不会说，有的自嘲是“斗大的字识不到一稻篓”，他们的艰苦创业历程和奋斗精神不言而喻。 2、敢想、敢试、敢干，经济法律放一边。 温州话中大量存在着“无利不起早”、“平安两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等俗语，并且没有贬意。只要是符合温州人功利道德观念和能力范围的，不管当时的政策和法律是否允许，温州人都敢试敢干，有的现在还属违反法律。不过，老百姓从此形成了拒绝限制自由经济的法律制度的习惯，经济法制观念落后。 3、独立性强，自我发展、自生自灭、自相残杀。 追求功利的目的，造就了温州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性格。不管生活、生产还是社会建设等，温州人从来不找政府，而靠自己、靠亲朋好友。1994年的17号强台风给温州造成了几十亿元的损失，但是一两天后，一切秩序立刻涛声依旧。这种独立性，也导致了在技术含量不高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中，同业间鲜有合作和垄断，而以竞争为主，并且是纯粹靠价格战的恶性竞争，最后带来质量不保或者本利不保。几大著名专业市场，无不是倒在价格战之下。 （二）务实──重工商、重经验、重模仿 你搞你的社会主义运动，我搞我的资本主义的“尾巴"。你论你的姓“社"姓“资"，我干我的家庭工业。“主义”看不见，“尾巴"的功能却很实在。温州人就是这么务实。 4、重效果，轻名份。 我国传统文化重农抑商，温州人反而把传统文化视为“末”的工商看作“根本”，淡漠于意识形态之争而热衷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重工商、轻政治。温州人认为赚钱生意无贵贱，反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会被人看不起，较早地进入那些历来被认为低人一等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商业服务业领域。就连办厂、开店，也是创业在先，设厂在后，必需时才去起个字号、办个执照。 5、重仿造、轻创新，拿来主义盛行。 由于技术力量差，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靠“克隆”、模仿，立足之后加点小改进，鲜有创新，就是创新也主要是着眼于别人不易模仿的技术。曾经是温州四大经济支柱产品的纽扣、皮鞋、服装和打火机，都走过“克隆"的道路。温州人“克隆"日本的打火机，没过几年就取代了其在国际市场中的位置。温州的专业市场、服装业、农民城也曾经被“克隆"到全国各地。 6、重经验、轻理论，实用技术最吃香。 由于历史的原因，温州是一个极度缺乏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的地方。温州的老板，受教育的程度不高，难以有提高科技水平的自觉性和可能性。办厂和开店，主要靠的是个人的手艺和经验。实用并不是事物发展的唯一理性，过于简单、实用，势必短见，陷入狭隘的经验主义的泥沼。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离开他所熟悉的领域另创新业，由于文化知识和管理技术水平的制约，一般很难有成功的例子。这也是温州的企业和商业，一般难以做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和──重合作、关系、信用 对于事物的矛盾，功利主义强调“调和”，即所谓“以利和义”。温州曾经被人视为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但是像“假药”、“假（毒）酒”、“有毒食品”那样谋财害命的事不会发生，相反依靠自身群体的努力把“温州制造”变成“物超所值”的代名词。 7、广泛合作，同业竞争。 合则生利，散则损益。温州人极其重视合作，亲戚朋友常常在“亲兄弟、明账目”的原则下，取长补短、分工合作一起做生意和创业。同时，为了赚钱所要打交道的前后工序、供产销各个环节及有关管理部门，都会将其看成是合作的对象，而非竞争的对象。所谓“和气生财”、“买卖不成情义在”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应用范围。温州商人最为忌讳的数字是“3”和“36”。“3”音同“散”，人一散伙就没有利益可得，于是3个客人要上4杯茶；3盘菜边要放个酱油碟凑4碗；而“36”大概兼有“散伙”和“完（蛋）了”的意思，说话时总要用“三十五一”来代替，一笔买卖36元，不用付钱人开口，收钱的总是会少收五角一块的。温州商人绝对不会要136的手机号码，除非使用者不懂或者不信邪。 不过这种合作也是以功利色彩为背景的，目的在于“利”的最终实现。相反，同样生产或经营同一品种、环节的，却鲜见合作，只见竞争。可以说，温州商人在纵向上广泛合作，在横向上残酷竞争，同室操戈。 8．关系至上，不循规范。 有人甚至感叹温州是个人情大于原则的地方。在经济活动领域，关系和人情的作用要远远地高于法律。对一般温州人来说，要办个事情，或者出了事情，首先要去找熟人、找关系、讲“人情”，常常还要送礼，而不是先问是什么性质的事情，管理部门是否应该给我办，或者是否会违反原则，反而是越是违反原则越要找关系。没有人情没有关系没有门路绝对不行，几乎什么事都要找熟人。温州人相信关系是润滑油，有关系就能办成事情、赚出钱来。 温州话中有一专门表示“关系中介”的俗语叫做“提篮儿”，并无贬意，反而是有本事的标志。可以说，重视和善待各方面的关系是温州人开拓市场的有利武器。但是，对关系的过分重视，也导致了规范不够，将对温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9．重信用，讲义气。 诚实信用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一个生意人要是信用不好，那么与他人合作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贷款、交易的成本也会大为增高。所以温州人对待生意伙伴和各方面的关系，都是以诚相见，以利佑动。口头合同盛行，朋友之间一诺千金，口碑和信誉是最好的招牌，而象近几年快成流行文化的“厚黑”、“杀熟”现象在温州是没有市场的。当然，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等生意难做的时候，伙伴间、朋友间失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什么时候有了钱再偿还。 10、大分散、小聚集。 除了以上粗分的特点之外，温州人在外地还有着大分散、小聚集的特点。从区域分布上，遍布全国各地、世界各国；就某个地区而言，又是相对集中聚集的。其成因尚需探讨，猜测可能一是亲朋好友牵带，一人立足后成群而至；二是因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方言而聚集；三是围绕市场特别是专业市场而成；四是造就市场规模和降低成本的需要。 三、结束语 “温州模式”是市场经济，是自发的百姓经济。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完善，“温州模式”就越有发展活力。有着七八百年“功利主义”哲学和文化沉淀的“温州模式”，在“十五大”后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合法地位，限制甚至压制其发展的种种观念的、政治的桎梏得以解脱，政府支持的加强、全国性市场经济体制基础的初步建立和发展完善、“入世”后“市场准入”范围的扩大、从业人员和管理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和国内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入、海外几十万温州籍华侨华人的加盟等等，将为“温州模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活力，给“温州模式”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我相信，曾经遍布城乡的“散兵游勇”，经过股份制发展后形成的“小米加步枪”队伍，目前已进入“大盘整理”阶段，将逐步会形成“温州模式”的“正规军”和“集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