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主义者の《温州财团》-- 驾驭民间资本，重塑发展模式

民间资本: 滋养"温州模式"的沃土	温州：资本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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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经济迅速崛起，形成并创造了一种新的区域经济现象——“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快速发展，跟温州充裕的民间资本有极大的关系，民间资本是滋润“温州模式”的肥沃土壤。丰厚民间资本孕育了一大批民营企业。 “温州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民营经济占市场主导地位，而温州现有的16万多家民营企业中，大部分企业的初始资金几乎都来自民间借贷。温州的正泰、德力西、人民、天正、康奈、奥康、红蜻蜓等这些如今上规模、上档次的知名企业，在创业初期都是靠自筹和民间借贷资金发展起来的。　正泰的前身是乐清求精开关厂，起始注册资金才5万元，是几位股东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现在正泰年产值达60多亿元，固定资产十几亿元，并发展成为我国电器行业的巨头。企业在运转初期，因为自身没有资金积累，一些后续投资的资金也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如果不是在温州这样一个民间资本充裕的地方，正泰也许不可能发展那么快。” 　上个月刚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康奈集团，最初也是靠１万元起家。康奈集团副总经理周津淼说，温州民间资本在早期养活了一大批民营企业。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贷款资金只向国有企业倾斜，民营企业贷款较难，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资金短缺。民间借贷虽然利率高，但方式灵活，不需要繁琐的手续。一直到今天，民间资本仍然是一些中小企业投资的主要来源。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丰厚的民间资本，不仅孕育了一大批本土的民营企业，也孕育了一支闯荡全国市场的经商队伍。目前至少有１６０多万温州人在外经商，投资办企业，这些在外投资者的原始资本大都靠自筹，并主要来自于民间借贷。目前温州大多民营企业，其资金来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企业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对一些上规模、上档次的大企业来说，融资渠道较多，银行会主动上门给他们贷款支持，而一些中小企业则仍然依赖于民间借贷。　温州民间借贷产生的历史悠久，在清朝以前就出现了。最初是以互助、非利息制的形式存在，至今这种非利息制的形式仍在延续。另一种形式是利息制，利息制形式多样，诸如标会、摇会、呈会、台会等形式都搞过。民间借贷利率根据借贷金额多少和还款时间长短而定，由借贷双方互相约定俗成，一般利率达到8厘至1分，有的甚至达到2分，以月计息。尽管民间借贷利率高、风险大，借贷双方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很多企业还是愿意借。因为借贷双方大都是邻里亲戚、同学朋友，大家都知根知底，比较放心。企业需要几百万资金，通过民间渠道很快就能办到。　温州民间资金的投资是最活跃的，它渗透到各个投资领域。我国最早的承包商店，第一个地方投资建的飞机场，第一条合资铁路……都出现在温州，第一个“包天包海包地”，都发生在温州人身上。温州的各个投资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向民间放开，当然，部分城市公共设施和重大命脉行业还是由国有投资的。	在去年福布斯大陆首富的名单中，温台地区已经有５个人被“拉”上了榜，但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这两个深藏在浙江南部山区的城市中，民间财富到底有多少，仍旧是一个神秘的数字。资金在温台地区流动的方式也和山外的所有地区有所不同——民间资金进行的体外循环不可小视。这个循环的原动力来自于温台地区小型的个体私营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在这里，家家户户手里都有几十万的现金，但相当一部分温台人手里的钱不存银行，不炒股票，他们的资金在民间金融体系里快速地流动着。如果有人要做生意，就去找当地的周转人，周转人在对借钱人的以往信用非常了解的情况下，一旦确认生意没有太大风险，就会把会内其它人的钱先借给他，几百万在几个小时内呼之即来。　台州的银座和泰隆两个信用社就因为所有制的特殊性而闻名全国。这两个以经营者个人股份为主的信用社主要的贷款服务对象就是当地的小企业，大银行不愿意接的小生意，大部分被他们揽了过去。他们的方法是采用劳动密集型的资信调查，花大量的人力成本做每一笔小贷款。像做所有其他的生意一样，别人不愿意赚的小钱让这两个信用社发展极快。　至于那些不断扩大的单个资本，则纷纷选择产业升级，创造品牌。他们的发展大部分不是靠外部融资，而是靠企业自身的积累。报喜鸟西服、美特斯·邦威、德力西、正泰、吉利……这些名字在人群中扩散，意味着这些企业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扩张——向来讲究务实的温台人从来对广告都是十分谨慎，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要有利可图，每一个决定都越来越精明。在财产增值方面，还有不少温台人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做着各种时髦的尝试。温州几家民营房地产公司出资组建了一家全国少见的“温州财团”。投资，是温州永恒的话题。从传统产业发展起来的温台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寻找大量资金的出路，另一部分人的资金则在别人的打理下不断升值。温州民间资本就好比一座取之不尽的金山，如何把这座金山挖开，不仅是温州当地有关部门关心和研究的问题，同时也引起了外省市以及国家金融主管部门的关注。特别是资本市场对吸引民间资本作用非常大，但目前温州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很好地发育，上市企业至今只有一家，股民也没有从中体验到什么好处，这些因素都制约了民间资本作用的发挥。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温州人总是把资金投放在增值最多的地方，什么行当赚钱，温州人就投资什么，哪里政策优惠，温州人就涌向哪里。在国内的许多行当中，几乎都有温州人的投资，并且生意都十分红火。不仅如此，温州人还把生意做到全世界。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温州人投资可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他们抓住了市场经济机制的先发优势，率先发展起来了。而现在，温州人投资行为更趋向理性化，他们在作投资决策之前，首先要反复考察当地的投资环境，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经过反复调研后才作投资决定。决定温州民间资本流向的是市场，哪里市场前景好，温州民间资本就流向哪里，不管天南还是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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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温州资本拓展“生存空间”	温州财团：民间资本的投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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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头脑精明又吃苦耐劳的温州人足迹踏遍全国，现在是温州的资本洒向外地。近来温州企业在区域外的投资行为高涨，其投资金额之多，投资项目之广，形成温州资本“汹涌外溢”之势。业内人士测算，眼下温州至少有上千亿元民间资金流向外地。　温州人有流动经商习惯，只要能赚钱，都愿意去。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少有一半的温州商人外出经商过。引人注目的是，如今外出的温州人改变了以经商为主，重点转向投资实业，并时常以集体下注的形式。　目前的温州，已经形成了从温州人走出去，到资本走出去，再到企业走出去的阶梯式推进的局面。温州市统计局最近所做的一个大型调查显示，目前温州市外出人口１５４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比重的２０．４％。这些跨地区投资经营的温州人，在全国开办了４万多家公司。　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近年来温州企业外迁呈上升趋势。调查显示，温州的外迁企业光“有名有姓”的就有１０００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有２５０家左右。涉及行业有低压电器、针织、服装、灯具等，扩张地主要有上海、广东、北京、山东和西部地区。外迁的温州企业中，不乏知名企业。上海成了他们跨地区发展的首选。业内人士测算，眼下温州至少有上千亿元民间资金流向外地。目前，仍然有大量温州人，在本地筹集了不少民间资本，正向外寻求发展。在浙江南部这块不足１．１８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千上万家企业日长夜大。相当一批温州企业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进入新一轮的快速扩张期。同时，一大批新的企业也在成长发展中。“蒸笼”还是这只“蒸笼”，但“馒头”已发酵膨胀。温州土地匮乏、人才紧缺等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制约矛盾骤然变得格外尖锐。人才匮乏是制约温州企业发展，导致企业外迁的另一重要原因。此外，随着温州二次创业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企业自身的快速发展，都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跨地区发展也使一些企业把握了资源再配置和优化的机会，从而赢得了快速发展的先机。不少经济专家认为，温州企业的外流，实际上是企业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扩张行为，是企业在更大范围里参与市场竞争、优化配置全国甚至全球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表现。　温州经济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历史。以发达的民营经济、有效的市场机制和众多供销人员三位一体为内涵的温州经济格局，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地发展和突破。温州经济已不囿于温州本地，它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目前，温州外出人口超过１５０万，另有４０万左右在国外经商务工，同时，温州又吸纳了２００万外来人口。就在这种走出去引进来的流动与交融中，温州将本地经济的发展与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对眼下温州资本外流的另一种解释与看法是：并非温州留不住这些资本，而是相对的“营养过剩”，从温州这个资本高地向外流淌，就好比盆子太满了，所以大量外溢。这是正常现象。	这注定是一种不同凡响的声音。当温州两大财团中瑞、中驰在今年6月间呱呱坠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婴儿的降生投以惊异的目光。诞生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意义吗？许多人都在探求、解读，因为人们不是好奇事情的本身，他们更想知道的是，事情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意味深长的东西。　日益庞大的民间资本，越来越需要一个合适的释放空间。如何让资金流动起来？温州人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个问题。那么，怎样的模式才能承载这些民间资本的梦想,怎样的平台才能让他们尽情地舞蹈呢？　面对一边紧缩的银行信贷，一边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温州庞大的社会资金开始尝试新的突破。他们既没有选择如一些地区民间资本借贷利率高达20%的高利贷形式，也没有选择像福建省福安市的民间“标会”的形式，而是选择了财团。一种金融创新的方式，谋求一条新的民资出路。在这个冠以“中国鞋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包装城”、“中国眼镜城”等19个“国”字号头衔的城市，在这个作为金融创新试点城市之一的区域，在这个民营经济发达的土壤上，进行金融创新，出现“财团”，其实并不令人惊讶。较早的泰隆组建民营银行的冲动，最近中小企业融资公司的诞生，都反反复复表明了一个主题：温州的民间资金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金融改革天空中的呐喊。温州财团的出现肯定不是偶然的，也绝对不仅仅是一次地方的实验。因为，嗅觉敏锐的民资，事实上已经从今年来管理层在金融改革方面诸多意味深长的讲话中，感觉到某种变革正在来临。他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去闯、去试，去以自己的声音高声呐喊。民资的天性，决定了温州民资在这方面从来不会碌碌无为，而民资的动向背后，也从来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个体现象。财团的组建就是一个明证。　温州的这两个财团(中瑞、中驰)，一定意义上是企业间相互融资的平台，部分行使了金融机构的职能。但在现行体系下，它们没有也无法向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任何一个法定监管机构进行金融业务准入申报，因而处于无人监管状态。因此，如何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法令、法规，既张扬民营经济旺盛的生命力，又能回避风险，是摆在监督部门面前不容忽视的课题，也是事关财团、融资公司未来发展前途的大事。当然，“财团”是民营资本固有本性。虽然生长缓慢，但是有可想象空间的新生事物。它的出现对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他的呐喊声在今天破空而来，注定不会是一次哀婉的绝唱。无数双眼睛盯着正在浙江温州崛起的财团。由于遭遇尴尬的政策缄默，半年前红红火火高调登场的温州财团一转而为低调潜行。而记者在采访中感到，尽管表面上温州财团有偃旗息鼓之势，但温州资本的金融创新冲动丝毫未曾消解。然而开场的红火过后，监管层异常沉默的态度渐渐令冲动的温州资本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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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资本的“导流明渠”在哪里？	温州财团的出现是市场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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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温州1500亿元民间资金如笼中困兽般焦躁而无奈。大部分资金在自发的、地下的信贷循环中流通。温州金融机构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有关人士证实，在温州，拥有几十万元现金的家庭比比皆是，而大部分家庭没有和银行“打交道”的习惯。这些资金正以温州独有的方式，在民间金融体系里流动。这种流动被有关人士称为：资金的“体外循环”。这种“体外循环”的原动力来自于本地区小型私营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这种体外循环加快了温州经济的发展速度，使数目庞大的温州资本产生效益。企业通过民间借贷解决了起步时急需的资金，而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剩余资金又再次进入这个金融体系。温州股市起步比较晚，当年股市在1300点时，温州才有了证券营业部，后来股市升至1500点，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一路狂跌，不到一年，跌到300点。“那是温州股市‘黑色的一年’，温州人也因此遭到‘当头棒喝’。最初投身股市的一批温州人，基本上“血本无归”。”“这大大挫伤了温州人对股市的信心。”温州人对股市态度冷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温州的上市公司太少。据了解，目前温州仅有一家上市公司———浙江东日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没有一家上市。　与股市比较起来，温州的汇市相当火爆。在温州当地被誉为“汇评家”的中国银行温州市分行资金计划部副主任潘红敏告诉记者，温州以一个地级市的身份，其汇市目前仅居北京和上海之后，已成为中国个人外汇交易量最大的城市之一。温州的外汇储蓄额是上海的八分之一，交易量却是上海的一半以上，而且交易量超过储蓄额。温州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每年有30万侨民在全球特别是欧盟奔波劳作，这批侨民寄来大量的外汇，温州人目前的外汇存款已经达到了17亿美元。而这正是温州外汇市场火爆的主要原因。一地资本的流向，多少反映着一地的产业状况。按照目前业界普遍认可的一种说法，温州有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那么，眼下众说纷纭的温州民间资金外流，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现为炒楼模式。也就是说，大量的、原本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产业投入和技术升级的资本，被转移到了纯粹的炒买游戏中。尽管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温州家族式生产管理模式遭遇着诸多挑战。但在房地产市场上，这一家族联合作战的传统优势却有了可施展的余地。那些转战南北的温州炒房“集团军”，多是亲朋好友联合起来的，几十个人、几千万资金一起砸在某个楼盘上，可以迅速抬高楼价。　温州这部分民间资本遭遇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投资重化工、机械等大型产业，缺乏产业基础；投资高科技产业，缺少技术、人才指引；继续眼下的轻工业产品加工生产和模仿制造，又面临着新市场规则的制约和残酷的市场竞争；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又恰恰是民营资本限制领域；投资房产，又不免陷入炒作、投机的怪圈。那么，温州炒房团的资本该向何处去？鼓励温州资本以产业整合的方式，向外扩张，有助于提升温州企业，也利于温州资本的成长。	近段时间以来，温州行业内的整合和民间资本的自发整合蔚然成风：60多家家具企业组建起“家具航母”，统一品牌经营、统一市场服务、统一兴建生产基地；40家拉链企业投资3.5亿元，扛起了联合大旗；模具业也筹划组建温州模具实业总公司，联手进行技术攻关……中瑞和中驰的成立，更是把这种整合推向了一个高潮。有人说温州人这种财团整合完全是国内民营企业的一种创新，是温州人那种“人人当老板”传统经营模式走向历史。　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温州财团的模式是一种组织创新还是新瓶装旧酒？如果是一种组织创新，那么它又新在何处？如果不是创新，其实际意义又在何处？可以说，无论中瑞还是中驰，其股东单位都是资产数亿甚至十几亿的企业，这些企业无论是市场占有度还是其在地方及行业中的地位都是市场的优胜者。凭借这些企业现有的实力在市场中有很好的生存能力，特别是这些企业多是家族企业。它们所发展起来的关系、积累的市场及个体的管理经营等方面是无法通过组织合并的方式能够转化的。如果这些合并不能够做到优势互补，仅合并是无法形成新的竞争实力的。　当这庞大的民间资本向股市及房地产进军遭到狙击之后，让这庞大的资金更有效地运作则成了温州这些民营企业最为关注的大事了。大财团的创立，即使谈不上它有多少创新，但在一定意义上却为温州民营企业未来找到了一条可选择之路。因为，在这些民营企业家看来，不仅可以找到一个融集资金的平台，也是温州的民营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由手工作坊向现代化企业迈进的重要一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企业的集团化、跨国化、混合化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现在不能确定温州财团是否能顺应这种趋势，但温州财团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因此，不管这种财团目前会如何不规范，现行法律对它约束如何少，我们仍然应该让这样的财团生长出来，并扶持它成长。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的每一个行为都是逐利而来，类似于金融控股公司的财团也不会离开这种目标。因此，在我们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没有确立的情况下，这种金融控股公司的财团出现时，既可能整合当地的各种金融资源，也可能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最近证券市场所发生的德隆事件，已经带给人们更多的警示。因此，对于温州的财团出现，一方面政府要鼓励它产生与试点，另一方面也得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它们的行为，以便新的市场秩序的确立。总之，对于温州财团的出现，这是市场之使然。它肯定会徘徊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我们要认真关注它的出现。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估计，民营化程度最高的浙江省目前大约有8000亿民间资本，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民间资本高达25000－26000亿。前一阶段恶炒温州购房团时，有人提出其中暗藏着“仇富”的种子，到底是不是呢？其实，大家没有必要追根究底，倒是对民间资本如此厌恶，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相关政策的滞后和人们的情绪，才是我们最需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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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产沙龙”演变的纸上“财团”	财团机制让银监局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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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一色的法派西服、脚蹬一色的奥康皮鞋，以“财团”作称，令人浮想联翩，其实起点就是一家控股有限公司。—— 种种细节透露出温州中瑞财团成立时的作“秀”色彩，而对于中瑞财团的九位股东代表来说，出演这场“秀”的难度并不小，既要张扬做产融结合的财团的决心和梦想，又要懂得节制、懂得表现对实业本份的安守。于是，外界对中瑞财团今后到底要如何实现所谓的产融结合的追问，就变成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从中瑞财团的9家股东到它的顾问队伍，莫不是谈理论、梦想时滔滔不绝，而一落到具体操作便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当时没有人想到要介入金融，只是想合起来做一个产业控股集团，而这种冲动来自于他们在做多元化时感到在准入、资金、专业水平上存在明显障碍。然而事实是，直至中瑞成立，怀中也并未揣着任何金融许可。 5月，九家股东均摊股权、共同出资5500万元注册成立了“中瑞财团控股有限公司”。 6月2号中瑞财团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一开完，中瑞财团的新闻发言人王振滔便知道自己在聚光灯下可能把某些话说得太“冒”了。在那次发布会上，王振滔称：“中瑞5500万的注资并不大，但是可运作的资金却超过100亿人民币！中瑞进入金融是必然的……中瑞将以金融资本为核心……中瑞会有新的融资手段……也许会接手德隆的某些项目……”中瑞战略投资顾问李信民也表示：“中瑞想的是怎么样搭建一个平台，将没有出路的温州民间资本用恰当的财务工具、金融手段聚合起来。9家企业先投资，下一步是要调动本地资本。”事实证明，这些话引起了监管部门和政府的不安和不满。在张人天带头的专家组所作的报告中，有如下的结论：“日本财团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是财团利用联接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的内部商社组织，解决工商企业小型单一化的困扰……鉴于我国当前工商企业尚未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因此借鉴日本财团经验，组建商社组织，实现财团控股工商企业的全球化营销，增强产业资本的实力是目前我国组建财团最为迫切也最为现实的举措……组建综合商社，需要财团建立独立的财务公司，为综合商社提供融资功能。” 然而这所有的设想都在挑战着监管政策、挑战着中瑞自身的治理和经营水平。几个月前，中瑞50万年薪加奔驰聘总经理被视作一起炒作。如今，据说从几百名报名者中挑出的总裁、来自凯迪电力的杨新泉已走上台前。然而，从6月2日及16日两场发布会的表现来看，作为总裁的杨在那样的风光热闹场面的烘托之下，颇显得无足轻重。他将要对一个由九位股权均等的股东构成的董事会负责，这会出现什么故事呢？	“出生”仅4个月的两家温州财团已全面“触礁”。此时，央行加息已5天，房地产板块一直在下挫，有人断言，房地产暴利时代可能因此终结。4个月前，温州人在中国首创“财团”这一概念，由十几家温州民营企业组成的两家财团中瑞和中驰甫一登场便被尖锐地指为是“更大的温州炒房团”。4个月后的今天，这两家财团高薪礼聘而来的职业经理人已黯然离去。据说，温州当地的金融机构已接到指令，严格控制对两家财团的大额贷款。　由于将房地产作为自己的主要进军目标，两大财团实际已具备了产业基金的主要特征，从而由发展实业进入到了金融领域。但自始至终，他们都未获得金融领域的经营许可。他们动辄数百亿元的豪言壮语早已引起了政府监管部门的警惕。银行信贷危机不仅使财团股东们各自的业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各方筹措的资金也并未流动起来。据称，两大财团的投资意向只是处在“纸上谈兵”阶段。这种由几家民营企业松散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注定会失败。因为，在海外，财团一般指由极少数金融寡头所控制的巨大银行和巨大企业结合而成的垄断集团，如著名的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它们通常是以家族资本为纽带自发形成的，“不可能靠外部力量凝合而成”。真正的财团其内部不仅是统一的产权关系，而且还可以进行完整的资金运作，所有资金都可以在财团内部充分流通。与此相比，中瑞、中驰这样的财团，其成员都各自为战，很难在产权和资金运作上有整体的分配，根本称不上是“财团”。　尽管股东们屡屡强调“现代企业制度”，但实际上他们始终难以割舍自身的利益，当初所允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也就成了空话。更让经营者头疼的则是财团均分的股权结构，如此结构显然难有高效决策与有效激励，最终形成“谁都想说了算，谁都说了不算”的对峙局面。　虽然两大财团的高调炒作只收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但民间基金介入房地产业，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只是我国在相关立法上仍存在一定的空白。目前，我国近70％的房地产信贷都是来自于银行，而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将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适当地调用民间资本注入房地产业，既可以有效地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也可以促进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实力雄厚的民间资本，必然要寻找活动的空间，也必然对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带来一些新的课题，在这些资本涌入社会健康发展的各个领域的同时，也必然会通过政策上的疏漏渗透到一些有待规范的经营领域，牟取过高利润。但是，民间资本无错，错在政策的更新尚未适应新的形式，错在市场经济成熟得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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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温州资本对房产的投资	民营银行“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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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全国各地分散着160万温州人，以经商办实业为主。这些温州客商通常都拥有百万元以上的资金。而温州人天生就有购置房产的习惯。因此，在外经商的温州人，紧随投资行为购置多处房产的情况相当普遍。据称，外出经商的温州客商总共达160万之巨，其中，20万左右的温州商人把上海作为投资创业的主战场。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包括正泰、德力西在内的温州十大著名民营集团，个个都在上海征地办厂。温州人在上海办大中小市场、商品市场、机电市场、普通市场、高档市场等，这些投资举措的背后，实际上催生了一个新的居住群落在上海涌现。　新一代温州商人大多已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当他们开始进行新的投资行为时，他们的视野和眼光已经比上一代人大大提高了。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区域，新的城市，新的文化，这就必然带来他们对投资发生地的谨慎思考。显然，注目上海这样一座充满投资冲动力、文化亲和力的城市，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新选择。长期以来，温州人崇尚实业，不喜欢单纯的资本运作，所以温州人炒股的并不多，这一大批民间资金没有流入股市，在温州本地发展空间比较小的前提下，很多民间资金选择了流往外地寻找机会。在流往外地的资金当中，投资房地产业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近一两年来，一批又一批的购房团涌向上海、北京、杭州等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购房热潮，大量的资金流出温州。据估计，仅2002年，就有近10个亿的温州民间资金流入上海房地产市场。最惹人关注的房地产新闻是:全球最大投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再度出击上海，与上海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投资5000万美元打造高档公寓——复地雅园。去年7月，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基金投资上海锦麟天地雅苑，成为第一支进入上海楼市的美国资本。在上海政府确保房价“首先不能跌,其次才是不能涨太快”的原则后，国际资本的进入进一步让业内人士相信，2004年的上海房价依然坚挺。在目前政策没有完全放开、房地产市场结构正需调整的情况下,外资通过收购房地产不良资产,获得现成的土地储备和房地产项目,从而节省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外资的青睐似乎可以击破年前各种上海楼市将出现拐点的论断。市场进入调整，规范化的操作正是国际金融巨头们看中的最务实的获利。虽然目前尚无确切的统计，但获得了国际投资基金的首肯，就会将上海带到更广泛的国际炒家手里，这些炒家带来的房价刺激，绝不亚于“温州购房团”。内地房地产公司融资渠道有限，银行贷款又受到新的政策约束，这为海外房地产基金提供了更多进入的机会。虽然目前对外资基金运作还存在很大限制，但近年来，来自欧美、东南亚和香港等地的房地产基金接连“试水”，正逐步完善着自己的内地地产布局。仅2003年，就有104亿美元的境外资金进入上海市场，其中有20%投向了房地产领域。在目前投入到上海房地产市场的100亿美元左右的外资(占同期整个上海开发市场投资总额的13.7%)中，以海外基金形式出现的有3亿美元左右，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预计，该数字在未来2至3年内将快速增加至20亿美元。从这一数字，可以“管中窥豹”地看出海外地产基金进军中国市场的迫切。海外地产基金主要以3种方式进入内地市场：第一种是投资开发型，即从前期就开始介入项目的开发；第二种是收租型，即购买有稳定租户的成熟物业，长期持有收租盈利；第三种是不良资产处置型，通过收购不良资产，将其证券化打包处置、变现盈利。目前内地房地产市场对外资基金的运作还存在很大的限制，因此外资地产基金在内地市场的发展仍处于试探阶段—尚没有一家海外基金直接以房地产基金的名义在中国注册，多以离岸投资公司的身份出现。	温州民间资金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民间经济“一统天下”的温州经济的“晴雨表”。从去年起，央行在温州设立了300个民间利率的监测点。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当前宏观调控、正规银行的存贷款回落的背景下，活跃的民间资本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利率上升。第二个标志是民间借贷规模增加。这些资金的流向除存款储蓄外，主要流向各类生产、经营性的投资。空前活跃的民间资本引起温州市银监分局、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高度关注。不要小看民间资本，它是一种社会资本，是一种经济资源。这种资源不是一个地区天然拥有的，而是经过历史的演进逐渐生成的。一旦生成，它便成为这个地区发展的一种支撑力量。民间资本的活动主要反映在民间信用上。纵观温州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民间信用特别是农村民间借贷，像是硬币的另一面，它对推动发展温州市场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阶段的温州民间信用，具有利率灵活、产权明晰、操作简易、依附熟人等特征。其灵活的利率主要是利率市场化。民间借贷利率参照同档银行贷款利率，随行就市，一般是国家规定的银行同期利率的2倍。在操作上，手续简易。由于产权明晰，更关注资金的风险。发生民间借贷关系一般限制在“熟人社会”中。在农村，其活动半径平均为3个乡。银行对企业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它支持的对象往往是优质客户。生长型的企业在创业初始阶段，因实力不强、抵押不足、产品不稳、市场不大、信誉不高等因素，是很难得到正规银行的资金支持。而灵活的民间资本通过信用和亲朋戚友的纽带与创始型、未成型的企业连续起来，为之提供前期资金需要。前期“饥渴”资金解决了，成型后才有可能到正规银行借贷。民间资本这一独特作用，不仅扶持创业型企业走上了路，而且有效缓解了正规银行的风险压力。多年来，温州金融业资产质量一直比较好，（不良资产不到3％），它受到央行的高度肯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活跃的民间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为正规银行起到了分流风险的作用。　有9家和6家民营企业相继联合创建“中瑞财团”和“中驰财团”。该财团向外宣称，企业的运作模式是“集金融、实业和贸易为一体”。这条信息给外界的直接感觉，该财团的脚步似乎已直逼民营银行。中瑞不是做金融业务的财团，它是温州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进行强强联合的现代股份制企业集团。只不过它使用了“财团”这个带金融色彩的名称。国际上真正意义的“财团”，是金融寡头机构。　目前中小企业有三类。一类是优质企业，比例有60％，银行基本能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第二类是摇篮企业，比例仅10％，他们销路没打开，信誉度尚未得到公认，个别甚至有假冒骗，他们基本得不到银行的支持；第三类是有前途的成长型企业，比例达30％，他们需要给予资金扶持，业内称之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的“窟窿”。据悉，当前银监会正在考虑如何把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窟窿”补上去。先办一家介于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之间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融资投资公司。这个特殊的金融机构既搞融资又搞投资，不吸收公共存款。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成长型的中小企业。这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能吸收公共存款，又要向成长型的企业投融资，钱从哪里来？温州银监局的思路是，企业注入自有资金，让有法人地位的金融机构入股，如城商行、农村城信社等，今后可购买邮政储蓄，吸收个人大额委托资金，向银行贷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过审批可以吸收社会单位大额款。办这样的投融资机构，投资收益比办民营银行来得直接，来得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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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下的温州商人	温州模式与功利并举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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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温州的家庭企业和个体商业异军突起，很快取代和超过了基础脆弱的“社队企业”和国有、集体商业。温州民营工业产值1980年到1998年18年间增长了120倍，平均不到3年番一翻。温州市场经济，在发展初期常受打击、压制，如割尾巴、反复辟、抓办“地下工厂”的“办学习班、流通领域的领头羊"八大王"被判刑等等，可以说温州政府曾经是商品经济的“敌人”。由于政府既不能给工作，又不能给粮食，于是只好在市场经济的“人民战争”中开只眼闭只眼，开始学会“认不清"方向。“十四大"为市场经济正名后，温州政府和官员才算找到了方向，与“温州模式”也经历了敌对、冷战、伙伴、战略伙伴关系。民营企业资本的来源，80年代初是靠生产积累和短暂的走私形成少量的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90年代，70％以上靠企业主自有资金（含劳动积累）和社会闲散资金。可喜的是，民营经济在发展中已通过股份制方式走向联合，并出现集团化的现象。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使温州许多优势产品的生产和交易成本降至较低水平。经过二十多年的培育与完善，温州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和良好的运行机制，商业活动的行为规范和机制。生产力要素市场体系的形成，市场化程度极大提高。市场经济要求诚信，以降低交易的成本。经过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混乱局面，温州市场经济主体在发展和磨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市场行为规范，在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方面，如信用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方面，已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我国传统文化重农抑商，温州人反而把传统文化视为“末”的工商看作“根本”，淡漠于意识形态之争而热衷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重工商、轻政治。温州人认为赚钱生意无贵贱，反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会被人看不起，较早地进入那些历来被认为低人一等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商业服务业领域。由于技术力量差，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靠“克隆”、模仿，立足之后加点小改进，鲜有创新，就是创新也主要是着眼于别人不易模仿的技术。曾经是温州四大经济支柱产品的纽扣、皮鞋、服装和打火机，都走过“克隆"的道路。合则生利，散则损益。温州人极其重视合作，亲戚朋友常常在“亲兄弟、明账目”的原则下，取长补短、分工合作一起做生意和创业。同时，为了赚钱所要打交道的前后工序、供产销各个环节及有关管理部门，都会将其看成是合作的对象，而非竞争的对象。从区域分布上，遍布全国各地、世界各国；就某个地区而言，又是相对集中聚集的。一是亲朋好友牵带，一人立足后成群而至；二是因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方言而聚集；三是围绕市场特别是专业市场而成；四是造就市场规模和降低成本的需要。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完善，“温州模式”就越有发展活力。曾经遍布城乡的“散兵游勇”，经过股份制发展后形成的“小米加步枪”队伍，目前已进入“大盘整理”阶段，将逐步会形成“温州模式”的“正规军”和“集团军”。	温州模式以及浙江经济成就有目共睹，其发展从多个角度给了我们启示：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和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经济越发达，文化越重要，越有用。文化是历史，文化是基础，文化是根本。与北方儒家文化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相比，“中庸”不鼓励竞争情况所不同的是，温州人受1600多年前永嘉学派影响更深、更大。永嘉学派提倡“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务农和经商一样重要；强调实际的经济利益，农资流通的客观存在，因而，温州人更早地有了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温州人吃苦耐劳，勇于创新，勇于创业，这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温州人模仿力强、渗透力强，敢闯世界，活动范围大，这也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温州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独立性强、竞争意识强，人人争当老板，这也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正是这种思想、精神使温州人脑子里充斥着“无利不起早”、“平安二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等朴素的市场观和价值观，正是这种思想、精神支撑了温州乃至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换句话说，“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文化传统支撑了温州乃至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地人对温州人的描述，最典型一句话，就是“温州人头发空心”，意思是务实、精明、工于算计。一般人都以为，这种描述对温州人是一种世俗化的蔑视，且含有明显的贬义。如果对其中的道德评判略而不计，这是对温州人的最恰当也最精确的评语。永嘉学派整个思想体系中，最具实践意义、最富人本意识也最富拚搏精神的，便是薛季宣、陈傅良等所倡导的“事功学说”：反对空谈义理，主张格物致知（存在决定意识），提倡义利一致。其后叶适更进一步提出“以义和利，不以义抑利”，换成通俗说法，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小农经济时代，温州人首先找到了农商之间等值交换的一种行为准则。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头发就应该是空心的。　永嘉学派的务实理念，温州人在实践中的身体力行，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温州人群体的性格特征，除了最大限度压缩成本（头发空心）之外，还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由乡音所形成的凝聚力——团队精神。在异国他乡，乡音便是最强大的凝聚力。温州人不惯于独自打天下，却善于发挥团队精神。国内其他省区以及国外许多地方都有温州村和温州商会，包括一些以“同乡会”为名义的民间组织，往往便是温州人的协作区域。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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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的继承与提高	温州商人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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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是在农村发展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农民办企业，经营企业，承担风险，在“温州模式”中，不仅企业的生产以外部的市场为导向，而且在当地企业之间通过市场建立了紧密的分工和协作，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者是市场，也就是说，“温州模式”下的企业是在市场的指挥棒的指挥下运行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已经初步建立，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天然兼容，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温州模式”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可以说，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完善，“温州模式”也越发展越具活力。　我们今天谈的“温州模式”与其形成之初的“温州模式”已有很大的不同。企业的规模也比当初扩大许多，出现了一些合伙企业（温州称为“股份合作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少数股份有限公司。在技术水平、产品品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上也都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形成一批名牌产品，如低压电器、皮鞋和西服等，还兴起了一些以往没有的或很少有的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的产业（如化工产业等）。不少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更为规范。市场营销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主要不是靠大量的供销人员到各地销售本地的产品，采购原材料，而是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建立了专营店等营销网络，有些产品甚至在靠近市场的地点生产。“温州模式”还有其他一些变化，如“温州模式”已由农村扩展到城市。　但是，不管怎样变化，“温州模式”作为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其基本精神仍需要继承。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环境的变化，“温州模式”本身也需要逐步提高和发展。（1）“温州模式”的最重要和最宝贵之点在于，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2）“温州模式”的基本精神还在于为了致富，为了创业，要不断追求，不断开拓，不断前进，永不满足。（3）“温州模式”的基本精神还在于，为了致富，人们异常勤劳，敢于冒风险，勇于闯天下，工作不挑拣，没有职业高低贵贱的考虑，努力学习本领，善于适应环境。（4）温州人创业极其艰苦，特别是在外地、在海外。为了生存和发展，温州人之间既彼此竞争，又较为团结互助。　在“温州模式”发展的初期，人们创办的绝大多数是业主制的家庭作坊或企业，还有一些合伙企业。这类企业已无法适应温州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文化水平较高、有眼光、不满足于已有成就的企业人士组建了一些有限责任公司和少量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类现代企业制度，为温州企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不仅大大突破了家庭成员、合伙者个人的资本有限的约束，大大拓宽了融资的渠道，而且有条件按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突破了家族式企业和家长制管理的限制，并能吸纳职业经理人、有才能的人士管理和经营企业。温州的企业大多是靠自身的积累发展起来的。这自然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但在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的今天，除此以外，企业还应利用资本市场，通过资本运作使自己尽快做大做强。	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他们不论干什么，生活中总充满乐趣，而且敢于生活，善于生活，洒脱，顽强，从不失望。　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温州人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鹜远，从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但是，温州人是有眼光的，当他们积蓄了资本后，就会把产品由小做大，最后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并且涉入房地产、金融业，于是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温州的农民购销队伍由各种职业的劳动者转化而来。此前他们可能是耕地的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还有村干部、复员军人、民办教师等，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从弹棉花、从事手工业、做小生意等行业中转化而来。这些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在全国人面前勾勒着温州人的形象。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到了锻炼；同时，长期的外出活动实践，培养了他们交往的才干，积累了经商经验，熟悉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性及市场需求状况，建立了不少稳定关系的渠道，为购销活动的成功上打下了基础。　　　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温州商人更是遍布中国以至世界，而且越来越由行商推销变为坐商，由游击方式转向坐镇赚钱，形成了“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能开拓市场”。温州人还大胆地杀向了海外。美国、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都有温州商人。在巴黎，还有“温州街”呢!在巴黎的13区和14区，住着的都是温州人，听到的都是温州方言，甚至警察也得说温州话，温州人达到8万人之多。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温州有700万人，流往全国有200多万人，超过1/4的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或海外经商。温州商人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非常有耐心，不妄想一夜暴富。一旦看准某项业务，就会扎下根来，踏踏实实地赚钱。温州商人非常看重信用，有时小额短期借款可能连借条都不用打，但是借了钱的商人往往会提前还钱，万一临时周转不过来，也要东挪西借把欠款先还上再说。　温州商人既有浓厚的竞争意识，也有足够的合作精神。深知诚信可贵的温州商人在他们进入的行业中体现了“团体作战”的威力。他们之间有激烈的同业竞争，同时也形成协作和分工。对于温州商人这种聚集在一个行业共同发展的现象，专家曾不带贬义地称为“小狗经济”，意思是一群小狗团结起来，能够战胜强大得多的对手。然而温州人自己更愿意称作“森林经济”———一片森林有大树，也有灌木、小草，在生态上相互联系和支持，远比单打独斗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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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扬温州精神	温州商人的创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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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去过温州的人，可能无不对温州近年来的变化叹为观止，无不对温州模式感到惊奇，更无不为温州精神所折服。温州人发展经济，改变落后现状的做法我们不可能照抄照搬，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精神却是我们必须要学的，却是我们最需要学的。多少年来，温州人挺起腰杆做人、低下头来做事，他们不事张扬，求真务实。他们用自身的实践诠释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格言。温州传奇而独特的创业之路，已成为经典性的发展格局。而这其中的辛酸苦涩，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体味。不管是来自“左”的还是“右”的重重阻力，都没能挡住温州的发展。高扬温州精神，首先要学习温州人做人处事的态度和思想观念，纵观温州的发展历程，总结温州的发展经验，我们不难发现，温州腾飞靠的就是温州人，温州人是温州最大的资源优势。温州人一向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他们讲求功利却不失热情朴实，他们投机钻营却不失聪明睿智，他们积极向上，靠勤劳获取财富，获取果实，他们不图形式求实效、不务虚名求发展、不挤官场闯市场。温州人硬是靠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什么艰难险阻也难以改变他们追求富裕生活的韧劲，一步一步改变了温州的面貌，一步一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温州人从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对于什么该为，什么不该为，他们总有自己的尺度和标准，他们善于把握和抢抓各种机遇，总能创造性地执行国家的政策，总能在发展的现实中找到国家的政策与当地实际的最佳结合点。到底什么是温州精神？用更直观、更形象、更便于记忆的八个字概括：“胆大、闯荡、打拼、原创”。 “胆大”。温州模式被当地人解释说没有“模式”，胆大包“天”，胆大包“地”，胆大包“海”，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敢为天下先，凭着嗅觉灵敏，先知先觉，处处想在别人前头，抢在别人前头。 “闯荡”。温州人有点像“吉普赛人”，恋乡不恋土，既然家乡土地贫脊（人均耕地0.33亩）不能养家糊口，干脆就闯荡江湖打天下，不当“愚公”做“智叟”，哪里有市场就上哪里赚钱，管他是雪域高原还是战火刚熄的伊拉克，温州人硬是把脚印踩遍了整个世界。 “打拼”。温州人特能吃苦，温州的老板就是靠修鞋、裁缝、弹棉花、做木匠、推销员起家，不断进取，永不言败。 “原创”。温州人干事从来不等不靠，不用别人打样；温州是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城市，资源极其缺乏，可温州人善于“无中生有”。被经济学家称其“零资源现象。”这就源于他们善于创新。另加一点，“心齐”。温州人心特齐，特抱团，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温州商会，有大事小情，不用自己出面，由商会出头给你“摆平”。温州的企业家还经常在一起交流商情，哪里有房地产能赚钱，大家合伙出去炒；哪个地方缺少哪种行业，商量妥了再进军！温家宝总理说，温州人这种精神是一种创业精神。温州人能吃苦，而且吃苦不叫苦，这就是中国人力量所在。	1979年，年仅16岁的王鹏口袋里装着有限的一点钱来到长春，在长春市西四马路胡同口摆了个眼镜摊。1983年，王鹏开了一家正规眼镜店，看到当时顾客到国营眼镜店配眼镜还要排队，并且一个月后才能取镜的情况时，打出了“配镜高效率”的王牌：半天之内一定让客户满意，并建立起当时很少有企业顾及的售后服务，每天有2到4名专业人员分乘两辆专车，随时到客户家上门验光和免费维修。高天乐担任总裁的天正集团公司的前身是温州乐清长城变压器厂(后更名为浙江长城电器实业公司)，创办于1990年9月。从1990年9月到1994年4月是第一阶段。这期间，企业较好地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第二阶段，大致是从1994年5月到1996年底，以1994年5月“长城实业”联合7家同样性质的私营企业，组建浙江天正集团公司为标志，企业进入了股份合作制阶段。第三阶段始于1997年。这一年，在高天乐的极力主张下，天正集团核心层历经两次重大股权调整，第一次面向内部发展了近100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入股，共吸收股金2600万元；第二次面向外部兼并了19家成员企业，又吸收股金3000多万元，企业由“人合”公司逐步向“资合”公司过渡，企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比较规范的股份制阶段。 1996年，在成都当过兵又在成都做生意的姚学义与几个同乡联合出资在荷花池一举买下了23个铺位，并对外招商。1997年9月份开业时，一下子来了70多家皮衣商，第二年增加到200多家，销售旺季一天批发几千件皮衣。之后，姚又趁势开办了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皮衣批发市场，营业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紧接着，姚开办了另外三个专业市场：高档服装面料批发市场、广式童装城、九区布业区。郑秀康夫妇就在租借来的狭窄的卧室里，利用床前仅3平方米的天地，开始了他们的创业。1980年，郑秀康决定全力投入制鞋，他向工厂提出停薪留职。郑秀康的创业从1500元起步，经过20多年努力，今天已拥有了3亿元的资产规模，在刚刚过去的2002年产值就达7个亿。　在温州吴桥路，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挺宇集团公司，其产品是高精度的阀门与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在线分析系统”，除此之外，该公司还做出口贸易，在美国、意大利、香港及国内各大城市均有分公司。年产值3亿元，固定资产2.2亿元。这么大规模的现代化、国际化集团公司，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无一例外均来自一个家庭。女儿——十八岁的女总经理。挺宇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潘佩聪绝非等闲之辈。潘佩聪从小就边读书边跟着父亲办企业，16岁时曾孤身一人赴上海金山乙烯厂为父母讨回30万元货款。1989年父母出走时，将企业托付给两个主管，当时管理财务的阿聪每天只见钱出不见钱进心里着急。她将自己任命为总经理，挑起企业和家庭的两个重担。　35岁的王均瑶，因此成为“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第一人”。尽管今天均瑶集团的总部已经在繁华的上海，但是王均瑶的成长是一个经典的温州商人案例：一个16岁辍学的青年，最后成为让资本“飞”上蓝天的企业家。王均瑶的故事告诉太多渴望成功的年轻人：只要敢想，只要努力，就能飞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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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看原生态民企困局	温州模式期待脱胎换骨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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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中文版首次推出“2004年度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其中杭州名列榜首，宁波、温州、绍兴名列第2、5、9位。在浙江省工商局和省私营企业协会公布的2003年度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中，绍兴有36家民营企业入围，比2002年多出一家，杭州和宁波市各有15家，而中国民企的发源地温州由2002年的第三位降到了老四。　为什么以前默默无闻的绍兴民企一鸣惊人，杭州民企持续做大，而一向以民企老大自居的温州民企近几年在全国和本省的排行榜上的身影越来越少呢？这是在浙江省乃至在全国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民企力量的演进与较量所致。经过改革的阵痛，以绍兴、杭州、宁波为代表的由国企、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转制而来的转制型民企，其发展速度呈现加速态势。而以温州为代表的原生态民企，即从个体(家庭作坊)、私营企业发展起来的，由于其丧失了原有的体制和产权的先发优势，同时，仍保有原来的经营状态，使得其成长态势没有转制型民企迅猛，有的甚至出现徘徊状态。　目前绍兴地区共有24家上市公司，仅绍兴县杨汛桥镇，已有10家上市公司和拟上市民企。显然，这比温州棋高一招，至今温州还没有一家在国内外直接上市的民企。温州的民营企业是从家庭作坊、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私人独资企业是主要的制度形式，不仅个体企业、私营企业是独资企业，现在温州很多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实质上也是私人或家庭独资的，另外很小一部分企业则为私人或企业主共同出资的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有限责任公司。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绍兴、宁波、台州和杭州等地转制型民企的迅猛突起，以温州为代表的原生态民企却由于丧失了体制和产权的先发优势，同时，由于其公司治理结构仍以家族制为主，这使得原生态民企的成长速度没有转制型民企快。随着企业的壮大，原生态民企完全归一个老板或一个家族运营的家族型企业必然面临着发展的阶段性的瓶颈，尤其是管理上的制约。股份制和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成为企业面临的最大门槛。又由于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治理结构没得到解决，也使得企业升级产生了困难，企业无法及时升级为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企业，又反过来制约了企业的成长。温州民企为家庭(个体)工业发展而来，企业发展壮大是民企老板通过千辛万苦累来的、拼来的，企业性质多为家族制，民企老板不愿将自家的企业改为股份制，从而分解自己的控制权，更不愿通过上市将自己的心血转化为公众企业，从而丧失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和话语权。所以，至今，在温州没有一家直接在国内外上市的民企(目前只有一家企业过会、一家海外买壳上市)，这与作为民企发源地和民企大市的温州极不相称。　其实，温州目前出现的、被广为议论的产业套牢与“代际锁定”的困局，除了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认为的温州实行的是人格化交易(在亲戚朋友等熟人间的交易方式)因素外，还与温州原生态民企没有及时进行企业治理结构改革有关。温州原生态民企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不进行积极的改变是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服装、打火机等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再好的经济模式如果一成不变，它也很难以就能够保持着原有的优势。温州没有中央部委所属的企业以及大的研究机构，高级人才的底子薄弱。温州的企业普遍还处在非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阶段，还是给人有小打小闹的感觉，没有踏上知识经济的节拍，无法做大、做强、做优。要把企业做大的话，高级管理人才是不可缺乏的。温州也没有中央部委院校，只有温州大学、温州医学院、温州师范学院这样的学校，就目前这些学校培养的人才数量和质量来看，还远远不能满足温州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在温州，不少具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意识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品牌经营、营造企业生存环境的重要性，从软硬两个方面在积极地变革企业以适应市场的巨变和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像均瑶等优势企业因温州的人才、经营、信息等环境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而实施了“迁都运动”，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曾经被人们誉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天堂”的温州，将营销总部设立在上海、杭州等地，其后还不乏追随者。更有一些企业立足温州将企业重心由生产转向经营，抛却“以产定销”的传统观念，提出“以销定产”的现代经营方式，积极引进职业经理人、加强企业品牌的塑造，康泉、正泰、得力西、奥康等一批品牌已脱颖而出。天正集团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的引进工作显得比较彻底，动作也比较大。老板高天乐深知人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职业化对于21世纪企业间竞争的重要意义。在经过“50岁的人离开工作岗位”和“让不能胜任者出局”两次“杯酒释兵权”将自己的父亲、亲戚和家族势力全部调离企业之后，积极组建职业经理人队伍。目前，天正公司的7个副总中，4人是硕士，2人是本科，一个是MBA在读。80%的中上层管理人员都是通过招聘选拔而来，包括从飞利浦、惠普跨国公司“挖来”的和从猎头公司以及人才招聘会高薪“买”来的。仅中层管理中就有16个MBA。知识结构之高，令同行刮目。也许，以民营经济为特色的温州企业大范围的引进职业经理人的时候，才是新温州模式崛起之日。而这背后，是由正泰南存辉、得力西胡成中、天正高天乐这样一批具有战略家眼光和发展思维的企业家做支撑的。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国民待遇原则意味着国内外的企业将按照一个‘游戏规则’办事，在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而企业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聚焦在人才的竞争上。在国内还算有点规模，但是如果我们放眼全球，我们如何跟具有上百年历史的跨国公司竞争？企业运营仅凭个人经验、个人感觉或者亲情肯定维持不了长久，职业经理人的引进是必然趋势。企业老板希望职业经理人能够在短期内带来丰厚的利润，并能够保持自己对整个企业的控制，而职业经理人则更关注企业长期的利润回报和企业健康发展及品牌的稳步提升，而这些必须依靠一定的权利（最主要是人事权和财权）来实现。由于温州的地域特点、文化背景和人文素质，温州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进程会是非常缓慢，甚至会出现反复的波折，有一个经历“排斥”与“接纳”的过程。但要想重塑温州模式，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也许在将来的某一段时间，具有战略眼光的温州企业家和由他们邀请来的职业经理人，真的使新温州模式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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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鞋西班牙遭焚事件引发温州模式变革	温州商人：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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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喝着可口可乐、穿着意大利服装、用着法国香水、开着宝马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欣然接受而无反感？因为这些国际品牌已经成功地超越了文化、地域、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一种全球共享的时尚和流行。温州鞋西班牙遭焚事件再次表明：中国本土企业必须品牌化，品牌必须国际化。但国际化之路，需要有新的探索。何止温州鞋业，温州制造的品牌成千上万。但是，按照强势品牌的标准来衡量，温州恐怕还没有一个品牌够得上“强势”。目前，“温州制造”不少还是以家庭手工作坊式为主，做的也是贸易，而不是市场，看眼前利益多，谋长远发展少。这把火是迟早要来的。此次西班牙烧鞋事件，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暴露出温州模式的一些弊端。一方面，中国商品常常在欧美遭遇惩罚反倾销高关税，如电子商品、打火机、家具等；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直接在市场上遭受到欧美本土中小企业的排斥和文化抵触。这些问题甚至比反倾销更为严重。因为反倾销还是政府主导的行为，而欧洲中小企业主的行为，更易得到本地人在情感、文化形态上的支持。中外合作中，以往有两种模式：OEM模式和中外合资合作经营模式。OEM就是通常称谓“定牌生产”或“贴牌生产”。委托方拥有产品设计和品牌营销方面的优势，制造方则在制造成本上有明显的优势。但是，由于OEM企业不拥有生产自主权、核心技术和原创能力，缺少对市场的了解，缺少自己的品牌，最终，它并不能走通品牌国际化的道路。中外合资合作经营模式很多见。在这类合作模式中，可以中方控股，也可以外方控股；在市场操作中，可能采用中方品牌，也可能采用外方品牌。不过，这类合作模式已出现两个让本土企业异常困顿的症状：一是诸多外方通过高超的技巧，把本土品牌冷藏，最终以国际品牌取而代之；二是市场上形成一种顽固的消费者反应，即对本土品牌的冷漠，崇拜国际品牌。其最大问题是：本土企业和本土品牌始终无法通过合作走向真正的国际化，从而在国际品牌体系中占据位置。温州人闯荡外国市场的嗅觉和能力，使他们在欧美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中国进入世贸后，中国产品如何走入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家如何建立环球业务，成为许多学者探讨的问题。温州商人在西班牙遭遇排华暴动，其中也或许有一些可令人反思的教训。精明的温州商人在进入新地点时，往往都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但是温州企业仍是家族式轻工企业，不容易吸引家族外人才加入，这限制了企业的国际视野。　欧美的跨国企业，半个世纪前就已认定，向海外扩张的策略，必须和当地民情及文化相融合。一些大企业还聘请学者和市场行销专家为顾问，以确保产品和企业的形象不至于冒犯当地的民俗和文化。不少企业还定期拨款，赞助当地的公益和文化事业。西班牙的排华事件，显示一些当地民众把温州商人视为侵略他们经济生活的外国奸商。这事件显示，中国企业若要在海外扩展市场，不能单以成本低为单一竞争条件，显然也不能不下些功夫，建立企业和品牌的公关形象。	他们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不赚钱，毋宁死”是温州商人的逻辑。鲁迅先生曾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那么，中国的温州人就是这样的勇士。温州750万人口，在外经商办企业的就有200万，每4个温州人中就有1个在外打拼，其中在海外谋发展的有50万人。在外闯荡的温州人，他们将“温州”这个词无限扩大，并不断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文化价值内涵和新的精神要素。　温州人四处迁徙，把店铺开到全世界各地的故事早为人知。在巴黎市区或罗马火车站出口，你能看到成百上千家店铺绵延数十里驻扎着清一色的温州兵团。现代版成吉思汗传说在他们脚底下神奇地展开：攻城略地，无往不胜。仅巴黎地区，温州移民的数字就是15万。美丽城再往东，温州人的店已经火爆延伸至巴黎郊区93省。除此以外，环巴黎市郊一个大圆的范围内，还分布着上千家温州餐馆。　傅松望，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浙江温州，80年代初到西班牙，他努力奋斗，勤劳拼搏，现已拥有多家饭店和贸易公司，现任西班牙王国温州同乡会会长、温州市政协委员、中国侨联顾问等职。徐卓亚，生于浙江温州。1981年到荷兰，以餐饮起家开始创业，之后陆续涉足进出口贸易和娱乐文化产业的经营，目前，他的公司已成为荷兰最具有影响的华商公司之一。尽管“彩虹之国”南非的社会治安状况仍令人担心，但不少温州商人的“淘金”热情还是有增无减。南部非洲浙江商会会长、温籍侨领胡李明昨天透露，近日他与香港老板合股投资8000万兰特（约1280万美元），在“黄金之都”约翰内斯堡买下一块总面积为5万平方米的旺地，筹建南部非洲“中国温州商城”。据悉，这将是继喀麦隆之后在非洲大陆兴建的第二座“温州商城”。目前，旅居南非的温州籍侨胞已达200多人。在南非当地的中国城、香港城等中国商人集中的批发市场，几乎三分之一的商铺为温州人所有或由温州人经营。温州商人的商贸目光开始转向土耳其。浙江东方集团对外经贸分公司最近组织企业赴土耳其开展商务考察、洽谈及产品展销活动。据联合国贸发署统计，土耳其是2000年度旅游业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时，土耳其也是各类小商品的进口基地，土耳其在贸易上享受欧盟成员国的待遇，进出欧洲的关税为零。因此，在土耳其设立公司，进行转口贸易，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伊拉克战争正酣。一向精明的温州商人在密切关注伊拉克战局的同时，把眼光瞄准了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商机上。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温州商人将有“集体动作”，因为战后伊拉克将重建家园。中国人再次跨过了鸭绿江---这次是商人。曾吕飚是温州永嘉人，在沈阳创办的中旭集团与朝鲜的贸易省等有关部门合作，承包了目前朝鲜国内最大的百货商场——平壤第一百货大楼。平壤第一百货大楼位于平壤市中心黄金地段，共有营业面积3．6万平米，中旭集团将投资5000万元对整个大楼进行改建装修，并直接从国内组织货源在朝鲜销售。改建后的新大楼将成为朝鲜国内最大最好的百货商场，计划在今年底正式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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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延伸	贴身细察温州民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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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外贸服装企业合力在上海买外贸大楼，近期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来说，上海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很高，外国企业登陆中国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企业要更好地与外界接触，在上海设立展示厅，设计研发中心都是很必要的。此外，上海的高级人力资源丰富，有利于企业吸取更多有用的人才，但这并不是说企业要移到上海。 2001年，国家计委批准建立济南农产品贸易中心这一大型农产品龙头企业项目。三年来，济南市与多方投资商进行接触，最终，这个“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的大型农业项目被来自温州的客商“拿下”。贸易中心的规划重点围绕集聚农产品的商流、信息流、配送和仓储等功能要求，把加工贸易中心分为市场交易、储存保鲜、加工配送、信息处理、金融结算、检验检测和科研孵化中心等，实行农产品对手批发、订单式交易、第三方代理、拍卖和网上交易，一头连起基地，一头通向国内国外市场，带动农产品深加工，具有产业融合、放大经济、孵化人才的作用。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上海基地13日在上海挂牌。来自温州的民营企业－－上海华东电器集团公司成为这一企业化运作的国家级软件企业首次吸收的民间产业资本。国家级软件产业选址上海开设基地并吸纳民营资本入股，将充分发挥上海经济和资本市场中心的机制功能。注册资本2000万元的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上海基地完全采取企业化运作方式，吸收了民营产业资本、员工入股、国资管理机构和投资基金等多元化资本。大批温州民间资金聚集成资本入蜀，从修建商城到经营商城，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聚合效应日渐显露。一批温州人也被推到了经济舞台的中央，在四川继续着他们的财富故事。温州企业投资德阳的协议正在举行签字仪式———6个项目，金额1．45亿元。这意味着，又有上亿的温州民间资金将在德阳转化成“下崽”的资本。从投资的方向来看，温州资本的取向明显。连续的电荒，大大刺激了电力建设市场。在这巨大商机中，温州民间资本及时出击，成为电力投资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今年前10月，国有及国有控股电力投资17.96亿元，同比增长125.2％，占总投资的比重为81.2％；非国有投资4.15亿元，其中民间资本投入就达 4.02亿元，同比增长达161.2％。虽然民间电力投资所占份额比较小，但增幅却高于国有投资36个百分点，显示了民间资本的极大活力。最近，温州商人斥巨资投资山西煤矿经媒体披露后，新名词“温州炒煤团”频频亮相。据了解，到目前，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包括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已经由温州商人承包，投资额度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他们控制的煤矿年产量达8000万吨以上。这一产量是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5，也就是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20。温州人最早进入山西煤矿行业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苍南和平阳的井巷工程公司的一批职工，以高出一截的技术立足煤矿井巷掘进市场。此后，温州商人陆续进入山西承包煤矿，从事煤炭采掘、生产和经营。2000年后，全国煤炭市场经历三年特困期，有大量温州商人进入山西投资煤矿。近两年能源短缺，电荒、煤荒困扰全国各地，又有部分温州商人转行到山西投资煤矿。	把生意做到联合国的中国人产生在温州。专家们说，温州今日出了名，全靠一本“市场经”。组成温州人生命躯体的“DNA”是市场经济。现在温州“人人想当老板、人人争当老板，人人都有创业冲动”；更为独特的是，温州人生活观念与众不同：把吃饭睡觉叫生活，把做工创业叫“做生活”。这种原始的主观能动性无疑就是推动温州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温州经济；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温州的今天。　诚然，在历史上，温州确实也乱过，也造过假。即使是今天，成长中的温州也绝不是十全十美的。如何认识和对待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负面问题。开始的时候是“先放后导”，就是先发展后管理，先流通后交通，先繁荣后市容，先生产后基础，先无序后有序。到了后来是“边放边导”、“先导后放”，就是抓管理促发展，抓交通促流通，抓市容促繁荣，抓基础促生产，抓有序止无序。民营经济发展是不是有固定的模式。温州模式就是没有模式。温州的民营经济本身就是在不断地演变发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征。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过去，温州的政府是“视而无为实有为”，在发展民营经济过程中，主要做好政策引导、典型引导和舆论引导。今后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过程中，主要是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尽可能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第二件事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第三件事是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特别要重视抓信用建设。总之，政府主要是当好“服务员”、“导航员”和“裁判员”。如何保持民营经济的持久活力。温州先发性的优势正在逐步弱化甚至丧失，如何保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持久活力？一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硬件和软件环境，使企业有更大的发展平台；二是引导企业进行创新，重点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三是引导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以此来提升自己；四是开展“温州学全国”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引导部门和企业学习借鉴别人好的东西。民有经济是和国有经济相对而言的，凡是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为老百姓所有而不是为国家所有的企业，都是民有企业。迄今为止，正式文件和报刊上的许多文章，都把民有经济说成是非公有制经济，或个体私营经济，这是传统的歧视性的说法。有些地方的提法是"民营经济"，就比较好一些。但也不够准确。因为"民营"只能表示是老百姓经营的，而体现企业性质的却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归谁所有。有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就有了经营权、处置权、利润分配权。所以，更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民有经济"。它既包括个体经济、私有经济，也包括已经开始向公有制过渡的股份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民有企业的公有化、社会主义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建立股份公司。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每一个有作为的企业家都不会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他们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大。这种意向，就个人来说，是张扬自己的个性，最充分地实现个人的价值；就社会来说，是要对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有限的资金束缚了他们的雄心壮志，要突破这个束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股份制改组，把个人的或家族的企业转化为现代化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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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商会演示发展新模式	找一根金线把闪亮的珍珠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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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几乎每一民间商会领导人的产生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一份关于温州民间商会的调查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商会的民间自治性、服务性以及专业化的发展是其活力之源。在温州这样一个务实氛围特别深厚的社会中，温州民间商会不仅为民间自发型的商会成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也为带有“准政府部门性质的行业协会的改革与转轨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目标模式。民营经济对商会的需求是内在的、本能的、自发的，其本质是需要形成一个“行业代言人”，以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协调行业内外的各种经济社会关系。这种内在需要首先表现为行业自律的需要。其次是合作的需要。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势单力薄，又没有“娘家”的民营企业逐渐意识到，同行之间不仅要竞争，而且要合作，要形成团体并以团体的名义去保护同行业的利益、促进行业的发展。其三是沟通的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民营企业家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必然有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诉求。这种诉求就需要沟通。以商会为中介，能使这种沟通趋于和谐、有序。民间自治性、服务性以及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是民间商会的三大特点。其中，民间自治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活力之源。服务性是民间商会的基本工作方式，也是其赢得威信的基础。而专业化是民间商会的发展趋势，也是其强化功能的必然选择。温州民间商会的民间自治性表现在：1、民间商会的领导人由会员民主选举产生。2、商会经费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保障性和独立性较强。3、商会内部治理机制比较健全，外部监管机制比较规范。民间商会的成长过程，是一个服务意识不断增强、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服务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在温州这样一个务实氛围特别深厚的社会中，民间商会的凝聚力、号召力强不强，并不取决于它的权力有多大，管了多少行内事，而在于它为会员办了多少实事、在行业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因此，许多商会都鲜明地亮出了“为会员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政府服务的口号。它们以会员的需求点为自己工作的着力点，积极帮助会员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为会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平台，举办或组织会员参加各种贸易活动，组织开展本行业的质量认证、检验检测和技术培训，开展新产品维权，牵头组织行业技术职称评定等等。虽然历经十多年的发展，但是温州民间商会仍然处于成长期，还远远没有定型。它的功能和作用将会不断拓展。根据初步梳理，民间商会的独特作用有以下几点：（一）发挥组织和服务功能，办成了许多单个企业想办而又难以办成的事。（二）发挥协调和管理功能，承接了一些政府做不到、做不好或不便去做的事。（三）作为民间组织，在国际经贸交往中发挥独特的“前台作用”。（四）参政议政，发挥“桥梁“、“纽带”和参谋、助手作用。	对温州模式的解释很多，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东西，是珍珠；当然还有很多研究不够的东西，是没有充分挖掘出来的珍珠。这些都有可能是现实中被埋藏在沙底下的珍珠，还没有被人们发现和认识，因此如何找一根线索把这些明显和隐蔽的珍珠串起来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这些珍珠，都是温州人在创业的实践中千心万苦磨砺出来，并创造性地编制成闪亮的项链。下面就用SSP这条主线把它们串起来。 SSP 就是SOCIAL SYSTEM OF PRODUCTION（社会生产体系）。它认为人们所选择的特定生产方式必定是嵌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治理结构）里的，这些不同的制度背景包括劳资关系制度、技工培训制度、公司的内部结构、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结构、公司和其他供应商和销售商之间的关系机构、社会的金融市场、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的规范道德和传统等等。它说明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的选择不是随意性的，而是根植于相应的社会结构。美国的行业协会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或多元化的，没有强制性入会制度，协会间的组织也比较松散，各协会的功能主要是分散地游说政府和国会；而日本和德国的行业协会被称为法团主义的，既强制入会而且在每个行业都形成金字塔似的结构，顶尖有一个行业总会，行业总会下面有一些按中级标准分类的产业二级协会，二级协会下面又有一些产品类的专业协会，其塔底则是众多的企业原子。这些协会不但有效地协调企业之间的行为，而且还在各协会之间充分谈判的基础上，将行业的共同利益，通过塔尖直接和政府对话，它们对会员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当然大家可能要说行会是一个落后的东西，比如说它是卡特尔。但是最近的经济学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的行会是给予肯定的态度，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秩序是非常缺乏，而且是非常混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些民间自律的组织来协调经济活动。不像在美国，已故OLSON教授在《国家兴衰探源》中把行业协会描述成一个只追求非生产性财富的利益集团。而且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中，对协会的协调一致行动进行严格的控制。但是在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地方，民间组织、社会网络对落后地区的发展的确起了相当大的的作用。当然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博弈，温州的制度创新是当地社会的普通民众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在当地的代理人之间长期而反复的冲突、妥协、谈判的结果，其中地方干部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常常成为老百姓的合谋者，当然，他们也从财政收入增长和寻阻机会增多中得到了好处。市场经济具有立宪意义，而且现实中已经有了立宪的动机和立宪的基础。这种立宪体制，立基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弘扬，也许能够克服西方立宪制度的某些缺陷。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了，需要多学科的合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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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重塑人才渠道	变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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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少接触猎头公司的温州民企来说，或许很难理解11月26日民交会上猎头公司阵容的“豪华”——有让郭士纳成功空降到IBM任董事长兼CEO的海德思哲、为半数世界500强企业引入高层职业经理人经历的光辉国际。而更多看似普通名气也不如两家巨头般大名鼎鼎的猎头，如澳大利亚埃克比斯公司、法国Mercuriurval、日本AvantiStaff，这些猎头都是初次进入中国，首站就选择了温州。72家类似的机构同时出现在温州洽谈业务，以致国内许多媒体都将这次民交会的猎头公司现象称为“国内民企首次大规模地招揽世界人才”。尽管在展位甚至有不少企业将猎头很简单地理解成了“挖人”，但温州民企在引入高级人才上的急切还是让这些与大公司接触惯了的猎头公司们感到意外。他们开出的价码令我吃惊。但无论如何，对于国内外的猎头公司而言，此次的温州之行都已经达到了预计的目的。温州民企拥有雄厚资本并且求贤若渴，这给猎头公司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尽管在展会上出现得最多的是技术项目推介、技术型人才的引进，但在各种交流场所，管理人才的国际化讨论则是此次民交会的一个主要声音。对于温州民企而言，高级人才的引进特别是高级管理人才的引进，还需要企业家与经理人更多的沟通与耐心。在民交会之前，温州民企引进海外专家、高级人才，多依靠个人关系。而民交会大量的猎头公司及海归人才的进入，成果的推介给民企的引才带来了全新的突破。对于民企而言，其意义并不在于眼前的一场展会，更多的是一种新的引才渠道的生成。民交会组委会将实现国外人才中介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尝试性突破、政府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服务领域的突破和引进人才内容、档次的突破作为民交会的3个软成果。民营企业聘请的海外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开发。如何激发海外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外人才作用是企业和政府主管部门应该高度关注的问题。调查表明，许多企业认为海外人才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这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例如，企业的激励机制不完善；与海外人才的沟通存在障碍；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限制等；海外人才自身道德风险因素和他们对企业的满意度；文化冲突和专业翻译缺乏等也是重要的限制因素。做好民营企业引智工作总的原则是：企业自主引智，市场调节引智，政府促进引智，三者结合，缺一不可。国家外国专家局作为我国引进国外智力的政府部门，应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宣传、鼓励和引导，营造有利于吸引海外人才的良好环境；二是加强对民营企业引智工作的指导和规范；三是创新政策，加强服务，尽快制订一些有利于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政策，在外汇、税收、居留等方面，创新制度，完善政策，改善环境；四是加强国际人才市场建设，健全国际人才中介服务体系。做好引智工作，民营企业需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提高对引智战略意义的认识。树立引智投入、人才投入是效益最大投入的意识，加大引智投入。二是高度重视引智安全问题，防范各种风险；三是最大限度发挥海外人才的作用。必须遵循事业、待遇、感情和环境留人的原则，增加海外人才对企业的满意度和认同感。	与其他解读不同，《中国民族》2004年第5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认识温州人和温州奇迹的视角：带有新闻特质而兼有社会人类学意义，带有人物追踪访谈又隐含个人生活史功能分析的理论价值。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能从传统中国的组织与地缘社会的关联中，发现若干的种类和细节，可以提供一个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新的切实而又可行的入口。温州在各地的生意人是如何生存生活的？他们靠什么样的组织实现团结和互助——这些，是社会人类学同样关注的问题。“1995年8月28日，一群在云南的温州商人发起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温州商会——昆明温州商会。那天夜里放了焰火，在昆明的温州人一夜狂欢。”现任会长，当时的发起人张国光至今记忆犹新。这些带有人类学田野报告手法的文字，告诉了我们温州商人的组织。现如今，温州云南商会的会员达到1500名之众，内蒙古、西藏、新疆都有了温州的企业家和他们的组织。恩格斯在《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把由血缘关系组织发展到由地缘关系组织视为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另一个温州”告示人们，温州商人已经逐步完成了由血缘组织到地缘和业缘组织的进步。温州人建立起了西藏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此举的文化意义在于实现了不同族群之间人们生活的互动和文化的交融；温州商人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增加了“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对话合作的空间。温州人在温州以外的许多地方建立了他们的商业和人际的平衡。正如马凌诺夫斯基提出的“家庭是社会的胎盘”，家族制度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个人在家庭中从生物人被塑造成社会的人，从而构成他们社会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因此，从血缘、亲缘到地缘、业缘，并由此扩散出去构成个人商业活动的基本轨迹，是“另一个温州”给人们诠释的温州个体经济发展的基本范式，也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乃至内地许多地区人们简单（或扩大）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中国文化大传统在经济活动中的必然表现。不同的是，温州人把这种范式的功能成功地发挥到极至。。温州人这个群体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品牌，一种文化和一种无形资产。的确，温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发展成一个伸缩性极强的概念，已经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扩展到社会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具体结构则显著地表现在他们的商业活动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文化的运动性是文化的特征，一个文化传统包含许多“形态”，它们各自有预见性。温州文化的传统是儒家精神和商业文明（高效率、节约资源、运用最合理的程序和手段去达到目标、有效提高竞争能力等）的整合，温州人最大限度地追求商业利润，又较好地维护了他们的内聚力，在文化的运动中进行着他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而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社会的运动性要求温州人不断修正他们的商业行为，只有在运动中磨合和适应，才能在运动中获取商机，温州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社会也必定会由于文化传统的调整而发生挑战，因此，当下社会造就了温州人；与此同时，温州人则加快了异地许多社区的变迁过程，也促进了自身变迁——这也许是“另一个温州”想要表达而未及表达的另外一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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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六大企业集团(财团)	日本大企业的成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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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当时支配着日本经济的财阀一个接一个被盟军总司令部（ＧＨＱ）解散。这是因为盟军认为财阀们与军部密切勾结，导致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战后，人们都认为通过这样解散财阀，这些巨大的资本全部都会被毁灭，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财阀体系中，唯有银行不在解散之列。因此，战后随着占领政策的变化，以这些残存的财阀银行为中心，开始是住友，接着三菱、三井等旧财阀又重新集结起来，组成了“社长会”。为与此对抗，芙蓉（旧安田系）、三和、一劝也开始了企业集团的重新集结，形成了今天的六大企业集团。这在当时被看成“财阀的重建”，而鼓噪一时。但是在今天，尽管是同样的商标，内容却有所不同。与战前那种单方面持有股票的“纵向系列”关系不同，现在是相互持股、派遣干部、通过融资银行和客户而结成的独立企业之间的水平的横向系列。现在，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一劝企业集团在日本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政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代表着日本的企业的大部分都加盟了上述的某一个集团，而且每一个成员企业又拥有很多关连企业和子公司，这个企业本身就形成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这六大财团，都各自拥有核心的主力银行和综合商社，并分别由日本主要产业部门的代表性企业组成。其主力银行和综合商社在集团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集团内进行资金融通及集团内部交易，或是组织成员企业参与巨型项目的共同投资等。三井财团：有25家大企业组成，在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核发电、半导体、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等行业拥有优势。经理会称“二木会”。三菱财团：有28家大企业组成，主要以汽车、成套设备、军火、电子、石油化学、飞机、造船、核能等产业为重点，控制着日本的军火工业。经理会称“金曜会”。　住友财团：目前有20家大企业组成，该财团在金属业、金融业以及电气产业方面有较强的实力，经理会称“白水会”。　芙蓉（富士）财团：有29家大企业组成，该财团在日本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等各重要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力。以纺织业起家的丸红商社（MARUBENI）为日本的大型综合商社，经理会称“芙蓉会”。　三和财团：有44家大企业组成。其中日商岩井及日棉居日本九大商社之列。该财团在钢铁制造业、通讯业、液化气、陶瓷、橡胶等行业有较强实力。经理会称“三水会”。　第一劝银财团：有48家大企业组成，在化工纤维、金融、光通讯、计算机、石油开发、食品等方面较有优势。经理会称“三金会”。	日本企业主要通过隶属于某一企业集团而形成与其主办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大企业集团的核心银行一般都是大商业银行。从二战后到高速发展时期，由于日本国民的资金积蓄有限，债券和股票市场并不发达，难以满足大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因此，这种富有日本特色的主办银行制度成为资金融通的主要渠道，对于战后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0年，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和第一劝业银行对本集团企业中东证一部上市企业的融资集中度分别达到64.18％、56.11％、56.48％、41.73％、43.27％、25.07％；在此基础上，主办银行还通过持股和派遣干部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控制与管理。　随着主办银行制度的深入发展，企业集团的垄断程度不断加深，20世纪70年代初，大企业手头流动资金有了剩余，这时，作为大企业的主办银行在本集团贷款基础上开始向其他企业集团及中小企业贷款。除第一劝业银行外，其他5个城市银行对所属大企业的融资度在70年代以后均有下降，但与此同时，向其他系列大企业的融资度却在提高。三菱、三井银行及住友银行对其他系列企业集团融资集中度提高了10％～15％，这样六大银行对六大财团型企业集团出现了交叉贷款，并进而出现了交叉持股及交叉派员。主办银行制度的这一变化，进一步促进了日本企业集团的发展壮大。　产融结合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普遍存在。产融结合的金融组织形式作为金融资本的金融载体在促进经济发展，深化产融结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菱、三井、三和、住友、富士和第一劝业等六大企业集团在日本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六大企业集团中，每个集团都有一家大银行作为核心企业。如：三和银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这六大银行通过资金的借贷和派遣领导成员的方式对集团内其他企业施加影响，控制着同一集团内几乎所有企业的股份。当年的日本，韩国，台湾不是也走过与中国类似的道路吗？日本的金融界在国际上并没有被吃掉，相反发展得很好。日本，韩国，台湾的企业多是私人家族性企业。特别是日本，由于日本的民族性，日本企业更是相互参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谁也摆脱不开的死结。这样的情况不太适合现代的管理要求，但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却非常有效，更能够抵御外来的侵袭。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综合商社，因为它不符合节约和效率的准则。但由于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就有三井商社这样世界最大的综合商社，你看到美国有这样的综合商社吗？日本就有，而且不止一家。再看日本的银行，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是其股东，这样的银行怎么能不发展？怎么能被海外财团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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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综合商社之谜”	日本综合商社的物流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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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综合商社是一种十分奇特的企业组织形式，难以为其他国家所仿效。综合商社并不是专业商社的简单组合，它是日本所特有的经济文化、政治诸因素融为一体的产物。综合商社既不是一种单纯的商业资本，也不是一种完全的产业资本。从历史上看，日本财阀脱胎于封建的商业家族，综合商社的前身又与财阀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经过长期的演变，特别是经过战后初期以美国为主的盟军总部对财阀的整肃，日本垄断资本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今天的综合商社，它一方面插足于国内外的制造业、采矿业和服务业，另一方面又与大银行发生密切的联系，故而使它成为一种以商业活动为核心的多元经营的日本式的跨国公司。它实际上是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一种有机结合。日本综合商社与大银行虽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彼此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的地位。此外，日本的综合商社都分别参加不同的企业集团，每个企业集团都有几家大银行作为核心，但综合商社并不完全听命于大银行，法律也规定银行持有综合商社的股份不得超过商社股本总额的10％，故商社并不受制于大银行。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作为垄断资本的特征之一，其表现形式在日本发生了变化，综合商社以商业资本为基础融合并非紧密的银行资本，不断发展扩大产业资本，加上政府的支持，就使得商社能够不断适应国内外经营环境的剧变，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不断作出有效反应，适时伸缩，适度发展，不断前进。韩国发展综合商社是与其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带动经济增长模式相适应的，在韩国，综合商社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服务，并且也分别加入了企业集团或财团，成为这些集团或财团加强竞争、进行扩张的有力工具。韩国的财团在发展中直接得到政权力量的支持和庇护，其综合商社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中国有个“桔化为枳”的古谚，桔原生淮南，果实甘美，但一旦移植到淮河以北，则变成了枳。枝叶如旧但果味酸苦，不能再作食用。这个谚语给我们提供了不能生搬硬套的教训。世界上的很多事物，都有其自身特殊的生存规律与条件，离开了这些特殊的规律与条件，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组建综合商社亦同样是此道理。韩国发展综合商社虽晚但成功，关键在于政府的严格规范和大力支持。1975年以后，韩国商工部公布了扶植综合商社的一系列政策。企业一旦被指定为综合商社即可享受下列好处：（1）在竞争国际招标的时候优先考虑综合商社；（2）即使综合商社不是实际需要者，也允许其进口主要原材料；（3）进口原材料时，综合商社可以拥有两家以上的认证银行；（4 ）提高综合商社海外分店的外汇持有额度；（5）允许综合商社在一个国家设立几家分店；（6）对综合商社的进出口代理业务减免所得税。	就综合型大商社的物流态势，以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分析。受到产业国际再造或网际网络普及的影响，综合型商社除积极推动事业合作与整合之外，也投资参加便利商店、超市等物流领域，大大地改变整个物流业界的布局。因应企业的物流逐渐导入供应链管理(SCM)，提出一套有效的物流管理系统，于是委外物流业务「Three Party Logistics (3PL；第三部门物流)」乃应运而生。企业必须善用过去物流一直担任业务支持角色，所累积的物流知识，架设出SCM，将3PL物流推向事业化、功能更为强大。而面对全球化的需求，国际物流部门面临考验，如何灵活运用过去贸易业务所累积出来的网络和专门技术，以及利用委外物流的经营模式也备受瞩目。以日本为例，为中国、菲律宾、印尼、东欧等物流网络发展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起一套物流服务体制，增加日本的货物物流进出口机会，也能完整架构出SCM的需求与效率。此外，随着电子商务(EC)市场的发展，日本商社本身也积极是建构EC市场，并强化承包整个物流、货款支付、保险、审查等相关业务。三井物产「E-SOKO」、三井物产与伊藤忠商事的「达康存货网络公司(Dot.com)」、日棉公司的「Cargo-Now」是最典型的EC市场的具体事例。其中以住友商事、三菱商事、三井物产这三家公司为中心所设立的「物流连结日本(LogiLinkJapan)」，包罗求货、求车、求库等信息系统，将货物情报、空的货车、空的仓库情报均搜集至网际网络上，透过搜寻这些情报，提高货车的积载效率及仓库的使用效率。继"罗森"之后,日本的便利店业巨头"7--11"和"全家便利"也将大举进军北京和上海,一场便利店大战已烽烟四起。日本的两大便利店集团----"全家便利"、"7--11"便利店集团已经制定全方位进入中国大陆的计划,竭力追击已在7年前进入中国的"罗森"便利集团。"罗森"便利店在中国的成功,使其它日本的大型便利店集团非常眼红,"全家便利"和"7--11"便利店集团决心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消费市场上分一杯羹。即将拉开帷幕的日本便利店集团在中国的激烈竞争,其背后是日本大型综合商社在"拗手劲"。"罗森"集团的背后活跃着日本三菱商事的身影,而全力支持"全家便利"大举进入上海的则是日本的伊藤忠商事。三井物产不仅斥资力助"7--11"便利集团布局北京,还积极为其出谋划策。日本的便利店行业以「三井-7-11 (SevenEleven」、「三菱-罗森（LAWSON）」、「伊藤忠-FamilyMart」三大阵营互相竞争，而且以同样的组合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大型商社介入便利店大战的目的可谓雄心勃勃。据日本经济学家分析,它们意图在此过程中寻找中国本土的合作伙伴,在中国开设相当数量的食品工厂,建立起庞大的物流网,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日式便利店网的需求。洋便利店所带来的将不仅是竞争,更重要的是,它们将带来先进的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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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民间资本，重塑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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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改造	职业经理队伍	日本财团模式	综合商社经验	抵御经济殖民	民间对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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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主义者的导论 2005年1月18日